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思考分析

第一篇：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思考分析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若干思考分析

——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为例

摘 要：基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显著提高和农村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试点，从而推动农村的减贫进程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通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动因、目标、实行绩效等的总结性研究，探寻其与农村扶贫或减贫两对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关联处与关联方式。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减贫效应 政策评估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通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动因、目标、绩效等的总结性研究，探寻其与农村扶贫或减贫两对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关联处与关联方式。这一问题意识的形成主要基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以及农村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在21世纪初以来的显著性变化。

在中国，政策作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速度起到至关重要的最为关键的影响变量，其对农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群体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增产及增收是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针对相对贫困日益突出的新情况，政府部门通过政策调整进行了回应。2008年，国家作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和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决定，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在深层意义上，这项政策调整实质上意味着贫困政策关注点的显著变化，即从关注区域到关注群体，并对生存性贫困人口与发展性贫困人口实行不同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对这两类群体分别提出“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对没有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丧失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会救助”的差异性政策。从政策演变的角度看，这项政策变动是有战略调整意味的，即“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对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提供扶持和帮助。扶贫工作实际上形成了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两轮驱动的新格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及劳动力乡城流动,农村传统养老保障功能明显弱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乡村人口比例达到50.32%,2016—204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急剧加速的时期,农村地区人口总抚养和老年抚养比将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晚年基本生活将受到严重威胁。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决定成立以张德江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新农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的试点。《指导意见》中提到，“新农保是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那么，现行的新农保政策究竟有没有减贫效应？若有，体现在何处？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中国扶贫领导小组和世界银行90年代进行的“中国贫困研究”项目，主要考察项目，主要考察贫困变化的趋势和扶贫计划的效果。这一项目是上述两面机构90年代初一个很有影响的贫困研究计划的继续(世界银行，1992)。这个新报告发布的同时，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它的减贫计划，而且刚刚宣布将在中国最贫困的西部地区性实施大开发战略。主报告的政策建议强调了加大内陆省份特别是高原和山区扶贫力度的必要性。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原和山区，诸铄利因素(偏远的地理位置、恶劣的环境和薄弱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使那里的减贫工作非常困难。内陆省份的反贫困应置于优先地位，这是政府实现扶贫总体目标，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这篇补充报告肯定了地区性措施的必要性，同时更强调减贫中应予以考虑的其他问题。它突出了扶贫目标区域以外贫困人口的问题。他们中既有农村人口，也有城镇人口。本报告还强调了贫困的多元性，集中讨论了人类贫困问题(例如卫生和教育状况、性别差别和民族差别等问题)。人类贫困在当前的扶贫观念和政策中缺乏应有的地位，在以收入和消费为标准的贫困指标中也得不到反映。

国内学界基于农民的视角，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以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为界，分为2个阶段。2009年新农保实施前，学者对部分地区自行实施的“旧农保”进行了调研分析，研究成果聚焦在“农民参与意愿”和“农民满意度”2个方面。在知网以“农村养老保险”“参与意愿”“满意度”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发现9篇相关的实证文献。最早的相关研究始于2002年。2009年新农保实施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加，从知网搜索相关论文，发现2009年有147篇，2010年有318篇，2011年有196篇，典型的实证文献3年共有60余篇。2009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类似于调研报告，主要是介绍各地新农保实施的作法，从中观的层面，基于政策本身的视角，分析新农保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新农保政策的减贫效应问题进行研讨，从研究过程中发现新农保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例如：

（1）“新农保政策不会因为农民缴费而使其生活变得贫困，我们不应低估农民的缴费能力。”近日，由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针对“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做出的专项研究中，通过构建倍差法计量模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43个县域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增收、减贫效应。该研究指出，从理论上分析，对处于缴费阶段（16—59岁）的农民来说，新农保不具有减贫效应，或者可能存在负的减贫效应；而对于领取阶段（60岁以上）的农民来说，新农保具有正的减贫效应。但通过基于样本数据所建的计量模型分析显示，新农保增收效果大于预期。此外，调研发现，新农保政策不会因为农民缴费而致使其生活变得贫困，即对于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民来说，新农保不会产生负的减贫效应。课题组认为，这不仅与农民的缴费能力有关，也与国家制定政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缴费困难群体，规定“对于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由地方政府为其代缴全部或部分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有一定关系。但课题组同时指出，由于样本选取地——广西的新农保覆盖面还不大，其对广西整体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而课题组根据对湖北省团风县、宜都市和仙桃市的调研数据发现，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而言产生了一定的增收效应，但由于农村老年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偏低，其减贫效应还十分有限；对农户家庭而言，新农保的增收效应不明显。鉴于新农保目前的增收效应有限，课题组建议进一步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加强新农保对贫困人群的倾斜力度。首先，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水平。第二，应考虑经济增长、地方财政能力增强及物价水平上涨等原因，适时提高地方政府缴费补贴标准。第三，加大“长缴多补”的力度，鼓励长期缴费。第四，拓展投资领域，提高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的收益率。第五，尽快实现新农保由“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迈进，加大对缴费困难群体的倾斜力度。据悉，《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是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首批建设项目“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的重要研究成果，由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等部门和高校的众多专家与学者共同攻关完成。报告在开展大量而广泛的社会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王玉君肯定了报告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2)以河北省任丘市为调研区域的一个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据实地走访了解到，早在1991年，任丘市就启动了旧农保试点工作。2008年到2009年两年间，任丘依靠自身财力，成为河北省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8个试点县（市）之一，开展了新农保制度的探索。根据调研得知任丘市于2009年12月底出台了《任丘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原《任丘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同时废止、截至2010年6月底，全市实际缴费人数达到24万人，共收缴保险费1.35亿元，为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5620元，参保率达85.1%，参保缴费率达80.2%。此研究发现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调研主体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低，参保积极性不高。（2）调研主体了解新农保政策的渠道单一。（3）“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限制新农保政策的推广。（4）新农保政策试行办法表述不清晰。（5）基础养老金标准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偏低。（6）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实现异地转移接续。（7）基础养老金发放存在缺陷。（8）旧农保对农民的心理影响较大。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调研组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宣传新农保政策，使新农保这项重大惠农政策真正的深入人心，让农民感受到该政策将为其带来的实惠，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2、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加大补助力度，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国家应该不断增加财政支出，投入更多的资金到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来，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逐渐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当地政府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标准。

3、解决养老保险关系的异地转移接续问题。

4、建立好新农保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凡参加旧农保、年满60周岁且已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应该可以享受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未满60周岁且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应该可以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并入新农保个人账户，按照新农保政策继续参保。同时应做好新农保政策与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的衔接，新农保政策与享受农村计划甚于家庭奖励抚助政策、农村五保政策、社会优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策的衔接。

(3)《当代学者论著文库：中国社会保护政策减贫效应研究》的研究目标是说明社会保护政策减贫的机制及其在中国减贫政策框架中的地位，并分析和评价中国政府目前已有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减贫效果。具体目标包括：一是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效果及其局限，探讨扶贫工作的战略转向；二是分析我国社会保护政策影响减贫的机制；三是分析我国政府社会保护政策及其减贫效应；四是提出构建社会保护与开发式扶贫并行的减贫战略政策体系。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的消除贫困，社会保护政策在反贫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本书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及学者探讨在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新形势下，社会保护政策减贫的机制的重要性，系统评估现有社会保护政策的减贫效果，从而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战略性的社会保护政策，推进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提供参考。同时，分析总结中国社会保护政策的经验和不足，也可以为未来全球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障减贫效应的研究，理论分析居多，并且学者基本已经达成一致，用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保障应该是直接针对收入贫困的，理论上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实证研究非常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农合、城乡低保等方面，如齐良书实用全国微观面板数据，对新农合的减贫效果进行了评估；李实、杨穗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对2007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了城市低保户获得低保收入前后贫困指数的变化。由于新农保试点的时间还不长，目前尚未发现对新农保减贫效应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献。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分析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效应的研究中，实地论证对于单纯的理论分析更能详细有效地反映问题。从各地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1、当前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中仍会受到旧农保政策的影响

2、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不足，推广难。

3、政策自身尚未健全。

4、养老金水平低与发放不合理。

5、对农户家庭而言，新农保的增收效应不明显。正因为面对这些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所想的减贫效果。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传统农保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责任缺失，致使其沦为农民的自愿储蓄制度。新农保试点提出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据媒体报道，此次试点也将给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补贴标准。但是，对于个人缴费与集体补助的标准，政府、集体与个人在新农保筹资中的分担比例与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等方面，新农保试点模式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相对于传统农保制度，其结果可能导致新农保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保险“福利化”，以及出现类似于新农合试点过程中在部分地区违规套取中央财政补贴（“钓鱼”）的现象。

2、“新”、“老”制度的转换与并轨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当前全国部分地区单独开展的新农保试点和各部门出台的具有身份化的农保政策使农保制度体系陷入了“碎片化”割据。新农保试点应该妥善解决好“新”、“老”制度的转换与并轨问题，避免走城保制度的老路。

3、农保与城保制度之间的衔接机制需要建立。“乡—城”人口迁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为促进“乡—城”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农保制度应该充分考虑到参保对象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接续，通过建立衔接机制实现农保与城保制度之间无缝对接。

4、尽快实现并长期维持新农保的“人群全覆盖”。建议在推进的初期要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在新农保制度实现覆盖、新农保深入人心之后，适时将新农保改为强制参保。

5、按经济社会发展及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增强农民的参保信心，提高参保率。

6、高度注重信息化建设，为今后统筹层次的不断提高和各保障制度间的有效衔接打好基础。由于新农保制度目前属于试点阶段，无论是人员业务操作程序及要求还是信息化系统建设，也都处于摸索的过程中，系统软件和网络建设规划仍属于测试阶段，在系统结构、业务模块、数据接口、指标体系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农保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农民是以个体的形式参保，主要以村为单位来参保，而各村的经济情况差距较大，手工操作的情况较为普遍，所以对开展农保工作来讲，作好信息化管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如在新农保工作中出现了重复参合的问题。新农保工作在开展初期就应首先避免重复参保的情况发生，这一问题的避免则完全依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7、拓宽农村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目前各社保基金的运营中均面临缺乏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的问题, 按照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分担的基础上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后，应高度重视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否则将面临较大的长期资金支付压力。因此应把寻求适合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加以探讨，除参照其他保险实行优惠利率外，个人认为可与地方银行达成一定的理财协议，或优先购买国家发行的各项国债和具有保本功能的企业债券，也可积极探索基金市场化的投资管理模式，制定相应的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良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2、李实、杨穗：《中国城市低保政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5期。

3、齐杏发，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8（8）：47-51。

4、李海金，汤玉权，黄加成《惠农和社会保障政策：运行逻辑与减贫效应——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5、《中国的减贫政策内容提要》2004年“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专题。

6、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对广西和湖北的抽样调研》。

7、封铁英，熊建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基于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第二篇：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分析范文三篇

出口退税是一国政府为了本国增强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将出口商品中所含的间接税部分或者全部退还给出口商，使得出口商品以含部分或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实施的一项政策。实施出口退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允许的促进出口措施。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拟定的《补贴和反补贴守则》规定，只要不超过出口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所征收的间接税部分的退税不属于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的初衷是鼓励出口，客观上避免了国际双重征税，体现了国家税收主权独立，税收的公平与效率以及税收的国民待遇等原则。

一、出口退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税收主权独立原则

从税收的法理进行分析，间接税属于转嫁税，虽是对生产和流通企业征收，但实际上是由最终消费者负担。根据间接税的属地主义原则，各国消费者只负担本国的纳税义务。由于出口货物并未在国内消费，而在国外消费，因此应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所缴纳的间接税退还；同时，出口国将货物出口以后，根据领域权原则，进口国为保护本国的工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还要依照本国的税法规定对进口货物征收间接税。这样既不歧视为内销的生产，也不歧视为外销的生产，既不歧视国内贸易，也不歧视国际贸易，符合国家的税收主权独立原则。

(二)出口退税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不同国家的货物要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就必然要求在税收负担上享有同等待遇。但是，由于各国的税制不同而使货物的含税成本相差较大，而且进口国对进口货物根据属地原则征收流转税使得进口货物与内销货物承担相同比率的流转税，为了避免双重课税，就必须使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以说，只有对出口货物退、免税，才能使本国的出口货物具有竞争力。因此，按照以上逻辑应该存在出口退税与出口额的正相关关系，出口额又是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出口退税与GDP存在相关关系。

(三)出口退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从进出口的对应关系来讲，出口退税表面上使国家财政少收了出口货物的间接税，实际上由此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提高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创汇。出口创汇是为了支付进口用汇，进口用汇多了，就有可能多进口商品，进而增加进口关税的收入，上述一增一减，两者相抵后，国家财政收入并不一定会减少。因此，检验出口退税对税收收入和进口货物所征间接税的影响，可以推论得知出口退税对财政收入有正的影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二、出口退税税收效应的检验

目前，有很多学者指出，由于出口退税需要从国家财政中支付，减少财政收入，对GDP的影响只有短期效应，认为应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因此，检验出口退税是否对整个社会福利带来正的效应是判断该政策是否适当的标准，本文将出口退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称为税收效应。对此，本文通过对1991-2003年税收、进出口贸易和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出口退税与GDP、出口退税与流转税收入的关系。

我国自1985年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以来，出口退税政策多次发生重大变化。1988年明确“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1994年税制改革，颁布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重申了对出口商品实行整体税负为零政策；1995年将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0％、14％，从1996年开始实施；1996年下调为3％、6％、9％，自1997年开始实施；1998―1999年间，为鼓励出口，分别提高到5％、13％、15％、17％等四个档次，2003年又增加一个档次，将出口退税率档次增加到5个。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表现为退税率在1996年开始的下调，1998～1999年间的提高，以及2000年后期的下调。因此，1996年这一政策的转折时期可能会影响到回归方程的系数，对此，本文将出口退税对GDP的影响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5～1996年，第二个阶段为1997-2003年。

(一)出口退税对GDP的影响

笔者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的第二点推论，即出口退税与GDP存在相关关系构建模型一。

模型一：GDPt=a+b×INVt+c×DBt+εt

其中：INV为总投资，本文采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替代；DB为出口退税额。样本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4年)。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将样本划分为1991-1996年、1997-2003年两个阶段。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一设置的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退税)对GDP回归程度高，两者均达到95％以上。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T值的概率均小于5％)，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1.86亿元(1991-1996年)和1.34亿元(1997-2003年)的GDP；出口退税税收效应在1991―1996年显著为正，表现为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亿元的出口退税，会增加26.74亿的GDP，说明出口退税对GDP的贡献明显；而在1997-2003年，出口退税税收效应的系数不显著。

(二)出口退税与流转税收入的关系

笔者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的第三点推论，即出口退税和财政收入的相关关系构建模型二。

模型：TAXt=a+b×DBt+εt。

其中：TAX为财政收入中的流转税收入，本文采用财政收入中的增值税收入替代；DB为出口退税额，本文采用财政支出中有关出口退税的数据，包括出口退增值税和消费税。因为征收消费税的商品一定会被课征增值税，因此回归方程因变量和自变量所用数据存在的口径差异不影响回归结果的整体合理性。变量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4年)。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二设置的自变量(出口退税)对财政税收收入回归程度较高，达到81％。出口退税的税收效应显著为正，表现为每增加1亿元的退税，会增加3.86亿元的增值税税收收入，而且截距不显著。

三、税收效应检验结果的启示

(一)出口退税有利于扩大出口，拉动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出口退税对GDP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出口扩大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品产值的增加。出口退税虽然一方面需要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外汇储备充足，进口货物的增加带来财政税收收入的增加，一增一减，使得出口退税的税收效应为正效应，即出口退税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效应为正，验证了上文的理论分析。

(二)出口退税政策应当保持稳定性，避免政策波动造成的税收效应的减损

我国从1994年开始税收体制改革，出口退税政策从1995年至2004年经历了5次较大的变化，出口退税率波动较大，出口退税的财政支持不足导致退税欠款情况较为严重，使得出口退税政策刺激出口的作用下降。由模型一中1997―2003年的数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存在。

篇二

摘要：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种调节出口量的方法，已经被我国连续广泛的使用，因此对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变的非常重要并使其成为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梳理，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出口退税总量分析结构分析

出口退税是指一国政府或地区对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免征、退还其国内流转税(主要指商品生产、流转过程中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等)，确保其本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使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具有平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退税，即外贸企业所享受的一种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允许的政策工具,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出口退税调整对出口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经济、价格和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退税率的大小，通过影响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分析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一、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

国内外学者在进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时，基本都认同上调出口退税可以增加出口总量。但是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区别。林龙辉等（2010）利用图形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一个直观的比较静态分析,由于出口退税使企业出口利润增加,从而导致出口供给的增加,对于出口国而言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正的贸易效应，同时还得出出口退税政策对进口国同类产品具有负的产出效应。汤贡亮（2002）通过国民经济的相机抉择的发生机制，得出：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扩大海外净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GDP的增长，GDP的增长又会提高政府财政收入，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可对出口退税提供有力支持。李悦（2010）却指出虽然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和外贸出口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这种政策调整所取得的效果只是暂时的,在经济实践中,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以获得长期经济利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以往的文献均着力于对价格因素以及相应的价格竞争力和贸易盈利性的分析，陈平等（2003）引入有效汇率还被用来衡量一国汇率和商业政策（关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优惠、出口退税、复汇率等政策）对进出口盈利性的效应。在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框架下,出口退税是通过商业政策来影响出口盈利性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名义汇率和出口换汇成本不变情况下，起着与人民币贬值同样的出口鼓励效应。

近年来,国内外少数学者主要采用计量方法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所得到结论却存在不小的差异。Chen等(2006)考察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影响,认为出口退税可以增加本国出口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但是会减少国外竞争企业的产出与利润;并利用1985-2002年中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的出口总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伦俊等（2005）通过对出口、退税、经济增长的协积回归，得出退税增长1个单位,则出口增量约4.4个单位。万莹（2007）利用1985-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外贸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3。陈文锦（2010）截取1994―2008年的有关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出口退税额每增加1亿元，则出口额会增加17.957元；4294.801表示即使出口退税额为0的情况下，出口额为4294.801亿元。由此可得出结论，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额构成直接的影响。

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结构分析

不仅出口退税和外贸出口同方向变动，出口退税还有利于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出口退税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地区经济结构、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本文只对出口商品结构部门进行文献综述。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中，各出口商品在贸易总体中的地位、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樊琦（2009）从微观层面，利用消费者效用函数，生产者利润函数进行分析得出：如果产品间差异程度越小，退税政策效应就越明显。一般情况下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之间产品差异程度较小；随着产品加工程度加深、技术含量提高，竞争产品间差异程度增大，从而得出出口退税对于初级产品的促进作用应比高技术产品明显。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2001年1月至2008年8月不同技术程度行业，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际效应。对其微观分析进行了验证。谢丽芬等（2005）通过分析2004年新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得出了此次调整可以产生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效应，比如说贸易摩擦等。王帅（2010）通过构建模型的方法，选取纺织品和钢材进行分析，得出出口退税对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由于非价格因素的存在使得起作用非常有限。游国和（2010）选取机械及运输设备、服装、农产品三类有代表性样品为样本，分析1994-2004年这三类产品未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的关系。可未见退税率的差异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三、关于出口退税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出口企业应对出口退税的策略

柳晓秋（2010）从出口企业层面探讨应对出口退税的对策，文章指出为适应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企业必须加大改革步伐,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以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夏丽萍（2008）企业应调整销售区域，寻找新的目标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采取内外销结合的办法，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增加内销产品比重，同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避免出口退税调整和国外贸易壁垒的影响，不断拓宽发展空间。

（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完善

王晓雷（2008）提出经过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进行测算或进一步下调“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可以适当上调高基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比较优势明显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实行更显著的差别出口退税政策,既保证出口规模的增长,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吴卓（2010）提出实行出口产品“免税采购制”即每年年初该类出口企业根据上一出口实绩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本的出口免税额度。批准后该企业在内以及批准额度范围内可以自主办理免税购进货物。

（三）出口退税政策不宜作为调节出口的政策

有的学者则不赞成以出口退税对出口进行过多的干预。李石凯（2008）指出出口退税政策属于间接调控措施，它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不应该给出口退税政策过大的负担，也不应该对它的效果寄予过大的期望。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措施比调整出口退税率更加重要。比如贸易摩擦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在出口退税政策上做文章。徐奇渊（2009）提出：一是出口退税政策，属于国家干预，并且在事实上将其作为调节或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取向改变了出口退税作为中性政策而诞生的初衷，扭曲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闻媛(2008)从维护企业间竞争的公平和加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两方面保证出口彻底退税，这种中性的税收政策实际上也是反对国家把出口退税当成促进出口的政策工具。

四、评述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看出在对出口退税经济效应进行总量分析的各种文献中，有很多是利用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种做法，并不太严谨。准确的说不能表达出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对出口总额的变化，因为即使出口退税率不变，出口额由于别的原因比如国际需求变大等原因而增加出口退税率也会增加。对出口退税的结构效应分析方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能为该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具体实施提供新的思路，促进出口退税政策消除消极作用、发挥积极作用，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篇三

[摘要]出口退税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旨在鼓励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公平竞争的税收措施。我国自1985年开始恢复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以来，至今已有30来年的发展历史，期间经历了多次的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并在改革和调整中不断发展完善。该制度在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系统分析了出口退税的作用机制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从出口贸易增长、出口贸易方式、出口商品结构及其短板效应等几个维度阐析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效应。

[关键词]出口退税；政策变革；贸易方式；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在一国政府应对国际贸易的大幅波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已成为各国一项贸易调控政策。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同，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结构等几个方面。

一、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分析

我国近年来从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此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对于出口退税额、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已做定量分析。为验证出口退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994—2019年各类贸易数据的基础上，对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相关性以及出口退税额与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一)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相关性分析。出口退税率经过多次调整，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率是从2018年11月1日起，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将出口退税率为15%，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①从整体上看，出口退税率全部上调。从出口贸易增长率看，在出口退税率上调后，2018年11月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26亿元，同比增长8.2%；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6.42亿元，同比增长7.1%；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7.23亿元，同比增长5.0%。②这说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影响出口贸易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为保持外贸稳定，政府采取分批上调出口退税率的措施来促进外贸出口的增长，保护我国的外贸出口。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外贸稳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外贸大省广东430.32亿元出口商品受益，增强了出口商的信心。（二）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关性分析。在我国出口退税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看，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发挥了正效应，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发展，我国的外贸出口额逐年增长。但是，如果单纯从出口退税率变动来分析该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能全面反映两者之间相关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有点片面，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国1994-2019年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趋势与出口退税总额的增长趋势大体保持一致，但二者增长速度又不尽相同。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额从1994年的45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10.4亿元，再到2019年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拉动全年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③1994-2000年期间出口退税额增长不足1倍，而2001-2019年期间增长了接近20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我国出口退税总额的增幅基本都高于同期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但是也有少数年份情况特殊。例如1996年出口退税额增长率为50.4%，高于出口贸易额增幅49.4个百分点。1997年出口退税额负增长，但同期出口贸易额增长了20.55%，两者幅度之差达到了68.19%。2004年实行新税制，出口退税额增长低于出口额增幅27.63%，2010年出口退税额增长低于出口额增幅17.51%，其它年份出口退税额增幅均高于出口增长的幅度。这表明出口退税虽然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但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因素。那么，出口退税影响出口贸易的程度如何呢?

根据樊艺璇(2018)从选取的1986年至2015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中可知，出口退税的增加会对出口产生政策激励作用，即出口退税额增长1%时，出口贸易总额会增长0.34%，两者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2]。

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分析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又包括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因此重点从这两种贸易方式的出口额进行分析。(一)出口退税政策与出口贸易方式的相关性分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会影响到我国贸易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或下降一般情况下伴随着以一般贸易方式进行出口的出口额的增长或下降，每一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进而影响到不同贸易方式出口额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是否进行国内采购受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很大。根据我国现行的对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不同税收政策，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原对料的采购渠道，进而对进料加工出口的生产企业的国内采购比率产生影响。从历年出口数据看，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来料加工出口贸易的影响大，对进料加工出口贸易影响较小。因此，当出口退税率发生变化时，局部上会出现贸易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情况。我们以2004年出现的“境外一日游”贸易现象为例来说明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贸易方式变化的影响。④2004年我国对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调整，将出口退税率从17%下调到13%，出口退税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原先采购零部件后再组装出口的企业的出口税收成本及出口企业的利润。组装出口企业为了消除退税率下降的影响，利用自身优势，将这部分税收成本转嫁给上游原料供应企业，要求上游供应商先将零部件报关出口。紧接着，组装出口企业就可以申请以免关税、增值税的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零部件，从而完成税收的转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7—2019年间，一般贸易的出口额持续保持着增长。在“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负面影响下，一般贸易出口额仍保持着正增长，2019年加工贸易出口负增长，和2018年调整出口退税率有关，来料加工出口额波动受出口退税率的影响比进料加工大。2004年出口退税率经历了重大调整，2004年我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率基本都保持了较为高速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3.8%和35.6%。而在加工贸易中，2004年进料加工贸易的增长率为38.4%，比来料加工贸易多将近13个百分点，2005年和2006年的增长率情况也基本一致，加工贸易进料加工的增长率比来料加工贸易的增长率高，可见出口退税政策对进料加工的方式影响作用明显。（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退税致策的不断调整，针对不同的商品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看，初级产品出口占比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16.3%下降至2019年的5.3%；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逐年上升，从1994年的83.7%上升至2019年的94.5%，提高了10.8%。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占比高达68.6%，远远高于1994的26.4%；201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占比为24.6%，比1994提高了19.4%。工业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具体激励政策的引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历次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及制度变革显示，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带有明显产业政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降低或减少出口退税额限制或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消耗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或增加出口退税额鼓励引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从我国出口退税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出口退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以及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出口退税政策的短板效应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够。

在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频繁、波动。出口退税政策的频繁变动，减弱了出口企业对出口的稳定预期。由于产品生产的周期性，企业对政策变更的行为反应因政策实施的时间长短而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出口退税政策过于频繁的调整，不利于出口经营环境的稳定，同时也会因其较低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影响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

（二）出口退税效率不高。

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具体的出口退税管理业务流程以及管理程序尚不统一，在实践中影响了工作效率。一方面，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存在征税、退税脱节现象，出口商品的征税地和退税地地域分离；另一方面，出口退税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出口退税制度的全面落实需要不同部门和机构相互协作，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协调有序的外部管理系统，各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之间缺乏系统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使整体出口退税效率不高。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实行不同的退税税率，因此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在出口环节所承受的税收负担不同。不同贸易方式，不同类型企业适用不同的出口退税标准。由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引起的贸易方式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加工贸易企业可能会减少国产料件的使用，“境外一日游”现象可能会增加。因此，应加快调整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退税政策不公平的状况，建立公平的税收环境。

四、结论

随着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运行模式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调整完善现有的出口退税机制，使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效率提升，实现退税主体的公平待遇。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所认可的政策，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在我国经济连年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口退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出口退税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对外贸出口额的升降具有影响作用。分析表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额大致同方向变动，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的影响是显著的。第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主要影响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一般贸易出口和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影响较大，而对来料加工出口总体规模影响较小。第三，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实践证明，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第四，分析表明，出口退税作为我国扩大外贸出口的一项重要税收政策和国际上认可的通行做法，理应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好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度”。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断优化管理机制，提速增效。

第三篇：减贫摘帽工作总结

XX乡2014年“减贫摘帽”工作总结

2014年以来，我乡按照县委、县政府有关扶贫开发政策精神，在县扶贫办的指导下，紧紧围绕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目标，坚持以整村推进、产业扶持、农村危房改造、教育培训、结对帮扶、基础设施等扶贫项目为重点，整合力量、整合资源，完善措施、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了我乡扶贫开发工作为民服务的能力。

我乡现有1.83万人，15个村（社区）87个村民小组，其中：一类贫困村2个，二类贫困村2个（十二五规划村），现有贫困人口1000户3645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936元）。按照我县确定的扶贫攻坚工作“减贫摘帽”计划，今年，我乡减贫摘帽计划完成减贫人口1100人，实际减贫人口1132人，共294户，农民人均纯收入较2013年增长14%上。

一、主要工作措施

1、精心组织领导，建立“三个机制”。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乡党委成立了“减贫摘帽”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确定乡党委书记为“减贫摘帽”的第一责任人；二是建立目标考核机制，乡党委把实施情况纳入了各部门和乡党建目标考核内容，对帮扶效果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对效果差的单位和领导予以通报批评；三是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减贫摘帽”办公室设立了帮扶档案，实行全程跟踪、动态管理，一月一抽查，半年一督查，年终全面检查考核。

2、结成帮扶对子，做到“三个落实”。一是帮扶对象落实。乡党委明确规定，乡党委及相关部门和各个贫困村、贫困户结成了帮扶对子。二是帮扶时间落实。每月一次到帮扶村了解情况，与帮扶户交心谈心，给予指导和帮助。三是帮扶措施落实。每个帮扶人要为帮扶对象落实一项切实可行的增收项目。

3、因地制宜帮扶，推行“三个着力”。一是着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解决贫困户住房难、行路难、吃水难、灌溉难等方面入手，加强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发展环境。二是着力拓展致富门路。着重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上进行指导和服务；对经济发展缓慢村，指导选择发展突破口。对尚有劳动能力、没有致富门路的对象户，向其提供1至2项农业实用技术和种养增收项目，扶持带动致富；对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难以脱贫的对象户，着重在资金和实物上帮扶。三是着力提高综合素质。采取技术培训、骨干帮带等多种形式和途径，让50岁以下的村民普遍掌握1至2门新型实用技术，培养“田秀才”、“土专家”。

4、建立统计台账，规范立卷建档。我乡把开展农村贫困人口识别工作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性工作，作为我乡深入推进扶贫攻坚开发的基本前提，作为加快我乡贫困村经济发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二、工作完成情况 “减贫摘帽”工作进行以来，我乡因地制宜，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帮扶计划，实施帮扶项目，使减贫农户能脱贫脱贫1132人共294户，使“减贫摘帽”工作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1、建设基础设施，为“减贫摘帽”创造条件。截止目前，投入资金71.05万元硬化了多条通组路，总长4100米，投入资金1279万元修建XX至XX、XX至XX、XX村委会至XX公路，总长19.1千米。投入资金76万元在XX村、XX村、XX建设沼气共160口。投入资金25.68万元在XX村建设50立方米蓄水池1口，管道3.5千米。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发展产业项目，让“减贫摘帽”实实在在地进行。截止目前，投入资金260万元新建XX茶园2000亩，投入资金2000万元培育马尾松、栎类、竹经济林苗2000亩，利用村级集体发展基金10万元在XX发展葡萄50亩，发动XX村民种植甘蔗200亩，引进大户4户在XXC村规划集中种植烤烟400亩，整合资金30万元以“协会+农户”的形式在XX发展大棚蔬菜650亩。目前，XX水库工程和XX电站工程正在实施建设中，前景美好，值得期待。产业的发展及工程项目的建设，让我乡“减贫摘帽”实实在在地进行，真真实实地出效果。

3、实施结对帮扶，使“减贫摘帽”落到实处。通过前期的进村入户调查，确定了全乡1132人的“减贫摘帽”任务，并通过“654321”方案进行了一对一、一对多的结对帮扶。截止目前，乡政府帮扶人员63人，帮扶了113户，帮扶人口461人，每户现金300元，帮扶资金共33900元。县纪委、县住建局、县档案局、县文联和县志办5个县直部门帮扶到位，措施有力，效果明显。县纪委到乡帮扶26人，帮扶了82户，帮扶人口326人，每户现金500元，大米50斤，帮扶资金共41000元，帮扶物资大米4100斤，菜油50桶；县住建局到乡帮扶32人，帮扶了57户，帮扶人口205人，每户现金300元，帮扶资金共66800元，其中精准扶贫资金16800元，解决XX等村办公经费50000元。县档案局到乡帮扶12人，帮扶了26户，帮扶人口79人，每户现金200元（其中计生户300元），帮扶资金共5200元，同时为XX村购买一台价值5000元的旋耕机；县文联到乡帮扶4人，帮扶了10户，帮扶人口37人，每户现金300元，帮扶自己共3000元，同时为XX村购买核桃苗若干；县志办到乡帮扶2人，帮扶了6户，帮扶人口24人，每户现金300元，帮扶资金共1800元。各单位帮扶人员共139人，共帮扶了294户，帮扶人口共1132人，结对帮扶资金共101700元，大米4100斤，菜油50桶，旋耕机1台，核桃苗若干。

4、建设农村新风貌，巩固“减贫摘帽”发展成果。截止目前，在5个村建设完成5个村级活动场所，尤其以XX老年大学（农村幸福院）最为典型；投入资金342.49万元在全乡改造农村危房305户；投入资金39万元在XX村XX实施房屋改造60余户，打造美丽小康寨；投入资金48万元对XX公路沿线房屋实施立面改造，打造别具一格的小康房。新风貌，新农村，是我乡“减贫摘帽”工作成果的有力验证。

三、存在的困难及建议 由于我乡地势平坦，较合适发展农业产业，多渠道的提高农民收入。但有的村基础设施差，经济来源单一，农村经济结构较为单一，项目资金财政投入相对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自给自足也完全不符合当前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经济收入模式，提升农户的生产生活水平。建议对贫困山区扶贫的重点仍然放在环境改善、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上。在项目上给予重点倾斜，在资金上给予特别扶持，尤其在交通、产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给予倾斜。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大向上争取产业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争取更多更大的项目在我乡落地建设，拉动投资增长，扩大贫困农民就业脱贫。加大对贫困村的产业发展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民生工程项目资金的投入力度，形成良性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建立民生工程惠及贫困农民的利益导向机制，激励农民自身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二是继续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不断转变农民的发展理念、提高贫困农民综合素质。三是继续抓好我乡“减贫摘帽”后续巩固工作。

第四篇：减贫摘帽实施方案

X委发[2011]25号

XX侗族土家族乡委员会 XX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XXX扶贫开发“减贫摘帽”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乡直各单位：

《XXX扶贫开发“减贫摘帽”实施方案》经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1年4月1日

扶贫开发“减贫摘帽”工作方案

为做好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实现十二五规划既定目标，推动全乡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根据省、地、市会议的指示要求，2011年全乡人均纯收入须达到3468元。为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确保减贫摘帽工作的稳步推进，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一个加大，两个提高” 扶贫开发工作要求，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与社会救助有机结合。牢固树立“三个重中之重”，把“到2015年，按国家扶贫标准，贫困人口数量比2010年减少一半；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坚持党政主导，实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有机结合，大力推进集团帮扶，形成扶贫攻坚合力，积极构建“大扶贫”格局。

二、工作目标

根据省、地有关会议精神要求，全乡将按照“破瓶颈、强基础、重产业”的思路，通过政策支持，项目扶持，部门帮扶等措施，使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0年的2720元，在2011年底达到3416元，全乡贫困人

口全面解决温饱,推动脱贫摘帽步伐，实现最低减贫一半的目标。主要工作目标为：

(一)强化社会保障功能，确保该乡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对该乡需要长期救助的孤、寡、病、残、痴、弱等这类特殊人群，要做到应保尽保，提高保障标准，确保其基本生活来源，并逐步帮助改善生活条件。

（二）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立足该乡乡情，大力发展高山冷凉蔬菜、雪莲果种植、中药材种植、丛生竹种植、山下大棚蔬菜种植、竹鼠养殖、竹林生态鸡养殖、野猪养殖，加大干菜系列、竹笋系列、天麻阳酒、雪莲果系列、山野菜系列等加工，争取做到每个产业都有项目扶持，每项扶持均产生实效。

（三）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打破发展的瓶颈。着眼于解决制约我乡脱贫的瓶颈问题，力争尽快上一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逐步解决制约发展的基础设施滞后的根本问题。

（四）立足于改变贫困面貌，促进全方位扶贫开发。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旅游资源推介、旅游产品的培育、计生帮扶、招商引资、助农贴息贷款等工作力度，全方位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实现减贫摘帽的目标任务。

三、增收途径和具体做法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增加村民的务工收入。

加大项目的争取力度，力争年内实施通组公路硬化8.5公里，新建沟渠9.9公里，具体情况如下：

（2）潘家沟渠建设4.8公里，解决150亩粮田的灌溉，受益人口300人。

以上基础项目的设施，受益群众3000余人，带动2000余劳动力就近务工，40户减贫摘帽统计对象全面覆盖，切实增加贫困农户收入。

（二）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扶持贫困群众，大力发展“短、平、快”产业项目脱贫致富。

以部门帮扶和群众自筹相结合，鼓励村民个人或多户联合发展种养产业，走产业化扶贫道路。拟通过项目扶持，帮助减贫摘帽40户统计对象发展养猪293头，养山羊15只，养鸡2500只，养鸭2200只，养蜈蚣2组，栽种高山晚熟无公害各类蔬菜共计20亩。以农户自建圈舍、自筹资金，帮扶部门支持种苗的方式，通过部门帮扶和群众投入相结合，加快贫困农户产业发展步伐，实现户均增收5000元的目标。40户统计对象发展种养产业扶持项目有高山晚熟无公害蔬菜栽种，养猪、山羊、鸡、鸭、蜈蚣等，具体发展项目见附表。

（三）加大特有资源的开发力度，确保村民稳定增收。

充分发挥10万亩淡竹资源经济效益，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组织的合理采摘竹笋和销售大棚用竹杆增收。加大劳动力的组织力度，实现年采摘竹笋20万斤，增收30余万元；延长大棚用竹杆间伐时间，加大采伐量，力争销售大棚用竹杆5000吨，直接增加400余万元经济纯收入。

（四）加强协作与配合，抓好市直部门帮扶项目的落实。乡党政领导班子按照各自分工，积极与市直主要部门沟通、协调、汇报，争取市直部门的最大支持，力争每个市直部门在我乡都有帮扶项目。通过项目落实都能够促进贫困户增收，以确保我乡减贫摘帽目标的实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加大扶贫系统队伍建设力度。成立了扶贫开发减贫摘帽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地扶贫开发工作会上的讲话精神，增强扶贫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政治责任感，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狠抓工作落实、务求实效，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正

派的扶贫队伍。

扶贫开发减贫摘帽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负责各村减贫摘帽工作的落实。

1、组 长： 成 员：

（二）明确责任，强化督促检查。为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权责相连目的。主要领导负责对“减贫摘帽”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加大项目争取和扶持力度，做好监督管理工作；驻村领导负责各村项目的落实和监管，抓好扶贫统计监测户的督促与指导，定期汇报工作开展情况；水务站、国土所、村镇规划建设站、交通管理站等负责涉及本单位职责项目的协调和实施；乡直各站所协助市直各帮扶部门抓好帮扶项目的落实。加大对 “通组达户”基础性建设扶贫工程和“农民产业致富工程”监督检查力度。并建立扶贫开发工作绩效考核奖惩机制。

（三）整合项目资金，加强扶贫开发工作沟通与协调。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方式整合部门资金，加大对 “减贫摘帽”整体推进的投入力度，确保整乡推进效果。围绕今年“五大目标

任务”，把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减贫人口、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与市统计局搞好配合，做好扶贫统计监测工作，及时掌握贫困人口和扶贫工作的动态变化，准确掌握扶贫开发工作新动向。加强与省地扶贫办联络沟通，为全乡争取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做好服务工作。

（四）加强扶贫样本户的检测与统计。为便于统计，真实反映全乡的发展状况，采取以村为整体，好、中、差分梯队抽选调查户，每村抽取10户，全乡共抽选40户作为统计对象。

（五）设立减贫摘帽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根据工作进度，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每阶段召开扶贫开发联席会议，听取各责任单位工作汇报，解决整乡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减贫摘帽”工作有序开展和实现既定目标。

主题词：减贫摘帽 实施方案 通知

第五篇：“双减”政策引发的思考

“双减”政策引发的思考

当前，国家出台的“双减”政策，是指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简单地说，一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二是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其目的是有效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国家的这一政策，是针对我国教育的现状而提出的，实质上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体现，是促进教育改革的举措，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时代要求。

对学校来说，落实“双减”政策，学生作业减轻了，但教学质量又不能降低，而且还应进一步提高。那么，如何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降低呢？这就给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学校管理者必须探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学校管理的过程中，应采取以下的策略：

一、学校要让素质教育的观念深入到教师的思想中去，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要让教师明白，拼时间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提高，但学生将来的智力绝不会有后劲和发展潜力。我们要让学生在学校里常快乐，主动探索，健康成长。相反，过于紧张的学习生活，剥夺了学生的自由空间，而学生没有了自由的张力，也就没有了创造性生长的时空；

二、学校要加强对“减负”的研讨。

可成立“减负”研究室，由学校中层以上领导班子和骨干教师参加。其任务主要是针对“减负”的具体实施展开研究，每个措施都要充分酝酿，讨论通过；

三、学校要组织开展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不断吸收新的教育思想和教改信息，提高教师课堂教学和教育科研的水平，为教改实践服务；

四、学校要对课堂进行刚性管理，引领教师向课堂要效率，要成绩。

（一）提倡推行作业当堂完成的制度，提高课堂效益。

要求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实现高效课堂上，做到“定目标、讲练结合、当堂训练”，体现当堂消化的原则。每节课均有当堂训练题或测试题，做到当堂训练，当堂检测，当堂达标；

（二）净化作业布置环境。

切实按规定布置课后书面作业，不许课外发放成套试题，课上未完成的作业不准留在课后，更不要布置隐性作业；

（三）提倡精批精改课堂作业，充分发挥作业的评价和激励功能。

要求教师深入钻研教材，课堂作业所选习题，必须经过精心挑选，注重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广度和深度要适当。同时，要为学生提供适当的选做题，以关注不同层次的学生。这样，使作业起到复习旧知识萌发新知，激发思维，促进消化、理解和运用的作用；

（四）学校要让学生的自习课更加自主，更有效果。

要让学生的自习课成为学生进行“自助餐”式的学习时间，而不是全程做作业的时间。要让学生在自习课里，有时间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择自己要补充学习的科目，或预习新课，或复习旧知识，或练习提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