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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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知识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第二篇: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与作用

论文

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与作用

院系:电气与信息工程系 班级:13级电气本科三班

姓名:王凯歌 学号:04991303009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与作用

摘要:在65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要求,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领导者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织发动者、中流批柱和英明的领导者——这是抗日战争全过程所反映的事实。一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有全面了解而又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都公认不疑。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动、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在诸多合力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抗日战场,相互配合,共同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动摇,始终站在抗战前列不后退,并以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精神和抗日先锋模范作用,赢得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中国人民的脊梁,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宏观上、本质上和发展观点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能够代表民族利益,反映人民愿望,提出合乎时代潮流的政治主张,获得人民的信赖和响应;二是能够制定符合国情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推动历史前进,得到人民的拥护;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得到人民的支持;四是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群众表率,得到人民的爱戴。

一、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倡导者、推动者和政治领导者。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由此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坚定地站 2

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为推动全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同时表明,“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二、中国共产党是发展抗日力量,掀起抗日高潮的政治核心和战略指导者。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分歧由要不要抗日转向怎样抗日的问题。由于两党代表的利益不同,参加抗战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因而一开始就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和军事方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抗日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抗战局面。

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全民族抗日推向了高潮,并在实践上指导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就威名天下扬,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振奋了全国民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此后不久,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解放5千多万人民,建立大小10多个抗日根据地,抗击了近半数(约40万)侵华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迫使敌人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促进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历史证明,“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败局也必将更为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抗战第一阶段,也是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起了政治核心和战略指导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坚强堡垒。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共产党作出了重大牺牲,顶住了投降反共逆流,为全国人民的抗日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方面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开展了声讨汪精卫集团叛国罪行的斗争,制止了蒋介石集团的投降活动。另一方面制定并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高度克制、忍让的“自卫”斗争等政策、方针和原则,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战胜 3

敌人的三大法宝,向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敌后战场,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中坚力量和主要战场。在长达6年左右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战场转向共产党战场,敌后战场成了抗战的重心,敌后军民成了坚持抗战的“脊梁”。

坚持抗战打败侵略者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共产党肩上。这个时期,日本侵略者投入60%以上的侵华日军对敌后抗日军民进行反复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清乡”,乃至灭绝人性地实施“三光”政策和施放细菌、毒气。敌后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一是抗击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减轻了国民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二是取得了“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打得敌人惊呼要对华北“再认识”,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是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等多种斗争形式,用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保卫和发展了解放区。四是解放区开展了整风、大生产和练兵运动,战胜了严重困难,并为战略大反攻作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五是1944年发动局部反攻和夏季攻势,对敌占城镇、交通要道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为转入全面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史表明,“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其特点就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如果没有敌后解放区战场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认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抗日战争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因而,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过程中,努力把改革国内政治、推动社会进步与坚持抗战紧密结合起来,对于要不要建设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从理论上和 4

实践上进行了不懈探索。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看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2、中国党史出版社,2002年

3、李伯雍、廖开顺《中日战争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三篇: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三稿最新

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郑 雪 娟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陕西渭南714000)

【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经过中华儿女长达八年的英勇奋斗,中国的革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胜利。在这辉煌的成果当中,妇女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她们通过宣传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的方式,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宣传活动,妇女们不辞辛劳,坚持生产、救济难民、进行战地服务、保育儿童等的伟大事务,在中国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光辉的足迹。

【关键词】救亡团体;抗战宣传;民主宪政;贡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在这危机时刻,抗日救国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妇女作为中华大家庭的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强后方基础,是抗战胜利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知识女性,还有广大的劳动妇女,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发出“爱国救国,匹夫有责”的呐喊,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斗争,以不同的形式组织宜传、占地服务、生产建设、保育儿童等,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作一探析。

一、创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一).各界妇女进行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爆发之后,全国各界妇女不分阶层、不分党派,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1.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发表演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长驱直人,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因此,宣传、动员、组织民众到抗战中来,就成了抗战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大众的组织发动作为民众发动的重要方面, 作为妇女中的佼佼者,上层进步知识女性首先带头进行抗日工作的宣传,组织创办各种救国团体,发表演讲,呼吁广大妇女应该觉醒,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之中。

1937年7月22日,在何香凝、宋庆龄等知识妇女领袖的倡议下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次日,她们在《告妇女书》中大声疾呼: “为了要对得起我国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以及和男子们共同负起平等的责任。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不分派别„„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

到底,而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1]1491938年1月5日出版的《妇女生活》杂志上,邓颖超发表了《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号召“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在同年的3月8日,何香凝在《纪念“三.八”节》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当前妇女运动的总方针,认为目前应加速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妇女运动,应该加速地在一定共同目标底下,统一起来”,“这一统一的口号,就应该是‘坚持抗战到底’”。[1]155

中国妇女慰劳将士抗战自慰总会是于1937年8在国民党领导下由宋美龄出面组织的妇女抗日团体。在妇慰会成立当天宋美龄发表讲话“我们要保护民族的生命,保全国家的完整,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御敌人的侵略。”[2]158并于当日在《致全国妇女同胞电》中郑重宣布:“妇女占国民之半数,对此天职,义不容辞,捐输服役,救伤慰劳,责无旁贷”。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界、各党派知名妇女在庐山进行了会谈,同各界妇女就抗战建国问题进行深刻的商讨,大会制订了全国性妇女工作纲领,成立了全国性的妇女机构。并且提议将新生活妇女运动委员会作为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全国性组织,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大纲就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进行了明确的提议和归纳,包括宣传、救济、儿童保育、占地服务、征募、从事生产等等,对动员妇女先决条件和的方法也作了详细的阐述。上层进步女性们的积极宣传和动员,对广大妇女们参加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倡导作用。

在进步女性们的影响和倡导以及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自身所拥有的强烈的爱国责任感的驱使,更多的妇女们积极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来。在文艺界工作的妇女随同各种救亡演出队、宣传队,奔波于前线和后方,以抗战文艺激励战士、鼓舞民众,各地的妇女抗日团体都把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在街头巷尾、村边场院演唱抗日歌曲、表演抗日戏剧,成为鼓舞广大群众抗日斗志的有力武器,在当年,一两首抗战歌曲,便会引起围观者强烈的共鸣,激发人们高昂的抗日斗志。

各界妇女不分老幼,从六七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由中共地下党员薛世英、赵景云、彦云等组织的河南偃师县“老太婆剧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得到各界好评,薛世英曾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河南宜阳东赵堡的“老妇救国宣传队”也曾轰动一时,其中年龄最大的75岁。当年活跃在全国的孩子剧团,知名的如上海孩子剧团、开封孩子剧团等;还有被毛泽东誉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活跃于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前线军民演出。她们以相声、京剧、秦腔、大鼓、快板、等多种节目形式辗转10多个省,赢得了众多好评。她们表演的大鼓词《大战平型关》、快板《奇袭阳明堡》、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突击》;快板《奇袭阳明堡》等节目深受观众欢迎;同时一些爱国女演员也参加爱国救亡剧团,如当时著名女

演员王莹在抗战爆发后,本着“毁家纾难”的精神加入上海救亡剧团二队。辗转江、浙、鲁、豫、两广、两湖、等九省及京、沪香港、澳门四市,步行二万余里深入农村和前线演出。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回族人民也做出积极响应,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甘、宁、青三省穆斯林115人,其中包括十几位妇女,于1938秋前往麦加朝觐。“在麦加,他们遇见了“华北朝觐团”在为日本侵华唱赞歌,联合当地爱国华人同那些民族败类进行了激烈的。他们的代表在一个15万人参加的国际穆斯林大会上发言,斥责日寇试图利用穆斯林感情搞欺骗的行径。他们回到重庆后还参加了抗日火炬游行,从而使宗教朝觐变成一次有力的民间组织的国际抗日宣传”。[3]330

女法学家韩幽桐表现得较为突出。“韩幽桐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一位女研究生,也是回族第一位女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祖国与张友渔一起并肩战斗,参加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活动”[4]228-263。“韩幽桐1939年在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反攻》、《妇女生活》、《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日寇对我东北经济榨取之强化》《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怎样取得抗战胜利》等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韩幽桐为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世界知识》、《青年知识》等报刊撰写了《日本新阁的本质和动向》、《进一步准备战争》等许多重要的论文” [5]出版了《反法西斯的弱小民族问题》等论著,深刻揭示了蒋介石意图内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更为深刻的揭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号召全国人民人们团结起来,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各族妇女的战地服务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战勇气及必胜决心。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新四军中的女同志深人农村,她们“吸取民间形式,灌以抗战的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妇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解放意识。

七.七事变后,各种妇女刊物如雨后春笋,知识女性们以宣传抗日,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为第一任务,运用出版报刊和通俗读物,动员妇女抗战,进行救亡宣传。如:妇指会编辑出版了《妇女新运》、《妇女新运通讯》、《妇女文化》、《妇女新运周刊》、《妇女新运双周刊》等五种较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各地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其他妇女团体也争相创办妇女报刊,如甘肃省妇慰分会创办会刊《妇女旬刊》、《浙江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创办会刊》、《浙江妇女》等。在国统区内中共直接领导或影响的进步报刊有《妇女生活》、《战时妇女》、《抗战妇女》、《妇女之路》等。其中《战时妇女》旬刊,是当时全国公开发行的一种以积极宣传抗战为宗旨的进步期刊。该刊主要刊登论文、时事分析、工作经验谈、访问记、通讯、书报介绍等。力图“把散漫的妇女联系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真正成为一支“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生力军”。《妇女生活》创刊于1935年,终刊于皖南事变,是国统区妇女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旗帜最鲜明的进步刊物。

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各党派创办的妇女报刊约计130余种。其中1939年一年新创办的竟达40余种,[6]522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报刊最活跃的局面 从上层知识女性到广大妇女们的踊跃参战,以及组织的各种救国团体和宣传队、创办各种妇女刊物,对全民参战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对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很有利的前提基础。

2.进行后勤、战地服务,捐钱捐物

抗战初期, 全国各大战区活跃着许多妇女团体组织的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10月,由中国妇慰总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何香凝发起组织,团长是胡兰畦,[6]254团员中绝大多数是上海的进步知识女性,该团转战苏、赣、浙、鄂等省,行程达近2万多里,妇女们进行战地救护抗日宣传,发放慰问物资等工作,直接的在前线为抗战将士服务。继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上海妇慰分会还组织家庭妇女成立缝纫服务团,仅十几天内,就完成了1000件棉被[1] 155心的缝制任务。并“在后方设立了二十六七个救护训练班,受训练妇女在1200余人”,[7]251充实到各个伤兵医院做护理工作。

妇女抗日武装是枪林弹雨的火线上的一大亮点,女学生是抗日的先锋力量。由130多名女生组成的广西女学生军不畏牺牲,活跃在鄂豫皖抗日阵地前沿。浙江绍兴妇女营坚持在钱塘江两岸打击日寇,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检阅和高度称赞。[7]155并鼓励她们“ 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7]549越东女儿争光。”除这两支正规妇女武装外,广州等地妇女自发组建女壮丁队,广西玉林等县则建有妇女抗日游击队。此外还有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女生队以及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不同系统的妇女军训组织。回族妇女先驱仝道云在武汉和重庆专事难民救济工作,她不畏艰辛地往返于战区与后方,在当时车辆船只奇缺、道路崎岖难行的不利条件下,她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将一批批难民和妇孺安全地运送到后方;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宛平县及北平市时,回族女英雄刘清扬等积极参加北平抗战,救护伤员,为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族妇女们以高昂的抗日热忱直接参战,展现了现代“ 花木兰 ”的巾帼风采。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女性及进步广大妇女们把前方将士所需的单棉军装、军鞋、棉被、毛巾等物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她们献出珍藏的首饰、拿出薪水的一部分支援前线。1938年至1940年,妇指会与其他各妇女团体紧密携,为支援抗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38年妇指会发动寒衣运动,为抗战将士赶制棉衣达10万件;1939年10月,发动全国妇女完成50万件寒衣;1940年春发动20万双军鞋运动,都取得很大成功。

各妇女团体还动员妇女开展献金爱国活动。1937年9月5日上海妇慰分会首先在全国发起“ 献金和购买国债”活动,在何香凝等领导人的带动下,上海各界

妇女踊跃献金,购买公债,一个月内,救国公债的的认购额就达到2.4亿元。[1]1591939年3月妇指会动员重庆妇女界在一个月内献金达63万余元,山西、山东等地妇女也踊跃捐款献金。“更有许多劳苦妇女(如徐州的一捡煤核老妪和许多纱厂女工)把自己的血汗积蓄所得,都捐助给伤兵难民。”[8]8截止1939年底,全国各妇女团体征募法币1300万元,加上药品与其他金银首饰,合计5千万元,为支持全民族的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回族中一批有爱国思想的上层人物在武汉发起成立了重要民间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该协会是回族全民抗战的重要领导机构,提出了全国回民反日统一战线、武装回民参加抗战等八项纲领。在抗战中,该协会发动群众,生产物资,提供抗战必需物资,还收容大批抗日家属和流亡妇女,并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签订条约合办手工场,以改制美国援华旧衣及缝制难胞衣服为中心工作,满足了抗战需要。

中华民族的危难,也深深地牵动了华侨妇女的心.她们认为“后方与前方”、“出钱与出力”同等重要。就菲律宾华侨妇女来说,她们顶寒冒暑,提着箱子挨家逐户进行募捐;同时,积极开展喜丧节约献金活动和捐献首饰活动。经过辛勤的奔波,所募物品“蔚为大观”,“俨然如一百货公司”。总计20个月来由妇女慰劳分会经手汇回祖国的捐款,约达菲50万元,折合国币百余万元。

不论在根据地、游击区,不论是广大妇女还是青年女学生;不论是国内爱国份子,还是海外华侨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是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

3.担负着保育儿童的神圣使命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整个抗战期间,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使得许多儿童流离失所,失去了温馨的家园,在伟大的母爱的驱使之下,中国妇女们主动地承担起了保育儿童身心健康的职责,为培养国家明日的栋梁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贡献。1938年3月10日,由部分中共秘密党员和知识妇女领袖在中共长江局妇委负责人邓颖超的全力支持和推动下在汉口创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群众团—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会成立短短的几个月,各地就成立了20多个分会。邓颖超对保育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妇女到战区抢救难童,赴各地创办办保育院。中共地下党员曹梦君、徐镜平、罗叔章、杜子明冯光灌等,先后率领工作人员奔赴台儿庄、徐州、郑州、开封、孝感、均县等各战区和危城抢救难童。她们在炮火硝烟中,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抗日军队和群众已经撤离的衔头巷尾,抢救被遗下的难童,充分展示了中国妇女为抗日,为民族奋不顾身的伟大牺牲精神。与此同时,保育会在各地分会也积极行动,抢救难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了53个保育院,抚养着3万名儿童。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开办了许多儿童保育院、难童收容所、孤儿

院以及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她还呼吁外国友人“积极救助我们的战灾儿童。”[9]6保育儿童需要大量经费,主要依靠募捐。战时儿童保育会与妇指会儿童保育组等各界共同合作,先后在各地创建了53个保育院,共抢救保育了3万名难童。

各种有关战时儿童保育的组织团体的创立和教育方针出台对培育祖国未来的新主人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也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大贡献。

二、推动民主宪政建设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妇女参政这是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在传统封建的中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似乎已深入人心,妇女们始终恪守着“男主外、主内女”的古训,整日围着锅台转,对于参政似乎从不敢奢望,最关键的是她们没有机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力推动下,在国统区和陕甘宁等边区开始了建设民主文明的国家的伟大历史实践。

1.国统区的妇女宪政运动

在国统区首先开展起了宪政运动,在抗战烽火中,各党各派各团体的知识女性代表群体代表着广大妇女站到政治舞台的前沿,开启了妇女参政的新时代、新面貌。妇女们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以女性所独有的视角为抗战献计献策,她们也本着理性和执着的精神,追求“民族—国家”和妇女力量同步增强,争取能够在赢得民族解放的同时,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三届国民参政会上,共有19名女参政员,其中第一届10人(喻维华女士被刺身亡),第二届15人,第三届14人。主要是以广大的进步知识女性为代表,如邓颖超、吴贻芳、陶玄等三届会议都有参加,史良连、张肖梅等连续参加两届参政员。

女参政员们积极为女性争取平等权益,推动了宪政运动向纵深发展。在七次宪政座谈会中,知识界女精英们不仅提出了共同的民主要求,而且从女性视角争取自己的权利,提出了妇女在政治上的具体权益。女参政员积极参政议政,组织大会;会后,她们也努力参加实践工作,她们四处奔走,深入基层,奋笔呼号,为举国一致的抗战献计献策。在武汉会战发动之前的7月7号,恰逢“七七事变” 周年纪念,为唤起国民的抗日热情,女参政员配合政府积极为“七七献金运动”奔走忙碌,“当天参政员唐国桢、陈逸云和另外四位妇女界知名人士主持六座献金台揭幕典礼,号召民众积极为抗战做贡献”。[10]57-58女参政员“刘王立民把自己的手镯、钻戒都捐了出来”。[11]39此外,为增加政府抗战的财源,女参政员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即是巩固国家抗战的财源,亦即增加抗战的力量”。[12]22她们还号召妇女参加献机运动,高呼“盖献机运动为人民救国的责任,妇女岂可落他人之后”?[12]38每一次宣传、每一个行动多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根据参政会历次大会的会议记录,[13]186-1323统计三届大会共收到的提案约有 1400 件,其中女参政员领衔的提案约有75件,约占整个提案的5 %,提案的比例同女参政员人数的比例基本持平。尤为要提出的是,女参政员的提案多是来自实际调研。邓颖超说:“我不仅遵照决定出席参政会,去努力工作,我更愿意而且应该和需要在全国各界妇女同胞的帮助与督促下,以在参政会中,更好的进行工作与更努力的完成责任。”[14]67在调研的基础上,女参政员就政治、经济、教育、农业、交通、军事、外交、妇女、儿童、汉奸等社会重要问题积极献计献策提案的内容具有普遍性,但都是围绕抗战的主题不变。如在一届四次会议上,参政员史良领衔提出《请中央切实改进女子教育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建议政府“ 拟具适合于抗建中之妇女教育计划”力求“知识女性之对于动员妇女之酵母作用”。[15]144 总之,提案关注基层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但对抗战建国意义深远的事情,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也许只有女性独有的视角方能捕捉到这些细节,恰恰验证了梁启超当年所言:“往往男子有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16]38 2.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

国统区的知识妇女们的积极积极参政,争取妇女地位的上升的进步思想很快也传到了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妇女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促进下,传统思想观念发受到极大的冲击,追求解放、参政议政的意识逐渐提高,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全国妇女运动的中心。

1937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章《选举资格》第四条规定:“凡是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无论男女、民族、宗教、文化、老少、财产的区别,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17]10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取得了同男人同等的“话事权”。1937年7月,在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时,妇女们就像过节一样,高高兴兴、穿红戴绿来到会场投票。广大妇女积极拥护和参加民主选举,有许多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非到会不可,她们首次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1939年1月,边区参议会首届会议在延安召开,高敏珍等19位女议员参加了会议。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各级妇联干部为发动妇女参选参政,使参加民主这件大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据统计,全边区30%的女性参加了选举,清涧县达90%。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一级17人,许多妇女荣任乡长、区长。[18]34

广大的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在取得话事权之后,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进入社会权力机构,参与政权,参加社会管理。1939年,在第一届在第一节参议会开始

时,就有19位女参政员出席,她们在大会上不但大胆的发表意见,并且为妇女切身利益的实现而提出了提案,还获得了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1941年第二届参议会议中,“妇女取得了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参政权”,“当选的二十余位女参政员,和男参议员并肩起坐,共商国事。”[19]2其中,年仅24岁的绥德分区妇联主任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女县长。她当选后,“该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的欢迎。[20]23”妇女们在行政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不逊色于男子,这再次说明了妇女能够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也只有妇女们才能够深入的解决妇女的切身问题。随着革命形式的不断深入,广大妇女在国家的各级政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妇女贡献

知识女性既负有组织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崇高使命,又承担完成妇女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妇女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21]150。实践的发展也充分证明,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

首先,妇女们组织成立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不但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抗战后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次,妇女界统一战线组织,集思广益,分工合作,带领广大妇女服务战地,参军参战,献金捐物,支援前线;抢救儿童,保育后代;抗日宣传,深入广泛;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都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一份贡献。最后,妇女们的积极参政不仅促进了国统区和边区民主政治的建设,也促进了党和边区政府工作的改进,为创造真的的民主平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做出了贡献,更有利于男女地位的逐步平等,妇女们以其自身的性质和特有的优势,显示着她们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重要的力量,她们为抗战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艰苦卓绝的奋斗,时时刻刻都激励着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鼓舞着人们更加积极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李永.温乐群,汪云生.何香凝传 [ 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3.(专著文献)[2] 宋美玲.告中国妇女[ A ].蒋夫人言论集[ C ] .重庆:国民出版社,1939.(析出文献)[3]丁国勇.宁夏回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专著文献)

[4]李树江:吴忠礼.宁夏当代著名人物传略[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析出文献)[5] 李安辉.试析回族妇女的抗日活动 [] 黑龙江:《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期刊论文)[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史[ 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专著文献)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8.(专著文献)

[8] 邓颖超.我们对于战时工作的意见[A]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9]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 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 3.(专著文献)[10] 陆茂清.武汉“七.七”献金运动[ J].炎黄春秋, 199 5.(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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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逸云.为献机运动勉全国妇女[ J ].妇女共鸣.19 41,10(2):(期刊文献)[13] 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 [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 85 .(专著文献)[14] 邓颖超.论女参政员的责任[ N ] .新华日报.1938.(报纸文献)

[15] 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 1 987.(专著文献)[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 [ M ] .上海:中华书局,1936.(专著文献)[17]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N].解放日报,1942-3-8).(报纸文献)[18]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专题选编[N].解放日报1984.(报纸文献)[19]献给我们边区的女参议员[N].解放日报,1941-11-9(报纸文献)[20]三八节边区各界妇女分别举行纪念[N]解放日报1942-3-7(报纸文献)

[21]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一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专著文献)

第四篇: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的作用

文章标题: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面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环境和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的企业党组织认识不到位,思想观念陈旧,创新发展能力不强;有的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战斗力,难以发挥作用;有的党员素质偏低,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影响了党的先进性;有的企业特别是

改制和特困企业普遍存在着党员教育管理难、开展活动难、发展党员难的现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势必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我们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努力把我省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几个重要关系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这种治理结构下,企业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由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管如何变化,都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以党代企,而是通过保证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执行,确保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党的政治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必须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找准党组织在企业及企业决策管理中的位置,进一步理顺企业党组织与企业决策层、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与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关系。企业党建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在于做好“服从和服务”这篇大文章。紧紧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党的工作,是企业党组织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不是降低了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而恰恰是企业党建工作摆正了位置,找准了着力点。如果脱离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就失去了生命力。同样,如果没有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有力保证,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就容易出现偏差。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开展工作,并不是说党建工作要依附和局限于生产经营,而是通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引导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市场化选聘人才的关系。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是确保党对国有企业实行政治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组织保证。如果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党的领导就成了一句空话,坚持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向就失去了保障。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并不是说企业的所有干部、各类人才都由党组织直接任免、选拔,而是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选人用人制度,参与和监督选人用人全过程,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原则,确保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中得到贯彻落实,真正把那些讲政治、善经营、会管理、职工群众拥护、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企业经营管理岗位上来。同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必须适应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支持和保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组织考察推荐与市场化选聘人才结合起来,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与董事会直接决策的关系。依法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是董事会的基本职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党章》规定的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保证监督的前提,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党组织参与决策,不是参与生产经营具体问题的决策,更不是直接指挥生产经营,而是参与企业改革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带有方向性、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不是代替董事会和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而是对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在,有的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不力,有的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对生产经营不熟悉,参与不进去;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与党组织沟通情况、征求意见,甚至不愿意让党组织参与。就党组织来说,如果不积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不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就是失职;就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让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就是违规。党组织要切实增强参与意识,努力熟悉经济工作,懂得生产经营,不断改进参与方式,提高参与水平。同时,党组织负责人要坚决

支持企业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

二、突出重点,开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围绕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关键是要探索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机

制,使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要明确程序和范围,落实好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不明确范围,参与就会落空;不规范程序,参与就没有保证。凡是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这“三重一大”问题,党组织都要积极从源头入手参与决策。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范围是: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方针、财务预决算;企业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企业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企业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及内部机构的设置调整;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等。党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序是:决策前,党委和企业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要及时沟通,党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党员、职工代表及各方面的意见,充分酝酿,集中集体智慧,形成党委会参与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决策时,由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中的党委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反映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使党组织的主张在企业决策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决策后,决策层要把决策结果反馈给党组织。党组织要发挥政治优势,统一思想,发动党员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动决策的实施。党委会与董事会讨论生产经营工作报告,二者在职责上是有异同的,不能以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范围,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党委会的监督保证作用。

要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结合起来,建立选人用人的新机制。党委要做到“四管”:一是管原则,把好导向关。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充分调动各类人才投身企业改革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管标准,把好入口关。根据企业发展要求和不同类别岗位性质,确定选人用人标准,研究推荐人选,建设好后备人才队伍。三是管程序,把好规则关。要以制度规范选人用人的工作程序,严格组织考察,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四是管监督,把好调整关。要加强对董事会、经营管理者选人用人过程的全方位的监督,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于提拔使用的企业领导人员要加强监管,对不称职的及时提出调整建议。同时,要探索党管人才原则同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方式,逐步实行公开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

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认真落实职代会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要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把法人治理结构与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把依法管理企业与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结合起来。要定期召开职代会,确保职工的民主管理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及时向职工代表通报,企业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必须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企业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必须向职代会报告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并由职工代表进行民主评议。

要建立健全机制,充分发挥保证监督作用。要重点加强对企业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和落实企业负责人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谈话诫勉制度以及任前公示、任职和公务回避制度。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按照“集体研究、分别体现、双向反映、科学民主”的要求,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力、运转高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

第二,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不断创新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要把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与提高业务能力结合起来,既要重视科学理论的学习,又要大力倡导党员学技术、学业务、学管理,成为本岗位的行家里手。要结合企业特点和实际,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采取集中与分散、脱产与业余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组织活动。要适应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多元变化的趋势,适时调整组织设置和隶属关系,保证哪里有党员,那里就有党的组织。近年来,许多企业党组织开展了“创先争优”、“技术比武、岗位练兵”、“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等实践活动,为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找到了新的途径,在生产经营中展示了新的作为。

第三,坚持以建立长效机制为着力点,全面加强企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一是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提高党员素质,促进党员履行义务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按照“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八个字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党员队伍建设工作机制。二是着眼于强化基层党支部建设,建立健全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目标,以提高战斗力为重点,切实加强一线支部建设,进一步完善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制度,对支部开展活动的情况定期分析考核,实行动态管理。三是着眼于提高素质、稳定队伍、优化结构,建立健全党务工作队伍建设机制。经营管理人员和党务工作者的配备,要通盘考虑,同等对待,真正把那些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熟悉生产经营和党务工作的优秀干部配备到党务工作岗位上来,努力建设一支梯次合理的复合型党务工作队伍。

第四,坚持以培育“四有”职工队伍为目标,切实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一是坚持把培育“四有”职工队伍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与企业发展同规划、同部署。二是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经营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以爱国奉献为追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建立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三是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方法,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创新活动载体,深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职工、贴近生活。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

三、抓住关键,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根本的是要抓好理论武装工作,首要的是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要重视对市场经济理论、最新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学习,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要认真落实中心学习组制度,建立个人自学、中心组学习、脱产进修“三位一体”的理论学习机制。进一步建立和落实企业领导干部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把企业领导干部学习情况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着眼点,努力提高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首先要强化市场竞争意识。要研究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善于用市场的思维、市场的手段来破解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其次,要强化改革创新意识。不断创新发展观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企业改革发展的陈旧观念和体制弊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再次,要强化经营管理意识。要学习借鉴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树立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掌握现代经营管理手段,不断创新经营管理体制。

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活力。当前,我省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对如何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认识不深刻,行动不自觉,“用人一人定,财务一支笔,决策一人拍,会议一言堂”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民主集中制可以有效地保证法人治理结构分权、分责与制衡机制的有效运作,也是依靠集体对领导干部个人进行监督、使其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手段。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要求,建立健全决策制度和议事规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把民主讨论、集体决策与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结合起来,既要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又要防止名为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的现象,保证国有企业领导班子高效、协调运转。要健全党内生活,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切实做好会前准备、会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整改三个环节的工作,保证民主生活会不走过场。要切实维护班子的团结与和谐。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努力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坚持“以人为本、强企为民”,充分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的问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又要统筹兼顾,把企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出台各种改革措施,一定要照顾到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利益。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求真务实,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企业的改革发展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克服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急功近利,创造出出资人认可、市场验证和职工认同的政绩。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的作风。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权力约束机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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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

说明:1.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基于网络的终结性考试。

2.该资料为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考试通过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终结性考试系统(kaowu.openedu.com.cn)完成。

试题: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答:1937

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编成178

个师,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

个师,总作战兵力在200

万人以上,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

倍。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抗击日军正面战场的任务。但是,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大捷外,其余的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就致使2

亿人口的区域沦陷。除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供应,以及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都不如日军外,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策也难逃其责。因此,正确认识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反思那场战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非常有必要。

第一,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这是一条反人民的路线,它的目的是要保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必须看清国民党政府抗日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失失地。

1931

年9

月,日本关东军以2

万多人突袭东北。尽管当地有十几万中国正规军,但无论南京政府还是东北军都采取“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80

万平方公里土地。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得寸进尺,1932

年又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突破长城并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军队才开始被动抵抗,结果又签订屈辱的退兵让地条约。这样的“消极抗日”政策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发了众怒,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第二,国民党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并存在利用暂时的抵御换取日方妥协的思想,因而导致正面战场的溃败,使大面积的国土沦入敌手。

1937年7

月至8

月间日军进攻平津和上海,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全面抗战,不过仍同日本谈判希望媾和。后来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对抗战丧失信心,竟纠合20

多名中央委员、58

名将官率60

余万军队降日,组织伪政权并充当伪军,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直拖至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眼见日军袭击珍珠港引来美国参战后,才正式对日宣战。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牺牲是巨大的,特别是广大爱国将士在凶残、强大的日军面前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

次会战中,仅有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一役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

第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广大爱国官兵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激情和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国军在正面战场上拖住了日本陆军80%的兵力,粉碎了日军北上进攻苏联的计划。

2.国民政府先后动员了743

万军队对日作战,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在亚洲日本总共投入了42

个师团的兵力,其中投在中国的就有34

个师团。

3.国军在对日作战中,虽然败多胜少,但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作战理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优势力量,日军虽然攻占的地方多,但是经过激烈的战斗,部队伤亡特别大,每攻占一座城市就要分兵把守,长期以来就会造成官兵疲于奔命,战线太长,补给跟不上,部队无法得到及时修整,无力再次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国军虽然丢的地方多,但是可以随时得到补充,为以后的反攻创造了机会。

4.选择了正确的盟友-美国,通过与美国的合作,1943年2月-1945年4月期间,沉重打击了日军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

5.8年抗战国军是承受了80%的侵华日军,大大减轻了解放区人民的抗日压力,1937年7月-1945年8月间,国军共击毙侵华日军165万人,而被解放区军民击毙的侵华日军总共不超过30

万。

6.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赢得了所有欧美战胜国的尊敬。但同时,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

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

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

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第四,国民党正面战场起到了维系全国抗战的作用,但在抗战各个阶段表现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能够积极抗战;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下降;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政府虽坚持抗战,但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作用是有限的。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表现为:粉碎了日本的速胜计划;为中共起了掩护作用;鼓舞了士气;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内迁争取了时间;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唤起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在相持阶段,表现为:仍然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对日本侵略继续组织了抵抗;牵制了日本在华兵力的4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解放区战场的压力;国民党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并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

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22

次会战,大都是被动防御,但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英勇精神可歌可泣。

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

年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正面战场上国民党200万军队抵御70

万日军,虽一再败退,但多数官兵表现英勇,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还能给日军以许多意外重创。那时,中国仅得到苏联给予的3

亿美元援助,美英因害怕得罪日本而不敢干预。1937

年秋的淞沪抗战是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战,国民政府投入70

个师即全国1/3的兵力抗击日军。由于上海便于日军发挥海空优势,中国军队在无险可守的地形上坚守3

个月伤亡25

万人,虽杀伤日军4

万多人,却因幻想外援而一味被动僵持,终于招致大崩溃。此后,蒋介石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策略,以节节抗御的方式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虽然其战术呆板只防不攻,不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需借重中国战场,3

年间提供了16

亿美元援助,然而“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军心士气日益颓靡。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末期将美国装备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总体而言,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两党的共同合作是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核心保障。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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