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推荐]

第一篇：创新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推荐]

创新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

当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融入“长三角”的重要平台，各地的工业园区建设正迅猛发展。但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工业园区在规划、建设、发展以及为投资商服务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工业园区管理机构权限的配置、管理方式、服务质量等，将直接影响工业园区的发展和壮大。如何把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运作好，是一

个亟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一、创新职能定位，适应建设和发展的要求工业园区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管理重点在于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很多职责权限本身就是委托或是授权式的，因此不具备一级政府的功能，不能代行所在行政区域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同时，工业园区的职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要有不同的侧重，适时进行调整。在建设初期，工业园区的管理应侧重于园内规划建设、项目立项上，具体包括园内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报批、投资立项审批、土地征用、政策处理以及形成主要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到一定规模，应侧重于招商引资、人才的引进与劳动力的培训、劳工管理及仓储运输等。工业园区建设成型后，则由管理转向服务，进一步完善环境、卫生、保健、娱乐、员工子女教育、邮电通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和加强科研培训的力度，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使园区得到可持续发展。

二、创新组织结构，确保把握重点首先工业园区的管理应该集中、统一，起码应以县域为单位，由乡镇一级以上的机构来整体协调管理所有工业园区。该机构由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专家组成，作为本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职权配置要有相对独立性。主要行使两项职责，一是协调，协调一般行政管理同园区内管理的关系，协调园区间的关系；二是决策，对园区的一些重大问题、共性问题，比如园区规划、产业规划、优惠政策的制定等进行研究决定。这样做，能够真正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效率开发、高品位建设、高效能管理；能够使基础设施共享，公共资源共享，使资源和空间得到有效利用；还能够使招商引资资源（信息等）得到共享，改变重复招商引资现象。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还可以建立一个超过县级的机构，以发挥更大更多方面的整合作用，包括：调整产业布局，提高产业结构素质和效益；消除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为要素的流动营造良好的环境；培育区域性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形成布局合理、协作关系紧密的生产体系；促进共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带，推动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网络；协调区域联手进行环境整治，实现企业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其次，各工业园区在确定的框架内负责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及招商引资等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机构设置应该精干，不能“大而全”。

第三，管理、服务、经营应由相应的机构组织承担，使政事分开、政社（中介组织）分开、政企分开。对于区内的服务事项，如进区企业立项后到投产前的一切审批手续办理，进区企业投产前后的收费工作，以及文印、晒图、后勤保障等工作，可以设立综合服务机构，对部分事项实行有偿服务。对于区内的经营性事项，如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等，则应推向市场，由国资营运机构负责融资并作为业主，按市场化运作模式进行管理。

三、创新运作机制，促进服务高效廉洁合理、顺畅的运作机制，是履行职能到位的有效保证。涉及决策、规定、审批等事项采用行政管理程序，涉及经营活动则采取企业的管理方式，协调者、管理者、承办者、经营者、监督者各自到位，分工负责。一要建立园区自主

决策机制，要真正落实各职能部门委托或授予园区的各项经济管理权限，确保需政府管理的事项在园区内解决。二要建立园区高效服务机制。采取各种方式开辟办事绿色通道，实行政务公开，推行承诺制，减少审批程序，简化办事环节，尽可能一个楼层服务，一个图章解决，营造良好的园区投资环境。三要促成园区间建立良好的协商机制，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园区既要分兵出击，又要相互协商，体现在招商引资上，某个园区假如“吃不了”或者“不对路”，也不能就此放弃，而要及时将信息报告协调机构或者直接推介给其他园区，以谋求整体发展。

四、创新协作关系，形成工作合力园区在区域划分上是封闭的，在管理职责上是局部的，但其管理活动是开放的，与职能部门，与乡镇、村，与企业等方方面面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要形成合力兴工的浓厚氛围，在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上，经济管理部门对职责权限赋予要明确、到位、简洁；人事人才部门要随时掌握园区人才状况，开放人才信息库，并建立如何使人才引进、留住、用好的机制；在与乡镇（街道）、社区（村）的关系上，所在乡镇、社区的规划建设要首先考虑园区的需要，其政府管理要优先体现园区发展所需的服务，如配套设施、治安安全设施的建设等，而不能有园区内外之分，另一方面，对所在乡镇、社区（工业园区外）的公共设施，也要发挥园区各类组织机构的作用，共同组织开发，给入园企业提供广泛的设施配套的购物、娱乐、休闲等场所。同时，根据入园企业发展需要，还要积极合作开展对当地劳动力的对口技能培训，既能提高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素质水平，又能有效

转移农村劳动力，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篇：进一步推进松江工业园区管理体制

进一步推进松江工业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模式创新

作者：来源：民建日期：2008年08月29日

随着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全面兴起和产业结构的大变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兴起了依托城市创办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的热潮。松江工业园区自1992年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五年路程，在松江乃至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多家落户松江工业园区，2006年，松江工业园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12%，占全区68%，2007年预计销售收入可突破2200亿元，十五年中提供就业岗位19万个。在松江区“十一五”规划中，区政府提出了努力建成上海参与全球竞争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此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提高一产、做强提升二产、大力发展三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松江区“十一五”规划对工业园区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园区的发展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尤其是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机制和模式，面对新形势，必须要有所创新，才能突破现有的瓶颈，才能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

一、工业园区管理体制模式比较

（一）按照管理体制的不同，工业园区的成功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学校或民间非营利机构主导型；政府主导型；政府、大学、企业联合管理。这三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各有利弊。但从各国高科技园区发展历史看，在发展初期，一般采取前两种模式。如欧美国家主要采用民间管理模式，政府仅从政策、法规上进行控制；而亚洲一些国家则以政府管理为主，民间机构一般不参与管理。当工业园区进入成熟阶段，具有一定规模以后，发达的国家工业园区一般采取在保持政府适度参与的前提下，加强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联合，实行官、学、产共管的模式。

在我国，由于工业园区基本是政府主办，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园区管理模式。然而，由于政府在园区主导作用的差异性，也形成了五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第一，政企合一型。政府成立的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园区建设开发公司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通过园区土地的滚动开发，积累园区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资金，为吸引投资和促进区内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优势，对实现园区的快速起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政企不分以及政府公司的垄断行为，影响了园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在园区起步完成阶段后就逐步消失。

第二，经济区型。这种模式的园区管理委员会一般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经济管理权限，负责园区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的工作，园区的征地拆迁、社会事务等依托所在行政区进行。这种模式有利于园区管理机构集中精力加快产业发展，但与行政区协调难度大，难以实现园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前，在一些规模较小、可以依托周边进行配套的工业园区，仍然有这种模式。

第三，准行政区型。这种模式的园区管理机构为所在城市党委和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园区的党务、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这种模式的园区与行政区相独立，管理了与行政区相同的事务，但不是一级行政区，园区内既有成为主体的工业，也有服务于生产企业和居民生活的服务业；既有工业和科研区，也有生活区；既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产业工人，也有大批居民。这种模式实现了园区的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体制上比较顺畅，园区内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比较和谐，但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产业发展的精力，容易向行政区回归。目前全国相当多的工业园区都采用了这种模式。

第四，行政区型。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了规避工业园区管理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难以有效行使行政管理权的障碍，一些城市或区域将工业园区与所在行政区合并，实行工业园区与行政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如苏州高新区、杭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等实行了这种模式。这种体制既使工业园区管理机构有了法律主体地位，又拓展了工业园区的发展空间，但如果运行不好，会使工业园区体制回归，发展优势受到削弱。

第五，一区多园型。这种模式的工业园区由不同的产业园组成，而这些产业园在地理位置上又不相连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只是政府的一个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园区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和建设规划，负责制定园区政策，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企业按照产业布局规划入住，园区的建设开发、招商引资等工作由各个园区自己负责，如中关村、深圳高新区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加快区域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调控不好，容易产生内部园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产业趋同。

松江工业园区目前的管理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按照管理体制分类，它属于经济区型。园区的班子属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经济管理权限，负责园区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的工作以及社会事务，目前居委会已经划归各个街道。

（二）按功能定位的不同，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四类：创新基地型园区；产业基地型园区；区域经济辐射型园区；集中模式的综合体。以上四种模式都有成功的案例，如英国剑桥科学园采用创新基地模式取得了成功，印度班加罗尔采用产业基地模式也取得了成功，美国硅谷采用综合模式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松江工业园区按照功能定位分类，可归类为产业基地型园区，它集聚了电子信息等优势企业，园区内已经集聚了574家外资企业，其中500强投资企业48家。尤其是园区特色产业——笔记本电脑的生产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生产基地。

二、松江工业园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今后五年是松江全面落实、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方式转变，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五年。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增长，首先要转变经济方式，不仅要获得GDP的高速增长，而且还要达到节能降耗指标。因此，作为松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的松江工业园区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政府的支持和经济政策的助力。松江区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提升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一业特强，多业发展”，积极培育发展电子信息、现代装备、新型材料、精

细化工、生物医药五大主导产业。政府要提升做强先进制造业必须依托松江工业园区，这为工业园区产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创造了新机遇。

2.园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已初步形成了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园区从最初的“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目前已形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现代装备、精细化工产业集聚的格局。突出了工业园区的特色，为未来进一步发展优势产业，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3.松江大学城为工业园区提升科技水平，输送高素质人才提供了渠道。松江大学城具有电子信息、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物流、管理、经济等各类专业，可以为松江工业园区输送高素质的人才，也为松江经济转型提供了人才基础。

（二）挑战

1.政府主导型的园区模式不适应市场运作。在刚建立时，政府主导型的园区模式确实为园区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促进。但园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仍以政府主导为主，将会造成政企不分，职责不明。目前工业区管委会是松江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在市场运作中却是按照企业标准运行，财务上自负盈亏，部分工作人员也是以企业员工标准在社会上招聘。这种政企不分的情况带来了如下问题：

（1）作为与区域内其他企业平级的园区，却要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尤其在一些公共事业方面的管理。园区具有企业性质，但却要做政府机构要做的事情。园区管委会目前的职能中既有企业的成份，又有政府职能，是管委会加公司的形式，这种模式没有行政合法性，应该是过渡时期的一个模式。

（2）园区从社会招聘员工，但不纳入行政编制；在工资分配上没有自主权，由政府统一管理发放，无法像普通企业一样按照奖励机制自由调节，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园区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分身乏术。除了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职能以外，园区还要兼顾区域内居民社会保障、外来人口管理等社会公共事务。

2.发展现代服务业存在瓶颈。原本规划的工业工地已经限制了园区服务业尤其是商业的拓展。

3.园区将面临某些企业集体迁出。随着土地价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将提高，当时吸引这些企业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已不复存在。因此，未来这些企业可能会集体迁出，影响出口和工业产值。

4.工业园区管委会队伍素质和市场发展要求不相称。从队伍结构看，年龄在45岁以上的人数占48%。从学历结构看，大专及大专以下学历人数占比最高，总计达61%，大专以下学历的主要是工业园区新建时进入园区的征地工。从人员来源看，既有公务员编制，也有较高比例的事业编制，还有企业编制的，这种结构会造成激励和考核的失衡，造成员工积极性不能很好发挥。从人员专业背景看，具有技术类背景的人员占比最高，达45.2%，而管理类和招商类专业背景人员偏少，两者加起来只占到15.6%。园区人员从职称比例看，初级职称和没有职称的占绝大多数，而高级职称比例为零。由此可以看出，松江工业园区目前的队伍结

构不容乐观，无法适应园区的高效管理。

三、松江工业园区体制、机制、模式创新建议

改革目前政府主导型的园区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公司化运作。

建议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变为企业运作模式，将人员编制和绩效考核也纳入企业化运作。成立工业园区有限责任公司和园区功能管理中心。其中公司负责园区的市场运作，它应该是全资国有公司，在该模式运作一段时间后，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股，但国资仍然是控股大股东。当园区公司运作成熟后，可以走运作上市的道路。而园区功能中心是政府管理派出机构，管理园区的公共事业事务，包括园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事务。

（一）修编园区规划，拓宽园区土地用途，实施高水平规划建设。

松江工业园区在规划上全部用地为工业用地，无法进行商业、服务业、人居的配套。因此，区政府应对园区规划进行修编，对园区的规划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视角考虑。同时，区政府应促进园区积极开拓合理途径，引入制造业配套服务业，增加与制造业相关的配套服务，积极发展物流业、研发中心、创意产业。

（二）明确战略定位，实施有效管理。

松江工业园区以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为重点发展产业，但这两大产业中还有很多细分。因此要认真研究，找准发展定位。就信息产业而言，当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低廉时，会吸引它进入园区，但当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逐渐上升时，它又会集体迁移出去。对这一特点应该引起关注，在战略上重视这一问题。思考当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优势丧失时，园区应该拿什么吸引企业。此外，还要认真思考东部园区和西部园区的战略定位。东、西两侧要与老城、新城布局相适应，并对东西两侧的发展要有差异化定位，以形成产业集聚，并便于管理。

（三）加强园区队伍建设，提高园区干部素质，提升园区的创新能力。

加强园区员工的培训，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建立合理的激励考核机制，建立科学发展观和市场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园区干部实行有效的考核。

（四）工业园区规划要纳入全区规划，做到产业功能和区域功能的有机协调。

工业园区自身的发展不应该是孤立的，它应该对行政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辐射功能。松江工业园区要做到产业功能和城区功能的有机互动，协调发展，真正成为产业集聚、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现代化工业新城。

第三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2006年10月21日

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各方面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的需要调整，有的需要改进，有的需要加强。所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通过创新，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管理体制呢？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规定，明确界定了不同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党委要加强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府应依法履行职能，承担起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社会各方面都要大力协同，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公众则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坚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政府应坚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公务员的基本准则，致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各种类型的社区，应进一步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各类社会组织要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政府对其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政策，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加强内在机制的建设，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和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需要重视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通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便有效应对各种风险。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包括总预案、专门预案、部门预案在内的整个应急预案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对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具有积极的保证作用。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１日电）

第四篇：浅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 浅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学生姓名 学号 班 组 指导教师 学区、辅导站

写 作 目 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与管理是关键。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区结构的复杂化，现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社区自治的要求，建设和谐社区。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规范政府与社区责权利关系，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开始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验，特别是1999年民政部启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试点工作以后，七里河区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社区规模趋向合理，社区党组织建设逐步加强，社区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高，社区服务品牌不断创造，社区服务网络逐步完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等。如何能够在现有体制下创新社区管理模式，使社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通过与社区建设专家交流，深入社区与社区干部、群众座谈，逐步理清了改革创新的思路，同时，也认识到，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既要找准方向，又要立足实际，要紧紧遵循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这也是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并按照依据和标准提出了五

个方面的建议和想法，即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转变党建工作方式，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加快社区民主建设进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写 作 提 纲

一、全区社区管理体制概况及特点

（一）社区规模趋向合理

（二）社区党组织建设逐步加强

（三）社区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高

（四）社区特色品牌逐步建立

（五）社区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一）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

三、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一）社区管理的内涵

（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迁

（三）社区管理创新的依据

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二)转变党建工作方式，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三)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加快社区民主建设进程(四)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五)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浅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变革，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转向社区，社区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管理、服务和自治的任务日益繁重。而作为社区工作主要承担者的社区基层组织，其现有的管理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社区的迫切需要。为此，我结合七里河区实际，就对如何创新社区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探索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全区社区管理体制概况及特点

七里河区位于兰州市中南近郊，东接城关、榆中，南与临洮、永靖相连，西邻西固，北与安宁区隔河相望，南北长33公里，东西宽21公里，总面积397．25平方公里。全区共辖2乡4镇9个街道，有65个行政村、76个社区居委会（含7个“村改居”社区），户籍总人口50．1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55万人。2007年全区地区完成生产总值132.29亿元，人均GDP 28518元，实现地区性财政收入16.1亿元，一般预算收入2.83亿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89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51元。

近年来，七里河区的社区建设工作，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科学发展观伟大旗帜，按照省、市社区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立足区情，逐步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社区管理体制。总的看，主要呈以下几个特点：

（一）社区规模趋向合理

从2000年起，七里河区对街道和居委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定位，以现有居民区为基础，以地域性为特征，认同感为纽带，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 5

区成员自治的原则，撤销了原华坪街道，将原崔家崖乡改为了秀川街道，把原有的210个居（家）委会进行了合并调整，设立了69个社区居委会，调整合并面达到了67%，平均管辖范围由原来的500户扩展为2000户左右，使社区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了社区管理全覆盖。社区建设涉及多方面，制定和完善社区建设制度，是保障社区建设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七里河区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兰州市七里河区社区居委会选派干部管理暂行办法》、《兰州市七里河区城市社区组织选举产生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各相关部门制定了明确具体的工作措施，使社区建设规范运行，整体推进了全区社区建设健康快速发展。

（二）社区党组织建设逐步加强

在街道、社区调整的基础上，在所有社区建立了党支部，明确了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支部的党建工作任务。按照“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目标要求，不断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各社区普遍建立了社区党建指导委员会、社区党建协调委员会，开展了争创“党建工作示范社区”活动，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使社区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实践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全区69个社区（不含7个“村改居”社区），设社区党总支18个，党支部51个，共有党员2640人。2007年全区69个社区进行了换届选举（7个“村改居”社区未参加），69个社区选举产生党组织委员324人，占社区党员12.3%，社区干部党员212人，占65.4%，居民党员112人，占34.6%。选举产生社区书记69名，主任69名，书记主任一肩挑4人，共134人，其中50岁以上4人，占3%、35-50岁56人，占42.1%，35岁以下74人，占54.9%，平均年龄37岁；研究生文化程度3人，占2.2%，大学以上文化程度59人，占44%、大专中专文化程度71人，占53%，高中文化程度1人，占0.8%；女性62人，占46.3%、男性74人，占53.7%；少数民族6人，占4.5%。6

共选出社区成员代表2925人，参加选举的代表2836人，参选率达96.9%。共推荐提名候选人604人，有595人当选社区居委会成员，当选率98.5%。其中，在10个社区成功试行了直选。全区社区工作人员共有620多人，各社区普遍在7-11人，由书记、主任、公派副主任、公选副主任、低保专干、再就业专干、计生专干、残联专干等组成。新当选的社区组织成员与上届相比,本届社区组织成员年纪较轻,文化程度高,有工作经验者居多。

（三）社区民主自治水平逐步提高

紧紧围绕强化社区民主自治这一目标，切实加大工作力度。一是抓制度，为推动民主自治构筑有效载体。全区76个社区就社区党建、社区居民选举、民主决策、社务公开、社区服务承诺、社区评议等建立了各项制度，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打下基础。同时建立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楼栋理事会，社区义工等自治组织和活动载体，实现社区居民自己的事务自己管，自己的财务自己理，自己的干部自己选，自己的难题自己解。二是抓队伍，为开展民主自治提供人才保障。社区工作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社区民主自治水平的高低，如何引领社区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必须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能担当这一重任。根据新形势对社区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七里河区对社区干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按照“思维敏锐、观念超前、创新意识强、敬业精神好”的要求，在全区范围内采取自荐、组织推荐等形式，先后从全区干部中择优选拔了140名年纪轻、文化高、能力强的优秀干部到社区任职,分（调）配了8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到社区工作，通过公开招聘，选举了83名优秀失业人员到社区居委会担任副主任，大胆改革了社区干部用人体制，充实了社区干部队伍。通过每年在区党校专开的“社区干部培训班”，提高了社区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为社区建设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抓组织，构建了新型社区管理体系。全区 7

各街镇依照党章及有关法律、法规，民主选举，在各社区建立了社区党组织，成立了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设置了人民调解、社会保障、治安联防、双拥创建、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工作委员会，搭建起了社区工作的组织框架，构建了新型社区管理体系，为社区工作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四是抓公开，提高了社区工作透明度。在狠抓街道政务公开的同时，大力推行社区居务公开，通过规范社区财务、档案管理，设置举报、监督电话、居务公示栏、“三牌”（门牌、桌牌、胸牌）等形式，对社区财务收支、救助款项发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全部张榜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公开透明，使群众办事方便、顺心。目前，全区已建成街道政务大厅8个，社区居务大厅47个。

（四）社区特色品牌逐步建立

七里河区按照“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工作思路，大力深化拓展“民情流水线”工程，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辖区各种资源优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打造富有特色的社区服务品牌。一是整合利用社区政治资源创特色。利用一些辖区单位党组织核心作用明显、党员素质普遍较高的优势，将辖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党员组织起来，划分一定的责任区域，安排一定的工作任务，让两代表一委员和社区党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充分利用“两代表一委员”民情联络站、“爱心超市”、“图书银行”等一系列活动载体来发挥作用，建成了兰通厂、梁家庄、秀川等一批爱心社区。二是整合利用社区经济资源创特色。随着社会转型，社区工作实际上是辖区单位工作的延伸，因此，七里河区在社区建设中注意与辖区单位多联系、多沟通、多提供服务，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辖区单位在地皮、资金、设备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建成了西津桥、兰通厂、梁家庄等一批电子居务示范社区，三是整合利用社区文化资源创特色。利用一些社区文化资源雄厚的优势，广泛发动辖区单位和居民群众，以“互 8

助、和谐、富裕、文明”为主题，创办了 “4点半工程”“文化艺术节”、“纳凉晚会”、“相约星期二”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载体，建成了下西园、安西路、金港城等具有辖区特色的文化社区。四是整合利用社区人力资源创特色。利用辖区内中央、省市驻区单位，人力资源雄厚的优势，广泛发动辖区单位，优先录用社区下岗失业人员，积极支持社区服务事业，并经常性地组织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创办了“民生在线”、“真情1+1服务站”、“邻里守望制”等一系列活动载体，建成了武威路、柳家营等一批平安社区。

（五）社区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发展社区事业，服务社区群众，是社区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前提。为此，七里河区紧紧围绕群众需求，在构建和谐社区方面狠下功夫。一是拓宽社区服务。紧紧围绕社区群众生活需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为社区群众提供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再就业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法律咨询服务、中介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各社区结合辖区居民生活和下岗失业人员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开发了“三保”（保安、保绿、保洁），“三老”（托老、托幼、托病），“三服务”（家政服务、配送服务、保健服务）等就业岗位。目前，全区各社区已先后开展服务项目30多种，建成便民服务网点（站）210多个，优先安置零就业家庭，共安置195人，使我区195户“零就业”家庭至少实现1人就业，2007年全区新增就业人员7210人。全区每年为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发放高龄补助18万元。开展社区“居家养老”试点工作，为西湖街道和敦煌路街道任家庄社区的21位老人解决了养老问题。社区服务领域的拓展，不仅有效地服务了社区群众，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社区的收入。目前全区有21个社区年收入达到了1万元，15个社区年收入达到了2万元，7个社区年收入超过了5万元。二是发展社区卫生。目前全区已建成1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覆盖人口近38万人，覆盖率达95%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从业人员58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30 9

人，占总数的75%，初步形成了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2008年区财政将城市社区居民公共卫生补助由人均1元增加到人均2元，达到人均12元。不断丰富社区卫生服务内涵，逐步落实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功能，突出了精神卫生、老年关怀、中医药等特色服务。统一开设了便民、优惠、优质服务措施，通过实行免收挂号费、出诊费，适当降低B超、心电图等检查费用和药品价格,大大降低了社区居民的就医成本。建立了各类档案系统，为社区7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建立了健康档案。认真审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执业资格，严格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准入。制定了《防范和处理医疗事故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末位淘汰和奖惩制度。实施机构达标建设，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面积均达1500平方米，人员配备30-50人。三是改善社区环境。通过开展争创“卫生社区”活动，把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作为“服务辖区居民、共建和谐社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建立责任区域保洁制度，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全天候地保洁，目前，全区已有32个社区被评为“卫生社区”。四是丰富社区文化。在各社区建成社区文化娱乐室、图书室，普遍组建了晨练队、秧歌队等群众组织来丰富文化生活。动员驻社区各单位面向社会开放了本单位职工活动的文体活动场地和设施。近年来，各社区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西园街道每年举办的“邻里节”，土门墩街道每年组织的社区文化周等活动深受广大居民好评，营造了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浓厚文化氛围，丰富了社区精神生活，提升了社区文明程度。全区3个社区被评为省级文明社区，18个社区被评为市级文明社区，区级文明社区新达标36个。五是构建平安社区。积极开展“无毒社区”创建活动，启动了社区戒毒（康复）试点工作。建立健全社区治安防范管理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综治员的作用，加强对重点地段、重点时段的巡逻控制，有效改善了社会治安环境，大大增 10

强了社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突出抓好治安管理、流动人口登记、房屋租赁等三个环节，采取“以房管人”措施，加大对流动人员的管理。加强对“两劳”以及吸毒人员的帮教和管理工作，通过实行落实机构和人员、落实责任的“两个”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对人员的管理和帮教措施。对“法轮功”练习者实行“一包一”责任制，重点做好思想转化和非法宣传品的收缴工作。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工作，全区建设完成141个民调室，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做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实行宣传、走访检查和责任落实的“三统一”，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社会氛围的基础上，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尽管全区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普遍确立起来，在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应有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不断加以完善。

（一）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目前，各社区党支部由3名成员组成，管理的党员最少50余人，最多300余人，同时，由于社区内党员来自多种行业和单位，差异性较大，给社区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另外，由于社区党组织与城市各职能管理部门和驻区单位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共驻共建机制不够完善，社区内一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出现了“小社区”难用“大资源”、“小阵地”难有“大作为”的尴尬局面，社区党建综合管理、条块结合、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效果难以实现。

（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

随着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争先进入社区，在社区挂牌子、抢位子、派任务、建组织。同时由于各部门对社区职能定位认识不清，出现了部门对社区分 11

派任务多，下放权力少、回报投入少的现象，社区居委会俨然成了政府的“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群众自治组织自治功能的有效发挥，削弱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119项具体工作，属于社区自治范畴的只有10余项，社区居委会85％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行政性事务工作，根本无暇顾及社区居民自治工作。

（三）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

相对于社区建设的高要求，相当一部分社区在硬件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方面存在着承载能力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地处老城区的社区，有的还十分薄弱。通过调查来看，全区69个社区中，办公场所达不到220平方米的还有15个，有的社区还需要租房办公。同时，绝大部分社区没有创收渠道，只能靠上级财政补贴，办公经费明显不足。由于这些社区硬件设施建设水平较低，财力投入不足，加上社区工作者数量偏少，社区内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利用，社区服务工作也受到限制，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居民群众的需求。

三、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一）社区管理的内涵

上世纪80 年代倡导社区建设以来，社区一词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热点术语。“社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越来越普及的名词。一般认为，“社区”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887年出版了一本著作英译本的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其中，“Community”就是我们现在称作的“社区”，含义是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以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根据滕尼斯的原意首先使用中文“社区”一词。费孝通在其《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一文中说，“当初Community这个词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那时的译法是‘地 12

方社会’，而不是‘社区’。当我们翻译滕尼斯的Community和Societ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时，感到Community不是Society„„因此，我们感到‘地方社会’一词不恰当，那时，我还在燕京大学读书，大家谈到如何找一个确切概念。偶然间，我想到了‘社区’这两个字，最后经大家援用，并慢慢流行开来。这就是‘社区’一词的由来”。《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该文件还明确指出了城市社区的范围，“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从80 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学术文献看，国内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理解趋于一致，社区具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有一定界限的地域，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迁

社区管理就是“管理社区”，然而，由谁来管理？管理什么？管理性质如何？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对人们所赖以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共同体的管理行为。然而，这只是一种现象性表述，尚不足以揭示社区管理的内在属性，也不足以说明社区管理的构成要素。有人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有人认为，社区管理是指以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为宗旨，围绕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目标对社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展开的各项管理工作。综上几种定义，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 13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社区管理体制背后透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国城市基层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反映着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向政府—公民社会—多元社区治理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渐改革成为政府与社区相协作的双向管理模式。不同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物品由不同的组织承担和处理，体现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社区自治真正让社区居委会还原为法定的自治属性，给公民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人们常常以对立的眼光来看待两者关系，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的理论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冲突、矛盾。一方强大就意味着另一方弱小，一方的增长便会带来另一方的削弱。但若以统一的立场来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就会发现国家与社会具有互为因果、相互平等、相互协作、相互制衡、互利互惠的一致性。当把国家与社会关系放到政治现代化历史中考察时，就会发现，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型塑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三）社区管理创新的依据

社区管理体制也体现治理变革。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在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与统治不同，治理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强调以多元的调和为基础。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权威分散于政府与非政府的各个领域，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各个层级之间的相对独立和自 14

主。总而言之，现代政府正日益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统治。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而治理的目标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统治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是在国家界限之内。治理通过由公民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间建立合作、协商、伙伴关系来共同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更有效率的管理。我国的“社区热”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开始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验，特别是1999年民政部启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试点工作以后，社区建设的管理模式可谓是异彩纷呈。其中，上海、沈阳、武汉、宁波等城市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给了我很多启示。实际上，我国城市的社区建设是在初始条件的限制下渐进地展开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来套用。通过不断地与社区建设专家交流，以及深入社区与社区干部、群众座谈，逐步理清了改革创新的思路，同时，我也认识到，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既要找准方向，又要立足实际，要紧紧遵循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现行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这也是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依据。

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对策

社区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有利于服务居民，有利于推进社区民主自治，有利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的基础上，按照关系顺、权责明，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原则，建立一个共同把社区管理好、建设好的统一管理体系。

(一)建立新型社区管理体系，理顺社区组织关系

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来以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区管理体制，已明显不适应社区工作开展的需要，特别是职能不清、角色错位的问题成为制约社 15

区发展的一大瓶颈，创建一种新的社区管理模式，成为理顺社区组织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1、完善社区内部组织结构。改革过去由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构成的“二元化”管理模式，在每个社区成立建立健全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部门“四位一体”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模式，构建四家组织共同合作的联席议事平台，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服务于广大业主。社区党支部要充分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共同商讨社区内部事务，处理各种矛盾，积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社区居委会要充分体现“执政为民”的思想，从医疗保障、计生服务、社区警务等方面服务于广大人民；物业管理要为业主提供便捷、舒适的服务；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和自治机构，要监督和支持物业公司的工作，体现业主自治的思想。建立这种“四位一体”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能有效改善过去社区行政性工作过于繁多，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被事务性工作困扰，领导和自治职能难以发挥的问题，从而有效缓解了社区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与工作力量不足的矛盾，为社区组织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提供保障。

2、优化社区工作运行机制。首先，在纵向管理上，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市、区级社区建设领导机构，制定本地区的社区建设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街居组织逐步退出自办经济项目，转向创造优良社区经济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丰富社区税源，在此基础上，实行税收增量比例返还和“费随事转”、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办法，来解决社区组织的经费来源，并形成一种良性的基层财力机制。其次，在横向管理上，要明确、细化社区各组织的工作职责，找准它们之间协调工作的基本规律，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程序。同时，建立社区管理组织与驻地单位紧密联系、共驻共建的责任机制，有效整合社区内部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为社区工作的开展增添动力。

3、理顺社区行政隶属体制。首先，要明确三个关系，即：明确政府部门与社区的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明确街道办事处对社区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的关系；明确社区各组织与驻地单位、物业管理单位之间指导与监督的关系。其次，要界定三方面职能，即：界定政府部门、街道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社区自治的职能以及部门主办需要社区协助的职能。同时，要合理进行分权和放权，将行政管理事务与社会管理事务区分开来，建立起条块机构之间的协调组织，在社区这一层面上形成条包块管、以块为主的完整统一的综合体制。此外，在市、区、街应根据根据新的社区管理权限及其目标，逐步健全各项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如社区管理协调制度(条与块之间协调)、社区管理决策制度、社区管理咨询与协商制度、社区管理岗位责任制度、社区管理考核、监督制度等。

(二)转变党建工作方式，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然而，原有的党建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制约了其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因此，创新党建工作模式，优化社区党组织资源配置，成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1、推行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方式。本着便于联系、便于组织、便于开展工作的原则，把社区划分为三种类型网格：一种是地缘型，以主要街巷、道路为界，划分出若干网格；一种是单元型，一个封闭的居民区或若干座居民楼形成一个网格；一种是单位型，一个市场、一个单位或几个相邻的单位形成一个网格。凡社区自管党员人数超过50名的，原社区党支部一律改为社区党总支，其辖区内划分的网格均建立党支部；自管党员人数不足50名的社区，保留原社区党支部不变，以社区网格为单位设立若干党小组，使每一个社区网格都形成有领导机构、党员队伍、工作制度的社区党建工作基点。变条块分割、以条为主的党建工作模式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模式，把党建工作 17 的触角向驻区单位、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拓展，做到凡是与社区单位、企业相关，以社区为载体开展的工作都纳入社区范围，形成小职权担大任、小舞台唱大戏的工作新格局。

2、改进社区党员教育管理方式。首先，在管理范围上，要做到三个延伸，即向生活在社区的在职党员延伸；向辖区内流动党员延伸；向辖区内“两新”组织党员延伸。其次，在党员管理方式上，要变无差别管理为分类管理。针对社区不同类型党员的特点需求，把社区党员划分为流动党员、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下岗职工党员及“两新”组织党员等等，根据不同类型党员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再次，在党员教育管理手段上，要变传统教育手段为现代化教育手段。充分利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远程通讯技术等丰富多样的现代化手段开展教育活动，实现各级党组织与党员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增强教育效果。同时，开发“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电子档案，实现区、街、社区三级党组织之间党员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党员管理效率。

3、完善社区党建共建机制。区委牵头，成立社区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由热心社区建设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组成，负责全面指导、协调全区的社区党建工作，推动群团组织工作社区化，集合会员单位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街道党工委牵头，成立街道社区党建共建议事会，成员由辖区单位推荐，民主协商产生，组织发动社区单位党组织参与和谐社区、文明单位、文化共建、双拥共建等活动，丰富社区文化，提高社区文明水平。社区党组织牵头，社区党员代表组成社区党建联席会，引导和组织本社区的党员参与社区各项活动，更好地为社区建设服务。通过区、街道、社区三级共建机构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工作职责，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形式，围绕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务共商共议，齐抓共管。

(三)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加快社区民主建设进程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种开放式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因此，无论是体制变革的本身，还是选举制度的突破，都应朝着社区民主自治的方向大步迈进。

1、明确社区定位，合理划分社区。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区域界限不明显，社区资源馈乏，居民的依附性也较差，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是政权组织，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无法体现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社区的定位应当确定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在明确这种定位的基础上，依据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的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感，按照有利于社区管理、自治、资源利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能的原则来组建新社区。原则上每个社区管辖3000户左右，同时，要适应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不断加大“城中村”、“城边村”的改制步伐，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奠定基础。

2、推行社区直选，扩大基层民主。要建立健全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通过推选产生社区成员代表、社区选委会、进行选民登记、推荐候选人、召开投票选举大会等五个环节，动员社区居民参与选举，让更多的居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直接选举出自己满意的社区居委会成员。直接选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户代表的方式进行投票选举，另一种是有选举权的全体选民进行投票选举。选举工作中，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对换届选举骨干人员进行分级、分段培训。通过直接选举，真正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能力，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人选入社区居委会的班子。

3、健全民主制度，推进社区自治。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参与，是社区民主自治根本所在。要完善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以及居委会工作评议、居务公开等制度，通过社区论坛、社区对话、民情恳谈会等活动载体，引导社区成员、社区居民为社区建设 19

发展建言献策，充分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同时，进一步畅通民主渠道，探索建立由社区居民、驻区单位、民间组织、群众团队和社区党政组织代表共同参与的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制度，探索建立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监督、评议。

(四)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人民群众，因此，只有健全社区服务体系，探索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新路子，不断满足社区群众的需要，才能体现改革创新的成效。

1、健全社区服务网络。根据不同层次居民的消费需要，在区、街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居委会成立社区服务站，将服务职能从街、居其他机构中剥离出来，统一整合到社区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以区级社区服务中心为龙头，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为主体，社区服务站点为基础，社区志愿者组织为补充、驻区单位全面参与，条块结合、全面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社区服务中心、站点要不断配套完善各类服务设施，按照服务职能类别的划分，设岗定责，规范运作。社区服务职能可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综合服务类，主要包括社区卫生、文化、教育、治安、计划生育、消防安全、司法调解等工作；第二类是劳动保障类，主要包括退休、失业人员的工资发放和社会化管理工作；第三类是家政服务类，包括居家养老、家政服务项目的拓展运作和经营；第四类是物业管理类，包括社区内单位、楼宇及居住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第五类是生活保障类，包括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审核、救助工作。此外，区社区服务中心统一成立综合服务公司，负责社区服务项目的市场化、企业化运作，从而形成规范有序的“三级联动、六位一体”服务体系。

2、规范社区服务协调机制。要想方设法争取驻地单位的支持，充分利用社区内各类设施和资源，建立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实现社区各种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合理配 20

置，促进社区内所有居民群众共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是整合物质资源。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为原则，积极寻找与驻地单位的利益结合点，协调组织驻地单位的资金投向社区，并将各类硬件设施向社区群众开放。二是整合人才资源。以党、团员为主体，积极争取社区内有专长特长的人才参与，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各种便民利民服务。三是整合组织资源。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小区管委会等社区内各种组织、社团的指导，使其按照有关章程，自主管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从而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降低社区管理运作成本。

3、强化社区服务功能。继续深化现有社区服务领域，按照“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强“夕阳红工程”、“民情流水线”、“四点半工程”、“民生在线”、“真情1+1服务站”等便民、惠民服务，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家政和物业管理等系列服务，不断完善服务网络，深化服务内涵，构建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要把为居民服务作为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根据群众不同层次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五个重点，体现五种功能：以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面向困难群众社会救助、福利服务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救助保障功能；以帮助居民群众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难题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便民利民功能；以满足群众人文精神需求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休闲娱乐功能：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减震疏导功能；以满足高收入家庭多样化、个性化服务为重点，体现社区服务的市场导向功能。走社区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子，以服务养服务，以服务促服务，形成网络化、市场化、规模化服务体系，从而使社区服务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粗放型向集约型、政府投入输血型向自我良性发展造血型转变。

(五)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社区建设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建设一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社区干部队伍，是推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的重 21

要保证。为此，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必须把加强和改进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最关键的环节来抓。

1、转变选人用人方式。一是上级选派。把社区作为青年干部培养锻炼的基地，每年选派一批优秀年轻机关干部到社区进行挂职锻炼，主要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助理等职，充分发挥青年干部思想新、活力强的优势，来促进社区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民主选举。主要通过社区党员大会选举和社区居民直选的方式，选举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班子。要注意拓宽民主选举的范围，符合条件的驻地单位负责人、长期工作生活在社区的人员都可以作为参选和被选举对象，最大限度地整合社区人才资源。三是公开招聘。对于社区服务站等政府花钱买服务的社区工作机构，要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参照公务员选拔办法，通过笔试、面试等规定程序，择优选拔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社区工作人员，有效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

2、切实抓好教育培训。一是建立社区干部定期培训制度。区、街要定期对社区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注重系统性、针对性和时代性，应重点学习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利用活动载体，加强对社区干部的经常性教育。要经常组织社区干部到那些社区工作搞得好的城市参观学习，开阔视野，利用外地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社区工作。三是有重点地调训干部。组织、民政部门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年轻社区干部进行调训，确保他们受到高层次培训，尽快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时，要加大社区后备干部的培养力度，建立社区后备干部专向档案库，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确保社区干部新老交替。

3、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建立目标管理机制。针对社区干部存在的职责不明、责任感不强的问题，制定社区各组织成员工作职责，街道与每一名社区干部签定任期目标责任书，定岗定责定目标，增强社区干部责任感。二是建立双向考评制度。年末，社 22

区干部就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向社区党员代表、居民代表作述职报告，党员和居民代表对其进行民主测评。街道把民主测评结果作为社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评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档次，对不称职者实行半年到一年的诫勉，对诫勉期满后考核仍不称职的按有关规定进行辞退。三是建立激励机制。要提高社区干部的生活待遇，将社区干部待遇与工作任务挂钩，增加对社区干部的补助，实行社区干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此外，要努力提高社区干部政治待遇，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创造条件增加社区干部参政、议政的机会，如增加社区干部参加党代会、人代会的名额，增强他们的自豪感。

参考文献：

1、《沈阳干部学刊》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2007年06期;作者：李力;

2、《山西师大学报》试析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2007年03期;作者：杨稣,贾明德;

3、《经济师》对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8年02期;作者：谢守红,彭琳;

4、《求实》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2006年03期;作者：蔡小慎,潘加军;

第五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浅谈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要：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尽快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十分重要而紧迫。推进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新社会管理观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概况

社会管理似乎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来说,社会管理承担着多个社会功能。例如，要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保障人力资源的竞争性;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解决“两大差别”提供制度保障;要为国家与新兴的多元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提供制度条件等等。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恐怕还难以找到与西方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管理的概念。西方社会中所使用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等概念,或者将中文的“社会管理”译为“social management”,都难以充分而准确地表达出中国语境下社会管理的内涵与实质。在中国政府职能定位中,“社会管理”则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相并列,[1]成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政府为主体,对有关社会事务进

行规范和制约;其二是以社会为中心,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所谓的社会管理,在中国学术界的界定尽管不一,但是以下界定是为人们所认可的:“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2]中国的社会管理及其体制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社会管理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大职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主导;第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虽然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无法替代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作用;第三,社会管理以社会秩序的维系、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为其根本目标。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六)提出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社会管理是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但是内容逐渐广泛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建议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管理的手段更侧重于协调和参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管理格局。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

（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整个社会也出现了众多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和谐，出现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和谐。这些都对我国的社会健康和稳定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

（二）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必然需要

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烙印，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位管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几乎都从属于一个社会单位，单位是个人领取工资的劳动组织，是个人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的保障和后盾。没有“单位”的个人是很难在社会上合法立足，国家也正是通过单位制来实现社会的整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单位制逐步解体，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群众的具体利益发生了变化，以“单位人”为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整合，特别是加强对弱势群体和

[3]边缘群体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社会特征：一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耕地上解放出来，离乡外出就业。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虽然离开了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却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权利，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盲区”。二是老龄化的挑战。“我国目前60岁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65岁以上已达8﹪，据预测，202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将达到23﹪”。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出现的，“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对我国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为群众提供了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络沟通日益方便，同时也使社会各类矛盾容易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紧密互动的趋势，形成连锁反应，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成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既拓展了我们的发展空间，也使国际性的经济

社会风险更容易导入国内，造成社会新的不稳定，因此，加快建立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转向社会建设大时代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与目标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整体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或“多元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既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又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与此同时,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例如,贫困问题、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突发事件、频发的反社会事件等，对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外，中国似乎也开始由低风险社会向高风险社会转变。

现有体制的缺陷日益体现出来，成为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难以有效地应付社会大变革所提出的挑战。对此，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主要的缺陷:

1.就政府而言，一是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重政府的管理，轻社会的管理，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二是在手段上重刚性，轻柔性。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简单，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三是政府社会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管理成本过高，效率较低。四

[4]是在目标上重控制，轻权利；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

2.就社会而言，一是公民意识有待增强，参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龚维斌)；二是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公众参与渠道不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三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中介组织、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不分，导致事业单位行政化和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事业和社会自治的健康发展。

3.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社会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但是，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党的十六大后，中国进入了“社会建设”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下，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需要转型。理念与目标对于创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当然是重要的。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其次，要坚持民主善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第三，要坚持多元治理，充分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总体上说，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完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理想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包括:“一个完善的能够凝聚各方社会力量的管理主体结构，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合理格局；一套完整的能够规制社会生活领域的制度体系；一批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整合社

[5]会关系、协同社会行动的运作机制。”

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政府如何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再回归到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时代对社会的全方面控制和管理,也不可能效仿发达国家走过的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福利的国家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社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力不强，政府也不可能将所有事务推向社会或者市场。因此，如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管理模式，应该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换言之，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新内涵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或创新的方向。从主体上讲需要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这个转型的方向其背景就在于改变社会管理体制的政府一元核心格局，就是增加政治决策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公民参与到涉及需求、利益等日常社会管理事务的讨论之中，吸纳社会组织参与,考虑边缘人群及利益，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新内涵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强调社会自治，由人民自我管理。中国的社会管理应转变政府管控的手段和方式，推动公民的自

[6]我管理。合作与共治应该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是关于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权责划分和操作方法等的制度体系，包括对各类社会管理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和对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规则、方式方法的约定。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纵观欧美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根据政府和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第三种模式是社会主导政府协助。总体来说，二战以后，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逐渐发挥主导作用，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逐渐转向了治理和善治理论所倡导的社会主导政府协助的模式。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涉及层面广、触及问题多、解决难度大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

[7]力、齐抓共管。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就在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合作与共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管理主体从国家一元转向多元，走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管理方式从命令———服从的单向度统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社会管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助和互助等多种手段；社会管理资源投入和服务产出主体由政府一元走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社会管理方式从以行政管制为主转向以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社会秩序从强制性秩序为主转向强制性秩序与自治自律所形成的自发性秩序并重；社会管理中权力配置格局从政府集中管理转向给社会放权和为公民增权；社会管理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社会政策制定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

五、重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与创新的重点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应该是社区。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在单位组织的基础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原有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现有单位在改革中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原先“一统天下”而“无所不包”的单位制管理模式,已经逐步让位于以居民自治为载体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发生了转变,过去是以单位为基础,现在以社区作为基础。日益复杂和增多的社会需求和问题,都需要在原有的单位体制之外得到解决,社区就成为这样一个载体。社区建设成为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因此,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应当指出的是，城乡社区居民的需求多元化，需要有多元化的组织来应对,因此,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建设将成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的计划体制在县乡两级造就了庞大的“全能政府”，政府组织对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在政府强控制模式之下，中国基层社会民间社会的“自域”范围非常狭小，力量也非常薄弱。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加强与完善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要有利于调动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共资源、公共信息整合共享；有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在目前中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政府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管理程序等，维护和确保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二是放宽政策，创造环境，降低门槛，放手发展城乡各类社会组织，促其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城乡的社会管理；三是引导社会组织进行公开、透明化的运作，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支持和鼓励城乡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的组织；积极发展以卫生保洁、治安巡逻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区志愿服务队伍，鼓励和引导居民从事社区志愿服务；在农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提高农民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改变单家独户闯市场的弱势地位，达到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通过社区民间组织，使村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管理、[8]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参考文献：

[1] 刘瑞.社会发展的宏观管理[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32.[2] 陈振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概念辨析———“政府社会管理”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J].东南学术.2005 年第 4 期.[3] 陈振明.什么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J].新华文摘.2006 年第3期.[4] 陈振明.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体系的现状、问题与挑战——— “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系构建”课题研究报告之二[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5] 丁元竹.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三个基本环节[J].中国社会保障.2006年第12期.[6] 夏学銮.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创新[J].人民论坛.2011 年第4期.[7] 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8] 姚华平.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30年[J].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