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8[小编推荐]

第一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8[小编推荐]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农村人，我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利用假期时间对自己所在县农民增收问题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以期为本地农民增收困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化建议，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部分村庄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走访、实地 调查等方式，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我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必然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我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农民素质偏低，与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在农民素质方面，我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三是思想观念。我县农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的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的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的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我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3.生产力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矛盾凸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改革初期，它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村委服务不到位。在调查村官选举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到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在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留守儿童教育受制约。我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现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我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们的辅导、教育乏力，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成绩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障措施不力，致贫因素增加。由于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农民生产和生活保障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障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在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部分，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城乡差别，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二.对策与建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立足农业特色，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在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在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进行规模经营，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同时，农业部门加强对集约化经营的技术、资金、信息、机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收入。

4.推进乡村民主建设，切实提高村干部素质。对于村干部选举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出现“贿选”现象的村庄，可以在村内设置观察员，监督村里的选举行为，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严厉打击“贿选”行为。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村庄，政府应加大对其民主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参加选举。通过上述措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报告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农村人，我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利用假期时间对自己所在县农民增收问题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以期为本地农民增收困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化建议，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部分村庄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走访、实地 调查等方式，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我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必然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我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农民素质偏低，与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在农民素质方面，我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三是思想观念。我县农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的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的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的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我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生产力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矛盾凸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改革初期，它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村委服务不到位。在调查村官选举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到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在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留守儿童教育受制约。我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现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我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们的辅导、教育乏力，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成绩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障措施不力，致贫因素增加。由于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农民生产和生活保障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障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在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部分，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城乡差别，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二.对策与建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立足农业特色，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在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在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进行规模经营，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同时，农业部门加强对集约化经营的技术、资金、信息、机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收入。

4.推进乡村民主建设，切实提高村干部素质。对于村干部选举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出现“贿选”现象的村庄，可以在村内设置观察员，监督村里的选举行为，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严厉打击“贿选”行为。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村庄，政府应加大对其民主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参加选举。通过上述措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制度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农民工地位。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制度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农民工地位。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近几年来,由于政府政策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政府大力推行了税费改革，以及一些补助的活动，大大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如我们村就有几户曾经从农村搬出去的也搬了回来，重新种起了田。农村看起来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那么农民收入问题怎么样了呢？

我了解到农民们得到的最直接实惠是土地税的减免。以前由于各种农业税像什么土地提成等等各种税，农民要上缴不少的钱。像一个有二十亩田地的家庭一年也要交1000多元，土地少一点的也要大几百，并且各地、各村总有些部门变花样地要钱，态度十分强硬。现在这些税全免了，并且还有一些补贴，去年时我就亲自去乡里领取过一次。补贴是根据土地面积来定的，一个有十几亩田地的家庭可领到100元左右，还有就是种子的补贴。这样算起来，一个家庭，就在这个方面增收了几百元到几千不等。

农民收入增长的大头还是在农产品上。由于现在农民们使用的化肥、农药、种子等都是一些次高科技产品，再加上肥沃的农家肥，现在的庄稼产量比以前有所增加。并且农产品的价格也上涨不少。主要粮食作物水稻，早稻由以前的40～50元/百斤涨到了现在的70多元/百斤，晚稻由60多元/百斤也涨到了75元/百斤左右，芝麻1斤也涨了1～1.5元，等等。其他种类的作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涨价。在这方面，农民的收入增加不少。

农民们现在种植的粮食种类也在逐渐改变。以前种植的都是一些比较单一的，大家都来种，市场就变小了不少，且种陈了，植物长得也不大好，现在大家学会了瞄准市场，种植的物种也是百花齐放。就拿土地堂来说，以前它是西瓜+水稻+芝麻、油菜、小麦、花生、大豆之类+菜果运作的，几乎是家家户户种西瓜，种水稻。现在大家除了种那些传统作物外，还种上了南瓜，各种甜瓜，还有蔬菜、莲藕。渔业发展较快。种蔬菜、南瓜比以前种水稻等实惠多了，蔬菜季节短，可套种，可及时对准市场。南瓜产量高，易贮存，种一亩地的南瓜可赚上1000～2000元，且成本很低。土地堂人种西瓜、南瓜上了瘾。土地堂的西瓜和南瓜还申请了专利。

当然，粮食的价格上涨的影响是连锁的，农业生产中不可缺的农药、化肥及各种支出都在不断上调。化肥来说，以前一包尿素才40～50多元，至多不会超过60元，但现在涨到了75元甚至更高。各种药剂也是这样。去年（2004年）由于天气较热，虫害很严重，一亩稻田用去了100多元来治虫害，种上几亩地也就是几百多元。化肥就是和以前一样施，也会多施去几十元。这样一折扣，获利也就那样了。

并且，农村中还有些不科学的种田种地方法，农民的各种信息也相对闭塞，各种不必要的损失相继发生。例如不知天气情况，而使快收割到手的作物被雨水腐蚀烂掉，撒下的化肥被水冲走，以及对一些新种类仅凭自己主观臆象去栽培而导致颗粒无收，秧苗种下后田里灌满水而使秧苗不能分株...农民看起来收入大，但支出也大，把种种支出、损失扣掉，农民的纯收入其实也增加得不多。用农村的话说就是“百把块钱上不成一个街每随便一逛就是几十百把。有个什么收入呢？”

农村也并不是那么诱人，农民增收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我觉得农民增收不是靠免税补贴、高收入高支出能解决的，应该从各方面为农村服务。再就是科学知识信息参考对农民也是很必要的，但遗憾的是各种媒体、各种宣传中是为农民所做的，我几乎没见到。△注：以上各项数据均出自本人所在地土地堂的几个村，难免以偏概全，但觉得能反映些许问题。

二、调查分析

１、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和困难

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我们调查显示：

１）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03年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2003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02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２）增收速度缓慢。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３）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97年的两个阶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城乡收入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6：1，1983年缩小到最低，为1．82：1；然后不断扩大，到199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为2。86：1；然后降低到1997年的2．47：1；从1998年开始，逐年显著扩大，2003年扩大到3．23：1。近几年来，尽管诸多因素都很有利，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４）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异较小，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增趋势。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小，而西部地区城乡差别更大一些． ２、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１）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２）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如不抓紧研究对策，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结构过剩，应引起高度重视。

3）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会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不一辈子像他们一样只是个农民，供一个子女上大学几乎要花掉农民家庭三分之二的开支；家庭长辈的供养也需要一笔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农作物每年的成本开支．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农业成本费，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的开支累加起来，对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来说，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三、调查体会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１、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下乡组织农民技能培训，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让农民大胆尝试，自主创新，随机应变，让农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收入来自与农民，农民必须从自身做好．

２、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这是农民增收的基础。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在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切实抓好质量安全管理。二是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带。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农村服务业，提高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３、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可以增加农民的资源占有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小城镇，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把农民进城务工当成一项产业来抓，促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促进农民增收。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基本建设资金应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应向农村倾斜，以逐步缩小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二是对农业、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尤其是要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对农业和农民实行补贴的各种有效方式，逐步建立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机制。

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一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坚持依法征税，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二是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探索对农民的补贴机制。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和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谓“农民富，天下富；农民稳，天下稳”，因此党中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对山西省大同市农村居民的调查走访，对农民生活和收入状况进行分析，反映现今农民收入状况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表达农民的意愿和要求，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农民生活；收入状况；消费特点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3-0045-02

一、农民收入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运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操作，对山西省大同市1000名农民进行了调查，并深入农户，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同时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来考察和探讨农民的生活现状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制度的构建。农民收入现状。在对农民收入来源的调查中，76％的农户务农，有16％的农户外出打工挣取家用，可见农户的收入来源较为狭窄，大部分还是靠辛苦劳作维持家用。有80％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是中学文凭，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凭借多年娴熟的种植技术稍获薄利。在调查中，我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是呈正相关的，充足的知识和技术储备可以引导农民更好地利用新技术、新品种，能找到良好的销售信息和渠道获得更多收入。农民支出现状。农民在消费方面主要还是侧重于基本的生活消费，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家中有子女的农户负担会很重。因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在农户眼中也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目。但是很多辛勤劳作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无法满足家庭支出，部分农民背上债务负担，而这其中以子女教育支出比重稍大，“看病贵”的问题也依然困扰着农民们。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影响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是农民对政府的惠农政策十分拥护，其中减免农业税占了76％，可见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农民缺乏创新意识，不易接受新兴事物。在调查中，56％的农民认为缺乏资金，20％的农民选择缺乏劳动力，由此可见，中国农业仍然是一个劳动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查。农民对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推广较为拥护，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治病难，养老难”等问题。在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的调查数据显示，82％的农民表示较为满意，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得以逐步推广。

在多天的调查走访中，我为农民算了这样一笔账，农作物以玉米为例，家庭平均种植面积15亩，以去年为例，在种植初期，玉米种子21元／亩，播种价格是18元，亩，地膜800元，在作物生长期，玉米至少要灌溉两次才能成熟，每度电费用为0.68元，化肥(主要是二氨)一袋100斤价值200元，耕地每亩18元，合计270元，玉米平均收获1300斤／亩，去年玉米收购价格为0.78元，斤，这样算下来，在去除运输费等等，农民收入年仅万元。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 农资价格的上涨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长。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带动了农资需求，使得农资价格不断上涨，这其中化肥价格上涨最为引人注目。在走访中，一位农民告诉我，化肥二氨的价格连年上涨，今年更有可能达到250元，袋，国家重视三农千方百计为农民谋利益，但是农资价格一涨再涨，将农民从惠农政策中得到的实惠被农资涨价所抵消。此外，通过全国种子市场观察点信息分析，2008年全国杂交玉米种子市场价格比2007年涨6％—8％，平均每公斤涨0.6～0.8元。

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农民人均占有资源太少，是造成农业生产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农业是耕地密集型和水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农民人均耕地严重不足，使得农户经营规模小，生产成本明显偏高。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和观念因素的限制。在调查中，反映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同收入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农民具有高素质，观念开放有远见，容易接受新兴事物及观点，开拓创新，引进新品种，掌握新技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而思想保守传统的农民仅仅是凭借多年种植经验挣钱养家糊口。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负担过重。“上有老，下有小”是很多农民家庭负担过重的原因，其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最多。农村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计划生育工作的薄弱环节，加上重男轻女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村家庭平均至少两个孩子，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负担，根据曾经的调查数据中，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再者，农村老人不像城市退休工人一样可以在老年按月领取养老金，保障晚年生活，农村老人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年轻时劳动积攒下来的钱和儿女的赡养，而且老年人体弱多病，更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但是令人振奋的是，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学难、负担重的问题，让农民的孩子也上得起学，能够接受平等的教育。

三、农民消费状况 1 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2008年，全市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为1200多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上。这种消费比例特征预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费用有一半是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离小康水平基础性消费还有一定的距离。医疗消费负担中。虽然现今农村中正在普及农村医疗合作社，为农民就医治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对于本身经济基础底子薄的农民来说，一旦家里有人生大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病还贫、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农民子女教育费用高。教育花费一直被广大农民视为头号家庭开支，尤其是家中子女众多或是子女就读于高中、大学花费更是高昂，这无疑成为了农民头顶的一座大山。人情消费重。农村人情风历来是比较严重的，名目繁多，无论是喜事、丧事，大大小小都要宴请众人，收红包，而且礼金的数额也是有增无减。而很多家庭并不富裕的农民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不堪重负。赌博消费也占到一定比例。部分农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并且农村缺乏一定的娱乐基础，所以总是在闲暇时聚在一起赌博，加之人们普遍存在侥幸心理，甚至不惜血本投身赌博。

我所走访的几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人均收入仅仅

3000元左右，消费仅仅集中于生活必需品，简单来说，较高的收入和较轻的负担以及对未来支出的轻松期望是促进农民消费的主要原因，相反较低的收入和较重的负担以及对未来支出的紧张期望是引起农民消费不旺的主要原因。

四、对农民增收的思考和建议 增加财政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农民增收要加大对中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也能享受到公共财政的实惠，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重要作用，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农民在减轻负担后，便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生产，进一步增加收入。发展乡镇企业，提供致富信息，增强农民致富本领。乡镇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只要充分的结合当地实际，总结成功经验，完善企业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导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政府帮助提供产品信息和有关销售情况，帮农民早日找到致富道路。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与变化，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已经实行的农村医疗合作社与农村养老保险等保障措施切实的解决了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国家对农村的支出只有少数用于农村扶贫和救济，而且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中，国家几乎没有承担什么责任，在去年发生的上海市陈良宇社保基金一案曾轰动一时，不仅仅因为其挪用数额巨大，主要是案件的背后给我们以启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这些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可以安享晚年。

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村社会问题，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矛盾难以协调，再加上农民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问题造成负担沉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缓慢。因此，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以免变成一纸空文。使农民收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科教兴农。针对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的新机制，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民转变落后观念，落实科教兴农战略。积极促进农民就业创业。中国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当前外出农民工回流使农村就业压力增大。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应着重把握农民就业，最大限度拓展就业增收空间。可以从扩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农民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等公共事业建设多渠道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又拓展就业空间。同时，拓展农村二、三产业就业渠道，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活跃农村经济。此外，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予以支持。

[责任编辑 王建国]

第二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

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

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第三篇：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

D08590232邬晓锋08金融（2）班

摘要：通过借鉴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对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进行研究。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的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的发展有许多的帮助，了解其运作模式并加以运用。在比较国外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孟加拉国农村小额信贷扶贫

一、国外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模式

1、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孟加拉国是小额信贷的诞生地。目前，孟加拉国小额信贷已经发展为一个包括两个专业性机构：乡村银行(GB)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DB)；一个批发性机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三个兼营性非政府组织(NGO)：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B)、社会进步协会(ASA)和普罗西卡(Pmshika)；两个基金项目：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一个托拉斯组织——孟加拉乡村托拉斯等五大板块、九大部分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GB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GB的特点是专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存、贷款、保险等综合服务。获得GB贷款的借贷人从得到贷款后的下周起，每周分期还贷一次，贷款期一般为一年，每周还款率为总贷款本息的2％。GB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借贷人需参加由不含直系亲属的5人组成的互助互保贷款小组，再由6～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主任任期1年，不能连任。为了建立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帮助和监督，发挥联保作用，形成组内制约机制，要求借贷人和GB各拿出少量资金，共同建立救济基金，用于紧急情况时帮助借款人；同时双方还再拿少量资金，为借款人办理医疗保险。中心主任每周(或每旬、每半月或每月)召集中心会议，检查贷款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等手续，并交流经验。GB目前基本能自我实现持续发展，贷款回收率高达98％。BRDB是孟加拉国政府的专门性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是开展政府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进行的各种项目，通过为合作社和农村民间小组网络提供金融和技术支

持，推动扶贫和农村发展。PKSF由孟加拉国政府于1990年建立，目的是：(1)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非政府、半政府和政府机构、自愿机构和团体、地方政府机构提供金融支持。(2)协助加强上述组织的机构建设，以利于改进营运水平。实现为农村穷人提供资源，帮助穷人就业，改善穷人生活的目标。因此，被称为批发式小额信贷机构。Proshika建于1976年，其项目有贷款支持渔业、畜牧业、养蚕业、灌溉、卫生、营养、饮用压水井、生态农业、社会林业、建房等多种，现有客户290万户。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主要是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目前已向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9个小额贷款项目，提供员工培训、现场技术支援、软件服务以及资金帮助。这些项目共向140万贫困户提供了总额超过5.422亿美元的小额信贷，仅在亚洲，孟加拉乡村托拉斯就向其小额信贷合作伙伴提供了1000多万美元。这些资金通过贷款一还贷一再贷出的方式进行循环流通，从而使这些NGO的小额信贷总额达4.034亿美元。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于1991年开始推广GB模式，并在菲律宾和印度开展了两个项目。如今，其在亚洲的会员数已由1994年的9258个增加到2008年的167.78万个。70％的实施项目还贷率超过95％。

2、农村小额信贷的多种实践模式

小额信贷在迅速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有效扶贫方式的同时，也适应各国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典型的成功模式有：(1)NGO模式。(2)正规金融机构模式。(3)正规金融机构+农户互助组织模式。(4)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

孟加拉政府的BRDB和PKSF是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的典型。BRDB和PKSF是孟加拉政府为集中管理国内外捐助机构和政府的扶贫资金，推动小额信贷持续发展而建立的。BRDB的职能在于开展政府与国内外的发展机构合作，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合作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并通过现场调查、审计和会计报表对合作机构实行监督，帮助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模式的推广，推动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也大幅度减少了小额信贷资金运作的设计成本。

3、经验借鉴

1）、以穷人为对象，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小额信贷首先是

信贷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般是穷人。盂加拉国的小额信贷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尤其强调以贫困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由于贷款对象是穷人，而且一般是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因此，自然无担保能力，所以，贷款只能是免担保的，并且为了提高贷款偿还率，就必须围绕小额信贷开展吸收存款、办理保险、选择发展项目、进行教育与技术咨询等综合业务，以提高贷款对象的还贷意识和能力。

2）、以自愿为原则，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和相应的运行机制。盂加拉GB是非政府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愿参加、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责任连带、高效运行的特点。大部分国家的小额信贷都严格按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即使变更，但其基本特点一致。

3）、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尽管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都有政府支持，但以NGO为主体，以金融市场规则为基础独立运行是其基本特征和当前主流。

4）、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主动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盂加拉国不仅政府对GB的发展在态度和政策上是宽容和支持的，而且GB也始终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5）、指导穷人投资，鼓励穷人储蓄，帮助穷人理财，提高穷人素质。缺少资金和收入只是贫困的表现，而非原因。贫困更多的是因为素质低下，在有少数收入时不善投资和管理。对于没有储蓄观念的穷人来说，在提供信贷支持时帮助其寻找投资项目，在项目实施获得收入后，要求他们定期、少量储蓄，不仅是小额信贷机构扩大资金来源的手段，更是帮助穷人了解储蓄和资本积累方式的一种手段，从而树立理财观念。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

1、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与问题 1994年小额信贷机构被引进中国，在当时，只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NGO针对我国政1986年开始的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因其成效显著，1996年受到政府重视，进入以政府扶贫为导向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我国小额信贷开始进入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导向的发展阶段。目前基本形成了外国援

助机构有期限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用扶贫贴息贷款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专业性NGO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要求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实施的小额信贷；慈善性或非盈利性的试验性的小额信贷项目等五种模式。扶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要求中国政府对信贷扶贫方式进行变革和完善。在推动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中国扶贫工作的观念和手段。发展小额信贷机构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使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增强贫困人口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小额信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1998年6月以前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政府的扶贫办或扶贫社负责代理，1998年6月后全部转归农行，但仍由扶贫办或扶贫社代理。1998年底代理制停止，扶贫办(社)只是围绕小额信贷活动提供服务。1999年4月农行正式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贷款管理办法)。1999年7月和2001年1月、12月央行分别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政府小额信贷到1998年就涉及全国22个省，605个县。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没有专门的扶贫功能，基本做法是将辖区的农户划分为不同等级，再根据其决定贷款额度(1000～20000元)，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整贷整还”的政策，一般以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为对象，低收入农户只能获得小规模贷款，而且贷款只能用于生产，不能用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小额信贷的改良。2002年全国有30710个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占92.6％，辖区内25％的农户获得了贷款支持，当年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967亿，年底余额754．7亿元，发放农户联保贷款475.1亿元，年底余额253.3亿元。成为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2、我国小额信贷的问题

1）、所有小额信贷几乎都直接模仿了孟加拉的GB模式，在贫困地区面对贫困农户，一些项目强调了以妇女为对象来实施，但未能有效地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一些联保和贷款小组的制度留于形式，在整体上也未形成孟加拉式的小额信贷体系化，而且几乎所有小额信贷计划都是以具有期限性的项目为基础，依赖财政或国内外的援助进行贴息而设计的，没有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一旦离开财政或国

际援助项目的支持就难以维持，缺乏持续发展能力。虽然，近年来开始注意小额信贷项目的持续发展问题，但还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实现金融持续。

2）、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一直被作为一种扶贫方式，而非特殊的金融形式看待，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由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直接实施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具有正规制度保障和合理规章与政策环境的优势，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3）、与国际上普遍通过适当提高利率，来排除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的做法不同，我国政府一般规定其利率不得高于法定利率。实践中，其实际利率差别很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大多是贴息或无息的小额贷款，而其逾期90天的拖欠率高达50％～70％。NGO等小额信贷利率高于央行规定利率，但低于农村高利贷，而其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0％ 以上。因此，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在理论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金融属性的小额信贷。

4）、政府和农业银行共管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存在政策属性和商业经营的体制性矛盾，责、权、利关系模糊，经营成本高，贷款回收率低。农村信用社和农行以自身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小额信贷，虽然还贷率较好，但管理和经营水平以及资产质量不高，小额信贷被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以各种名义挪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5）、小额信贷机构服务规模小。一是贷款余额规模非常小。二是覆盖范围小。

三、总结

1）、要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形式。我们应该参照他国经验，统一规范，调整小额信贷机构的认定标准和方式，在提高项目型小额信贷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逐步将其转化为机构型小额信贷。

2）、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加强交流、合作与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水平。

3）、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区分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的功能，将小额信贷从单一的扶贫中解放出来，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取消政府的小额信贷贴息政策。

4）、制定相关法律，运用法律形式保证它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构造良好的小额信贷体系。

5）、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引导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实行商业经营，实现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经营的分工与协调。

6）、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为其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创造条件，发挥扶贫政策的诱导性功能。

参考文献：

[1]熊德平《农村经济与金融理论及政策研究》 2004.12版

[2]詹原瑞、丁云娜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研究》 2007.5

[3]《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年06期

[4]吴宝国 《扶贫模式— —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四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第五篇：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问题研究范文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模式、趋势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利用自身内部资源引导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其主导模式是农村的工业化和依附于工业化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最大特征，是它未能融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成功最终将可能取决于经济结构转换条件下农民的市民化。

关键词：农村社会转型，模式，特征，趋势

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模式分析

农村社会转型可以认为是一个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经验看，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进步的农村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发生分化，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内涵是由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小农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松动了对农村生产要素的禁锢政策，启动了中国农村资源和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阀门，各地农民开创了利用农村内部各类资源的农村社会转型模式，导致了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同程度的裂变和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利用内部资源实现社会转型大致有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南沿海一带以土地的出租和出让等方式招商引资在农村兴办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原有僵化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嵌入”新型产业——农村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对原有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造，促成原有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进而拉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尽管学术界以投入农村乡镇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把东南沿海农村乡镇企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江浙一带以当地农民集资为主发展起来的所谓“内源型”的农村工业化；二是以引入外资为主发展起来的珠三角一带的所谓“外缘型”的农村工业化。但是，因为兴办工业企业，首先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无论具有什么来源的资金都注入到了不能流动的集体土地上，因此这两种类型都可归结为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型的社会转型模式。实际上，这一类型带动农村转型的地区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分化解体的同时，与现代工业社会整合，生成融人于原大、中城市的新型社区，较彻底地完成了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一些已经发生了农村传统社会分化解体的地区，由于未能与现代城市、工业进行整合，出现了农村工业化衰退，而农业又退不回去的尴尬局面。

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型。这种类型主要体现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有约2亿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其中绝大部分比例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使当地农村人口对土地形成的压力得到缓解，打工收入汇人家乡，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促成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的封闭性也不同程度地被打破，带动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

第三，农村人文历史、生态资源利用型。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尤其是地理条件缺乏优势的地区，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具有一定发展资金积累的情况下，针对当地缺乏产生农村工业的基础，原有的农业产业也不存在能推动农村转型的产业的状况，在“出去见过世面”的“能人”的发动下，农村内部产生了利用当地人文历史遗产或生态资源、旅游资源为内容的新兴产业，采取生态村，旅游村，“农家乐”等形式，寻求这类农村进入现代社会的支撑产业，进而促成这些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化。

第四，农业产业利用型。这种类型大多出现在农业资源具有一定优势，或是土地资源相对宽松，或是当地具有某种特色农产品的地区，通过“龙头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农业技术，把农户组织起来，开发特色农产品，走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这一类型的实质是以开发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依托，转换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用农业产前、产后产业联结当地具有特色的产中产业，搞食品工业一体化，通过公司+农产以及公司+基地+标准等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来带动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农村社会转型是以农村内部各种资源的利用为特征的。如果以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为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转型的主要模式是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和由此带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型，其实质内容是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化。

二、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特征分析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并未融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

上文已指出土地资源利用型的农村工业化型和依附于它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型，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但是，它们并未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各自为政的局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并无根本改变，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并没有形成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整合为一体的良性循环。农民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一是用其掌握的土地资源，二是用其劳动力资源。

一方面，农村的土地难于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资源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国家征用集体土地的形式。通过国家征用农村的集体土地，农民的土地来参与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循环并非良性的，原因在于，在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农民土地级差收益的严重流失，而且农民也丧失了自己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造成了农民群体“上访”事件的增加，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最不稳定的“隐患”。二是以农村集体土地参与的工业化，虽然基本上保住了农村集体土地的级差收益，但是，由于它是属于农村的工业化，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和浪费资源的特征，即使在已经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城市非城市，农村非农村”的“准城市”，农村集体用于经办企业的用地，也属于村集体所有，也是各家各户的承包地的出租，只不过各户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利益均被村集体分配的股金所代替而已。这些土地的规划并未纳入国家计划，这些“准城市”的建设并未纳入当地

城市的建设规划中，事实上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杂乱无章的状态。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整合性较弱。在发达国家，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过程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村劳动力资源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吸收是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在英国的农村社会转型中，著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结果，是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农民身份转变城市工人。中国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禁锢政策已经基本上废除，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处在改革的摸索阶段，根本无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城市工业化的主导下，参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在农民摆脱贫困的愿望的推动下，在农民千方百计地试图把其掌握的已经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资源——土地转化成资本的情况下，我国农民自发创造了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成为农民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推动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导。而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大多数农民的就业形式便是“离乡不离土”，“进厂不离土”或“进厂不进城”，即使是千里之外的农民到东南沿海一带成为“农民工”，其身份也大多是处于农民—工人—农民的不断转换中，彻底转变农民身份，融人城市、工业的生活、生产圈的比例不大，农民市民化的比例很低。

(二)出现了抵制农村城市化的倾向

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的农村，尤其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农村。出现了农民不愿转为城市户口，不愿转成居民，甚至有的已经被征地转为居民的，也要求重新转为农民，回到农村争夺土地收益的现象。

产生以上现象的表层原因是，在国家与农村集体土地利益的“争夺”中，发达地区的村集体为了把法律赋予的、具有永久性质的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所带来的收益留住，创造了以集体土地出租，或者在集体土地上盖厂房出租等方式，吸引外部资金建立乡镇企业，使集体土地升值，并保留在村集体的土地利用方式。每年一个农民从村集体得到的级差地租——“分红”大大高于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利用集体土地进行农村工业企业开发带来的数量不菲的土地级差收益，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土地政策的矛盾和不完善：法律既给予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力，又给予村级组织把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权力；还不加区别地规定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秉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宪法》赋予国家征收土地的权利。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中也强调了政府征用集体土地的权力，这就为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中又规定：“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这就为村级组织兴办工业占用耕地也提供了法律依据。在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这又为农户长期据有以其土地出租兴办的企业的收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不加区别地把经营农业种植业的农民和已经出租土地，不干农活，从集体“分红”就能得到不菲收益的“准农民”混为一谈，都赋予法律保障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也是违反公平原则的。如果不做制度上的变革，在那些能产生高昂的土地级差收益的农村，伴随着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和固化，就会产生农民抵制转为市民的逆城市化现象。

作者:王冰 来源:《经济学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