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和减贫对策分析

第一篇：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和减贫对策分析

经济管理学院

发展经济学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与减贫对策分析

学号： 200903010127 姓名： 任少鹏

班级：农林经济管理091班

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与减贫对策分析

贫困，一个深深困扰全人类发展的毒瘤和顽症，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包袱，也是在21世纪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挑战。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是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要在这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最需急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近30年来有了巨大发展，但在农村地区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主要对我国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造成贫困的原因和我国减贫对策进行分析，希望自己对中国农村贫困能有更确切的了解。

一、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原因

1978年至1985年，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在7年内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1985年这1993年，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由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1993年的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562.5万人；1994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减少714.3万人；截至2010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减少到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1.6%。但是随着反贫困的深入，反贫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贫困者每年脱贫的数量与比例都在下降。

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

（一）自然原因

贫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生态问题，贫困的发生与贫困程度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所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几乎都处于生态环境恶劣的山区高原地区。其中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60%。这些地区农业的生产条件极差，水资源短缺、土地贫瘠、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反过来又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就形成了贫困——环境恶化——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

（二）制度政策原因

1、农村教育、医疗落后

教育与医疗是人们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但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教育与医疗水平十分低下。教师资源极度短缺，教育投资力度小，导致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下、无技术特长，形不成人力资源群。“普九”欠债一直困扰着基层政府和

学校，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公用经费的严重不足，部分农村学校运转困难；教师编制没有满足实际需求，有些小学出现教师断层现象；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继续教育没有保障，在职教师的培训非常少；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相对落后；农村贫困地区的教师待遇很差，但教师的职业压力非常大等等。公共医疗体系不健全、基本医疗福利缺失，造成农民处于“有医无钱”的状态。身体健康得不得保护的情况下，农民创收和摆脱贫困只能是一句空话。

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保障机制除了社会救济普遍实施之外，其他的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严重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者生产经营活动日趋频繁，他们的生老病死等风险明显增加，一旦发生风险，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的农民个人及其家庭很难抵御，农民贫困和返贫现象极易发生。尽管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基本形成体系，但由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投入不足，农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一直是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承担，这一缺泛财政政策安排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事实上仍未跳出“农村福利农村办”的模式。社会保障资金落实难、政策覆盖范围小、救助标准低等，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名无实是再所难免的。显然，财政投入的不足是导致政策落实滞后的关键性因素。这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地区差异和缺泛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撑而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运行效果差异，是直接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严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

（三）贫困文化

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贫困文化指的是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形式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这种“亚文化”会对周围人群，特别是后代产生巨大影响。贫困文化的延续与当地教育的落后有密切联系。在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缺乏市场经济观念，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缺乏创新与改革的意识，依赖于组织和上级政府的救济与扶持，安于现状，创业精神不强，难以变革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

二、我国减贫对策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贫困人口教育文化水平低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制度的不合理等因素共同构成了贫困恶性循

环发展。要打破这一恶性贫困循环，就必须从多角度出发，选择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要求的综合减贫路径。笔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

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导致返贫的认识不足问题，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农村公共供给扶贫。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公共产品对农村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将农村公共产品分类，其中可持续发展类公共产品，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计划生育、基础教育等应由政府承担起主要供给人的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出发，政府要逐渐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即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效率损失。

（二）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制度

贫困的根源在于愚昧，所以教育是治国之本更是扶贫之本。贫困地区往往有很久的历史，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基础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发达地区及社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长期化的差距使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长期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长此以往就在经济和社会的差异中显现出来。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兴办中小学校，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免除学杂费，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向学生免费提供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以及统一购买校服、卧具。此外，还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规范收费行为，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教育乱收费，严禁挪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专项资金。当然这就需要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予以规范和监督。

（三）完善农村税收政策体系

近年来，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对反贫困起到了显著的效用。但是，从我国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很多地区的农业负担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主要是各种名目的乡镇统筹及其他各种收费不少，造成了农民总体负担没有根本性下降。对贫困乡镇来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直接减少了这些乡镇的财政收入，使这些乡镇立即陷入财政资金入不敷出状况。因为乡镇的学校教育开支、行政开支等很大程度上都靠农业税，而有些支出是必不可少的，如乡村学校的正常经费和教师工资、乡镇工作人员的一些正常开支等，实行了农业税减免，如果政府相应的配套措施不济是跟上，乡镇的收费就在所难免，农业税收优惠的反贫困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配套政策和措施是农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反贫困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在政府对贫困地区实行农业税收优惠政策时，最主要的便利措施就是加大政府的转移支

付力度，如果该措施跟不上，则乡镇的正常支出就难以维持，势必会产生新的收费项目，从而使其反贫困效果受到影响。

此外，政府往往还要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对贫困地区的投资与开发。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税收优惠政策要能够形成贫困地区比发达地区制度优惠性倾斜格局。这一条件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经营决策，只有形成贫困地区的制度优惠倾斜格局，才能够吸引投资者到贫困地区投资并使当地资本减少外流。要形成税收优惠政策向贫困地区制度优惠倾斜的格局，一方面政府要提供给贫困地区优惠政策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帮助贫困地区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只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形成综合优势，才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劳动者脱贫致富。

（四）适度采用移民手段

从贫困县、贫困乡镇、贫困村以及贫困农民较为集中的区域看，贫困程度一般随着其偏远程度的递增而增加。由于这些地区地势险要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地方政府往往无力对其进行大规模投资兴建，而通过移民来实现资源共享、脱贫致富的目的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移民改变了原来的自然条件的劣势、基础设施的落后，共享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较好的社会服务和文化信息条件，从而可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此外，移民也为移入地区带来了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社会总需求，这无疑对移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有益。

（五）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减少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在我国农村，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农民收入低，难以承受较高的保险费支出；二是国家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支出非常少，难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农民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传统的土地保障正变得越来越弱，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等等都要求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为此，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国家制度、资金来源和管理上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正常开展。鉴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以及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实际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应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不需要农民缴费，而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资，旨在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的必要措施。此外，政府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和农村社会优抚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综上所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还有不断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使广大农村居民能够普遍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同时也要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此外，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全国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来进一步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现象。这样我国才能缓解我们的贫困状况。

第二篇：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

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

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

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第三篇：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

D08590232邬晓锋08金融（2）班

摘要：通过借鉴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对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问题进行研究。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的农村小额贷款问题的发展有许多的帮助，了解其运作模式并加以运用。在比较国外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孟加拉国农村小额信贷扶贫

一、国外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模式

1、孟加拉国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孟加拉国是小额信贷的诞生地。目前，孟加拉国小额信贷已经发展为一个包括两个专业性机构：乡村银行(GB)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DB)；一个批发性机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PKSF)；三个兼营性非政府组织(NGO)：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B)、社会进步协会(ASA)和普罗西卡(Pmshika)；两个基金项目：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一个托拉斯组织——孟加拉乡村托拉斯等五大板块、九大部分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GB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GB的特点是专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存、贷款、保险等综合服务。获得GB贷款的借贷人从得到贷款后的下周起，每周分期还贷一次，贷款期一般为一年，每周还款率为总贷款本息的2％。GB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借贷人需参加由不含直系亲属的5人组成的互助互保贷款小组，再由6～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主任任期1年，不能连任。为了建立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帮助和监督，发挥联保作用，形成组内制约机制，要求借贷人和GB各拿出少量资金，共同建立救济基金，用于紧急情况时帮助借款人；同时双方还再拿少量资金，为借款人办理医疗保险。中心主任每周(或每旬、每半月或每月)召集中心会议，检查贷款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等手续，并交流经验。GB目前基本能自我实现持续发展，贷款回收率高达98％。BRDB是孟加拉国政府的专门性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是开展政府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进行的各种项目，通过为合作社和农村民间小组网络提供金融和技术支

持，推动扶贫和农村发展。PKSF由孟加拉国政府于1990年建立，目的是：(1)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非政府、半政府和政府机构、自愿机构和团体、地方政府机构提供金融支持。(2)协助加强上述组织的机构建设，以利于改进营运水平。实现为农村穷人提供资源，帮助穷人就业，改善穷人生活的目标。因此，被称为批发式小额信贷机构。Proshika建于1976年，其项目有贷款支持渔业、畜牧业、养蚕业、灌溉、卫生、营养、饮用压水井、生态农业、社会林业、建房等多种，现有客户290万户。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主要是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目前已向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9个小额贷款项目，提供员工培训、现场技术支援、软件服务以及资金帮助。这些项目共向140万贫困户提供了总额超过5.422亿美元的小额信贷，仅在亚洲，孟加拉乡村托拉斯就向其小额信贷合作伙伴提供了1000多万美元。这些资金通过贷款一还贷一再贷出的方式进行循环流通，从而使这些NGO的小额信贷总额达4.034亿美元。孟加拉乡村托拉斯于1991年开始推广GB模式，并在菲律宾和印度开展了两个项目。如今，其在亚洲的会员数已由1994年的9258个增加到2008年的167.78万个。70％的实施项目还贷率超过95％。

2、农村小额信贷的多种实践模式

小额信贷在迅速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有效扶贫方式的同时，也适应各国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典型的成功模式有：(1)NGO模式。(2)正规金融机构模式。(3)正规金融机构+农户互助组织模式。(4)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

孟加拉政府的BRDB和PKSF是国家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的典型。BRDB和PKSF是孟加拉政府为集中管理国内外捐助机构和政府的扶贫资金，推动小额信贷持续发展而建立的。BRDB的职能在于开展政府与国内外的发展机构合作，PKSF仅对符合其标准的合作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免于担保的小额信贷批发业务，并通过现场调查、审计和会计报表对合作机构实行监督，帮助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促进了小额信贷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模式的推广，推动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也大幅度减少了小额信贷资金运作的设计成本。

3、经验借鉴

1）、以穷人为对象，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小额信贷首先是

信贷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般是穷人。盂加拉国的小额信贷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尤其强调以贫困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由于贷款对象是穷人，而且一般是贫困地区的极贫户，因此，自然无担保能力，所以，贷款只能是免担保的，并且为了提高贷款偿还率，就必须围绕小额信贷开展吸收存款、办理保险、选择发展项目、进行教育与技术咨询等综合业务，以提高贷款对象的还贷意识和能力。

2）、以自愿为原则，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和相应的运行机制。盂加拉GB是非政府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愿参加、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责任连带、高效运行的特点。大部分国家的小额信贷都严格按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即使变更，但其基本特点一致。

3）、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尽管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都有政府支持，但以NGO为主体，以金融市场规则为基础独立运行是其基本特征和当前主流。

4）、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主动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盂加拉国不仅政府对GB的发展在态度和政策上是宽容和支持的，而且GB也始终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5）、指导穷人投资，鼓励穷人储蓄，帮助穷人理财，提高穷人素质。缺少资金和收入只是贫困的表现，而非原因。贫困更多的是因为素质低下，在有少数收入时不善投资和管理。对于没有储蓄观念的穷人来说，在提供信贷支持时帮助其寻找投资项目，在项目实施获得收入后，要求他们定期、少量储蓄，不仅是小额信贷机构扩大资金来源的手段，更是帮助穷人了解储蓄和资本积累方式的一种手段，从而树立理财观念。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

1、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与问题 1994年小额信贷机构被引进中国，在当时，只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内NGO针对我国政1986年开始的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因其成效显著，1996年受到政府重视，进入以政府扶贫为导向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开始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我国小额信贷开始进入以正规金融机构为导向的发展阶段。目前基本形成了外国援

助机构有期限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用扶贫贴息贷款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专业性NGO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要求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实施的小额信贷；慈善性或非盈利性的试验性的小额信贷项目等五种模式。扶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要求中国政府对信贷扶贫方式进行变革和完善。在推动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中国扶贫工作的观念和手段。发展小额信贷机构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增加，使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增强贫困人口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小额信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1998年6月以前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政府的扶贫办或扶贫社负责代理，1998年6月后全部转归农行，但仍由扶贫办或扶贫社代理。1998年底代理制停止，扶贫办(社)只是围绕小额信贷活动提供服务。1999年4月农行正式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贷款管理办法)。1999年7月和2001年1月、12月央行分别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信用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办法)、<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政府小额信贷到1998年就涉及全国22个省，605个县。

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没有专门的扶贫功能，基本做法是将辖区的农户划分为不同等级，再根据其决定贷款额度(1000～20000元)，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整贷整还”的政策，一般以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户为对象，低收入农户只能获得小规模贷款，而且贷款只能用于生产，不能用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小额信贷的改良。2002年全国有30710个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占92.6％，辖区内25％的农户获得了贷款支持，当年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967亿，年底余额754．7亿元，发放农户联保贷款475.1亿元，年底余额253.3亿元。成为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2、我国小额信贷的问题

1）、所有小额信贷几乎都直接模仿了孟加拉的GB模式，在贫困地区面对贫困农户，一些项目强调了以妇女为对象来实施，但未能有效地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一些联保和贷款小组的制度留于形式，在整体上也未形成孟加拉式的小额信贷体系化，而且几乎所有小额信贷计划都是以具有期限性的项目为基础，依赖财政或国内外的援助进行贴息而设计的，没有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一旦离开财政或国

际援助项目的支持就难以维持，缺乏持续发展能力。虽然，近年来开始注意小额信贷项目的持续发展问题，但还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实现金融持续。

2）、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一直被作为一种扶贫方式，而非特殊的金融形式看待，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政府主导的，由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直接实施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具有正规制度保障和合理规章与政策环境的优势，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主体。

3）、与国际上普遍通过适当提高利率，来排除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的做法不同，我国政府一般规定其利率不得高于法定利率。实践中，其实际利率差别很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大多是贴息或无息的小额贷款，而其逾期90天的拖欠率高达50％～70％。NGO等小额信贷利率高于央行规定利率，但低于农村高利贷，而其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0％ 以上。因此，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小额信贷，在理论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金融属性的小额信贷。

4）、政府和农业银行共管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存在政策属性和商业经营的体制性矛盾，责、权、利关系模糊，经营成本高，贷款回收率低。农村信用社和农行以自身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小额信贷，虽然还贷率较好，但管理和经营水平以及资产质量不高，小额信贷被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以各种名义挪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5）、小额信贷机构服务规模小。一是贷款余额规模非常小。二是覆盖范围小。

三、总结

1）、要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形式。我们应该参照他国经验，统一规范，调整小额信贷机构的认定标准和方式，在提高项目型小额信贷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逐步将其转化为机构型小额信贷。

2）、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加强交流、合作与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水平。

3）、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区分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的功能，将小额信贷从单一的扶贫中解放出来，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取消政府的小额信贷贴息政策。

4）、制定相关法律，运用法律形式保证它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并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构造良好的小额信贷体系。

5）、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引导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实行商业经营，实现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经营的分工与协调。

6）、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为其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创造条件，发挥扶贫政策的诱导性功能。

参考文献：

[1]熊德平《农村经济与金融理论及政策研究》 2004.12版

[2]詹原瑞、丁云娜 《中国农村小额贷款研究》 2007.5

[3]《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年06期

[4]吴宝国 《扶贫模式— —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四篇：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研究对策

文章标题：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研究对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文件，均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大力培育小额贷款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加大

农村金融改革和扶持力度，有效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切实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充分性的要求。为此，2006年12月2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以下简称《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加大政策支持，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不仅是深化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一项创新之举，是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政策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也以“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为契机，正式启动了中国农村金融领域内的以金融机构多元化为中心内容的新一轮制度变迁。

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部门，在推进金融机构多元化的必要性认识上，已经没有分歧，但是，在对金融机构多元化初始状态及其路径选择的认识上，却存在较大差异。

一、农村金融组织机构多元化的表现及影响

其实，中国农村金融领域内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过程，是伴随着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而逐步演进的。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改革的初始动因，是1978年以来中国卓有成效的农村经济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产生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主体多元化要求，并由此演绎了一场以金融机构多样化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体系变革和制度变迁。因此，可以认为，组织机构多元化是农村金融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制度变迁是从两个领域同时逐步推进的：一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正规金融领域内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存量结构重组和增量改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诞生，政策性银行的成立，2005年5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的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等等，都属于一种增量改进。而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转型，则属于存量结构的重组，并部分地产生了增量结构调整效应。二是民间非正规金融领域自我发育和成长了一些创新型金融机构；如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组织的出现、农户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产生、农村社区发展基金的萌生和繁衍等，均是在正规金融不足约束下由需求催生的民间自我金融创新的产物。这两个领域的农村金融变革与创新过程的最终结果，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主要表现为：

（1）金融机构种类多元化；表现为九个并存，即国有金融机构与非国有金融机构并存、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并存、商业金融机构与政策金融机构和合作金融机构并存、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大型金融机构与小型金融机构并存、批发性金融机构与零售性金融机构并存、存款型金融机构与非存款型金融机构并存、自营性金融机构与代理型机构并存、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组织与临时性的金融组织并存。

（2）产权主体形式安排多元化；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私营股份制、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合作制等并存。

（3）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格局逐渐形成，金融服务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金融服务产品价格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风险定价。

金融机构多元化，也必将推动金融业务、市场结构、监管机制的变化：

（1）与组织机构多元化并存的是金融业务的多样化。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的存在，为提供多样化的业务、满足社会大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供了组织制度保障。

（2）组织机构多元化最终导致市场结构的改变。市场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社会融资结构和市场占有结构的改变，即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直接融资和银行间接融资的结构将改变；间接融资内大银行和小银行融资的比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

（3）组织机构多元化也要求监管手段和方式、监管机制的多元化。审慎监管与非审慎监管结合、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结合、监管机构的监管与行业自律结合，是机构多元化状态下监管机制的重要特征。

第五篇：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推荐]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伴随着农村留守儿童人数的增加，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也日渐凸显，不容忽视。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和未来社会的主人，这些留守儿童得不到良好的心理和文化的教育，实在令人堪忧，一方面可能造成国家人才的损失，另一方面有可能形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股潜在力量。文章从国家未来人口素质战略和长治久安的高度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分析其成因，并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留守儿童 现状 原因 对策 问题 农村

所谓留守儿童[1]，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从宏观上说，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与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紧密联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增多的问题，这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从微观来说，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局限，他们大多选择和孩子留在家里独自进城打工赚钱。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起始于2002年左右，相关专家在湖北、福建、河南、四川等地的调查揭示了留守儿童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以及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个性发展方面受到的影响[2-5]。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留守儿童中重要群体，其基础信息依然比较缺乏。段成荣和周福林的研究表明[6]，86。5%的留守儿童居住在农村，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基础信息的研究却极少。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分布、性别年龄结构等基础信息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受教育情况等最受关注的问题还不为我们所知。鉴于此，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7]，概括和分析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各项基本特征，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各方面的问题提供基本依据。同时，本文还将围绕目前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热点问题，重点阐述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家庭照料状况等。

一．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一）亲情缺失。据有关调查显示：约73%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3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沟通较少，很多处于幼儿阶段的儿童在父母务工回家时对父母投以陌生和惧怕的眼神，不愿让父母抱，更不愿开口叫父母；而处于学龄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甚至也只是在父母给生活费的时候才感受到父母的温暖，亲子情结淡化、沟通冷漠化，“世上只有奶奶好”是他们亲情缺失的真实写照。

（二）学习较差。一方面，打工父母对子女总体期待过低，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潜意识里认为，农村孩子学业有成的几率不高，对孩子的学习总体期望值较低，缺乏硬性约束，将孩子的学业定位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上，将孩子的前途定位在外出打工上。另一方面，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过少。加之他们还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田间农活，根本没有时间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体现状分析精力去关注孩子的学习。[8]

（三）性格缺陷。青少年正处于情感、性格变化的转折时期，长期与父母分离，极易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另外，通过调查发现，在留守儿童中，放纵溺爱型家长的比例比其他儿童中的比例要高得多。究其原囚，主要是监护人管不了，不敢管，不会管，外出父母则管不够，舍不得管，留守孩子几乎生活在无限制状态下，无形中助长了其自私子任性、霸道蛮横、逆反心理重、以自我为中心等极端性格。而且随着父母外出时间长短发生变化，一般显示为时间越长，性格变化越快，且年龄越小，变化越大。[9]

（四）行为偏差。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少年，其行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他律阶段，自律能力很弱。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儿童和监护人之间关系特殊，只要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存在行为偏差。调查中发现，许多留守孩子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校道德品行较差，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欺负同学等行为。[10]

（五）安全缺保。由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存在安全监管衔接上的缺失，加之留守儿童缺少家庭的关爱和有效监护及他们对危险缺乏识别和自救的能力，因此溺水、触电、被拐卖、食物中毒、女童被委托监护人性侵犯等事故就时有发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留守儿童产生了极大的威胁。[11]

（六）生活缺助。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有一位近80岁的农村老人，曾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带过7个留守儿童，大的读高中，小的三四岁。在生活方面老人本身就需要自己的儿女照顾，但是反过来还要帮带7个孩子，造成老人生活失扶、留守小孩生活失助的现象。父母外出务工给留守儿童增加了劳动负担，年龄稍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就不得不过早地参加家务劳动。遇有疾病时，由于老人缺乏医疗意识，不及时带小孩到医院就医或胡乱弄一些土药方给小孩喂服，小病拖成大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留守儿童对目前生活状况不满意，有58%的留守儿童认为自己生活的不快乐。

（七）心理问题。由于经济原因，民工回家次数很少，长期分离和缺乏联系使孩子在身心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父母的引导和关心，家长无法了解子女的心理变化。父母对子女的歉疚往往用物质弥补，子女的亲情缺失导致对家长的怨恨，与家长沟通障碍加深。同时，监护人通常重养轻教，重身体、轻心理，忽视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长期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的影响下，许多农村留守孩子因“情感饥饿”而产生了厌世自闭、情感冷漠、社会逆反、行为孤僻、不善与人交流、顽皮任性、冲动易怒、神经过敏等个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

二．留守儿童形成原因

留守儿童其实是“三农问题”的副产品，我们可以从解决“三农问题”找到留守儿童形成的根本原因一一农村打工者在城市较低的收人和经济地位。从个体层面讲，农村父母在城市中较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很多子女的留守状态。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存在，折射出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从制度层面讲，我国教育政策的设计与执行的矛盾对留守儿童起着很大的影响。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应视为只是农民工自身和农村的问题，而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创造享受教育和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具体来说：

（一）义务教育的制度性障碍。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派生的其他相关制度是留守儿童出村入城就学难的制度性障碍。由于当前我国的户籍不仅仅是具有人口登记的基本功能，还在户籍上附加了许多权益和福利，如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致使农村儿童在城市中不能享有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权利进入同样的公办学校享受同样的义务教育，导致孩子无法随父母外出务工、被迫留守在家乡就学。近年来，我国逐步确立的“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保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前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体制与户籍制度直接挂钩，按户籍分配教育资源的拨付制度又直接导致了进城的农村流动儿童教育经费缺失和流入地政府负担加重、义务教育经费困难重重，农村儿童进城就学问题无法解决。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机能单一，资源严重不足。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三大主要环境，学校毫无疑问是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但学校主要是针对儿童的文化教育，对基本生活技能、言行举止、生理及性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化教育有其局限性和单一性。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具有先主性。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得不到父母在思想认识上的正确引导，所接触到的农村社会环境有些具有极其严重的封建迷信思想、不良的遗留文化或庸俗文化。这些儿童尚不具备是非辨别能力，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现象极易产生认识和价值取向上的偏离，并由此产生“读书无用”的思想。家庭结构的不健全及其功能的弱化致使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资源严重不足。

（三）教育管理方式简化，忽视对留守儿童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乡村学校的课程设置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不相适应，只注重应试教育，方式简单化，很多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生理、心理课程，更不用说配备专业教师，没有注意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忽略了留守儿童的生存、安全、道德、生理、心理以及法制教育等问题。教育管理理念也还只是停留在应试教育上，受升学率的影响，教师大都偏爱学习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有的老师把成绩不太好的留守儿童看成包袱。谈起留守儿童时，几乎每个老师都能够罗列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很多教师认为大多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没有“家教”，不讲卫生，缺乏礼貌，对他们存在诸多偏见。许多留守中小学生无奈地倾诉：“老师就连排座位时都把我们排在最后面。”同时，乡村小学老师普遍教务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关注留守儿童的特殊性，进行有效地管理教育。

（四）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功能弱化。农村留守儿童很难在短时间内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部分基层干部全力以赴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以农民收成和收益求衡量绩效，关注的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及其所带回的经济收入，并把此视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对相伴产生的留守儿童监管和教育问题却缺乏认识。只考虑为农民抓票子，没去考虑为农民带孩子，更没有采取实际可操作的管理措施，有效的政策性文件更难以出台，基层政府对农村留守儿童管理功能弱化。

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村留守儿童同其他孩子一样，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若干年后他们将是农村社会的“主力军”。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家庭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三农问题，而是一个急需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是新农村建设必然要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极其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好，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理解，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重要举措来抓，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来根本解决。学校家庭要倾情参与，政府、社会各方面要齐抓共管，紧密协作，共同努力，从法律上、制度上整体地把留守子女问题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总目标中加以解决，才能够标本兼治，彻底解决留守子女教育的问题。

三．留守儿童的对策分析

要真正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既需要我们理性对待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更需要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立体式教育网，共同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一）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庭对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设良好的环境。[12] 首先，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一种无法代替的教育资源，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家长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尽量维持家庭功能的完备，并做到家长双方尽量不要同时外出务工，即使双方外出，也应该增加回家的频率，或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经常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让子女感受到父母的关怀和家庭的温暖。

其次，父母要改变教育观念，尤其应改变“读书无用论”的错误思想，应该明白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若子女未能通过上学丰富自己的知识，成年后将很难适应社会的要求。同时还要有对子女进行全方位教育的意识，注重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

最后，要强化监护人的角色意识。临时监护人要真正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履行其义务，努力为其营造近似完整的家庭氛围和教育环境，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娇宠溺爱，做到爱与严相结合，从而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二）优化学校育人环境。在家庭功能不健全的情况下，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所，因此学校要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与帮助。

首先，加强与家长或监护人的联系。学校要记录学生父母外出打工的地址及联系电话、家庭成员情况和学生临时监护人姓名及联系方法等。班主任主动电话联系留守学生父母，让家长尽量了解学生在校情况。

其次，建立留守儿童的教育档案。学校要及时了解班级里学生的家庭情况变化，尤其应该明确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所在，针对他们所缺少的家庭教育“对症下药”，比如:对行为不端的留守儿童严加管束，对缺少家庭温暖的留守儿童多加关爱，对学习成绩差的留守儿童加强辅导。

再次，重视教育的理论创新。在为所有儿童提供良好的知识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尤其是对生活在特殊状态下的留守儿童，更要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向他们解释生活的道理，让他们学会体谅父母，增强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学校还应提供适合儿童的图书、报纸杂志等读物，并且增加儿童的娱乐设施，增添儿童精神上的慰藉及生活上的乐趣。

又次，注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将心理咨询室引进农村中小学，配备心理教育教师，开设针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课程，共同对儿童的显性和隐性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为留守儿童排忧解难，引导他们走过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帮助他们健康、和谐发展。

最后，在农村家庭功能不健全、家长教育素养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学校要主动承担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要对家长和监护人进行教育和培训，让他们掌握科学的教养方法，提高监护能力，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三）加强社会的综合调控能力。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仅靠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难以解决，需要各级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统一认识，积极配合，协同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公平的义务教育政策。要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给予农民工及其子弟以切实的市民待遇，适当鼓励、帮助民工将其子弟带到城市上学和生活，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13]

其次，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积极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农村中小学是留守儿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但由于国家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倾斜，使农村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因此，国家和政府应适当调整宏观政策，从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大力扶持农村中小学，切实落实支农政策，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再次，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乡土环境。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手段就在于在提供物质性公共品共给的同时，也提供非物质性公共品供给，共建一种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生活质量却相对较高的乡土环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与否，是农村能否长期稳定，城乡能否良性互动，中国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农村“留守儿童”现象能否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的关键。

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化的未成年人教育和监护体系。孩子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学校，因而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加强和完善农村社区教育功能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当前基层党政机关有大量富余人员，中小学校有大量退休人员，他们完全能胜任中小学生的监护和教育工作。可考虑由基层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相关群众性组织，共同构建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化教育和监护体系。

总之，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三农”问题的衍生物，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化进程而产生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存在是短期内不能解决的问题。营造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对于家庭、学校和全社会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各有关方面应相互协力，面向留守儿童构筑起更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制，共同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夏巨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及对策分析[J],时代经贸,2007(6),235, [2] 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教育科学,2002;4;[3] 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上海教育,2002;9;[4] 王艳波,吴新林,农村“留守孩”现象个案调查报告,青年探索,2003l4;[5] 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6] 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5;1 [7]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3 [8] 叶敬忠, [美]詹姆斯,莫瑞主编.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93.[9] 大家都来关心留守儿童[EB/OL].中安网.[10] 高梅书.民工潮背景下的农村青少年社会化问题[J].青少年导刊,2007,(10):25 [11] 李朝英.关于“留守儿童”的十个问题[J].中国家庭教育,2005,(1):30.[12] 刘金红.从课程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对策[D].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2006 [13] 付廷康.谁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J].乡镇论坛,2006(15):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