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第一篇：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农村手工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很少有人对其兴衰加以注意。近代以来，农村手工业和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曾一度相当兴盛，尤其是2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繁荣极为引人注目。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在30年

代初期却出现了急剧的衰退，这一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不少论著分析过一些部门的衰退原因，其中对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研究尤为详细。如果说，当时的研究者较多关注具体的经济现象的话，当代学术界则更多的注重理论上的分析。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是，农村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带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在30年代的衰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近代农村手工业的性质和作用，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本文主要是对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作一些简要分析，同时说明这一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

当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过多种造成30年代乡村手工业衰退的因素，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即属于生产过程自身的因素，也就是经济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以及生产中的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等。而外因则包括自然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环境等社会机制，这些外部因素通过影响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市场需求而对农村手工业的兴衰发生作用。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对于华北农村手工业中主要部门的生产、市场、进出口贸易、兴衰状况等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一区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有平原，也有山区，有沿海，也有内陆。在近代中国，华北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非贫困地区；人口密度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境内有大城市，有港口，但都不是国内最大；有铁路、公路和通航河流，却也不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农业生产条件不如南方，但比西北和西南都要好一些。总而言之，从各个方面看，这一地区都处于中间或中间偏上的地位，因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所以本文主要依据华北三省（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具体情况，同时参照一些其他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史料。

一

在属于经济机制的因素中，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人们普遍认为小农经济的致命弱点是个体农户生产规模狭小，缺乏社会分工，无法容纳先进的生产力。这也正是某些学者论证乡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他们看来，因为生产力落后和停滞致使手工业无法与机器大工业竞争，除非个体手工业能够发展成为作坊手工业，进而成为手工工场，并最终成为机器工厂，否则，就只有走向衰亡。（然而，在30年代的具体条件下，由个体手工业沿着作坊─工场─机器工厂的道路发展，对于农村手工业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似乎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对农村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在这一行业中，手工纺织与机器工厂生产效率相差悬殊，产品质量也无法比拟。加之纺织品染整工序，除少数工厂使用机器和近代工艺外，大多数还是手工作坊，土法染轧，效率既低，质量又差，由此而造成土布的生产成本远远大于机织布。

然而，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就织布业而论，首先，机织业和手织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并不很大，严中平先生在研究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存在的条件时曾指出，当时，机纺业中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80倍于手纺业，而机织业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仅4倍于手织业[2]。这还只是理论上的推算，是按照在机器工厂中每个工人可以看四台布机计算的，实际上，据1929年的调查，在一些民族资本的织布厂中，一个织工只能看两台织布机，到1933、1934年，每人看机数尚不足两台。既使是在条件较好的日资布厂中，一个工人也不过看三台左右的织机而已[3]。换言之，动力织机的劳动生产率仅是铁轮织布机的2─3倍，至于动力丝织机的效率则只有铁轮织机的一倍多，再加上机器、厂房、燃料等等的消耗，机器工厂的成本未见得能比农村家庭手工业低多少。其次，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于近代工厂，成本核算方面另有自己的特点，小农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和人口再生产于一体的经济单位，所有的家庭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单位，无论工作与否，家庭都要维持他们的生存，全体成员的生活消费都构成这个经济单位再生产的成本，而且是固定成本，工厂效益不好时可以解雇工人，家庭却无法“解雇”家庭成员，这有点儿像是工厂中的机器或厂房，一进入这个工厂，无论开工与否，就构成企业的固定资产，农民家庭中劳动力的闲置，在经济意义上等同于工厂中机器的闲置，甚至于比机器闲置损失更大，机

器闲置时只需要保养，而不必消耗能源，劳动力闲置时却仍要吃饭穿衣。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从事手工业生产时，只需要考虑工具和原料的成本，除非雇工生产，劳动力的价格是不必考虑在内的。所以，按照近代企业的核算方式，手织业的成本高于机织业，但对于从事手工业的农民家庭来说，成本并没有那么高。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手织业可与机织业并存的一个主

要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当机器工厂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手工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继续拉大，机器大工业各方面的优越性充分展开时，手工业会越来越难以与机器工业竞争。但这种条件在三十年代初期并没有出现。此外，有很多种农村手工业部门中并不存在机器大工业的竞争，如在近代华北农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网业、草帽辫业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在华北农村得以发展的条件正是农村中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当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些行业中都不存在机器生产。另有一些行业如花边业，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在国际市场上，手工制品比机器制品价格更高。换句话说，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不是乡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总是事实，对于这一点，人们常常认为这是由小农经济的性质所决定，个体小农家庭生产规模狭小，保守落后，无法接受也无法容纳先进的生产力。然而，近代华北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自本世纪初开始，手工业生产中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效率较高的工具，如铁轮织布机、轧花机、弹花机，就其工作原理来说，已经可以认为是用人工作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使生产效率成倍以至成数倍地增长，如铁轮织布机的生产率是旧式木机的8.8倍，轧花机的生产率是旧式轧车的5倍，弹花机的生产率是老式弹花吊弓的16倍以上。在丝织业中，新式脚踏纩车比手摇纩车效率既高，质量又好，铁轮平纹织机的生产率是木机的4─8倍，而新式提花机在提花楼上安装有按照显花程序编制的打孔纸板，可以自动提综织出提花图案，与旧式提花织机相比，既免去了提花工，又可以减少提花差错，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质量都得以提高。这些机器和工具最初都是为城市的作坊手工业引进的，但很快就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得到推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手工业区中，其普及之广，更新换代之快，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吃惊的。例如棉纺织业中所用的铁轮织布机，在高阳、潍县等近代著名棉手织区都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全部淘汰了旧式木机。尤其是在高阳手织区，一些村庄中几于一户一机或一户数机，如高阳县城东15里的小王果庄，一共不过300户人家，1916年时，普遍使用小提花机织布，比起旧式木机来已经进了一大步，1926年以后，人造丝织业兴起，人们争相购买，小提花机迅速淘汰，到1937年，全村有大提花机300多张，除家庭手工业外，另有八家小工厂，农民进城买线售布，不再用木轮手推车或靠肩挑背驼，而改用自行车，全村有日本进口的“僧帽”牌自行车100多辆。高阳县城东12里的李果庄，1937年全村不到400户人家，拥有铁轮织布机700多张。高阳县城西南10里的于留佐村，100多户人家有200多台织机，还有20余家小工厂。县南的延福村共200多户人家，1921年尚只有铁机20多张，1927年改织大提花机，很快就发展到300多张[4]。华北之外的其他地区，这类机器和工具的推广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织布区，乡村织户原用拉梭机织布，1930年冬季，南通通华织布厂由上海购入了20台铁轮织布机，织工见机式更新，欲购者颇多，送机器来安装的机匠与当地一位木工合作，在南通建立了布机装配工场，当地农民在通华织布厂学会三五个品种，即退出工厂自购织机，自己织布出售，到1932年6月，乡村铁轮织布机已达万台之多[5]。江苏省的江阴县，1924年开始普及拉梭机，铁轮机的使用还要稍晚，到30年代中期，全县已有拉梭机3万余台，铁轮织布机近1.3万台[6]。如果说，上述机具还是农村手工业原有部门中工具的更新换代，那么，织毛巾机和针织机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的使用就使农村手工业增加了新的部门。我国传统纺织品中并无针织品，直到19世纪末，针织品才在城市中较时髦的喜爱西装的人群中流行，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中引进了针织机，到20年代，在浙江省的平湖、嘉善、嘉兴、石门和硖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中，已形成了一个针织手工业区，其中仅平湖一县，在1926年就有针织机一万架[7]。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织毛巾比织针织品还要普遍得多。这些事实说明，小农家庭在接受新技术、采用新工具方面，并不象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目光短浅，保守落后，个体经济容纳先进生产力的能力也不那么狭隘。诚然，所有这些以人工为动力的机器，在生产效率上都不如动力机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需要比较大的生产规模，也无法用于农村家庭，但如果电力能够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家庭中是有可能使用动力机械的，这正是今天在很多农村家庭中发生的事情。

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在当时也曾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论者多认为这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并把这种现象也作为农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依据之一。这种论断并不公正。这类行为多出在纺织业中，如高阳白布应该八斤重一匹的，有时只有七斤或七斤数两不等，最轻的甚至不足七斤。应该百二十尺一匹的，也许只有一百零几尺甚或不足百尺[8]。宝坻织户常以油料、肥皂、白粉、食盐等渗入棉纱以增加布匹重量，或减少经纱道数，往往布匹未经售出即已腐烂，据说一次运布至山西，在运输途中发酵霉变，酿成诉讼[9]。平纹柞丝绸也可以用减少经纱道数，布面放稀，然后上浆增重的方法偷工减料。山东柞丝绸在出口早期，就曾因掺粉，硫磺薰白造成的质量问题引起市场缩小。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多么普遍，它们一般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包买主控制生产的情形下，而且，只发生在白布和平纹柞丝绸的生产中，因为提花布、格子布、斜纹布和提花丝绸的经纬纱都有一定的数目，无法偷工减料，同时，这几种纺织品也不以重量作标准。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市场萎缩时，包买商采用压低工资的方式以保持利润，小生产者迫不得已而反抗，但独立织户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时候商人对布匹质量十分挑剔，不要说粗制滥造，即使稍有瑕疵都会拒绝收购。类似情形只在高阳、宝坻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盛行的地区出现，已可说明它不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即使在上述地区，与其说这类行为引起了农村手工业的衰退，倒不如说它们是衰退的结果。在市场畅旺时，商人付给织户的工资往往比较高，织户既能得到较高收入，又希望能与商人保持长久关系，一般都比较注重产品质量。当然，这种时候，商人对商品质量要求比较宽松，部分织户可能为图快而放松质量，但不会有意识地弄虚作假。30年代初，土布业进入衰退后，商人包买主日益压低工资，并在收布时百般挑剔，有时会将工资压低80─90％，甚至完全不付工资[10]，织户为求生存，只能设法偷工减料以节省一点儿原料自己织布卖。至于纺织业之外的其他农村手工业，例如造纸业、榨油业或者制粉业，能否节省原料，降低成本，主要依靠技术水平，粗制滥造反而会浪费原料。因而，这一因素也不是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根据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30年代，农村手工业内部的经济机制，包括它自身所具有的一切不利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那么，外界因素是否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呢？

二

外界因素中首先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从两个方面影响农村手工业，一方面，农业减产造成手工业原料价格上涨，近代大部分农村手工业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如榨油业和制粉业以花生和豆类为原料；造酒业以粮食为原料；植物枝条编织业以芦苇、麦杆、高粱秸之类为原料；气候也会影响蚕茧产量从而影响缫丝业和织绸业；棉纺织业中尚有一部分地区依靠本地所产棉花进行生产，既使是使用机纱的地区，机纱价格和国内棉花产量及价格之间也并非全无关系。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会造成人民购买力，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下降。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产品如土布、人造丝织品、苇席、粉条、粉丝以及榨油业的副产品各类籽饼等，国内市场都以农村为主，砖瓦业的开工与否更与当地农业丰欠密切相关。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自然灾害频繁，1928年到1930年，西北的陕西、甘肃、山西等省份发生连续三年的大旱灾，尤以陕西为最重，赤地千里，十室九空，人民以草根树皮为生，彼时彼刻，穿衣问题变成了极为次要的事情，而这几个省份一直是华北棉布的主要销售地之一。另外，尽管华北棉纺织业一直以东北，西北和内外蒙古为主要市场，但从20年代起，也逐渐开辟了南方市场，因而，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60年未遇的大水灾，也使华北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受到了很大影响。至于原以南方各省为主要市场的江南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受水灾的影响就更大了。没有发生这些自然灾害的地区，农村手工业尚且受到巨大的损害，可以设想，在直接受灾的地区，农村手工业肯定会受到同样的以至更大的损害。但是，3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没有继续发生新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各地农业生产均有所恢复，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自然灾害是不应该被视为造成某种经济活动全面衰退的根本原因的。

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表现出来。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中有不少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扩大，虽然有些行业中出现了机器工业的竞争，但一方面，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尚不足以覆盖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它们有时候可以分别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或同一层次消费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因而，抛开机器大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生产力上的差距不谈（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论及），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是各自有自己的市场范围的，尽管双方的市场范围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此外，有些人把农村手工业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也看成竞争，看成手工业的衰退原因，如认为仿洋布和改良土布在市场上排挤了土布，毛巾代替了土布手巾，针织品取代了部分棉纺织品，从而造成土布业的衰退[11]，单就传统的土布业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如站在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情形恰好说明农村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手工业中还有相当多的品种用于出口，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变动必不可免地对农村手工业产生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虽然很复杂，但促进了30年代初中国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则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一两年中，中国几乎所有出口手工业品的出口量都曾急剧下降，从而对生产造成沉重打击。如江南土布大量向南洋、新加坡、印度、爪哇等地出口，经济危机期间，南洋各地橡胶园失败，工人失业，致使江南土布出口急剧下降[12]。国际市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危机期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生产过剩的农产品，致使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造成农村购买力锐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粮价上涨，但此时农民无粮可卖；丰收时，又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3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陷入了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境地，农民收入下降，意味着工业品市场──包括农村手工业──的缩小，市场缩小，又使农村手工业收益降低，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1934年以后，随着29─33大危机的结束，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逐渐恢复，农产品价格递年上升，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华北为例，1937年上半年，华北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下，华北各地农村手工业逐渐复苏。如河北省高阳县的织布业，在萧条时期，资本较大的工商业乘物价下跌之际大力收购原料、定制成品、扩充销路，并根据西南各省人民“习尚华美”的风俗翻新花样、提高质量，开辟了西南市场。萧条过后，不但以前停工的织布机都开动起来，并且还有增添，自1934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工商户屡有增加，形成高阳织布业的笫三次勃兴[13]。

有些人把收益少、工资低，从而引起劳动力流动视为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之一，并且认为收入过低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所造成，并由此得出农村手工业衰退必然性的结论。首先，农村手工业的经济效益并不低，特别是与农业相比，如棉纺织业中，在河北省的高阳手织区，1915─1920年间，用铁轮织布机自织自卖，每匹可获利1─2元，如接受商人包买主的定货，一匹布可得工资0.5元，以一年织布150匹计，全年收入在75元到300元之间。当时高阳户均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手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倍到10倍左右[14]。高阳织户雇工者相当多，工人的年工资在30年代初为40─60元不等，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元上下[15]，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织户，还是只占有工具，不占有原料，受商业资本支配的家庭劳动者，亦或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高阳织布区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棉纺织区历史悠久，到本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40─60余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二角，一月也有五六元收入[16]。丝织业的收益各地相差悬殊，高者如30年代初，山东省周村镇的个体织户，平均每年收益为420余元[17]，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麦80余担，相当于50亩地的产量，而同时期山东全省平均每农户耕地只有18亩多，大部分小农实际占有土地面积还达不到这一水平。低者如河南省南阳周围的柞丝绸业，这里的织户多接受包买商的定货，织一机绸的工资为7─11元不等，而一机绸的生产周期为40─45天[18]，以此计算，织户平均日工资在0.16─0.28元之间，若以一年工作300天论，收入在48到84元之间。与高阳和周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南阳柞丝绸产区位于大别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经济也不够发达，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农业相比，应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纺织业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针织业和麻纺织业。20年代浙江平湖、嘉兴、石门等地从事针织业的多为农村妇女，向商人雇主租赁针织机，领取原料，织成成品后得到计件工资，一个工人月工资在5元以上[19]。麻纺织业中四川省的夏布收益较低，30年代绩麻女工月收入不过一元上下，织麻工月工资2.6─8元之间。一个有一架织机的农户，每月净收入不足14元，但这里扣除了工资支出，而只有一两架织机的农户通常是不雇外工的，这样的农户每月实际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元[20]。江西、湖北等省的夏布业收益要比四川高一些。其次，假如农村手工业中的劳动力是回到了农业中，或流入城市，或进入了机器大工业，劳动力流动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这种论断当然可以成立。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这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确实存在，如华北的冀鲁二省，每年都有许多农民到东北去垦荒种地；上海等工业城市周围则有大批农民进入机器工厂做工。可是几乎所有谈到劳动力流动的史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手工业部门，劳动力流动的去向除了外地、城市、工厂之外，还包括了其他农村手工业。如上海四郊乡镇和郊县，刺绣、织花边、针织、绒线编结等多种手工业收入都比织布略高，使大量原从事织布的劳动力转入这些副业[14]。山东省的花边业和草帽辫业也曾吸引不少纺纱女工改行。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这种流动，正如前文所说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一样，标志着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体现了农民副业生产的机会增多。还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比较大的移民趋势是华北农民出关到东北垦荒，而这一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其结果并非农村手工业的衰退，恰恰相反，却造成了东北市场的扩大，从而成为促进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最后看一看政治因素。二三十年代的政局动荡对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也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20年代初外蒙古独立时，曾发生过没收中国商人在外蒙古的财产之事，在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则由于当地流通货币──旧沙俄卢布的贬值，造成商人赔累收歇[15]。但外蒙古地处内陆，生产以游牧为主，没有工业，亦无外贸，所需棉纺织品主要依靠华北，外蒙宣告独立后，当时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虽与苏联关系较密切，但苏联的远东部分当时也全无工业可言。欧洲和日本的纺织品若要输往外蒙古，都要经由中国的港口和陆路，华北棉布拥有外蒙市场，正是占了地利之便，外蒙独立并没有使华北失去这一有利条件。所以，20年代中期开始，华北与外蒙古之间的商业往来又有所发展。至于蒙古民族喜爱的丝织品更是全靠中国生产。

相比之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其一，战区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导致人民收入减少，而地方军阀滥发纸币和苛捐杂税，更加重了人民负担，致使对手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大大缩减；其二，战区内部、战区之间、战区与非战区之间的交通受阻，直接威胁了商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影响了商品的运输；其三，军阀割据，各地军阀自立税卡，自行征税，任意发行货币，干扰了商品的流通。如在1924年的“齐卢战争”（齐燮元和卢永祥）期间，上海郊区南翔镇上的布庄大部分被抢劫一空，因此而关店的约有10家，其余十来家布店虽可勉强维持，收布数量亦比以前减少一半以上[16]。不过，自1930年蒋冯阎大战以冯阎联军失败告终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停止，国内政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可见这一因素也并未长久起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日本侵占东北。清初华北棉纺织业发展伊始，东北地区就是华北棉布的主要市场之一，历史更为悠久的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亦以东北为重要市场。19世纪末，日本纺织工业产品侵入中国，即把主要目标放在东北市场，尽管到1931年以前，在东北市场上，日货已占到国外进口棉纱的100％，进口棉布的80─90％，但在从国内外运往东北的全部纺织品中，国产棉纱仍占棉纱总量的一半以上，国产棉布占棉布总量的42％以上[17]。“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劫夺海关，改定税则，一方面对日本输往东北的棉纺织品全部免税，另一方面又对内地棉布征收重税，如1933年伪满洲国对宝坻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每包（34─40匹）17.55元，到宽城县后每包又加征印花税4元，合计每匹布增加费用6角左右[18]。在这样的条件下，华北土布自然无法与日货竞争，东北市场丧失殆尽。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占据长城各口，设置关卡，层层收税，华北土布又失去了热河市场，华北棉纺织业再一次受到重创。日军对江南棉布征收的关税更重，1931年以前，上海土布运往东北，每包纳税银7两，“九一八”后，骤增至27两以上，1931年以后，东北销路告绝[19]。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华北市场上用走私的方式倾销棉纱，造成纱价日跌。纱价下降本应对织布业有利，但土布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纱价下降过快时，往往商人散出棉纱尚未收回布匹，布价已随着纱价一起大幅度下降，使商人毫无利润可言。高阳织布区受日纱走私危害最深，华北其他各织布区除潍县外，大都受到了日纱走私的影响。

华北另一重要农村手工业是柞丝绸业，柞丝绸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军侵占东北对柞丝绸业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华北柞丝绸主要产在山东省的山东半岛上，在近代柞丝绸出口蓬勃发展的刺激下，与山东半岛一海之隔的辽东半岛上迅速发展起柞蚕养殖业，成为山东柞丝绸业的一个原料生产基地。最初，辽东半岛上的柞茧都是运往山东半岛上缫丝，一时间，烟台市及烟台附近的农村缫丝业勃勃兴起，但隔海运输柞茧总不如运丝更方便，一些商人开始在辽东半岛设厂制丝，山东省的柞丝制造业受到了打击。不过，辽东半岛的柞丝仍然要运到山东，或供出口，或供山东省的柞丝绸业作原料，因而对山东省的柞丝绸业利大于弊。“九一八”之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将辽东半岛的柞茧和柞丝直接运往日本加工，并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柞丝绸产品展开竞争，华北柞丝绸业内失原料，外失市场，到30年代中叶终至一蹶不振。

华北的苇席业亦以东北为主要市场，在“九一八”之前，河北丰润县的苇席有60％运销东北，事变后，伪满洲国征以重税，运销关外的数量大减，仅占总产量的20％。玉田县事变前每年运销东北苇席六七十万领，事变后亦因关税繁重，销量减少，以至全县产额由20年代的80余万领下降到不足20万领[20]。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还使华北一些以粮食作物及油料作物为原料的手工业如榨油业、制粉丝粉条业等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打击。

日本侵占东北对农村手工业的打击尚不限于此，最主要的是，日军对东北的蹂躏造成东北人民购买力下降，加以此前由关内出关种地的农民纷纷返回原籍，使各地农村多种手工业的市场萎缩。东北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运输以及商业也同时受到战争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华北农村手工业生产虽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时即有所下降，但急剧衰退却始于1932年，这不能不说是日军侵占东北并进一步占领热河等地的结果。此外，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淞沪战争期间，上海四郊部分布机被毁，致使农村手工织布业遭到严重破坏[21]。

但是，尽管如此，自1936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和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村手工业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渐次恢复和发展，到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近代华北农村中多种手工业都出现了新的高潮。棉纺织业中除前述高阳织布区外，其他织布区也都有所恢复，潍县织布区据说在“七七”事变前兴盛到了极点[22]，香河县的土布业也于1934年未1935年初渐趋畅旺[23]。草帽辫业出口量有所减少，但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出口值呈上升趋势，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国内市场上的需求逐渐扩大的结果。柞丝绸业虽不能与20年代相比，其出口量和出口值比1933、1934年还是有所上升的，同时，人造丝织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手工业也在迅速发展着。华北植物油的出口，根据青岛、龙口、威海三港口的油类出口统计，1932──1934年间有过较大幅度的下降，1935年以后，出口量和出口值都迅速回升，到1937年，二者都已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24]。不仅华北地区，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包括农村手工业在内，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如江苏南通的关庄布（因专销关东而得名）于1932年以后陷于停顿，当地织户遂改用铁木机织造大机布，出产日增，到抗战前夕，亦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25]。据彭泽益先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1936、1937年与1932──1934年相比，全国67种重要手工业产品中有46种的出口值明显回升[26]。

上述分析表明，在30年代，外界因素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机制都与经济机制同样，既不能，亦没有造成农村手工业的衰亡。

那么，为什么近代农村手工业会给人留下一种趋于衰亡的印象呢?就华北的情形来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的的确确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华北，对农村手工业造成的危害超过了此前一切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譬如，同为战争，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战场上，军纪败坏的士兵抢劫固然也会伤害百姓，而日本侵略军则对平民百姓直接杀戮；军阀战争对农村手工业生产力的破坏除直接作战区域之外，主要表现在征发人力物力方面，日本侵略的破坏则是多种多样，既有对人力物力的掠夺，又有直接的毁坏，还有对原料及产品的控制；地方军阀发行货币只是造成币制混乱，日伪发行伪币的同时还禁止中国货币的使用，既干扰流通过程，又起到了掠夺人民财产的作用。所以，自1937年下半年起，华北各个手工业部门逐渐开始了衰退过程。首当其冲的是棉纺织业，如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高阳县城，高阳14家机器染轧厂的机器，除少数由老板运往天津外，均被日军抢走后加以破坏，致使高阳染轧厂全部倒闭。日军的频繁扫荡，烧杀抢掠，使大批纺织机和织布用具遭劫掠毁坏。日军又对棉花、棉纱和棉布严格控制，棉花统制收购，以充军用，棉纱只配给参加了伪新民会织业分会的织户，棉布亦统一回收，在日伪统治的8年期间，高阳布业濒临灭亡[27]。潍县织布区也由于事变后治安紊乱、经济机构遭破坏而于1938年开始陷于停顿，据1942年日本人的调查，潍县的织布机已由战前的10万部下降到5000部[28]。而高阳和潍县的织布业还是由于侵华日军想要加以利用方得苟延残喘，华北其他地方的棉纺织商品生产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其他行业的状况也并不比棉纺织业好多少。花边业或许是一个例外，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立刻影响到花边业，据说1936──1940年为山东花边业出口最兴盛时期，但这是由于中国花边主要出口欧洲和美国，战争初期英美在中国尚有相当势力，因而花边业还能保持战前状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经济及政治力量均受到沉重打击，加以海上交通断绝，花边生产也和其他手工业一样陷于停顿[29]。至于全国各地的农村手工业，凡属于日军占领地区的，大都与华北农村手工业同一命运。

以上事实说明，在本世纪30年代，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过，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要揭露战争的危害（虽然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久记取），更重要的是揭示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今天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借鉴。

三

30年代曾出现过一批质量很高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其中对农村棉纺织业，特别是对华北农村棉纺织业的调查最为出色。但这些调查研究大多数作于1935年以前，1936和1937上半年农村手工业短暂的东山再起，由于当时华北政治局势的动荡险恶而变得不引人注目。这就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自30年代初以来，农村手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剧了衰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最后完成而已。即使有人注意到了1936和1937年的兴盛，也往往视之为昙花一现、回光返照。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把农村手工业30年代的衰退看作是它生命的结束。

其实，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里农村手工业都是有所发展的，如河北省高阳县，1945年一解放，党和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纺织业，各种印染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一般。高阳棉布品种很快恢复到二三十种，运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及冀中、冀南各解放区，均能销售。解放战争期间，高阳棉布供军用，为战争做出过很大贡献[30]。华北著名草帽辫产区南（南乐）清（清丰）观（观城）的草帽辫生产也在1946年得到恢复，民主政府并出面组织天津的商人到南清观产区来收购草帽辫[31]。建国初期，政府在农村中也曾鼓励过手工业生产。

当时的研究者身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无法预见到此后的发展，产生前述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与机器大工业相比，农村手工业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很多手工业部门也必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消亡，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手工业就无法进步，更不能说明30年代农村手工业已经走到了尽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浪潮汹涌，农业中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充分说明了个体经济的顽强生命力，而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既有现代化程度堪与城市工业比美的大企业，又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中小乡镇企业，其中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却是众多的农村家庭工业。这些家庭工业基本上属于个体生产，保持了农业与工业结合的形式，以农户住宅为厂房，以农民家庭成员为工人，但却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用电力作为动力。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如30年代著名的棉织手工业区高阳县，尽管其棉纺织手工业在50年代是由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而消亡，今天的农村家庭工业却仍以棉织业为主，再加上一些印染业。农民在自己家中安上一两架电动织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负责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还要承担责任田的耕种，织布工作则由妻女担任，劳动力不足时雇用一两个邻家的女孩儿。这种家庭工业的产品，在质量方面并不比机器工厂差多少，而由于生产规模小，转产较容易，在随时改变花色品种方面比城市中的大工厂更有优势。今天，高阳县的棉纺织品不但可以摆在北京王府井的大商店中，而且时有出口。各地农村中纯粹使用手工劳动的家庭副业也相当可观，现在农村中很多地方的手工业固然有生产力水平落后，缺乏资金，只有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面，但农村手工业却并非全靠廉价劳动力来与机器工业竞争。目前农村中手工业最发达的部门，往往是根本没有机器生产的部门，或虽有机器生产，市场上却认为手工生产的产品档次更高。譬如机器绣花整齐美观，电脑绣花图案繁复多变，而在市场上，手工绣花的价格却最高。

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农村手工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无论是家庭、作坊、还是手工工场；它可以保持手工业状况，也可以发展成为机器工厂；可以是个体生产、集体生产，也可以是股份制企业或合资企业。如果我们不把农村手工业简单地看作农业的附庸，而是把它看作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本来就是从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广义的工业也应该包括手工业在内），理解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农村手工业和其他生产组织形式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机制能够影响其兴衰，但只要它自身的活力没有丧失，它的经济机制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轻易消亡。即使在外界环境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是一时停顿，一旦外界环境许可，随时可以重新兴盛，并得到新的发展。

[1]参看拙著《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工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

[2]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67页。

[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24─225页。

[4]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7─45页。

[5]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243─253页。

[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473─474页。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2卷，377页；笫3卷，154─155，180页。

[8]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267页。

[9]《政治经济学报》笫4卷，2期，315页。

[10]《中国农村》笫1卷笫3期。

[1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301─302页。

[12]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299页。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3卷，453─454页。

[14]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6─7、16─17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33、142页。

[1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244页。

[17]《工商半月刊》笫6卷，9期。

[18]河南农工银行:《南阳之丝绸》笫4─5页。

[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三卷，笫154页。

[20]重庆中国银行:《四川省之夏布》1936年6月，笫111─120页。

[14]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302─303页。

[15]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9页。

[16]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7─298页。

[17]《纺织周刊》笫2卷，23期，1932年6月17日。

[18]《政治经济学报》笫4卷，2期，313页。“好范文”版权所有

[1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7页。

[20]《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笫965─967、1330─1331、1387页。

[21]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页。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11页。

[23]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16日。

[24]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表76─78。

[25]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198、254页。

[2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3卷，附录。

[27]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10─11页。

[2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30页。

[2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4卷，126─127页。

[30]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158页。

第二篇：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论中国农业发展问题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是主要问题，各国为经济发展都做着不同的努力。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成功的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国借鉴和学习，但是是不是经济发展就要一味盲目跟风或者照抄照搬呢？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何在漫长的历史中从先进走向落后，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古代农耕文明时期开始，农业一直是我们中国的重点与基础。古老的农耕文明养育了数千中华儿女，也让我们在封建社会中前期领先于世界，然而，当工业文明的号角响起之时，中国固守封建，固步自封，不肯迈出重要的一步。在时代的面前，中国并没有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继续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无疑，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诚然，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必须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单独发展农业已不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在工业化开始之际，如何将工业化与农业结合起来才是发展的正道。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在中国努力从农业过迈向工业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不少理论与做出的实际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这样写道：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的确，如何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是个发展农业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如何协调和处理它们的关系至关重要。而在当时情况下，要想迅速发张生产力，将工业摆在突出位置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决策。

毛主席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过程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地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关系必须处理好”。毛泽东强调指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就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嗣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中均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这虽然还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但已从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农业衰退中看

到了农业是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发展我国工业化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在我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与国际市场基本隔绝的状态下提出的。当时我国农业正处于稳步上升时期，国民经济各业蓬勃兴旺，协调发展，尚未出现由于农业滑坡而严重影响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

建国初期,中国农业处于不发达阶段,面临着生产工具简陋,市场化程度低,农业科技和教育水平低下,农民人口多文化落后等局面。中国共产党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制定、完善和落实了各项政策措施,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成功地恢复国民经济。我国经历了土地改革建国初期，农业因长期的战争破坏，也因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大多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农民绝大多数积贫积弱，人数占少部分的地主则占有大部分的土地。为满足新解放区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同时也为了解放生产力，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0年夏，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全国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在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了。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土地改革以后，党和政府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到1952年，农业生产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有很大提高。但是在当时，我国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利于现代生产的社会分工，也不利于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更无法集中力量抵御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原料、资金和市场的需要。

随后开展三大改造即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努力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不忘农业发展，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一是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是保证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的重要保证，二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落后的工业无法支撑国家的整体运转。这些现状都限制了中国要单纯发展工业的道路。

在中国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因为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

在建国以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人民公社建立既是生产关系又是生产力。今天，不少人认为，公社制度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因而应该彻底革除。而实际上，即使在1966-1976的文革中，中国农业机械化（播种机、收割机等）、规模化、现代化（如化肥增长117.7%）取得巨大进展。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对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过急、变化过快、形式过于单一，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让农民吃了苦头。当然，在这个时期也采取措施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力度，特别是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很多工程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前30年政策取向不仅要推动农业的发展，也要通过农业的发展来积累工业化、城镇化的资金。所以，这个阶段农业对我们工业体系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是积极的为主，但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对农业和发展的探索。

在之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我国创造性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

具体形式有。(1)包干到户。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2)包产到户。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目前，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主要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集体和家庭有分有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生，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

这也是目前我国农业所实行的现行政策。它既保证了农业的有效高质发展，有时许多劳动力能投身到工业建设中去。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又为农业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两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重点。两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发展。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目前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所以，整个农村政策的取向就是要推动城乡统筹。才有了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对农民的补贴，免费实行农村义务教育，推行新型的合作医疗和逐步建立农村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在中国发展的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一，农业总产出持续增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粮食总产先后迈上4亿吨和5亿吨台阶。第二，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第三，乡镇企业崛起，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第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

从新中国农业的发展变革历程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从产量上，还有产业结构，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农村医疗合作社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逐步完善，相信我国的农业还会在一个稳定健康的大环境下继续快速持续的发展。

虽然，中国目前现行政策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但从另一方面上，这种发展方式又使中国农业产生了许多问题。

从农业劳动主体上看，由于利益驱使，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放弃收入较低的农业生产活动，这就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素质下降，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其次，在农村城市化背景下和农民工进城的现状下，农村留守儿童与老人的生活问题也成了社会的一个重大负担和问题。农村儿童及农民子弟教育问题也成了社会的难题。要分出许多社会财富和社会关注。虽然这已经得到了社会和相关部门高度的重视，但这是需要长期漫长的过程，需要许多人和时间去实现。

从农业生产品本身讲，这种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质量，许多农民为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许多农产品安全事件也应该给大家警示。

从农村的大环境看，这使农村人口减少，降低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而城市流动人口猛增，不安定因素增加。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这些问题汇集起来就是今天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要促进农村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还有到底如何将工业与农业有机结合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政府要继续发挥其协调作用，中共要起到指导带头作用，广大人民也要紧紧跟随当前政策的指导。

具体来讲，一是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产业技术支撑。用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进行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科学化管理，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应用信息技术建设农村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和卫生监督信息系统，是现阶段优化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医保水平的重要环节，能惠及最广大农民。三是加强信息沟通，促进农民增收。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应用可以增强广大农户和企业获取信息与应用信息的能力，有效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帮助农民规避和减少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提高生产效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还有助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四是影响和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文化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总之，信息化在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有效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加快农村信息化发展。

而在协调工农业的问题上，一定要继续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重点的基本方针政策。在继续发展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紧抓农业。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

要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它的核心是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在重点发展信息化、高科技、资本技术集约型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能够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由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客观存在一种相互联动的发展关系，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势必给农业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农业部门应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机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在当今中国，发展仍是一个长期需要我们努力的问题，可以说在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三篇：论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

论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王耀 工程管理093班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传统农业发展阶段（1949-1957年）、农业缓慢发展阶段（1958-1977年）、农业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3大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均获得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巨大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在农村发展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各地农业资源、生态、环境也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包括工业等相关产业)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是沉重的。为了今后我国农业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必须走出一条农业发展于保护“双赢”道路,即“可持续农业”之路、“生态农业”之路、“循环农业”之路。

关键词农业发展；巨大成就；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

引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大多数在农村，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发展农业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正文

1五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时期。

中国政府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及时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提高等新情况，作出了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并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基本目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有效克服了新阶段农业发展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农业和农村的好形势。

1.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粮食、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都已跃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1.2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增强，农业装备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特别是近年来以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使我国农业科技水平稳步提高，部分领域已经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1.3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明显增强。优质专用农产品比重大幅度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农业区域布局明显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繁荣的新局面。

1.4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收入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年均实际增长3.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53.4％下降到46.2％，农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广大中国农民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光明前景，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约占全球22％人口的吃穿问题，对世界农业乃至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10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

农业和农村经济克服了自然灾害较重、农民增收后劲不足等困难，取得了新的进展。

2.1农业生产稳步增长。预计全年粮食产量4.57亿吨，比上年增长1％；糖料产量1.01亿吨，增长17.3％蔬菜产量达5亿吨，增产7.1％，油料产量2900万吨，增长1.2％；棉花由于调减了面积，产量达492万吨，减产7.5％。全年肉蛋奶产量分别达6590、2360和1350万吨，分别增长4％、1％和20％；水产品产量4513万吨，增长3％。

2.2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优质专用农产品比重明显上升，全国优质水稻面积5800多万亩，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优质专用小麦1.09亿亩，比上年提高7个百分点；优质专用玉米8900万亩比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双低”油菜面积7100万亩，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优质农产品生产开始向优势产区集中，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全国的50％左右，湖北、湖南、四川、江苏和安徽的“双低”油菜面积占全国的76％，东北优质专用玉米、优质专用大豆面积分别占全国的41％和63％。苹果带、柑桔带以及肉牛肉羊、牛奶和优质水产品等产业带建设，开始起步。

2.3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初步建立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积极开展了无公害农产品安全认证工作，新制定了363项农业行业标准，其中122项为无公害食品行业标准。国内上市农产品符合市场准入规定，出口农产品符合进口国质量安全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特别是食品的质量安全已有了可靠的保证。

2.4农村经济全面发展。预计乡镇企业全年实现增加值31800亿元，增长8.3％；利润达7200亿元，增长7.3％；税收2500亿元，增长8.3％；从业人数1.31亿人。全年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7850亿元，增长12.7％。农垦系统扭转了连续5年亏损的局面，实现了整体扭亏增盈，利润超过13亿元。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6.6万个，带动农户5900万户，平均每户从中增收900元。

2.5农民收入继续实现恢复性增长。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比上年增长

4.8％。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来自乡镇企业和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当前农业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还较为薄弱；一些地方农业结构趋同，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迷的问题仍很突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转移就业的空间有限，农民收入增长乏

力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中国农业发展仍处在新阶段的爬坡时期，加快农业发展、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农业发展的任务与工作措施

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部署，为中国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将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坚持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工作主线，以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任务，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扎实推进农产品竞争里增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1大力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采取一种产品确定一个发展思路、选择一批龙头企业、推广一套实用技术、制定一套扶持措施，进行重点培育，扶优扶强，并使其不断向最适宜的产区集中，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今年重点抓好高油大豆和优质小麦等区域布局规划的实施，力争实现突破。

3.2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适应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要求，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突出重点产业和优势产品，加速农业科技由单纯追求数量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围绕开展“全国农业科技年”活动，实施《优势农产品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计划》，以推广优良品种和节本增效技术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

3.3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全面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为主要措施，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准入制度，对农产品实施从“农业投入品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质量控制。加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积极扶持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连锁、超市、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搞活农产品流通。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完善农业信息体系，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服务和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

3.4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积极争取各方面资金，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投入力度。按照“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原则，着重抓好重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公益设施项目建设。把农业生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不断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5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着重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结论 总之，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和将来的一项重要问题，必须要解决好，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富强，才能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然而，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的正确方针政策，到底该怎样解决农村经济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进行研究和实践。“一号文件”和温总理的报告都高度重视了农村经济的问题，我想，有国家的重视和那么多农村经济学者们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我们的农村经济问题应该是能较快解决的。让我们期待和祝福我们的农村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富强

参考文献[1]黄国勤 高旺盛.中国集约型农作制可持续发展[M].南昌:江西科学技

术出版社,2000.[2] 高旺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策略[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3] 黄国勤.迈向21世纪的中国农业[J ].古今农业,1999(1):9021.[9] 赵其国,黄国勤,钱海燕.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J ].土壤学报,2007 ,44

第四篇：中国农村问题5个方面

今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26年，26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同时，解决了老的问题也会生出许多新的问题，有些还相当尖锐。如果历数这些矛盾和问题，可能会排出相当长的单子。我想最主要的有五个方面。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有很多制约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大农产品市场，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稳定的价格；二是如何转移农民的就业，使农民能够从非农产业中、从城镇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近一段时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非常困难。从1997年到2003年这7年时间中，农民的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4％。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增长4％是很不错的水平了，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就会引出很多矛盾。

首先，增长4％就没有实现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农民增收目标。《十五纲要》规定：“十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每年达到5％，但是三年过去了都没有实现。第二，过去六到七年之中农民收入只增长了4％，但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却每年增长8％，因此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不断地扩大。如果从1998年算起，6年时间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额增加了532元，但是城镇居民在这6年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3312元，也就是每年增加了552元，这就是说农民6年的收入增加总额比城镇居民平均一年收入的增加额还要少20元，这当然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但是更突出的问题是这几年农业没有让农民增收，不仅没增收，而且减收。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目前大概有45％是来自农业，这个比例比8年前大概下降了18个百分点，也就是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且绝对额连续7年来也是在减少。中国农民收入来自农业部分最高的是1997年，那一年平均达到了1276块钱，但是从1998年到2003年，就没有一年再达到过这个水平。从这个角度去看，在农民收入中制约农业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其中粮食价格到去年10月底为止连续84个月是下降和低迷的，也就是粮食市场很难扩大，其他的农产品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把2001年的指标和1996年的指标相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这五年中平均增加了2020元，但是每个人用于粮食、植物油、肉类和蔬菜的开支2001年却比1996年人均减少了131.2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农民要想从农业中增收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就一定要考虑向非农产业、向城镇的转移。

但是，被寄予很大希望的乡镇企业在过去这几年中，尽管生产、产值、利税都在增长，但是就业却很少增长。1996年中国乡镇企业中从业人员的总数是1.3508亿，到2002年为止，就业水平一直没有达到过1996年的这个指标，到了去年略有增加，比1996年增加了63万人。所以可以这么说，乡镇企业在过去的7年中几乎没有增加就业。于是大家就看到了越来越汹涌澎湃的农民进城的民工潮。

提高农民收入有很多制约因素，但我想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大农产品市场，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稳定的价格；二是如何转移农民的就业，使农民能够从非农产业中、从城镇中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两方面确实都存在很多的矛盾，要想解决，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指望短期内农民收入很快就会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粮食问题

当前的粮食问题开始凸显，并不是说现在的供求有问题，而是指中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

从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曾经经历了5年粮食丰收的可喜局面，因此到90年代末就整个国家来说，实现了粮食总量供过于求的局面，库存明显增长。由于有了巨大的库存，所以在过去几年中持续四年粮食产量下降并没有影响市场的供给，甚至粮价都没有回升。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长期粮食问题，或者粮食不是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年底粮价开始上涨实际上又使得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问题凸显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去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8613亿斤，而去年各个方面预测的总需求是8760亿斤，所以，粮食的产需缺口是非常大的，必须动用库存、增加进口，否则市场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我知道经济学界都说当粮食短缺的时候价格就上涨，价格上涨农民就会多种粮食，因此粮食矛盾自然就会很快地解决。这种判断的基础是在我们有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但客观上很多实际问题不一定这么表现出来，我之所以讲当前的粮食问题开始凸显，并不是说现在的供求有问题。我想需要认真研究的是我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

90年代后期我们确实曾经有过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有1万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但是我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到底有多少，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去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中国实有耕地面积是18.51亿亩，和1996年底相比，耕地面积整整减少了1亿亩，这是一个基本情况，而且按我自己的调查和掌握的实际状况来看，我觉得减少1亿亩是一个最低限度最保守的估计，实际远远不止。当然减多少，我说不出来，但是绝对不止1亿亩，仅退耕还林，到去年年底就已经退耕了1亿零800万亩，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要占地。第二个指标就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去年的粮食播种面积是14.9亿亩，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是17.06亿亩，减少了两亿多亩的播种面积。第三个指标就是粮食的总产量，我刚才讲到去年的粮食总产量8613亿斤，而最高的1998年是1万零246亿斤，之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1633亿斤。第四个指标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时候按播种面积计算1998年正好是300公斤，600斤，去年是289公斤，减少了11公斤。第五个指标就是人均粮食拥有量，1996年是人均粮食拥有最高的一年——824斤，去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667斤。第六个指标是库存。2001年初的时候库存最高，大概是5200多亿斤，现在明显下降了，降到多少还不知道，但是马上能想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的粮食产量就没有达到过9200亿斤，而总需求在9600、9700亿斤以上，去年供给又降到了8600亿斤，所以这几年每年都要动用几百亿斤甚至上千亿斤的粮食库存，因此库存实际上是只进不出或者进的少出的多，所以，如果不促使粮食生产尽快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中国很快会面临非常严峻的粮食供求矛盾。

在这一段时间的调查中我也遇到以下一些现象：比如说我到发达地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粮食销区，从当地的决策者到部门的负责人都跟你讲这一条：我不怕，我有钱，我有钱就能买到粮，所以不用跟粮着急。这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态度。第二就是13个粮食主产区，能够向外调出粮食的主要是这些地区，但是到这些地区去调查，所有的干部都讲，粮食搞多了很吃亏，卖不出去放在库里，又要压资金又要付利息，最后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亏损。所以他们说：你放心，我们最多就是没粮可卖，但我自己肯定是够吃的。剩下10个省份就是我们所说的产销平衡地区。这些省份的领导就更简单：我从来就没有给过别人粮食，也没有要过别人的粮食，所以不用管我，我们自顾自就可以了。因此，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多生产粮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最终还会出现粮食供需的突出矛盾。农村土地问题

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我卖你的地我可以赚钱”。不解决中国的征地问题，无论是对于农业生产能力的保护还是对农民的利益保护，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

土地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农村自身的土地制度问题——农地制度问题。中国的农地制度是和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宪法里有规定，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是宪法规定的，但是你到基层去就会发现，没有多少干部读过宪法里这句话，或者读完了忘得最快的就是这句话，因此基层干部不断地折腾农民的土地，土地的承包纠纷层出不穷。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去年3月1日开始实行了中国新通过的一个法律，就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里相当重要的一条叫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土地”；还有一条叫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但是可以坦率地说，这两条执行得很不好。

土地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土地的征用，也就是农地转为非农地，现有的制度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农地转为非农地在中国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它必须改变所有权，由政府征用集体土地之后才可以进入建设用地的市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过去引出的矛盾不大，原因第一就是过去城市化的进程很慢，农地转为非农地的规模很小；第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就要改变他的户籍，农转非，提供商品粮，就要给他提供住房，提供工作，都由政府包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农民对于国家征地是欢欣鼓舞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城镇化的用地数量急剧扩张；二是市场化条件下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对农民来说利益损失很大。

因此征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三句话：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了清理整顿市场，“五一”前国务院发出暂时停止半年审批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通知后，我在跑过的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据我了解，全国各地建立的土地储备中心现在掌握着270万亩的建设用地；在全国所有的房地产商手里，已经批到手的土地还有40％没有动工。这么大的土地供应量，我想半年不再审批新的土地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实际状况是，每批一笔土地政府都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半年不批等于政府半年得不到好处，因此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反对的，并不是真正地从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土地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和问题，我想肯定是我们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完善。但问题是现有政策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置若罔闻，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说来说去，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我卖你的地我可以赚钱”。于是受苦受难的就是农民。不解决中国的征地问题，无论是对于农业生产能力的保护还是对农民的利益保护，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影响到农民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下一代农民能不能摆脱贫困。

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尤其是教育和卫生问题在农村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与城乡之间经济上的差距相比，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突出一些。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全社会的教育开支是5480亿元，这包括财政开支也包括学生家长开支，也包括社会各方

面的投资和捐助。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这5480亿元用在农村的只占23.1％，76.9％是用在城市。在中国，1.6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因此农村分到的教育资源实在太少。即使在去年中央已经明确各级财政新增加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必须主要用于农村，但据我了解这个政策其实落实得并不好。因为能够参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人实际上没有多少能够代表农村的孩子。大学校长的嗓门显然要大得多。

在农村有病缺钱不敢医治的现象大量存在。2002年各级财政用于乡镇卫生院的全部财政事业经费接近60亿元，只占全国各级财政卫生事业经费开支的15.5％。农村人口是大数，但是享受到的卫生事业经费却是微乎其微。我曾经当面看到过温家宝总理问卫生部长：你知不知道在农村有多少因病去世的农民能够在医院去世？城市是什么比例？在农村有多少生孩子的妇女可以在医院生产？城市是什么比例？这两个指标没有纳入统计体系，所以谁都说不上来，卫生部长也说不上来。到农村跑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因病在医院去世的农民寥寥无几。能够到医院去生产的农村妇女实际上比例也是相当低。按我的估计，全国所有的农村妇女不会超过1／3能够在乡卫生院生产，大部分都还是在家里。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当然它不是完整的统计资料。它提出了两个指标非常让人震惊，它提出在中西部边远地区孕妇和产妇的死亡率是沿海地区的3.6倍，婴儿的死亡率是沿海发达地区的4倍，有40％的死者是因为缺钱无法去治疗最后导致去世。这是个非常可悲的现象。一方面在城里有大量的医疗资源在浪费，购置了大量昂贵的设备，医生开出的药单都是让人非常吃惊的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条件。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不能加快农村的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注定农村现在贫困，将来还会贫困。农民的权益维护问题

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条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组织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来，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声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

其实开始这场改革时，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要促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保证农民的权益。经历这场改革的人都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三中全会重要在哪里？重要的是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党和政府处理同农民关系的基本准则。26年来，中央政府在制定有关农村政策的时候时时考虑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两句话：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因此，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度在执行中的后果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从初衷来说，都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但实际效果可能没达到。所以我觉得，村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对农民来说，他们更需要能够带领他们发展生产、进入市场、增加收入的组织，而这类组织极其短缺。从去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立法议程，现在正在启动法律的起草工作。我感觉到农村有大量的问题，梳理起来不知道能列出多少个，但是就我的感受来说，如果能够把上述这五个突出矛盾比较好地解决，那么其他的问题可能解决起来就会事半功倍。我想正像大家所知道的，这五个问题怎么解决100个人至少可以开出99张处方来，因此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政策还有许多磨练的过程。但是我感觉到至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实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是高度重视。我记得去年的1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去作报告，他首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问题是各级掌握政策、掌握资源这样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如果都能放在重中之重，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农村的很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就怕嘴上讲“重中之重”实际放在“轻而又轻”的位置，很多矛盾不仅解决不了还会逐渐增加。

（本文系作者6月27日在“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由本报记者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问答

问：在现在大学规模日益扩张的情况下，这种用地是属于公益性事业还是经营性的？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得到批准？您怎么看待大学大规模圈地的现象？

答：我知道在这一轮新的圈地运动中大学也是高举大旗积极争取的。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大概两期设计要占8000亩耕地，据我所知并没有得到完全批准，所以第二轮不得不停掉，再做就是违法的。至于大学用地到底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那要看大学自己。大学现在有这么多收费，尽管收来的钱不足以弥补教育经费的缺口，但是我总觉得有收费就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具体到浙江大学要扩展这个地算什么，那可能要非常具体地分析。国家正在制定征地目录，就是要非常明确地规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性质属于公益性或者不属于公益性。

其实我想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都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好处，可问题在于很多人从占地中得到了好处。土地不可能不占，怎么少占，怎么在占的过程中让农民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的好处是最关键的。

问：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执行中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法有没有毛病。如果有，就修改；如果没有，那么只有下决心贯彻这个法。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我想，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都改善不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状态。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中国的历朝历代土地基本上都是均一轮再聚一轮，先是均分，均分完了再兼并，兼并完了再造反，造反完了再均分。我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搞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宋国青1983年就提出来，是不是把地都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把地卖掉作为资本进城。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卖地的钱都花完了之后怎么办？这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事。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财产制度的一个基石。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看法，作为一个财产方面的最基本制度，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这项基本制度上经常变来变去而使得这个国家有稳定的发展。我主张选定了一个基本制度就去完善它，沿着这个往前走，不是走不出来。其实很多成功了的国家也并不一定都是土地私有制，也并不一定都是国有，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和比较有效的经营形式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农业还是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还是可以保障的。

问：目前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的低成本和劳动力的低成本。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转得太快，或者在速度上不是很恰当的话，是否会损害到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

答：这更复杂一点，超出我熟悉的领域。但是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矛盾正在迅速地浮出水面，而且高度关注这类问题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怎么去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三农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否则光靠解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够的。确实，中国现在有这么强大的出口能力，相当大部分和农民有关系。正是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土地，正是由于中国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了。

真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重要的一项当然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问题，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农业农村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一个概念，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的看法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一种概念，它有很实在的内容。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和城市，可能很难持续下去，如果哪一天持续不下去，农民也就转移不出来。之所以持续不下去，有些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中国去年ＧＤＰ的总量是11万多亿人民币，折成美元占全球ＧＤＰ总量将近4％，但中国去年消费的石油占全球消费量的7％，消耗的钢材占全球消耗量的27％，消耗的水泥占全球的40％，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的31％。为了4％的ＧＤＰ付出这么大的资源消耗，我想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去年的统计资料来看，为了支撑这样的增长，很多资源我们自身不足，必须进口，去年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达到33％，水泥进口占到国内需求总量的47％，氧化铝占到48％，铜和铜晶粉占到58％。大家可能注意到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增长背景下告诉世界我们将转变自己的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近来都关注今年四月份处理的江苏常州的铁本案件，很多人从中得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据我了解，中央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两点：第一点，这件事情从立项到建设到现在投入20多个亿，其中有一连串的违背法规法律的现象，从项目的立项到土地的审批，到资金的供给，按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很多是省级政府无权定的，必须报国务院，而国务院一无所知。比如说土地，基本农田各级地方政府审批一亩的权力都没有，但是铁本这个项目占了2000多亩基本农田，国务院不知道；审批任何普通的土地，省一级政府最大的权力是70公顷，如果其中有耕地的话，耕地只有30公顷的权限，非基本农田的话省级政府有30公顷的权限，荒地有70公顷的权限，70公顷就是1000亩地，铁本占了6000多亩地，国务院不知道。地方政府把6000多亩地的项目划分为14个小项目自己来批掉了。像这样一些做法，我想国家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否则整个就乱套了。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从树立制度权威的角度，这个事件就必须处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处理完了以后，胡锦涛主席“五一”期间专门在江苏视察，他强调如果江浙沪这样的地区都不能使自己的产业结构或者经济发展转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去，还是靠大量地投入资源，靠低水平的扩张来增长经济的话，那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很困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越是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中，就越要考虑怎么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民工待遇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五篇：论近代风云人物黄兴

论近代风云人物——黄兴

“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这是黄兴的革命宣言，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对他这一生较为恰当的写照，在近代的战火中，黄兴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呕心呖血却毫不计较名利，实在是中国近代史及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有之豪杰。他为中华民族呕心沥血而死，蔡锷评论道，“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一、才华横溢志气高，不尚空谈乐实干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黄兴自幼随父亲读书识字，八岁入私塾，一八九三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后再到武昌两湖学院深造。一九O二年以优异的成绩被两湖总督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速成师范科［1］。他自小就饱读诗书，用才高八斗来形容他丝毫不为过，也正因如此，在罗家伦眼中，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黄兴在留学日本的时期，他广泛接触到了西学，并悲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为热之中，他毅然走上了一条实干救国的道路。当黄兴为中华民族而鞠躬尽瘁，英年早逝后，蔡锷悲痛地评价道，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就连袁世凯也曾说“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正所谓“纸上得来终绝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光纸上谈兵是成不了大事的，只有投身于社会实践，做实事才有可能成功。当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提出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努力实干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道理，而黄兴在那个年代就懂得了这样做的重要性，这对取得革命的胜利而言是大为有益的。因此说，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时期，像黄兴这的实干家是必不可少的，黄兴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使得他在革命队伍中确立了很高的领导地位。

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句林则徐的爱国名言可谓是对黄兴爱国情怀的贴切描述。黄兴为了中华民国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自一九O五年至一九一O年间黄兴组织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军队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在萍、浏、醴、潮州黄冈、惠州起义，黄兴几乎是无役不与。多次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黄兴心灰意冷，而是策划更大规模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领百余人的敢死队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发生激烈战斗，他虽然受指伤仍坚持指挥，直到最的种种行为我们不难看出他炙热的爱国之心。无论何时，黄兴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即使在“二次革命”中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人的非议，但从黄兴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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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2］。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黄兴丝毫不在意自身利益，除了中华民族之富强与民主，他别无所求，对此，章士钊评论说，“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天下最易交之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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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黄克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总是从大局出发，努力促进军队团结，为了解决南北军界之间的分裂问题和尖锐的矛盾，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的上海《民立报》中说到，要之，今日之事，总以巩固中华共和为前提，而一切强生界限、植党莒私亡国之为，皆当一扫刮绝，以成我五大种族建设大共和国之盛业，方足以餍世界列国这望，而奠汉满蒙（古）回藏群生之安［3］。

另一方面，黄兴以维护政党团结为己任，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颇有微词，而对黄兴评价甚高。他在1912年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4］一笑。”不仅如此，和孙中山相比，黄兴有更大的筹码来担任国内革命的领导人，“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5］。但黄兴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领导人是无可争议的，并且痛斥如陶焕卿，章太炎等对孙中山有异议的人，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

［6］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黄兴的爱国理想让人钦佩，有人认为黄兴这样做是由于他的不争性格使然，但仔细想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他内心强烈的爱国情怀吧！他始终把中华民族之伟大利益置于他的个人利益之上，为了革命党内部的团结，牺牲他的个人利益对他而言着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此，甚至连被他怒斥为“章疯子”的章太炎都感到敬佩，黄兴死后，章太炎在送的挽联写道：“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见，黄兴的“不争”对革命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他的这种品格堪比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同样是伟人，同样都能为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黄兴的这声呐喊，让人们为之脱帽致敬，让爱国志士热血沸腾，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榜样！

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他没有看出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当孙中山被迫交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时，他依然乐观地认为“今南北一家，总统得人，民国从此万年，迥非当日比也。吾辈十余年兢

［7］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要想完成如此伟大的革命更是艰难。黄兴并没有意识到一旦革命果实落到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手中，那么革命目的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换句话说，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失败的。终于，在袁世凯上位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开始了篡权专制，对革命党人步步进逼，企图破坏共和制度，这使得国内局势动荡不安。而就算是发生了“丧吾精锐”，“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子离散、久陷囹圄囹者，数且以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道路，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的时候，他依然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道“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8］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虽然黄兴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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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一样都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却仍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正因如此他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得更远。

黄兴，如同古往今来的众多历史人物一样都是一个立体的人，他既有自己英勇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值得我们去细细研究。虽然他也有自身的缺点，但他的优点才是最主要的，在那个时代，黄兴不管怎样都可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在追述他生平的事

［9］迹时总结道，“余一生革命，惟以牺牲为目的”。对此，又有谁能否认呢？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积劳成疾，1916年10月10日，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最终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肝门静脉高压所致；根据其死前多次大量吐血以及肝肿大所推测，为肝硬化常见之并发症）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冯自由评价黄兴说：“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的确，黄兴死后，从此国民党内再也没有出现可与孙中山并称的人物。

参考文献：

［1］［3］［6］［7］［8］［9］ 黄兴：《黄兴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94、95、160、163 页。

［2］ 黄兴：《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6页。

［4］ 黄远生：《远生遗著》(卷1)，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46页。

［5］［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之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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