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英语课堂[精选合集]

第一篇：重构英语课堂

重构英语课堂

—学习《英语课程标准》有感

旅顺大华小学邵艳

课堂是学校中最为平常、最为常见、最为细小的细胞，教师每天都在课堂中生活，学生的学习时光大多在课堂上度过，这种“貌不惊人”和“见多不怪”常使得我们经意或不经意地忽视课堂，忽视对课堂内涵的深刻挖掘。然而，任何教育教学改革如果没有真正触动课堂的话，那么这种改革就不能说是彻底的，不能说是真正改变了学生和教师行为的。那么课堂究竟是什么？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学习《英语课程标准》，并结合教学实践，我找到了答案：英语课堂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是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舞台；不是对学生进行训练的场所，而是引导学生发展的场所；不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探究知识的场所；不是教师行为模式化运作的场所，而是教师教育智慧充分展现的场所。在个性化教学观的支配下，我们的英语课堂应该逐渐体现这样一些变化：

一、面向全体，关注每个学生的情感，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学习不是毫无表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装进另一个头脑，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情感的交流、知识的沟通。《英语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要关注每个学生的情感，帮助他们建立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培养创新精神。由此可见，情感与性格是启动认知技能发生作用不必不可少的发动机。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和环境对学习者的精神面貌、学习动机、自我形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教学过程不单纯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同时也是师生双方感情和思想的交流。师生关系直接制约着学生的认知活动效率。所以，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应该拆除与学生之间的壁垒森严的藩篱，用平等、民主来取代专断与师道尊严。只有宽松、和谐的氛围和没有等级之分的空间，学生才能畅所欲言，个性才能得到张扬，才能对自己充满信心，创新也能应运而生。

在我的课堂上，非常重视感情的投资，我会把微笑与鼓励带进课堂，面向全

体把真挚的爱传递给学生，让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同一片蓝天下的欢乐，以此唤起学生积极的情感，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另外，我还注重用亲切、信任、尊重的情感信息，使学生产生不怕错误，敢指错误，勇于求异的良好的学习心理，融洽师生关系，营造良好的氛围，点燃学生创新思维的星星之火。例如，开学初，学生之间不是很熟悉，学了“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等句子之后，我请学生把自己的有关情况写在一张纸上，我自己也把有关情况写好，一起放在瓶子里。每次随机抽到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朋友，彼此问候、介绍和握手。特别是与老师交朋友，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更高了。这样的活动会使学生体会到师生共享同一片阳光的平等。同时在这自由的学习空间里，学生思维的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

二、教师启动、师生互动、学生主动，充分发挥学习主体的积极性

英语课堂教学要体现在“动”字上，“动”则“活”、则“灵”、则“成”，课堂要尽量做到教师启动、师生互动、学生主动。要实现这三“动”，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向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转变；在教学方法上，从单纯的机械训练向学生交际能力多层次训练转变；在教学模式上，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转变。《英语课程标准》提出“英语课程在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课程评价和教学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都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这就告诉我们，在英语课上，教师应该认识到，教学中“教”是为了学生“学”，而“学”才是主体。学生不主动去接纳，缺乏创造性地“学”，教师是没办法包办的。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学习，不要怕学生出错，要相信学生是在不断“摔跤”的过程中学会“走路”的。使英语学习成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而不是支配下，构建知识、提高技能、磨砺意志、活跃思维，发展个性和拓展视野。

在平日的教学中，我会把自己放在引导者、帮助者的位置上，鼓励学生通过

体验、实践、合作等方式，发展听、说、读、写的综合语言技能。我经常设计一些富有启发性、趣味性，内容丰富的教学活动，给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主动积极的动手、动脑、动口，以便他们在活动中能充分发挥所学知识，既锻炼语言交际能力，又复习巩固、灵活、创造性地运用新旧知识，从而激励学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外语知识，并在用的过程中认识语言，领悟语言，激发兴趣，启迪思维。

三、倡导“任务型”的教学途径，给学生实践、交流的机会，发展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我想大多教师都会同意这种观点：在语言的学习中，听来的忘得快，看来的忘得慢，听说做得来的记得牢。可见，教师应该鼓励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整个教学过程，让他们在课堂教学中动起来，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与感受，加深对语言的理解、掌握与运用，从而使他们乐学、和谐、主动的发展。《英语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也指出：“采用活动途径，倡导体验参与。”英语课程倡导“任务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任务的目标，感受成功。那么，在英语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教师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新的语言知识，而且更应该注重新的语言技能的形成和扩展过程。因此，设计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交际情景更加重要，让学生置身于贴近自己生活的语境中，产生亲切感，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这种设计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将英语语言知识和自己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在三年级的英语教学中，每一个模块我都会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学”的角度来设计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活动。如教动物时，我会与学生一起“参观动物园”；在教颜色的时候，我会把学生引到五彩缤纷的生活当中，说说自己身边的颜色；学水果的时候，我与学生们一边吃一边选择自己喜欢的水果。在教师所设计的各种“任务”中，学生能够不断获取知识，体验成功的喜悦；在生活化的交际情景中，学生学会用英语与他人交流，发展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任务”的不断深化，整个语言学习的过程会越来越自动化和自主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第二篇：重构绩效管理

重构绩效管理

德勤正在重塑绩效管理系统，和很多公司一样，我们意识到德勤目前的员工评估、培训、晋升和薪酬流程与我们的期待相距甚远。

在德勤最近进行的公众调查中，超过一半（58%）的受访高管认为，他们目前的绩效管理方式既无法激发员工积极性，也无法提高员工的业绩。对此我们也深有同感：绩效管理方式应该更灵活多变、实时和个性化，应该把重点放在促进今后表现上，而非评估过去。

德勤重构后的绩效评估系统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一连串的目标，没有一年一度的总结，也没有360度评估方法。该系统更适合那些人才密集型的企业，其设计的目的来源于我们获得的三大证据：对工作时间的统计、对等级评分的科学研究，以及对德勤自身进行严格的对照组研究。

耗时巨大的绩效管理

长期以来，德勤使用的绩效系统很可能与你目前的系统较为相似。每年年初，6.5万多名德勤员工都会定下个人目标。一个项目结束后，每位员工的主管会根据目标完成情况给他们打分。主管还会就员工的表现程度进行点评。这些评估被纳入年终考评，在冗长的“共识会议”上，“顾问组”会将员工与同侪相比，讨论他们一年来的表现。

根据内部反馈，德勤员工认同这种方式的稳定性，因为每名员工都有指导顾问，所以每个人的意见在共识会议上都能得到反映。德勤的绝大多数员工觉得这一过程公平合理。但我们依然意识到，随着新需求的出现，这不是德勤最佳的绩效管理方式。在随时变动的世界中，一年一度的目标过于“批量化”。关键是，对员工表现的实时评价比指导顾问的年终打分更有价值。

当统计德勤花在绩效管理上的时间后，我们发现必须变革。德勤每年有200万工时用于绩效管理，具体花费在填表、开会和设计打分标准。在研究所耗费时间的具体去向时，我们发现管理者对绩效评估进行的闭门讨论时间占了很大比例。我们开始思索：能否把管理者花在评分上的时间转到员工提升业绩和职业发展上，即从回首过去变为放眼未来。

评分导致偏差

另一新发现是，评估同一员工技能的数据标准不一。比如，主管想评估员工的战略目标，以下因素都会大幅影响得分高低：主管自己的战略思维、对战略重要性的看法以及评分宽严度等。

评估差异到底有多大？2000年，迈克尔?蒙特、斯蒂芬?斯卡伦和梅纳德?果夫在《应用心理学》月刊中，全面地研究了打分的详细标准。调查中，两位老板、两位同事和两位下属为4492名管理者打分。结果显示，因打分者个人偏好和意见不同，分数相差62%，而实际上管理者的表现差异仅为21%。

因此研究者得出结论：“打分针对的是被评者的工作表现，这似乎显而易见；但实际上，与被评者相比，打分更能揭示评分者的信息。”研究者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特殊评分者效应”，这让我们陷入了思考。我们希望从个人层面了解员工的表现，而最适合进行这项评估的莫过于员工直接领导。但应如何保证评估不会因特殊评分者效应产生偏差？

来自绩优团队的证据

我们还了解到，德勤最优秀团队无一例外具有“发挥自身优势”的特点。这些团队的成员富有使命感，力求将每天工作做到最好。这一发现并非出于臆断或道听途说，而是来自对表现最优秀团队进行的实证研究。

先前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的调研提供了基础。从20世纪末开始，盖洛普对团队绩效进行了为期数年的大面积调研，超过140万员工、5万多团队和192家组织参与调查。从薪资、职业发展机会等方面，盖洛普向绩效优秀和绩效一般的团队提出同样问题，研究他们的答案。重点考察那些绩优团队回答“强烈同意”、而其他团队有不同答案的问题。

研究之初，绩优团队和其他团队只在极少数问题上有差异。差异最大的一项是：“我在工作中，每天都有机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与员工选择其他答案的部门相比，那些员工选择了“强烈同意”的部门，有高出44%的几率获得顾客满意度高分；有高出50%的几率是员工流动率低的团队；有高出38%的几率是高效团队。

仿效此法，我们想看看德勤内部的情况如何。首先我们筛选出60支绩优团队，包括来自公司各部门的1287名员工。我们选择了1954名员工作为对照。为了解每一团队内的情况，我们采取了含有6项内容的调查问卷。计算结果时，三项内容与优秀团队密切相关：“我的同事责任感强，工作质量高”，“我们公司的使命能够激励我”，“我每天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在这三项内容中，第三项反响最强烈。

在设计新的绩效工具时，所有这些证据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投入更多时间帮助员工发挥优势，让他们所在的团队具有清晰的目标和期望。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快速收集不同绩效表现可靠数据的方法，于是着手工作。

再造绩效管理

首先，我们尽可能表述清楚绩效管理的目的，即对德勤而言绩效管理意味着什么。德勤新绩效系统有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很明确，也是大多现有绩效系统所作的：新系统让公司能够肯定员工绩效，尤其需要能够通过不同的奖金来实现。

为了衡量每名员工的表现，必须对其有清晰的认知，这是新系统的第二大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特殊评分者效应；二是如何精简传统评估、项目打分、共识会议和最终评分流程。第一个挑战需要我们在评判方式上进行微调。以前我们会向很多人征求他们对组员的意见，比如通过360度测评或直接反馈调查问卷等方式。现在我们发现，只要问直接组长就够了，关键是，问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在评价别人技能时，人们可能会标准不一，但如果让他们为自己的感觉和意愿打分，就不容易出现偏差。为了解员工个人绩效，我们没有让组长为组员的技能打分，而是让他们为自己将对组员采取的行动打分。

除了这些连贯的、可计算数据外，评判薪酬时，我们也将一些无法计算的因素纳入考量，比如所在年份项目任务的难易程度，以及对组织在项目之外所作的贡献。这些数据是评判薪酬的基础，而非最终标准。薪酬的最终意见由员工的直接领导达成，或者由总览全部绩效流程以及横向比对多组数据的几位领导决定。

这种新的评估方法也是评分，但无论是分数的生成还是使用，都和传统意义的评分截然不同。因为新方法能快速捕捉到员工每时每刻的表现，我们称之为“绩效快照”。

关键是提升员工业绩

新系统的前两个目标已经清楚了：首先我们希望认可员工表现，其次我们可以明确他们的表现如何。但所有的研究、所有与领导就绩效管理的交流，以及来自员工的反馈都表明，这两个目标还不够。因此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是，有效激励员工的表现。如果“绩效快照”是供组织使用的工具，我们还需为组长设计一款工具作为进一步支持。

新的绩效系统要求每名组长每周至少与组员沟通一次。这些沟通并非组长额外的工作，而是他们的分内事。如果组长一周不能做到沟通一次，就不能明确组员的优先事项，或对组员的优先事项理解过于空泛。如此一来，管理者就无法有效帮助组员；而沟通也会从指导近期工作变为对过去表现的反馈。

我们在测试中发现，沟通频率和组员积极性之间，具有直接和可量化的联系。可以说，频繁地和组员沟通是组长提高员工积极性的王牌。而频繁沟通会占用组长很多时间，我们了解到，保证沟通频率的最佳办法是，由组员发起沟通。因为和组长相比，组员通常更急迫地渴望得到指导和关注。

为使沟通有益于双方，我们的系统让每个组员都能利用自我测评工具，理解和探索他们的强项，然后把所得结果与同事和组长以及公司中其他人交流。我们有双重考虑。一是如我们所见，员工现在的最佳表现和未来的长足进步均源于他们具有的优势。二是如果我们希望绩效系统被频繁使用，就必须将其视为一种让人上瘾的消费技术。

过去几年中，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成功的消费技术，都是分享型技术。因为无论是自己的想法、成绩还是影响，绝大多数人都会对和自己相关的动向格外关注。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新系统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平台，探索、分享他们的所长。

透明度是个难题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定义了绩效管理最本质的三大目标：肯定、认清和有效激励员工的表现。我们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例行举措来支持这三大目标：每年的薪酬调整决策、季度或项目绩效快照，以及以周为单位的上下级沟通。而且通过定期测评和频繁沟通，我们从过去“批量化”地关注过去绩效，转变为关注未来。

我们在德勤规模更大的工作组中实验这一工具的每一元素，发现随着时间延续它们会产生变化：不同的业务部门可以先介绍优势分析，然后进行更频繁的沟通，再采取新的测评方法，最终用新软件监督绩效。

但在实践过程中，同一个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透明度。当组织掌握了关于我们的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被数字捕捉下来，我们通常会觉得自己有知情权，能够了解自己的境遇。这一问题需要一个清晰的答案。

目前透明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我们已经在反思和尝试：哪些员工的评估细节可以收集和共享？我们如何才能使领导的沟通更具意义？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对员工进行一句话判断，而是如何全方位、具体地评估他们。

我们希望绩效快照能显示实时“真相”，比如组长的想法。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组长得知组员能够看到所有数据点，就容易美化组员评估结果，以免后续沟通过于尴尬。我们会将员工的快照分数汇聚成年终评价，但年终总结到底应该分享什么？我们宁可公开过多数据，也不能失之于不透明。不仅为了客户，也是为了内部项目，我们需要根据团队同侪表现，汇总快照分数、工时、销量等绩效标准的相对数据，然后提供给员工最详尽清晰的反馈。时间能够检验我们离理想预期有多近。

第三篇：技校生自信心重构

三位技校生自信心重构的历程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尹凤霞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其过往的成功经验和受鼓励、受关爱的体验，相反，其自卑心理往往源于不被重视、关爱缺失，或者某些不成功的经历等。我们的技校生，年龄大都在15-22岁之间，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智力迅速发展，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非常强。不少学生虽然文化理论基础欠缺，但其动手能力很强，比如很多学生在入学之前就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操作水平甚至远远高于自己的老师。然而，由于总体成绩不是很理想，他们从家人那里得到的赞赏和鼓励并不太多，在初中或者高中阶段，受教师和学校积极关注的程度也不太高，有的人甚至常常受到指责和贬损，因此，他们可能存在自卑心理，他们更渴望得到尊重和理解。但这种渴望也可能被他们自己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感、自由感和逆反心理。如何重构技校生自信心呢？我们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谈谈这方面的感悟。

激发斗志，他重燃希望

1997年，小周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希望他去技校，掌握一技之长后可以早日自食其力。当年9月，小周来到我们学校，看到学校跟他理想中的好学校差距那么大，他无比失望、沮丧，“天哪，我要在这里待三年，多么可怕、多么痛苦啊！”这是他当时的心情。一个月以后，小周的心情更加糟糕，他所专业是电子通讯，但他个人的兴趣在市场营销方面，所学专业课程他一点提不起兴趣，学习兴趣一落千丈，自信心也跌入深渊：“这么下去，我将一无所获、一无是处！”

两个月过去了，迷茫的小周终于鼓起勇气找到我们心理辅导老师，谈了自己的烦恼。

实际上，小周是个上进心非常强的男孩，但他缺乏明确具体的目标，缺乏信心。于是，我们指导小周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也算是最早的职业生涯规划。他所学的电子通讯专业对应的市场就是手机销售行业，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我们建议小周先利用节假日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如何做好通讯设备售后服务？通讯设备市场是否具有开发潜力？手机市场中的主要竞争者有哪些？

通过了解和社会实践，小周很快找到了行动的方向，并确立职业发展的具体目标：

职业前期（21-26岁）：经过奋斗，成为手机销售主任，供妹妹读书，在广州供楼房。

立业期（26-35岁）：完成大学本科学业，考取高级营销员证书，进入国际性的手机厂家工作或是成为一名手机行业的销售总监。

中期（35-50岁）：尝试开发经营自己的企业，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要方向。

后期（50-60岁）：主要从事人才培养，企业策划等工作。

目前，小周30岁，可谓硕果累累，获得大学本科证书，读完香港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成为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运营商经理，完成了从技校生到硕士，从店员到世界500强公司经理的飞跃。

可以说，是理想之光，重燃小周心中的希望。其实，有多少技校生，他们像小周一样，渴望成功，渴望得到尊重，也有千千万万个技校生像小周一样比别人更努力，更踏实地学习和工作。因此，在技工 1

院校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激发学生斗志，对重构技校生的自信心尤为重大。

接纳自我，她重拾信心

2003年9月，中山市的阿玲来到我们学校，就读会计专业。听她的班主任反映，阿玲从五岁开始得了个非常奇怪的病：情绪紧张、生气的时候会突然倒地，不停抽搐、气喘不已。中山市人民医院一直按照哮喘病进行治疗，但疗效并不显著。根据我们观察和心理测评结果显示，阿玲的病主要在心里，而且埋藏了十多年。

“老师，您知道吗？我是一个弃婴，从小被人收养，虽然养父母和哥哥都算是疼爱我，但我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目光。记得五岁那年，我犯了一点小错误，我的姨妈大声斥责我：‘你是捡来的孩子，如果不听话，就把你扔到大街上！’我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孤独，我居然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就在那一年，我发病，一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痛苦得要窒息。养父养母带我去医院治病，我其实知道自己的病用药根本治不好。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身边的人都在回避我，甚至他们都在虚伪地对我好，这让我受不了。我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毫无意义。”

由于从小被父母抛弃，阿玲所感觉到的“无助感”是非常强烈的，她觉得自己很另类，但她并不没有表现出回避与怯懦，她常常表现出自私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我们知道，如果她身体上有病，大家不但不会远离她，还会精心地照料她。但她无法正确估价社会环境的形势对自己的要求，难于正确评价自己的行为，难于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难于对周围环境的刺激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或者说，她常常做出不适当的反应。在别人眼里，她是个自私、不讲道理、不可理喻的人。渐渐地，同学、老师，甚至家里人都不太理睬她了，阿玲的“无助感”更加强烈。

然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怀、需要温暖的人，家庭和学校，父母、老师以及同学们应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支持系统，给予她及时有效的帮助，使她的“无助感”逐渐消失。为了更有效地帮助阿玲，我们跟她共同商议，达成心理辅导的目标：

1.转介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辅助药物治疗；

2.通过合理认知法，引导阿玲接纳自我，建立自信心；

3.学会感恩，帮助别人；

4.掌握情绪放松技术和情绪调控的方法。

阿玲的班主任、养父母和同伴们都参与了这个辅导活动，在大家的关爱、鼓舞下，阿玲积极参与集体活动，渐渐学会关心同学，关心家人。2004年5月，阿玲参加了青年志愿者协会，她要在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自信心。当年10月，学校举办校运会，为了考验自己的意志，阿玲报名参加了女子1500米长跑项目，她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朝前跑去，她在全校师生的呐喊、加油声中坚持跑完全程。她很累、很累，但她笑了，那自信的笑容是那么灿烂可爱！

阿玲重构自信心是从接纳自我开始的，当她能够坦然面对现实，当她接纳自己不一样的出生和身份的时候，她的情绪开始好转，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缓解焦虑，他重构自信

2009年10月，学校安保中心调查发现，从当年9月到10月，新生阿文连续在男生宿舍楼偷窃十多次，偷得十多部手机，并把偷来的手机全部放在他宿舍阁楼上的一个手提包里。

当我们问他为什么偷手机时，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并不想这么做。可一旦想去偷就控制不了，烦躁不安，通宵不能入眠，等到凌晨三、四点，实在熬不住了，我就动手了。” 阿文高高的个子，英俊的脸庞，如果不是他自己承认，我们谁都无法相信他居然连续十几年，常常无法控制自己，偷拿别人的东西，几乎什么都偷拿过。别人的钥匙、同学的各种文具、同学的手机和一些贵重物品，他都偷拿过。到了我们学校，他的偷窃行为更为严重，几乎隔一天就要做一次案。

学校安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阿文是个惯偷，应该把阿文送到派出所，然后开除。可我们认为阿文的行为依然符合病理性偷窃的特征，应该首先接受心理治疗。最后，学校领导开会决定，先进行一个月的心理治疗，观察效果后再做处理。

对阿文的治疗和辅导整整持续两年半，我们认为整个过程是较为专业的，治疗的效果是显著的。首先，采用认知领悟疗法，引导阿文回忆叙述幼年的生活条件和症状产生发展的原因、过程及具体内容，分析发病根源。

阿文在第二次接受咨询时提交了一份作业，他详细地记录童年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心理体验：“我小时候，妈妈工作忙，常常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一个人很害怕，在屋里走来走去，就拿着钳子之类的东西到处敲，把家里的柜子打开，翻柜子里的东西，如果觉得不错，就藏起来。我看见妈妈找东西，就很开心。后来，爸爸经常打我，有时候把我吊起来。很奇怪，他们越打骂我，我就越想去偷，我真没用。”

阿文的偷窃行为最初是为了缓解内心因为与父母分离、孤独而产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常常令他坐立不安，唯有实施偷窃行为才能令他获得快感并暂时安静下来，偷窃行为渐渐固化、成瘾了。长大后，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可取，但在阿文内心深处，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还是那个几岁的小男孩，他依然固执地认为唯有偷窃（这个十分幼稚无知的行为）才能令自己获得快感，其次，疏导阿文的情绪，帮助他缓解焦虑。

对阿文的心理治疗始终围绕着缓解其焦虑情绪而进行。进入心理治疗以后，阿文每周两次到心理咨询室，在治疗进行过程中，他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他们都不认可我，不喜欢我，他们干嘛要生下我？”

经过与阿文父母沟通，我们了解到，阿文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工作非常忙，父亲对阿文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打骂。因为阿文从小多动，无法安静下来，附近的幼儿园都不愿接收。阿文的母亲不得不常常把自己的儿子关在家里，父亲不得不常常对儿子棍棒相加。但阿文越来越糟糕，上一年级开始，常常偷拿别人的东西，曾多次被父亲吊在树上抽打。

在治疗中，我们发现阿文常常焦躁不安，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引导他进行合理宣泄。他用竹条抽

打我们自制的枕头，大声哭泣，我们安静地陪伴着他，有时抚摸他的背部，对他进行指导和安慰。

安静下来的阿文依然显得那样斯文、俊朗。

再次，采用行为疗法，引导阿文掌握自我控制的方法。

第一、第二次咨询，我们侧重了解阿文的成长经历，指导阿文掌握情绪放松技术。

第三、第四次咨询，我们指导阿文掌握厌恶疗法，一再提醒阿文，每当产生“偷拿”意念时，就尽可能地去回想过去由于这个行为所受到的责备、唾骂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联想将来对个人前途、家庭及后代的影响，引导阿文逐步掌握橡皮圈治疗法。

接下来，阿文开始进行系统的脱敏训练，我们指导阿文经常到其他学生宿舍周边转一转，每周三次，以使他能逐步在面对诱惑时有效控制住自己的意念，渐渐战胜自我，重构自信心。

2010年春节，阿文的母亲打电话说，家里的钱到处乱放，但阿文没有动手拿过。

2011年春节过后，阿文参加工作，工作表现良好。

2011年10月，阿文报名参军，他想到部队里锻炼自己、完善自我。

阿文的成长令人欣慰，更让我们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们愿意为促进广大技校生身心健康发展而努力工作。

第四篇：采集重构教案

一）、色彩的再创造

1、采集

——色彩构成 ·采集重构

艺术大师毕加索曾在他的创作理论中谈道：“艺术家是为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感动而存在的仓库，从天空。大地，从纸中，从走过的物体姿态、蜘蛛网„„我们在发现它们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必须把有用的东西拿出来，从我们的作品直到他人的作品中。”可见，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敏锐的观察能力。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文化修养是多么的重要。“万物静观皆得”，只有对世界充满热爱、专注和探索精神，才能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美，逐步去认识客观色彩中美妙的色彩关系和美好的形式，从而揭示美的色彩规律。

a、写生

写生是收集色彩素材、积极地咀嚼和充分地消化色彩对象的最好方法。它在采集自然色彩时用得较多。作为写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作深人细致地观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感知对象，分辨各种色彩的复杂变化。写生的过程，是深人理解、认识色彩关系和概括、提炼色彩要素的过程。因为写生的目的不能只满足于视觉的直观再现，而应是通过采集者的审美情趣对对象加以改造和变化，从而发现美。b、摄影

彩色摄影是现代艺术家常用的采集手法。它简便、快速、完整、真实、准确，能把瞬息万变的自然现象凝固于瞬间。从艺术史看，整个艺术史也是视觉方式的历史。变换一种观察方法，就会革新一种观念，宏观与微观所获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科学手段的摄影技术，对色彩的敏感程度大大超过了人的肉眼和观察能力，特别是相机上可以更换的镜头，使同一个物象可获得多种截然不同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说，摄影采集需要的是敏锐的感觉和相机镜头二者完美的结合。旅加画家、摄影家程子然说过：“相机不是帮助我去拍作品照抄（我最瞧不起没有创作能力用相机拍了回来照抄的‘所谓画家’，我只是用相机去拍摄自然的色回来作参考而已”。在某些方面，摄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写生概念，使收集素材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国际色彩权威》、《启隆》等发布的流行色，多是通过摄影资料为依据来预测和发布的。另外，利用特技摄影，如显微摄影、旋转、微动摄影、叠影、罩影等手法加以再创造，其色彩的变化更是奇幻无比。c、临摹

临摹是学习和采集传统色彩、民间色彩、少数民族色彩时多用的手法。这种临摹应算是记录性临摹，即根据需要有重点地做局部色彩和图形的临摹，从具体的调色中、颜色的对比中、图形的变化中。用笔的力度中去体会该作品的特征与风貌，从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原始色彩风格。d、剪贴

剪贴指收集图片和标本。看杂志或画报时，我们经常会被里面精彩图片的美妙色组所打动，这时，不妨将它们剪贴收集起来，作为自己未来配色设计的依据。像火花泅票、各种绘画和摄影作品等。艺术院校的学生经常爱买过了期的旧画报，其目的也是想从普通的图片中寻找灵感，取得意想不到的美的启示。采集标本是指采集那些力所能及的小的实物，如红叶、杏叶、树皮、贝壳、鹅卵石、蝴蝶等。标本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真切、动人，犹如身临其境。当然，标本的收集非常不易，也很有限，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不要错过机会，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重构

重构的意义是将原物象美的、新鲜的色彩元素注人到新的结构体、新的环境中，使之产生新的生命。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重构：一是画面中的重构，指根据采集对象的形色特征，经抽象过程，在画面中进行重新组织的构成。色彩构成课中的练习多用这种方法，作业名称叫“采集重构”，在正方形或长方形构图中完成。此练习考虑更多的是原物象与画面，以及画面自身的完善程度。二是按不同门类的设计需要去重构，它多在专业色彩学习中出现。此时关注更多的应是抽象出来的色彩怎样与设计形式达成和谐，也就是说，重构时不但要考虑和体现原物象的色彩特征，更重要的是要看其设计作品的形态、结构、材质、风格、功能等是否与采集来的色彩相协调。a、整体色按比例重构

将色彩对象较完整地采集下来，抽出几种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色彩，按原色彩关系和色面积比例，做出相应的色标，整体地运用在作品中。特点是能充分体现和保持原物象的色彩面貌。b、整体色不按比例重构

将抽象出的几种主要色彩等比例地做出色标，根据画面要求有选择地应用。特点是运用灵活。由于不受原色面积比例的限制，所以就有可能进行多种色调的变化。重构的结果仍能保留原物象的色彩感觉。c、部分色的重构

从抽象后的色彩中任意选择所需的色，可以是一组色，也可以是一个色。特点是运用更加自由，更加主动，原物象只给我们以色彩启示，并不受原配色关系的约束。d、形、色同时重构

在重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如果与原物象的形同时进行考虑，效果可能会更好，更能充分显示其美的实质，突出整体特征。因为许多物象色的表现是建立在特定形和形式之上的，尤其是自然色彩。反过来，原物象的色和色关系往往还能给画面的结构、产品形态等带来启示。e、色彩情调的重构

依据原物象的色彩感情、色彩风格做‘神似”的重构。重构后的色彩和色彩关系可能与原物象很接近，也可能有所出人，但始终保持其原色彩意境、情趣的方向不变。此方法较之以上几种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创作者拥有对色彩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不然，重构色彩就会缺乏感染 2.色彩的搭配 在同一空间中使用多种颜色,就必须注意色调的变化。

（二）、色彩的源泉

1、自然色

2、传统色

3、民间色

4、绘画色

第五篇：(推荐)价值重构

价值重构，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

——“五四讲话”学习心得（上）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

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近代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放弃中华文明传统，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所提交的答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乃是轴心时代以来在华夏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虽然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摧毁国家政权，但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传入虽然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佛教并没有形成与其相配的强大政治社会力量的挑战，以至于中华文明有充分的时间来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华。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挑战。面对这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面临着亡天下、亡国乃至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华文明面临的第三次挑战所带来的文明困境，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战和魏晋以来的第二次文明挑战。

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人且退且战，被迫放弃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国、保种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现代化努力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景下，在技术、制度这些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上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断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维系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今天，我们往往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未能充分认识到这场精神革命引发的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系统性毁灭，以至于我们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价值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困境缺乏深切的体认。

1840年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更为严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战，不断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调试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陷入不断革命（包括改革）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以来从洋务派、变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的构想，那么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悬置了对文明价值理想的探索，而转向了最低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强国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以经济增长为标志，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够有效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战略变成更为宏观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其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交上的一份历史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如果说第一个百年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个百年实际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两个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始终兼顾文明的最低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平衡，并在两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个概念虽然包含了上述两个目标，但重心毫无疑问是回应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习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学子共同讨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在于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今天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不到60岁”，他们正是未来探索并践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代，从而也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一代。因此，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殷切希望他们“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过“中国梦”来重构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中国文明传统的断裂引发核心价值难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断裂与核心价值观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两条不同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来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必须在核心价值层面上处理这两条道路及其核心价值的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五四运动以来引入两种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学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传统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由此，北京大学为中国人在精神价值上开辟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态否定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

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陷入困境时，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市场自由、人权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价值选择也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部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张力。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市场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强大，而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民主集中、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群众路线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断受到侵蚀。特别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资本主义正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也变成了普世价值。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内在的挑战和冲突，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面对两条道路的分歧，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策略，致力于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要素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道路选择与核心价值的分歧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类的敏感问题上。由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矛盾、中国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困扰着邓小平时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右派将过往十年看作是“错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锐和冲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两条道理之间维持平衡的“艰难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条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极被动的立场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积极主导的方式来阐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专门选择在五四这一天来北京大学，与青年一代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就源于五四运动，源于北京大学。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五四讲话”，就会发现在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源地，习近平虽然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将重点放在阐述“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上，从而明确主张“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现在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中，而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回答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