第一篇：哲学论文
论世间的善恶
佛曰：生死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题记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真是太不公平啦，坏人总比好人长寿，坏人总比好人过的滋润，坏人总比好人享受拥有的的更多。的确，社会确实是这样。但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人说他自私，他贪污，他损人利己，这就是恶;他助人为乐，他大公无私，他处处为人民着想，这就是善。这些或许是我们人类的观点，但在大自然看来，这些都是生存的技能。其实人也是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存在着弱肉强食，欺凌弱小，大自然里没有善与恶，有的只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或许你们会说，如果这样说的话，世间就没有善恶之分喽。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人类毕竟是人，和其他动物不一样，人有语言，人比其他动物聪明，人们向往着和谐，太平。人们为了遏制那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发生，人们给这种行为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叫做恶。相反，人们为了鼓舞助人为乐的行为，于是就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善。恶者，以自己人中心，处处为自己着想，不管其他人的利益，不能把自己的心和集体融入一起。善者，舍小为大，以大家的利益为中心，把自己全心融入集体。有些人常常这样说某某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真是禽兽不如，万恶不赦。但我要说善恶的评判不应该看手段，只要目的纯正，有时一些做法看似残忍，但可能是逼不得已。
自然界讲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恶者，个体单位发展，不能紧跟时代的发展，就算你有再强的基础，也会被社会淘汰，就像晚期的清政府。善者，紧跟时代步伐，与集体共进退，就算你有很差的基础，你也会再次强盛，就是后来雄起的西欧。
有人说，我打着舍己为人的幌子，表面上我以集体的利益为前提，背地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别人又不知道，他们以为我和他们一条心，表面上我和他们同步，也就是现在讲的虚情假意，这样的话，应该没问题了吧。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你的做法可能一时会糊弄过去，但不可能是一世。做的坏事多啦，你的本性就会自然而然的暴漏出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量变到质变。
有时我在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真的存在。以前看神话电视剧，恶人最后的报应全来自神灵的参与。古人相信天上有神灵，所以提出善恶终有报的观念，但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神仙的不存在，这样是不是说明了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呢。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先人们，虽然他们没有先进的技术，但他们却完成了超时代的理论。古人根据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研究发现，恶人往往最终会落的一败涂地，好人往往会一生平安。他们的理论是经过了历史时间的检验，但他们可能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把一切的原因归功于神灵。我想说的是，其实善恶有报，是真的存在，他不是神灵的原因，而是因为自然发展的规律。即使你很小心的做某事，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他也会被暴漏出来。例如，现在很热的贪污事件被频频报道，为什么他的贪污现在才被发现，当时没有，这可能就是佛曰的时机。他的贪污给自己和他人造就了一系列的变化，随着发展，人们可能就会想为什么在他的管辖下我们的生活比临镇的贫困这么多，而某某官员
比同级官员富裕这么多，跑车，别墅都买上啦。这些的发展就会让人们不由得想到他贪污。种种事件的结合，种种事件的发展，造就了他的恶被暴漏。
与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人说，如果做坏事处处都很小心，总是让别人不察觉，认为这样就可以逃脱把。但这又是错的，我们要相信古人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一句话叫做习惯于自然，你有这个习惯，你就会常常做，那么就不怕你不会暴漏。人无完人，你不可能处处都想的很周到，总有一天，你会失误，最终恶食其果，就像一些贪官污吏被送上砍头台。
善恶终有报不是一句神话，他确实存在。所以我们要相信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篇：哲学论文
2008-2009第二学期
《哲学导论》结课论文
姓名：叶德活
学号：20081302031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生命的意义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臧克家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爱因斯坦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延长着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是否也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有许多时候我们会问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好像永远都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答案，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观点看法。赫伯特说：“在我们了解什么是生命之前，我们已将它消磨了一半。”的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
有的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满足个人的生理需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理的需要只是个人需要的最低层次，我们还有更高的需要去追求实现，因此，生理层次上的满足肯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吗？
那有的人会说，依据需要层次理论来说，那生命的意义就肯定是达到自我实现了。你看，千千万万的人都会说自己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理想与抱负，自己一定要为这个理想、这个信念去拼搏，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了。当自己的目标快要实现时，他们就会说自己的生命怎样怎样有价值。但是，那些人是否真的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呢？我们只要多留意一下新闻，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成功人士，其实其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空虚的，而一些知名人士，甚至是在我们认为其已经达到“自我实现”这个目标了，还会走上自杀的道路。因此，在他们看来，自我实现也不是其生命的最终归属和最终价值、意义。
那有许多人就会说，其实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奉献，在于服务了别人，在于成全别人之美。爱因斯坦就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而我们众所周知的雷锋同志更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践行自己生命的意义。“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里面脍炙人口，被广大读者奉为座右铭的话。这些人共同的观点是因为奉献，他们的生活有了动力，生命有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帮助了别人，他们的生命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还有的人认为，自己生命的意义是在于延续生命和创造生命。萧伯纳也认为“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正如我们的课本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回答会导致一个很奇特的推论”（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章56页）。的确，如果所有人都将生命的意义寄托在下一代，或者说是创造生命这个层面上，那么生命的意义也就会陷入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境地。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创造生命，那么我们创造出来的生命的意义呢？还是体现在他们也创造生命？这显然只是每一样能够繁衍后代的生物都会具有的。所以这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吗？这是不是又回归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的最低层次——生理层次的需要上了呢？
那有些悲观的人就会说了，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每天吃饭、工作、睡觉，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如意，生命还要承受很多很多的压力，我们时时刻刻还要为如何延长生命而烦恼。所以我们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精神是异常空虚的。因此，生命毫无意义，而如果确实要从这里面找到有意义的话，就只能说“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受苦受难”。因此，我们时不时就能听到诸如“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声音。因此我们就常常会听到某某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自杀的消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解脱的最好方法和途径。但是，这些人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其生命不是单一独立存在的，而是牵扯到其他人的。因为他的自杀，可能还会使其他人的生命收到冲击和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其生命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其生命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相对于悲观的人，乐观的人就会说，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旅行，在漫长的宇宙历程中，我们渺小的就像是不存在，我们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所以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来享受这一次的旅行。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乐需及时”的人生态度就涌现了出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把握好自己的生命，做一次快乐、无
悔的人生旅行，是生命的最大意义。张闻天说：“人生要有意义只有发扬生命，快乐就是发扬生命的最好方法。”所以，这些人从来不会为自己明天是否会离开这个世界担心，他们担心的只是当他们的生命没有结束前，自己会不会就不能享受了。所以，乐观的人他们不会去自杀，但是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只有享受，那么其生命也不会见的就那么有价值了。
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整个人类的生命，宛如一道壮阔的洪流，从不可知的过去，汹涌的冲向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每人都只是这种洪流中的一粒水滴，一个泡沫。”还有一个更经典的说法：“生命的意义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于不断的追求与失败。”他们就认为生命的意义其实是不可知的，我们生命活动的极度，完全为自然律所支配，唯一能做的只是把握好现在，去探索未来，在以后的经历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因此，延续上面的观点，既然生活是未知的，那么就又有人提出了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学习。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他们就觉得：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的了解未来，延续生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他有个非常出名的论题：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人生命最重要的莫过于学习，通过学习认识自己。所以苏格拉底还有另外的一个观点：知识即美德。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通过学习来不断提高自己，所有美德都是知识的体现。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命题，即“我思故我在。”从这个角度看，笛卡尔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怀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存在的，而对待其他所有的东西也是经过自己的怀疑之后才确定，这个东西是否存在。所以，笛卡尔典型的对待生命意义的思考，就是觉得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怀疑，因为他觉得生命给了他怀疑的基础，而他的怀疑又体现了其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之间或许联系紧密，或者可以说毫无联系。生命的意义问题，并不是一个我或者某一个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命题。我们都说生命是多姿多彩的，我们的生活、经历也绝对有很多的不同，也绝对不能找到什么解释生命意义是什么的答案。
在我看来，“意义”一词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东西。可能我们认为很有意义的事在其他人看来就是一件超无聊的、不值一提的小事。所以，要评价一件事件有
什么意义，那绝对是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一样。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赞同的一点就是：作为生命，其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就是因为有了生命，我们才能接着谈进一步的问题。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对人来说，生命是一切宝物中最高的东西。”
那最后就谈一下，我对生命意义的一小点看法。首先，就生命本身来说，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有长生不死的人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短暂而且仅有一次的生命。
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像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的痕迹，我们要赋予其什么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因为生命属于自己。我赞同一些人的观点，如英国的一句谚语“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我们如能正确地运用它，一次足矣”。还有鲁迅的“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从自己出发，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人生没有或者没有那么太多的遗憾，做到“不枉此生”，我们的生命也就有了可能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义了。
参考书籍：
1、《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王永译版）
2、《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汤侠声译版）
第三篇：哲学论文
品中国哲学，建完美人生
班级13年春学号：***81姓名：王彩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课，所以内容简单扼要。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的英文版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记录的英文书籍。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大了重大的作用。
我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希望自己能从中拾到一点做人处世的哲学，以改变自己充实自我。
所谓读史能够明智，看一件事物需要了解它形成发展演绎的整个过程，方能对其现状理解的更为透彻。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一定与古代中国思想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制度的改良与革命，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坚船利炮促成两个文明碰撞所致的一次次的思潮，也无一不见证了中国人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由传统的向现代的更为开放的观念转变。总有个挥之不去的困惑萦绕在脑海里：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在唐朝时候如此强大，综合国力在当时属世界前列；而到了明清，国家却一步步走向没落，政府的集权暴政和愚昧无知随着文字狱的兴起、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强到达了极致。而与此同时，西方为什么能够促成社会的工业革命，科技振兴。等待中国的，却只是被欺负和被妥协。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大体上对中国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原本的一些困惑也逐渐有了答案。任何事物都有个起源，中国人的思想也不例外。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与古希腊海洋环境不同，中国陆地面积大而且多山，地理上便有着封闭的特点。希腊人漫游列岛，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不能从事海洋活动的中国人便依附在土地上进行辛勤的耕作劳动。所以农业历来都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历代的统治者采取的都是重农轻商的政策，他们坚信，人可以不做生意，但不能没有饭吃。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便得以长期的发展，并成了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可以说，儒家的整套伦理是家族制的一个理论升华。儒家的伦理很强调人们各自的位置，君臣父子，每个人都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从积极层面上讲，用伦理去规范人的行为可以避免由无序引起的社会混乱，强调人在各自的角色中做好份内该做的事情，对当今社会仍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消极的说，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从而才会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发展成为后来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服从。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走不出盛衰怪圈的最根本的原因——平等制约的缺失。
冯先生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就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其最理想的高度就是“天地境界”。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冯友兰先生的建议：“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那么，一个人“哲学化”的开端，就是先要了解一下中国哲学发展史，感受一下中国哲学思想的博大与厚重，再选其精华为自己所用，这样就可以为“大道普传”时代的到来“人人高度哲学化”打下基础，保证自己不落伍，让自己紧跟时代潮流，成为骄傲的“弄潮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参考文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第四篇：教育哲学论文
研究生课程论文
课 程 名 称： 教育哲学 课程论文题目： 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比较 姓 名： 杨哲 学 号： 2013300254 所 在 学 院： 教育科学学院 专 业： 课程与教学论
2014年06月14日
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比较
杨哲
摘要:陶行知和杜威作为教育家都是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来研究教育现象的。虽然两人都倡导生活教育，但是，同一词语包含着迥然不同的内容。至多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就在于两者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根本不同的。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体，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的实践的教育论;杜威的教育哲学是以个人生活为主体，以主观经验为基础的唯心的经验的教育论。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关键在于普及教育。而教育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理论，所肩负的批判与创新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杜威；陶行知；教育哲学；批判；创新
一、教育哲学的功能和任务
1.教育哲学的功能
教育哲学的功能在于它是联接哲学和教育的中介，是传递哲学对教育指导作用的中间环节。哲学对教育的指导表现在任何时代、不同派别的哲学思想都是首先具体化为相应的教育观和教育研究方法，尔后才能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发生直接的影响。教育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理论，这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只有真正理解这一思想，才能更好的发挥这一学科的作用，以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2.教育哲学的任务
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作为应用哲学，它的发展同样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派别的斗争。从康德、赫尔巴特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的本质，即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等，曾作过许多精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以机器为技术基础的大工业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要素，预示了工厂制度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并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教育前景。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诞生。但目前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系统研究还很不够。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正确地阐明教育的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是当前教育哲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 要任务。在世纪之交，教育哲学所肩负的任务是重大的，它要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哲学的高度给以理论上的阐明;它要对教育史上和当前教育实践中存有争论的重大问题，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它要根据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技术革命的要求，对教育中提出的新课题做出科学的预测和设计等等。特别是我国教育正面临着国际教改大潮对21世纪教育模式的选择，面临着我国的的教育改革—由升学教育模式向素质教育模式转轨的历史时代，我国教育哲学将迎接从国际到国内教育大变革的严重挑战，必须对教育从理论到方法做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回答。显然，当前教育哲学的重建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与它所肩负的任务相距甚远。这一现状迫切需要更多的同志投入这一学科的建设与研究，特别呼唤哲学理论工作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实现哲学与教育的联盟，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尽快地使国内的教学和科研与国际这一学科的发展相沟通，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
二、对陶行知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
陶行知与杜威都是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去研究教育现象的，两人都倡导生活教育，但是，同一词语却包含着迥然不同的内容，陶行知就学于杜威，又不同于杜威。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社会生活为主体，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的实践的教育论;后者是以个人生活为主体，以主观经验为基础的唯心的经验的教育论。下面我们就从教育的起源、内容、和目的三个方面具体分析陶行知和杜威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哲学思想。
1、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比较
陶行知在研究教育史关于教育起源的基础上，特别是他的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揭示出教育源于生活的原理。他说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的，生活是教育的最根本的基础。所谓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的，是指教育是生活所固有的，它与生活“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有了人类及其生活，必然要求产生
教育，教育是和人类及其生活同时出现的;教育产生于人类生活的客观需要，教育是在人类祖先为了生存，在向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必然的客观的产物。
杜威关于教育起源的观点与陶行知是根本不同的。杜威反对教育史上的教育心理起源论，主张生物起源论，他认为“教育是根据于自然的兼赋”，教育起源于个体本能能力发展的需要，和个体生活适应之需要。所谓教育起源于个体本能能力发展的需要，是指教育是为了满足儿童个体的各种先天的本能的能力的生长与发展的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教育就是适应这些天生的本性的“自然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教育即自然发展。” 陶行知和杜威两种不同的教育起源论，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陶行知关于教育是“生活所原有”是“与生俱来”的是起源于生活和生活主体的人的教化之需要的观点，在教育起源问题上他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立场。而杜威关于教育起源于个体本能能力的生长、发展和个体适应生活之需要的“生活”是指的生物学上的个体适应环境的“适应性生活”，它既是指的个体的生活，又是指的消极适应性生活，它与陶行知的社会的、积极能动的生活实践是根本不同的他把个体的人及其生活生物学化、抽象化了起来，用一种脱离人类生活实践的观点，孤立地去看待教育的起源，否认教育的客观来源。杜威的教育起源论，实际上是生物起源论的翻版，最终走上了先验论。
2、关于教育内容的比较
陶行知不仅揭示了教育起源的客观基础，同时又指出教育的内容取决于客观的现实生活，指出教育是“生活所自营”的，必须“用生活来教育”。陶行知激烈地抨击以文字、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弊端，主张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陶行知认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为了“用生活来教育”，陶行知在组织方面便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的社会生活教育的主张。这一思想，揭示了教育的科学内容，奠定了它的客观基础，从而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教育的弊端。
杜威是教育史上第一个反对以文字、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并且提出了以儿童的活动与经验为中心的“童心的转移”的主张。他同样批评传统教育“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法的划一。
那么陶行知与杜威都反对传统教育的以文字、书本为中心的弊病，二者有没有区别呢?笔者认为，“教育生活化”与“用生活来教育”是杜威和陶行知在教育内容上的根本区别。“教育生活化”的“生活”是指的儿童个体生活为基础，是指的儿童个体的思想、冲动、兴趣、习惯等等先天的本能的生长、发展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脱离社会的，是日常的家庭生活，是儿童的游戏、讲故事、观察、手工活动的生活，一句话，是儿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是对儿童当前有利的生活，是儿童适应环境的适应性的生活。
由上所述可见，杜威以个体的生活与经验为教育的中心内容，所以杜威把游戏、讲故事、观察、手工活动定为学校的四门基础课。杜威关于以儿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与经验的教育内容的观点，是他的主观经验论哲学在教育上的表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教育主张，它明显地同陶行知的“用生活来教育”的主张具有本质的区别。陶行知虽然十分重视“用生活来教育”，在生活中进行教育，但是对书本知识、文化遗产并不抱虚无主义态度，他不是读书取消论者。他不仅指出书本知识、文化遗产不能不学，并且还以科学的态度阐述了如何正确地认识与对待书本知识、文化遗产。而杜威对于书本知识、文化遗产则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从根本上否认学习书本知识、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他说，传统教育用以学习的教材只是和过去的事实和观念密切联系，对应付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却很少有好处。杜威只重视直接经验，极力倡导并推行“做中学”。杜威对待书本知识、文化遗产的态度，表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鲜明特点。
3、关于教育目的问题的比较
在教育目的的问题上，陶行知反对传统教育为教育而教育的超然教育和升官教育，提出了“促进自觉性之启发，创造力之培养，教育之普及，生活之提高”的生活教育目的。他的教育目的论，把为个人与社会，为培养人才与促进社会之改造，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为个人是为了社会，为社会也就是为了个人，培养人才一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了社会可以更好地培养人才，从而纠正了传统教育目的论的片面性。
杜威在教育目的问题上是以“无目的论”的姿态出现的。所谓“无目的论”是指在教育之外无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教育过程与目的是一回事。杜威的教育目的论与他的哲学目的观是分不开的。杜威对目的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唯意志论的目的观，又人合目的性的目的观。这是与他哲学上的主观经验论和生物学上的庸俗进化论，以及心理学上的机能主义一脉相承的。杜威认为“所谓目的，就是我们在特定情境下有所行动，能够预见不同行动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并利用预料的事情指导观察和实验”。他认为目的来源于主观经验，目的是依据“自己的经验自由发展而来的。” 由于杜威把人的目的性与有机体的合目的性，与一切自然趋势与自然混同起来，以及把任何过程的结果与目的混同起来，因而认为教育过程与目的是一回事，并得出教育本身就是目的，教育之外无目的的结论。教育“无目的论”意味着否认教育活动的主体能动性，否认教育改造人，改造世界的意义，这正是杜威把人的目的性与动物的合目的性混淆的结果。
4、对陶行知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思考
历史的检验是最公正的。杜威在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育家，是他直接大胆地揭露了传统教育的两大弊端:教育与生活相分离;教育不注意研究儿童的自然秉斌，不尊重儿童，忽视儿童个性的发展。是他指出了传统教育以课堂、书本、教师为中心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并作了许多论证与实验，力图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作了不少改革的尝试，在教育思想上作了些新的探索;在心理上研究的历程中，成为机能主义的里程碑。杜威在哲学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教育学领域中，是大力宣传、实验、推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而且时间最长，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应该承认在教育方面，杜威有不少可供我们研究、借鉴的思想资料和实验材料。杜威曾经说过:哲学是教育学的一般理论，教育学是哲学的实验室。他毕生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杜威关于哲学与教育学联盟的思想与实践，是对后人的良好启迪。但是，他的悲剧也在这里，由于唯心经验的哲学思想的驱使，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由强调教育与生活结合出发，而走上自己的反面，违背了他的初衷，形成了一个富有鲜明特色的唯心经验论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是我国教育界公认的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家，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驱。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对中国当代教育改革也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意义。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开辟了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教育道路。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谈素质教育、提创新教育，似乎这是一种改革、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其实，早在上个世纪，陶行知便将这些教育思想、教育方法融入了他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今天说:要因材施教，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水平、能力和特长给予不同的教育方法，陶行知称之为“活的教育”;我们说教育学生不能司机、死记硬背，要冲出“应试教育”的牢笼，让学生在动手动脑之后，自主地学习，陶行知称之为“行是知之始”;我们说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学生之间开展互相帮助的活动，陶行知称他们为“小先生”。陶行知几十年前就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铺好了基石，并为我们准备了一整套创新教育、素质教育的理论。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对旧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深刻变革，它的实践开辟了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教育道路。毫无疑问，在批判旧教育、创造生活教育思想体系的过程中，陶行知批判地继承了杜威教育理论中合理因素，改造和发展了杜威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摧毁传统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对中国当代教育改革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三、新世纪教育哲学的使命
马卡连柯曾经这样说过:“一般的说来，教育学是最辨证，最灵活的一种科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种科学。”教育学既是如此，作为教育理论基础的教育哲学更是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各种教育理论纷呈，教育改革的风烟亦呈燎原之势，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哲学如何定位，成为时代赋予教育哲学家的新课题。正因如此，当今中国教育哲学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至少有二点:对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两个领域的批判与创新。
1、教育实践的批判与创新 当前的教育改革实践，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核心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又因为应试教育而引起的。针对“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人们倡导“素质教育”。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另一类“浮躁”的现象。似乎选修课程越多越好，忘记了自己的内在的育人根本，而被众多外在的目的所迷惑。并且，教育哲学在批判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造，有所创新。这就需要教育哲学在批判地审视、合理地解释教育实践的同时，提高实际教育工作者的理性认识能力，指出教育实践可能发展地方向，并对每一种发展作出解释。当前，教育实践之所以出现偏差或步入误区，其原因或许在于教育实践工作者花在应付政策上的时间与精力太多，而接受教育哲学的宏观指导又太少，或许也在于教育实际工作者缺乏在教育理念上的认同。教育哲学家应当帮助教育实际工作者建立起自己的教育哲学观念，这是深化教育改革并使其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
2、教育理论的批判与创新
教育哲学的理论批判功能，是指教育哲学在实践批判的基础上，对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各种优秀的理论见识的扬弃以及对各种错误的教育理论思想进行历史地、科学地批判。从根本上讲，教育哲学是面向未来的，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是批判与创新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严格来讲，教育哲学的批判与创新，除教育实践的批判与创新、教育理论的批判与创新外，还涉及教育哲学家自身的批判与创新，因而教育哲学的发展还与教育哲学家自身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是教育哲学与其研究主体的统一。教育哲学的发展，有待于一代又一代教育哲学家的不懈努力。而对教育哲学家来说，既需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意识与勇气，又需要有参与教育实践的意识，有敏锐地关注教育改革热点问题的能力，更需要富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2王玉裸:《追寻价值—重读杜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5]赵修义、邵瑞欣:《教育与现代西方思潮》，中国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金生兹:《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7]夏正江:《教育理论哲学基础的反思—关于“人”的问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8]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河南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9]《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10]周洪宇:《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1]钟启泉、吴国平:《革新中国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12]《陶行知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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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马克思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
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
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
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
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
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
——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
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
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
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
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
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
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
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
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
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一）工程目标；
（二）目标效益；
（三）可行性研究；
（四）施工方案。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
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
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
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
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
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
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 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
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
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
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
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
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
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被操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在常规工程或仿造性工程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程客体已被成功的操作过了。但在马克思的工程思考中，要有意识地
改变社会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更迭政权人事，这还没有人做过。所以，人类社会被操作以改变其性质的可行性，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而 且是前无古人的新课题。
尽管可行性问题已经缩小到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但由于作为工程实践客体的人类社会，不仅广泛复杂而难于把握，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
展着的活机体，并不能像一台机器或汽车可以使它停止运转然后进行改造重装；对于社会只能在它的运动中进行改变。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
性问题，就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以把握操纵要点，还要研究它的动态发展趋势以便因势利导。动态结构研究和动态趋势研究在研究
思路和考察范围上并不相同，难于结合在一个课题中进行研究。这样，客体被操作可行性在研究课题上还要再分解。
对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要求对一切社会作结构原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剖析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掌握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试想，社会这个人类全部现存的总称，空间上东南西北，四散广延，结构上虚虚实实，方方面面，如此庞大复杂的对象，若不找到它的定性的关键部
位，改造的实践如何下手呢？汽车轮船很大，它的操纵室却是很小的；牛马体大力大，穿上牛鼻子、络住马嘴却能让它们乖乖听话。这是人类
控制庞大对象时通用的方法。然而，决定社会性质命运的这个“穴位”在那里呢？社会的“牛鼻子”在那里呢？这是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生成结
构作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确定的。只有认准了社会结构的要点，抓住要点实行变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而功倍。抓住了要点，社会变
革的目标才能集中、明确、具体化，才能把庞大的目标转化为可以计划、可以操作的具体事务。所以，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课题，可以表
述为：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对社会客体的动态趋势研究，并不需要研究历史，只要研究现实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工程要改变的只是现实社会。这需要
对现实社会状态有切实的考察。如果通过对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找到了变革社会的要点，那么对现存社会发展趋势的探讨，考察的目标也就可
以相应集中为：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这是必须确定的问题。假如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是不断发展的，那就不可改变；或者欲加改变的社会
目标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就不可能彻底根除，那么改变社会的实践就是徒劳。只有社会目标必然或可能的发展趋向与工程实践 的取向一致，改造社会的工程才是可行的。
如果社会可被操作，而现存社会可能变质甚至必然变质，那么，客体被操作的可行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想工程思考范围
结构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变革的行动方案问题。
至于这个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亦即主体操作可行性问题，则要视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有无可顾虑的问题，才能决定是否还有需要研究的可
行性课题。
到此为止，我们结合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情况，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半方面——工程效益、工程目标、施工方案、可行性研
究中的客体被操作可行性——落实到研究课题中去了。我们因此共得到四个研究课题。范围结构中剩下的那半个方面——可行性研究的主体运
作可行性，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悬臵的问题暂列于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改变世界工程必须研究的课题系统：
（一）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
（二）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三）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
（四）变革社会行动方案问题；
（五）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
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研究的课题是否必有或只有这些问题？只要站在工程实践和思考必然要求的立场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这些问题对这项工程思考是充分而必要的，是任何人面临同样任务都必须思考、不可回避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客观
必然依据。我们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文字材料，而是从工程思考的必然要求出发，从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任务出发，得出这个工
程思想问题系统的。马克思曾否明确提出过这些问题，这并不重要；我们只看他是否实际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何，只能用这个问题系或工程思考的要求去衡量，而不能轻信任何权威的判断，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科学自信。
四、解决问题的各门学说
当我们用上面探讨出来的工程研究问题系统来征求马克思思想的答案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四门已被广泛研究的学说，正好分别具有
解决上述问题系中前四个问题的功能。它们是： 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现存社会的要点趋势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如此排列的这份问题与学说清单，可能会激起成堆的疑问：右列各门学说能够分别解决左列各项问题吗？各门学说正是为解决各自相对的问题
而创立的吗？“人道主义社会学说”这种提法有根据、能成立吗？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整体思想中来莫非要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五个问题
——四门学说，莫非暗示马克思思想作为工程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如何看待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划分？这种“四分整体观”
臵辩证唯物主义于何地？„„？
全面澄清这些疑问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任务，愿诸公把上面这份清单权当假说存疑待证。本文下面主要说明笔者所理解的各门学说的核心结论，以显示它们解决各自相对课题的功能。至于这些核心结论如何展开为各门学说，或各门学说通过怎样的论证过程而达到各自的核心结论，以
及各种理解上的疑问，则待另文详明。
（一）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工程思想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理论。人道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第一次以文字宣示他主张共产主义
社会时，就说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共产主义是理
想社会的制度名称，人道主义则是其价值所在。社会制度是工程实践的目标，社会价值就是目标的效益。
关于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联，这里引证1844年手稿里的话是否足资立论？笔者不能认同流行至今的“青年马克思”概念，把1844年手稿视
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著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当作马克思成熟的标志。即使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研究过程
也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非突发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4]。如果保留工程思想体系的假说，那么，进入
工程整体思维的马克思，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地位更无可怀疑。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由马克思的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构成。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异于动物的各种能力。这各种能力（即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也就是人实现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动。人对于
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普遍愿望，就是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这些看法构成马克思的人本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被压抑，他作为人的能力被出卖，由别人控制强制运用，在这种不平等中人所丧失的是他作人的根本——人的能
力、人的类特性，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极不人道的。把人从这种普遍的不人道境地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类特性，使他们自由地
有意识地实现和发展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能力，亦即使人成为人。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观。
这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这种人道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障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认为造成
人的非人道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倡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以保障其人道原则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观。
马克思的社会观以人道观为依据，人道观以其人本观为根据。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这构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基本框架。
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总体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既不在于用以解释历史、社会，又不能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马克思生前一再批判那些以人道、人性、道德改良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社会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主张思想革命、道德改良的社会革命家都不过是空想家。有些空想家也有现实实践热情而不象艺术家那样耽于幻想；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只开花不结果。那个徒有实践热情却无科学实践思维的唐·吉轲德，因此被马克思当作这类人物的代表而反复嘲笑；马克思斗争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唐·吉轲德。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他为共产主义设定的价值，是工程目标的效益所在，是工程的目的。因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由。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长期拒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造成了十分荒谬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长期丢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当然，建设共产主义总得
有理由；不过，后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理由就不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由了。
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归宿，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必然性是不能代替合理性以解释实践动机的。因为我们 并不能欢迎一切必然的东西：我们并不因为人必然要死就为死而奋斗。人们对目标的态度，不在乎它是必然还是偶然，只考虑它对我们有益还
是有害。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只说明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并不显示它的优越而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优越性是由它提供的社会效益决
定的。
我们曾听到一种颇动人心的说法，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这倒是说的社会效益。不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
效益马克思并不曾着重强调，也没有论证共产主义满足这种分配原则的必然条件。我疑心这是后人许诺给穷汉和懒汉的一块奶油面包。因为对
物质的拥有和贪欲，这恰是马克思一贯鄙视的人生态度。冲着“按需分配”而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比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高尚不到哪里去。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理由，那不是最高的理由。马克思主张解放无产阶级，那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5]。
意在解放全人类的工程目标即共产主义，其效益理论是应该撇开阶级性而以人的“类特性”立论的。普天之下人共其乐，这才是足以号召天下 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为实现人道社会理想而设定的过渡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工程的改造对象，处
在实现人道主义道路的起点上。因此，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统一性和接近性，资本主义同它的对立性和疏远性，这在马克思看来都是
显然的道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冷淡，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之充满热情，这可能出于同一种认识原因：以为马克思人
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同一或可以混同于一的。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误解！笔者愿另文加以澄清。
（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研究动机、过程和内容，笔者已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一文中粗陈拙见[16]。这门学说能否解决工程问题
系统中的“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呢？这里只须从马克思对这门学说的经典性说明文字中摘引几句话便可明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 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 的总和够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这些话正是
在揭示社会生成结构的同时，又揭示社会结构的根基，也就是社会变革的要点，或者也无妨谓之社会的“牛鼻子”。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历史发展机制理论，三是历史分期理论。
社会的结构原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分析与建构。如从施政角度看，可以把行政社区、部门或群体组织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行政首
脑统帅的社群层级组织。再如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可以把各类传播渠道和传媒中心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这些渠道和中心组成的网
络组织。还可作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这些类别的社会结构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操作要领，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却是
为着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种特定的实践目的，只有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特定性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得出社会的生成性结构，或者说
社会发生学结构，才能满足目的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人们吃喝住穿需要物质→获得生活
资料必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必然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生产关系产生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产生特定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生成性社会结
构中，便极容易看出决定整个社会特定性质的初始因素——生产关系。显示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目的所在，抓住了这个根本因素，改变社会性质的工作就有了切实集中的目标，就可把理想愿望落实为实行方案。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社会观基础上的。历史衍变的机制，是整个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由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来决定的。唯物史正是社会结构性质的生成衍化史。这个学说中历史规律的叙述原本不是目的，唯
物主义历史学说建立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我们从工程问题系统的要求来看，有了上述社会观，已能回答“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这个问题了。那唯物社会观为什么还要发展为唯物历史 观呢？历史的叙述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以史实来证明社会结构的科学性，用人类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样做也
是不同于哲学认识的实践认识方式的特别要求。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认识要求认识结果必经实践检验。可是社会变革规律这种认识结论，不
可能通过现实实践来验证，只好用已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践来验证。第二，历史叙述同时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说
明一种特定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从而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昭示，对现存社会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唯物主义历史
学说中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引入，正是适应这种论证要求的结果。
历史叙述的这两种功能的第一种，实际是为社会观功能服务的，即是证实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的，也就是解决社会变革的“可操作性”问
题。历史叙述的第二种功能或目的，则超出了可操作性问题，进入了变革可能性问题。让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兼具这两种功能，马克思似乎想通
过它，指着现存社会告诉人们说：这头牛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喏，牛鼻子就在这儿„„。
正由于从动机到理论功能所贯注的这种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当年竭力要将该学说宣传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中去。星移斗转，这一具有强烈
实践性的学说，今天早已作为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悠然踱进了学者们的书斋，在历史的思考中载沉载浮。唯物主
义历史学说诚然能够解释历史，但马克思著述当年是极不满于只是解释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
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8]“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拂去薄薄的历史尘
埃，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实践锋芒显然可辨，它当年可是象作战地图一样，高挂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帅府会议厅里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是解决“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
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9]那是一种怎样的规律呢？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恰当”的评论说，马克思“这种研 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这可说明，马克思 的经济学说从目的到内容，都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命运。;
在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马克思虽然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但这只是一般的历史趋势，还不足以说明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必然性，所以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具体研究。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既已揭示社会根源于经济关系，马克思就把考察资
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聚光灯，对准了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角——资本。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命运，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以分析精神与现实之关系以及现实之发展的辩证法，移植过来分析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和资本之发展问题（所
谓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方法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说）。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通过剥削活劳动而发展自己。但资本
实现自己的发展却又须依赖劳动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广大消费市场。每个资本家加重剥削自己的工人，却希望并依赖别的工人多买自己的产品
。资本就在与劳动对立又依存这种自身矛盾中奔向其极限——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的突然爆发出来，日
益严重的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1]这就是现存社会要点亦即根基的必然趋势。
上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前期思路。在继续研究过程中，他的辨证思路遇到了困难。今天我们看到的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
二、三卷，对资本命运的限制，不是来自他与劳动的对立和依存关系，而是来自资本本身的社会盲目性，以及资本自身发展导致的其有机构成提高。
资本的社会盲目性造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流通障碍而使社会生产停滞。这是第二卷的主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增加了成本，导致社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失去运转的动力，其保值增值的前途可忧。这是第三卷前三篇的主题。
至于第三卷后面的内容则是一个“补论”，说明其他类别资本由于依存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与工业资本的命运相连。《资本论》
二、三卷由于脱离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矛盾的辩证关系，所以虽然揭示了资本的危机，但无法达到辩证法规定的“否定之否定”即资本被扬弃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后来的事。当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与劳动落入辩证法规定的对立矛盾关系之中，资本否定了劳动，是无法逃脱被再否定的命运的。[22]这正是工程问题系
统中“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答案。
（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的对应性十分明了，这无需多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以其确定的价值系统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即理想社会形式，从而确定了变革
社会的必要性和目标；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指示了变革社会的要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则证明现存社会的根基日趋穷途，不变革是不行的。于是，社会变革的理由和根据都齐备了。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至，是对劳动的否定。它在与劳动的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的自我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资本要复归于劳动才能获得新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如何摆脱私人贪欲的羁绊，弃暗投明，站到社会需要的立场上来，回到它的创造主——劳动者的怀抱中来呢？马克思将这个过渡环节诉诸人力完成。于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手段纳入了他的改变世界的工程思想系统。他为唤醒无产阶级所作的论述，他投身社会革命实践所制定各种文件，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奠定了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变革社会性质的行动方案，它本身是不是可行的？马克思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可行性问题。至于马克思的工程系统思考中该不该有“行动方案可行性”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虽然这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四门学说具有回答工程思考系统问题的功能。我承认，马克思进入系统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工程思考结构意识，他的进入方式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因素所驱使。但实践思维的必然性潜在地规定着他的思考，规定着他的思考去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我们只有从工程论证功能出发，才能掌握他各门学说的灵魂和思路，才能理解贯通他的各门学说，才能评判他各门学说的结论和
价值。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这决不是他的思想的潜在功能，而是明显的直接功能。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别种动机和结构，能如此全面的解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生与联系。
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目标的完整的工程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这个工程思想体系总体的主题名称。
罗素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时曾经抱怨，说“他很难归类”[24]。这话确实不错。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却不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选定自己的课题，这先就让思想史家迷失了考察的线索。进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不按思想家们惯用的各种序列结构来安排，谁料到他的思考会从哲学思想的天
宫下凡到工程实践的工地上，去接受工程实践思考的必然逻辑呢？小打小敲的工程，自古以来不曾劳动思想家的大驾，又谁想到要实现上帝的
目标，把整个人世变为工地呢？他这一番经天纬地的思考，给思想王国送去一座飞来峰，给人间工程师们树立了一个永难超越的界限！
五、思想学说的表述系统
当我们用上面所叙的整体思想框架征诸马克思的原著时，无论是在篇目内容的系统化上，还是在时间的分段上，迷惑依然大量存在。然而，这
里的迷惑不是思想结构方面造成的，而是表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而分析马克思的表述系统，才能将我们的理解贯通。
思想理论的思考、研究与对它的表述，也许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但在马克思这里却被区别对待。他强调“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25]如果说在理论本身范围内需要这样，那么，当理论来到实践领域，叙述者就更会身不由己了。
马克思的超常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独自完成了改变世界这么一项伟大工程的系统思考，而且更在于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了现实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事业，而且后一种事业更为不易。理论制作只是在思考中完成，而思想的现实化却要到现实中去征服和占领。
即使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也并不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空地，而是荆棘草莱丛生的待垦之域。所以书房和社会舞台是马克思一生两个基本的工作场境。在不同的场境中工作，思维所接受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书房里搞理论研究，思维只接受理论制作目标的主导，著述追求的是逻辑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在社会舞台。他要面对各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这里，其任务不是制作理论，而是宣传理论或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对象和具体事务成为理论引入和应用的取舍尺度。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两个部分重迭的理论表述系统。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论主导系统和实践主导系统。
理论主导系统的主干著作，由前期的三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后期的《资本论》
构成。这四部著作之间以结论和课题相衔接，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26]，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7]马克思于是就从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流行观念即黑格尔法哲学入手，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颠倒过来，论定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根据异化论原理[28]，市民社会产生了支配和制约自己的国家，这必是社会内部有问题。于是1844年巴黎的经济学研究解剖了市民社会的内部
结构，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关系：工人的劳动产生出资本这样一种支配劳动的敌对力量。
以上两部著作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共同胎场，而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还是资
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胚胎。
《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上两部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总结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发
现与黑格尔思想笼罩下的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见解是对立的。将自己的思想发现放到这种对立环境中加以叙述，这是理论主导下杂入的实践动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基础决定性原理作一般叙述，《资本论》则是对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命运作专门的探讨。《资本论》的课题、论旨和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在远离实证材料的思辩中作了初步的思考。这种思辩的结论，实际上奠定了作者1846年投身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心。1848年面对整个旧世界气概豪迈的《共产党宣言》，其的信心来源正在于此。《资本论》是
这个思辩结构深入现实社会，与大量实证材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见出，这四部著作的理论联系和连续性。理论主导系统中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只是这四部著作中
个别理论方面的准备性研究。
马克思著述中的实践主导系统，是他投身革命实践适应实践需要的产物。马克思在大体完成了改变世界工程的系统思考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向
世界公布，就带着满腹经纶匆匆踏上现实化的征途。思想一投身时代的急流，就使得它在借文字显露自己时，染上了满纸的社会风云。工程思
想在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情境化即兴之作中，化身为一篇理论大散文——形散，然而神并不散。
马克思几十年间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历情境万千。然而其中亦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思想斗争，其主要情境对象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社会
主义思潮各派别、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等类人物的思想观点、主张；另一类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其内容、对
象为内部组织事务和外部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事件。在前一类斗争中产生了大批正面宣传和反面批判著作，其实质都是要用工程系统思想 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领域。这一类著作对于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宣传作用，而不在于建设作用。相对于
马克思已完成的思考来说，这类著作的建设性理论内容不多。
第二类斗争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直接与改变世界工程目标相联系的实践行为。在这类斗争中产生的著述内容，包含着无产阶级队伍 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阶段性目标、斗争方向、策略原则。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内容。这个系列著作的首要篇目，当推
《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开工文告，是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公开战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纲
领。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最终目的、阶段目标、对现实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以及斗争的基本手段，宣示得理直气壮而斩钉截铁。由于实
践因素的主导，这个系列的具体著作之间结成一种散文性联系，因而，它们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待系统化的丰富材料。
对马克思著述系统的这种分类，包括前面对整体理论结构的厘分，都是以它们的功能区别为依据的。由于这些功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并不互
相排斥，所以被我们析分开来的内容，在实际著述中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会给原著的阐释和分类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但这种麻烦和
困难已属于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不是认识上对内容的分类原则问题了。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作为这一历史运动之灵魂的思想，却仍在世界各地百家争传。然而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传播，却绝非其当年的功能在行世。以解构或重构马克思自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过是从马克思的遗物中撕块布片作旗臶。笔者坚信，只有从
工程思想的角度，才能理清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有明确工程实践思维规律，才能获得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只有从社会实践思路
上超越马克思，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去影响时代的社会实践。钻进文本世界建立一个小圈子窃窃私语，必然被社会历史所抛弃。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4页。
[2]、[8]、[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4，82~83页。[3] 马、恩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可视为改变世界工作的第一个组织行动。
[5]、[2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3，336页。
[6]、[7]、[19]、[20]、[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5，11，23，23页。
[9] 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0] 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对世界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这都表明他对实践思维具有一定的自觉性。
[12]、[13]、[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58，84页。
[14]、[16]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4期。
[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22]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3页。[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28] 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中“
三、费尔巴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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