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开发究竟扶出了什么

第一篇：扶贫开发究竟扶出了什么

扶贫开发究竟扶出了什么

茅坪乡副乡长范晓晖

结合我乡干部入户调查20问，我深入各村组，对本乡的扶贫开发作了详实的调研。并进行认真分析，现就我乡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及做法谈几点肤浅的想法。

一、扶贫的基本状况

茅坪乡地处驰名中外的黄洋界脚下。全乡6个村，39个村民小组。总面积41.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08公顷，林地面积44770亩，总人口3900余人。我乡是典型的山区乡，农民收入以林木为主，农民增收缓慢。国家自1986年实施开发式扶贫以来，我乡共有4个村在‚十一五‛规划中列入贫困村。历经5年国家投资200万元。主要做了水泥路硬化13.45公里，桥梁2座，中低田改造1200亩，解决126户饮水工程，产业以油茶625亩，太空莲48亩。经过5年我乡依然未摘贫困帽，目前我乡还有部分村组道尚未硬化，农民在扶贫增收不明显。全乡在家人口不足2000人。大部分劳力外出务工。特别是神山村、桃寮村。‚十一五‛扶贫农民在基础设施上受益非浅，但各村无规模产业、无龙头企业，这样制约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二、扶贫存在的问题

1、乡村脱节，老建唱主角。老建扶贫是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减少贫困人口。但各村在项目选择和资金管理上未通过乡政府而直接与市扶贫 1

办联系。今年3个扶贫村项目上报乡里一无所知，市扶贫办直接进村、直接审批、直接确定项目。

2、扶贫资金标准低。扶贫资金标准应随国民经济及物价上涨应适当调整。在‘十二五’规划中扶贫资金还是10万元一年。10万元每年的培训及资料等各项费用1万余元，基础设施几万元，投入到产业上所剩无几。

3、扶贫科技力度不够。在扶贫上没注重可持续发展还是停留在基础设施或套取部分资金挪作它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农村特别需要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它才是改变贫困群众传统生产方式。我乡的种养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还是粗放型，‚十一五‛规划的四各村目前没有农民增收的金字项目。

4、资金管理涣散。老建资金虽说不多，但在使用上缺乏监督，各村基本是‚一言堂‛，书记说了算，没有尊重群众意见，群众无发言权，项目完工后没张榜公布。

5、老建扶贫本末倒置。扶贫的目的是帮助贫困村、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但我乡个别村以搞基础设施为主，发展可持续产业为零。即使有也是粗放型、短时期、效益差。4个村没有一个村是因发展产业而脱贫。

三、几点建议

1、坚持解放思想。用好用活扶贫政策，在‚十二五‛规划中各村应打破传统条条框框的篱笆，大胆走出去，学习他人经验，要有开拓创新精

神，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走非常规发展之路。

2、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扶贫开发机制。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领导，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明确‘十二五’规划脱贫目标，形成一级抓一级的扶贫开发体制。

3、多管齐下，加强管理。群众脱贫主要是选准、选好项目。在项目申报及资金使用上加强管理，召开村民大会，严防暗箱超做，后报乡人民政府由驻村工作组监管，乡主要领导签字。同时杜绝多报稍作及时张榜公布，做到群众明白，干部清白。

4、抓好智力扶贫。‚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洗脑，观念陈旧比贫穷更怕，扶智应转变观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克服‚等、靠、要‛的现象，帮助群众提高发展能力，茅坪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只要大胆创新用好扶贫资金，脱贫指日可待。

第二篇：三支一扶扶贫开发工作总结

总结

富委[2009]48号

中共富顺镇委员会富顺镇人民政府

二OO九扶贫开发工作总结

二OO九年，我镇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业务主管部

门的具体指导下，始终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以《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钢要》为指导，按照县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大

扶贫理念”，坚持开发扶贫方针，巩固扶贫开发成果，着力增加贫困

群众收入，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加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扶贫开发工作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富民惠

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

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为此，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并

将纳入了全年工作的重要议事曰程，作为了民生工程的头号工程，制订了实施意见，层层签订了目标考核责任书，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张高明同志为组长，镇长杨晓冬、分管副镇长陈志琼二同志为副组长，相关同志为成员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了办公室专门人员抓扶贫开发曰常工作，做到了与经济工作、党建及精神文明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

二，认真调查摸底、明确工作任务

由于去年“5.12”特大地震，又新增了一批贫困户，为了准确掌握新增贫困户的情况，我们根据县上的安排，组织了全体镇、村干部在年初集中了三天时间，深入村社逐户进行了摸底调查，通过调查全镇共有323户贫困户，比去年新增了59户，这59户贫困户当中有36户是因房屋损毁重建永久性住房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有23户是因家里重症病人导致贫困。针对其贫困的原因镇党委镇府及时制定了帮扶措施落实了专人具体负责，一是在去年任务不变的情况下落实了帮扶责任人进行了一对一的帮扶;二是组织了全镇镇村社干部、党员积极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0000余元;三是充分利用了民政救济专项资金及时进行了临时救助，帮助其渡过了生产生活难关。

三、狠抓帮扶措施的落实、为全面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是狠抓了贫困群众的技术培训。今年以来，我们主要以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为主导，结合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各种种养殖业技术培训，相继组织了贫困群众达300多人次参加了五期农业技术各类培训

班的学习，并收到了好的效果，凡参训人员基本上都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并送了8名残疾人参加了县残联举办了的种养殖业培训班。二是以项目为载体，动员贫困群众积极参加以南峰村生猪小区建设和太平村板粟基地建设为重点的种养殖业项目建设活动，今年以来共有8户贫困群众加入了这两个项目的建设。三是狠抓了资金物质的扶持，按照富委知[2008]9号文件规定，领导干部每户不得少于100-200元，一般干部职工每户不得少于50-100元（包括物质在内），今年以来共支助贫困群众现金3万余元，肥料1100多公斤，种籽20公斤，衣物120件，尤其是县目督办和老干局的领导在今年5月份为所联系的贫困户送上了4000元现金和700公斤化肥，使被帮扶的贫困户深受感动。四是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今年我们向上争取了涉农项目3个，争取资金百万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解决群众行路难和用水难的问题。

四、加强了督促检查

目前，我们按照县上的要求，组织了全体镇机关干部对全镇323户被帮扶的贫困户进行了检查验收，逐户核实今年的经济收入帐，通过核实验收，323户贫困户的纯收入均在去年的基础上人平增加了300元以上，有的甚至还达到了600元。

五、、狠抓了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实施工作

一是成立了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分管副镇长为副组长，办事处总之书记、驻村干部、村建、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同志和村上主要领导为成员。二是广泛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村上召开了村社党员干部会和群众大会，认真宣传了项目实施的重大意义，目的，项目实施的内容，广泛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对项目实施的内容进行了民主详议，明确了项目实施的重点。三是合理规划，搞好资金概算。项目内容确定之后，我们请了交通、水利、村建、国土等有关部门到实地对项目进行了逐项规划和资金概算，做到了合理用钱、节约用钱，使项目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四是在扶贫办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按规定程序，切实做好了施工队伍的比选确定工作。五是营造宽松的施工环境，确保施工队顺利安全施工。镇上安排了驻村干部、办事处一名领导坚持定时或不定时到施工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监督检查并协助村上解决在施工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村质量监督小组坚持天天到工地进行质量检查。到目前，近11公里的村社道路建设工程、一座人行桥，一口堰塘、两道拦河堰、水渠2100米的整治工程已全面俊工，现已经检查验收合格。

总之，2009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做得不够，争取在来年的工作中按上级要求继续努力，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认真细化落实各项帮扶措施，圆满完成三年扶贫开发工作任务。

2009年12月23曰

富 顺 镇 人 民 政 府

关于二00九年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实施工作的总结

二00九年以来，我镇在县扶贫办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将我镇的贫现将项目实施的情况总结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项目下来后，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分管副镇长为副组长，办事处总之书记、驻村干部、村建、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同志和村上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并纳入了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落实了办事处总支书记、该村支部书记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

二、广泛宣传统一思想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

为了统一村社党员干部的思想，村上首先召开了村社党员干部会，及时认真传达了县上的会议精神和项目实施的重大意义、目的、项目实施的内容，并结合本村实际，初步确定了以道路建设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项目实施内容。同时召开了广播会，反复宣传了项目实施的重大意义、目的和内容，通过宣传，使全村干部群众要知道此次项目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这次大好机遇，认真组织实施好项目建设，按时园满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三、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为了做到科学规划、合理规划，村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反复征求了群众意见，并采取了民主测评的方式进行了民主评议，最后确定了建设村道、林道、社道公路10.1公里的标准化泥结碎石路，人行桥一座，整治堰塘一口，拦河堰两道，修复水渠2100米，种经济林木150亩等项目内容。

四、认真搞好资金概算、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项目内容确定之后，我们请了交通、水利、村建、国土等有关部门到实地对项目内容又进行了逐项规划和资金概算，避免半拉子工程出现，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运行。

五、按规定程序确定了施工队伍

在扶贫办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按规定程序切实做好了施工队伍的比选确定工作。

六、是营造宽松的施工环境，确保施工队顺利安全施工。

镇上安排了驻村干部、办事处一名领导坚持定时或不定时到施工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监督检查，并协助村上解决在施工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村质量监督小组坚持天天到工地进行质量检查。到目前为此，10.1公里的村、社、林道路建设工程即将竣工，待县上领导检查验收。水利设施维修整治工程正在进行，五改三建工程即将启动。

总之，上半年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做得不够，争取在下半年工作中按上级要求继续努力，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以实际行动迎接国庆60周年。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三篇：黄埔军校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共产党将领

黄埔军校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共产党将领

作者：

2011-12-06 17:42:42 来源：北京日报

中国军网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有资料认为“黄埔军校走出的军事将领”中，对共产党方面列举了53位将军。而比较普遍的说法是34人，即元帅4人：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3人：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上将7人：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杨至成、宋时轮、郭天民；中将8人：阎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际、曾泽生、倪志亮、郭化若、谭希林；少将12人：袁也烈、曹广化、李逸民、方之中、洪水、廖运周、张开荆、周文在、白天、朱家璧、徐介藩、高存信。（《党史纵横》1991年第1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这可能与黄埔军校的历史沿革有关。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亲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这便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黄埔军校。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学员移来武昌就读，于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陈毅即在武汉分校任政治部文书。

黄埔军校建校前期，除了武汉分校外，还有潮州分校、洛阳分校、南宁分校、长沙分校、南昌分校、成都分校、广州分校等。根据1984年6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对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认定条件为：第一，1924年后在黄埔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其分校的学生；第二，在大陆办的1至23期的中央军校学生；第三，在台湾办的24期以后各期中央军校学生；第四，冠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各种训练班的学生。符合上述规定的黄埔同学，自愿申请，经理事会同意，均可为会员。

如萧克上将，1926年初欲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由于错过招生期，便考入了设在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后来宪兵教练所和其它在广州的军事学校一起被并入黄埔军校，成立黄埔军校警宪训练班，该训练班的毕业生便被比叙为黄埔四期学生。其他人的情况如莫文骅等也大致如此。

第四篇：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于表彰2007扶

【发布单位】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发布文号】皖扶组字〔2008〕10号 【发布日期】2008-12-17 【生效日期】2008-12-17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安徽省

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于表彰2007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县及其

责任人的决定

(皖扶组字〔2008〕10号)

有关市、县（区）党委、人民政府：

根据《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皖扶组字〔2004〕3号），经综合评价考核,2007扶贫开发工作位居前5名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岳西县、无为县、宿松县、长丰县和舒城县。经研究,决定对上述5个先进县及其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名单附后）予以通报表彰，并给予5个县每县增加1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开发项目。

希望受表彰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其责任人，珍惜荣誉，不断开拓，再创佳绩。全省其它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党委、政府及扶贫系统的干部职工要向受表彰的先进县和责任人学习，积极进取，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省扶贫系统要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锐意改革，大胆创新，求真务实，为完成全省扶贫开发目标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

1、2007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县及其责任人名单

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五篇：会党究竟是什么（精选）

一、会党的兴起

会党的兴起说法各异，有学人认为兴于明末清初，乃明朝遗老为了恢复汉人的统治而创建，宗旨是“反清复明”。又一说法认为与清代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事实上，会党在清代的兴起，既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也与吏治腐败，官民冲突升级有关。近年有学者从“国家—社会”的研究视野出发，指出清代会党兴盛，因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力。清中叶以降，随着“摊丁入亩”和“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有限，农村日趋凋敝，城镇商业步履维艰，加之吏治的败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区域，受国外经济的冲击，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农村经济衰败，无业人口骤增。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为生计所迫，集结流入会党。至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战败后，清廷控制下的数以十万计的被裁兵勇解甲不愿归农，绝大部分人沦落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游民。哥老会“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的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委身之所，于是他们与各地原有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造成了哥老会组织的遍地滋生。时人指出:“军兴以来，原气未复，民无恒业，生计日艰。四万万人,强半惰游，其不肖者流于匪徒„„该会匪等或以游民，或以散勇，乌合朋奸，总之皆无业之故耳”。

此外，清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力，也是会党兴起的另一大诱因。保甲制是帝制时期政府在基层社会施行的一种严密控制体系。随着清中叶天地会等的兴起，清查会党便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官员多次申饬加强保甲建设、防范会党的越轨行为。然而到咸同之际，面对突起的民变，朝廷难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导致保甲制度名存实亡。士绅阶层则逐渐成为控制基层社会的真正力量。朝廷为了清理会党，不得不谋求与地方士绅权力，由此形成空前的“绅权大张”。不过国家对地方士绅并非全然信任，在鼓励地方兴办民团的同时，却在民团编制、经费以及枪械的购买等方面用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引起士绅的不满。

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城乡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士绅的凝聚力及地位大不如前，也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力。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富有的士绅和地主迫于灾荒、战乱，纷纷流向城市，造成乡绅、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士绅为求自保主动加入会党，甚至与会党、盗匪沆瀣一气，时论指责乡局之设，初原以乡团等名，借为弭盗之计，而不知久之未有不从而庇盗者。乡局之绅士愈大，即乡中之盗贼愈恣，其在蛇鼠一窝，买赃庇匪，公然以乡局为发财之地。而那些与官方合作的士绅，则有性命之虞。社会基层政权由此发生严重蜕变。基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日渐无序和骚乱。这为会党的反政府活动打开又一缺口。

二、会党的政治取向 学界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所以能与革命党人结合，是由于“反清复明”的口号与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旨宗有共同语言。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天地会及其支派“反清复明”的宗旨，自乾隆后期已渐模糊，到辛亥革命时期，绝大多数会众已没有反清复明思想，会党成了生活上互助互济的秘密团体。但这不是说，会党兴起之初毫无任何政治动机。

会党的“开山始祖”，可以上溯到清初的天地会。天地会为奉行“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结社，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抗清政权次第覆灭和东南沿海反清运动日趋沉寂，备受皇朝打压的天地会本支秘密转移，分支增多而宗旨日晦。乾隆中叶，福建潭浦县僧洪二和尚复兴天地会时，最有恢复反清复明宗旨之意，但因怕遭清政府高压，只得化为隐语、联缀成诗，授之党徒，以冀流传。

随着入会者成份日益滥杂，目的各异，久之，“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日薄，而互助互济特色日增。嘉道年以降，天地会原有宗旨却并未因此完全复苏。当然也有一部份人，在反清起义中揭旗“反清复明”，另一部分人则背道而驰，反转投清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各地民变中虽多有会党参与，但以反清复明为号的会党起义并不多见。因为无业游民构成了会党的主力，到清末时期，会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匪化”趋势。

会党何以反清复明宗旨日晦、政治色彩日削，甚至与流寇盗匪无二？这与清王朝统一大业渐次完成、政权日趋巩固，以及会党成份日见溢杂等因素直接相关。清代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奠定了统一大业。对内政策也屡经调整，逐步改变入关初期的种族高压手段，以怀柔政策进行国家社会整合。到乾隆朝中叶，王朝国力达于鼎盛，社会整合基本完成。原先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秘密结社，自然日益失去它激荡人心的魅力。而民生日艰，入会者良莠不齐，互济互助以求得生存，也就成了会众在会吃会的第一要义。

三、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改造与动员

有人指出，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其狭窄的“排满革命”的单纯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对革命纲领一知半解，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来参加革命，组织涣散，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另有学者表示革命党人找不出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发动会党，因而只是借现成的会党势力为己用，而没有进行艰苦的改造，以克服会党的弱点，这样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是极不稳定的。上述看法尽管并非无据，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革命党人对会党改造的诉求与努力。

早在一九○五年二月，孙中山就向旅比留学生提出要他们参与会党改造计划，以为会党宗旨本在反清复明，只是到了后来，其宗旨渐渐不太明朗，革命党的责任应该揭示会党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大加张扬，并对会党的内部规则及仪式等给予适当改造。

在孙中山领导发动的历次会党起义中，从未间断过对会党的改造：联合会党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亲自加入会党，改造会党会章以及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组织等等。在孙中山看来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所以教同志们赶紧去加以整理与指导，充分结集会党这一反清力量参加革命派的反清革命。一些革命志士的看法也与此相近，如党人余永生、陈涌波以为革命运动，首在得众，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同盟会的主张并没有太大差异，应该主动联络，壮大实力，共同进行。从会党方面说，受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确也接受过革命党的部分纲领。以广东会党为例，一九○七年九月，王和顺在广东防城起义，其《告粤省同胞文》就明示，及从孙中山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除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可见，王氏明显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

但他们不愿放弃山头，尤重江湖义气，即使在与革命党合作组成联合体后，也住往以小山头利益为转移，或不听调遣、自行其是，或任意脱离、依然故我，或与其它革命团体不合。所以经过革命党人动员改造后的会党并没有像平山周所说的那样，“三合会其家目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

会党并没有因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反清宗旨而触化了它固有的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和帝王思想，也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宗教色彩、礼教色彩和互助共济色彩。革命党人缺乏强大的思想武器，无法真正肩负起改造会党的责任。会党则因其组织惰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根本改变。

四、会党与辛亥革命

由于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不少会党的山堂成了革命派得以依靠的反清力量。海外华人华侨结成的会党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可小视，孙中山就曾于一九○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有人指出“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可以说，没有会党的支持、参加，辛亥革命很难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武昌起义后，长江以南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光复，都得益于会党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的艰苦运动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会党在其历史上也留下生辉的一页。

概言之，清季时期，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虽然在淡化，仍依旧为官方所不容；到一九一一年满清皇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政策出台之前，对较之激进式的暴力革命，各方政治势力还基本认可渐变式的政治改良。是故，革命党人惟有利用和发动会党，以达成武装反清事举。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外华侨中会党的成分很高，孙中山领导的西南边陲的所有武装反清起义，从筹饷、购、输军械到组织人员投身起义，都得到华侨的倾力支持，这其中包涵着会党的巨大贡献。

以广东为例，辛亥年间广州光复，若无“十万民军”围城，李准、张鸣岐等人对革命态度发生转变，或未可知也。更为重要的是，清末“广东之兵，而私会亦居其半，且有居其八九者”，新军中的会党分子更是尤其活跃，共进会中有人称清末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广东社会，非但“会党、盗匪一家”难分彼此，就连政府军队与会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知革命党人断难小视会党势力。

也因此，革命党人似乎对会党并未全然认同。一九一八年蔡元培、张蔚西拟仿照鉴外纪，从清代秘密会党活动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日止，编写一本《国史前编》，致函孙中 山征求意见，孙复示以为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强调会党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而将之打入另册，人我之别清晰可见。会党成员在革命成功后已感受了党人对他们的排挤，泊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张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独于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

孙中山此时之表态，并非“数典忘祖”，可能与“后革命时代”会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关。还以广东为例，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曾指出，广东的土匪活动随着一九一一年战争行动的终结而直线上升，后来，被招来与国民党共同作战的民军中有许多人重新被迫参加土匪活动。这一点正像时人所论，广东未独立之先，起义者不能不联络绿林豪客以助声威，一旦得手，又无善法以驾驭之，始虽有民团总局之设，而各统领意见不一，旋被裁撤矣。继又有军团协会之设，而各统领皆处于平等地位，以是为联络声气则可，以是为统一军政则不可。以故省内民军，能守权限、明大义者虽不乏人，而多半出自绿林，任性肆为，不受节制。激之恐生乱，听之则病民，遂酿成尾大不掉之险象，此大都督之实权所以不能行使者。

以外，民国肇造，革命军政府成立以后，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大批参加革命的会众得不到妥善安置，也是引发会党与革命人决裂的另一大诱因。客观的讲，革命党人的这一做法似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不过，更应注意到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决数量众多失业游民的生计。会党的固有弱点在民国初年纷乱的条件下暴露出来，使新政权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极大地破坏了革命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在这种形势下，取缔公口码头，镇压会匪**，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