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2011年06月22日12:1
2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课题组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有利于避免社会管理中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这也正是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思考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
加强社会管理的成效与不足
浙江省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与体制创新,把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作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与人民群众新期盼相比,浙江省社会管理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从构建社会管理基本格局的层面观察,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还不强。一些地方的党委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能力不强,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不高,党政部门社会管理职责权限还不清晰,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没有解决。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的缺位、越位等现象并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管理机构庞杂,社会管理职能分割严重,政府对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履行上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并存,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
公共治理结构尚不健全,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体。浙江省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基本上游离于社区之外。社会组织数量偏少,规模偏小,结构不甚合理,现行管理体制与手段不能适应培育发展要求,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人民群众社会参与渠道不多,参与程度不高。公民在社会管理中参与度不高。公民缺乏应有的知情权及参与载体,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渠道不畅,社会规范体系不健全,社会信任度不高,守法意识薄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志愿精神以及公共精神都还不成熟,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觉程度不尽如人意,社会管理成本巨大。
强化四个基本理念
强化公平正义理念,更加突出党委核心与引领作用。在构建社会管理基本格局中,党委
领导是核心。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强化公平正义理念,维护群众利益,体现人民意志,努力使基层组织与广大党员成为公众表率,促进社会管理目的从追求效率与控制向追求社会公正、长治久安转变。必须合理配置党政部门社会管理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问题。
强化民主法治理念,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政府负责是关键。政府负责,就是要强化责任与服务、民主与法治的理念,明确政府职责,履行好政府作为市场守夜人与公民守护人职能,努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依法行政,促进社会管理方式从行政强制型向法治型、服务型转变;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做到职能到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要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界定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权力边界和职责范围,合理划分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规范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中的行政行为,以提高政府效能。
强化公共治理理念,更加突出政社合作的协同式管理。社会协同是基础。社会协同,就是要强化公共治理理念,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行业和中介组织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一般不介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发挥城乡社区与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利用社区与社会组织资源来帮助政府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促进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强化群众路线理念,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公众参与是根本。公众参与,就是要强化人民群众是社会管理主体的理念,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提高公民社会参与和自我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管理从“善政”向“善治”的转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规范公众参与行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参与社会管理的各种机会,形成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机制。
创新六大体制
为了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一切与此相矛盾或背离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都应被纳入改革和完善之列。目前,尤其需要深化对社会服务体制、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工作体制、社会公共安全体制的改革创新。
着力创新社会服务体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人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分权化、专业化,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普遍需求。更加注重政府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上,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突出对弱势群体、困难人群的扶助关爱。健全完善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机制。
着力创新社会保障体制,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医保,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非公有制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为重点,积极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覆盖范围要扩展到城镇所有从业人员。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于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大幅度提高筹资水平。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职工的失业保险参保率,妥善解决职工在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之间转换时的关系接续问题。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保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重点完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
着力创新社会工作体制,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为了加强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需要建立社会工作的专门领导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以履行政策法规研究、组织协调、日常业务管理等职责。同时完善社会工作的协调机制,为了给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需要提出今后5到10年的社会工作立法规划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健全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体系。加大社会工作岗位开发力度,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
着力创新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夯实社会管理基础。积极推进以城乡社区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乡社区的建设、服务与管理,增强基层自治功能。所有社区都要把强化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与保障社区工作站的服务功能有机结合,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健全“四位一体”的社区管理体制及彼此互联互通互补的管理机制,形成社区管理合力。在农村,要逐步建立健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社区服务中心、基层民间组织“五位一体”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服务保障功能。
着力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为了促进多元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可以“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开服务类社会组织,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同时限制有不良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有序,保持社会稳定。加强立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管理程序等。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及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
着力创新社会公共安全体制,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深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发展“枫桥经验”,创新完善多元化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包括民意表达、利益诉求、利益协调、利益补偿及解决社会纠纷机制,加强弱势群体理性表达利益的空间与通道建设,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通道,直面矛盾,及时回应。完善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风险。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八点建议
加强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领导,建立省一级的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建议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成立省一级的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如浙江省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省委领导社会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下设省社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研究提出社会管理工作规划、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承担全省社会建设的指导、协调、督查和综合管理工作,搭建宏观管理平台,研究制定全省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薄弱环节。以此强化党和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领导。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培养社会管理人才,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人才保障支撑。要像建国初期大力培养城市管理与工业建设人才和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在各级党校和各类高校开展各级干部社会管理知识教育培训工作,引导各级干部自觉加强社会学、政治学、社会管理理论的学习研究,更加深刻领会和掌握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与时俱进地更新理念,更新知识,努力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增强应对和处置群发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成为既懂经济建设、又懂社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还需要大力培养各类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才。
加快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政府依法管理水平。目前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如在对于如何管理社会组织、规范信访行为、引导社会舆论、运用新兴媒体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位阶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法律规定。因此,需要制定或修改涉及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政府实施的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都有法律依据。同时,为提高依法管理的权威性,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管理事务,实施管理的依据应由法规、规章层级上升到法律层级。
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公益服务的机制。逐步从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向政府通过购买间接提供服务的方向转变,不断完善购买政策,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完善财政资金拨付和监管方式。扩大公共服务政府外包范围,可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调动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提供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可以制定土地使用、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投资公共服务业,鼓励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展开公平竞争。
公共政策出台与实施要进行风险评估,建议“五个不出台”。与民争利,损害多数群众利益的不出台;未经充分酝酿,得不到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不出台;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强制性规范措施不出台;前期工作没做好,可能引发社会震荡的不出台;具体方案不细致、配套措施不连贯,可能引发新矛盾的不出台。
加快建设统一互联的社会公共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社会管理信息化。把这项工作列入近期省政府的实事工程,纳入“数字浙江”建设的大框架,抓紧制定方案,及早启动实施,尽快投入使用,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最大限度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积极作用,为社会管理提供有力的科技与信息支撑。
以项目建设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认真组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提炼各地取得的成功经验,抓点带面,形成示范,自上而下地推广。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示范引领作用。研究推出一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项目,下大力气抓好一批社会管理创新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纳入“十二五”社会发展规划,力争在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有新突破。
建立社会管理评价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研究制定社会管理绩效评估体系,建立一套符合省情的科学、合理绩效评估体系,其指导思想应包含:发展与秩序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服务产出与社会满意度兼顾,当前显性政绩与未来发展潜力兼顾,量的指标和质的指标兼顾。要形成各个评估主体功能互补、相互制约的绩效评估体系,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并举,政府自身的评估与党的评估、人大的评估、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估相结合,弥补政府内部评估的片面性,还要重视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第二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2006年10月21日
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各方面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的需要调整,有的需要改进,有的需要加强。所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通过创新,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管理体制呢?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规定,明确界定了不同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党委要加强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府应依法履行职能,承担起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社会各方面都要大力协同,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公众则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坚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政府应坚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公务员的基本准则,致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各种类型的社区,应进一步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各类社会组织要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政府对其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政策,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加强内在机制的建设,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和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需要重视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通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便有效应对各种风险。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包括总预案、专门预案、部门预案在内的整个应急预案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对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具有积极的保证作用。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第三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浅谈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要: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尽快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十分重要而紧迫。推进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新社会管理观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概况
社会管理似乎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来说,社会管理承担着多个社会功能。例如,要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保障人力资源的竞争性;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解决“两大差别”提供制度保障;要为国家与新兴的多元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提供制度条件等等。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恐怕还难以找到与西方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管理的概念。西方社会中所使用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等概念,或者将中文的“社会管理”译为“social management”,都难以充分而准确地表达出中国语境下社会管理的内涵与实质。在中国政府职能定位中,“社会管理”则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相并列,[1]成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政府为主体,对有关社会事务进
行规范和制约;其二是以社会为中心,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所谓的社会管理,在中国学术界的界定尽管不一,但是以下界定是为人们所认可的:“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2]中国的社会管理及其体制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社会管理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大职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主导;第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虽然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无法替代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作用;第三,社会管理以社会秩序的维系、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为其根本目标。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六)提出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社会管理是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但是内容逐渐广泛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建议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管理的手段更侧重于协调和参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管理格局。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
(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整个社会也出现了众多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和谐,出现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和谐。这些都对我国的社会健康和稳定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
(二)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必然需要
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烙印,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位管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几乎都从属于一个社会单位,单位是个人领取工资的劳动组织,是个人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的保障和后盾。没有“单位”的个人是很难在社会上合法立足,国家也正是通过单位制来实现社会的整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单位制逐步解体,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群众的具体利益发生了变化,以“单位人”为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整合,特别是加强对弱势群体和
[3]边缘群体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社会特征:一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耕地上解放出来,离乡外出就业。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虽然离开了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却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权利,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盲区”。二是老龄化的挑战。“我国目前60岁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65岁以上已达8﹪,据预测,202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将达到23﹪”。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出现的,“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对我国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为群众提供了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络沟通日益方便,同时也使社会各类矛盾容易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紧密互动的趋势,形成连锁反应,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成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既拓展了我们的发展空间,也使国际性的经济
社会风险更容易导入国内,造成社会新的不稳定,因此,加快建立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转向社会建设大时代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与目标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整体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或“多元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既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又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与此同时,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例如,贫困问题、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突发事件、频发的反社会事件等,对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外,中国似乎也开始由低风险社会向高风险社会转变。
现有体制的缺陷日益体现出来,成为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难以有效地应付社会大变革所提出的挑战。对此,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主要的缺陷:
1.就政府而言,一是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重政府的管理,轻社会的管理,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二是在手段上重刚性,轻柔性。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简单,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三是政府社会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管理成本过高,效率较低。四
[4]是在目标上重控制,轻权利;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
2.就社会而言,一是公民意识有待增强,参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龚维斌);二是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公众参与渠道不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三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中介组织、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不分,导致事业单位行政化和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事业和社会自治的健康发展。
3.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社会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但是,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党的十六大后,中国进入了“社会建设”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下,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需要转型。理念与目标对于创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当然是重要的。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其次,要坚持民主善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第三,要坚持多元治理,充分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总体上说,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完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理想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包括:“一个完善的能够凝聚各方社会力量的管理主体结构,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合理格局;一套完整的能够规制社会生活领域的制度体系;一批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整合社
[5]会关系、协同社会行动的运作机制。”
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政府如何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再回归到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时代对社会的全方面控制和管理,也不可能效仿发达国家走过的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福利的国家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社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力不强,政府也不可能将所有事务推向社会或者市场。因此,如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管理模式,应该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换言之,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新内涵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或创新的方向。从主体上讲需要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这个转型的方向其背景就在于改变社会管理体制的政府一元核心格局,就是增加政治决策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公民参与到涉及需求、利益等日常社会管理事务的讨论之中,吸纳社会组织参与,考虑边缘人群及利益,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新内涵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强调社会自治,由人民自我管理。中国的社会管理应转变政府管控的手段和方式,推动公民的自
[6]我管理。合作与共治应该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是关于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权责划分和操作方法等的制度体系,包括对各类社会管理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和对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规则、方式方法的约定。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纵观欧美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根据政府和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第三种模式是社会主导政府协助。总体来说,二战以后,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逐渐发挥主导作用,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逐渐转向了治理和善治理论所倡导的社会主导政府协助的模式。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涉及层面广、触及问题多、解决难度大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
[7]力、齐抓共管。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就在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合作与共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管理主体从国家一元转向多元,走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管理方式从命令———服从的单向度统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社会管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助和互助等多种手段;社会管理资源投入和服务产出主体由政府一元走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社会管理方式从以行政管制为主转向以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社会秩序从强制性秩序为主转向强制性秩序与自治自律所形成的自发性秩序并重;社会管理中权力配置格局从政府集中管理转向给社会放权和为公民增权;社会管理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社会政策制定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
五、重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与创新的重点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应该是社区。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在单位组织的基础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原有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现有单位在改革中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原先“一统天下”而“无所不包”的单位制管理模式,已经逐步让位于以居民自治为载体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发生了转变,过去是以单位为基础,现在以社区作为基础。日益复杂和增多的社会需求和问题,都需要在原有的单位体制之外得到解决,社区就成为这样一个载体。社区建设成为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因此,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应当指出的是,城乡社区居民的需求多元化,需要有多元化的组织来应对,因此,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建设将成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的计划体制在县乡两级造就了庞大的“全能政府”,政府组织对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在政府强控制模式之下,中国基层社会民间社会的“自域”范围非常狭小,力量也非常薄弱。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加强与完善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要有利于调动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共资源、公共信息整合共享;有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在目前中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政府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管理程序等,维护和确保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二是放宽政策,创造环境,降低门槛,放手发展城乡各类社会组织,促其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城乡的社会管理;三是引导社会组织进行公开、透明化的运作,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支持和鼓励城乡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的组织;积极发展以卫生保洁、治安巡逻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区志愿服务队伍,鼓励和引导居民从事社区志愿服务;在农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提高农民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改变单家独户闯市场的弱势地位,达到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通过社区民间组织,使村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管理、[8]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参考文献:
[1] 刘瑞.社会发展的宏观管理[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32.[2] 陈振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概念辨析———“政府社会管理”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J].东南学术.2005 年第 4 期.[3] 陈振明.什么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J].新华文摘.2006 年第3期.[4] 陈振明.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体系的现状、问题与挑战——— “我国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系构建”课题研究报告之二[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5] 丁元竹.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三个基本环节[J].中国社会保障.2006年第12期.[6] 夏学銮.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创新[J].人民论坛.2011 年第4期.[7] 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8] 姚华平.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30年[J].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第四篇: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农村 管理 体制创新
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
1、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社会发展和管理转变的长远趋势来看,社会自主性在不断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就需要继续创新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系统性的工程,只有不断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进一步完善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中,所有的个体都需要依托社会才能存在,这需要政府职能从政治统治职能的角色转向全面社会管理角色当中来。
二、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相对较少
当前农村的社会组织方面,大多数农村都有社会基层管理组织,比如医疗卫生机构、红白理事会、妇女组织等相关组织,但是文化娱乐组织、治安巡逻队等相关非正式组织却比较少。
2、社会事务单方面处理
农村社会事务处理上,虽然村民和村干部能正确反映出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等较为和谐,但出现问题之后,多数人一般是采用非正式方式进行解决,有的甚至出现没有解决的途径;另外,农村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当前文体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少,还存在村民自发组织状态。
3、干部未认清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当前农村将经济发展当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认为农村管理体制是表面上的东西,不如直接经济效益,更能体现出村干部的政绩。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被搁置在了一边。
三、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1、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转变村级党组织的基本功能
将党支部直接管理生产与管理农村社会事务的功能,逐渐转变成社会关怀与各方利益协调者的轨道上来,淡化行政色彩,真正将社会、行政、经济、政党等归之于其各自的任务中来。强化村民委员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2、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真正去认真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将农民自治的管理权,交给交予地方人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有效扩大了当地人大的民意基础,加强了权力机关的权威,进一步理顺好了权力系统的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能通过人大对政府所实行的有效监督,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本身的指导行为,确保了农村治理模式能够不断走向完善。
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
要将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引导并规范好农村当中的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就是在制度方面要
进行创新,为农村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积极鼓励多种方式的农民组织的发展,并且妥善处理好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认清加强对农村当中的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应该提倡并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与扶持经济合作型组织时,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余非正式组织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对其社会功能与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做到整合农村社会秩序,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4、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和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和完善农村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农村,努力夯实农村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免费看电影tang)
5、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素质
大力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一是提升基层农村干部抓重点,破解农村难题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这主要是将发展作为一切中心,将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点,不断破解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紧密围绕这一点来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与本领;二是不断提升因地制宜与分类指导本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三是不断提升依托群众与服务群众的本领,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充分确立并且进一步强化依靠并且服务群众的大局意识,真正深入农村基层,充分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解决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6、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按照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大力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升农民整体素质。一是强化形势政策教育,让农民群众正确的认识自我,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农民大局意识;二是强化思想道德教育,要在广大农民群众当中广泛开展文明新风教育活动,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三是强化农村科技教育,紧密围绕着生产发展与农民增收,针对实用技术大力开展培训与应用工作,提升农民知识技能。与此同时,还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五篇:关于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着力点的调查研究
关于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着力点的调查研究
发展战略组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8年来,我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在探索中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存在不少,压力依然巨大,迫切需要找准着力点,尽快扭转工作被动的局面。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积极探索
市、县(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先后将其列入“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并在夯实民生基础、优化决策程序、构建“和谐村矿”关系、创新人口管理等方面着力推进。
(一)夯实民生基础。加大民生投入,将新增财力的80%以上和新增资源税收入全部用于改善民生。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6%,筹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50元,为全省最高水平,并实现市级统筹。实现义务教育“零收费”,全面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75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920元,农村“五保”供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00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政策性全覆盖,参保人数达127万。开发公益性岗位6220个,用于安置“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和就业困难的大中专毕业生。加强“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工作,消除“零就业”家庭4000多户。
(二)优化决策程序。印发《榆林市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规划(2012—2016年)》,提出了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基本制度框架。出台《榆林市重大行政决策规定》,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制定《榆林市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并对驼峰北路(长虹路)、环城北路(二里半)房屋征收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改善村矿关系。市上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和涉煤县区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推进村矿和谐发展领导小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村矿矛盾的“13351”工作总体思路,出台了《推进和谐村矿建设的工作方案》。各涉煤县区成立了由县区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推进和谐村矿工作组织机构。全市251个地方煤矿与涉煤村都成立了村矿联合党支部。通过提高利益共享基金的征收额度、推行村民参股、实行帮扶制度、建立发展基金、开展地企共建等形式实现利益共享,矿区群众人均纯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2011年四个主要涉煤县区矿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20%。
(四)创新人口管理。靖边县在张家畔镇下设立了四个办事处,缓解了张家畔镇的社会管理压力,推行了暂住人口网络化、规范化、精细化和常态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管理服务水平。府谷县推出了“一证管多证”模式,将流动、暂住人口在当地派出所办理居住证作为办理从业证明、子女入学证明等的前提条件。绥德县开发出社区警务综合信息系统,涵盖了人口信息查询、综合信息地图、社区警务工作、常用法律法规查询等内容。神木、佳县、清涧等县探索建立了 “一般人口常规管,外来人口跟踪管,高危人群重点管”的分类管理模式,实现了对实有人口的常态化管理。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性
尽管我市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社会管理滞后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依然艰巨。
(一)收入水平相差悬殊,群体隔阂加剧。2011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21元,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520元的3.2倍;府谷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927元,为清涧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200元的1.9倍。城乡差距与南北差距交织,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考虑到现阶段收入统计的局限性,可以肯定,收入的实际差距比统计数据大得多。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一批人因参与经营资源产业、房地产业、民间借贷等暴富,另一方面,很多人缺乏专业技能,职业不稳定,收入低,部分劳动力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成为社会的最底层。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居民之间、普通民众和社会管理者之间存在隔阂甚至矛盾,部分人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倾向明显,形成社会治安隐患。
(二)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底数不清。榆阳区实有人口约70万,其中流动人口20多万。靖边县张家畔镇总人口20.1万人,其中流动人口10余万人。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从业和居住场所变动频繁,成分复杂,底数不清,给管理服务带来很大困难。更有一些外地不法人员隐藏其间,伺机作案,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1年,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共刑事拘留1306人,其中流动人口835人,占比为64%;共强制隔离戒毒804人,其中流动人口635人,占比79%。
(三)管理合力尚未形成,不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管理政出多门,职责不清,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低。不少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完成,群防群治工作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难以落到实处。部分城镇人口、产业集聚,但地方基层组织没有相应加强,难以履行管理服务职能。
(四)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矛盾多发。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工业项目建设、中省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征用、房屋征收越来越多,征收者和被征收者关于补偿的纠纷与日俱增。土地权属纠纷随之增多,许多荒地、林地界限不清、权属不明,平常相安无事,一遇征地补偿,争议骤起。由土地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呈上升态势,靖边县的治安案件中有七到八成是由土地纠纷引发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是引发社会矛盾的另一重要根源。长庆油田与延长石油因区块争议,纠纷不断,仅今年1-5月份就发生8起。由于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有的煤炭产区出现群众集体阻挡煤矿生产的行为,甚至发生械斗事件。
(五)消极腐败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在部分地方、一些领域,吃拿卡要行为屡禁不止,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病症”久治不愈。由腐败产生的社会不公现象有增无减,部分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长期不在岗,领空饷;部分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消极闲散,出勤不出力。上述消极腐败现象的存在,严重侵蚀了党委和政府的公信力。部分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众情绪对立问题严重。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些易于操作、易见成效的领域,先易后难,稳步推进。
(一)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改善民生。一是将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大力推进。不折不扣地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行业和企业,提倡和鼓励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有效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位,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重视军队退役人员及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安置问题,优先保障失地、减地农民在就业方面与市民的同等权利。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在条件成熟时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做好临时救助工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慈善事业的作用,支持商业保险工作。明确主管部门,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土地招拍挂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失地农民进入社会保障真空地带。三是加强住房保障。按照相关规划,加大限价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保持房价相对稳定态势,实现住有所居。对于集体土地上宅基地被征收的对象,提供住房安置方式,防止被征收对象流离失所,同时努力为其市民化创造条件。
(二)加强社区工作,完善基层服务。适应人口城镇化实际,制定全市社区建设规划,根据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和人口密度,以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居民自治为原则,合理设置社区,缓解城镇基层政府机构管理压力,加强城镇社会管理力量。按照社区工作委员会与社区服务中心合一的模式,加强社区办公服务场所建设。按照社区群众代表、街道(镇)干部、专业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原则,建设专兼职相结合的社区工作队伍,明确各类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确保队伍的基本稳定。根据地域和人口分布,划片分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实现管理、服务全覆盖。原则上以500人左右划定1个网格,确定1名中心户长,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负责网格内的人口信息、矛盾排查、纠纷化解、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管理服务工作。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社区工作考核办法,摒弃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模式,建立以居民满意度和社情民意知晓率为导向的社区考核体系,推动管理和服务的融合,实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社会安定有序双重目标。依托社区,建好社区警务室,将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结合起来,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健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善市场化服务体系,提高社区生活的便捷程度。注重小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办好社区文化站,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各类群体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寓教于乐,提高社区居民的精神修养。
(三)搭建信息平台,推进平安建设。依托社区力量,做好信息采集这项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开展数字社区建设试点,为街道、社区工作建立一个规范、统一、共享的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有效打破社区管理服务的时间、空间界限,实现基层管理服务由传统工作模式向现代电子信息管理模式的转变。由中心户长牵头采集、更新信息,专职网格员牵头录入信息,社区民警牵头比对信息,建设实有人口数据库、特殊人口数据库、矛盾纠纷数据库、房产使用状态数据库,消除信息盲区。实行实有人口分色管理,解决好特殊人群帮教管理问题,完善特殊人群服务政策,提升特殊人群综合服务和动态管理水平。对于高危人群,相关管理人员要始终掌握行迹,了解表现,落实管控。将办理居住证作为流动暂住人口享受子女平等入学、社会救助、司法援助、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将“以证管人”落到实处。出台规范性文件,落实出租房主和用人单位的流动人口管理职责,明确违反规定的后果,将“以房管人”和“以业管人”落到实处。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交通要道等重点部位和休闲娱乐场所、网吧、旅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点、劳务市场、房屋中介市场等重点场所的治安整治。严厉打击无证照经营旅店业、网吧等非法经营行为,坚决遏止搭建违章建筑出租的行为,提高旅店业信息系统上传率。严格执行上网实名制,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建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群策群力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公安指挥中心建设,增加警力,健全社区联防队,实行网格化巡逻。更新升级城区街面视频监控系统,新增视频监控点位,督促各单位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完善城区出入口治安卡点和联网监控设施。严厉打击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毒品违法犯罪、赌博违法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活动,深入开展吸毒人员大收戒、大排查等专项行动,确保治安大局平稳。
(四)促进利益联接,形成“多赢”格局。结合实际,总结推广不同模式的村矿利益共享机制,统筹考虑煤矿所在村组群众利益分配、井田覆盖范围村组群众利益分配以及煤矿开采环境影响区域群众利益分配,努力扩大受益群众覆盖面。积极争取新建国有大矿留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股份,要求国有煤炭企业严格执行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按公布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健全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开展矿区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评估工作,加大煤炭采空区、塌陷区治理力度,保护生态环境。考虑区域土地市场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
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以3年为期适时更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健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决杜绝无批复、无批文或边建设、边融资的项目进入,保障补偿款及时到位。坚持先安置,后拆迁,先保障,后补偿,完善留地开发安置、按规划自建等拆迁安置途径,确保“失地”、“减地”农民和拆迁对象生活水平不下降,稳定生活有保障。
(五)完善政策体系,营造公平环境。科学地建章立制,完善政策体系,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做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公布实施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35号)规范土地的征收和补偿工作,科学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明确评估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杜绝土地条件相同、征地用途相同而补偿标准不同的现象,杜绝土地征收“一村一策”、“一事一议”现象。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确保工作依法合规。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房屋、附属设施等确权登记工作的进程,尽快制定集体土地房屋征收的相关政策,严格区分宅基地和其它建筑用地上的建构筑物和农用地上的建构筑物,严格甄别违章建筑、《拆迁通告》下达后抢建抢装建筑。提高群众的法律素养,依法处置闹访、缠访、停尸闹事、非法阻工等事件。不能突破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能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社会矛盾。通过激励和惩戒相结合的办法引导居民理性表达诉求,杜绝过激行为。制定《榆林市流动暂住人口参与社会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流动暂住人口参与社区工作,促进其融入社区生活。
(六)推进依法行政,建设廉洁政府。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依法规范其行政行为。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打造“有限政府”,从源头上减少“寻租”行为。以整顿机关作风为契机,以效能建设为抓手,健全监督体系,严格推行问责制度,依法依规处理一批公职人员,产生广泛的警示和震慑作用。建设机关作风整顿的长效机制,以机关作风好转带动社会风气好转。全面加强公务员队伍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搞好电子政府建设和政务公开工作,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七)健全保障机制,形成管理合力。一是健全组织保障机制。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建立责任明确、运转顺畅的工作机制。加强民政、公安、社保、计生、信访、住建等部门相关机构建设,充分发挥其政策规划、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等职能。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增强乡镇管理服务能力。二是健全投入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民生投入,同时将社会管理的建设与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落实基层社会管理机构的日常运行经费和基层社会管理工作者的工资待遇,有步骤地推进技防设施建设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工作。三是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知识的教育培训,使其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建立灵活、多元的社会工作人才评价发现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流动配置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打造一支熟悉群众工作、愿做群众工作、会做群众工作的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四是健全社会协同机制。扶持和培育各类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使其能够切实履行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内部事务自治等职能。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研究,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增强服务能力、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行业调解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在土地、城建、医院、交通、社保等行业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吸收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五是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作出重大决策、建设公共项目之前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吸纳民智、凝聚民心。认真落实各级领导接访、下访的有关制度,建好乡村两级的民生诉求台账。实行承诺制,限时办结民生事项。结合数字社区建设,逐步在乡镇、村社建立网上信访投诉站点,使网络信访成为党委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新平台。六是健全应急管理机制。做好社会舆情汇集、分析和应对工作, 健全网络舆情引导处置机制。分类制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群体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管理专家队伍和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