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
文章标题：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
一、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探讨
改革后，早已被世人定性为封建糟粕的农村宗族为何迅速复兴，首先成为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王沪宁、钱杭、王铭铭等学者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沪宁先生侧重于从经济因素和行政体制方面探寻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因素是根源：“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没有形成什么足够的力量能冲击家族文化，主要是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物质生产力；”[1]（p6）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亲属和家族意识与权力得以滋长，因为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使必要的生产协作变得必不可少，但是集体经济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为承担协作任务的当然主体，从而“造成家族势力的抬头”[1]（p64）.
钱杭学者主要从文化的意义上对农村宗族的复兴进行解释。他认为，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员共有的一条文化上的根。这条根构成了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源泉，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以真正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中介，实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2]（p22-29）。
王铭铭先生以及朱虹先生则倾向于从功能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宗族复兴的原因。王铭铭认为，宗族共同体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宗族能够满足人们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及精神上的某些需要。作者指出：1979年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现了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导致家户经济的再兴，同时导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消减，尤其是政府以往对经济合作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直接干预被撤销，不仅生产成为个人一家户的事，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亦变成民间的事。这一状况为民间传统社会互助制度的恢复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3]（p63-64）。朱虹则指出了宗族复兴的经济效应因素。他认为返乡寻宗祭祖的华侨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基层政府对村民宗族活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原因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有相当关系”；同时，宗族力量在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上级不顾民意随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层部门乱摊派、乱收费肆意加重农民负担时，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没有归属于宗族组织的个人与家庭则是无力与之抗衡“[4].
此外，买文兰和余红等学者还从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和精神生活的不足方面入手，探讨其对农村宗族活动复活的促进作用。关于农民精神生活的不足，买文兰认为，农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宗族势力利用宗族文化则较易将族人聚集起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浓厚，如利用祭祀、族戏、婚丧嫁娶等，宗族文化的糟粕冲击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5].余红则认为，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也促成了农村家族势力复活的出现。他指出，传统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和宗族情感中蕴含着中国农民对“本体性”的需求，即对人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远离家乡，也与宗族乡情心心相印。改革开放以来的寻根热，一方面慰藉了自己远走他乡的漂落感，重温了血缘亲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了却感情负债；另外各地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对这种宗族乡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6].
总之，从现有研究的总体上看，学者们对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与探讨，其触角已深入到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功能、文化传统、精神心理等各个层面，展示了宗族复兴的原因不是一维的，而更可能是多维的，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学者的分歧主要源自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给予解释；目前还缺乏在上述各个层面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宗族复兴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加以系统综合和进一步深化。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路与内容看，虽然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农村宗族在改革后的普遍复兴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现象，必定有它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和合理性因素，但是同时又都认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等原因也是农村改革后宗族文化复兴的主要因素。显然，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正视：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正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东南地区普遍复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因而没有能反思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所谓关于家庭“小农经济”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结论，进而也就没有能回答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至于有的学者把宗族复兴视为农民精神心理的消极因素或指为封建糟粕的复活，则更显得简单粗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研究宗族复兴原因之时，学者的研究很少从关注农民方面的政治需求出发。众所周知，农民与工
第二篇：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
目:
名:
院:
业:
级:
号:
:
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徐云松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
社会41班
2214121
李义波
职称:
讲师
2007年 06月 29日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题 姓 学 专
班学
指导教师
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社会学专业 徐云松
指导老师 李义波
摘要：地缘与血缘关系在中国农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由地缘与血缘组织起来的社会。而正因为这两者的存在，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宗族组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研究了百余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本文在列举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各家观点异同的同时，从现有文献入手，对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宗族组织的研究状况、主要成就作一综述。关键词：农村宗族组织；复兴；宗族功能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 to study the
summary 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Xu Yunsong Tutor
Li Yibo Abstract: Th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relations occupie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asically is a society which organizes by the plac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But because of these two existences,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which organizes for the patriarchal clan, has provide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When studies 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ation w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which was unable to avoid,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s already studied in this aspect for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has yielded the extremely significant result.This article in enumerates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results, compared with various view poi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obtains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rganizes the research condition, the main achievement to the contemporary near for 20 year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to make a summary in particular.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Revival;Patriarchal clan function
宗族是在历史的变换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制度完善的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正是在这次创伤中，宗族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其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普遍复兴。如何看待村落宗族组织在农村中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关系到人们对村落宗族的态度，更关系到人们对农村、农民的态度，关系到人们对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
一、农村宗族组织 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资料非常多，众多学科都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探悉，不仅时间跨度大，研究的侧重点还各有不同。下面，笔者将就国内外关于宗族组织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的说明。
二十世纪初我国学者偏重家族史的研究，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孙本文的《晚近中国家族制度之变迁》、杨再芳的《论中国家族制度之演变与其家庭组织的相关性》。之后中国有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这两本著作在中国有着标志性意义。比费孝通早些时候的二十年代，美国学者库普就根据其在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一书，对中国宗族组织的表现与功能做了初步的研究。1935年，陈礼颂在乡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研究》，展示了三十年代广东潮汕农村社会生活的画面。1955年，日本公开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此书对我国北派人类学调查和著述的影响是深远的。五六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分别推出了《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宗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恢复宗族问题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法社会》、王思治的《宗族制度浅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87年华英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宗族·种性·俱乐部》一书出版。作者对比了中国、印度、美国这三种文化，指出“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人最重要的集团是宗族”，并从比较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宗族组织的外婚、单系共同祖先等一些特征。[1]23-24九十年代初，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农村进行了考察，著有《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书，对泰和农村的普遍重建宗族组织的原因、状况、影响作了系统的论述。1996年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国家》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书中《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一章详细论述了1900年至1942年间华北农村的宗族情况以及宗族与村庄政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孙秋云、崔榕于1996年初至1998年对湖北的宣恩、来凤等土家族聚居区的宗族活动进行了调察，发表了阶段性报告《宗族文化与社区历史》。1998年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晚清时期常州今文派与常州宗族的关系，在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对当时常州的宗族情况进行了叙述。
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定义虽然各家学者的表述不太一样，但在内容上基本差别不大。借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的观点，宗族一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一、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
二、以家庭为单位；
三、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四、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2]李锦顺，章淑华在《农村宗族：内涵扩散、特质及其未来》一文中对宗族组织下如下定义：宗族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缘世系或近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严密或松散的组织形式，具有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等宗族色彩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群体。[3]与此类似，钱杭与谢维扬在《宗族问题：当代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指出，实体性宗族组织“是指农村中依据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性团体，具有稳定的组织和对其成员有系统的约束力。其最典型与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祖先祭祀、宗族财产、伦理、宗子继承以及参加宗族活动等方面，对于族人有着严格和成型的规定，因而这不同于那些临时的，仅为某一单个的具体行动目标而形成的亲属联合”。[4]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族的权威被打破，其活动逐渐衰落和停止。1978年开始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农民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乡村的动员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族也有了成长的空间，民间社会重新被激活，宗族也不断发展并呈现新的特点。陈骏程在《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文中把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族的特点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宗族组织实体化；
二、宗族组织目标政治化；
三、宗族组织活动公开化、多样化、区域化。[5]相比而言，李锦顺和章淑华 更加从内涵和制度角度分析宗族的特质，从三方面“宗族的功利性、习俗性”“民间边
[3]缘性、非制度性参与”“社区封闭性”对宗族的内涵扩散作了说明。
二、农村宗族组织的复兴及原因
关于宗族组织的兴衰问题学者一直都有着深入的探讨。特别是近二十年，由于宗族势力的扩张和对政治权力的侵入，广泛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由社会学界带头的农村建设研究使得宗族组织问题愈加凸显在学者的视野中。
学者普遍认为，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是中国大陆宗族处于被打击、被瓦解阶段。在过去极“左”的路线指导下，中国农村宗族受到严重打击，对此冯尔康在《中国宗族社会》中有着详细深入的描写。[1]李培林从政治角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认为“村落家族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阶级斗争压抑甚至排斥了血缘关系，所有这些都有执政党的政治、经济考虑（当然包括失误），但潜在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一定要消灭宗法制（以家庭为基础）对农民的束缚。”[6]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村落宗族在广大农村地区纷纷复兴，肖唐镖在《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中提到，“近几年，宗族重建已引起各地的重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齐鲁大地到珠江三角洲，莫不如此”。[7]最为明显的表现即为续族谱、修祖坟、建祠堂、认祖归宗、立石碑等活动日盛一日。与此同时，欧三任认为现行的家族复兴是有限的复兴。在《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中，欧三任认为，“农村宗族复兴并非传统宗族组织的完全复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宗族从总体上为了适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自身作了调适性、选择性、有限性的复兴。政治上，宗族组织是以承认国家权威和乡村自治权威，服从国家调控为前提和边界的。在经济上，宗族组织已经没有可以支配的公共财产，虽然也有为修族谱的集资摊派行为，但数量较少，仅为宗族某项专项活动所用，宗族已经没有了对族内成员的经济支配能力。在文化上，宗族大都是形式上的仪式复苏，封建的族权族规已不复存在，宗族内部关系变得松散随意。”[8]
学者们对宗族复兴现象原因的探讨，分歧并不太大，基本上同意就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四方面对宗族复兴进行解释。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等人认为，农民生产、生活互助的需要是农村宗族组织复萌的根本动力。[9]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体系随之瓦解，农民很自然地利用血缘关系,在宗亲间开展生产和生活互助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80年代以后农村宗族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了。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有着相同的表述。[10]政治上，多数学者对认为国家政权从基层的收缩，导致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弱化，从而为宗族等民间非正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陈骏程的文章《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中提到，“农村改革以来，新的乡村体制取代了旧的社队体制，这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新的乡村并不能承担原有社队的全部功能，这必然要求社会自治组织来承担原社队的一部分功能；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需要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服务，这就需要有更多
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5]而王铭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并不认为宗族的复兴源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弱化，而认为是“国家为了重塑华人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动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从更为实质的意义上自上而下提供了地方型文化自我发挥的空间”。[11]许烺光先生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对个人的主要影响是凝聚性，即同伴间的向心倾向。由于个体的初始集团是家庭，所以向心的世界观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停留在家庭中，在家庭之外，则停留在家庭的直接延长物——宗族之内，而不愿超此远离。”[1]43黄世楚在《宗族现代化初探》一文还提到国外家族文化活动对中国大陆宗族活动的影响，也颇有参考价值。[12]另外，在环境地理上，自然村落的聚居形式直接带动了宗族的复兴，王沪宁，陈骏程，徐扬杰，高小健等诸多学者在各自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提到这一原因。
三、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一些地方的家族又重新聚结，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宗族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宗族的功能展开研究。
农村宗族组织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宗族组织有利于农村稳定繁荣。肖业炎在《对宗族势力与农村稳定的思考》一文中对农村宗族的积极方面给予了肯定，认为农村宗族有利于农村的繁荣与社会稳定，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一直与基层政权并存，并担负着救助本族人的义务，族中“间有不能养，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敛葬，及它有患难莫控诉者，即当尽心力以周全之”，此类规定在新旧宗约、族规中比比皆是，因为敬宗收族协调整合全族人得以生存发展是每个宗族的核心内容，也是族、房长必须尽的职责。[13]
其次，宗族组织内部可以互济互助，保护农民利益。李成贵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中说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能用货币购得服务或被认为是不合算的情况下，利用认亲戚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互助来实现协作生产，便成了合乎理性的选择。宗亲自然成了可动用的有效的社会资源”，宗族有利于克服小生产的局限性。同时，李成贵认为农村宗族的血亲势力对农村权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保护小农的权益。[14]吕红平在《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中认为宗族组织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协作为农民提供了十分重大的帮助，还认为宗族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15]虽然陈骏程同样也肯定了宗族在互济互助上的作用，但也提出“这种宗族内的互助互济并非必须要宗族来承担,它是社会不发达的表现,而不是相反”。[5]另外，朱虹的《乡村宗族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分析》注意到了宗族在保护农民利益上的作用。[16] 最后，宗族可以满足农民的精神情感需要。钱杭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一文中对农村宗族作了深刻揭示:“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17]孙聚高在《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中，从精神层面上提出宗族可以提供精神调适和情感满足。[18]
与宗族组织的正功能相比，学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宗族对社会对农村的负面影响上。
从现代化进程角度看，陶勤的《现代化背景下的村落宗族现象透析——以安徽省陈阁村为中心》详细探讨了宗族复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文中把宗族对现代化的阻碍分为五个部分，一、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根本——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二、阻碍了现代婚姻生育观念的推广；
三、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阻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行；
五、阻碍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19]
从社会治安角度看，谭庚炳等联系江西吉安县的实际，就预防和遏制农村宗族械斗作了探讨，分析了江西农村宗族械斗的形式、特征、原因，说明了宗族的负面作用。[20]余炳辉就1980年至1983年苍南县的械斗问题作了调查，在《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一文中，指出宗族问题作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它的彻底消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21]陈永平、李委莎发表了《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一文，认为宗族势力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破坏力量。[22]
从基层民主建设角度看，袁正民在《农村宗族势力的危害及其控制对策》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宗族势力在我国重新抬头，并呈现出日益蔓延泛滥之势。宗 族势力的兴起，对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铲除宗族势力不能单纯依靠强制性的限制、打击，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实行综合治理。[23]
从封建迷信角度看，林徽銮在《略论封建迷信对农村发展的危害及治理对策》一文中指出，目前农村发展的最大阻力是农村宗族势力，助长农村宗族势力的催化剂是封建迷信。农村宗族势力和封建迷信伴生而存、互相利用、互相刺激而恶性膨胀。[24]
从历史进程和法制建设的角度看，田有成在《中国农村宗族问题与现代法在农村的命运》一文中指出，宗族势力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它有其危害性，放任、美化宗族制对中国法制建设极为不利。宗族势力恶意膨胀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阻碍法律执行，使一个家族成为一个小王国，成为法外之地。[25]
从乡村秩序角度看，朱康对在《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一文中，通过对温州农村宗族的考察，认为传统的宗族组织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作用，具有很强的内控力、凝聚力和强制力，而且宗族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26]对此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很容易破坏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从现代文明角度看，李成贵的《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指出，宗族会滋生落后意识与行为，抑制创新精神。对宗族强烈的依恋损害了个性的自由并妨碍了个人探索替代性机会和利用它们去增加报酬和改善地位，即获得行为选择的差别效用。[14]
四、宗族的未来及对策
宗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产生和复兴，不是行政律令的产物，它的消亡，也不可能通过行政律令来实现。在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村落宗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并且表现出时代的特殊性。
胡述宝在《21世纪初农村宗族势力的走向及政策选择》中认为中国农村宗族势力的演进呈现出两种相互悖反的趋势。其理由是，其一，作为前现代化的附属物，在历史运动总态势的推动下，宗族势力正在逐步走向消解，这是历史趋势，是合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必然性。其二，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和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农村社会仍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社会经济中一些因素又产生了一种强化宗族势力的趋势和要求。正是这种要求直接导致了宗族势力的复活[27]，同样，还是这种要求决定了宗族势力在新世纪中的长期存在及其某些方面的不断强化。
莫书有在《传统与转型：村落宗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以广西博白县宁潭镇莫氏宗族为例》一文中认为，“当代村落宗族的复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是决定性的因素，村落宗族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命力，说明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调适自己，则是其长盛的法宝。这三点，决定了村落宗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28]莫书有在提出对宗族未来发展的看法后，还对现今存在的宗族问题的解决措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一、承认宗族存在的客观性并对其加以适当的引导和限制；
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农村发展；
三、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满足群体正当需求；
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改造。[28]
众多学者在面对农村宗族问题时，都十分重视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作用，陈骏程也没有例外。他提出：
一、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宗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完善有关宗族问题的法律和政策；
三、切实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全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农民的封建宗法观念；
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服务组织,铲除宗族的生存空 间。[5]
李锦顺和章淑华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提出对策。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扩大对外联系，冲出宗族封闭的小圈子；
二、在农村政治中，下大气力抓好农民的政治和法律素质教育，树立公民责任感，引导他们选出威信较高、管理民主、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好干部，逐步消除村庄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减少带有浓厚宗族意识的不良文化的影响和生存空间，逐步把广大农民培养成为遵纪守法的现代农民。[3]
五、研究反思
宗族组织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既是其长期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作用使然。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研究不能不说是成果丰硕，不仅研究范围广，其研究的深入程度也令人赞叹。但在整个研究领域中，依然有些不足，需要研究者精益求精。首先，在中国农村宗族组织这一课题中，定性研究远远大于定量研究，缺少用来下结论的必要数据，某些关键的论点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其次，时代总在变化，宗族组织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特点与变化，而现今学界在最新的研究领域还不能及时跟上现实的变化。需要有一批学者时刻关注最新动态，弥补研究的滞后性。最后，在研究的内容上，学界似乎有一种“一拥而上”的研究氛围，在某些很“热”的领域，如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宗族组织与现代性等，有大量的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而某些冷僻的课题，比如少数民族的宗族组织，就极难找到资料，作学术是不能讲利益得失的，只有踏实、稳健、坚持才能作出高质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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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组长：李露兰24
成员：杨艳丽54
陈莲04
吴益青4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组长：李露兰24成员：杨艳丽54陈莲04 吴益清46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语文教育10级10班
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要：加快农村的发展，是加快国家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三农”问题一直是两会的重点，中央多次颁发一号文件，可是农村的发展还是很缓慢，因此，对于农村问题的议论纷纭，讨论的焦点自然就集中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制约了农村的发展？这些都促成了本文的写作。本文将从六个方面阐述制约农村发展的因素。第一，从户籍制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第二，阐述了农村的立足产业农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第三，谈了谈不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农村的发展都很重要的教育问题；第四，叙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所存在的问题；第五，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特别关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围绕农村的金融所提出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组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业；教育；社会保障；金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都采取农业补贴工业，形成了工农业产品巨大的剪刀差，政府抬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尽可能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来取得经济的发展。以至于限制我国农村经济薄弱，长足得不到发展。而在其他国家农业一直是补贴对象，当然，现在我国也采取了一些惠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但这些都是不够，农村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中国农村的发展。
一、户籍制度
195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
立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住房、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建立的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由此产生了与户籍相关的“居住”和“暂住”等概念，不是本地户口的人的想要读公立学校要交借读费，而且借读费还很贵，而这些人大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这无疑加剧了农民的生活压力。即使他们的子女在身边读书，但最终还是会因为户口问题而不能参加当地的中高考。就拿我身边的人为例，我组其中一个成员的表哥是新建县人，到南昌打工，自然就把儿女带过去读书了，借读费是每人五千元，这么昂贵的借读费给本来生活压力就大的夫妻俩又添了一层。我朋友临川读高中，但因为不是本地户口，就只能会原籍读书了。这就导致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显然，当代的中国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桎梏，迫切需要改革，加快
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体系新局面。现在，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和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农民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过户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修改。
二、农业
由于中国政府早期实行的一些政策，工业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农工数量众多。
农业还是传统的精耕细作，即使是生产了好的农产品，可销售不出去的现象还是经常存在，农民的收入还是很少„„农村劳动人口数量多，生活水平低下，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大批劳动力涌入城中务工，农村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这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的产生。青壮年进城务工，农田荒芜，这给本来就人多地少的我国国情又增加了一大负担。中国人口本来就多，又多出这么多的荒地，那这些人的粮食从哪儿来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种粮的人少了造成粮食紧张，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暂且不说这么远的问题，就拿农民工进城这事本身说吧，农民进城要吃住吧，城市住房、医疗等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国家出台文件号召农民工回乡创业，可创业的资金哪里来呢？农民工走又不是留也不好。针对这些问题，我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进一
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这句话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现在部分地区的农业方面的市场经济开放性还不够，土地资源利用的还不是很充分。如开发水产资源、林业、生态旅游资源等。
（二）、农产品产销脱节，农民对市场挑战的消极回应，实际上是农民被动适
应市场，竞争观念还没形成，心理素质较差，难以承受各种风险，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反过来有制约着农产品的市场化。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做好领军人的角色，政府要根据本地特色，深入市场调查，随时了解市场动向，对农民的种植进行指导，帮助农民联系农产品加工商，又条件的话，政府还可以以入股的形式，让农民自己出资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这样可以减少农产品种植的盲目性和解决种的好销售不好的问题，形成一个良好的产销体系。
（三）、对于农村兴办企业，政府要直接给予支持，但是不能为了发展而发
展，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不能引进一些带有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要根据地方特色建立特色经济。
三、教育
现代社会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到底归根于教育科研的竞争，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想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育问题。现在国家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减免学费，虽然只收书费，但是各种各样的收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就我组的成员所住地看农村教育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龄儿童以及青少年的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农村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二)、失业人员就职再教育基本上没有实行过。
(三)、农产品、农业的科技知识得不到普及，农民受教育水平的低
产生以上几个问题的原因，我组认为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近几年，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他的教育环境，教学条件都比农村公立学校好。大多数农村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就把他们往私立学校送，这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公校流失了好多
优秀学生，老师教的没意思，再加上老师的工资总是拖延又受不到上面的重视，老师自然而然会选择待遇好的学校，这就导致了许多优秀教师的流失。这样乡下学校就剩下些“老弱病残”，这就让那些本来就不想学习的孩子更不愿意学习，都早早的出去打工了。虽说教育部每年也要下来检查学生人数，可这些检查也是
例行而已，到底是不是这个班的学生也不问，当然全国有这么多学校也问不过来。
(二)、农村仍然存在浓厚的封建思想，我们父辈以上大多数是文盲，有些家
长认同女孩读书无用论，这就导致女孩的受教育权利被剥夺。家长外出打工，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是老人带小孩，他们对孩子要么就是溺爱，要么就是不理不睬，孩子的内心世界得不到关注，在加上处于青春发育期，会做一些叛逆的事，如去黑心网吧寻找寄托，做一些他们认为能引起大人们注意的事。
(三)、政府对农村学校的教育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老师工资不高，甚至发不出，这就影响到了老师的教育情绪，他们有的就选择到更好的私立学校去。
(四)、政府不重视对农村本身的教育，忽视了职业教育，农民的文化水平影
响了农民采用和接受农业科技的积极性。要知道农户的文化层次很低，受教育水平低，所以接受科学技术的能力十分有限，农业科技推广同时还得兼顾对农民的教育工作。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在一户推广成功以科技覆盖面来说仍然很小。
(五)、现在的农村虽然出现了一批初、高中毕业生，但因为这部分人中大多
数未系统接受过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再加上农业经济效益低，他们大多会外出打工或经商来取得较高的收入，这又带动农村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人口的离土离乡，使得留下来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是老弱病残者。因此，这只农业大军中文化水平低，观念陈旧，接受科学技术能力差。低下的农民文化素质也已成为农业科学普及和推广的制约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我组认为政府应该做出积极回应：
第一、必须对农民进行扫盲活动，对他们进行农业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当前农民各方面的素质。
第二、使教育资金问题落到实处，确保各方面体制完善进行，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走绿色生态环保农村之路。
第三、使农业生产进入科技行列，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第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让老师心甘情愿的留在乡村，为农村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现今在全国范围内鼓励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体现在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上，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关键，生态文明是核心，政治文明是保障。我国又是无产阶级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属于人民，享有国家主人公应有的权利，然而当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缺乏。举一个在大多数农村都存在的现象来说明吧。
选举制度是每一个成年人和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享有的，村里村官换届
时，这个词就格外的显眼。按理来说，选贤任能，选出来的人应该为人民服务，可在当前的好多农村是不存在的。想当官的人到处送礼送钱，有选举权的人呢看谁送得多，和谁关系好就选谁，因为他们认为选谁都一样贪，把自己手里的权利不当回事。选出来的官呢，打着一些有的没的幌子到处收钱，早就把“为人民服
务”的职责抛诸脑后了。
产生以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农民的文化水平低，权利意识模糊，或者说农民从来没有实施过权利，所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权利。
(二)、农民作为民主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即主人翁意识的淡漠。
(三)、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制约民主政治建设。
(四)、国家对村官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不够，反贪局和纪检委的工作不到位。要加快中国的民主进程，加快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少不了的，因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底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解决这些刻不容缓。针对这些问题，我组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国家加大普法宣传。多派一些法律专家到农村中开展普法活动，让农民明白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提升农民权利意识。其次，政府可以建立一些农民学校，对农民进行一些基础的文化教育。最后，国家反贪局和纪检委应深入基层，从最底层抓起。只有民众的意识觉醒了，民主政治建设才能真正实行。
五、社会保障制度
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进步的特征，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是国家安定团结的根本保证。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了，社会保障制度是一大关口。解决得好人民幸福，国家和谐：解决得不好结果可想而知。就中国现阶段国情以及未来发展来看，农村保障制度急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障。我们大多数奉行的都是儿子养父母亲，如果儿子不孝顺那爸妈只能自认倒霉，穷苦潦倒的过完余生。那么养老保障是中国民众家庭走向社会的首要选择，是一项关系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伟大工程。现存农村保障制度问题还有待解决。就我们乡的情况来看，政府工作人员把国家低保户名额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拿去卖，致使许多应该享有低保资格的家庭或个人享受不到的低保资格。例如一个无子女的人，理应享受低保，还应该是五保户，但为了这个还要托人找后门，办好了低保，半年以后去领钱，有关部门的人要么不让你找到，要么就推说款项还没到，就这样拖着。为了能拿到这份低保款，很多人会买东西去“孝敬”，他才让你拿到一部分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民的法制权利意识不够。其实有些人还是想找有关部门说的，但最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是“这就是规则”。可这算什么啊，公务员为什么叫公务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本就应该对农民保障制度的实施采取强硬手段对那些滥用权术的政府人员给予严厉打击，使农民能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希望做到真的像温家宝所说的，让农民生活的舒心安心放心。
六、农村金融
农村金融是我国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在我国就特殊了呢？因为在外国农村里有金融机构是很正常的，而在中国是很少的。农村金融问题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专家提出，希望一些金融机构可以在农村设点，以便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可即便这个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一直未得到真正的实行。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占大多数的，可想要在农村建立金融机构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也不能怪那些金融机构，因为金融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农村还存在一些地下钱庄，即所谓的地下金融。这些现象的出现，我组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最大的原因就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有些地方甚至谈不上发展。这让
那些金融机构不敢在农村设点。
(二)、第二个原因就如我组上面所说的，金融机构不是慈善机构，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三)、就是农村居民理财观念不强，这是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还有就是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很多时候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例如该排队的不排。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之后的安全系数也不高，这些都影响着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点。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长远而又艰巨的任务。
首先必须加快农村城镇划，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构建城乡一体化。其次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不仅是适龄儿童的教育资金，还要有农民学习的资金。当然这不是中国近几年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更显出其艰巨性。最后，政府要鼓励金融机构走进农村，金融机构也要担负起一些社会责任。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农村金融走出地下，朝阳光化发展。
现如今中国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教育问题，只有教育问题得到解决，这个农村才有大的长足的发展。希望国家在关注农村问题的同时，把这些关注真正落到实处，这才是对农民最大的实惠，对农村发展最大的帮助。
2012.04.2
5参考文献：
[1]黄建宏.中国农村经济解难[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8.115-123.[2]张晓冰.农村乡镇发展的体制性困境与出路[M]北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33-159.[3]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中国农村情况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138-162.[4]徐勇.中国农村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63-108.[5]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476-481.[6]顾春.民间金融走出地下[N]人民日报.2012.03.21第二版
[7]新华社.要让人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N]人民日报2011.02.28第一版
附件:
这次的论文写作，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论文写作，而是一次合作，是一个团队精神的体现。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收集资料，并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农村情况做出了陈述。经过几遍的修改最后写出了这篇论文。
第四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
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
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第五篇：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
D08590232邬晓锋08金融（2）班
摘要：通过借鉴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对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进行研究。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的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的发展有许多的帮助，了解其运作模式并加以运用。在比较国外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孟加拉国农村小额信贷扶贫
一、国外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模式
1、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孟加拉国是小额信贷的诞生地。目前，孟加拉国小额信贷已经发展为一个包括两个专业性机构：乡村银行(GB)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DB)；一个批发性机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三个兼营性非政府组织(NGO)：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B)、社会进步协会(ASA)和普罗西卡(Pmshika)；两个基金项目：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一个托拉斯组织——孟加拉乡村托拉斯等五大板块、九大部分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GB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GB的特点是专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存、贷款、保险等综合服务。获得GB贷款的借贷人从得到贷款后的下周起，每周分期还贷一次，贷款期一般为一年，每周还款率为总贷款本息的2％。GB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借贷人需参加由不含直系亲属的5人组成的互助互保贷款小组，再由6～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主任任期1年，不能连任。为了建立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帮助和监督，发挥联保作用，形成组内制约机制，要求借贷人和GB各拿出少量资金，共同建立救济基金，用于紧急情况时帮助借款人；同时双方还再拿少量资金，为借款人办理医疗保险。中心主任每周(或每旬、每半月或每月)召集中心会议，检查贷款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等手续，并交流经验。GB目前基本能自我实现持续发展，贷款回收率高达98％。BRDB是孟加拉国政府的专门性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是开展政府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进行的各种项目，通过为合作社和农村民间小组网络提供金融和技术支
持，推动扶贫和农村发展。PKSF由孟加拉国政府于1990年建立，目的是：(1)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非政府、半政府和政府机构、自愿机构和团体、地方政府机构提供金融支持。(2)协助加强上述组织的机构建设，以利于改进营运水平。实现为农村穷人提供资源，帮助穷人就业，改善穷人生活的目标。因此，被称为批发式小额信贷机构。Proshika建于1976年，其项目有贷款支持渔业、畜牧业、养蚕业、灌溉、卫生、营养、饮用压水井、生态农业、社会林业、建房等多种，现有客户290万户。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主要是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目前已向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9个小额贷款项目，提供员工培训、现场技术支援、软件服务以及资金帮助。这些项目共向140万贫困户提供了总额超过5.422亿美元的小额信贷，仅在亚洲，孟加拉乡村托拉斯就向其小额信贷合作伙伴提供了1000多万美元。这些资金通过贷款一还贷一再贷出的方式进行循环流通，从而使这些NGO的小额信贷总额达4.034亿美元。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于1991年开始推广GB模式，并在菲律宾和印度开展了两个项目。如今，其在亚洲的会员数已由1994年的9258个增加到2008年的167.78万个。70％的实施项目还贷率超过95％。
2、农村小额信贷的多种实践模式
小额信贷在迅速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有效扶贫方式的同时，也适应各国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典型的成功模式有：(1)NGO模式。(2)正规金融机构模式。(3)正规金融机构+农户互助组织模式。(4)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
孟加拉政府的BRDB和PKSF是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的典型。BRDB和PKSF是孟加拉政府为集中管理国内外捐助机构和政府的扶贫资金，推动小额信贷持续发展而建立的。BRDB的职能在于开展政府与国内外的发展机构合作，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合作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并通过现场调查、审计和会计报表对合作机构实行监督，帮助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模式的推广，推动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也大幅度减少了小额信贷资金运作的设计成本。
3、经验借鉴
1）、以穷人为对象，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小额信贷首先是
信贷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般是穷人。盂加拉国的小额信贷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尤其强调以贫困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由于贷款对象是穷人，而且一般是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因此，自然无担保能力，所以，贷款只能是免担保的，并且为了提高贷款偿还率，就必须围绕小额信贷开展吸收存款、办理保险、选择发展项目、进行教育与技术咨询等综合业务，以提高贷款对象的还贷意识和能力。
2）、以自愿为原则，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和相应的运行机制。盂加拉GB是非政府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愿参加、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责任连带、高效运行的特点。大部分国家的小额信贷都严格按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即使变更，但其基本特点一致。
3）、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尽管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都有政府支持，但以NGO为主体，以金融市场规则为基础独立运行是其基本特征和当前主流。
4）、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主动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盂加拉国不仅政府对GB的发展在态度和政策上是宽容和支持的，而且GB也始终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5）、指导穷人投资，鼓励穷人储蓄，帮助穷人理财，提高穷人素质。缺少资金和收入只是贫困的表现，而非原因。贫困更多的是因为素质低下，在有少数收入时不善投资和管理。对于没有储蓄观念的穷人来说，在提供信贷支持时帮助其寻找投资项目，在项目实施获得收入后，要求他们定期、少量储蓄，不仅是小额信贷机构扩大资金来源的手段，更是帮助穷人了解储蓄和资本积累方式的一种手段，从而树立理财观念。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
1、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与问题 1994年小额信贷机构被引进中国，在当时，只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NGO针对我国政1986年开始的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因其成效显著，1996年受到政府重视，进入以政府扶贫为导向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我国小额信贷开始进入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导向的发展阶段。目前基本形成了外国援
助机构有期限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用扶贫贴息贷款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专业性NGO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要求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实施的小额信贷；慈善性或非盈利性的试验性的小额信贷项目等五种模式。扶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要求中国政府对信贷扶贫方式进行变革和完善。在推动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中国扶贫工作的观念和手段。发展小额信贷机构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使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增强贫困人口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小额信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1998年6月以前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政府的扶贫办或扶贫社负责代理，1998年6月后全部转归农行，但仍由扶贫办或扶贫社代理。1998年底代理制停止，扶贫办(社)只是围绕小额信贷活动提供服务。1999年4月农行正式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贷款管理办法)。1999年7月和2001年1月、12月央行分别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政府小额信贷到1998年就涉及全国22个省，605个县。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没有专门的扶贫功能，基本做法是将辖区的农户划分为不同等级，再根据其决定贷款额度(1000～20000元)，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整贷整还”的政策，一般以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为对象，低收入农户只能获得小规模贷款，而且贷款只能用于生产，不能用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小额信贷的改良。2002年全国有30710个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占92.6％，辖区内25％的农户获得了贷款支持，当年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967亿，年底余额754．7亿元，发放农户联保贷款475.1亿元，年底余额253.3亿元。成为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2、我国小额信贷的问题
1）、所有小额信贷几乎都直接模仿了孟加拉的GB模式，在贫困地区面对贫困农户，一些项目强调了以妇女为对象来实施，但未能有效地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一些联保和贷款小组的制度留于形式，在整体上也未形成孟加拉式的小额信贷体系化，而且几乎所有小额信贷计划都是以具有期限性的项目为基础，依赖财政或国内外的援助进行贴息而设计的，没有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一旦离开财政或国
际援助项目的支持就难以维持，缺乏持续发展能力。虽然，近年来开始注意小额信贷项目的持续发展问题，但还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实现金融持续。
2）、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一直被作为一种扶贫方式，而非特殊的金融形式看待，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由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直接实施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具有正规制度保障和合理规章与政策环境的优势，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3）、与国际上普遍通过适当提高利率，来排除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的做法不同，我国政府一般规定其利率不得高于法定利率。实践中，其实际利率差别很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大多是贴息或无息的小额贷款，而其逾期90天的拖欠率高达50％～70％。NGO等小额信贷利率高于央行规定利率，但低于农村高利贷，而其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0％ 以上。因此，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在理论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金融属性的小额信贷。
4）、政府和农业银行共管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存在政策属性和商业经营的体制性矛盾，责、权、利关系模糊，经营成本高，贷款回收率低。农村信用社和农行以自身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小额信贷，虽然还贷率较好，但管理和经营水平以及资产质量不高，小额信贷被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以各种名义挪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5）、小额信贷机构服务规模小。一是贷款余额规模非常小。二是覆盖范围小。
三、总结
1）、要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形式。我们应该参照他国经验，统一规范，调整小额信贷机构的认定标准和方式，在提高项目型小额信贷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逐步将其转化为机构型小额信贷。
2）、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加强交流、合作与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水平。
3）、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区分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的功能，将小额信贷从单一的扶贫中解放出来，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取消政府的小额信贷贴息政策。
4）、制定相关法律，运用法律形式保证它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构造良好的小额信贷体系。
5）、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引导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实行商业经营，实现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经营的分工与协调。
6）、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为其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创造条件，发挥扶贫政策的诱导性功能。
参考文献：
[1]熊德平《农村经济与金融理论及政策研究》 2004.12版
[2]詹原瑞、丁云娜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研究》 2007.5
[3]《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年06期
[4]吴宝国 《扶贫模式— —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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