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第一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

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

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第二篇：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

D08590232邬晓锋08金融（2）班

摘要：通过借鉴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对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进行研究。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的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的发展有许多的帮助，了解其运作模式并加以运用。在比较国外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孟加拉国农村小额信贷扶贫

一、国外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模式

1、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孟加拉国是小额信贷的诞生地。目前，孟加拉国小额信贷已经发展为一个包括两个专业性机构：乡村银行(GB)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DB)；一个批发性机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三个兼营性非政府组织(NGO)：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B)、社会进步协会(ASA)和普罗西卡(Pmshika)；两个基金项目：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一个托拉斯组织——孟加拉乡村托拉斯等五大板块、九大部分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GB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GB的特点是专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存、贷款、保险等综合服务。获得GB贷款的借贷人从得到贷款后的下周起，每周分期还贷一次，贷款期一般为一年，每周还款率为总贷款本息的2％。GB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借贷人需参加由不含直系亲属的5人组成的互助互保贷款小组，再由6～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主任任期1年，不能连任。为了建立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帮助和监督，发挥联保作用，形成组内制约机制，要求借贷人和GB各拿出少量资金，共同建立救济基金，用于紧急情况时帮助借款人；同时双方还再拿少量资金，为借款人办理医疗保险。中心主任每周(或每旬、每半月或每月)召集中心会议，检查贷款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等手续，并交流经验。GB目前基本能自我实现持续发展，贷款回收率高达98％。BRDB是孟加拉国政府的专门性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是开展政府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进行的各种项目，通过为合作社和农村民间小组网络提供金融和技术支

持，推动扶贫和农村发展。PKSF由孟加拉国政府于1990年建立，目的是：(1)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非政府、半政府和政府机构、自愿机构和团体、地方政府机构提供金融支持。(2)协助加强上述组织的机构建设，以利于改进营运水平。实现为农村穷人提供资源，帮助穷人就业，改善穷人生活的目标。因此，被称为批发式小额信贷机构。Proshika建于1976年，其项目有贷款支持渔业、畜牧业、养蚕业、灌溉、卫生、营养、饮用压水井、生态农业、社会林业、建房等多种，现有客户290万户。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主要是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目前已向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9个小额贷款项目，提供员工培训、现场技术支援、软件服务以及资金帮助。这些项目共向140万贫困户提供了总额超过5.422亿美元的小额信贷，仅在亚洲，孟加拉乡村托拉斯就向其小额信贷合作伙伴提供了1000多万美元。这些资金通过贷款一还贷一再贷出的方式进行循环流通，从而使这些NGO的小额信贷总额达4.034亿美元。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于1991年开始推广GB模式，并在菲律宾和印度开展了两个项目。如今，其在亚洲的会员数已由1994年的9258个增加到2008年的167.78万个。70％的实施项目还贷率超过95％。

2、农村小额信贷的多种实践模式

小额信贷在迅速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有效扶贫方式的同时，也适应各国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典型的成功模式有：(1)NGO模式。(2)正规金融机构模式。(3)正规金融机构+农户互助组织模式。(4)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

孟加拉政府的BRDB和PKSF是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的典型。BRDB和PKSF是孟加拉政府为集中管理国内外捐助机构和政府的扶贫资金，推动小额信贷持续发展而建立的。BRDB的职能在于开展政府与国内外的发展机构合作，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合作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并通过现场调查、审计和会计报表对合作机构实行监督，帮助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模式的推广，推动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也大幅度减少了小额信贷资金运作的设计成本。

3、经验借鉴

1）、以穷人为对象，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小额信贷首先是

信贷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般是穷人。盂加拉国的小额信贷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尤其强调以贫困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由于贷款对象是穷人，而且一般是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因此，自然无担保能力，所以，贷款只能是免担保的，并且为了提高贷款偿还率，就必须围绕小额信贷开展吸收存款、办理保险、选择发展项目、进行教育与技术咨询等综合业务，以提高贷款对象的还贷意识和能力。

2）、以自愿为原则，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和相应的运行机制。盂加拉GB是非政府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愿参加、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责任连带、高效运行的特点。大部分国家的小额信贷都严格按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即使变更，但其基本特点一致。

3）、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尽管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都有政府支持，但以NGO为主体，以金融市场规则为基础独立运行是其基本特征和当前主流。

4）、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主动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盂加拉国不仅政府对GB的发展在态度和政策上是宽容和支持的，而且GB也始终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5）、指导穷人投资，鼓励穷人储蓄，帮助穷人理财，提高穷人素质。缺少资金和收入只是贫困的表现，而非原因。贫困更多的是因为素质低下，在有少数收入时不善投资和管理。对于没有储蓄观念的穷人来说，在提供信贷支持时帮助其寻找投资项目，在项目实施获得收入后，要求他们定期、少量储蓄，不仅是小额信贷机构扩大资金来源的手段，更是帮助穷人了解储蓄和资本积累方式的一种手段，从而树立理财观念。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

1、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与问题 1994年小额信贷机构被引进中国，在当时，只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NGO针对我国政1986年开始的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因其成效显著，1996年受到政府重视，进入以政府扶贫为导向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我国小额信贷开始进入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导向的发展阶段。目前基本形成了外国援

助机构有期限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用扶贫贴息贷款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专业性NGO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要求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实施的小额信贷；慈善性或非盈利性的试验性的小额信贷项目等五种模式。扶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要求中国政府对信贷扶贫方式进行变革和完善。在推动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中国扶贫工作的观念和手段。发展小额信贷机构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使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增强贫困人口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小额信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1998年6月以前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政府的扶贫办或扶贫社负责代理，1998年6月后全部转归农行，但仍由扶贫办或扶贫社代理。1998年底代理制停止，扶贫办(社)只是围绕小额信贷活动提供服务。1999年4月农行正式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贷款管理办法)。1999年7月和2001年1月、12月央行分别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政府小额信贷到1998年就涉及全国22个省，605个县。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没有专门的扶贫功能，基本做法是将辖区的农户划分为不同等级，再根据其决定贷款额度(1000～20000元)，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整贷整还”的政策，一般以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为对象，低收入农户只能获得小规模贷款，而且贷款只能用于生产，不能用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小额信贷的改良。2002年全国有30710个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占92.6％，辖区内25％的农户获得了贷款支持，当年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967亿，年底余额754．7亿元，发放农户联保贷款475.1亿元，年底余额253.3亿元。成为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2、我国小额信贷的问题

1）、所有小额信贷几乎都直接模仿了孟加拉的GB模式，在贫困地区面对贫困农户，一些项目强调了以妇女为对象来实施，但未能有效地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一些联保和贷款小组的制度留于形式，在整体上也未形成孟加拉式的小额信贷体系化，而且几乎所有小额信贷计划都是以具有期限性的项目为基础，依赖财政或国内外的援助进行贴息而设计的，没有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一旦离开财政或国

际援助项目的支持就难以维持，缺乏持续发展能力。虽然，近年来开始注意小额信贷项目的持续发展问题，但还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实现金融持续。

2）、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一直被作为一种扶贫方式，而非特殊的金融形式看待，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由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直接实施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具有正规制度保障和合理规章与政策环境的优势，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3）、与国际上普遍通过适当提高利率，来排除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的做法不同，我国政府一般规定其利率不得高于法定利率。实践中，其实际利率差别很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大多是贴息或无息的小额贷款，而其逾期90天的拖欠率高达50％～70％。NGO等小额信贷利率高于央行规定利率，但低于农村高利贷，而其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0％ 以上。因此，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在理论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金融属性的小额信贷。

4）、政府和农业银行共管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存在政策属性和商业经营的体制性矛盾，责、权、利关系模糊，经营成本高，贷款回收率低。农村信用社和农行以自身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小额信贷，虽然还贷率较好，但管理和经营水平以及资产质量不高，小额信贷被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以各种名义挪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5）、小额信贷机构服务规模小。一是贷款余额规模非常小。二是覆盖范围小。

三、总结

1）、要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形式。我们应该参照他国经验，统一规范，调整小额信贷机构的认定标准和方式，在提高项目型小额信贷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逐步将其转化为机构型小额信贷。

2）、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加强交流、合作与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水平。

3）、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区分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的功能，将小额信贷从单一的扶贫中解放出来，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取消政府的小额信贷贴息政策。

4）、制定相关法律，运用法律形式保证它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构造良好的小额信贷体系。

5）、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引导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实行商业经营，实现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经营的分工与协调。

6）、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为其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创造条件，发挥扶贫政策的诱导性功能。

参考文献：

[1]熊德平《农村经济与金融理论及政策研究》 2004.12版

[2]詹原瑞、丁云娜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研究》 2007.5

[3]《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年06期

[4]吴宝国 《扶贫模式— —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三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第四篇：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问题研究范文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模式、趋势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利用自身内部资源引导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其主导模式是农村的工业化和依附于工业化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最大特征，是它未能融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成功最终将可能取决于经济结构转换条件下农民的市民化。

关键词：农村社会转型，模式，特征，趋势

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模式分析

农村社会转型可以认为是一个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经验看，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进步的农村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发生分化，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内涵是由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小农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松动了对农村生产要素的禁锢政策，启动了中国农村资源和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阀门，各地农民开创了利用农村内部各类资源的农村社会转型模式，导致了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同程度的裂变和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利用内部资源实现社会转型大致有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南沿海一带以土地的出租和出让等方式招商引资在农村兴办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原有僵化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嵌入”新型产业——农村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对原有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造，促成原有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进而拉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尽管学术界以投入农村乡镇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把东南沿海农村乡镇企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江浙一带以当地农民集资为主发展起来的所谓“内源型”的农村工业化；二是以引入外资为主发展起来的珠三角一带的所谓“外缘型”的农村工业化。但是，因为兴办工业企业，首先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无论具有什么来源的资金都注入到了不能流动的集体土地上，因此这两种类型都可归结为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型的社会转型模式。实际上，这一类型带动农村转型的地区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分化解体的同时，与现代工业社会整合，生成融人于原大、中城市的新型社区，较彻底地完成了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一些已经发生了农村传统社会分化解体的地区，由于未能与现代城市、工业进行整合，出现了农村工业化衰退，而农业又退不回去的尴尬局面。

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型。这种类型主要体现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有约2亿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其中绝大部分比例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使当地农村人口对土地形成的压力得到缓解，打工收入汇人家乡，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促成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的封闭性也不同程度地被打破，带动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

第三，农村人文历史、生态资源利用型。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尤其是地理条件缺乏优势的地区，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具有一定发展资金积累的情况下，针对当地缺乏产生农村工业的基础，原有的农业产业也不存在能推动农村转型的产业的状况，在“出去见过世面”的“能人”的发动下，农村内部产生了利用当地人文历史遗产或生态资源、旅游资源为内容的新兴产业，采取生态村，旅游村，“农家乐”等形式，寻求这类农村进入现代社会的支撑产业，进而促成这些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化。

第四，农业产业利用型。这种类型大多出现在农业资源具有一定优势，或是土地资源相对宽松，或是当地具有某种特色农产品的地区，通过“龙头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农业技术，把农户组织起来，开发特色农产品，走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这一类型的实质是以开发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依托，转换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用农业产前、产后产业联结当地具有特色的产中产业，搞食品工业一体化，通过公司+农产以及公司+基地+标准等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来带动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农村社会转型是以农村内部各种资源的利用为特征的。如果以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为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转型的主要模式是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和由此带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型，其实质内容是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化。

二、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特征分析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并未融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

上文已指出土地资源利用型的农村工业化型和依附于它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型，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但是，它们并未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各自为政的局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并无根本改变，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并没有形成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整合为一体的良性循环。农民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一是用其掌握的土地资源，二是用其劳动力资源。

一方面，农村的土地难于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资源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国家征用集体土地的形式。通过国家征用农村的集体土地，农民的土地来参与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循环并非良性的，原因在于，在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农民土地级差收益的严重流失，而且农民也丧失了自己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造成了农民群体“上访”事件的增加，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最不稳定的“隐患”。二是以农村集体土地参与的工业化，虽然基本上保住了农村集体土地的级差收益，但是，由于它是属于农村的工业化，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和浪费资源的特征，即使在已经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城市非城市，农村非农村”的“准城市”，农村集体用于经办企业的用地，也属于村集体所有，也是各家各户的承包地的出租，只不过各户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利益均被村集体分配的股金所代替而已。这些土地的规划并未纳入国家计划，这些“准城市”的建设并未纳入当地

城市的建设规划中，事实上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杂乱无章的状态。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整合性较弱。在发达国家，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过程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村劳动力资源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吸收是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在英国的农村社会转型中，著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结果，是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农民身份转变城市工人。中国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禁锢政策已经基本上废除，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处在改革的摸索阶段，根本无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城市工业化的主导下，参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在农民摆脱贫困的愿望的推动下，在农民千方百计地试图把其掌握的已经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资源——土地转化成资本的情况下，我国农民自发创造了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成为农民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推动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导。而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大多数农民的就业形式便是“离乡不离土”，“进厂不离土”或“进厂不进城”，即使是千里之外的农民到东南沿海一带成为“农民工”，其身份也大多是处于农民—工人—农民的不断转换中，彻底转变农民身份，融人城市、工业的生活、生产圈的比例不大，农民市民化的比例很低。

(二)出现了抵制农村城市化的倾向

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的农村，尤其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农村。出现了农民不愿转为城市户口，不愿转成居民，甚至有的已经被征地转为居民的，也要求重新转为农民，回到农村争夺土地收益的现象。

产生以上现象的表层原因是，在国家与农村集体土地利益的“争夺”中，发达地区的村集体为了把法律赋予的、具有永久性质的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所带来的收益留住，创造了以集体土地出租，或者在集体土地上盖厂房出租等方式，吸引外部资金建立乡镇企业，使集体土地升值，并保留在村集体的土地利用方式。每年一个农民从村集体得到的级差地租——“分红”大大高于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利用集体土地进行农村工业企业开发带来的数量不菲的土地级差收益，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土地政策的矛盾和不完善：法律既给予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力，又给予村级组织把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权力；还不加区别地规定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秉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宪法》赋予国家征收土地的权利。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中也强调了政府征用集体土地的权力，这就为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中又规定：“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这就为村级组织兴办工业占用耕地也提供了法律依据。在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这又为农户长期据有以其土地出租兴办的企业的收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不加区别地把经营农业种植业的农民和已经出租土地，不干农活，从集体“分红”就能得到不菲收益的“准农民”混为一谈，都赋予法律保障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也是违反公平原则的。如果不做制度上的变革，在那些能产生高昂的土地级差收益的农村，伴随着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和固化，就会产生农民抵制转为市民的逆城市化现象。

作者:王冰 来源:《经济学家》2007年第4期

第五篇：中国农村文化产业研究

中国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徐世平

称为21世纪“朝阳产业”的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我国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颇多。而正如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城市和农村发展严重不平衡，中国农村文化产业未真正形成，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之下，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为学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主要成果

在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学界对“农村文化产业”有一定的研究。但完全研究它的专著几乎是空白，只有潘鲁生《手艺农村—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查报告》。“农村文化建设”的论著，如陈文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构建》、方亮编著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与管理》、杨发主编的《新农村文化建设读本》等有关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填补了一些空白。“文化产业”的力作也为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农村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借鉴。

与论著相比，本专题研究的论文、期刊数量不少，有100多篇，2010年至今就有20多篇。可见，近几年来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农村文化产业”。此外，论者也关注地方农村文化产业的个案研究，如陈运贵《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与路径选择》。学者们或站在全国的立场、或从地方省区视角，或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原因及对策、或提出新的体系构建，多纬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对本专题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

二、主要内容和观点

（一）中国农村文化产业的整体研究

第一，农村文化产业的概念 农村文化产业的内涵。一些学者指出，农村文化产业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农民为创作生产主体，以民间文化为产业资源，将地域性历史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现代产业形式。另一些在界定时则侧重强调其区域范围，即指相对于城市文化产业而言的，在县域及其以下的行政区域范围（即县、乡镇、村）的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解学芳指出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农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一方面二者存在不同，另一方面，二者因都依赖于乡土共有的文化资源而密切联系，基于此形成了的博弈关系，最后从马克思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出发，说明二者不存在发展先后问题，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诉求是实现二者的同步发展。

第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可行性。郭玉兰提出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借用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为在物质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农村率先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理论依据。周传蛟、刘维奇等从农村存在着潜在文化需求、国家推行的新农村设方针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产业对农村文化的渗透等多个方面指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恰逢其时。

第三，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必要性。文章中论者多提及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意义，如有利于农村生产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解决农民就业、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满足农民文化需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此外，潘鲁生、郭玉兰、刘涛等写了专门的文章论述其价值。潘鲁生揭示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对于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意义。郭玉兰分析了文化产业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作用。郭玉兰也阐述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是实现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出口和路径。刘涛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一条现

实选择。

第四，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及路径。从各个时期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出发，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解决思路，这是国内很多论者研究农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型和框架。赵秀忠、李秀芳、韩海浪等都指出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速度缓慢、文化品位不高、管理相对薄弱等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李新市提出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几点对策，如激发农村文化人才创新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周传蛟针对农村文化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认识上存在误区等问题提出路径选择。周云逸针对中国目前大多数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尚处在萌芽阶段的现状，从三个方面提出破局之策：一是要发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资本”；二是吸引民资及外资进入农村文化产业；三是实施重大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除此之外，沈成宏、刘锐、金琳、骆勇、林怡、张振华、萧永禄等对此也作了相关论述。第五，农村文化产业其他相关重要问题。有的论者针对农村文化产业的某一问题做专门研究 如：

（1）农村文化产业的集约化问题。李新市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走农村文化产业的集约型道路。李新市、赵翠生的《中国农村文化产业的集约化问题研究》着力对集约化问题进行研究。

（2）农村文化产业的人才短缺问题。李新市《解决农村文化产业人才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从宏观的战略性角度和当下具体的措施对策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3）农村文化产业与民营企业问题。李新市指出民营企业进入农村文化产业需要各地在政策法规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民营企业进军农村文化产业的优势；民营企业家要牢记建设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的农村文化产业体系的责任；民营企业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目标。

（4）农村文化产业逻辑合理性、政策支持度和经营操作环节问题。这是郭玉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三维思考》中指出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诸多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三个问题。

（5）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态势问题。王悦洲论述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刘彦武阐释了农村文化的发展规律。姜长宝分析了其发展状况和趋势。

（6）农村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问题。李海分析了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遭遇的三个方面主要困境，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

（二）地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第一，东部。

（1）河北省：阎世峰《河北省农村文化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柳敏和《河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及模式研究》是对河北农村的个案分析。

（2）山东省：山东省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孙金荣《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释修振《淄博市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出路》，王家志的《东营市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3）江苏省：韩海浪《农村文化产业的困境与出路—江苏调查》针对江苏农村文化产业的滞后阻碍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困境，提

出其发展的路径。

（4）浙江省：王国华《新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着力点—以嘉兴市秀洲区农民画为例》指出从嘉兴秀洲区农民画的成功案例中寻找启示。

（5）福建省：周加同最早提出福建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和发展对策。吴声怡、许慧宏介绍了福建农村文化产品现状，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其现实条件进行剖析，提出选择以民俗文化开发促进福建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第二，中部。

（1）河南省：河南省的研究有陈艳梅《关于河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研究》、刘锐《挖掘民间文__化资源 发展民间文化产业—加河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2）安徽省：论者陈运贵既分析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和问题，又指出其比较优势，并在基础上提出发展策略和路径选择。张传玉做了关于湖北一市和安徽三个县的调查报告。

（3）山西省：郭玉兰指出山西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现实条件、可选择借鉴的模式、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

（4）湖南省：李成家、王连球分析了湖南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并提出发展的对策。

第三，西部。

（1）广西省：徐辉元、周存生等《广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探索》提出广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

（2）云南省：樊泳湄《加快云南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指出云南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3）四川省：唐智鑫、王代敬《四川农村文化产业化初探》，何常全等《川北丘陵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是对四川、川北丘陵地区腹心南充的个案研究。

（4）重庆市：张奇新《重庆市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分析了重庆市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现状、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三、简要述评

纵观上述成果，从研究伊始至今，本专题在概念、依据、功能作用、现状问题、对策路径、地方个案等方面都有研究，而且许多建立在调查研究之上，这无疑为其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同时，研究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地方。

第一，从纵向研究的角度看，可以将其与相关学科结合做深入研究。目前其研究仍局限在自身的发展，除了几篇文章用SWOT方法进行分析之外，较少引用管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深入研究，可以将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结合起来深化对农村文化产业的纵向研究。

第二，从横向研究的角度讲，可以做一些比较研究。尽管全国农村文化产业、地方各省区农村文化产业个案研究都有成果。但中国城市文化产业与中国农村文化产业之间、某一个省区的城市与农村文化产业之间、各地方农村文化产业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很少，可以通过比较吸收城市、已经取得成果的农村发展的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1]周云逸.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破局之策[J].河北学刊，2010年11月。

[2]郭玉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三维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10月。

[3]刘彦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分析[J].农村经济，2008年第8期。

[4]王悦洲.对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襄樊学院学报，2008

年第3期。

[5]李 海.农村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与金融支持体系建构[J].学理论，2010年11期。

[6]郭玉兰.山西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现实条件、模式选择和发展前提[J].生产力研究，2007第6期。

[7]陈运贵.)安徽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与路径选择[J].安徽农学通报，2010年13期。

[8]阎世峰.河北省农村文化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07.12。

[9]柳敏和.河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理念及模式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10]孙金荣.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11期。

[11]王连球.湖南发展县域农村文化产业的问题和对策[J].特区经济，2009年4月。

[12]张奇新.重庆市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13]李新市.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14]李新市.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5]周传蛟.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条件与路径选择[J].学术交流，2005年第5期。

[16]潘鲁生.保护农村文化生态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J].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原载《安徽农学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