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思考

第一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思考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思考

作者：谭中和

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社会保障制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保障制度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因此，我们要在不断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兼顾，大胆创新，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正规就业人群到城乡全体居民，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上升为法律保障。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保障项目比较齐全，保障范围覆盖城乡全体居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架构。

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社会保障制度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按照到2012年前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2020年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覆盖全体居民的要求，我国社会保障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一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范围;二是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三是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四是许多地方开始探索和实践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成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制度和政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机制逐步健全，成效显著。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初步形成。经过几十年探索，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制度运行总体平稳。

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2009年试点以来，截至2010年12月，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截止2010年底，全国有2678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8.36亿人，参合率为96%。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于2007年建立以来，其覆盖人口迅速扩大。

待遇水平逐步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地方财政对个人缴费提供不低于每年30元的缴费补贴，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提供，其标准不低于55元/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政府财政不断增加补助力度。医疗救助方面，2009年，全国累计救助贫困农民4789.1万人次，其中资助参加合作医疗4059.1万人次，人均资助25.9元。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月82.3元，提高到2010年的117元。2010年全国五保集中供养175.9万人，平均供养标准2951元/年，供养水平逐年提高。

在农村建立了一支社会保障管理服务队伍，管理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为适应新农保试点工作，各地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健全机构，充实队伍。2010年，新增农保经办机构188个，新增农保工作人员3048人。试点县所属15209个乡镇均配有工作人员，试点县各行政村均配有协管员。以“金保工程”为骨干的社会

保险计算机网络，正在向农村延伸，开始发行社会保障卡。农民足不出户，即可通过网络等获得社会保障信息、领取社保待遇等。

建立和完善了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机制。2003年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保障力度小。随着新农保和新农合覆盖面扩大，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

我国农村社保体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体来说，农村社会保障不论从体系建设、覆盖面还是待遇水平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面临诸多新要求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

工业化加速，城乡结构急剧变化，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突出。经过30多年来改革开放，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加速、城乡结构巨变。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49.68%。到2020年城镇化率有可能到达60%。这种快速变化的格局，凸显了现行社会保障的制度缺失：一方面，大量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许多人还没参保，有的参保的也存在春节回乡时“退保”。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到城镇就业，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孺，“空巢化”状况严重，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如何既体现公平普惠，又适应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财政支撑能力各不相同、个人缴费能力差异大等现实状况，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

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经过近20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现行城镇职工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总体上，这

一制度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一方面，是适应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在推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正是出于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出台了相应的保障制度，因而也带有各个不同时代和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还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痕迹。特别是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老龄化都在加速发展，而社会经济发展无时无刻不需要社会保障的今天，对社会保障进行系统的框架设计和长远的考虑安排，势在必行。城乡社会保险关系不衔接，跨城乡转移接续难。不论是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城乡制度之间缺乏衔接通道。以养老保险为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不同的制度设计，缴费和待遇水平相差悬殊，养老保险关系在两个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问题还没有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方面，也缺乏转移衔接的通道。

农村社会保险实际覆盖面不高，城乡覆盖面存在差距。随着新农保、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目前我国针对各个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已基本建立，可以说，全民医保和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的制度目标已基本实现。但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未保人群，他们没有任何老年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多数农民还没有加入进来。

统筹层次低，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一方面，新农保和新农合大多以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较低，影响了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共济和风险共担，也不利于制度统一和降低经办成本，提高经办效率。而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新农保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结合的模式，未来参保者的待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和保值增值的情况。但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平均收益率不高，农保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运营效率低，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增长，面临更大的贬值风险。随着新农保制度的扩大试点和推广普及，基金规模越来越大，如何管理和运营所筹集的新农保资金，实现保值增值，是十分迫切的要求。

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思考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机制和体制，实现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方式多样化、筹资渠道多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保障网。重点是五个方面：一是保障项目比较齐全，人人享有基本保障;二是待遇水平适度，能够有效保障基本生活;三是管理服务健全，能够保证为公民提供方便、快捷、周全的服务;四是制度能够定型，资金长期平衡，实现可持续。五是保障方式多层次，以满足农村群众更高需求。

在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水平相适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尚处于中下等国家水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根本改变。立足这个基本国情，农村的社会保障应定位于基本保障。同时，根据城乡、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制度设计不搞“一刀切”，有针对性地确定适当的制度模式和待遇标准。二是坚持社会保障为主，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在保障模式上，坚持以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以非缴费型福利项目为补充。同时，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待遇水平，适当缩小与城镇的待遇差距，让城乡全体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三是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改革和制度创新都要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坚持试点先行，及时总结经验，由点及面，渐次推进改革。

从现在起到2020年，在超过13.4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东方发展中大国，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意义

重大，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应坚持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着力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中的现实突出问题，在不断改革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兼顾，不断探索，大胆创新，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作者为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调查报告(常州)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调查报告

一、调查问题

对于我国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分析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的分析，进而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具体对策。

二、调查方法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设计了问卷，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实地调查得到有效的数据和准确的结论。从调查之日起，我在常州地区以发放调查问卷、访谈的形式向农民及相关村委采集相关信息。

三、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主要在常州市南刘村、西湖城开展，我们的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通过对数十名不同行业老人的调查，我们顺利得到了调研报告所需相关数据。

四、调查结果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一）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削弱。在以前的旧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是完全依赖着个人家庭的。“百善孝为先”。就是靠着这个“孝”字，靠着孝道，我们家庭中的老年人才得以有一个比较安稳的晚年。随着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出现了“4-2-1”和“4-2-2”家庭结构模式,即一对中年夫妇将要承担双方父母四人的“生老病死”和一个或两个子女的抚养责任,这将使未来家庭不堪重负。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远离家乡，来到大城市里打工，造成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现象。造成老年人的精神方面的照顾缺乏。

（二）农村社会保障任务加重。

1、农村人口老年化问题日益突出。有资料显示, 截止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14亿，占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目前,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快于预期,并且以年均3.2%速度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养老的压力。

2、疾病问题依然是困扰农民的瓶颈。虽然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农村实行起来，但那毕竟还只局限在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还不能全面的实行。在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依然数以亿计的农民处于医疗无保障的困难境地。他们因长期过度劳累、日晒雨淋、缺少劳动保护、往往落下一身疾病。但医疗费用只高不低的情况下，相当多的农民无钱治病，有病难医，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据全国100多个县(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农村慢性病患病率达85%，平均每个农民年患病时间在12天以上，因病休工5天以上，每年全国农村因疾病至少损失27亿个劳动日，造成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导致许多的贫困农民甚至陷入这样一个循环圈：生病→医药费增加→生活更加困难→营养不良→再生病

→更贫困……

3、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亟需保障。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但与城市的人相比，受到种种歧视，不仅就业机会少，而且就业后待遇不公。而且在保险待遇上也与正式工存在很大的差别。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方面，据调查显示，有36.4％的农民工生过病，甚至多次生病。然而，他们生病以后有59.3％的人没有花钱看病，而是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来的。另外有40.7％的人不得不花钱看病，但看病支出绝大部分是自费，即使得到了赔偿，也往往是私了，没有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来进行赔偿。工伤事故赔偿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民工的工作条件是非常恶劣的，工伤事故伤害的往往是农民工。

（三）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有关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1991年全国是6.2%，城市是10.3％，农村是1.5％；至1994年，全国是6.0％，城市是10.8％，农村是1.3％。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占总人口20％的城市人口却占有近90％的社会保障费用。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看，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0倍以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实际水平远远低于适度水平，这种状况至今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二、现在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式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低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传统的社会救济方式一般不规范，不统一，实施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救济方式以临时救济为主，定期救济以集体救济为主，而且只对五保户和困难人口提供救济。1995年国家民政部门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改革了以往的农村社会救济工作，保障了真正困难的农村人口的生活。二十世纪末，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县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覆盖农村人口近四个百分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国家和集体筹集。但从目前来看，由于经费短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因此，该制度只能按照最低标准提供待遇，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难以贯彻落实。

（二）农民养老保险

我国在建国初期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确立，但当时农民没有被纳入保障计划之列。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1、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农村家庭子女逐渐减少，老年人的比例逐渐增大，家庭的养老功能相对弱化。

2、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也在延长，老龄化问题也比较突出。

3、随着近年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青壮年远走他乡，留住人口中老年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逐渐呈现出来。

4、依靠土地养老面临风险，农民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况且农民失去土地是近年来我国农村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主要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

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普遍的形式。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支持，农民群众与农村经济组共同筹资，在医疗上实行互助互济的一种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健康保险制度，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救助体系。但是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特别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空白点仍然较多。

五、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二、努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适应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城镇化加快的特点，完善现有的保障制度，有计划地把应该纳入而未纳入的人切实纳入进来，真正实现“应保尽保”;探索新的制度建设，针对不同群体增加新的保障项目，如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

三、加强社保基金的筹集和监管。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社会捐赠，扩大社保基金的筹集渠道，不断做大做强全国社保基金。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力度。要进一步提升基金的统筹层次，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促进基金管理的公开、透明，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

四、加强宣传和指导，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要切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逐年增加养老金积累，建立健全福利集体协商机制。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要积极行动起来，在社会救助、济贫帮困、慈善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家庭和个人要依法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发挥好赡养、自助、互助等功能，推动形成团结互助、和谐融洽的社会氛围。

五、认真解决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积极推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试点。合理确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标准，严格加强土地管理，按照国家规定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征地时主要和优先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资金没有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

六、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商业保险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与保障基本生活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差别，但在减少危险、补偿损失、保障生活、安定社会上与社会保障制度又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商业保险投保水平可高可低，多投保多受益，能够满足人们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社会保障需要，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因而要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完善人寿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保险等险种，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七、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体系。加快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慈善法》等法律，制定养老保险条例、医疗保险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规。同时要严格执法，依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规范企业用工、清理社会保险关系等方面的监察执法，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第三篇：中国农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

中国农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救助)问题探讨

摘要：我国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农村低保）主要表现为相应的国家政策，存在贫困人口无统一定义，低保对象不明确，标准不统一，覆盖范围小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将农村低保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低保的标准、对象以及范围。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原因、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贫困人口保障对象保障标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生是根本。党中央、国务院和区党委、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排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有效推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重视民生问题，给民政工作的发展带来极好的机遇和强劲的动力。今年以来，在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区各级民政部门认真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以及自治区党委七届二次、三次全委会议精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实施“民生工程”，围绕保障城乡困难居民生活、上学、看病等民生问题，认真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措施，下大力抓好落实，让困难群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解决了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推动和谐西藏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自治区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一、实施“民生工程”的主要成绩

（一）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将广大农牧区特困人群救助纳入制度化轨道。我区目前共有农牧区特困群体23万人，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上半年，在农牧区依然实施的是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共落实救助资金1840万元。自治区党委、政府从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全区全面推行农村低保制度的重大决定，并于7月份在日喀则召开了全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现场会，对农村低保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出台了《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推动农村低保工作有序进行。目前，全区农村低保制度已初步建立，23万农牧区特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畴，自治区落实农村低保资金2300万元，地、县配套920万元。顺利实现了农牧区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向农村低保制度的转变。对农村低保对象的救助和有关配套制度的建立等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将于年

底前完成。

（二）实施城市低保，保障了城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城市低保工作，今年重点在动态管理、分类施保上下了功夫，大力推进城市低保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按照“应保尽保”、“应退即退”的原则，下半年，全区共清退了不再符合低保条件的150多户、近400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只进不退”、“易进难退”的局面，使动态管理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截止目前，全区城市低保人数达到4.1万余人，累计支出保障金4817.4万元。另外，针对今年肉菜等副食品价格上涨因素，从7月1日起，对城镇低保人员每人每月增加38元的临时物价补贴，共下拨临时性生活补助资金474万元，临时性成品油价格补贴资金88.3万元。

（三）实施灾害救助，保障了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西藏是多灾易灾地区，今年以来，全区共有57个县、367个乡、1296个村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雪、洪涝、地震、泥石流、低温冷冻、冰雹、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危害，受灾群众20.1万人。关于完善内蒙古农村低保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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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素梅(内蒙古财经学院职业学院商贸系)

摘要：新形势下，农村人口贫困问题十分严峻，迫切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现状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策研究

一、当前内蒙古农村低保制度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能否尽快建立与完善农村保障制度的关键。

(一)内蒙古农村低保制度建设现状

农村贫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旗县财政底子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它还包括了农民现有知识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闭塞、教育和科学的落后、卫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内蒙古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根据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最新统计数据，西藏常住人口突破300万人，达到3002166人，比1950年的100万人增长了两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1.83％。据初步统计，全区有贫困人口83万多人。从全区101个旗县来看，有

国贫旗县31个，区贫旗县29个。在农村，传统的社会救济是对五保户、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这种方式有一定的随意、临时性。特别是对优抚对象的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关临时送温暖难以解决他们长期生活困难问题。为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把为农村牧区特殊困难群众解困工作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决定从2006年在全区全面实行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全区共支出农村牧区低保补助资金1.7亿元，保障农牧民困难群众42.75万人，年人均救助标准达397元，有37个经济条件较好的旗县区实行了分类施保。全区农村牧区低保补助资金社会化发放率已达到80%，保证了农村牧区低保对象及时、足额领到了低保金，保障了农村牧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了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家庭收入具体计算方法尚需规范

各地在审查、审核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确切计算还有难度,如什么收入应纳入计算范围，什么收入可以不予计算，目前还缺乏统一规定，各地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一是收入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随意性。二是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三是由于我国对居民收入监控体系不完善，隐性收入难以核定，特别是农牧民的隐性收入不愿如实反映，给家庭收入的核定带来了困难。

2.农村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的困难

在农村低保制度对象确定上，自治区规定凡常年居住在当地、且具有当地户口，上家庭收入低于户籍所在旗县当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均可以纳入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但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导致对低保对象审核困难，难以严格界定。在当前，一些国家级贫困旗县、自治区级贫困旗县、偏远山区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正常劳动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获收入都只能勉强维系基本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学，那就会入不敷出，生活相当困难。个别地方还存在人户分离，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低保，而把应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给政府。农村“五保户”和特困户是否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全国还未有统一的政策，为低保对象确定增加了一定困难。

3.低保资金难以落实到位

目前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实际的情况主动建立的，低保资金也主要由自治区及盟市、旗县财政负担，中央没有承担任何的支出职责。对于内蒙古自治区这样经济不发达地区来说，资金供给保障上显得捉襟见肘。主观上，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安排农村低保资金不足，甚至造成低保资金的挤占挪用；客观上，农村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不少困难旗县的财政入不敷出，尚属吃饭财政，人均财力很低，难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依靠财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已勉为其难，对面更广、量更大的农村低保，供需矛盾突出，资金缺口难以弥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客观问题。

4.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迁

在户籍制度改革、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牧区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配备较少，工作手段落后，仅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低保对象的工作量较大，导致低保工作程序的粗放。由于工作程序规定上的不细致，基层工作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农村低保工作监督客观的难度，又助长了基层工作的粗放化，由此导致了申请资格审查、确定保障对象、执行保障标准、发放保障资金、进行动态管理、保存工作文件和落实优惠等各个环节的随意性，甚至导致一些违规事件出现，如低保资金的挤占挪用。

5.农村低保制度与相关制度的配套衔接问题

低保制度本身只能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缺乏相关配套的救助措施和优惠政策，保障对象是很难摆脱贫困的，即使暂时摆脱贫困，也会因为多方面原因而重返贫困，农村牧区因病返贫、因学返贫等频繁发生。如在生产、就业、就学、就医、住房、减免义务工、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政策扶持，并减少或免除政府收费以及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施医疗救助等。

6.农村低保法规制度建设不完善

在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农村远落后于城市，随着1999年9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出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保障，但对农村低保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法规和政策。虽然我区的农牧民最低生活保障已初步纳入规范化轨道，但尚未从立法上保障广大农民作为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受保障权利，只是根据自治区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开展的，农村低保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规制度。

二、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

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而国家财政又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城乡低保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一）探索和完善农村特困家庭收入的计算办法，严格界定低保对象，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

针对农村牧区低保实施中家庭收入难以核定问题，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要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深入农村牧区，积极开展专题调研，结合实际探索制定农牧民家庭收入核定的措施和办法。严格低保对象的范围，经过认真核实和调查，将符合条件的特困群众全部纳入保障范围。要在全面调查了解掌握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分类别、分情况制定出属于保障对象的条件与范围，严格按审批程序进行。对于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群众，在当年将按照现行的救灾救济制度，通过救灾资金给予临时救助和救济，次年在低保动态管理中，按政策统一评定低保对象。

（二）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本要求是，既要能保障农村牧区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能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其主要考虑因素，一是维持农牧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各地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测算出贫困对象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二是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考虑当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三是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四是物价上涨指数。由于以上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保障标准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每年调整一次。各地也应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科学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参照系数。

（三）合理筹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在实际工作中，保障资金可由自治区和地方各级政府合理分担，社会捐赠和社会互助等作补充。各级政府应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自治区要加强监督和检查，继续抓好地方负担的资金的落实，确保地方低保资金如数进入专户，保证低保金及时足额发放。同时，要根据低保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自治区低保资金奖励和约束办法，建立农村低保资金投入长效机制。要积极采取措施，争取中央的财政或政策支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四）完善农村低保管理体制

借鉴城市低保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农村低保工作可实行政府统一协调、民政统一归口管理、部门尽责联动的管理模式。一是加强基层管理结构和网络建设，实现农村低保信息网络化；二是坚持工作中心下移，夯实低保工作基础，实现农村低保管理规范化；三是严格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即以户口所在地作为低保救助管理的基本单元，无论困难人员在何地，工作单位归属何处，都必须纳入户口所在地的街道或乡镇管理，实现农村低保管理属地化。

（五）落实农村低保配套措施

各级民政部门加强同财政、劳动保障、工商、税务、教育、卫生、房管及水、电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探索实行住房救助、医疗救助和教育救助等办法和措施，使全区的低保工作真正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社会互助互济的良好社会氛围。努力做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式灵活多样，既可发放救济金，又可发放实物，亦可给予优惠政策，实现多方扶贫和救助，让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惠及农牧民，切实解决农村牧区特困人口的生活困难，收到良好的社会救助效果。

（六）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政策法规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上就是由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最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生存权利，也是国家对其公民的义务。因此，国家和自治区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主体的权责作出明确规定与说明，使之走上法制化轨道。如国家尽快出台农村低保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将农村低保纳入社会保障的保护范围，并及时促使自治区出台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通过相关的制度和办法来加大农村低保建设的力度，规范农村低保的操作，保障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曹应梅.浅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J].青海师专学报，2004,（6）.[2] 蔡红东.低保制度应在农村推广[J].中国改革，2004,（2）.[3] 韩海浪.江苏农村低保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J].现代经济探讨，2004,（3）.

第四篇：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发展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详细啊呀

一、2006年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发展情况

2006年，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贵阳”的执政理念统领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做到以创新促发展、以发展促保障、以保障促和谐，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主要目标任务。

（一）坚持以务实的作风抓落实，就业保障工作取得新成效

全市完成新增就业岗位4．51万个，实现城乡统筹就业7．16万人，其中：城镇失业人员就业3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79万人（“4050”人员4117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2．3万人；完成城乡统筹培训5．04万人，其中:城镇失业人员培训1．27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1．6万人（“4050”人员3867人），农村劳动力培训2．1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开发公益性岗位2511个，核发小额担保贷款1256人，贷款额达2264．1万元。再就业各项扶持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减免税收3348．82万元;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334．89万元。

社会保险工作取得新突破。全市征缴养老保险费10．9亿元，养老保险扩面7．85万人，征缴失业保险费9733．73万元，失业保险扩面3．84万人，征缴医疗保险费6．16亿元，医疗保险扩面9．15万人，征缴工伤保险费4219．09万元，工伤保险扩面8．4万人，征缴生育保险费2100．44万元，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40．29万人。

（二）围绕重点抓基础，全面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资本、安国之策。以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为主线，突出重点，加大力度，落实措施。一是结合实际制定了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的相关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在认真落实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四项补贴、税费减免等帮扶措施的基础上，将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展到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转移就业方面。小河区扩大失地农民后续扶助试点工作，修改完善了《失地农民后续扶助办法》（试行）；乌当区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为401名失地农民办理了养老保险；清镇市多方协调资金100万元促进农村劳动力培训等等。同时，从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入手，编辑出版了《现行就业再就业政策汇编》及《再就业优惠证》申领、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11个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宣传册，开展了“政策进万家活动”，使就业再就业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二是进一步推进就业援助工作。通过开展“四送两落实”和“两帮一创”活动，为就业困难人员送出岗位420个，送培训420人，送政策840人，送温暖140人，继续完善对“零就业家庭”和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帮助111户“零就业家庭”中的117人实现就业，安置就业困难的“4050”人员150人，形成了部门配合、社会联动、共同帮助就业困难对象实现就业再就业的长效机制。三是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城乡统筹就业。通过举办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2006年大中专、技职校毕业生招聘洽谈会暨创业项目洽谈推介会”等，全市共有2308家（次）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8万个，吸引12万人进场求职登记。针对不同服务对象还提供个性化服务，先后为市公安局、市公交总公司、星力百货等大型用工单位举办专场招聘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公共职业机构作用，全市劳动力市场采集用工信息6873条，提供就业岗位98701个，进场求职97380人（次），成功推荐12573人。此外，还加强了与省外的沟通联系，组织劳务输出3941名。四

是进一步推进并轨工作，以促进再就业来推动并轨工作的开展，全市滞留再就业服务中心的1．05万人，已全部办理出中心相关手续，形成了并轨工作与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贵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全面实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的基础上，对不具备参保条件的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费，进一步扩大了救助范围。同时,从2006年9月起全面提高了贵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个中心城区每人每月从170元提高到215元，其他区、县（市）在原来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26%。全市筹集城市低保金9490万元，其中市、区两级财政投入2590万元；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7．8万,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10012．7万元，切实保障了城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省率先启动以来，全市已将符合条件的42383人纳入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为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制定下发了《贵阳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低保制度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对促进全市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制度规范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年累计筹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1701．68万元，其中市、区两级财政投入约1300万元。2006年全市共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1652．8万元，有效地保障了农村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农村医疗救助稳步推进，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全面启动。在全面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全市稳步推进特困群众医疗救助配套制度。从2006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全市全面铺开，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在合作医疗基础上，对个人负担500元以上的重大疾病进行救助。截至2006年12月，全市享受农村医疗救助的困难群众有49662人（次），共支出救助金150万元。积极组织开展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并结合贵阳市相关医疗制度和特困群众的具体实际，制定了《贵阳市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06年全市共救助城市特困群众170人次，发放医疗救助资金30万元。社会救助工作扎实开展。农村五保供养按照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要求得到了较好落实。继续发挥好“爱心超市”的社会捐赠平台作用，积极指导有条件的区县市建立“爱心超市”。同时,教育、住房、医疗、司法等救助制度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各项救助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各级政府救助资金预算逐年增加,促进了社会救助体系的不断完善。

（四）围绕难点抓扩面，加大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力度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贵阳市从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入手，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社会保险重扩面。结合国务院38号文，明确了“五险”扩面征缴具体实施方案，养老保险扩面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医疗保险以困难企业和中央、省属在筑优势企业为重点，失业保险以非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为重点，工伤保险以煤矿、非煤矿山、建筑等高危行业为重点，生育保险以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重点。二是坚持多管齐下重服务。通过调整社保业务大厅窗口布局，推行“五险”一条龙服务收费，启动工商银行办理代扣社会保险费业务，邮寄参保人员缴费清单，实现了银劳互联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的集中整合。为做好新的社会保险政策启动准备工作，拟定了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调整的程序需求。三是坚持围绕中心解难点。以创新的思维，解决弱势群体参保问题。将个体身份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和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金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人员，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办法纳入医保。云岩区将环保人员、居委会委员纳入参保；南明区落实了居委会委员参保问题。全面启动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平安计划”，建立农民工参保模式的互换机制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机制，出台《关于贵阳市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实现了农民工医保政策与城镇职工医保政策的相互衔接，云岩区按照城镇职工参保方式为在辖区内就业的2000余名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制定了《关于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调动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积极性，并有效解决了政策出台前已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遗留问题。

（五）抓好维权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市劳动保障系统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贵阳”的执政理念，继续以协调劳动关系为主线，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点，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一是以启动“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为契机，以非公有制企业、重组改制国有企业和建筑等行业企业为重点，督促企业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切实提高劳动合同鉴证率。继续推进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促进三方协商机制建设，逐步实现向基层延伸。同时，认真做好关闭破产、改制重组企业和经济性裁员、下岗职工出中心的劳动关系处理工作。二是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以全面贯彻《信访条例》为重点，充分发挥劳动保障信访举报中心的协调作用，对投诉举报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案件做到快立、快查、快处、快结。通过建立专兼职监察员互补，市、区（市、县）、乡镇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结合劳动用工年审，坚持不定期开展以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整顿劳动力市场、打击非法职介为重点的专项监察和严肃查处在签订劳动合同、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年督促用人单位签（续）订劳动合同2．21万人，督促扩面参保9292人，新增社会保险费1200万元，为劳动者依法清理拖欠工资、押金155万余元。三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劳动争议案件结案率达97．2%，案件回访率达10%。四是严格落实《最低工资规定》，做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调查测算发布工作。

二、2007年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工作展望

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重点，抓好促进就业再就业、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全年力争实现城乡统筹就业6．6万人，统筹城乡培训4．4万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扩面3万人，基本医疗保险扩面2万人，失业保险扩面2万人，工伤保险扩面2万人，生育保险扩面1万人，开展养老、失业保险纳入市级统筹试点。

（一）继续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充分发挥创业市场作用，以“四送两落实”活动和实施“零就业家庭”创业计划为载体，开好全市“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现场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资金扶持等，促进就业再就业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确保全市新增就业岗位4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二）不断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深化六项改革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敦促职工安置方案和资金落实到位；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改革，力争建立市级层面的高技能人才工作协调机制和表彰奖励机制；深化养老保险计发办法改革，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稳步推进养老、失业保险市级统筹；深化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制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办法，适时启动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同时抓好农民工工伤保险扩面工作；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困难企业、老集体企业和城镇居民、参保职工家属、大中专学生参加医疗保险的实施办法，启动三县一市企业医疗保险和公务员生育保险；深化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工资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三）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努力完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制度健全、相互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重点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救助制度。一是进一步强化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巩固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切实形成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二是制定出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渐退制度，探索寻求切实可行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核实办法。三是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农村医疗救助，做好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衔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城市医疗救助实施方案，规范救助程序，加快推进城市医疗救助，努力缓解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带来的益处。四是加强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支持，逐步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五是加快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的建设步伐，加强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机构的建设。六是贯彻《农村五保供养条例》，切实做到“应保尽保、按标施保”，确保供养资金落实。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特困救助、临时救济、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四）提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实施五项建设

一是完善行政村就业服务组织建设，稳步推进城镇社区就业服务。加快就业服务网络系统建设，逐步向乡镇、社区延伸，实现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动态管理。二是全面推进“金保系统”二期工程建设，实现10个区（县、市）基础数据集中管理和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险业务联动，做好决策支持系统、基

金监管系统启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提升全市劳动保障工作信息化管理水平。三是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仲裁庭标准化建设，开展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试点工作，逐步完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适应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四是抓好《贵阳市家政保姆培训中心项目》建设，逐步扩大贵阳市第一高级技工学校的办学规模和培训项目。五是加大企业离退休人员退管站建设力度，力争上半年建成覆盖全市范围内有离退休人员居住的乡镇、街道企业离退休人员退管站，抓好协管员队伍建设，完善考核激励、定期督查、信息反馈制度。

（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监管，完善机制

一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劳动合同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协调配合，加快企业试行工资集体协商步伐；二是进一步完善解决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参保工作机制；三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之间的协议制约机制、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初审复审分离制度和借助新闻媒体对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暗访制度，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有效控制不合理费用的产生；四是进一步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颁证率的招投标工作机制；五是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再就业资金、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制，健全内控制度，强化稽核、稽查、拨付程序和办法，指导各区（县、市）建立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的监督协调作用；六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案件评查机制和网上案件调处机制，在全市推行建筑领域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六）推进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

一是加大推动《劳动法》全面贯彻落实力度，开展清理非法职介和拖欠民工工资专项检查，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努力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二是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36号文，结合贵阳市情，抓好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和贯彻落实，全面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三是整合全市职业技能培训资源，探索高校职业技能鉴定路子，强化农村劳动力非农技能培训，大力促进职业教育，举办第二届农村劳动力非农技能比武大赛；四是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加大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五是重点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问题，继续开展对返乡创业带头人的帮扶工作；六是拓展小额担保贷款范围，启动对城镇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失地农民、城镇失业人员的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七是创新工作思路，探索建立城镇居民困难群体达到退休年龄但未领取养老金人员社会救助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八是继续抓好医疗保险扩面征缴工作，把更多的中央省属企业、非国有企业、城乡劳动者和城镇困难群体纳入医保覆盖范围。

第五篇：中国农村现状和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迳缁嵴?渭捌渌?煊虻目刂疲??蟮厍炕?斯?业纳缁岫?蹦芰Γ?泊痈?旧掀苹盗舜?撑┐迳缁嶂刃虻幕? Ｐ率逼谥泄?┐甯母铮?钪苯拥哪勘旰妥钪匾?某晒?嵌匀嗣窆?缣逯频姆穸ǎ?罢饩褪鞘敌猩??鹑沃疲?乇鹗橇??邪?疲?敌姓?绶稚琛盵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 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 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 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 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ǔ?ㄍ搴透郯峦猓┗?旧隙际敌辛舜迕褡灾翁逯疲?⑵毡榻?兴闹廖褰齑逦?嵫【伲?灿?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逦?岬纳柚煤腿??按宓持Р康牧斓嫉匚坏确矫妫?⒉淮嬖谑导室庖宓脑级ê透?摹Ｒ?朔?庑┪侍猓?捅匦氪罅μ岢?ㄖ迫ㄍ?碌钠踉季?瘢??缯虻痴?⒋寤?愕匙橹?痛迕褡灾巫橹?嬲?魑??缮掀降鹊恼?沃魈澹?⒋偈蛊湎喙毓嬖虻闹贫然??源死辞炕?迕褡灾巫橹?叭ǖ母招浴＃?）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嫉姆绞浇?⒌木哂忻魅返娜ɡ?鸵逦窆叵导昂侠硗顺龌?频幕嵩焙献髦谱橹痆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 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 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 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康暮褪侄尾豢煽匦裕??；嵩斐缮缁嶂刃虻幕炻遥蛔谧逍圆斡朐蚓哂星渴迫禾謇?梦夜?┐迥壳盎共怀墒斓摹靶问缴系拿裰鳌崩窗?嵘偈?娜跏迫禾宓拿裰魅ɡ??虼苏饬秸叨急匦胗枰匝细裣拗啤６?杂诖迕竦闹贫刃圆斡耄?唤霾荒芾┐螅??Ω镁×考跎佟Ｕ獠唤鲆蛭??衷谛矶嗯┟癫⒉痪哂忻裰鞑斡胝?紊?畹乃刂剩?裁挥行纬擅裰鞑斡胝?紊?畹南肮撸?嗍?┟癫⒚挥忻魅返摹⒆跃醯拿裰饕馐叮?挥邪衙裰鞑斡氲弊鍪亲约旱娜ɡ?鸵逦瘛Ｋ?堑牟斡虢鼋鍪俏??ぷ约旱木?美?娑??械氖侄涡圆斡耄??皇悄勘晷圆斡耄?虼怂?嵌耘┐甯刹炕共荒苄纬捎辛Φ拿裰骷喽剑?荒苡幸馐兜赜跋炫┐濉⑴┮嫡?叩闹贫ê图喽秸?叩闹葱衃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 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