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土地和户籍制度

第一篇：秦朝土地和户籍制度

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此前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因此，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原则，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执政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所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清楚，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贵族非法占用国有生产资料）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反倒是《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

秦国时候男人都变到政府户口本里，几个男人出几个劳役兵役，杀人越多得到奴隶和爵位农庄封赏越多。女人生越多孩子越受褒奖，此外还需从事劳役。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这两个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把人分类，区别对待。首先，就要把从事商业的人员打入另册，用课高税加限制物价的办法，逼迫他们放弃商业转为耕种。如果转为农业户，不去努力劳作，导致经济拮据的，就要转成奴隶籍，成为官府奴隶，强制劳动。这近似于当代的劳动改造。对于商业户口的人，不单严格限制数量，还要加大摊派徭役（无偿社会劳动）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显的条件下，基础本就薄弱的商业轻而易举地就被扼杀了。

户籍制度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严格限制居民的迁徙，辅助的是禁止经营餐饮旅游服务业，这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在旅途中落脚，变相地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说到禁止私斗，主要是针对城邑间的，说得更深些，是针对贵族的，因为他们才能为抢土地而指挥人私斗。土地国有制强化后，利益团体瓦解了，这种私斗现象自然会消失。辅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鼓励为国公斗。公斗有奖，私斗重罚，从制度上又铲除了可能滋生私斗的土壤。

至于《商君书•垦令》则彻底阉割了当时秦国民众的娱乐生活，使之精神消费处于空白阶段。而后灌输的思想也都是耕地杀敌得利等功利思想。

而严格控制粮食贸易，限制民间消费，这无疑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做积极准备。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不打折扣的兑现了他的政治诺言。

商鞅的政治理念显然不是以民为重，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最终的利益获得者是统治者，而和民众无任何关系。即便是藏富于民，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从客观上，他满足了当时令耕者有其田的需求。

在历史上，我们把这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统一称为军国主义，或称黩武主义。

秦国确立中央集权，郡县治理，仍有分封制度（以战功换土地、爵位、特权），汉朝之郡国相辅，各封王在封地享有铸币、税收等权利，俨然国中之国。并奠定了随后士族蓬勃发展的基础。晋朝上品无寒门即是士族进入稳定期的标志。隋朝开科举，个人以为是把“士族”的范围扩大化，一人当官，亲族依附。元朝短暂，完全是被外国侵略。清朝倒似贵族政治，满族人占据高位的情形至晚期方有改变。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合理开发土地资源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制定了《为田开阡陌令》，到后来又制定了《田律》。这些管理土地资源法规的推行，有利地促进了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使秦一跃成为国富兵强之国，为最终灭掉六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的土地资源属于国有，由于当时地广人稀，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秦制定了如下法规：

第一，大面积授田给农民。《商君书·算地》中提出，每个成年农民由国家授田“小亩五百”。按《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记载可知，前者为小亩，后者为大亩。一秦尺相当于0.23米，6尺为1.38米，小亩为190平方米，相当于现代的0.29市亩。五百小亩相当于现在的143.8市亩。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农民是没有能力耕种这么多土地的。之所以授予如此多的数量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地力而实行休耕制。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农民开垦土地耕种土地，对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招募其他诸侯国的农民到秦国开垦荒地。由于秦国人口稀少，土地资源丰富，于是秦国便用免除兵役、徭役和免征十年田赋的优厚条件，招引三晋农民来秦国开垦土地，这大大弥补了秦国地多人少的缺憾。为秦国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第三，奖励耕牛的养殖。牛耕是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耕牛的养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对土地的开垦利用起着关键作用。秦的《厩苑律》规定：在每年的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对官府饲养的牛，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管理农田的官吏）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成绩低劣的，田啬夫要受到申斥，要罚饲牛者两个月的劳役。对各家各户饲养的耕牛，也进行评比。成绩优秀的受到赏赐，成绩低劣的，要遭到笞打。

第四，为农民提供铁制农具。铁制农具在战国时期刚开始推广，由于冶炼技术的落后，铁制农具的造价是比较高的。为有效地开发土地资源，《厩苑律》规定：凡借用官府的铁制农具，因破旧不堪在使用中损坏的，农民以文书上报官府即可，官府收下原农具而不令赔偿。按秦律规定，损坏借用的公物要按价赔偿，但借用铁制农具，因破旧不堪而损坏则无须赔偿。这反映了秦律保证向农民提供优质铁制农具，这对开发土地资源有积极意义。

第五，向农民提供足够的粮种。种子的数量和质量对农作物的收成影响很大。《仓律》对每亩土地使用种子的数量有明确的规定：稻、麻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麦子每亩一斗，黍子、小豆每亩三分之二斗。如果是良田，用不到这样的数量也是可以的。如田中已有作物，可酌情播种。还规定，各县留作为种子的麦子，应和谷子一样收藏。为农业提供优良的种子，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六，及时报告灾情。在中国古代，农业收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为及时了解灾情，采取补救措施，秦律规定，各地官府要及时将本地有关农业生产的情况报告上级官府。《田律》规定：下了雨和谷物抽穗，应立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没有耕种的田地顷数。如有旱灾、暴风雨、涝灾、蝗灾等灾害，都要及时报告。

第七，对从事农业生产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律规定：凡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粮食多者，就免除其徭役。如果懒惰完不成国家规定应收获的粮食数量，就将其全家罚作官府奴婢。《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如果向国家交纳一千石粮食，就可以得到一级爵位。按当时的制度，爵位高者就可以做官。

所有这些法律规定，都促进了秦国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秦国在对土地资源加强管理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对动植物资源的管理。据《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曾向梁惠王提出建议：“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收也；数罟不入

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说明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对动植物资源要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但把这些认识最早付诸法律的是秦国。这些法律条文主要集中在《田律》中，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伐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林业、渔业等副业生产，但在客观上起了防止水土流失、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秦对土地与动植物资源管理的法律规定，对封建社会初期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法律规定对以后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仍有借鉴意义。

“将私家奴婢也编排进主人家的户籍，这是在研究秦汉户籍制度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在里耶户籍简牍里，记录着人口的所在地、家庭身份、出生地区、爵位、姓名等信息。在一个家庭内部，按照以户主为首，男性、成年人、直系亲属、再到女性、未成年人、旁系亲属的排列顺序记录着家庭成员。

研究者发现，与以前的研究发现不一样的是，里耶秦简的户籍简上，连主人家的臣妾和私家奴婢等也编排进主人家的户籍。这说明秦代具有非常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包括如同现在的“流动人口”等也可能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所管理

三）秦朝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汉代，户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学者认为是年年更造），县、道官吏负责对户口的验查和登记，时称“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案比的时间在当年仲秋之月（8月）。届时，老百姓必须扶老携幼，前往县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验阅。户籍的载入者主要是20-60岁的男子。为了防止人们为逃避苛役而瞒报、虚报，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察措施。

秦朝汉朝户籍制度的建立

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战国时代已逐步形成。秦国于秦献公十年（公元前 375年）“为户籍相伍”，即以五家为单位，编造户籍进行管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 356年），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可知当时的户籍重在什伍相连，主要登记现存户口的姓名及身材高矮。到秦王政时代，户籍制度更加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 231年），“初令男子书年”①，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 216年），“使黔首自实田”。户籍已记载户口姓名、年龄、土地等情况，以便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并为其提供租赋徭役剥削。

西汉的户籍制度继承秦制。当秦末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就收取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②，从而为封建政权恢复和健全户籍制度奠定了基础。接着，西汉政权采取恢复秦民原来爵位和田地等办法，招抚战乱中的流民重新登录户籍。又因张苍为秦时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故以张苍为计相” ③，加强对全国户籍的建设和管理。丞相萧何等制定的《九章律》，其中就有《户律》，进一步把户籍的编制和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汉代的户籍又称“名数”。《汉书·石奋传》师古注曰：“名数，若今户籍。”因当时把户籍写在木简或竹简上，故亦称“版籍”、“名籍”。《后汉书·仲长统传》说：“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当时一般以每年秋八月进行人口调查，编造户籍。这一习惯由来已久。《管子·度地》载：“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秦代推行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故于年终前秋八月调查人口，造籍傅籍。《睡虎地云梦秦简·仓律》说：“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西汉建立初年，就恢复了这一制度。《汉书·高帝纪上》云：“汉四年（公元前 203年）八月，初为算赋。”从此，“汉法常因八月算人”，即以“八月案比而造籍书” ①。

户籍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户口和财产的情况。其中户口情况记载户主姓名、职务、籍贯、爵级、年龄及其家属；财产情况记载每户的动产、不动产及其訾算。

秦律汉律规定，人人都必须登记入籍，隐瞒登录者当论罪受罚。凡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统称为“编户民”，编户民不得随意迁徙，国家对逃脱名籍的亡命之徒进行严惩。《睡虎地秦墓竹简·游士律》规定：有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者，“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汉书·淮南厉王传》亦指出：“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所以汉政权经常打击那些“脱亡名数”的王侯、官吏与豪强。

为了加强对编民的控制，国家规定出游之人必须持“符”。秦简《游士律》云：“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对于没有符的游士进行严厉惩罚，主要是为了防止编民脱籍流亡。这种符又称“信”或“传”，类似于通行证。景帝四年（公元前 153年）规定“诸关用传出入”，就是防 备亡命之徒犯上作乱。“符”一般用竹简为之，其上除记载本人姓名、职务、籍贯、年龄外，还记有便于识别的身高、肤色等特征。

如果编民想迁居某地，必须首先得到当地官吏的批准。当编民迁至新居地后，还必须到当地占籍。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严格控制户口，使人人不得脱籍，长期为国家交租税，服徭役。

那么我国是从何时开始制订调查户口、编写户籍制度的呢？一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和户口编制制度，“十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若干乡为一县”。全国从基层到中央政权，都通过户口制度像编席织麻一样编织起来，整齐划一地进行登记。

但是也有人认为，秦朝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应从秦孝公就开始了，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也是清查户口、按户分田地，每户一百亩。商鞅变法的户口编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生了小孩要登记，死亡人口要除名，官吏要经常检验户口，凡是在册人户，都得向国家缴纳赋税，充服兵役，维护地方治安，检举捉拿“奸人”。

有的奴隶可以结婚生子，成家的奴隶称“臣”，以“家”计算，史书有奴隶主买卖和赏人“臣五家”、“臣十家”乃至“臣一百家”、“臣二百家”。历代王朝对户口十分重视，中央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对全国的户籍进行管理，周朝始置“司徒”官位，其职掌为治理民事，掌握户口，官司籍田、征发徒役和收敛财赋。春秋时沿置。秦代及汉初有“治粟内史”，其职掌与周朝时“司徒”类似。三国时专设户部，魏晋南北朝时为度支部，后周、隋朝称为民部，唐朝因为要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将民部改为户部。户部是中央官僚机构六部之一，长官为“尚书”，其副手为“侍郎”。实权很大，掌土地、户口、农垦、钞币、租税、漕运、救荒、官俸、兵饷等。此后各代沿置，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又改为度支部。

户部向全国征粮、征兵的根据是户口簿，户口簿还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图册。秦末刘邦起兵攻入秦都咸阳，萧何首先到秦朝中央保存档案图书的地方抓到了户口册和天下地理册，从而为刘邦掌握了粮源和兵源、以及天下各处关隘要塞的情况，为战胜项羽，统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理论上，国家是户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仅靠为数不多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实施具体管理，往往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区组织加强控制，进行什伍编制，“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

第二篇：秦朝的户籍制度

秦朝的户籍制度

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

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 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1975 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里”。“里”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户籍的申报

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 1

《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 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①① 《史记·商君列传》。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

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

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

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

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

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16 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

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

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

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

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

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

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

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如上可见，秦的户籍制度，自商鞅变法之后，日趋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经审核和必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此外，关于户口登记的具体内容，似也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秦的户籍制度，是秦的统治者向劳动人民征发徭役的基础和课取赋税的依据，也是不许平民任意迁徙和惩办逃亡犯的办法，还是剥削阶级监视劳动人民和加强统治的工具，更是官府区分官吏、宗室贵族、平民、商贾以及各种贱口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手段。从而这一制度，对于巩固秦皇朝的集权制度起了杠杆般的作用，构成了整个剥削制度和统治办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篇：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范文4篇

到___年实现___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目前来看，这一任务有望提前完成。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公安部___月___日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会上讲话时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孙力军说，要加快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按照“自愿、分类、有序”原则，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尤其是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统筹普通劳动者落户和各类人才落户，争取提前完成___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要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要探索实行农业转移人口“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为改善农村人口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孙力军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要在认真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这个会议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审批制，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是一个重大变化。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也就是说，未来广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线城市落户将变得十分简单。

那么先来说说什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据___年___月____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__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___万以上___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___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需要说明的是城区人口的概念。根据“通知”，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而市辖区内的农村地带，并不计入城区范畴。

也就说，市辖区人口并不等于城区人口。比如合肥去年___个市辖区人口___万，但并不等于合肥城区人口有___万。武汉市辖区人口达到了___万，但不等于武汉就是超大城市，因为市辖区内还有很多农村地带和农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的最为详细的统计。根据《___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结合公开资料，统计梳理发现，目前城区人口超过___万的城市有___座，除了北上广深外，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

其中截至目前，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超过___万大关的仍然只有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为特大城市。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这___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不仅仅是三四五线城市，还包括了不少二线城市，如苏州、合肥、济南、长沙、厦门、宁波、福州、东莞、青岛、西安、大连、昆明、南昌、石家庄等城市，未来这些城市户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对省内其他地市的人来说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省会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强省会。一旦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这些城市的人口将快速增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阶段不一样，在中西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以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高教、金融等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因此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引领作用就十分关键。彭智敏说，现在弱一点的省会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积极凸显省会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报题提出，要高标准提升“引领圈”。编制大南昌都市圈“1+5”发展规划，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理顺赣江新区管理体制。

这些二线城市的发展前景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分析，除了京沪这样的超大城市在严格控制人口、进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线城市的人口还将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这些二线城市将成为发展重点。今年以来，很多地产巨头拿地也纷纷从三四线城市回归到二线城市。

地方户籍新政密集出台

___亿人进城落户或提前完成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断放开放宽。___月___日，南昌经开区启动___“春风行动”招聘周活动，提供岗位达___余个。根据南昌最新落户政策，在南昌市大中专、职业技工院校就读学生，凭新生入学通知书或在校学习证明办理落户;全国其他院校就读学生需将户口迁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读学生同等条件办理。

___月___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西安市人民政府___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__通知》。这也是西安不到两年___次升级调整户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确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的，不受年龄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学历的，年龄在___周岁(含)以下。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教育部学信网在册人员)，均可迁入该市落户。

今年以来，至少有___个城市出台了落户新政，放宽落户条件。不光是二线城市，现如今，不光是二三线城市，就连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松落户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继去年___月实现大学毕业生引进“秒批”后，今年___月___日深圳将正式实施在职人才引进和落户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学历类人才、技能类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和博士后___类。

在广州，今年___月___日下午，广州市发改委联合广州市人社局、市来穗人员局及市公安局共同发布了广州市新一轮迁入户政策体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过___岁即可落户。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说，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___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广深放开落户条件，可以重点解决已经在本地居住就业的人转化为本地户口，获得本地市民待遇，这也是落实国家落户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放开落户政策，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让这些外来人口留在当地，会增加对教育、职业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拉动空间。

实现___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是___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目标。根据前述会议，将争取提前完成___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同时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

本月___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到，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推动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共建。

户籍制度范文（二）

户籍制度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登人”。

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类的财产并无多大区别，牛羊需要登记，那么人口登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身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奴隶，当然是不可能有迁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离户籍所在地，则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有时候甚至会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许多小国对领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诸子百家的士人们得以周游列国，宣传各自的学说，以博取各国君主的重视。

自由的人口流动为自由的思想创造了土壤，因此，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华夏迎来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时代，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事件被发觉，秦国的宗室们对秦国境内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动秦王驱逐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论述秦穆公以来“以客致强”的事实。

在文末，李斯写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人才流动，各国英才入秦是秦国能强盛的根本。如果因为地域籍贯的不同，而驱逐人才，那么秦国就危险了。

秦王嬴政认为李斯说的很对，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让人才流入他国呢?于是嬴政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时，已让商鞅赶紧对秦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

商鞅变法，将秦国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户之中，选一人为伍长，每什户之中选一人为什长，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为了保障编户制度的约束力，秦法实行连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连，战时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诛杀。

秦国广纳贤才，同时又在内部推行严酷的国家军事主义制度，致使秦军战力爆表，终于以偏隅之地，异军突起，横扫六合，混一宇内。

秦统一之后，推行郡县制，然而郡县制只是国家机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时，郡县一级是远远不够细化的，于是在编户制度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乡亭制，即每乡设“三老”(乡村元老院)，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亭长对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进行户口管理，并维护基层社会治安，同时负责朝廷赋税、徭役的征收和摊派。汉高祖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只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亭长，他的日常除了赌钱，就是在村口酒馆里喝酒吹牛聊闲天。

汉随秦制，秦汉以降乃至魏晋，除非是遇到长期乱世，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户籍编制，否则人口登记都是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尽管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像奴隶社会那么明显，但在统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国家财产，财产必须登记，严防资产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圣人语录，它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里的天条。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户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濒临瓦解，这主要是长达四百年的乱世战争所致。人口的不断迁徙与流亡，政权的不断更迭，都让户籍制度一度几乎断绝，但当政权稍稍稳定的时期，统治者都会抓紧时间修补户籍登记本。比如，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南方，南齐萧氏在其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里，一直把户籍修订工作当作国策来抓，并让太子主抓这项重点工作。

在更晚一点的隋唐时代里，国家实行三长制。即每五里为一保，设保长(俗称“地保”);五保为一闾，设闾正;四闾为一族，设族长。地保必须熟知自己辖区的各种家长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书。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设保甲制，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威望高的人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职。《水浒传》里，晁盖被称为“晁保正”，说明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大宋朝的执政基石。

明清时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登记人口为主，鱼鳞册以登记土地为主，两册一对照，一户人家究竟该交多少钱粮税赋，该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时期，黄册和鱼鳞册几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门里的行房书吏们世代把持，传子不传婿，是当地吏员们的传家之宝。因为必须有这东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种租税，所以任凭换了哪一任官老爷来，都炒不掉这些书吏。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为国策来抓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农业税是财政第一大税种，而税收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生死存亡。农业税的根基有两条：一个是农业人口的多寡，一个是征税土地的产能，因此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一样，都是农耕社会里的基本国策。如果土地和农民都越来越多，那么国家财政的兴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经常迁徙的流民，则意味着国势衰微，亡国之日可期。

至于重农抑商，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商业税在中国古代税收体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农业税则不同，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为了让帝王们的子孙们能够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帝国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农民们世世代代地在那块土地上做工蚁，因此，几千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国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

户籍制度范文（三）

在当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再有成就也不过是个“X漂”一族。而“X漂”这个词，意味着他没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凭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还罢了，而一旦遇到结婚生子、孩子就学之类的问题，“X漂”一族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个户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这句话绝非夸大其词。

很多人以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当代人口众多导致的，但实际上，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古代社会，户籍制度的威力比当代还要强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个人没有户籍，那他就不会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无法正常生活。

凡是没有户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护流民的权益，因为流民不纳税，会被视为帝国的蛀虫。流民的主体是两种人：乞丐和盗贼，而这两种人经常会身份互换，因此在很多时候，杀死流民会被视为剿灭盗贼，即便是误杀，也常常会因为没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当代流行穿越剧，但那些穿越剧通常都是脑洞清奇的作品。实际上如果真的能够穿越的话，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稳定一点的时代里，几乎___%会因为没有户籍而被当作盗贼被通缉;假如穿越者落在乱世之中，那么几乎___%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没有户籍就不能成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进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会因为没有户籍而沦为贱民。在隋唐时代，这类人会被登记在一种特殊的册子上，这叫“非编户”，他们通常是贵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无户籍的穿越者被人发现，那就会被当做逃奴抓起来，如果联系不上主家，那就会被官方拍卖。另外，这种“非编户”贱民无法脱籍，这口锅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地背下去。贱民脱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有，而且还需要放弃“贱业”之后三代才能参加科考，但即便如此严苛的条件，在当时依然被视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为无户籍，所以无法参加科举，即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说给狐仙去听。

在古代，没有户籍是无法旅行的，再有钱也不行。户籍意味着人员无法自由迁徙，如果有事要离乡百里以上，就得找当地政府出具文书，也就是路引。路引万分重要，绝对不可遗失，否则身处异乡会被按游民处置，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发放的路引(介绍信)，否则店家要受连坐。如果没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岭找黑店住，万一不小心中了鸡鸣五鼓断魂香，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办法能逃脱强大户籍管理，作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制度实在是没有什么漏洞可钻，所以他也因为没有介绍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马分尸了。

不同的户籍之间享受的政策红利也有极大的不同。

在古代，户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一个人生在京城，哪怕是个普通人家，也可以认为这孩子生来命好了，因为古代京城与偏远地区之间的GDP可能会相差几个时代，而其所处的环境也决定了京城人士的见识、习惯和发展空间都会比其他地区胜出许多，如果要参加科举，京城人士的路费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说到的陈汤，无论他取得怎样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个山阳瑕丘人，到死也是一个连长安户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对于古人改变命运的主要渠道科考来说，户籍制度也是相当不公平的。政府会按地域来分配录取名额，同时还要审核考生的户籍身份，只有经济严重欠发达地区才能和京城一样享受更多的录取名额。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间，也会展开篡改户籍与反篡改户籍的攻防战。

户籍制度范文（四）

其实，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早已不是新鲜词了，而是近年来的一个高频词。

本轮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开启的标志性文件，应该是_______年___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走的是打通二元户籍制路线，提高城镇化质量。因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宽路线，但学界认为，城镇化率质量不高，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是一个关键指标。

___年___月，____正式发布《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__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将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___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___万人以上。

到如今，留给这个目标完成的时间已开始显得紧迫起来。今年以来，国家政策频出，城镇化已开始提速，或者说进入倒计时。

例如，今年___月___日，___、____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___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

而这与___月___日国家发改委发布《___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称《任务》)才隔了一个月。《任务》明确了相关城市放宽落户的具体要求：

城区常住人口___万~___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___万~___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今年___月___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同日，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国家频提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尤其是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数据显示，截至___底，仍有___亿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其中___%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将这部分人群的现状称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群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户籍已全面放开、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够的情况下，放开大城市户籍显得尤为重要。陈亚军说，要解决好落户的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光靠小城镇、小城市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虽然我国从上世纪___年代开始就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但实际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现在学界更倾向于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毕竟大型都市在经济资源的集聚、效率和节约发展等方面更具优势。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也彰显着国家要将中心大城市引领作用发挥到最大的决心。

牛凤瑞认为，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更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规模与辐射带动能力成正比。应该通过支持一些核心重点城市率先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___年___月，___、____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要放开放宽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更受看好。

但问题是，大城市的发展和落户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尽管中央密集发文要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词，落户的全面放开，是将个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据《___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城区人口超过___万的城市有___座，除北上广深这四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沈阳、长沙___个特大城市。

结合政策，也就是说，在未来，除了上述___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二线城市将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苏州、合肥、济南、青岛、大连、厦门、宁波、昆明、石家庄、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户籍放开后，中小城市的发展前景会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沪等超大城市，二线城市还有大把的发展空间。这些二线城市崛起后，不仅可以承担、疏解一线城市过于集中的部分功能，还可以起到区域发展龙头的作用，带动更多区域相对均衡地发展。

放开放宽落户带来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意见》明确，要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政策。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过去国家强调中小城市战略的结果是：一线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土地供给不足，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土地供给过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错配。现如今，人地挂钩的政策更符合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对输入城市将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输入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个过程中，对一二线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见》提到，到___年，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为房地产发展的重点。什么样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旧村改造会有价值?哪里的农村户口有价值?当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农村或者贵州、东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远农村，而是一二线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区的农村。

今年，珠三角，广州、东莞等地的旧村改造如火如荼。这些地方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会极大地增加一二线大城市的土地供应。

从总体上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楼市发展前景已经超过了一线城市。

一方面，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间更大;

另一方面，二线城市原有楼价较一线城市要低很多。

实际上，从___年以来的表现来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幅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这也符合近年来热点二线城市经济崛起的趋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以来，热点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火爆，各大开发商鏖战二线城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0大城市合计在___年前___月土地出让___万亿元，同比___年同期上涨了___%。其中，___月杭州土地出让金收入___亿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来，天津、武汉、苏州、济南、郑州、福州等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表现也十分抢眼。

一线城市也不是没有机会。上述《任务》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也就是说，未来一线城市的重点在都市圈的发展上。

尤其是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铁、市域快轨的发展，将会极大缩短周边地区、邻近板块到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时间，让这些区域变成也可以变成人们常住的区域，从而有利于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也可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比如北京周边的北三县、保定等地，上海周边的南通、嘉兴、昆山、太仓等地，深圳周边的惠州等，都将是未来楼市发展的重点。

第四篇：户籍制度

简论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

法学081周珏 0801064

5摘要：

户籍制度是中国一项涉及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之基本形貌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制度。本文将从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历史说起，从古至今，逐步解释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再试着分析户籍制度的诸多问题。意在深刻了解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和未来户籍制度的走向。

关键字：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后 户籍制度：终结抑或改革

正文：

一．1949年以前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社会里，对农民严加管制，把他们锢着在土地上，编户入书籍，横为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历史中的户籍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以此作为掌握人口信息、征调税役、分配资源和维持秩序的基础，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服务和法律的综合性社会制度。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无数次的战争和内乱，又经历代王朝的更替，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始终执行着多种社会功能。回溯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浏览一下中国户籍文化的历史形态，①而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去把握这一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并从中认识维持这种结构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影响。

1．“户籍”的涵义

“户”，《辞源》解释为：“住户，一家为一户。”中国古代户籍，也有“丁籍（册）”、“黄籍”或“籍帐”之类的名称，主要以家庭为依据，了解家户人数和田地情况，用以征收赋税、调派劳役。

2．编户齐民

在历史上的户籍管理时间中，包含了权利机构对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的意义。统治者实行编户齐民的措施，目的不仅在于了解家庭和人口情况，而且还要掌握土地的户均和人均占有情况，掌握土地的质量情况，如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出产率，以此作为摊派赋税、征调兵役的依据。

纵观中国历史中的户籍制度，其登记注册的内容不外乎三大类：户内关系、人丁数量和田地财产。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形式不尽相同，然而它却是所有统治者用以控制社会、落实行政、经济和军事管理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3．国家机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诸侯势力随之壮大，争霸争雄的战争频繁四起。由于战争的需要台，各诸侯国自然会重视人口登记、户口保养及户口管理。战争需要有兵员和物资保证，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理，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做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也可限制流动，防止人力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因为掌管户口，对国家机器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国家的存在以来与税役的征调；再者，文字的出现，也为登陆户口提供了条件。

4．五保法

后来，由于政事废弛，国家并不需要周全的数字，这样地方管理的怠惰也就成了自然，因此户籍所载的民数严重失实已司空见惯。后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多年以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局面。立即推行户籍改革，即“制人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几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②这样，户籍制度又再次被巩固了起来。

5．科举

隋朝之后的户籍制度增加了对户口登记管理的约束机制，即把户籍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科举制度与其说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不如说是半开放式的公务员招考录用制度，它是一种和平式的上下流动机制。相对比以往的全完世袭制和暴力争夺制，这种社会垂直流动机制无疑是一种进步。科举考试，实行的是配额制，即按地域分配名额，名额十分有限，于是，中举的名额也就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为分配这种资源，则必须确立一个依据，已有的户籍管理无形中为其提供了方便。科举制要求人们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即在哪里登记入籍，才有资格在哪里参加考试，这样做一者是为了保证相对的平衡，防止人们一起涌向一个地方；二者也为了便于组织考试。

6．末尾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户籍制度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制度形式，而是与各种行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套观念、规则和措施。它既在各项制度中得以体现，并发挥其作用，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独立的传统。诺思认为，国家或政府应对制度创新和经济绩效负责。但在中国历代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户籍制度保证了各级官僚的优势利益。③尤其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说，把所有臣民登记入册，他便可手执一册而统一天下，以此方式既象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又不需要自己付出多少劳动成本，这样皇权统治的效用最大化也就得以实现。

既然如此，户籍制度的创新和变迁所需要的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就难以产生。这也许是历代户籍制度乃至全部封建社会之所以变迁缓慢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的中国户籍制度，最先在城市管理中得以酝酿，然后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普遍的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户口登记，以及对各类户口的迁徙、居住、获取资源和福利的权利规定等。

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土地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初见端倪，新兴政权，或具体地说是某些上层政治精英开始雄心勃勃，试图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但过于理想的平均注意社会，户籍制度的建立，多少地带有些乌托邦式的理想观念。最后不得不按地缘和个人成分或身份来控制和分配短缺的组弹压吧，结果不仅没有消除三大差别，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相反地使地缘意识和身份意识得以强化，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出现认同的分离，而要把他们郑和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就不得不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这样，整个社会秩序也就实际上成了一种“人工维持的秩序”。④也就是说，国家只有通过超强的权力控制，阻止社会走向地缘分割化和身份分层化，以弥补社会郑和的裂痕。

1.改革以来的户籍制度变迁

了解改革以来的户籍制度的变迁情况，下面几个事项可能是重点对象：（1）：知青回城的户口安排，（2）：“农转非”的指标，（3）：“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4）：居民身份证，（5）：就业和粮油关系的转换，（6）：“卖户口”现象。

2．户口与资源的分配

回顾过去的那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户籍制度与那种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体制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国家进行资源调配和利益格局调整的视窗系统和操作平台。

户籍的登记注册，以及对个人居住、迁移的管制制度，既是策略选择的结果，又是巩固这一

分配格局和状况的关键路径。因为，假如没有乡——城户口迁移的控制和约束，当城市的比较利益占优的时候，必然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用想城市，参与争夺城市资源，这样，最终也就会达到城乡比较利益均衡，从而消解城乡分化。但是，这一策略与国家所选择的工业化策略不太吻合，国家试图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加速工业化，而不是让部分资源被与工业无关的人消费掉。

3．户籍壁垒

在中国户籍制度的安排下，户口的划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壁垒。城镇户口或户口迁移的转换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相当于一个集团或阶层守卫自己利益的壁垒，因为从显示情况来看，制定政策的或有权进行决策的阶层，以及决定户口迁移权利的人，几乎都是具有城镇户口或本地户口的人。因此，很难说，他们的利益倾向不影响其价值倾向乃至决策行为。

以户口为标志的分层体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960—1970 年代出现的国营或集体单位从农村地区招收的轮换工、临时工和合同工，他们和同单位的其他工人在职业、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上，并无什么区别；他们常常需要做比其他工人更苦更脏的活，但是却不能得到与其他正式工相同的待遇。他们没有同等的劳动保障、公费医疗、住房、退休金、津贴和消费补贴也明显少于正式工，甚至根本没有。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不同等的待遇，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来自于农村，他们的户口身份是农村户口。所以，合同工形式实际强化了户口制对城乡之间裂缝的影响，它表明一方面工业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户口的权威界定又在压制农民的权利，并极力维护城乡户口的等级差别。相同的例子也表现在干部少年粉上，农村干部和国家干部都是可以说是干部，但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国家干部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户口的不同，因此待遇也就存在差别。

户口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裂痕，不仅表现为城乡户口两种群体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而且还表现不同户籍之间的其他权利和非货币性待遇的差别。例如，户口落在规模较大的城市里的居民，可以很容易地把户口迁到规模较小的城市，城市户口可以很方便地转成农村户口；但是，从小城市将户口迁到大城市，或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没有足够的条件、理由和关系，几乎不可能，这无形中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户口所享受的权利和地位是不平等的，或是呈等级的。

户籍制度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是深渊的，同时又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户口转换和迁移的限制，使地区和部门内的成员趋向平均，另一方面，它又使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差距固定和突出；一方面它虽然遏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但另一方面使农村充斥着贫困。因为以户口为标准对居住地、住房、就业、配给和消费的控制，限制了农民获得与城市相关的比较利益优势的机会，人们受到先赋户口的控制，很难甚至无法调整自己的位置或地位。即使人们安心地守在那里。即使有些农村人不愿选择一辈子守望着那一点贫瘠的耕地，他们也难以摆脱户籍的安排。

4．户籍壁垒与乡—城人口流动

在众多对当代中国城镇流动人口以及乡—城人口迁移研究中，不少学者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作用，而对权利、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格局关注不够。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里，农民进城被看做是“盲流”，在这多少带有歧视性的话语中，隐含着对农民理性追求自己利益权利的轻视或否认。

1980年代以前，政府通过户籍控制，以及响应的粮油配给、票证和外出证明等措施，有效控制了乡—城人口迁移和流动，从而剥夺了农民在城镇获得收入的机会。从农民进城的途径来看，以与城镇户口的亲人团聚为主要方式，招工也是重要途径之一，但受政策影响和波动很大；当兵和上大学是农业户口的年轻人实现进城梦想的唯一的、可以为之奋斗的途径，但是道路相当狭窄。

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城乡分割的资源配置以及部门和地域之间的差别日益显著，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民挤进城里，在农业外寻找就业机会。尽管户口控制仍然对他们起到约束作用，但是巨大的利益差距形成强烈驱动力，推动和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在城市里找到立足点。例如，北京市出现的诸如“浙江村”之类流动人口聚落群体，⑤就是新的体制和旧的制度安排组合而成的社会现象。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而户籍制度安排则极力限制劳动力在体制内的自由流动和转移，而且继续为各种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执行提供依据和条件。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不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反而遭到各种临时性或地方性的行政命令的驱赶和排斥。

5．“黑户口”

“黑户口”，顾名思义就是指没有在权威机关登记入籍的、户口没有着落的人，也就是指那些不被权威机关知道的或不被认可的人。正是因为这一群体的不可知性和不合法性，因此常常被管理者或其他人称之为“黑户口”或“黑人口”。出现“黑户口”的情况主要有：

（1）：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手续或超生人口。

（2）：不少农民为不承担负担而不愿给子女上报和登记户口，这样他们的子女也就没有户口。

（3）：第三种类型的“黑户口”属于户口代定者。或称为“口袋户口”，是指在户口迁移过程中，个人持迁移证而不在规定期限内在迁入地落户。

（4）：在没有户口的群体中，还有一些是弃婴，他们被别人抱养，但又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因此不能上户口。

在“黑户口”群体当中，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能申报户口的人，或许永远也不能获得户口身份，从而不能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或市民权利。那些没有户口、不能享有理应享有的社会权利的阶层，既定的分配制度和现实红的待遇对他们今后的发展会产成极大的影响。如果户口制度或依附于户口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制度不改变，这样的阶层会长期存在，并构成一种边缘群体和亚文化，他们反过来也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反作用。

6．小结

尽管导致社会分层与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由权利和义务分配的不平等构成的。社会的上层享有更多的行动权利或社会权利，而承担更少的义务；社会下层的行动则受到更多的制约，享有的权利较少，而承担的义务更多。

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中，不同的类型的户口，如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常住户口与暂住户口以及地方有效的户口之间，在所享有的公民权和社会权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户口所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户口身份主要是通过代际继承获得的，因此，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形成，继承和世袭因素的作用较大，自获因素或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通常被视为结构性的不平等印度，如个人能力、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等因素，表面上看是因为个人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平等，然而实际上，它在较大程度上也包含着权利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所产生的效应。

综上所述，在中国，户口的湖粉已不仅仅是身份的证明，而成为权利和义务分配的依据和标准，户口成为个人享受各种社会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和壁垒，由此导致了户口的不同（包括类型、籍地不同），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就不一样，权利和义务的差别是多方面社会差别的重要根源。

三．户籍制度：终结抑或改革

在中国的现实中，户籍具体来说，就相当于户口簿或户口登记簿所技术的相关事实，如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和空间、户口所在地、户口属性以及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等。户籍的应用在显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

（1）：传递个人信息。

（2）：证明个人身份和社会关系。

（3）：限制人口迁徙和流动。

（4）：权利和资源分配的操作系统。

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具有传统色彩的户籍制度与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已显得不相称。因此，致力与户籍制度创新，使其有利于降低公民的生活成本，关心和体现弱势群体的需要，已势在必行。正如杰斐逊所说：“法律和制度必须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而进步。人类思想日趋发展、开明，新的发现不断涌现，新的真理被揭示出来，习俗和观点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制度也应前进，与时代同步。如果我们要求文明社会停留于野蛮的祖制之下，那无异于要求承认仍穿者孩提时代的服装。”⑥

总而言之，以控制个人行动和建构社会差别为导向的户籍制度，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格格不入。因而，改造中国户籍制度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附：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第417页.强制性收容遣送政策及其终结

1961年以来，为维护社会治安，强制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经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的措施。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城市乞讨和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人员实施收容、遣送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出现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后来收容遣送工作又与流动人口的管理联系在一起，收容遣送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三证”不全的流动人员。1992年12月财政部、民政部、公安部《关于收容遣送工作中跨省遣送所需经费制支付问题的通知》规定，跨省收容遣送费的收取，以流出省在经济上承担责任，促使其做好制止人口盲目外流工作，流入省做好将外省被收容人员送回原籍的工作为原则；其所需经费原则上又流出省财政部门解决，并规定了具体的收费标准。

1994年1月民政部下发的《关于加强收容一送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在收容遣送工作中，对社会救济对象实行无偿服务，对非社会救济对象可实行有偿服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收容遣送人数剧增。以北京市为例，1999年收容遣送人数达到149359人。2000年上半年，收容后遣送人数达18万人。与此同时，因收容遣送引起的恶性事件和行政诉讼也不断涌现。2003年3月17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街头因没有暂住证被治安人员带到派出所，随后被展转至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救治站，3天后被暴打致死。以“孙志刚事件”为焦点，引起关于取消强制性收容遣送政策的广泛讨论。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正式废止。新《办法》变强制性收容遣送为自愿性社会救助。

①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年。

② 《隋书?食货传》

③ 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伤害三联书店，1994年。

④ 科尔曼引用的法学家海克的观点。认为秩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自发形成的秩序”，它产生于各种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只需某些禁令；另一种是“人工维持的秩序”，它依赖于命令式的权威。参见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⑤ 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⑥ 引自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第五篇：户籍制度

1、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于城乡二元格局造成的二元户口划分，其系统性、延续性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如从政治权利、身份地位、教育机会、职业获得、社会保障等方面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河北省户籍制度改革相对较早，推进过程较快，改革措施较为系统，改革经验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值得总结分析。同时，所辖区域内户籍改革差异较大，但存在共性问题较为突出，表现出一定的典型特征，破解共性关键问题有利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户口一元化，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2003年7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转《关于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明确具体改革内容有两条是：

（一）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石家庄城中村农民就地“农转非”261390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户籍管理混乱，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对户籍改革满意度低。虽然户口变了，但孩子上学、大人上班也不一定有保障啊，加之户籍制度与其他教育、社保、就业、医疗等福利捆绑在一起，表现为户籍制度粘性极强，给户籍改革和管理带来更大的难度。

到2010年6月1日，石家庄城中村改造启动率已达100%。大面积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户口管理跟不上就十分不利于计划生育、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管理，百姓不满意就容易上访告状，这样不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二）缩小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差距，促进户籍改革平稳顺利进行。无论从我国历史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进行分析，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体制中，户籍制度都是极其重要的标准和依据，甚至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户籍制度演变为权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河北省也不例外，户口是个人从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组织获取收入和补贴的必要依据，各种消费补贴、住房补助、福利分房、子女入托就学、养老医疗保险等等都是以户口为基本条件而享有的。这也就产生了户籍制度的粘附性，这种粘附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乡差距。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现代户籍管理制度应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平等的社会管理制度，所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使户籍制度的粘附性减弱而不是增强。透过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户籍管理混乱的现象看本质，百姓无论是要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其基本出发点是多得到点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实惠。分析到这一点，户籍改革就要求政府弥补农村社会中社会保障那块明显低矮的短板，否则城乡统筹这个水桶总有漏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