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热点：习近平为何鼓励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热点：习近平为何鼓励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
9月23日至25日，总书记用了4个半天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举行这种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会议，是我党长久以来的传统，但由中央常委联系一个省参加民主生活会，则是中共党建探索史上的第一次。舆论关注此次会议的焦点，莫过于河北常委班子相互“揭短”，其中不少批评意见十分尖锐甚至敏感。
可以说，这次民主生活会展现出的”动真格”态度和崭新风格，在近几十年的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中都不常见。此种模式一旦成为常态，便有可能成为解决制度执行难的良方。
比较政治学大师亨廷顿认为，制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的制度化程度，均有着巨大的提高。但是，平心而论，中国目前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的现象依然普遍。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梦，都很可能沦为一句空谈。
在此次由习近平全程参与的河北省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出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气象。比如，河北省委书记对另一位常委批评道:“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这样一种表现，那么这种表现就会促使我们会去干一些与老百姓利益不相干的事情。”
如果说这种上级批评下级的做法仍属正常的话，那么省委纪委书记对省长近乎直言不讳的批评则让不少人一惊：“省长同志对听汇报不是太耐心，这样对干部不够尊重，对不同的意见不能完全采纳。”而另一位常委更是“不畏惧”自我揭短：“到石家庄做市委书记以后，都配备了越野车，是违反规定的，但是自己坐起来就挺心安理得，觉得没什么。”
了解中共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揭短行为无异于自断政治前途。但是，这次河北省高级官员们纷纷认错，并提出了改正这些缺点的想法。这样的政治勇气，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率先垂范以及务实风格。
在习近平的执政认知里，当“老好人”和批评不得，是个人私心杂念在作祟，长此以往，制度的执行力就会堪忧。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
笔者认为，如果习近平倡导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精神，不走样、不异化，对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制度执行难的病症，将是一药良方。而且，这也是中国执政党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执政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河北的此次党内民主生活会可谓是开了个好头，这与新一代领导人的独特执政艺术和个人担当密切相连。正如近日美国《外交家》杂志刊登文章所说，中国当前这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显示，中国共产党依然有能力反思自己的潜在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凡标明来源“山东中公官网(sd.offcn.com)”（山东公务员考试网，国家公务员考试网）的相关资料，转载，请标明来源！
第二篇：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在基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解读】
现在国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如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而很多事业单位招聘的也是基层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会在基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基层回馈社会。总书记也曾勉励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稳走实，善于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因此，在事业单位综合写作考查中，很可能会让考生以在基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自拟题目，观点明确，结合实际，条理清晰，字数不少于1000字。
【参考范文】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在基层的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
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迎着梦想的朝阳，我们从象牙塔走向了社会。我们坚守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追逐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期待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绝响„„豪情满溢，渴望一飞冲天。然而，正如温总理所言，仰望星空的同时还需脚踏实地。夸父逐日，好高骛远，终究一场虚空。只有扎根土地，深入基层，才能迅速吸取养分，茁壮成长，绽放生命的光芒。
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高的平台。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它们绚烂的外壳，盲目从众。我们要理性地分析，转变就业观念，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基层也有很多让我们发光的舞台。要把握机会，充实自己，在平凡的岗位收获不平凡的成功。
找准定位，边学边干，积累工作经验。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镌刻着一句哲言：认识你自己。对于刚出校门、走向基层的大学生而言，首要做的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转变角色，积累经验。基层是我们向群众学习的好课堂，通过和基层群众一起工作和生活，摸爬滚打，我们才能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我们国家很多高层领导人都是在基层成长起来的，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同志，大学毕业后只是广东茂名石油公司的一名工人，经过不断努力，不断提升，才有今天的成就。因此，“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基层是检验我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的试炼场。
脚踏实地，立足岗位，发挥个人优势。我们在大学中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储备，要运用到社会、基层中去，正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国家每年都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大量的基层工作机会和岗位，如“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等。我们可以努力争取机会，运用自己所学，发挥所长。如农业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提升农
业科技水平;医学生可以到医疗资源匮乏的乡镇卫生机构去，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基层的舞台很大，给我们发挥的空间和平台也很大。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锻炼自己，成就自己。
融入基层，提升自我，成为栋梁之才。我们暂时所处的基层岗位很低微，但我们的志向是高远的。如总书记所言：要努力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才。我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在基层的磨练是日后腾飞的基石，是蜕变成蝶之前的破蛹过程，虽然辛苦，但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汗水，应该挥洒在需要我们的土地上。大学毕业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踊跃下基层。在基层生根发芽，在风雨的洗礼中绽放光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出事业成功的硕果，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第三篇：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热点：培养选拔好干部系列报道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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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热点：培养选拔好干部系列报道之五
培养选拔好干部系列报道之五 ——健全机制 准确识别干部
用人得当，首在知人。知人、识人准确，方能实现用一贤人群贤毕至，见贤思齐蔚然成风，干部作风纯洁、党风清明。
然而，识人辨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一个干部能不能干、清不清廉、与群众是不是打成一片„„这些重点要素都需要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如何才能把好干部真正辨识出来?干部的政绩如何考准考实?考察考核环节需要如何改进?新形势下，这些都是必答题。
拒绝急拿现用、凭印象用人——零距离观察 功夫下平时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识人是做好干部工作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人的思想行为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两面性也决定了识人的难度。
2011年8月下旬，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吕清海因涉嫌违纪被纪检部门“双规”。从全票当选到落马，吕清海在市长的位置上只干了40多天，被网友戏称为“最短命市长”。类似的案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知人识人中存在的问题。
“组织部门担负着选人用人重要职能。组织考察是选任干部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是否科学到位，直接关系到选任干部是否合格，也直接影响到当地的政治生态。”福建省泉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吴忠刘表示，“造成识人不准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平时与干部接触不多，缺乏对干部日常情况的了解，对干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
此外，考察急拿现用也是原因之一。“目前干部考察往往集中于干部任职考察、年终例行性考察方面，其临时性、任务式、被动化的特点十分明显，日常、主动、灵活考察干部的方式和机制比较欠缺。”江苏省海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鑫钊表示，“想通过一次访谈，就想全面、深入了解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靠突击式的考察来识别干部，往往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一方面，群众会认为组织部门是在走形式。另一方面，由于识人不准，提交给领导决策的考察材料，呈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信息量小、准确度不够等问题，给选准用好干部带来困扰，容易酿成用人不当、用人失误的后果，给事业发展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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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要多近距离接触，这是干部群众共同的期待。该如何破题却是公认的难题——
以沿海某市为例，该市市管的县处级干部有500多人，靠传统的方式，单是人头都难以数清楚。有新从事干部工作的同志采用“笨办法”，拿起履历表就背，尽管很努力，但现实中的人究竟怎么样，却往往对不上号。
在这方面，厦门、湖北荆州的探索值得管窥。
自2012年3月以来，厦门市结合换届后领导班子回访，推行干部日常走访制度，由市委组织部主动深入班子、走近干部，全面真实了解班子成员履职情况。
“看似平常的走访，却是干部平时考核方式的突破!”厦门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林卫东说，“平时的了解渠道主要是汇报材料，不像在走访中了解印象这么
深刻。日常走访则是轻松的漫谈，干部愿意摆问题，有效提高了所获信息的真实度。” 与走访了解相配合，厦门市规定，走访人初访时要收集各部门单位近三年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班子成员分工，以及干部队伍建设自查报告等，建立日常走访文书档案。同时，与市效能办、统计局、发改委等单位建立联系，及时收集有关月度、季度简报和数据等反映班子工作、干部表现的信息，同步收入走访档案，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综合研判提供重要依据。
而湖北荆州市则把考察重点聚焦于重点工作一线。市委组织部专门组织“重点项目建设一线干部跟踪考察组”，到招商小分队、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一线，对干部进行跟踪培养考察。信息每月一汇总，详细记录在干部考察档案中，10多名一线成绩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把考察干部功夫下在平时，无疑给组织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地应大力加强干部动态信息库建设，注重将平时收集到的干部德才信息及时整理、存放，并将纪检、信访、审计、公安等部门掌握的信息对接到一个数据库中，从而形成真实反映干部情况的全景信息库，为准确识人用人打下基础。”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委组织部高文动建议。
大事上看德，小节中察德——多用广角镜 打好群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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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的用人标准。然而，干部的“德”，比较抽象，好像“看不见摸不着”，加之受各种表象、多种因素的影响，考察识别干部的“德”容易出现“问题看不准、差别分不出、具体操作难”等情况。干部的德如何才能准确识别? “时穷节乃现，板荡识诚臣。”“在平时，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或许不那么容易显现和评价;在抗震抗旱抗洪救灾等重大关头、关键时刻，一个干部何德何才，可谓高低立现。”广东清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兆芬说。
“我们主要问3个问题：地震发生后你做了什么?效果怎么样?老百姓评价如何?”在四川北川，县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北川县委启动了火线提拔干部工作，78名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得到提拔。据了解，地震后一年多时间里，四川灾区先后有1300多名在关键时刻表现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鲜明地树立了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近年来，在芦山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大面积旱灾和冰冻雨雪灾害等抗灾抢险的第一线，各地组织部门不断探索在关键时刻、重大危急关头识别、提拔干部的机制，为好干部脱颖而出增添了有价值的标准和依据。
德根于内而形于外。一个人内在的德，往往在日常生活、工作的小节中有所体现。这也使德的考察可以有迹可循。
“没想到，那么细，那么具体。”回忆初见“考德试卷”，广西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杨娜玲连连感叹“没想到”。2011年7月，柳州出台《柳州市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把领导干部的德行表现，作为其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柳州将干部德的考察分为党性修养、理论素养、坚持原则、道德品质
四大类，再细化为15个子项目，实行百分制考核。如“党性修养”下设“政治坚定”、“恪守宗旨”、“维护大局”等子项目，每个子项目下又有具体要求和要点。以细化、量化考核内容和标准为切入点，通过评价者打分，把考德工作具体化、显性化，有效破解了考德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的问题。
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准确识别干部的德，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是最佳途径。在四川郫县，贴在小区门口的一纸“干部考察预告”常常会吸引小区众多居民的注意。近年来，郫县将干部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纳入考察范围。通过让群众填写《考察测评表》，对考察对象人品修养、言行诚信、廉洁自律等9个方面进行打分，有效增强了对干部的辨识度，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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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寿光市委组织部桑德春建议说，加深对干部八小时外的考察了解，要注意选择跟他们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群众，如服务对象、左邻右舍、社区负责人等，通过他们的评价来了解干部在生活中小节的情况。
此外，考察的方法是否科学也很关键。“多年来，各地运用个别访谈、反向测评、实地查看、追溯式考察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了解干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坚持。”河南省淇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闫浩说。
既看显绩又看潜绩——不唯GDP 画准实绩像
一名干部，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使地方发展背上了长期的包袱。与之对比，另一名干部在任上虽然没有拉升太多GDP指标，但却为当地民生做了很多实事，为了保护环境阻止了重污染项目的上马，“政绩单”也许不那么炫目。到底哪种干部才算是好干部? 答案显而易见。但如何准确识别、评价准干部的政绩，却是一道需要完善的选择题。
选择的焦点是不同考核指标的权重。“既看干部显绩，又要看干部潜绩，这是中央一贯的要求，而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要求。只是各地在贯彻落实中，存在片面性。”河北省元氏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董志伟表示，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不是不要经济发展了，而是指业绩考核不能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主了，对此必须认识准确。
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进行“屏蔽”，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办法。要完善考核内容和指标设计，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发展速度，也要看发展方式、发展质量，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
近年来，过去那种重“显绩”轻“潜绩”的导向正在一些地方得到扭转，不少地方的考核越来越强调生态建设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内容。吉林省通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胡宗庆建议，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增加两个对比度：一是横向对比，对比相同水平地区情况，二是纵向对比，对比本地历年来民生投入、生态改善情况，真正促进干部以长效发展论英雄，以实绩论英雄。
但标准内容的明确，并非意味着就可以考准一个干部的实绩。现实中的一个难题是，一项重点工作，是主要领导作用发挥大，还是副职给力，在考察时，往往是一个成绩众人用，造成了识人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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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泉州探索实行“3+1”实绩考察方法，正在尝试破解这一难题。
所谓“3+1”实绩考察方法，即考察干部最满意的3项工作和最不满意的1项工作，一改过去谈成绩浓墨重彩、谈不足一笔带过的状况。通过干部自我画像，之后晒绩亮像、测验评像、印证修像、会审定像等步骤，综合运用反向测评、行为科学、心理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干部个人德才表现的准确把握。
画准干部像，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系统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这无疑将成为未来识用干部的有力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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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热点：培养选拔好干部系列报道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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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热点：培养选拔好干部系列报道之六
培养选拔好干部系列报道之六 ——组织把关 让好干部脱颖而出
如何让好干部脱颖而出?这样一个宏大命题，答案涉及方方面面，“组织把关”作为其保障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其地位不言自明。
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这为干部选任工作树立了新的目标。
组织把关主要针对什么问题?谁来代表组织?是否应兼顾群众公认?怎样才能把牢守住选任关口?这些问题，发人深思。
组织把关≠只讲程序 不可凭票数多寡识别好干部
“群众推荐得票高的不一定都是好干部，但大多数人不认可的一定不是好干部。”做过干部工作的人，多有这样的体会。
唯票取人近年来广受诟病。一旦仅凭票数说了算，信奉“只栽花不栽刺”的“老好人”必定层出不穷，党组织的领导把关作用也将在无形中被大幅削弱。早年间，有些地方把“竞争上岗”变成了“竞选上岗”，把“民主推荐”变成了“投票选举”，召集群众投票，并当场汇总按得票数宣布当选人。如今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
“把唯票取人当作推卸责任、避免争议、平衡矛盾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其实是间接放弃党对干部选任工作的领导把关权。”采访中，部分组工干部如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进一步分析：“有的是为了开脱用人责任，任用推荐票最高的干部，一旦出现‘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等问题，于己无关;有的是为了规避矛盾，使那些条件具备但还未能得到提拔的干部无话可说。”
“重程序、轻结果”的现象，在各地仍部分存在。比如，明知道此人不是最佳人选，因某种原因却要用他，领导就把责任交给程序，不惜提前打招呼做工作确保如愿。河北省唐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解占久对此评价，“看似公平公正、程序合法，实际上却是利用程序使少数人的个人意志合法化了。”
或许有人会反驳，只要干部没有“硬伤”，谁的票数高就用谁，有什么错?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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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主推荐环节举例分析。受制于选拔范围、选拔条件和领导意志的影响，推荐票高并不一定说明干部业绩好。“如果推荐范围仅由相关领导划定，推荐标准和条件也由其根据意向制定，再加上推荐过程中领导的无形影响，高票有时是变了味的。” 采访中，有组工干部坦言。
更有甚者，只要是领导提名的干部，在以后的推荐、考察、决定任用等环节往往会“一路绿灯”，造成“程序空转”。有的对拟提拔干部应具备的标准、条件、考核结果等不予公开，甚至决定人选在先，推荐、考核及讨论变成“例行公事”，以形式上的公开掩盖本质上的不民主。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分析对待票数?郑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喜安认为：“一要正确看待票的作用。推荐票只能作为用人的重要参考，不能作为唯一依据。二要对票进行分析甄别。要将推荐结果与平
时掌握情况、外部反映情况、干部群众认同情况相比较，分析是否存在其它影响投票结果的因素。三要科学运用投票结果。坚持从推荐得票较高的人选中确定考察对象，但不唯票取人，同时要研究一旦民主推荐结果失真组织如何决策，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合理、公正公平。”
组织把关≠主要领导把关 民主集中制杜绝“一言堂”
有一则顺口溜这样说的，“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只做笔记不开口。”一把手的说一不二，尤其是在干部工作中的“一言堂”，导致少数地方组织把关异化成主要领导把关，让基层群众非常不满。
民主集中制，是党委科学决策的根本机制，其核心是在承认并尊重每一个决策参与者的前提下进行有效集中。在选人用人等重大决策中，如将集中等同于集权，必然产生是主要领导说了算，还是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说了算的矛盾冲突，继而出现推诿扯皮、议而不决、争功诿过等情况。
中央党校原教授王贵秀就曾指出，任何把民主集中制这一完整个体肢解为“民主”和“集中”两部分，或是在时间上有先有后的运作过程，都是一种误解。原因在于，不管是“先民主、再集中”，还是“先集中、再民主”，都容易导致书记垄断对重大问题的“拍板权”，其他班子成员至多只有一定的发言权。这就将党委决策变成了首长个人负责制，严重扭曲了党的集体领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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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一言堂”，充分发挥组织把关作用，各地纷纷展开探索。如河南新密市近年来推行的“两推一述一票决”干部选用机制，就是其中代表。历经两轮推荐提名关、竞聘演讲关、市委全委会票决关，再经组织部门业绩考察，干部方能顺利提拔。
不经提名，干部无法纳入组织视野。提名由少数人说了算甚至一个人说了算，是“一言堂”的症结所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规范初始提名权，是组工干部的一大期待。许多组工干部表示，干部任用条例虽然有对初始提名的规范，但还有待进一步细化，这也造成一些地方在执行中钻空子。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相应有所应对。2013年7月，青海西宁市出台新规，明确重要干部任免等事项应实行集体决策，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代替集体决策。此举对于管住“一支笔”，无疑是一个有益探索。
目前，安徽合肥市计划适当加强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推荐干部中的权重，把干部推荐得票情况与领导班子、分管领导、组织部门平时了解的情况，与干部一贯表现，与班子结构、工作需要结合起来，由党组织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杜绝“一把手”“一言堂”。
组织把关≠忽视民意 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并不矛盾
“如果我们的组织工作只限于把下面的干部摆平、关系理顺，而实际上事业不顺、人民不满意，这是根本的不平不顺。”2013年8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向全省组工干部强调道。
党管干部，是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群众公认，一直是衡量各 项工作成效的一把标尺。两者本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合二为一的，但是实践中，个别地方却出现把两者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也正因此，个别地方个别单位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打着党管干部的“旗号”，否定各种体现群众公认的有效形式;或者仅仅走一下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程序，放松了组织把关的职责。
比如，为了体现群众公认，组织把关加入了考察谈话环节。但是，把谈话人数多少与民主程度高低划等号，就不科学。能否发扬民主应该看参加谈话的人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是知情人、是否素质较高。如果某些方面或层次的人缺席，参加谈话的人参与意识不强、不敢讲真话，谈话的人再多，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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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针对异地交流提拔和平职调动的干部，组织把关一般采用民主测评方法。由于是向外单位推荐干部，群众重视程度不够，还有些人从本位主义出发，希望本单位多出干部“腾位子”。于是，使得群众对一些并不很优秀、在本单位不受欢迎的干部，违心地划出了优秀票、称职票，借机把他们“推荐”出去。这样的民主测评，能为组织把关提供的借鉴意见自然有限。
很多组工干部表示，在组织把关中兼顾民意，在党管干部统领下体现群众公认，必须多考虑实际效果及细节。其中，如何真实科学有效地体现民意，将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课题。
怎样把好选人用人关? 综合研判让组织把关有底气
重推荐、轻平时，重任用、轻管理，重个体、轻班子„„长期以来，这些现象在干部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由此直接导致了民意失真、管用脱节等问题。对班子运行和干部情况了解不及时、不准确或不到位，势必对党的事业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选准用对好干部。
“组织部门要经常坐下来，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和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分析和研判领导班子。”2008年，陕西省委组织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研判实施办法》，由此开启了综合研判的大幕。
综合研判通过“五步工作法”，实现层层还原、整体把握领导班子的本来面目：数据分析，通过由职能部门提供和平时掌握的工作数据，评估领导班子绩效;民意分析，从上级领导、内部干部职工、社会公众的意见，看上下左右对领导班子的评价和干部口碑怎么样;比较分析，纵向、横向比较班子成员的德才素质、履职尽责、能力特长、一贯表现和存在问题;条件分析，通过考察工作基础、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评价领导干部主观努力程度和客观工作成效;案例分析，通过对个案深入剖析，掌握最鲜活、具体的情况，从中归纳概括出班子特点，等等。
坚持把研判结果作为选干部、配班子的主要依据，做到不研判就不提名、不推荐、不研究。陕西省委组织部将领导班子研判制度作为干部选任的必经程序。
郑州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杜绝带病提拔、带病上岗、超职数配备等问题上。去年起，该市实行了干部选用“一报三审”办法，即对考察对象进行廉政报告，对拟提拔对象审资格、审程序、审职数，在干部选任工作中提前筑起“防火墙”。为配合办法运行，还建立了纪实制度，统一各类表样留存。提交部长办公会议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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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的任免事项，必须做到任职资格条件联审表、推荐考察程序联审表、拟任人选职数联审表三表俱全。
不同于郑州，湖北黄冈市推出的“风险防控”体系，则更注重对可能出现的违规用人行为提前预判、对重点人群重点把关。针对“主要领导干部、其他领导干部、组织部长、其他组织人事干部、考察组人员、其他有关人员”这六类涉险对象，该市共总结梳理了45个选任流程风险点，每一个风险点背后都对应有相应的预防措施。“‘风险防控’就是组织部门选拔干部的‘警报器’，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选人用人关口才能把住了。”黄冈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基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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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3公开选拔副科级领导干部最新时政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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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
意义：是为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的重要政策，是照顾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一项惠民政策。
现象：旨在打造民心工程的保障房，却成了没有质量保障的代名词，其保障房和商品房的质量存在天壤之别。本该雪中送炭的，却做成了“锦上添花”，也就所谓的保障房沦为特权房。为少数团体、为中高收入者建经济适用房，似乎成了一种潜规则。
原因：有的官员对民众冷暖不放在心上，对基础建设不关心，对保障房建设更是视若无物，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部分官员的思想觉悟出了问题。
对策：
1、敢于问责。如果不问责官员，官员就不可能长记性；如果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就无法使其他地方受到震动；如果不编织起严密的制度防范措施，就无法杜绝类似现象发生。否则，就会像割韭菜，豆腐渣、楼脆脆，一茬又一茬。
2、公开透明。杜绝特权房现象，还要让保障房在阳光下运作，申购保障房的住户信息，姓名、亲属人员、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住房情况等，要向全社会公布，方便群众监督核实。
3、要加强监管，确保保障房能够保质保量地完工，并交付给有需求的民众，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尽快杜绝相关不足。
安全生产：
原因：对生产者而言，麻痹大意，侥幸心理，对安全生产的不重视，加上不熟悉专门技术工种对安全生产流程的要求。对生产组织者来说，责任意识不强，宗旨意识淡薄，安全生产管理不规范，安全生产规程不落实，安全生产设施跟不上，超能力生产，安全培训和教育组织不够。
对策：
1、加强监督。
2、加强制度建设。
3、强化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简称《责任追究办法》)是因为当初问责是伪问责，是假装问责，是被动问责，是权宜之计的问责，是为了搪塞民意、平息众怒，这样的问责不真诚，是象征性的，因此过一段时间就会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可以说伪问责比不问责更可怕，如果说不问责，尚可证明权力装聋作哑，是权力的傲慢与偏见的话，那么伪问责则展现了权力的奸滑和自负，是玩弄民意。同时，伪问责是一种恶劣的暗示，会使问题官员相信，问责就是“逗你玩”，从而更加有恃无恐。因为所谓问责其实连责问也算不了，不必当真的，只不过上峰有压力了，得有所交代，“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反正出事了不用过滤，不会被处理得太严厉的。还应该问责那些躲在背后的操刀者，问题官员需要被问责，那些操弄伪问责的官员、提拔问题官员的相关部门同样需要问责。温总理曾指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要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是时候让问责名至实归了，是时候更加捍卫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了，唯有如此，那些伪问责才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
选拔年轻优秀干部到基层工作：
意义：干部在基层成长，干部从基层选拔，干部到基层培养，是我们党的一贯用人方针。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都注意把有潜力的年轻干部派到基层接受锻炼和考验，适时把具有基层领导经验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这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机关干部来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考试录用公务员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大大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从学校门直接进机关门的干部越来越多，机关中具有基层工作经 历的干部逐渐减少，而且机关层次越高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越少。改革开放初，干部队伍结构的突出矛盾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现在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而“三门”干部多、基层经验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干部队伍来源结构的根本性缺陷，一方面会增加领导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一方面机关有不少高学历的年轻人因为缺少实际经验而难负重任。我们要充分认识从基层培养选拔领导机关干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让优秀人才到基层去，让领导机关干部从基层来。推动领导机关干部从基层来到基层去，是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决策。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就开始抓领导机关干部的结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许多干部长期在机关工作，缺乏基层实际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锻炼，应该尽快补上这一课”。胡锦涛同志也指出，“要有计划地组织中央部委和省级党政机关中没有做过基层工作的处级以上干部到基层去锻炼，努力改变目前一部分高中级干部经历比较单
一、缺乏全面领导经验的状况。”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和中组部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做好从基层培养选拔干部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现象：现在一些机关干部不愿意下去工作，有的认为领导机关层次高、机会多，比基层提拔得快；有的怕应付不了基层的复杂局面，干不好会影响自己前程；有的觉得基层工作太艰苦，担心下去后回不来。这是一种短视眼光。胡锦涛同志指出：“凡是在各种领导岗位上有所作为、成绩突出的干部，都是注重实践锻炼特别是基层实践锻炼，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基层虽然条件较差，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基层虽然矛盾复杂，但复杂环境更能锻炼人；基层虽然层级较低，但直接为百姓服务，更能体现一个干部的价值。
对策：各级党政机关提拔领导干部，要优先从具有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和人才中选拔。要完善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工作制度，有计划地安排缺乏基层工作经历的机关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主要到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或急难险重岗位上工作。越是发展潜力大、越是工作表现好的骨干，越要舍得放下去。要坚持和完善从基层考录公务员制度，积极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注重从志愿下乡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公务员，探索从优秀工人、农民等一线人员中考录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逐步提高党政机关新录用公务员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要有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立足未来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事业发展对领导人才的需要，制定和实施干部培养规划，改革和完善选调生制度，做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引导有志从政的大学生到农村、企业、社区经受锻炼和考验，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
品味胡总书记的“三真”：这个“真”是求真务实的“真”，这个“真”是真抓实干的“真”，这个“真”是真心实意的“真”。这个“真”充满感情，有力量，有深度，体现了决心，坚定了信心，更让广大基层干部感到了温暖和希望。笔者认为，胡锦涛强调的“三个真”，让人感动，让人鼓舞，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对基层组织建设高度重视。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任，关系着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福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党历来重视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开展了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强化农村支部书记队伍建设，突出抓好村“两委”换届工作，不断开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新局面。其二，对基层党员干部深情关爱。如何激发党员干部内在动力，提高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热情，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关心好党员干部，激励党员干部创业发展。当前，基层条件相对较差，遇到困难和问题也较为复杂、直接，可以说，广大基层干部面对的压力和阻力也较大，特别需要关心、关注和关爱。党中央高度关心重视基层党员干部，近年来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更是加大了力度，更加重视基层经历，更加关注基层党员干部成长，创新举措，为基层党员干部成长进步提供了机会、搭建了舞台。同时，致力于改 善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环境，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为农村支部书记办理养老保险，提高党员干部待遇等，让广大党员干部充分感受了党的温暖和关怀，发展热情更加高涨。其三，对基层发展寄予殷切期望。基层是基石，是根本。基层承担着提供稳固基础，提供良好环境，提供有力保障的重要职责。有句话说的好，“没有基层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基层的科学发展，就没有全国的科学发展”。只有党的基层组织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层干部都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体党员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不断凝聚强大力量。这是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要求，更是对基层党员干部寄予的殷切希望。
抓好人才工作的对策：
1、、拓宽执行主体，核心在于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选拔任用一名干部，不能只是书记一句话，大家拍拍手。个人的能力和眼光毕竟有限，要将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放在重要位置上，将党内民主落到实处。一人一票，尊重每个人的意见，这样既有利于提拔有才能的干部，也能让“一把手”的权力得到尊重，更好的体现其权威。拓宽监督主体，尊重民意，是要让民众能够实际影响干部任用而不是流于形式，尤其是在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基层，应当充分尊重和听取民众的意见，将民意调查摆在重要位置，对于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的干部，坚决不予提拔。唯有这样，才能促使干部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公正透明，是要将整个选拔的过程置于阳光之下，特别是要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同时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择优录取。一个干部是不是德才兼备，要让大家切实看得到，这样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领导负责，更是对广大干部群众负责。
2、建立公平的选拔任用机制。冲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以及凭个人好恶得失、恩怨来选人用人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建立平等、合理、科学的用人机制。只有还英雄以本色，给人才以公道，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成才的希望，增强成才的信心。如果把人才比做“千里马”，那么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就是肩负识才、选才、用才重任的“伯乐”。当好“伯乐”，必须善相四种“马”，要善相沉默的“马”，要善相倔强的“马”，要善相有潜能的“马”，要善相曾“失蹄”的“马”。破除武大郎思维、土皇帝思维、扒皮思维、寒号鸟思维，不拘一降人才。比如：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唯亲”，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应该“英雄不问出身”。如果我们的大学生走上社会时，比拼的不是能力，而是“爸爸”；如果我们的干部提拔时，比拼的不是业绩，而是“后台”，就会“裙带纠结”，“山头林立”，造成“万马齐喑”的严重后果。“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任人唯贤”，选人“五湖四海”，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人民才会心情舒畅。要“从上看”，更要“从下看”，让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在选人用人上，注重组织部门和各级领导“从上看”，更要注重社会公论、群众公认，注重群众“从下看”。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出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醒吗？”只有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才能真心地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团结一致向前走、向前看。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去”，拓展人才流动的空间。“上得去”，指的是为社会的中下层精英创造“脱颖而出”的条件，打开“上升通道”，让人们真正地感受到“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改变人生”，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下得去”，指的是已经“上去”的人才，能够不忘根、不忘本，能够从基层来、到基层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改变农村、山区、边疆的落后面貌。现在，优秀的人才“上不去”，上去了的人才又不肯“下来”，很难形成“万马奔腾”、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3、建立多元化的培养机制，形成一个初、中、高不同层次人才的成长摇篮，建立多层次人才梯队。最重要的莫过于做到人尽其才，能够让其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就，这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好方式，即“用事业聚才育才”。而要发挥才能，取得成就，就必须拥有一个充分发挥才干的空间和平台，即“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如果德国的大学能够不囿于 传统的学术资历，给诺依曼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也不会失去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除此之外，对于人才还应给予足够的宽容，要鼓励创新、爱护创新，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营造鼓励创新、容许失误的工作环境。杨振宁曾经这样评价“氢弹之父”泰勒：“泰勒几乎每天都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误的，但他并不在乎，而是以非凡的勇气对那半个正确的想法进行大胆的创新。正是凭着每天半个正确想法的创新积累，泰勒博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营造良好工作环境之外，还应当在生活上免除人才的后顾之忧，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关心和改善人才的生活条件，解决好他们在住房、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这同样是服务于人才工作。
4、是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坚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拘一格选人才，保证对人才评价的客观、公正，鼓励人人作贡献。
5、建立合理的流动配置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完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和羁绊，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才有可能。
6、建立激励保障，从满足人才自身实际需要出发，实行有效的激励，对有较高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和有丰富实践经验、一技之长的实用人才力求才尽所用，使高级、拔尖人才与普通人才，“洋”人才与“土”人才，新生人才与传统人才各得其所。
对国强民富的理解：
(1)民为国之基，民众的富裕，有利于形成强大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又可以不断加大投入改善民生，可以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若国家综合国力虽强但民众并不富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只有富民，才能真正强国。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顺乎民意，合乎民心。(2)人民生活富裕，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和体现。早在两千多年前，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就阐述了治国必须先富民的思想和富民与强国的关系。古人有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民不富，士不荣；君不胜，国不壮”。然而，我们在处理民富与国强的关系上曾有偏差，比较偏重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建设，比较偏重GDP量的积累、相对忽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一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GDP增长与人民群众幸福感增强不同步。(3)人民生活富裕，是强国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们的国家由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不懈追求。(1)让人民生活更好，国力更强，必须更加关注民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思路，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都贯穿着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种突出问题，加快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让人民群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激发更高的劳动热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2)让人民生活更好，国力更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大胆创新，不断破除旧藩篱，应对新挑战，抢抓新机遇，掌握主动权，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各领域改革，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3)让人民生活更好，国力更强，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仍然比较突出，应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推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保障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缩小城乡差别。
创先争优活动能否让群众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对民怨较多的问题有所回应、有所推动。如果真的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哪怕解决一件，都会赢得群众的赞扬。相反，如果对已经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就很难得到群众认可。因此，创先争优活动特别强调：回应群众的关切和期待，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回应群众的关切和期待，首先要直面现实，找准群众关切点。一般而言，民怨较多、较集中的地方，常常是工作的薄弱点和难点，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以教育为例，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上学难、上学贵、乱收费、择校费、校园安全、幼儿教育没人管等方面。对这些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子孙后代的问题不关心、不回应，群众就会有怨气、有怨言。一个学校，如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率低，“跳楼”事件接连不断，恐怕很难称得上先进。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如果连本地有多少幼儿园、有多少适龄儿童有学可上等教育的基本问题都搞不清楚，怎么体现优秀和先进？化解民怨，要有管用的措施、具体的行动，不能一带而过、避重就轻。创先争优活动中，卫生部门提出“落实医改任务，提高服务水平，改进医德医风，加强基层组织”的争创目标，受到群众欢迎。可是，群众更关心的是，落实医改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和行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能否有一些改善？群众意见很大的“吃回扣”、“拿红包”问题，是不是有所收敛？古人云，“言必信，行必果。”承诺了，就要想办法兑现，让群众见到效果，不能说起来轰轰烈烈，做起来蜻蜓点水。“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在回应关切中创先争优，就要抓住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就业难、就医难、就学难、居住难等“老大难”问题，努力解决农村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等实际困难，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如果民怨较深的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小矛盾演化成“导火索”，小问题堆积成“火药桶”，不但影响行业和部门形象，还会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爱民如子的政党，才会赢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真心关心群众疾苦，创先争优活动才会赢得群众的掌声。因此，创先争优活动，要抓住群众的关切和期待，在掌握社情民意、理顺群众情绪方面下功夫，在协调各方利益、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方面下功夫，在服务人民群众、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下功夫，以化解矛盾、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现象：出现了“仇富”现象。究其实质，与其说是“仇富”，不如说是“仇腐”。一是基本素养缺乏，没有底蕴，没有积累，只是钱多，爱显摆，购物“不买最好，只买最贵”。二是自信心不足，心态浮躁，总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缺乏从容、大气、平和、自信的心态。像前文中的余海波，怕违章建筑被拆，别人瞧不起自己。三是缺乏公益心和责任心，偷税漏税、污染环境。宁可在赌场一掷万金，为官员送上厚红包，为二奶买下豪宅、珠宝，也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付给农民工起码的工钱，更不愿像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四是法律意识淡薄，特权意识强烈。总觉得自己经济上富裕，是个“人物”，应享受特殊优待，稍有不如意，就大吵大闹，洋相出尽。
原因：某些富豪的财富品质受到质疑，原始积累是在官商勾结和不法经营中完成的，是在对穷人的掠夺、对国家财产的瓜分中巧取豪夺来的，正是这种不正道不阳光的财富以及过度的消费方式，才是人们所真正痛恨的。
对策：
1、社会应该堵住“取之无道”的机制漏洞，给更多的人取之有道的鼓舞和通道，给公众提供公正公平的机会和竞争环境，做到基本的机会均等，才会有更多的人走上光明正大的富裕之道，“仇富”现象自然也会消减。
2、需要富豪们加强自我约束，增强公益意识和责任意识。当前最要紧的是，要培养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其明白，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富人们应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受到别人敬重和富有同样重要。卡耐基认为“在巨富中死亡是一种耻辱”，于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3、舆论要加强引导，疏导情绪，社会法律规则予以及时规范，树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威性来。袁隆平不仅靠科技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造福了公众，更为财富之上的追求付诸了毕生的努力。袁隆平的财富观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谈到财富观，袁隆平的看法是：“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不挥霍不浪费，不小气不吝啬。他的富裕是建立在艰辛付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贡献基础上的，他的财富品质高贵这样的舆论氛围，在我们国家还相当缺乏。培养富人的社会责任感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与整个民族的文 化素质相关联，得一代一代地积淀、传承这种文化素质。
信访工作：
意义：做好群众信访工作，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条件。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主渠道”，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显示屏”，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晴雨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风向标”。
现象：我国正处改革发展的快速期，也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更是群众信访的多发期。虽然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工作力度，健全责任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做了大量工作，但信访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为群众信访量居高不下，“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现象日趋明显，一些由信访引发的集体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带来较大影响。
原因：有些干部对群众缺乏感情，不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与群众存在心理隔膜。一些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认为群众信访都是无理取闹、无关紧要，对群众的祈求“冷、硬、横、推”，对群众的需求视而不见，甚至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有的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发矛盾，损害党群和干群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关键是不可否认，少数领导干部宗旨观念淡薄，没有正确树立群众观，把自己与群众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信访是群众的民主权利，没有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稳定的大局来充分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做好信访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对策：要把做信访工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社情民意的“必修课”、培养锻炼干部的“大学校”、检验民心向背的“大考场”，坚持领导干部接访、机关干部下访，真正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
四个“家”字，听起来是何等亲切，暖人心窝；也是如此振憾，催人惊醒。可以说，“四家法”给领导干部做好信访工作开出一剂良方。其中“来访群众当家人”是做好信访工作的前提，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视信访群众为自己的亲人，真情接待来访群众，打消信访群众的顾虑，切实做到热心接访、细心倾听、耐心答复、用心处理，让群众带着问题来，带着满意去。“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是做好信访工作的基础，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以“家书抵万金”的心境，认真阅读，仔细了解，从中及时获得预警性、超前性、深层次的上访信息，客观分析问题，制定工作预案，把信访苗头消除在内部、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初始。“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是做好信访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把群众上访的问题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制定措施，分解到位，责任到人，及时解决。“把群众工作当家业”是做好信访工作的保障，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多办利民之事。感情决定态度，感情决定行动，感情关乎成败。***同志提出的“家人家书家事家业”，归根结底就是要把信访工作“做到家”。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领悟要义，强化宗旨观念，多做换位思考，视信访群众为自己的亲人，把群众诉求作为自己的大事，做到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配合到位，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和谐，努力推动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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