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组长：李露兰24

成员：杨艳丽54

陈莲04

吴益青4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组长：李露兰24成员：杨艳丽54陈莲04 吴益清46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语文教育10级10班

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加快农村的发展，是加快国家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三农”问题一直是两会的重点，中央多次颁发一号文件，可是农村的发展还是很缓慢，因此，对于农村问题的议论纷纭，讨论的焦点自然就集中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制约了农村的发展？这些都促成了本文的写作。本文将从六个方面阐述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第一，从户籍制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第二，阐述了农村的立足产业农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第三，谈了谈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农村的发展都很重要的教育问题；第四，叙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所存在的问题；第五，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特别关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围绕农村的金融所提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组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业；教育；社会保障；金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都采取农业补贴工业，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巨大的剪刀差，政府抬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尽可能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来取得经济的发展。以至于限制我国农村经济薄弱，长足得不到发展。而在其他国家农业一直是补贴对象，当然，现在我国也采取了一些惠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但这些都是不够，农村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中国农村的发展。

一、户籍制度

195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

立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住房、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建立的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由此产生了与户籍相关的“居住”和“暂住”等概念，不是本地户口的人的想要读公立学校要交借读费，而且借读费还很贵，而这些人大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这无疑加剧了农民的生活压力。即使他们的子女在身边读书，但最终还是会因为户口问题而不能参加当地的中高考。就拿我身边的人为例，我组其中一个成员的表哥是新建县人，到南昌打工，自然就把儿女带过去读书了，借读费是每人五千元，这么昂贵的借读费给本来生活压力就大的夫妻俩又添了一层。我朋友临川读高中，但因为不是本地户口，就只能会原籍读书了。这就导致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显然，当代的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桎梏，迫切需要改革，加快

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体系新局面。现在，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和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农民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过户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修改。

二、农业

由于中国政府早期实行的一些政策，工业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农工数量众多。

农业还是传统的精耕细作，即使是生产了好的农产品，可销售不出去的现象还是经常存在，农民的收入还是很少„„农村劳动人口数量多，生活水平低下，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大批劳动力涌入城中务工，农村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这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的产生。青壮年进城务工，农田荒芜，这给本来就人多地少的我国国情又增加了一大负担。中国人口本来就多，又多出这么多的荒地，那这些人的粮食从哪儿来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种粮的人少了造成粮食紧张，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暂且不说这么远的问题，就拿农民工进城这事本身说吧，农民进城要吃住吧，城市住房、医疗等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国家出台文件号召农民工回乡创业，可创业的资金哪里来呢？农民工走又不是留也不好。针对这些问题，我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进一

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这句话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现在部分地区的农业方面的市场经济开放性还不够，土地资源利用的还不是很充分。如开发水产资源、林业、生态旅游资源等。

（二）、农产品产销脱节，农民对市场挑战的消极回应，实际上是农民被动适

应市场，竞争观念还没形成，心理素质较差，难以承受各种风险，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反过来有制约着农产品的市场化。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做好领军人的角色，政府要根据本地特色，深入市场调查，随时了解市场动向，对农民的种植进行指导，帮助农民联系农产品加工商，又条件的话，政府还可以以入股的形式，让农民自己出资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这样可以减少农产品种植的盲目性和解决种的好销售不好的问题，形成一个良好的产销体系。

（三）、对于农村兴办企业，政府要直接给予支持，但是不能为了发展而发

展，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不能引进一些带有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要根据地方特色建立特色经济。

三、教育

现代社会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到底归根于教育科研的竞争，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想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育问题。现在国家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减免学费，虽然只收书费，但是各种各样的收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就我组的成员所住地看农村教育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龄儿童以及青少年的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农村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二)、失业人员就职再教育基本上没有实行过。

(三)、农产品、农业的科技知识得不到普及，农民受教育水平的低

产生以上几个问题的原因，我组认为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近几年，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他的教育环境，教学条件都比农村公立学校好。大多数农村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就把他们往私立学校送，这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公校流失了好多

优秀学生，老师教的没意思，再加上老师的工资总是拖延又受不到上面的重视，老师自然而然会选择待遇好的学校，这就导致了许多优秀教师的流失。这样乡下学校就剩下些“老弱病残”，这就让那些本来就不想学习的孩子更不愿意学习，都早早的出去打工了。虽说教育部每年也要下来检查学生人数，可这些检查也是

例行而已，到底是不是这个班的学生也不问，当然全国有这么多学校也问不过来。

(二)、农村仍然存在浓厚的封建思想，我们父辈以上大多数是文盲，有些家

长认同女孩读书无用论，这就导致女孩的受教育权利被剥夺。家长外出打工，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是老人带小孩，他们对孩子要么就是溺爱，要么就是不理不睬，孩子的内心世界得不到关注，在加上处于青春发育期，会做一些叛逆的事，如去黑心网吧寻找寄托，做一些他们认为能引起大人们注意的事。

(三)、政府对农村学校的教育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老师工资不高，甚至发不出，这就影响到了老师的教育情绪，他们有的就选择到更好的私立学校去。

(四)、政府不重视对农村本身的教育，忽视了职业教育，农民的文化水平影

响了农民采用和接受农业科技的积极性。要知道农户的文化层次很低，受教育水平低，所以接受科学技术的能力十分有限，农业科技推广同时还得兼顾对农民的教育工作。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在一户推广成功以科技覆盖面来说仍然很小。

(五)、现在的农村虽然出现了一批初、高中毕业生，但因为这部分人中大多

数未系统接受过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再加上农业经济效益低，他们大多会外出打工或经商来取得较高的收入，这又带动农村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人口的离土离乡，使得留下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是老弱病残者。因此，这只农业大军中文化水平低，观念陈旧，接受科学技术能力差。低下的农民文化素质也已成为农业科学普及和推广的制约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我组认为政府应该做出积极回应：

第一、必须对农民进行扫盲活动，对他们进行农业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当前农民各方面的素质。

第二、使教育资金问题落到实处，确保各方面体制完善进行，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走绿色生态环保农村之路。

第三、使农业生产进入科技行列，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第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让老师心甘情愿的留在乡村，为农村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现今在全国范围内鼓励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体现在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上，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关键，生态文明是核心，政治文明是保障。我国又是无产阶级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属于人民，享有国家主人公应有的权利，然而当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缺乏。举一个在大多数农村都存在的现象来说明吧。

选举制度是每一个成年人和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享有的，村里村官换届

时，这个词就格外的显眼。按理来说，选贤任能，选出来的人应该为人民服务，可在当前的好多农村是不存在的。想当官的人到处送礼送钱，有选举权的人呢看谁送得多，和谁关系好就选谁，因为他们认为选谁都一样贪，把自己手里的权利不当回事。选出来的官呢，打着一些有的没的幌子到处收钱，早就把“为人民服

务”的职责抛诸脑后了。

产生以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农民的文化水平低，权利意识模糊，或者说农民从来没有实施过权利，所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权利。

(二)、农民作为民主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即主人翁意识的淡漠。

(三)、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制约民主政治建设。

(四)、国家对村官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不够，反贪局和纪检委的工作不到位。要加快中国的民主进程，加快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少不了的，因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底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解决这些刻不容缓。针对这些问题，我组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国家加大普法宣传。多派一些法律专家到农村中开展普法活动，让农民明白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提升农民权利意识。其次，政府可以建立一些农民学校，对农民进行一些基础的文化教育。最后，国家反贪局和纪检委应深入基层，从最底层抓起。只有民众的意识觉醒了，民主政治建设才能真正实行。

五、社会保障制度

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进步的特征，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是国家安定团结的根本保证。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了，社会保障制度是一大关口。解决得好人民幸福，国家和谐：解决得不好结果可想而知。就中国现阶段国情以及未来发展来看，农村保障制度急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障。我们大多数奉行的都是儿子养父母亲，如果儿子不孝顺那爸妈只能自认倒霉，穷苦潦倒的过完余生。那么养老保障是中国民众家庭走向社会的首要选择，是一项关系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伟大工程。现存农村保障制度问题还有待解决。就我们乡的情况来看，政府工作人员把国家低保户名额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拿去卖，致使许多应该享有低保资格的家庭或个人享受不到的低保资格。例如一个无子女的人，理应享受低保，还应该是五保户，但为了这个还要托人找后门，办好了低保，半年以后去领钱，有关部门的人要么不让你找到，要么就推说款项还没到，就这样拖着。为了能拿到这份低保款，很多人会买东西去“孝敬”，他才让你拿到一部分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民的法制权利意识不够。其实有些人还是想找有关部门说的，但最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是“这就是规则”。可这算什么啊，公务员为什么叫公务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本就应该对农民保障制度的实施采取强硬手段对那些滥用权术的政府人员给予严厉打击，使农民能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希望做到真的像温家宝所说的，让农民生活的舒心安心放心。

六、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是我国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在我国就特殊了呢？因为在外国农村里有金融机构是很正常的，而在中国是很少的。农村金融问题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专家提出，希望一些金融机构可以在农村设点，以便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可即便这个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一直未得到真正的实行。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占大多数的，可想要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也不能怪那些金融机构，因为金融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农村还存在一些地下钱庄，即所谓的地下金融。这些现象的出现，我组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最大的原因就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有些地方甚至谈不上发展。这让

那些金融机构不敢在农村设点。

(二)、第二个原因就如我组上面所说的，金融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三)、就是农村居民理财观念不强，这是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还有就是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很多时候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例如该排队的不排。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之后的安全系数也不高，这些都影响着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点。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长远而又艰巨的任务。

首先必须加快农村城镇划，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构建城乡一体化。其次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不仅是适龄儿童的教育资金，还要有农民学习的资金。当然这不是中国近几年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更显出其艰巨性。最后，政府要鼓励金融机构走进农村，金融机构也要担负起一些社会责任。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农村金融走出地下，朝阳光化发展。

现如今中国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教育问题，只有教育问题得到解决，这个农村才有大的长足的发展。希望国家在关注农村问题的同时，把这些关注真正落到实处，这才是对农民最大的实惠，对农村发展最大的帮助。

2012.04.2

5参考文献：

[1]黄建宏.中国农村经济解难[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8.115-123.[2]张晓冰.农村乡镇发展的体制性困境与出路[M]北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33-159.[3]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中国农村情况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138-162.[4]徐勇.中国农村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63-108.[5]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476-481.[6]顾春.民间金融走出地下[N]人民日报.2012.03.21第二版

[7]新华社.要让人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N]人民日报2011.02.28第一版

附件:

这次的论文写作，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论文写作，而是一次合作，是一个团队精神的体现。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收集资料，并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农村情况做出了陈述。经过几遍的修改最后写出了这篇论文。

第二篇：中国农村问题5个方面

今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26年，26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同时，解决了老的问题也会生出许多新的问题，有些还相当尖锐。如果历数这些矛盾和问题，可能会排出相当长的单子。我想最主要的有五个方面。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有很多制约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大农产品市场，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稳定的价格；二是如何转移农民的就业，使农民能够从非农产业中、从城镇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近一段时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非常困难。从1997年到2003年这7年时间中，农民的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4％。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增长4％是很不错的水平了，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就会引出很多矛盾。

首先，增长4％就没有实现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农民增收目标。《十五纲要》规定：“十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每年达到5％，但是三年过去了都没有实现。第二，过去六到七年之中农民收入只增长了4％，但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却每年增长8％，因此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不断地扩大。如果从1998年算起，6年时间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额增加了532元，但是城镇居民在这6年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3312元，也就是每年增加了552元，这就是说农民6年的收入增加总额比城镇居民平均一年收入的增加额还要少20元，这当然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但是更突出的问题是这几年农业没有让农民增收，不仅没增收，而且减收。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目前大概有45％是来自农业，这个比例比8年前大概下降了18个百分点，也就是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且绝对额连续7年来也是在减少。中国农民收入来自农业部分最高的是1997年，那一年平均达到了1276块钱，但是从1998年到2003年，就没有一年再达到过这个水平。从这个角度去看，在农民收入中制约农业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其中粮食价格到去年10月底为止连续84个月是下降和低迷的，也就是粮食市场很难扩大，其他的农产品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把2001年的指标和1996年的指标相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这五年中平均增加了2020元，但是每个人用于粮食、植物油、肉类和蔬菜的开支2001年却比1996年人均减少了131.2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农民要想从农业中增收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就一定要考虑向非农产业、向城镇的转移。

但是，被寄予很大希望的乡镇企业在过去这几年中，尽管生产、产值、利税都在增长，但是就业却很少增长。1996年中国乡镇企业中从业人员的总数是1.3508亿，到2002年为止，就业水平一直没有达到过1996年的这个指标，到了去年略有增加，比1996年增加了63万人。所以可以这么说，乡镇企业在过去的7年中几乎没有增加就业。于是大家就看到了越来越汹涌澎湃的农民进城的民工潮。

提高农民收入有很多制约因素，但我想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大农产品市场，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稳定的价格；二是如何转移农民的就业，使农民能够从非农产业中、从城镇中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两方面确实都存在很多的矛盾，要想解决，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指望短期内农民收入很快就会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粮食问题

当前的粮食问题开始凸显，并不是说现在的供求有问题，而是指中国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

从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曾经经历了5年粮食丰收的可喜局面，因此到90年代末就整个国家来说，实现了粮食总量供过于求的局面，库存明显增长。由于有了巨大的库存，所以在过去几年中持续四年粮食产量下降并没有影响市场的供给，甚至粮价都没有回升。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长期粮食问题，或者粮食不是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年底粮价开始上涨实际上又使得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问题凸显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去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8613亿斤，而去年各个方面预测的总需求是8760亿斤，所以，粮食的产需缺口是非常大的，必须动用库存、增加进口，否则市场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我知道经济学界都说当粮食短缺的时候价格就上涨，价格上涨农民就会多种粮食，因此粮食矛盾自然就会很快地解决。这种判断的基础是在我们有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但客观上很多实际问题不一定这么表现出来，我之所以讲当前的粮食问题开始凸显，并不是说现在的供求有问题。我想需要认真研究的是我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生产能力。

90年代后期我们确实曾经有过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有1万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但是我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到底有多少，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去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中国实有耕地面积是18.51亿亩，和1996年底相比，耕地面积整整减少了1亿亩，这是一个基本情况，而且按我自己的调查和掌握的实际状况来看，我觉得减少1亿亩是一个最低限度最保守的估计，实际远远不止。当然减多少，我说不出来，但是绝对不止1亿亩，仅退耕还林，到去年年底就已经退耕了1亿零800万亩，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要占地。第二个指标就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去年的粮食播种面积是14.9亿亩，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是17.06亿亩，减少了两亿多亩的播种面积。第三个指标就是粮食的总产量，我刚才讲到去年的粮食总产量8613亿斤，而最高的1998年是1万零246亿斤，之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1633亿斤。第四个指标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时候按播种面积计算1998年正好是300公斤，600斤，去年是289公斤，减少了11公斤。第五个指标就是人均粮食拥有量，1996年是人均粮食拥有最高的一年——824斤，去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667斤。第六个指标是库存。2001年初的时候库存最高，大概是5200多亿斤，现在明显下降了，降到多少还不知道，但是马上能想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的粮食产量就没有达到过9200亿斤，而总需求在9600、9700亿斤以上，去年供给又降到了8600亿斤，所以这几年每年都要动用几百亿斤甚至上千亿斤的粮食库存，因此库存实际上是只进不出或者进的少出的多，所以，如果不促使粮食生产尽快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中国很快会面临非常严峻的粮食供求矛盾。

在这一段时间的调查中我也遇到以下一些现象：比如说我到发达地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粮食销区，从当地的决策者到部门的负责人都跟你讲这一条：我不怕，我有钱，我有钱就能买到粮，所以不用跟粮着急。这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态度。第二就是13个粮食主产区，能够向外调出粮食的主要是这些地区，但是到这些地区去调查，所有的干部都讲，粮食搞多了很吃亏，卖不出去放在库里，又要压资金又要付利息，最后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亏损。所以他们说：你放心，我们最多就是没粮可卖，但我自己肯定是够吃的。剩下10个省份就是我们所说的产销平衡地区。这些省份的领导就更简单：我从来就没有给过别人粮食，也没有要过别人的粮食，所以不用管我，我们自顾自就可以了。因此，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多生产粮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最终还会出现粮食供需的突出矛盾。农村土地问题

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我卖你的地我可以赚钱”。不解决中国的征地问题，无论是对于农业生产能力的保护还是对农民的利益保护，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

土地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农村自身的土地制度问题——农地制度问题。中国的农地制度是和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宪法里有规定，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是宪法规定的，但是你到基层去就会发现，没有多少干部读过宪法里这句话，或者读完了忘得最快的就是这句话，因此基层干部不断地折腾农民的土地，土地的承包纠纷层出不穷。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去年3月1日开始实行了中国新通过的一个法律，就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里相当重要的一条叫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土地”；还有一条叫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但是可以坦率地说，这两条执行得很不好。

土地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土地的征用，也就是农地转为非农地，现有的制度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农地转为非农地在中国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它必须改变所有权，由政府征用集体土地之后才可以进入建设用地的市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过去引出的矛盾不大，原因第一就是过去城市化的进程很慢，农地转为非农地的规模很小；第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就要改变他的户籍，农转非，提供商品粮，就要给他提供住房，提供工作，都由政府包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农民对于国家征地是欢欣鼓舞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城镇化的用地数量急剧扩张；二是市场化条件下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对农民来说利益损失很大。

因此征地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三句话：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了清理整顿市场，“五一”前国务院发出暂时停止半年审批农地转为非农地的通知后，我在跑过的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据我了解，全国各地建立的土地储备中心现在掌握着270万亩的建设用地；在全国所有的房地产商手里，已经批到手的土地还有40％没有动工。这么大的土地供应量，我想半年不再审批新的土地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实际状况是，每批一笔土地政府都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半年不批等于政府半年得不到好处，因此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反对的，并不是真正地从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土地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和问题，我想肯定是我们现有的法律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完善。但问题是现有政策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置若罔闻，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说来说去，现行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我卖你的地我可以赚钱”。于是受苦受难的就是农民。不解决中国的征地问题，无论是对于农业生产能力的保护还是对农民的利益保护，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影响到农民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下一代农民能不能摆脱贫困。

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尤其是教育和卫生问题在农村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与城乡之间经济上的差距相比，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突出一些。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全社会的教育开支是5480亿元，这包括财政开支也包括学生家长开支，也包括社会各方

面的投资和捐助。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这5480亿元用在农村的只占23.1％，76.9％是用在城市。在中国，1.6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因此农村分到的教育资源实在太少。即使在去年中央已经明确各级财政新增加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必须主要用于农村，但据我了解这个政策其实落实得并不好。因为能够参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人实际上没有多少能够代表农村的孩子。大学校长的嗓门显然要大得多。

在农村有病缺钱不敢医治的现象大量存在。2002年各级财政用于乡镇卫生院的全部财政事业经费接近60亿元，只占全国各级财政卫生事业经费开支的15.5％。农村人口是大数，但是享受到的卫生事业经费却是微乎其微。我曾经当面看到过温家宝总理问卫生部长：你知不知道在农村有多少因病去世的农民能够在医院去世？城市是什么比例？在农村有多少生孩子的妇女可以在医院生产？城市是什么比例？这两个指标没有纳入统计体系，所以谁都说不上来，卫生部长也说不上来。到农村跑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因病在医院去世的农民寥寥无几。能够到医院去生产的农村妇女实际上比例也是相当低。按我的估计，全国所有的农村妇女不会超过1／3能够在乡卫生院生产，大部分都还是在家里。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当然它不是完整的统计资料。它提出了两个指标非常让人震惊，它提出在中西部边远地区孕妇和产妇的死亡率是沿海地区的3.6倍，婴儿的死亡率是沿海发达地区的4倍，有40％的死者是因为缺钱无法去治疗最后导致去世。这是个非常可悲的现象。一方面在城里有大量的医疗资源在浪费，购置了大量昂贵的设备，医生开出的药单都是让人非常吃惊的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条件。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不能加快农村的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那么注定农村现在贫困，将来还会贫困。农民的权益维护问题

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条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组织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来，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声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

其实开始这场改革时，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要促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保证农民的权益。经历这场改革的人都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三中全会重要在哪里？重要的是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党和政府处理同农民关系的基本准则。26年来，中央政府在制定有关农村政策的时候时时考虑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两句话：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因此，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度在执行中的后果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从初衷来说，都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但实际效果可能没达到。所以我觉得，村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对农民来说，他们更需要能够带领他们发展生产、进入市场、增加收入的组织，而这类组织极其短缺。从去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立法议程，现在正在启动法律的起草工作。我感觉到农村有大量的问题，梳理起来不知道能列出多少个，但是就我的感受来说，如果能够把上述这五个突出矛盾比较好地解决，那么其他的问题可能解决起来就会事半功倍。我想正像大家所知道的，这五个问题怎么解决100个人至少可以开出99张处方来，因此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政策还有许多磨练的过程。但是我感觉到至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实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是高度重视。我记得去年的1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去作报告，他首先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问题是各级掌握政策、掌握资源这样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解决。如果都能放在重中之重，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农村的很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就怕嘴上讲“重中之重”实际放在“轻而又轻”的位置，很多矛盾不仅解决不了还会逐渐增加。

（本文系作者6月27日在“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由本报记者李利明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问答

问：在现在大学规模日益扩张的情况下，这种用地是属于公益性事业还是经营性的？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得到批准？您怎么看待大学大规模圈地的现象？

答：我知道在这一轮新的圈地运动中大学也是高举大旗积极争取的。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大概两期设计要占8000亩耕地，据我所知并没有得到完全批准，所以第二轮不得不停掉，再做就是违法的。至于大学用地到底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那要看大学自己。大学现在有这么多收费，尽管收来的钱不足以弥补教育经费的缺口，但是我总觉得有收费就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具体到浙江大学要扩展这个地算什么，那可能要非常具体地分析。国家正在制定征地目录，就是要非常明确地规定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性质属于公益性或者不属于公益性。

其实我想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都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好处，可问题在于很多人从占地中得到了好处。土地不可能不占，怎么少占，怎么在占的过程中让农民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的好处是最关键的。

问：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执行中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想，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法有没有毛病。如果有，就修改；如果没有，那么只有下决心贯彻这个法。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我想，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都改善不了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状态。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中国的历朝历代土地基本上都是均一轮再聚一轮，先是均分，均分完了再兼并，兼并完了再造反，造反完了再均分。我记得当年我们一起搞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宋国青1983年就提出来，是不是把地都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把地卖掉作为资本进城。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卖地的钱都花完了之后怎么办？这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事。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财产制度的一个基石。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看法，作为一个财产方面的最基本制度，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在这项基本制度上经常变来变去而使得这个国家有稳定的发展。我主张选定了一个基本制度就去完善它，沿着这个往前走，不是走不出来。其实很多成功了的国家也并不一定都是土地私有制，也并不一定都是国有，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和比较有效的经营形式结合在一起，我相信农业还是可以保障，农民的权益还是可以保障的。

问：目前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地的低成本和劳动力的低成本。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转得太快，或者在速度上不是很恰当的话，是否会损害到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

答：这更复杂一点，超出我熟悉的领域。但是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矛盾正在迅速地浮出水面，而且高度关注这类问题的不光是中国政府，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怎么去提高对劳动者的保护程度？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三农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否则光靠解决农业和农村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够的。确实，中国现在有这么强大的出口能力，相当大部分和农民有关系。正是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土地，正是由于中国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提高了。

真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重要的一项当然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问题，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农业农村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一个概念，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的看法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看成一种概念，它有很实在的内容。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工业和城市，可能很难持续下去，如果哪一天持续不下去，农民也就转移不出来。之所以持续不下去，有些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中国去年ＧＤＰ的总量是11万多亿人民币，折成美元占全球ＧＤＰ总量将近4％，但中国去年消费的石油占全球消费量的7％，消耗的钢材占全球消耗量的27％，消耗的水泥占全球的40％，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的31％。为了4％的ＧＤＰ付出这么大的资源消耗，我想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去年的统计资料来看，为了支撑这样的增长，很多资源我们自身不足，必须进口，去年石油的进口依赖程度达到33％，水泥进口占到国内需求总量的47％，氧化铝占到48％，铜和铜晶粉占到58％。大家可能注意到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提出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增长背景下告诉世界我们将转变自己的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近来都关注今年四月份处理的江苏常州的铁本案件，很多人从中得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据我了解，中央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两点：第一点，这件事情从立项到建设到现在投入20多个亿，其中有一连串的违背法规法律的现象，从项目的立项到土地的审批，到资金的供给，按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很多是省级政府无权定的，必须报国务院，而国务院一无所知。比如说土地，基本农田各级地方政府审批一亩的权力都没有，但是铁本这个项目占了2000多亩基本农田，国务院不知道；审批任何普通的土地，省一级政府最大的权力是70公顷，如果其中有耕地的话，耕地只有30公顷的权限，非基本农田的话省级政府有30公顷的权限，荒地有70公顷的权限，70公顷就是1000亩地，铁本占了6000多亩地，国务院不知道。地方政府把6000多亩地的项目划分为14个小项目自己来批掉了。像这样一些做法，我想国家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否则整个就乱套了。所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从树立制度权威的角度，这个事件就必须处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处理完了以后，胡锦涛主席“五一”期间专门在江苏视察，他强调如果江浙沪这样的地区都不能使自己的产业结构或者经济发展转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去，还是靠大量地投入资源，靠低水平的扩张来增长经济的话，那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很困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越是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中，就越要考虑怎么符合中国的国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民工待遇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三篇：关于中国农村家庭教育的思考

关于中国农村家庭教育的思考 摘要：农村教育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研究农村教育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教育经过多年的变迁已经有了新的含义，英中家庭教育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应通过优化家庭教育外部环境、提高家长素质、加大学校对家长进行指导的力度等方式来完善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关键词：农村教育；家庭教育；家长；学校

一、农村家庭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农村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令人欣喜的良好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李岚清曾提出，家庭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变——由经验教育存在的问题随着农村经济人向科学育人转变，由片面注重书本知识向注重教育孩子正确做人转变，由简单命令向平等沟通转变。作为教育三大支柱之一的家庭教育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农村，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未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家长的错误观念 家庭教育意识淡薄，教育观念落后。大部分家长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将孩子抚养成人，能否成才全靠孩子自己，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没有明确要求，认为“树大自然直”。如在孩子的读书问题上，抱着能读则读，读到哪里算哪里的想法，不苛求 孩子上大学，也不奢望孩子靠读书学知识发家致富，让孩子读书只是“例行公事”，不少父母说是“还债”，让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就还清了“债”。在许多父母眼里，孩子的问题远不如家庭经济建设重要，认为一个人的能耐以房子为标志，有多大的本 事看你能造多大的房子。所以越是贫困的农村，家长对孩子越放任自流。尤其是近几年，上大学交学费，大学毕业不包分配，就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不少家长从眼前利益出发，算起了经济账，觉得高中、大学费用至少也得６万元，工作找不好还不如不读。有这笔钱，无论是给儿子造房子，还是给女儿办嫁妆都对得起孩子了。农村家庭教育过分依赖学校。许多家长把教育单纯理解为学校的事情，认为学校应该对孩子的教育负全面责任。因而这些家长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缺乏与学校、教师的沟通，家访被家长认为是“告状”，成绩较差的学生家长认为到学校去是一种耻辱，干脆听之任之。农村家庭教育中认为分数可以代表一切，有些家长把分数作为衡量孩子好坏的唯一尺度，认为“只要孩子的成绩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并以此互相攀比。也有一些家长只辅导孩子的学习，对学习以外的内容很少过问。他们不理解孩子学习的真正意义，不能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机械地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与明天的就业联系起来。教育方法简单。在教育方法问题上，存在着严而无格、宽而无度的偏颇。农村普遍存在用物质刺激或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的现象，在孩子的同伴或老师面前损伤孩子的自尊，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二）家长态度的差异 一些家长的重男轻女思想大大挫伤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而且有的家长对儿子和女儿的学历要求不同，这样就影响了部分子女的教育水平。农村家庭一般有两个孩子，少数家庭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这些家庭中的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父母往往喜欢（或更喜欢）其中一个孩子，或者干脆只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在吃、穿和言语态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结果使不受喜欢的孩子与家长在感情上产生对立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家长对孩子的偏爱（以性别差异为主要原因），甚至影响到农村学校里的教师。远远超过男孩，造成小学高年级以后的女孩学习成绩普遍不如男孩。一些原本成绩较好的女孩成绩下滑，老师也因此偏爱男生，一些要强的女生还因此出现心理失衡问题。

（三）家庭内部教育目标不统一 农村家庭中，几代同堂的情况比较多，在教育子女的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祖父母的宠溺和父母的管教往往形成对立局面，甚至父亲和母亲有时也会不统一。在农村，家庭中严父慈母的角色反差太大。许多孩子在父亲面前百依百顺，但并非心悦诚服，因 为大多数父亲采取的高压政策让他们不敢直言；而在母亲面前，孩子则说一不二，母亲只能一味地迁就顺从孩子，对他们有求必应。孩子在这种状态下容易形成不诚实的心理品质和双重性格。另外，在有的家庭中，双亲中谁收入较高谁就只管赚钱，而把教育孩子的任务完全交给收入较低的一方。这样的情况，往往造成孩子的无所适从或盲从一方，使他们不能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事物。

（四）父母文化水平的影响 在农村，有些家长文化水平低下，因而他们的学识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使孩子觉得父母无能，从而对父母产生一种蔑视心态，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父母也觉得孩子越来越难教，越来越不听话，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代人的隔阂也就越来越大。而父母本身学历的低下也会使家庭生活中缺乏一种学习的氛围。许多家长认为，学习只是孩子的义务，自己根本就用不着再学习，他们缺乏一种终身学习的意识。对孩子存在的问题，不懂得要先了解孩子的问题，再找出问题的具体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而往往是采取“高压政策”或“放任自流”的方式。另外许多家长不注意言传身教，只会要求孩子，却不注意自身应该树立怎样的榜样，影响了对孩子教育的效果。

（五）父母外出打工的影响 在农村，许多家庭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孩子要么独自在家，要么托付于亲戚家。有的是父母的一方成了留守家长，但是一个人操持家务、田地已经不易，更谈不上家庭教育了。孩子由于与父母接触时间少，寄养在亲戚家里又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久而久之，产生了不乐于与别人交往的心理，极易形成孤僻或骄横的心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故意搞些恶作剧，并逐渐产生暴力和破坏行为。

二、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水平的对策

（一）优化家庭教育外部环境 党政有关部门要把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范畴，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消除封建文化残余，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和优秀家庭角色（好家长、好媳妇、好母亲等）及优秀社会角色（好干部、好村民）等评选活动，树立新形象。根据当地情况（人们的爱好），开展绘画、体育、歌咏、书法、讲故事等各类竞赛，建立起适合农村孩子发展、创造、竞争、成才的健康环境。

（二）提高家长素质，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应该为孩子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孩子一出生就在家庭中接受熏陶，因此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极大。家庭和睦，孩子就诚实温和；父母勤奋，孩子一般好学；长辈不和，孩子烦躁；管教粗暴，孩子就易怒。同时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一定要与子女平等相处，要给予孩子鼓励、帮助，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孩子，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建立合理的生活制度。做父母的不但要相亲相爱，关系融洽，还要有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家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孩子做榜样，绝不应有赌博之类的不良习气。因为家庭生活中，父母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间毕竟有限，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熏陶孩子，影响孩子。

（三）加大学校对家长进行指导的力度 在教育孩子问题上，许多农村家长对学校有依赖思想，文化低、办法少是客观事实。由学校（包括幼儿园）承担家庭教育的指导和组织工作是最为合适的。这是因为在农村，老师文化水平较高，又懂得教育；学校有学习场所、教育设备、图书资料等有利条件；另外，老师熟悉学生情况，也了解家长及家庭教育现状。学校可通过召开家长会、家访及学校开放日、家教咨询等面对面地向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还可以通过学校联系手册、黑板报、广播宣传、组织看家教录像等多种形式帮助家长提高家教水平。农村教育是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农村家庭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子女的成长过程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最深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

第四篇：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

文章标题：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

一、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探讨

改革后，早已被世人定性为封建糟粕的农村宗族为何迅速复兴，首先成为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王沪宁、钱杭、王铭铭等学者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沪宁先生侧重于从经济因素和行政体制方面探寻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因素是根源：“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没有形成什么足够的力量能冲击家族文化，主要是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物质生产力；”[1]（p6）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亲属和家族意识与权力得以滋长，因为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使必要的生产协作变得必不可少，但是集体经济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为承担协作任务的当然主体，从而“造成家族势力的抬头”[1]（p64）.

钱杭学者主要从文化的意义上对农村宗族的复兴进行解释。他认为，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员共有的一条文化上的根。这条根构成了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源泉，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以真正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中介，实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2]（p22-29）。

王铭铭先生以及朱虹先生则倾向于从功能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宗族复兴的原因。王铭铭认为，宗族共同体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宗族能够满足人们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及精神上的某些需要。作者指出：1979年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现了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导致家户经济的再兴，同时导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消减，尤其是政府以往对经济合作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直接干预被撤销，不仅生产成为个人一家户的事，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亦变成民间的事。这一状况为民间传统社会互助制度的恢复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3]（p63-64）。朱虹则指出了宗族复兴的经济效应因素。他认为返乡寻宗祭祖的华侨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基层政府对村民宗族活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原因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有相当关系”；同时，宗族力量在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上级不顾民意随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层部门乱摊派、乱收费肆意加重农民负担时，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没有归属于宗族组织的个人与家庭则是无力与之抗衡“[4].

此外，买文兰和余红等学者还从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和精神生活的不足方面入手，探讨其对农村宗族活动复活的促进作用。关于农民精神生活的不足，买文兰认为，农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宗族势力利用宗族文化则较易将族人聚集起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浓厚，如利用祭祀、族戏、婚丧嫁娶等，宗族文化的糟粕冲击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5].余红则认为，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也促成了农村家族势力复活的出现。他指出，传统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和宗族情感中蕴含着中国农民对“本体性”的需求，即对人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远离家乡，也与宗族乡情心心相印。改革开放以来的寻根热，一方面慰藉了自己远走他乡的漂落感，重温了血缘亲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了却感情负债；另外各地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对这种宗族乡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6].

总之，从现有研究的总体上看，学者们对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与探讨，其触角已深入到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功能、文化传统、精神心理等各个层面，展示了宗族复兴的原因不是一维的，而更可能是多维的，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学者的分歧主要源自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给予解释；目前还缺乏在上述各个层面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宗族复兴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加以系统综合和进一步深化。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路与内容看，虽然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农村宗族在改革后的普遍复兴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现象，必定有它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和合理性因素，但是同时又都认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等原因也是农村改革后宗族文化复兴的主要因素。显然，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正视：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正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东南地区普遍复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因而没有能反思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所谓关于家庭“小农经济”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结论，进而也就没有能回答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至于有的学者把宗族复兴视为农民精神心理的消极因素或指为封建糟粕的复活，则更显得简单粗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研究宗族复兴原因之时，学者的研究很少从关注农民方面的政治需求出发。众所周知，农民与工

第五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

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

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