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

第一篇：《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

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毛主席有一句经典的话始终萦绕在我耳边：“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也许就是我现在对这本书的最大印象吧。——写在前面的话

一开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抱着单纯的了解历史的态度去看。而且，我也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的先知”读这段历史，搞不好就会很无趣，但是，因为书中所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关于国民党——这个在我（或者大多数中国人）眼中一个（当年）十分强大的、与中共一争天下的对手的许多事迹，并从以前一个我不曾有过的角度：从描写国民党自身的原因（而不是一直以来大部分电视剧中所讲的中共有多么无敌的情形）来向我们进一步的阐明国民党为什么会走向灭亡。书的副标题也如是说：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首先是从1924年国民党改组作为切入点开始向我们讲述的：在这次改组上，国民党下定决心向苏共学习，并请“苏共”派专家鲍罗延并让他作为政治建设的顾问。在苏共的协助下，国民党分别进行了对于党章、组织形式的改组。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一开始之所以会看中苏共的组织形式，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苏共良好的党政制度，而是苏共的“赤军”制度。在经历了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悲剧之后，国民党人早已深切明白到掌握军队力量的重要性。所以可以这么说，国民党在师俄的时候，其主要重心仍然放在军队的建设上。故虽对党章以及组织形式上进行了不同的改进，但可以说真正改革的实质并没有落到关于党的全面建设。而过分的注重军事力量的培养，也为日后蒋介石自恃握有军权而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的第二任党魁而埋下了伏笔；亦可作为阐明日后国民党无法在组织形式上赢过中共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讲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其党员组成问题。众所周知，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以孙中山的遗教——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标准。但可惜的是：事实上在国民党人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这一遗教而不得不落入尴尬的境地：作为一个“代表全部人民利益”的政党，他只有把方方面面都调节得十分满意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然而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摆在他们面前：众口难调。这样祈求“脚踏多只船”、“面面都讨好”的结局往往是骑虎难下，国民党也因此常常陷入“两头不讨好”“左右不是人”的境地。同样，在国民党内部党员的组成方面，较之于中共同样差的相当远：在改组初期，国民党尚可保证能与中共在进步青年当中进行一番争夺，但可惜的是，自从他发现自己在组织、宣传、纪律、教育等“文斗”方面不如中共，他立刻就放弃了对于先进青年的吸收与培养，这在北伐时期和抗战前夕国民党党员构成的变化中可见一斑：相比于北伐时期，国民党党员中，教师与政界党员比例大大增加，而青年学生和工农党员的比例却大大下降，当然，比例最高的，自然是军队党员。由此可以得出如是结论，即国民党的蜕变正是随着其领导者的主观改变而不断改变。

因此我们这里就要提到蒋介石，这个在第一任党魁孙中山光环笼罩下长大的、通过激烈的斗争最终登上国民党党权制高点的第二任党魁，并简单的分析一下他是如何让国民党原有的思想、政治目标、统治纲领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改变了航向的，即为蒋介石是如何走上党魁宝座的历程：众所周知，孙中山死后，党内最有继任党魁资历、呼声最高的分别是：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三人，而蒋介石在那时连边儿都沾不上，那么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一个无名小卒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党内一把手的呢？

首先就是他手上握有的权利：军权。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类法西斯式的“社会军事化”的理念，开始大量训练军队，并让军人批量入党，表面上是既扩充了党员的队伍有进一步的加强了党与军队的联系，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军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党组织实实在在的凝聚力和身为一名党员所担当的责任与使命；相反的，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也确实为蒋介石之后

抢班夺权做了极其丰厚的铺垫，进一步使党权屈服在军权之下。一改孙中山先前：“党→政→军”的宏伟设想，转而形成了：“军→政→党”的畸形模式。而党的战斗力也因此不断弱化。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进入一个地区的时候，相对于中共的党组织先行进入并开展斗争的模式，国民党则是先由军队强势进入，之后是政府，最后是党组织；而当退出一个革命领地时，中共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军队先撤出，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党，甚至党组织不会离开而是留下来继续战斗，为国民党却恰恰相反，党组织作为最弱小的力量，往往是最早撤出战斗的，随后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国民政府中权力的分配可见一斑。而蒋实力大长之时正是他在北伐胜利之后，依凭着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要职，成功跻身热门候选人的行列中。

之后就是在讲党的腐化。国民党本身在前期吸纳人才的时候，并没有对新党员进行各种像中共那样严格的审查，在党员入党后亦没有像中共那样对党员进行不断的教育。而后期即使颁布了所谓的“预备党员”制度并下达了每周举办一次党务会议的要求，各个地方的落实情况也确实让人不敢恭维。而由于国民党本身“右”的倾向比较严重，所以在纳入新党员的同时，往往就倾向于吸纳北洋军阀时代残存的富有经验的“老家伙”，而这些人所带有的官僚色彩本身就开始在党内蔓延，并逐步腐蚀着党的纯洁性。于是就有了人们常说的“四化”，即：大多数腐化，次多数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但是，国民政府非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继续不断地压制地方的党权，并且继续不加斟酌的大量吸纳新党员，导致党内投机、腐败、混饭吃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甚至还有“党棍”“党混混”等名词来讽刺国民党员，而当时国民党员竟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天啊，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很搞笑，如果一个人成为了正式的共产党员，那他至少会高兴很久，也会觉得党员的身份让他觉得很光荣。而很明显，国民党并没有很好地塑造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导致了自身威信的降低，最后不得民心而落败。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空”“穷”“弱”“散”等现象更是不胜枚举，而“挂名党员”这一名词也生动形象的说明了国民党党员中的乱纪现象。这样一个连“党员数目仍是一笔糊涂账”的政党，其腐败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而蒋介石正是在看到了国民党如此腐败的事实之后，才痛下决心决定放弃以党统政的理念的，转而投身军队建设。而当时广为流传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也体现出国民党党权的弱小。党部自身的素养不高也自然成为党权无法与政权匹敌的原因之一了。而又因为实际上的党员身份并不能给党员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方面的利益，党票逐渐变得廉价不堪，而党内对于党员的管教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更何况本身管理机制就十分的松散与随意，基层党员的建设力度就更显弱小。而在战前的批量入党时，每个新进的党员基本上是只有入党填写入党志愿书时才有仅有的、与党发生关系的二十分钟。而更有人都还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不仅如此，党员本身对于被开除党籍这种事也似乎是求之不得，因为党员的表现丝毫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政途，而保留党籍反而有可能使自己更加不受人尊敬。（这样随意的拉人入党以此来保证完成上面分配下来任务的行为，也要为之后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在“文革”中含冤被批斗而负有主要责任）而更为可怜的是，党员的工资竟是同级别政府工作人员的三到四分之一左右，有个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人，怎样能保证他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闹革命呢？这也就难怪国民党党权的不断衰落与腐败的原因了。因此，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都不断地为人们所诟病。党权不断的弱化也由此可得了。

之后便是我自认为最为精彩的党内权力争夺的部分了。众所周知，蒋介石自恃军权在手而放心大胆的与“粤派”三大党魁热门继承人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一过程是值得我们好好品味的一段历史。身为自古以来的、党的血统最纯正的粤派人物，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自然是对“党权至上”这一条例无比崇尚，自始至终的都想完成自己夺得大权的理想。但是他们一再忽视的是党权已日渐衰落的事实：相比于中共一直以来的党为先，即以党统政，以党治军的例行准则，国民党起初也是有这个打算的，但实际上，在蒋介石统领政权之前，国民党内党的权力早已不如政府的权力。这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国民党自身就没有把加强党权当作自己的最高宗旨，而是自上而下的、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对党的鄙视之情。这种事自然在共产党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由此亦可看出中共在学习力度和制度的执行力上是多么的强大，这也很有可能为国民党最终失败的责任有所承担。同时，由于国民党在建立初期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力量，所以在任用政府职位方面十分谨慎，只是单纯的任用“有经验”的北洋政府的残存势力，而这样一来，那些老资格自然不会让新势力来撼动自己原有的地位，便拼了命的抢夺权力，丝毫不相让。在国民党控制力较弱的地方，当地政府在于党支部争权夺利的时候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会迫害党员，自然导致了党权的弱化。而国民政府亦是无可奈何。尽管三人有过“改组运动”等打着“回复三民主义”“保障民权与民主”的旗号而进行大型反蒋活动，而确实在起初他们的作为仍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是，随着次数越来越多，老百姓在“审美疲劳”的同时，也是慢慢的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当他们暴露了自己想要夺取政权而非帮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真实目的时，他们仅存的一点舆论支持也不攻自破了，这儿也势必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而蒋介石自己在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心机也是十分让我敬佩的，那就是“拉一个，打一个”。廖仲恺被谋杀后，蒋介石巧妙地往返于胡、汪之间，不给他们直接合作的机会，而是合纵两横，巧妙地不断削弱两人的实力，最后再将其架空，最后完成了自己完全夺权的目的。很可惜的是，蒋在“党内内斗”时期的精彩表现本该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与中共争夺政权时的表现，但似乎他在与中共一争天下时并没有表现的多么的突出，其实这并不能怪蒋介石自身的领导能力太糟糕，而应是国民党自身积攒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当我在看到汪、胡两人如同两个“妃子”一般轮换着在蒋身边当陪衬，或者跳出来闹两下，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感与一丝苦笑，纵使我依凭着作为历史“先知”的后人在看待这个早有定局的事件，但他们还是感觉那么的可怜、可笑，而当我看到汪精卫之后竟然甘愿做日本人的傀儡，我立刻就觉得他很可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许就能这么解释吧。但毕竟我还是觉得，这也许就是政治，没有斗争，何来的高低贵贱之分？何来的称心如意之享？

同样让人感兴趣的还有国民党自身的弱势独裁问题。蒋介石在掌权之后，总是会搞出各种组织团体，先后有改组派、CC系、青白团、力行社、三青团、军统等小组织/派系一个个的在国民党的发展历史上先后粉墨登场，他们或是反蒋集团，或是同为拥蒋集团的不同派系，再或为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具有不同目的的、或进行谍报工作、或开展进步运动的组织，总之就是缤纷繁多的组织，但实际上，这些组织的出现，也许仅有在一开始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到了后期，基本上就成为了党内的自耗机器，不断地与国民党本身不断的争夺本就不多党政资源，派系之间不断的倾轧和竞争也导致了党内部的自毁，从而不断的削弱了党本身的力量，尤其是其清党活动实际上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逆淘汰过程。而谍报工作的进行，更是把党内搅得人心惶惶，其实这也难怪，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中共也曾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却严禁自己的新生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就使得国民党无法了解党内到底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的问题；而中共在基层力量上的建设完全将国民党甩到了好几个数量级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国民党在上层，共产党在下层，而底层民众却被中共隔开，致使国民党无法正常的建立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从而逐渐丧失了建立良好的民众基础的机会。从而一度有过“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尴尬局面。而中共的快速发展与良好声誉一度曾让“容共”的口号变为“容国”，由此可见中共的发展之快。而当中共分离出去的时候，国民党依旧是草木皆兵，还在不断的进行着党内的谍报工作。但可惜的是，蒋介石虽然天天骂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现在一班人士看我们党部所在的地方，若同从前看见旗下满人一样”，“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很明确地表示出了自己对国民党的不屑与鄙夷，但其实他自己又能奈国民党何？！只是一个只会批判，不会解决的行动障碍者罢了。倒是后期有一个革新与自省运

动似乎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他们主动要求国民党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大改革。而实际上其发起人还是抱着争夺中央党委的目的而发起的。在这里也可以说一说全代会和中政会的权力不断下降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内部具有十分复杂的派系争斗，而蒋介石为了平均各个派系的实力而实施了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度，故在每次国民党大会选举的时候都会对各个派系进行一定的妥协，于是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其本身的运作效率却大打折扣，而实际权力却正在慢慢向蒋介石靠拢，而越是这样异议就越多，故只好继续增加委员人数，最后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而至于弱势独裁的又一个表现，即表现为蒋在领导政党的途中，始终是矛盾的：他既有自信可以再造一个新的小团体并让他听命于自己，却又因为不够自信而又再多造一个小团体并让其互相制衡。其矛盾的弱势独裁由此得以观之。而书中所记录的还有一件“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案，其中所记载的政府的强制措施亦无法使资方屈服让步的事实，也是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弱势的体现。

就让书中的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来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尾吧，名字叫做“二十年之预言”：

1927年2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只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到的。

但仅由上述一些不算成熟的观点与一些事实来说，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国民党早在大军溃败之前，就已是“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后记

这本书实在是的讲得太详实了，而国民党灭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而又多元的矛盾集合体。所以我在记叙的时候始终都感觉自己的思路并不是太清楚。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写这种比较生疏的关于历史的论文，总有一些当时觉得“这个地方讲得很好，最后要写下来”的好段落，结果到现在却记不得了（我确实有在做读书笔记，但是实在是不愿意再往回翻了，因为那样一写出来，感觉就像是在抄书了）。而我在写的时候，还总是不断地边写边想出来书中一些原来比较值得一写的思想或者是很有内涵、引人深思的一些话，导致我最后越写越收不住手了。但是，这作为我第一本读的课外历史书，其严谨的解说与严密的逻辑分析与思考，确实是值得我去学习的。我也逐渐对当年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历史事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本人也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将原来一些过于幼稚、片面、浅薄的思想逐渐改正，形成着自己独有的想法。总的来说，读一本历史书，真的会让我大有收获，并且变得成熟。感谢老师给我推荐的书目，让我大有收获^o^.本文资料来源自《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著

第二篇：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

从孙中山１８９４年创立兴中会，中国国民党已跨过了三个世纪，前后有１2０年的历史。国民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然了就成为史家研究的对象。

本书共分十四章，３６万字。对于研究的重点，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本书以国民党的‘治党史’为重点，着重考察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本书基本上是通过不同的专题研究来完成上述考察的，大致上依时间前后为序，可分为四个时段。

前三章主要讨论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问题。第一章“改组：俄共体制的引入与变异”，考察国民党改组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以俄为师”，植入俄共体制的；第二章“改组后党员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考察改组后国民党在构成与组织方面的变化与影响；第三章“从‘容共’到‘容国’”，考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势力的消长与关系的演变。第四章与第五章主要讨论国民党“清党”后的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第四章“蜕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考察“清党”带来国民党党员构成上的变化；第五章“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通过国民党调解劳资纠纷的实例，印证了“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结果反而一无所获”的结论。第六章至第十章主要讨论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间国民党的党员、组织形态、运作与派系。第六章“党治结构：法理形态与实际形态”，考察“以党治国”理念在中央层面实际运用中的变异情形；第七章“党政关系：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考察国民党势力在地方的实际情形；第八章“政治录用：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通过党员入仕途径的考察，分析党员对党的忠诚程度；第九章“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考察国民党内派系的形成与特征；第十章“战前党员群体分析”，从整体上考察国民党党员的成分。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讨论抗日战争期间与战后初期的“党治”情形。第十一章“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考察三青团建立后对旧有党政体制造成的影响；第十二章“战争泥淖中的党机器”，考察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发展与困境；第十三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透过对国民党各派围绕“六大”中央委员的角逐，考察党内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第十四章是全书的结论“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常见的国民党史研究著作，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国民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人物、政策与会议，是一种动态、现象的考察，属于“党治史”。本书则是从党员成分、组织结构、党政关系、党民关系、派系互动等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与组织形态诸方面着手，考察分析，基本上是静态的、深入的研究，属于“治党史”。在我看来该书是一部国民党自身组织建设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党建”的历史。

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必须研究“党治史”，即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实际运作规律，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只关注这一点是明显不够的。我们不能仅仅将眼光盯在上层的政治运作上，还应该考察其基层的实际状况。党员、基层组织可以说是一个政党的最基本细胞，研究国民党统治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对基层党员和党组织进行深入分析，恐怕很难得到准确答案。本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全书不仅从纵向面上关注到国民党“一大”到“六大”期间党的组织形态演变，更从横向面上着重考察了以往学界很少关注到的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更是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中来描述。

历史研究一方面要不断地积累资料，同时也要不断地积累观点。特别是要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不断地积累一批小观点，再象梳辫子一样，将它们重新梳理后呈现给读者，这自然会引起读者巨大的共鸣。作者通过深入考察1924－1949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紧紧围绕着国民党的“党员、党权与党争”这三个焦点，系统地分析了国民党自身组织的“党建”史，以此说明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在近代中国必然失败的内在原因。

本书引用史料极为丰富，广泛地吸取了海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资料，许多资料均是作者首次引用，加上精心制作的各种统计图表，为其立论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基于独特新颖的研究角度与丰富的史料，王著提供了许多精辟的新论点。可以说无论是全书总的结论，还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王著都有不同凡响的独特见解。如以往研究中的一个共识是，国民党坚持“***”，实行独裁，气焰冲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王著在缜密地考察分析后提出的总结论却是――“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再如，海峡两岸的学者曾为“三大政策”中究竟是“联共”还是“容共”争论不休，争执的背后是当时国共对对方能力的估量与认知。王著提出，历史的真实是，有一个从“容共”到“联共”的转变过程，而且由于中共的努力，掌握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话语权，在国民党内的组织运用上“反客为主”，后来反而出现了有些国民党人认为是共产党在“容纳国民党”的局面。

本书中基于扎实史料与细致论证的新论叠出，不仅令人读来耳目一新，且多能令人信服，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

第三篇：《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 的组织形态》读书报告

一、图书基本信息

作者：王奇生

书名：《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二、内容简介

该书着力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探索国民党败退的“失败的种子”。

作者王奇生在广搜博采、坚实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做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方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

经过一番深入的考察之后，王奇生先生提出：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即：“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治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 三、三点读书体会

（一）研究党史应当兼顾“党治史”和“治党史”

在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中，王朝政治体制对社会运行发挥主导性作用，皇帝、官僚阶层和平民之间，实现有限的相互制约。经历剧变的近代中国，其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

要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把握20世纪的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大趋势（即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重要切入点，研究政党史是一个重要方向，而研究国民党党史更是重中之重。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以往研究国民党党史，学界多从国民党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角度入手，而对国民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关注不多，这不利于全面地了解国民党党史。王奇生在吸取国民党党治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更多地关注国民党治党史，为我们研究国民党党史开辟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政党政治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通过政党政治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我们在研究国民党党史时，既要研究“党治史”，又要研究“治党史”，在研究其他政党的历史时，也要兼顾“党治”和“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关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可借鉴国民党经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两者的组织机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区别在于国民党只学了表面功夫，只学苏俄政党的组织形态，却不学苏俄政党的意识形态，而共产党是在全面学习，当然也适当地做了些修正。今天，我们研究国民党党史，对于大陆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十分涣散，严重制约了训政的力度。就像王奇生所说的一样，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张“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政治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对共产党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中共应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群众基础。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制度，不断吸收能够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优秀积极分子入党，并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民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对欧美国家和苏联的做法兼收并蓄——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中的中执会、中政会。但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

有党治集权的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构。这种混合的制度使得国民党陷入尴尬的境地：它追求集权使得民主宪政的蓝图成为泡影，他宣扬民主使得国民党党外势力攻击其集权的做法。难怪陈果夫抱怨说“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

当下，中国共产党坚决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国外的政党经验和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中共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将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建设民主政治时，沉着应对国外宣扬的民主舆论，不盲从国外所认为的民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框架下，逐步地完善民主政治。

（三）重视史料的“信道”作用

台湾读者认为王奇生的这本书“尽收学术与政治的分野”，“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这些评价是中肯的，王奇生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好评，是因为他较好地继承了中国秉笔直书的传统，十分谨慎地进行史料的鉴别和取舍。王奇生先生曾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对近代史料十分了解。该书中所用的史料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尤其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人物的相关文献。作者注意考察当时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在写作过程中，王奇生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均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把许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王奇生先生深厚的史料功夫，为他的著作添加了许多分量，启发我们在史料运用上要多花功夫，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构建让人们满意的信史。

查尔斯•比尔德曾提出“历史三形态”说：第一种是“作为过去实况的历史”，即自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以来“所做过、说过、感觉过和想过的一切”；二是“作为记录的历史”，即“能提供我们已经或能够找到的保存过去实况的知识”的“纪念物、文献和象征”；三是“作为思想的历史”，即当代人对过去的认识，只有这种历史才是通常所说的“历史”一词的“真正含义”。关于“历史三形态”说，李剑鸣先生认为，第一种历史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一切，是“原生态”的历史，是“历史本体”，它是不以人们是否知晓它而发生转移的。第二种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切留下的痕迹，如文字记载、实物遗存、口头传说等，属于史料的范畴，是“历史认识客体”，其中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需要进行考辨，实物遗存需要运

用专门的知识和技巧进行解读。第三种历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通常以史学论著的形式出现，它的价值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吸收来体现；而且，随着观念的更新、认识能力的增强和史料的发现，这种历史会不断发生变化。李剑鸣先生指出，对于一般人来说，前两种历史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接触的历史，不过是史家提供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前两种历史则是至关重要的：他以第二种历史为中介来构建第三种历史，并以尽可能接近第一种历史为目标。虽然他可能难以绝对清晰地看到第一种历史的完整面貌，但第一种历史的存在，不仅是他探索的指路星辰，而且也对他的研究方式构成根本的制约。历史学家只有了解三种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工作方向。

如果说，作为“历史本体”的第一种历史是“信源”，那么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第二种历史就是“信道”。作为“信众”的历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主要是通过“信道”来感知“信源”。所以，追求历史真相的我们，要重视“信道”的铺设，要重视史料的重要作用。

第四篇：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的先进性

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的先进性

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先进性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党的先进性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员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坚实基础。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互为前提和条件。党员个体的先进性与党的整体的先进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员个体的先进性，根本上取决于党的整体的先进性。反之，党的整体的先进性，又要以党员个体的先进性作为基础。保持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对于党保持先进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要坚持先进性，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理论，在当前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坚持先进性建设这个根本建设不断推进。党的活力和战斗力来自党员的作用，党员是党的生命力的载体，是党的事业的担当者，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的先进性是辩证的统一。只有广大党员具备先进性，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推动者，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整个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会有坚实基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会有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才会顺利实现。

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员标准、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纪律等方面，体现在党的各项主张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才在各个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其纲领和路线不能反映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丧失民心。这表明，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看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为，看党的纲领和路线代表什么样的方向，反映什么人的利益。党的先进性涉及到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党的组织、党的制度和共产党员。只有这些方面都解决好了，党的先进性才能长期保持。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每一个党员按照党的先进性要求，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素质、能力和实际行动上。由于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纲领和路线随着时代发展和任务变化而调整，因此，党员的先进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斗争上。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努力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身体力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纲领，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这是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内涵作出的科学概括。

通过对共产党先进性和共产党员先进性内涵的分析，可以认为，第一，党的先进性不完全等同于党员的先进性。构成党的先进性的要素要比构成党员先进性的要素复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党的组织结构，党的制度和党员都是构成党的先进性的要素。而党员的先进性则主要由党员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第二，党的先进性必然要求党员具有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统一的。但是，两者又不是自然而然地统一。只有当党员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党的先进性要求，两者才是统一的。第三，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党员的先进性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人民群众看一个党是否先进，不只是看理论、纲领和路线，更重要的是看共产党员的行动，看这些行动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载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必由路径。党员先进性离不开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也离不开党员先进性。正因为党的先进性不完全等同于党员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的先进性唇齿相依，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党的组织、党的制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而且要从共产党员先进性上保持党的先进性。

一个党，只有整体上是先进的，才能保证党员个体的先进性，或者说，党员个体的先进性才有实际的价值。党的整体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党的性质和特点、党所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使命、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一个党，只有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解决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进步，才能真正称得上一个先进的政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就在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整体上坚持了这种先进性，党员个体的所作所为，才能与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也才能在民族和国家的大局中发挥先锋和模范的作用。

另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又要以党员个体的先进性为基础，通过党员个体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员是构成党的组织的细胞。党作为整体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依据广大党员的思想共识来制定的。如果广大党员普遍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强烈使命感，那么，党的整体就能形成比较正确的共识，比较容易制定出科学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在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党就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建设国家和民族的过程中发挥先进的作用。

在党保持整体先进的基础上，党的所有主张，还都需要通过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来付诸实践。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要通过每一个党员的实践活动来贯彻；党对于各项事业的领导作用，要通过每一个党员的模范作用来体现；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以广大党员为桥梁来连接、以每一个党员的形象来促进；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及其能力，也要由每一个党员的具体工作能力表现出来。

共产党员加强自身的修养，根本上就是要加强党性锻炼，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全局，心系群众，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要深化对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高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明确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要按照党员标准、“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全面总结自己思想、工作和作风方面的情况，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进行分析剖析，肯定成绩、寻找问题，不断地加以改进。要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在人民群众中起到凝聚、引导作用。

一个党员就是一个个体，组合起来又是一个群体。作为个体，其先进性既要靠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外部的环境和条件。作为群体，就更需要外部整体的管理和教育了。所以，坚持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不断提高党员群体的素质和水平，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对党员自身，要多讲自省、修养；但对党的组织整体来说，则要多讲教育、管理。

同样，大厦要想更好的发挥党组先进性，更好更快的发展，也离不开每个党员以及每个员工。电工班作为大厦的基础部门，承担大厦的供电和维修工作。电工工作属特种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工作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一旦在工作中出现问题将会为地处王府井商业街的大厦带来极坏的影响。因此，安全工作是平时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位维修电工不仅要熟知相关的安全知识，而且，在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安全操作。对于楼内的柜台装修进行严格的电检。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予送电。出现问题按照支部的“信息情况报告快”的要求，及时向上反映问题。对于大厦提出的节能问题，班组提出结合保先活动，节能从点滴做起的方法。组员们集思广益，提出多种节能方案。以上种种工作都要通过每一个个体去完成。每个基本的党员乃至每个员工对大厦都很重要。

通过保先活动，使我们这些基层的普通党员认识到，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把普通的工作做得完美就是不普通。这种不平凡、不普通就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体现。平凡不能成为平庸的借口，普通不能成为落后的理由。基层党员所缺的，不是展现先进性的舞台，而是追求先进性的动力。

第五篇：海权读后感

海权历史是国家间的斗争史，因此主要是战争史。马汉认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和安全都与海权具有密切的关系，海权不仅能够决定海上和陆上战争的胜负，而且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他还指出，海权的强弱取决于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性质6方面的因素。欧洲国家受海权论的影响，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在17世纪进入了疯狂的对外扩张。中国的北洋舰队也是应运而生，然而却输得一塌糊涂，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不难发现，想要成为海权霸主，还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开明的民主政府比独裁的专制政府更能够制定完善的海军。英国17世纪已经建成了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利被大大限制，政府开明，因而成为了当时的海上霸主；而之后的中国，即便意识到了海权的重要性，可是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势力的禁锢中，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一次便飞灰湮灭。第二，海上强国比海陆双强的国家在海战中有更大的优势可言，可以联合更多的盟友，充分保障自己的国际贸易优势并给对方的海上贸易以毁灭的打击。第三，海权的存废不存在于海军的强大或者海上贸易的兴旺，而是两者的结合体，强大的海军保障了海上贸易的兴旺，而海上贸易的兴旺 又给耗费巨大的海军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和发展的动力。这三点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这书给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