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第一篇：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从事新闻采访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 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 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1935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1)译为中文出版，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2)；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贝特兰1937年IO月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毛泽东。他很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纲领是怎样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国共两党能合作到何种程度？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他们跟其他友军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3)。贝特兰在其《华北前线》一书中详细反映了此次访谈的经过。斯特朗 来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线访问八路军的。她访问了朱德、贺龙、任弼时，自称“上了一堂游击战术的课，听到了著名战绩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4)。至于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往访陕北较晚，他们于1944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他们。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行国内外。福尔曼、斯坦 因并写了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5)。爱泼斯坦的访问文集直到1995年始汇集出版，堪称“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6)。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转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的。此时适值周恩来向新四军指挥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他出席旁听并作纪录后以《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为名在《东亚》杂志1939年6月号发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其二，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来华记者为了掌握真实情况，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一是亲往前线访问参战的指战员和群众。在台儿庄战役时，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福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7)。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8)。爱泼斯坦后来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时还接触了诸多八路军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以及普通群众。唯其如此，才据以写出全面深入反映军民抗战的准确报道。二是目睹抗击日军现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外国记者长期很难有机会到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采访。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三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9)。三是记者随军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既是以严谨求实的客观的态度报道敌后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保卫国际友人安全，军区负责人劝他离开山东返沪，但希伯认为参加反扫荡机会难得，执意留下不走。就这样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当时希伯所在的连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崔子乡西梭一带，仓卒迎敌，希伯与7名师级以上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八路军一同战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共同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其三，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不少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194O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杀光，烧光，抢光'成为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日本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他们每个讨伐队身上都带着图表，标明应予毁灭的村庄“；”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逃亡，男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头数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马骡驴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赶走，耕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六“(10)；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各种程度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温床，在城郊370名小学教师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师都被枪毙。“(11)此外记者还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私设集中营和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对西安集中营的报道来说，有的记者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虚假情节的自述，以及后来跑到延安的原集中营青年对营中真实情况的揭露，说明国民党在集中营中曾对进步青年进行过极其残酷的精神迫(12)。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军官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所述，诸多以记者为职业走遍抗战前后方的国际友人都力图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关论述也并非完全正确。”有事实上的错误……有见解分析上的错误“，”缺乏批判地引用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争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13），甚至个别还犯过主观地为宣传抗日捏造事实和数字的错误（14）。难怪抗战时史沫特莱对某些记者报道失实大发议论时，周恩来说：”如果新闻记者总是准确地报道时事，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⒂尽管如此，国际友人报道亲见亲闻亲历的记述，在当时及以后仍然是极其可贵的历史见证。

二、开展医疗活动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盛华、木克华、卓克华（后木克华、卓克华较早回国）；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何让道及夫人，捷克的何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馆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其一，奔赴前线救治伤员。i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和尤恩告别了同来的帕森斯大夫前往延安。至延安后白求恩惦念伤员，不满足于敌后工作当即奔赴前线。6月到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晋察冀军区聘请他任卫生部顾问。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离火线近，伤员可以及早治疗。伤员好得快，前线就可多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他还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有个人的安全⒃。1939年4月河北河间齐会战役时，敌人突然包围了驻在齐会地区的八路军一个营，贺龙师长迅速调7个团围歼敌人，白求恩率医疗队在前线抢救伤员，战斗进行了3天3夜，白求恩的医疗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另外，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民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和巴苏华响应白求恩大夫”医生不能在医院等待伤病员上门“的倡议，坚持要求参加战 斗。在 13天的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柯棣华接受 800余伤员，施行手术 558次；巴苏华曾为250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正因为这些国际主义的白衣战士亲临前线，忘我地工作，才及时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其二，积极培养医务人员。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和深入，我方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缺乏成为突出的问题。1939年晋察冀军区创办卫生学校，白求恩大夫就曾为学校拟定教学计划，并根据自己参加游击战争医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的教材。在此书中，从医院的组织方案到手术的实施以及各种医疗技术均有详述，并有专章介绍实用医疗方法，如木锯代离断刀，丝线代羊肠线，木棍、鞋，称秸当夹板等。这种教材均有助于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在晋察冀根据地，柯棣华亲自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他采取课堂讲授和临床实战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使学员迅速掌握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制订卫生学校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正规比、系统化；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罗生特曾建议军区卫生部在陈家老窝和桑庄创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罗生特讲授妇产科、泌尿科和战伤外科等课程。学员多系小学文化程度，罗生特讲课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直到学员们听懂为止。在他任教期间共办培训班3期，计100人，为山东军区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此外罗生特还在卫生部和直属医疗所讲授”战地救护“、”外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专题课程，使医护人员深受教益。总计以上几次，为根据地培养的医务人员即达数百人，不仅解决了当时人才的急需，保证了战地医院的需要，而且也为后来以至新中国的建立培训了医务人员的骨干。

其三，建立敌后抗日医疗机构。在马海德等医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参与下，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地边区医疗网络，在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随着我军对日作战日益频繁，部队伤亡日增。山西沿黄河一带的重伤员和高干伤员不断转送延安。为适应形势需要，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就提出建立八路军医院的设想。整个建院工作，除雇请民工挖一排窑洞外，和泥、打土坯全部是直属医疗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完成的；同时还盖了两排平房作为高干病房。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白求恩，中央军委决定将此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马海德和卫生部的同志又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建立了 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1940年8月柯棣华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翌年1月他即被任命为该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在创办医院过程中，他”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广开言路，采众家之长，努力将医院办成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新型医院。柯桂华以白求恩为榜样，以身教言教的模范行动带领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创出第一流的成就“。柯核华在此工作直至翌年12月病逝。后军委为加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工作，调米勒自晋东南回延安。米勒在此与马海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为延安和平医院尽力，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活动，还为当地群众服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可以说，这些到达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国际友人都能发挥所长，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被安排在国民党战区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的22位医生亦热情 为军队和驻地居民服务，其中的高田宜、王道等也都以身殉职，但因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士兵给养常被克扣，军中．卫生条件极差，有如”德国的集中营“，使他们的医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17）。尽管如此，国际医疗队员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人民高度友好和深厚情谊。

三、参加各项建设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了科技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

其一，开展”工业合作社“建设。最早发起者是路易·艾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许多工厂被毁，不少工人失业。艾黎本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供职，因其主动深 人工人群众并同情工人。在宋庆龄的鼓舞和支持下，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尽其所能地为 工人提供各种帮助。1938年初艾黎等人在上海组成”工合“促进委员会，8月迁至武汉改称 ”工合“协会，他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任命他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 合“运动。艾黎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利用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 的生产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在其努力下，”工合“运动发展迅速．到1942年7月，在全国各地共设立72个”工合“事务所，建立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O万元，不仅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消费品。还生产了部分军需品。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因嫉恨他到陕北根据地办”工合“，1942年9月21日解除了他的行政院”工合“技术专家职务。此后艾黎将注意力转到兴办培黎学校。其中重要的一所在甘肃山丹，何克任校长。师生们自建宿舍和围墙，添置机床后，仿制机器，既可自用，又可供周围的合作社购买。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从事生产，学校也因此走上了自给自足之路。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总之，工合及其学校生产，构成了战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力量，是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其二，培训技术人才。抗战时期原北平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就曾为我抗日根据地培养过技术人才。1941年12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此两对夫妇同时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翌年2月，林迈可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 电高级训练班，自己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李效黎教英文。招收学员7O多人，除少数在京津读过大学外，大部分系中学刚毕业或并无正式学籍仅在无线台工作相当时间的青年。校舍用木板搭成，”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木板，就正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是窗户“⒅。军部很不容易从北平买到一套用品，其中有无线电收音机和数理课本，总共有十多本书，就算是当时的图书馆。此外就是每个学员背着的被服、牙刷、饭碗，一套替换的制服和一双布鞋。训练班还有一头骡子，负责背负公用校具--一只油印机、一些白纸、锅子铲刀等。当时根据地没有正规教材，林迈可教学生们如何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推演起，然后把相关的数学知识教践学生。当时军区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林迈可就与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既 解决了工作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随军活动的培训班也就行止不定，但他们始终坚持原订计划上课，保证了教学质量。培训班至这年8月结束，任教的国际友人因为事先对优秀生重点培养，当他们离开根据地后仍有人可以接班，继续教学不辍。此种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一批无线电人才，至今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专家、领导骨干中，就有不少是当年这所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其三，进行抗日宣传。这是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学者，在日本与东京高等师范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抗战初期来到上海。在”八一三“抗战中她就写了《爱与憎》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翌年4月，她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用柔和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用流畅日语把一把闪光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胸膛“。她访问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称颂她是”伟大时代的母亲“，号召日本妇女”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屠杀无辜的邻人。“在重庆，她”继续在郭沫若领导的国际宣传处文委会下工作，她撰写并翻译了《战斗的中国》、《黎明前的合唱》，《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等论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周恩来赞扬她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郑律成，朝鲜人，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结识了爱国音乐家冼星海，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线的宣传活动。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写成一曲雄浑抒情的《延安颂》。这首歌曲当时虽未正式出版，却迅速流传，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它奔向延安。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汪音乐指导，又创作了著名的《延水谣》，这是继《延安颂》之后又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1939年夏天他与词作者公木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后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另一位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1938年从荷兰来华，在台儿庄拍摄过反映此处对日大捷的影片《大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允许他到延安，他将一部摄象机赠给延安，就是靠它我们拍摄了延安生活片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活动以及中共“七大”等珍贵镜头⒆。

事实证明，当时来到中国参加战时经济、技术和文化建设工作的国际友人，其所从事的工作，无不有益于抗战，但当时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曾遭受到标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诽谤。如艾黎一再被说成是“特务”、“博取名声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不一而足。不少国际友人承受物质上艰辛和精神上的折磨，依然坚持援助中国抗战，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力。似此抗战以来始终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其精神值得崇敬和发扬。

四、置身实际战斗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20），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21）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 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一，参加浴血战斗。在抗战中．苏、美志愿空军人员屡立战功，并有多人以身殉职。1939年7月苏联志愿飞行员队长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后在对汉口日军空军的三次空袭中，他所率编队击毁敌机136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机群出击武汉，将日军战斗机拦截。但库里申科亦遭到其他日机袭击，致机体中弹，他以仅存的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江飞至万县上空，降落江中。飞机保存下来．而他却因过度疲劳被浪涛卷走。1941年12月20日晨日寇10架轰炸机飞近昆明，由美军空军志愿队第二中队长纽寇克率4机编队去拦截。纽寇克和他的僚机发现敌机穷追不舍，用P-40的大口径炮把轰炸机中日本炮手面前的后部炮塔打得粉碎，结果有6架日机残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边境的地区上（22）。自此次昆明空战告捷起中国报纸开始称美国空军志愿队为“飞虎队”。之后该队归并入14航空队，继续在中、缅、泰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取得很大的战绩。仅纽寇克和他在驾驶员在一月间即打掉或烧毁150架敌机。3月24日纽寇克在扫射日寇地面部队时被敌人打中牺牲。山德尔亦于此前2月7日在一次空中事故中牺牲。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二，担任军事指挥。这里可举越南和美国来华的国际友人为例。洪水，这位大革命后参加中国红军屡建功勋后被我军授予军衔的越南将军，1937年 8月随八路军总部和 115师到山西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率领IOOO人的队伍从河北灵寿出发，经山西向陕北进军。在约25O0里人称“小长征”的跋涉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翻越宁武西北终年积雪摩天峰，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胜利完成将全部人马交给抗大一分校的重要任务，也为抗战做出了可贵贡献。史迪威，太平洋战争后翌年3月受命来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他上任后，即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并曾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进攻，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他还为开辟“驼峰航线”，建立昆明培训中国军队中心，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等诸方面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1944年7月，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始则采取拖延战术后又持强硬态度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顾全东方抗战的大局，不愿与蒋介石闹翻，终于作出妥协，将史召回。史迪威虽离华返美，但在华所作所为，无疑对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进行军事观察。抗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联盟。外国军事家到中国进行军事观察，对于介绍中国战况、争取国际援助、增强反法西斯力量，至关重要。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指挥官，抗战一开始便来到中国。他两次从汉口出发巡游北方，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达三、四千公里，时达18个月，始终与中国军队在一起。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八路军指战员交谈。他还访问了正面战场，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奇迹般的事迹，毫不隐瞒地公之于众。他看到了八路军，对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非常 赞同。认为八路军“友好、自信和民主”，是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毁这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方的军队”；他也看到国民。党军队。除了奉命而外，不知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八路军那种谐和的精神“（23）。他的见解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对当时美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谢伟思是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顾问，1944年7月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如延安。他通过观察访问，发现”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24）令他还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力量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从此基本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5）。尽管他们的论断一时被曲解，但他的预见完全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据上所述，置身中国抗战的众多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均应载诸史册。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外国朋友”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26），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其二，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有力的推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朋友来华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激发了各国人民共同对敌的热情，认识到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桥梁。外国朋友来华抗日，是国际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历史见证。抗战中国际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无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及战后不少人曾在中国继续工作或回国后不断来访为中外人民友好尽力，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影响，弘扬了中外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篇：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简评：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的评价：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抗战初期“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话并“没有错”，“因为 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当时中国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不讲了。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肯定的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胡锦涛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而且抗战初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了抗日战争的重要任务，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历史应该客观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英勇的抵御外敌的战争。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包括380万阵亡将士们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历史应该客观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英勇的抵御外敌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包括380万阵亡将士们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然觉得有未尽之义。实际上，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整个战争过程来说，国民党始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否抗战，决定着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抗战。而这一点，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政府抗战有着标志和象征的意义。中国政府存在着并且抗战着，标志这个国家没有亡国。如果这个政府投降了，成为傀儡政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已经亡国。

第二，就是政府的动员力。国民政府抗战，就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抗战，这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等组织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政府能够动员全国的武装力量、经济力量进行抗战，也能发动它所控制的全部宣传机器动员全国人民抗战。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第三，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11］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12］（第三册，P3；第二册，P30，P111）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第四，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否抗战，决定着抗战是否合法，而直接影响着其他力量的抗战态度和抗战方式。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对抗战活动进行压制和打击，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其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范例。而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压制、打击下，很难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局面。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如果不抗战，也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也就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合法政党。其它阶级、阶层和各种力量的抗战态度、抗战方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态度的影响。抗战前，救国会七君子因抗战而被当局逮捕，而卢沟桥事变后，他们被释放并被请上庐山，参与协商抗战大计。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其它主要的爱国党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励（C关山月注：作者误，应为张君劢）、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等致函蒋介石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战前因进行抗日救国工作而一度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张申府说：“我曾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幸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6］（P13）“各国华侨迅速组织起‘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侨筹饷会’团体，捐款、汇款，捐输财力，征集药品、衣物，发行、购买救国公愤，或亲自回国，支援祖国抗战。”［4］（P237）

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其它各爱国党派、各族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实现的。它的抗战态度的及时性、坚定性、彻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党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了抗战的态度后，它的动员力、号召力又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国进行抗战外交，在不同的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制订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确定了战略重点。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运作与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国际效应和国际影响。

一是政治上的收获。卢沟事变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战。为此，中国的抗战先是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国家政府及民众在政治上的同情、声援和支持，后来又与美、英、苏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二是经济上，中国先后得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据统计，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用于战争的消耗近500亿美元。［13］（P174）这是当时中国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对外求援就成为国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当时中国政府与美、苏、英、法等国来往的函电，蒋介石与外国驻华使节的谈话，国民政府与驻外使节、派出的外交人员相互往还的函电中，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最大收获也是经济上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主要来自苏联，总计苏联对华借款为2.5亿美元，实际使用苏联的对华信用借款是1.7亿多美元。［14］（P8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援助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获得的外国贷款共25项，其中美金10多亿美元，英金1亿多英镑，法金10多亿法朗，国币1．2亿元。董长芝、马东玉：《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页。参见《1939年-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英、苏、法、中各国接收美国“租借”统计》、《1942年5亿美元贷款动用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254页、260页。虽然中国获得的援助无论是与中国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比，还是从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国租借物资总的比重（占3.2%）看，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这些援助都是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因而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军事上，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部分空军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对日本的作战或参谋，后来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进行同盟抗战，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保证，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了保证。

仅举几个数字，便可说明这些援助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1是中国空军获得的飞机援助。抗战时期，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飞机，空军的飞机全部靠国外的援助。抗战前，中国仅有飞机6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305架，而抗战期间，中国从国外补充的飞机共计2351架，全部用于战争使用（包括运输），是中国原有飞机的7倍多。［15］而在抗战期间，这种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抗战之初，中国的空军在战斗中即受重创，一段时间内，制空权完全陷于敌手。自从外来的飞机补充到中国空战后（包括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的“飞虎队”），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其2，“数千名德、苏、法、英、美等国的军事顾问，近十万名苏、美空军志愿人员和来华参战官兵”参加中国的抗战，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其自身参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带来的战术和技术，以及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都使中国比较落后的军队从人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上开始具有了现代气息，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经过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与未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战斗力大不相同。这是直接与战争有关的。

其3，在经济方面，除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外，外援也是国民政府维持通货稳定，乃至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42年2月14日，蒋介石致罗斯福感谢美国对华贷款5亿美元的电文中说：“我中国人民此四年半以来，经过不可以言话形容之经济及物质上之困难，而得获阁下此次之借款，不仅能改良吾人之经济情况，且可提高我民众抗战之精神。回忆过去各种借款与接济，俾我国长期抗战维持至今得与各友邦并肩作战，使整个反侵略阵线均蒙其利„„此次借款，除为军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将用以加强我国之经济机构，收回法币，紧缩通货，平定物价，保持战时生活水准及增加生产。”［16］（第一册，P337）

四是外交上，中国利用同盟抗战的时机，积极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先后与凡是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签订了平等新约，中国从此摆脱了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不待战胜而承认中国为完全国家，实开新纪元，租界权利乃不合潮流，总理主张废除，蒋委员长成功，诚为民族吐气。日寇虽不能占全中国领土，中国享此新约权利，当待日寇驱逐以后，故战胜为急务，以中国之坚卓抗战，得英、美之明白承认完成主权，其精神将益加强，并保证战胜后居大国优越地位，以重整新亚洲。”［16］（第三册，P783）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还参与组建了联合国的工作，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外交上收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抗战本身，它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这种国际之间的交往，是必须由能够代表国家的国民政府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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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始终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从学科的内容和特点来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自然强调共产党领导说，而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则必然强调国民党领导说”。“有的学者强调共产党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有的提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有的提出分别领导、共同进行说，有的提出具体分析说，有的提出领导权转移说，有的提出不应笼统地说是谁领导的，应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17］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不是领导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要科学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17］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领导是“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确定和实现既定的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18］（P33）我们认为，领导权的实现，有以下几个必要的因素：首先领导与被领导者应该是在一个组织系统内；因此，第二就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是法定的或有组织系统授权的；第三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命令的权力，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除此而外，还有领导者必须能够代表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抗日战争是中华全民族的解放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各个阶级、各个党派都参加了。按一般的常理，各党派、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也确实都声明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但这个政府提不出一个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路线，其所作所为又不断背离全民族的利益，因此，除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体系内部的各种力量外，没有什么党派、团体再服从它，它也就不能领导抗战。但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参加抗日战争的各民族各党派了呢？由于各抗日党派不在一个组织系统内，无法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不能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只能说是导向。

导向是指指导行动或发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个方面发展。就是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促使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正确的目标的实现。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国民党和其它抗日党派、各种抗战力量发挥了导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就是全民族抗战，最终目标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就是提出并贯彻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考察全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这些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得出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它各抗日党派、各族各界、各种抗战力量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指出，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参加了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并实行的持久战战略，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基本相同，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战略中的一些方针。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得到了除国民党外其它各个阶级、阶层和和各种抗战力量的拥护。整个全民族的抗战正是按照这一路线发展的，抗日战争的最终目标也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它所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目标、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策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向和目标。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除国民党外唯一具有武装力量的政党，虽然军事实力在抗战初期仍然不大，但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配合抗战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以根据地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军事力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重要和扩大。而国民党则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导向的内容包括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的斗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虽然参加了抗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还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因素和行为。在抗战之初，不能提出一个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目标，只是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因此过于依赖国际社会，一方面与日本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影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士气。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战场上表现不佳，反共行动却有增无减，影响甚至危及抗战大业。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团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阵营内部，又抵制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战大业的破坏，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一个必然条件。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也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由这个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与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还认为，由于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国共两党具有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因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第三篇：浅谈音乐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浅谈音乐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70年前，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是取得这场胜利的重要保证。而在抗战期间涌现出来的音乐作品，无疑是夺取抗战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对于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那一首首抗战歌曲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

《黄河大合唱》是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作品。它诞生于抗战时期，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如同一篇好的文学作品能振奋人心一样，《黄河大合唱》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唤醒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灵魂，它激励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消灭日本侵略者，重建美好家园。

这部作品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同时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它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唤醒了人民的灵魂，激起了人民的斗志。认真聆听《黄河大合唱》，你会不自觉中感受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更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在困境中怒吼的力量。

另一首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抗战时期诞生的音乐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的创作者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聂耳。1934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广大的国土上践踏，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沉溺于纸醉金迷中，尤其是名流云集的大上海。著名剧作家田汉有感于此，决心写一首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好歌。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是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中国人民高唱着这首雄壮的乐曲，激昂的旋律动人心魄，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战士们高唱着它奔赴前线英勇作战，民众们高唱着它捐钱捐物慷慨支援，学生们高唱着它在街头游行宣传。

还有很多抗战时期的音乐作品，例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等等。这些作品就像一声声号角，发出了向日本侵略者反击的动员令，使民众听之振奋，使敌人闻之丧胆。它们是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所发出的呐喊，是民众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

为什么音乐能够对战争进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源于它可以将政治信息以艺术化的形式简洁直观地表现出来。加之易于传唱，富有感染力，所以其对于动员人民、增强凝聚力、鼓舞士气的作用无可替代。毫无疑问，抗战时期的音乐作品对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篇：浅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浅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七七事变”事变后，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展开„„

抗战爆发时的国际形势: 1937年7 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绝非偶然,它是在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在新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际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也是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性支配下发生的。

抗战爆发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抗战爆发时,国力衰弱、政局动荡,阶级矛盾尖锐、冲突激烈。这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事力、经济力和组织力等各方面都大大的不如日本。

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社会环境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积极争取民主，督促国民党推行政治民主化，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的***，而且使党的力量也获得迅速发展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抗战路线,领导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效地打击钳制和吸引了敌军。从战略上和具体战役上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正面战场的战斗。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主要是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正面战场的战斗。同时,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辟了很多抗日根据地, 广泛发展群众武装,使人民军队得到壮大。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领导人民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的同时,还广泛地发动群众在敌后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组织广泛的群众运动,与国民党的投降派、妥协派作坚决的斗争。先后多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节的方针,始终以民族大局为重,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原则,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思想建设上, 中共党员解放思想, 破除教条, 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并达到成熟, 系统提出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及其总路线, 还有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 提出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概括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三大法宝” , 以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的“ 三大作风”。中国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抗战的胜利。

抗战中, 我们党在政治、军事、党的建设、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使得这场战争演变成为党为民族解放和幸福而前仆后继, 带领人民坚持抗战, 不屈不挠浴血奋斗, 最终取得胜利谱写的英雄交响曲, 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愈益紧密结合, 走向成熟并日益发展壮大, 实现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历史转折的新阶段和新篇章。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 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

胜。· · · , ·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 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但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政略、战略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失误，如抗战态度不够坚决彻底、战略战术运用不够得当、民众动员不够广泛等，从而迟滞了抗战胜利的进程。首先，国民党当局实行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和压力 ；其次，在抗战过程中尤其是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战态度呈现出两面性。当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也认识到民众能否广泛动员，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实际操作中，国民党当局却奉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抗战主要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尤其是国民党在“一切服从军事”的前提下，往往置广大人民的生死于不顾。国民党的这些倒行逆施，不仅不能深入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战，相反大大摧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无数的事实说明，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已经完全丧失了民心，这为其日后在大陆的失败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新的开始,它废除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洗刷了百年耻辱,实现了民族的解放,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可以说,在这场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不能掩盖和否认的。今天,我们应客观地、历史地反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五篇：抗日战争中的国军的贡献

天下为公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御侮之战，一场卫国战争。经过八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共同形成了对日作战的中国战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作为抗战主战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历史功绩不容置疑！正面战场在八年中，共打了22场百万人以上的大会战（其中包括淞沪、衡阳、长沙、武汉、徐州等会战），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战役1117次，阵亡将士达200多万。有时每天要消耗一个师，十分钟牺牲一个连。据何应钦回忆，仅淞沪会战，就消耗了85个师，伤亡官兵33万人。不太引人注目的桂林保卫战，仅漓江上浮起的日军尸体就多达7000多具，至今仍让侵华日军老兵心有余悸。最后日军靠施放毒气弹才攻入城内。从1939年至1940年春，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进行的大小战斗近500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6万人，占整个战争期间的43％。

对于国名党抗日的正面战场，一直以来我们的认识都存在着偏颇。在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育中，甚至一些影视作品的宣扬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时间里，学界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于正面战场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评价有不够客观之处。一些党史著作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较少涉及，偏重突出其战略上被动、消极抵抗的一面。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认识：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起了决定作用，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勇无比，与日军交战打得日军是落荒而逃。与此相对，国民党军队则一路败退，从东北退到西南，从南京撤到重庆，差点跑到成都。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只会打内战、镇压共产党及一切反对势力，与日军交战往往一战即溃，望风而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两岸关系的日趋缓和，为重新审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从而以举办各种纪念抗战胜利活动为契机，一批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反映正面战场的影视作品也陆续走上荧屏。在新近出版、修订的一些党史著作及发表的文章中，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各个阶段的表现都作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2005年胡锦涛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面肯定国名党正面战争的历史作用。然而，坦率地说，正确认识好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于当前的我国社会，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何去何从，甚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历史事实为主，以团结国民党人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客观。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历史并非可以随便戏说，它既要合乎历史存在的真实，又要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

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

对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展开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国民政府统帅部调动全国军队，实行防御战略进行抵抗。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官兵，在卢沟桥战斗和淞沪、忻口、台儿庄、武汉会战等战役中英勇作战，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相持阶段：继续进行防御性作战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改变了以前强调“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虽也取得了个别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的看法，认为：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攻势作战，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远征军：支援盟军对日作战

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史学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对于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了解都不够。近些年的党史研究和大众媒体，开始日益注重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宣传。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等重大胜利。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完成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反攻作战，于1945年1月和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会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历时一年半，毙、伤、俘日军近5万人，打通了中国和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并支援了盟军在亚太战场上的对日作战。

请正确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的作用

（一）抗战初期阶段的正面战场

1937年7月，日军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 即国民党存在侥幸心理，企图依靠国联，从而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作战，加上国民党军队思想混乱，派系林立等因素，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地作用：

第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会战。如淞沪战役、晋北忻口战役、徐州和武汉的战役，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 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方针。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国民党中爱国官兵的抗战英雄业绩，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第五、“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江、沿海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抗战相持与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采取消极对敌，避战观战，消极抗日的态度，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蒋介石则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此后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中共军队相继掀起三次反共高潮，限制全国抗日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的。由于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正面战场形势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豫湘桂战役这样的大溃败。正面战场的地位逐步下降到次要位置。

尽管国民党抗战的态度较初期消极，但还是坚持了抗战。在此时期钳制了大量的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的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从战略上讲，正面战场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中国军民以重大牺牲换来了国际尊重，美英等国先后放弃了租界和其它在华特权，中国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屈辱状况。

从国民党全党来看，虽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却始终能够坚持抗战；从国民党局部来看虽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卖国投降，却更有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在猛烈地打击着可恶的侵略者。因此只能说国民党成分比较复杂，党务没有干好，却并非是一个投降的党，其比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何止强千百倍。

从整个抗战过程来看，虽然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的基本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因此她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甚嚣尘上的时候，国民党有过投降么？抗战初期，英法美非但没有给中国援助，还妄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持既得利益，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帮助日本劝降中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仍是坚持抗战的，没有投降。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伤亡321万，这是血的数字，铁的贡献，不可抹杀。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全民族尊敬

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所以，认为正面战场是消极抗战的结论违背历史事实。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以史为鉴，国民党的历史是悲哀的、可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些人的错误思维和言论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可耻的，是必须要放弃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某些人的真实面目，以史为鉴，我们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复，对日本的认识如此，对国民党的认识也应该如此，关键在于为现实服务，科学、和谐地发展好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话说抗日战争时期，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战，如凇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忻口、太原会战，中国军民（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战绩显著；凇沪会战，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随枣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敌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如果忽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很显然仅凭中共当时的三四万人来抵御百万日军，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延绵数千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始终坚持着抗战，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敌后有机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初期自不用说，国民党积极主动抗战吸引了日军主力，无疑是极大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即使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虽无多大作为，但数千里战线上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

四、国民党中爱国抗战官兵的英雄事迹，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国民党军队中很多人都叛国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也不高，但是绝大多数国民党官兵是爱国的，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军人的楷模”张自忠，西北王冯玉祥，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哪个不是热血男儿？还有那数不尽的未知名的国民党官兵……

五、国民党正面战场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军队以重大民族牺牲，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会师，使得盟军有可能腾出手来集中解决欧洲事件，换来了国际尊重，各国领导人曾先后高度评价过中国战场。因此，美英等国先后放弃了租界等一切在华特权，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外交屈辱状况。

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海、沿江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曾经说过战争之伟力在于人民，但我认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关键在于持久战，而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工业，特别是军事国防工业。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工业受到严重威胁。若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中国将何以持久抗战？凇沪会战历时三个月，内迁仅民营企业一项就达146家，机器材料共14600余万吨，技术工厂250家。武汉会战期间，从武汉迁往内地的厂矿企业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从战役本身来说凇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都失利了，但就这点而言两次会战的贡献绝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的胜利。虽然工厂数量不多，但这些工厂都是民族工业的精华，没有这些工厂中国的持久战将无从谈起，不敢说中国抗战必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抗战必将来得更困难、更严峻、更残酷、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