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

第一篇：公安部：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

公安部：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全国到2020年将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户籍改革的重点是要实现市民化，推进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日前就户籍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等问题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此次户籍制度改革与有关领域改革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涉及的面之广、人员之多、力度之大，都将是前所未有的。黄明指出户籍改革的重点是要实现市民化，推进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是要通过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他还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较多，需要逐步剥离。二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别较大，需要合理引导。三是各类群体的诉求不同，需要统筹兼顾。

公安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2个部门形成了《关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稿，目前正在各地征求意见。总的考虑是，整个户籍制度改革工作 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统筹配套、有序推进，确保取得好的效果。待报中央审批和部署后，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组织实施，由各地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差别化的落户 政策和实施方案。

他最后给出了大致的时间表，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文章来源于交易家

第二篇：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分为形成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分为形成、演变、初步改革和改革深化四个阶段，所称“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套以户为单位、以人为对象的户口管理制度，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户口统计、常住人口管理、暂住人口管理等内容。4.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及其特点

从1992年开始，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到一个新时期。首先，有关公民定居落户的规定更加自由。一是实行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新出生的婴儿可以在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常住户口。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二是放宽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被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城市落户。三是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对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在其他地区离、退休人员，需要返回原工作单位所在地或原籍投靠配偶、子女的，应优先予以解决。其次，公民迁移进城的限制在逐步打破。一是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二是放宽了到小城镇落户的条件。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根据该试点方案，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再次，流动人口管理开始有序化。1995年7月8～11日，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因势利导，加强管理，兴利除弊。要通过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发展乡镇企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等，就地消化和吸纳绝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在此前提下，可根据城市经济的需要，组织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秩序地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教育、服务措施。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流动人口管理应重点加强的几项工作：第一，加强领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第二，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调控和管理。第三，加强对外来人员落脚点活动场所的管理。第四，做好清理盲流人员的工作，依法严厉打击流窜犯罪活动。第五，加强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服务和宣传教育工作。

以上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具有朝着公平、自由、流动、有序方向发展的特点。可以预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完善，强加在户籍制度身上的等级差别将不复存在，人们的居住迁移将更加自由，劳动力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将更加灵活有序。

5.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户籍制度，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距尚远，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户籍制度改革应注意以下问题。

5.1要进一步转换职能，理顺人口管理体制。目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控制人口的出生、统计育龄妇女数及人口的生育状况；公安部管理户口登记、控制人口迁移、进行年末人口统计；国家统计局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委管理“农转非”计划；国务院还直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实践证明，人口管理政出多门，难免出现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比如，在基层，计划

生育政策的执行与人口的出生登记制度经常发生冲撞；户口迁移多头审批，给群众增添了不应有的麻烦，也降低了行政办事效率；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分头统计人口，使人口统计数据间经常有出入；基层户籍警察承担了大量本属民政部门职能的老人赡养和困难户照顾等任务，加大了工作量。为此，有必要成立统一的人口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国的人口管理工作。1980年，刘铮、邬沧萍、林富德教授曾撰文，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人口委员会”，来统筹中国人口发展，拟定人口规划，贯彻执行人口政策，开展各种有关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中国人口发展的经验。1996年，张庆五教授在《人口统计方法科学化研究》一书中，也提出了组建“国家人口管理委员会”的设想。笔者认为，这些专家们的建议是十分中肯的。成立人口委员会，是加强人口统计工作的需要，是统一协调管理人口自然变动、人口机械变动和人口社会变动的需要，是统筹规划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中央，应以现有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基础，并入公安部的户政管理业务和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业务，成立“人口管理委员会”，既管全国的人口登记与统计，又管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还管人口的迁移变动和产业人口布局。在地方，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户政管理部门和人口统计部门应合署办公。

5.2要建立政策调节与法律约束相结合的人口管理机制。杨遂全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一书中说：“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人口问题。”（注：杨遂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历史和现实均表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加以统筹调节。从国家、政府的角度考察，人口发展的调节方法主要有政策调节与法律约束两种。中国以往政策调节多，依法控制不足，导致人口的自发现象较多，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有必要加强人口立法。但是，单纯的人口立法在中国现阶段既不现实也难办到，因此，应该政策调节与法律约束两法并用。人口政策调节的范围主要在人口出生和死亡、人口迁出与迁入、人口社会变动等方面，人口法律控制的范围主要在户口登记、身份证件管理、人口调查与统计、各类人口管理等方面。当前，应完善的人口管理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和流动人口管理法等。

5.3改革户口迁移政策，取消“农转非”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转非”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弊端丛生，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农转非”政出多门，给户口管理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农转非”政策的制定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在办理“农转非”的过程中要盖数十个图章，给户口管理工作带来混乱，也给人民群众正常的户口迁移带来不便。第二，“农转非”制度在事实上以行政手段限制了城乡人口之间的通婚。一部分人受户口性质差异的影响，被迫在狭小闭塞的圈子里互相通婚、繁衍。这种状况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一部分地区人口素质的下降。第三，把人分成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个类别，并且在利益分配上向城市倾斜，形成了事实上的户口等级制度。非农业人口优于农业人口，户口划分变相地转化为利益分配功能。第四，有的地方以筹建城市建设经费为由办理“农转非”，公开买卖户口，极大地损害了户籍管理的严肃性。第五，“农转非”政策一般并不公开，透明度低。同时，有关管理部门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使得不少群众并不明了国家的“农转非”政策。一部分群众急于达到“农转非”的目的，往往不惜花重金请客、送礼、行贿，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第六，导致了城市的畸形发展。“农转非”指标不分城市、集镇大小，一律规定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和“农转非”的人数不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2‰，这样势必使大城市人口继续膨胀，中小城市由于非农业人口基数小，其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第七，制约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农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固守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限制了规模经营和集体

化生产，浪费了农村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城镇大型厂矿、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难以从农业剩余劳动力中补充，城乡人口的流动受到了限制，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第八，压抑和浪费人才。在农村，不乏有经济头脑、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但因长期划地为牢式的户籍管理和“农转非”制度的约束，人才流动受到许多限制。有些人即使有幸进入城市，因为无城市户口，给住房、子女入学就业带来许多困难，农村人才的发展因此肩负着沉重的担子。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烙印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别、农与非农的差别日益缩小，取消“农转非”制度的条件日趋成熟，有关方面应及时研究取消该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法。

5.4不断研究动态情况下的人口管理对策，运用科技手段实现人口管理的现代化。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尽管我们作了许多努力，探索了许多管理办法，但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户分离现象的大量存在，影响了农村的土地承包，也不利于加强城市管理。因此，如何强化动态情况下的人口管理，仍是户籍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按常住地管理人口的办法，逐步改为不分常住、暂住，一律按现居地登记管理。即使是外来公民，只要其在现居地有固定住址、有稳定职业、有可靠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就应视为常住人口进行登记管理。随着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完善和电子计算机知识的普及，户籍管理应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初步设想是：应给16岁以下的居民颁发出生证，16岁以上的居民颁发身份证。对出生证和身份证所反映的居民信息，统一借助电脑录入管理，人口动态控制与统计则可在电脑上完成。作为国家社会行政管理的一项最基本制度，户籍管理往往是建构或者执行其它社会制度的基础和依据，世界各国对此都十分重视。[12]与世界通行的户籍管理政策相似，中国的户籍管理政策亦具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证明公民身份。户籍登记是证明公民身份的基本资料，不仅证明公民个人的身份，如出生年月、性别、民族、籍贯等，也证明公民家庭关系。二是提供人口资料。人口资料的掌握是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础，通过户籍登记可以掌握人口的基本信息，了解全国人口的分布、增减和变动等基本情况，为国家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三是发现和防范犯罪。人口管理是最基本的公共安全管理，掌握了全部户籍人口的基本情况，就能够了解一些存在或可能存在越轨行为人口的情况，从而对这类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管理，发现和预防犯罪。

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政策与世界通行的户籍政策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或者功能。

一是利用户籍管理来控制人口迁徙，尤其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以户籍控制为手段，强化人口迁徙管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实行事前迁移政策，居民必须凭迁移地有关部门核发的户口准迁证予以迁移。为达到特定背景下的特定政治经济目的，户籍管理被赋予了控制人口迁徙的责任。由此可见，控制人口迁徙并非户籍制度的必然组成部分，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政治经济目的制约的产物。中国户籍政策在改革以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然而，控制亲属投靠、家人团聚为特征的社会性迁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突出的家庭问题，使得不少家庭不得不忍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痛苦。另外，在市场要素逐步发育，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在城市中的居留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户籍管理对人口流动无力或者不能继续进行控制的条件下，严格控制户籍迁移在社会上造成了大量的人户分离，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户籍管理基本功能的发挥。

二是因户籍性质不同带来的户籍权益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权益配置性制度在不同的户籍性质之上建构起来，造成了户籍的权益化。如上文所言，户籍制度已与粮食、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教育就业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等结合在一起构成独特的户籍政策体系。户籍成为个人权益配置的基础，户籍的类别差异、户籍的地区差别使依附于其上的权益具有很大差别。一般来说，非农业户籍所附加的权益要大于农业户籍的权益；在非农业户籍内部，直辖市户籍的附加权益要大于省会城市，更大于地级城市及县城镇户籍的附加权益。在很大程度上户籍的附加权益差别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公民权益的“空间等级结构”，使户籍具有很强的福利色彩和身份意味。这些制度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而言根本就不属于户籍政策的范畴，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行政管理等部门出于特定的经济非经济动机，或者为工作“方便”而基于户籍建构相关制度措施的产物，最终是为转移农业剩余等原因对农民剥夺的结果。这种户籍权益尽管在改革以来逐步减少，但至今依然存在。

中国户籍政策体系所具有的这两个特征，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体制的中心是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对人口迁徙及户籍权益的计划安排也就成为必然。这一户籍政策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人为选择的结果。这种政策当时虽然具有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带来国家公民的不平等、延缓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妨碍城乡结构的协调发展等，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保障国家重大发展计划的实施、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两个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特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进行透视，已成为两个极大的缺陷或弊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建立要求市场要素的流动和市场化，而人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人本身的解放和自由流动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政策，逐步建立起和市场经济相应的户籍政策。人口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和人才的流动，及其平等公平竞争等，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这就一方面要求改革限制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户籍政策，另一方面要求逐步取消因为户籍不同而带来的权益差别，使得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诸多权益差别逐渐淡化消失。伴随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政策、制度、法律的功能也由计划经济下抑制市场发育、确保实现国家计划转变为调控市场、确保市场公平竞争，户籍政策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应国家政策、制度及法律变革的功能需求。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户籍政策的改革及其功能转换优化必不可少。

事实上，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国家对户籍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人口迁徙和户籍权益这两个方面。就人口迁徙调整而言，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放松对人口流动和居留城市的限制，没有本地户籍的外地人口基本可无限期在城市居留。公民身份证件实行，便于个人的经济社会流动。同时，国家对户籍迁移的控制也在放松，“开口子”的特定政策使一些特定人口迁移进入城市；自理粮油户口、当地有效地方城镇户口的实施使一些具备城镇生活条件的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准非农业人口；小城镇户籍制度的试点及其户籍改革的正式推行，基本解除了小城镇的迁入限制，在小城镇层次实现了迁移自由；户籍管理中突出问题的解决方便了以夫妻子女投靠为特征的社会性人口迁移。2000年，为吸引本科以上人才，京沪等地纷纷出台新政策，放松户籍控制；2001年始，东部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内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省会或全省范围内取消户籍性质差异和进城指标的限

制；就连户籍控制最为严格的首都北京也松动了投资性经济迁移和投亲性社会迁移。但是应该看到，户籍迁移制度改革仍未到位，这将构成未来户籍政策改革的重点。

户籍权益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行之中，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需实现市场化，住宅推行商品化，医疗、养老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改革改变了国家统揽、个人享用的局面，教育制度改革使非本地人口可得到教育机会，就业制度改革完全改变了国家统包统分的就业格局，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建构中，兵役制度改革使城乡退伍安置的差别大大减少，婚姻家庭制度变革使婚姻选择中户籍性质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城乡通婚大为增加，这一系列建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权益配置性制度的改革，使户籍性质所附加的户籍权益大大减少，从而出现了户籍权益平等化的趋势。但是，户籍权益化政策的改革远未到位，在户籍平等化趋势出现的同时，围绕户籍甚至在建构新的户籍权益，例如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都以具有正式城镇户籍的非农业人口为对象。这方面的改革将构成未来户籍政策改革的难点。

第三篇：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范文4篇

到___年实现___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目前来看，这一任务有望提前完成。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公安部___月___日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会上讲话时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孙力军说，要加快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按照“自愿、分类、有序”原则，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尤其是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统筹普通劳动者落户和各类人才落户，争取提前完成___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要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要探索实行农业转移人口“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为改善农村人口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孙力军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要在认真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这个会议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审批制，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是一个重大变化。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也就是说，未来广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线城市落户将变得十分简单。

那么先来说说什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据___年___月____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__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___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需要说明的是城区人口的概念。根据“通知”，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而市辖区内的农村地带，并不计入城区范畴。

也就说，市辖区人口并不等于城区人口。比如合肥去年___个市辖区人口___万，但并不等于合肥城区人口有___万。武汉市辖区人口达到了___万，但不等于武汉就是超大城市，因为市辖区内还有很多农村地带和农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的最为详细的统计。根据《___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结合公开资料，统计梳理发现，目前城区人口超过___万的城市有___座，除了北上广深外，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

其中截至目前，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超过___万大关的仍然只有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为特大城市。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这___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不仅仅是三四五线城市，还包括了不少二线城市，如苏州、合肥、济南、长沙、厦门、宁波、福州、东莞、青岛、西安、大连、昆明、南昌、石家庄等城市，未来这些城市户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对省内其他地市的人来说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省会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强省会。一旦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这些城市的人口将快速增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阶段不一样，在中西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以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高教、金融等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因此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引领作用就十分关键。彭智敏说，现在弱一点的省会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积极凸显省会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报题提出，要高标准提升“引领圈”。编制大南昌都市圈“1+5”发展规划，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理顺赣江新区管理体制。

这些二线城市的发展前景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分析，除了京沪这样的超大城市在严格控制人口、进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线城市的人口还将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这些二线城市将成为发展重点。今年以来，很多地产巨头拿地也纷纷从三四线城市回归到二线城市。

地方户籍新政密集出台

___亿人进城落户或提前完成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断放开放宽。___月___日，南昌经开区启动___“春风行动”招聘周活动，提供岗位达___余个。根据南昌最新落户政策，在南昌市大中专、职业技工院校就读学生，凭新生入学通知书或在校学习证明办理落户;全国其他院校就读学生需将户口迁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读学生同等条件办理。

___月___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西安市人民政府___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__通知》。这也是西安不到两年___次升级调整户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确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的，不受年龄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学历的，年龄在___周岁(含)以下。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教育部学信网在册人员)，均可迁入该市落户。

今年以来，至少有___个城市出台了落户新政，放宽落户条件。不光是二线城市，现如今，不光是二三线城市，就连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松落户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继去年___月实现大学毕业生引进“秒批”后，今年___月___日深圳将正式实施在职人才引进和落户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学历类人才、技能类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和博士后___类。

在广州，今年___月___日下午，广州市发改委联合广州市人社局、市来穗人员局及市公安局共同发布了广州市新一轮迁入户政策体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过___岁即可落户。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说，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___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广深放开落户条件，可以重点解决已经在本地居住就业的人转化为本地户口，获得本地市民待遇，这也是落实国家落户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放开落户政策，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让这些外来人口留在当地，会增加对教育、职业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拉动空间。

实现___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是___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目标。根据前述会议，将争取提前完成___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同时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

本月___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到，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推动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共建。

户籍制度范文（二）

户籍制度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登人”。

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类的财产并无多大区别，牛羊需要登记，那么人口登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身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奴隶，当然是不可能有迁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离户籍所在地，则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有时候甚至会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许多小国对领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诸子百家的士人们得以周游列国，宣传各自的学说，以博取各国君主的重视。

自由的人口流动为自由的思想创造了土壤，因此，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华夏迎来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时代，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事件被发觉，秦国的宗室们对秦国境内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动秦王驱逐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论述秦穆公以来“以客致强”的事实。

在文末，李斯写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人才流动，各国英才入秦是秦国能强盛的根本。如果因为地域籍贯的不同，而驱逐人才，那么秦国就危险了。

秦王嬴政认为李斯说的很对，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让人才流入他国呢?于是嬴政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时，已让商鞅赶紧对秦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

商鞅变法，将秦国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户之中，选一人为伍长，每什户之中选一人为什长，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为了保障编户制度的约束力，秦法实行连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连，战时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诛杀。

秦国广纳贤才，同时又在内部推行严酷的国家军事主义制度，致使秦军战力爆表，终于以偏隅之地，异军突起，横扫六合，混一宇内。

秦统一之后，推行郡县制，然而郡县制只是国家机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时，郡县一级是远远不够细化的，于是在编户制度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乡亭制，即每乡设“三老”(乡村元老院)，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亭长对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进行户口管理，并维护基层社会治安，同时负责朝廷赋税、徭役的征收和摊派。汉高祖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只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亭长，他的日常除了赌钱，就是在村口酒馆里喝酒吹牛聊闲天。

汉随秦制，秦汉以降乃至魏晋，除非是遇到长期乱世，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户籍编制，否则人口登记都是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尽管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像奴隶社会那么明显，但在统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国家财产，财产必须登记，严防资产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圣人语录，它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里的天条。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户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濒临瓦解，这主要是长达四百年的乱世战争所致。人口的不断迁徙与流亡，政权的不断更迭，都让户籍制度一度几乎断绝，但当政权稍稍稳定的时期，统治者都会抓紧时间修补户籍登记本。比如，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南方，南齐萧氏在其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里，一直把户籍修订工作当作国策来抓，并让太子主抓这项重点工作。

在更晚一点的隋唐时代里，国家实行三长制。即每五里为一保，设保长(俗称“地保”);五保为一闾，设闾正;四闾为一族，设族长。地保必须熟知自己辖区的各种家长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书。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设保甲制，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威望高的人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职。《水浒传》里，晁盖被称为“晁保正”，说明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大宋朝的执政基石。

明清时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登记人口为主，鱼鳞册以登记土地为主，两册一对照，一户人家究竟该交多少钱粮税赋，该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时期，黄册和鱼鳞册几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门里的行房书吏们世代把持，传子不传婿，是当地吏员们的传家之宝。因为必须有这东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种租税，所以任凭换了哪一任官老爷来，都炒不掉这些书吏。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为国策来抓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农业税是财政第一大税种，而税收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生死存亡。农业税的根基有两条：一个是农业人口的多寡，一个是征税土地的产能，因此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一样，都是农耕社会里的基本国策。如果土地和农民都越来越多，那么国家财政的兴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经常迁徙的流民，则意味着国势衰微，亡国之日可期。

至于重农抑商，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商业税在中国古代税收体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农业税则不同，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为了让帝王们的子孙们能够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帝国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农民们世世代代地在那块土地上做工蚁，因此，几千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国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

户籍制度范文（三）

在当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再有成就也不过是个“X漂”一族。而“X漂”这个词，意味着他没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凭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还罢了，而一旦遇到结婚生子、孩子就学之类的问题，“X漂”一族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个户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这句话绝非夸大其词。

很多人以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当代人口众多导致的，但实际上，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古代社会，户籍制度的威力比当代还要强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个人没有户籍，那他就不会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无法正常生活。

凡是没有户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护流民的权益，因为流民不纳税，会被视为帝国的蛀虫。流民的主体是两种人：乞丐和盗贼，而这两种人经常会身份互换，因此在很多时候，杀死流民会被视为剿灭盗贼，即便是误杀，也常常会因为没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当代流行穿越剧，但那些穿越剧通常都是脑洞清奇的作品。实际上如果真的能够穿越的话，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稳定一点的时代里，几乎___%会因为没有户籍而被当作盗贼被通缉;假如穿越者落在乱世之中，那么几乎___%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没有户籍就不能成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进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会因为没有户籍而沦为贱民。在隋唐时代，这类人会被登记在一种特殊的册子上，这叫“非编户”，他们通常是贵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无户籍的穿越者被人发现，那就会被当做逃奴抓起来，如果联系不上主家，那就会被官方拍卖。另外，这种“非编户”贱民无法脱籍，这口锅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地背下去。贱民脱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有，而且还需要放弃“贱业”之后三代才能参加科考，但即便如此严苛的条件，在当时依然被视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为无户籍，所以无法参加科举，即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说给狐仙去听。

在古代，没有户籍是无法旅行的，再有钱也不行。户籍意味着人员无法自由迁徙，如果有事要离乡百里以上，就得找当地政府出具文书，也就是路引。路引万分重要，绝对不可遗失，否则身处异乡会被按游民处置，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发放的路引(介绍信)，否则店家要受连坐。如果没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岭找黑店住，万一不小心中了鸡鸣五鼓断魂香，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办法能逃脱强大户籍管理，作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制度实在是没有什么漏洞可钻，所以他也因为没有介绍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马分尸了。

不同的户籍之间享受的政策红利也有极大的不同。

在古代，户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一个人生在京城，哪怕是个普通人家，也可以认为这孩子生来命好了，因为古代京城与偏远地区之间的GDP可能会相差几个时代，而其所处的环境也决定了京城人士的见识、习惯和发展空间都会比其他地区胜出许多，如果要参加科举，京城人士的路费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说到的陈汤，无论他取得怎样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个山阳瑕丘人，到死也是一个连长安户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对于古人改变命运的主要渠道科考来说，户籍制度也是相当不公平的。政府会按地域来分配录取名额，同时还要审核考生的户籍身份，只有经济严重欠发达地区才能和京城一样享受更多的录取名额。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间，也会展开篡改户籍与反篡改户籍的攻防战。

户籍制度范文（四）

其实，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早已不是新鲜词了，而是近年来的一个高频词。

本轮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开启的标志性文件，应该是_______年___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走的是打通二元户籍制路线，提高城镇化质量。因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宽路线，但学界认为，城镇化率质量不高，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是一个关键指标。

___年___月，____正式发布《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__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将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___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___万人以上。

到如今，留给这个目标完成的时间已开始显得紧迫起来。今年以来，国家政策频出，城镇化已开始提速，或者说进入倒计时。

例如，今年___月___日，___、____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___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

而这与___月___日国家发改委发布《___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称《任务》)才隔了一个月。《任务》明确了相关城市放宽落户的具体要求：

城区常住人口___万~___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___万~___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今年___月___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同日，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国家频提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尤其是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数据显示，截至___底，仍有___亿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其中___%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将这部分人群的现状称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群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户籍已全面放开、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够的情况下，放开大城市户籍显得尤为重要。陈亚军说，要解决好落户的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光靠小城镇、小城市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虽然我国从上世纪___年代开始就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但实际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现在学界更倾向于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毕竟大型都市在经济资源的集聚、效率和节约发展等方面更具优势。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也彰显着国家要将中心大城市引领作用发挥到最大的决心。

牛凤瑞认为，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更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规模与辐射带动能力成正比。应该通过支持一些核心重点城市率先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___年___月，___、____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要放开放宽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更受看好。

但问题是，大城市的发展和落户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尽管中央密集发文要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词，落户的全面放开，是将个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据《___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城区人口超过___万的城市有___座，除北上广深这四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沈阳、长沙___个特大城市。

结合政策，也就是说，在未来，除了上述___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二线城市将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苏州、合肥、济南、青岛、大连、厦门、宁波、昆明、石家庄、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户籍放开后，中小城市的发展前景会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沪等超大城市，二线城市还有大把的发展空间。这些二线城市崛起后，不仅可以承担、疏解一线城市过于集中的部分功能，还可以起到区域发展龙头的作用，带动更多区域相对均衡地发展。

放开放宽落户带来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意见》明确，要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政策。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过去国家强调中小城市战略的结果是：一线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土地供给不足，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土地供给过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错配。现如今，人地挂钩的政策更符合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对输入城市将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输入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个过程中，对一二线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见》提到，到___年，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为房地产发展的重点。什么样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旧村改造会有价值?哪里的农村户口有价值?当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农村或者贵州、东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远农村，而是一二线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区的农村。

今年，珠三角，广州、东莞等地的旧村改造如火如荼。这些地方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会极大地增加一二线大城市的土地供应。

从总体上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楼市发展前景已经超过了一线城市。

一方面，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间更大;

另一方面，二线城市原有楼价较一线城市要低很多。

实际上，从___年以来的表现来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幅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这也符合近年来热点二线城市经济崛起的趋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以来，热点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火爆，各大开发商鏖战二线城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0大城市合计在___年前___月土地出让___万亿元，同比___年同期上涨了___%。其中，___月杭州土地出让金收入___亿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来，天津、武汉、苏州、济南、郑州、福州等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表现也十分抢眼。

一线城市也不是没有机会。上述《任务》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也就是说，未来一线城市的重点在都市圈的发展上。

尤其是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铁、市域快轨的发展，将会极大缩短周边地区、邻近板块到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时间，让这些区域变成也可以变成人们常住的区域，从而有利于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也可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比如北京周边的北三县、保定等地，上海周边的南通、嘉兴、昆山、太仓等地，深圳周边的惠州等，都将是未来楼市发展的重点。

第四篇：户籍制度

简论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

法学081周珏 0801064

5摘要：

户籍制度是中国一项涉及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之基本形貌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制度。本文将从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历史说起，从古至今，逐步解释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再试着分析户籍制度的诸多问题。意在深刻了解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和未来户籍制度的走向。

关键字：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后 户籍制度：终结抑或改革

正文：

一．1949年以前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社会里，对农民严加管制，把他们锢着在土地上，编户入书籍，横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历史中的户籍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以此作为掌握人口信息、征调税役、分配资源和维持秩序的基础，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服务和法律的综合性社会制度。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无数次的战争和内乱，又经历代王朝的更替，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始终执行着多种社会功能。回溯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浏览一下中国户籍文化的历史形态，①而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去把握这一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并从中认识维持这种结构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影响。

1．“户籍”的涵义

“户”，《辞源》解释为：“住户，一家为一户。”中国古代户籍，也有“丁籍（册）”、“黄籍”或“籍帐”之类的名称，主要以家庭为依据，了解家户人数和田地情况，用以征收赋税、调派劳役。

2．编户齐民

在历史上的户籍管理时间中，包含了权利机构对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的意义。统治者实行编户齐民的措施，目的不仅在于了解家庭和人口情况，而且还要掌握土地的户均和人均占有情况，掌握土地的质量情况，如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出产率，以此作为摊派赋税、征调兵役的依据。

纵观中国历史中的户籍制度，其登记注册的内容不外乎三大类：户内关系、人丁数量和田地财产。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形式不尽相同，然而它却是所有统治者用以控制社会、落实行政、经济和军事管理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3．国家机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诸侯势力随之壮大，争霸争雄的战争频繁四起。由于战争的需要台，各诸侯国自然会重视人口登记、户口保养及户口管理。战争需要有兵员和物资保证，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理，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做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也可限制流动，防止人力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因为掌管户口，对国家机器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国家的存在以来与税役的征调；再者，文字的出现，也为登陆户口提供了条件。

4．五保法

后来，由于政事废弛，国家并不需要周全的数字，这样地方管理的怠惰也就成了自然，因此户籍所载的民数严重失实已司空见惯。后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多年以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局面。立即推行户籍改革，即“制人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几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②这样，户籍制度又再次被巩固了起来。

5．科举

隋朝之后的户籍制度增加了对户口登记管理的约束机制，即把户籍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科举制度与其说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不如说是半开放式的公务员招考录用制度，它是一种和平式的上下流动机制。相对比以往的全完世袭制和暴力争夺制，这种社会垂直流动机制无疑是一种进步。科举考试，实行的是配额制，即按地域分配名额，名额十分有限，于是，中举的名额也就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为分配这种资源，则必须确立一个依据，已有的户籍管理无形中为其提供了方便。科举制要求人们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即在哪里登记入籍，才有资格在哪里参加考试，这样做一者是为了保证相对的平衡，防止人们一起涌向一个地方；二者也为了便于组织考试。

6．末尾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户籍制度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制度形式，而是与各种行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套观念、规则和措施。它既在各项制度中得以体现，并发挥其作用，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传统。诺思认为，国家或政府应对制度创新和经济绩效负责。但在中国历代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户籍制度保证了各级官僚的优势利益。③尤其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说，把所有臣民登记入册，他便可手执一册而统一天下，以此方式既象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又不需要自己付出多少劳动成本，这样皇权统治的效用最大化也就得以实现。

既然如此，户籍制度的创新和变迁所需要的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就难以产生。这也许是历代户籍制度乃至全部封建社会之所以变迁缓慢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的中国户籍制度，最先在城市管理中得以酝酿，然后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普遍的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户口登记，以及对各类户口的迁徙、居住、获取资源和福利的权利规定等。

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土地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初见端倪，新兴政权，或具体地说是某些上层政治精英开始雄心勃勃，试图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但过于理想的平均注意社会，户籍制度的建立，多少地带有些乌托邦式的理想观念。最后不得不按地缘和个人成分或身份来控制和分配短缺的组弹压吧，结果不仅没有消除三大差别，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相反地使地缘意识和身份意识得以强化，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出现认同的分离，而要把他们郑和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就不得不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这样，整个社会秩序也就实际上成了一种“人工维持的秩序”。④也就是说，国家只有通过超强的权力控制，阻止社会走向地缘分割化和身份分层化，以弥补社会郑和的裂痕。

1.改革以来的户籍制度变迁

了解改革以来的户籍制度的变迁情况，下面几个事项可能是重点对象：（1）：知青回城的户口安排，（2）：“农转非”的指标，（3）：“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4）：居民身份证，（5）：就业和粮油关系的转换，（6）：“卖户口”现象。

2．户口与资源的分配

回顾过去的那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户籍制度与那种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体制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国家进行资源调配和利益格局调整的视窗系统和操作平台。

户籍的登记注册，以及对个人居住、迁移的管制制度，既是策略选择的结果，又是巩固这一

分配格局和状况的关键路径。因为，假如没有乡——城户口迁移的控制和约束，当城市的比较利益占优的时候，必然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用想城市，参与争夺城市资源，这样，最终也就会达到城乡比较利益均衡，从而消解城乡分化。但是，这一策略与国家所选择的工业化策略不太吻合，国家试图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加速工业化，而不是让部分资源被与工业无关的人消费掉。

3．户籍壁垒

在中国户籍制度的安排下，户口的划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壁垒。城镇户口或户口迁移的转换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相当于一个集团或阶层守卫自己利益的壁垒，因为从显示情况来看，制定政策的或有权进行决策的阶层，以及决定户口迁移权利的人，几乎都是具有城镇户口或本地户口的人。因此，很难说，他们的利益倾向不影响其价值倾向乃至决策行为。

以户口为标志的分层体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960—1970 年代出现的国营或集体单位从农村地区招收的轮换工、临时工和合同工，他们和同单位的其他工人在职业、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上，并无什么区别；他们常常需要做比其他工人更苦更脏的活，但是却不能得到与其他正式工相同的待遇。他们没有同等的劳动保障、公费医疗、住房、退休金、津贴和消费补贴也明显少于正式工，甚至根本没有。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不同等的待遇，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来自于农村，他们的户口身份是农村户口。所以，合同工形式实际强化了户口制对城乡之间裂缝的影响，它表明一方面工业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户口的权威界定又在压制农民的权利，并极力维护城乡户口的等级差别。相同的例子也表现在干部少年粉上，农村干部和国家干部都是可以说是干部，但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国家干部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户口的不同，因此待遇也就存在差别。

户口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裂痕，不仅表现为城乡户口两种群体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而且还表现不同户籍之间的其他权利和非货币性待遇的差别。例如，户口落在规模较大的城市里的居民，可以很容易地把户口迁到规模较小的城市，城市户口可以很方便地转成农村户口；但是，从小城市将户口迁到大城市，或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没有足够的条件、理由和关系，几乎不可能，这无形中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户口所享受的权利和地位是不平等的，或是呈等级的。

户籍制度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是深渊的，同时又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户口转换和迁移的限制，使地区和部门内的成员趋向平均，另一方面，它又使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距固定和突出；一方面它虽然遏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但另一方面使农村充斥着贫困。因为以户口为标准对居住地、住房、就业、配给和消费的控制，限制了农民获得与城市相关的比较利益优势的机会，人们受到先赋户口的控制，很难甚至无法调整自己的位置或地位。即使人们安心地守在那里。即使有些农村人不愿选择一辈子守望着那一点贫瘠的耕地，他们也难以摆脱户籍的安排。

4．户籍壁垒与乡—城人口流动

在众多对当代中国城镇流动人口以及乡—城人口迁移研究中，不少学者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作用，而对权利、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格局关注不够。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里，农民进城被看做是“盲流”，在这多少带有歧视性的话语中，隐含着对农民理性追求自己利益权利的轻视或否认。

1980年代以前，政府通过户籍控制，以及响应的粮油配给、票证和外出证明等措施，有效控制了乡—城人口迁移和流动，从而剥夺了农民在城镇获得收入的机会。从农民进城的途径来看，以与城镇户口的亲人团聚为主要方式，招工也是重要途径之一，但受政策影响和波动很大；当兵和上大学是农业户口的年轻人实现进城梦想的唯一的、可以为之奋斗的途径，但是道路相当狭窄。

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城乡分割的资源配置以及部门和地域之间的差别日益显著，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民挤进城里，在农业外寻找就业机会。尽管户口控制仍然对他们起到约束作用，但是巨大的利益差距形成强烈驱动力，推动和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在城市里找到立足点。例如，北京市出现的诸如“浙江村”之类流动人口聚落群体，⑤就是新的体制和旧的制度安排组合而成的社会现象。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而户籍制度安排则极力限制劳动力在体制内的自由流动和转移，而且继续为各种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执行提供依据和条件。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不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反而遭到各种临时性或地方性的行政命令的驱赶和排斥。

5．“黑户口”

“黑户口”，顾名思义就是指没有在权威机关登记入籍的、户口没有着落的人，也就是指那些不被权威机关知道的或不被认可的人。正是因为这一群体的不可知性和不合法性，因此常常被管理者或其他人称之为“黑户口”或“黑人口”。出现“黑户口”的情况主要有：

（1）：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手续或超生人口。

（2）：不少农民为不承担负担而不愿给子女上报和登记户口，这样他们的子女也就没有户口。

（3）：第三种类型的“黑户口”属于户口代定者。或称为“口袋户口”，是指在户口迁移过程中，个人持迁移证而不在规定期限内在迁入地落户。

（4）：在没有户口的群体中，还有一些是弃婴，他们被别人抱养，但又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因此不能上户口。

在“黑户口”群体当中，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能申报户口的人，或许永远也不能获得户口身份，从而不能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或市民权利。那些没有户口、不能享有理应享有的社会权利的阶层，既定的分配制度和现实红的待遇对他们今后的发展会产成极大的影响。如果户口制度或依附于户口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制度不改变，这样的阶层会长期存在，并构成一种边缘群体和亚文化，他们反过来也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反作用。

6．小结

尽管导致社会分层与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由权利和义务分配的不平等构成的。社会的上层享有更多的行动权利或社会权利，而承担更少的义务；社会下层的行动则受到更多的制约，享有的权利较少，而承担的义务更多。

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中，不同的类型的户口，如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常住户口与暂住户口以及地方有效的户口之间，在所享有的公民权和社会权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户口所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户口身份主要是通过代际继承获得的，因此，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形成，继承和世袭因素的作用较大，自获因素或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通常被视为结构性的不平等印度，如个人能力、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等因素，表面上看是因为个人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平等，然而实际上，它在较大程度上也包含着权利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所产生的效应。

综上所述，在中国，户口的湖粉已不仅仅是身份的证明，而成为权利和义务分配的依据和标准，户口成为个人享受各种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和壁垒，由此导致了户口的不同（包括类型、籍地不同），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就不一样，权利和义务的差别是多方面社会差别的重要根源。

三．户籍制度：终结抑或改革

在中国的现实中，户籍具体来说，就相当于户口簿或户口登记簿所技术的相关事实，如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和空间、户口所在地、户口属性以及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等。户籍的应用在显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

（1）：传递个人信息。

（2）：证明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

（3）：限制人口迁徙和流动。

（4）：权利和资源分配的操作系统。

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具有传统色彩的户籍制度与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已显得不相称。因此，致力与户籍制度创新，使其有利于降低公民的生活成本，关心和体现弱势群体的需要，已势在必行。正如杰斐逊所说：“法律和制度必须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而进步。人类思想日趋发展、开明，新的发现不断涌现，新的真理被揭示出来，习俗和观点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制度也应前进，与时代同步。如果我们要求文明社会停留于野蛮的祖制之下，那无异于要求承认仍穿者孩提时代的服装。”⑥

总而言之，以控制个人行动和建构社会差别为导向的户籍制度，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格格不入。因而，改造中国户籍制度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附：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第417页.强制性收容遣送政策及其终结

1961年以来，为维护社会治安，强制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经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的措施。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城市乞讨和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人员实施收容、遣送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出现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后来收容遣送工作又与流动人口的管理联系在一起，收容遣送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三证”不全的流动人员。1992年12月财政部、民政部、公安部《关于收容遣送工作中跨省遣送所需经费制支付问题的通知》规定，跨省收容遣送费的收取，以流出省在经济上承担责任，促使其做好制止人口盲目外流工作，流入省做好将外省被收容人员送回原籍的工作为原则；其所需经费原则上又流出省财政部门解决，并规定了具体的收费标准。

1994年1月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加强收容一送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在收容遣送工作中，对社会救济对象实行无偿服务，对非社会救济对象可实行有偿服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收容遣送人数剧增。以北京市为例，1999年收容遣送人数达到149359人。2000年上半年，收容后遣送人数达18万人。与此同时，因收容遣送引起的恶性事件和行政诉讼也不断涌现。2003年3月17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街头因没有暂住证被治安人员带到派出所，随后被展转至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救治站，3天后被暴打致死。以“孙志刚事件”为焦点，引起关于取消强制性收容遣送政策的广泛讨论。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正式废止。新《办法》变强制性收容遣送为自愿性社会救助。

①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年。

② 《隋书?食货传》

③ 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伤害三联书店，1994年。

④ 科尔曼引用的法学家海克的观点。认为秩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发形成的秩序”，它产生于各种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只需某些禁令；另一种是“人工维持的秩序”，它依赖于命令式的权威。参见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⑤ 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⑥ 引自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第五篇：户籍制度

1、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于城乡二元格局造成的二元户口划分，其系统性、延续性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如从政治权利、身份地位、教育机会、职业获得、社会保障等方面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河北省户籍制度改革相对较早，推进过程较快，改革措施较为系统，改革经验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值得总结分析。同时，所辖区域内户籍改革差异较大，但存在共性问题较为突出，表现出一定的典型特征，破解共性关键问题有利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户口一元化，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2003年7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转《关于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明确具体改革内容有两条是：

（一）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石家庄城中村农民就地“农转非”261390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户籍管理混乱，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对户籍改革满意度低。虽然户口变了，但孩子上学、大人上班也不一定有保障啊，加之户籍制度与其他教育、社保、就业、医疗等福利捆绑在一起，表现为户籍制度粘性极强，给户籍改革和管理带来更大的难度。

到2010年6月1日，石家庄城中村改造启动率已达100%。大面积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户口管理跟不上就十分不利于计划生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管理，百姓不满意就容易上访告状，这样不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二）缩小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差距，促进户籍改革平稳顺利进行。无论从我国历史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进行分析，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体制中，户籍制度都是极其重要的标准和依据，甚至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户籍制度演变为权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河北省也不例外，户口是个人从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组织获取收入和补贴的必要依据，各种消费补贴、住房补助、福利分房、子女入托就学、养老医疗保险等等都是以户口为基本条件而享有的。这也就产生了户籍制度的粘附性，这种粘附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乡差距。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现代户籍管理制度应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平等的社会管理制度，所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使户籍制度的粘附性减弱而不是增强。透过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户籍管理混乱的现象看本质，百姓无论是要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其基本出发点是多得到点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实惠。分析到这一点，户籍改革就要求政府弥补农村社会中社会保障那块明显低矮的短板，否则城乡统筹这个水桶总有漏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