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第一篇：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1．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9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全军共4．6万余人。12月25日，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全军共1万余人。1938年以后，共产党又先后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

根据抗日战争开始后变化了的外部条件，中共中央规定了我军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决定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在敌手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游击战争原则。这些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对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抗日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完成改编后立即开赴抗日战场。最初，八路军主要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山西作战。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八路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近千人。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至11月8日太原失陷，八路军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各部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第一一五师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由中共地方党组织抗日起义，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南、鲁南等多处抗日游击区。至。1938年底，八路军共作战1 500余次，歼灭日军5．1万人，缴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也壮大到15．6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集中完毕后分头开赴大江南北抗日战场。至1938年底，新四军共作战280余次，歼敌3 800余人，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和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也发展到2．5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日本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准备长期作战。此后，日军减缓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集中主要兵力保守占领区，“肃清”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抗日力量。为了适应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9一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战区和敌后，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此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很快进入高潮，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在正太路和其他铁路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交通破坏战，3个半月的时间里共消灭日军2万余人，攻克敌人据点近3000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 502公里，缴枪5 600余支、炮53门和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鼓舞了中国人民胜利信心，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在战役中，八路军伤亡1．7万人。战役后，日军向华北增兵，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冀鲁豫五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壮大到40万人，华北敌后战场已经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在华中，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变得十分复杂，新四军在敌、伪、顽势力的包围中，处境异常困难。中共中央根据形势提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并先后派出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助新四军作战。华中敌后游击战争逐渐进入高潮。到1940年底，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伪顽的包围进攻，建立了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拥有1400万人口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签订公约正式结成轴心国军事同盟，世界法西斯势力进入了最猖獗的时期。为早日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加紧了占领区的“肃正治安”，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由于日军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军事压力减少，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活动也频繁起来。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开始，敌后战场的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军队大量减员，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以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据统计，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在严重困难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4648次，毙伤俘日伪军13．2万人。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本侵略者没有达到消灭根据地抗日军队的目的。中国抗日战争由于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而得以继续。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德军在北非失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反攻。中国战场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的持久战，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给侵华日军以极大的消耗，敌我力量对比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年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攻克敌据点5000多个，解放区面积扩大到61．9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9 200余万，军队发展到65万人，民兵发展到168万余人，抗击着当时全部侵华日军56万人中的64％。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也日暮途穷。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4—6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会后，人民军队向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日伪军作战计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6万余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同时，人民军队也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共有60余万官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对中国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赢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并存。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它们之间是互存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正面战场的坚持创造了条件。战争中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转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种复杂的过程，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治局势。因此，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肯定敌后战场对战争的胜利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也不能忽略正面战场的存在及其发挥的作用。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作战指导计划及战斗序列，决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海陆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兼任，辖平汉、津浦两铁路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晋、察、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辖江、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辖闽、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9月改李宗仁)，辖山东，总兵力为现役军人170万人、后备军人150万人。以后，战区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增减，各区司令长官和辖区也有变化。

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历经平津抗战、山西抗战、淞沪会战、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作战、武汉会战，担当了正面防御作战的主要任务，起了主体作用。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打过几次比较有影响的硬仗和胜仗。其中，淞沪会战坚持了3个多月，虽然最后失败，却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但是这次失败，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占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30万南京军民被惨遭屠杀；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1万余人的胜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武汉会战，中国投入百万部队，日军参战25万人，战役进行了4个半月，战斗数百次，消灭日军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虽然没有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但给予敌人以很大消耗。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评价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一时期，正面战场有力地抵抗了敌人的进攻。虽然中国军队损失了近百万，丢掉了将近1／4的国土，但也使日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财力、物力均遭到极大消耗，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实行的“速战速决”计划被彻底打破，抗日战争顺利地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也暴露出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弱点。丢失广大土地和损失众多军队，除了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原因外，国民党实行的不动员人民群众、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系的存在，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在战略方针方面，正面战场的指挥者没有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以单纯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也是丧师失地的重要原因。

进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敌我态势基本趋于稳定。但为了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仍然不断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针对日军的攻势作战，国民政府采取了“有限度攻势与反击”，“极力保持现有状态”的方针，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了对日军的“冬季反攻”。至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包括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等等。在这些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大部分能够英勇作战，其中很多人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抗战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也曾取得过局部的胜利。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作战并没有阻止住日军的进攻。而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败，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率部投降变成了伪军，成为日军进攻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帮凶，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向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这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无疑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蒋介石也由此产生了依赖思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存实力将来与共产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方面。其后，尽管正面战场仍然坚持对日作战，但这种作战基本上是消极的。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全面溃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是年4月，日军调集了50万人的兵力，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先后向河南、湖南和广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在这些地区部署了5倍于敌的250万人兵力。这次战役经历了8个月，最终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地区，6 000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正面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战争后期，国民党也曾制订过反攻作战计划，但由于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这个反攻计划成为了泡影。而实际上，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主要是在缅北滇西展开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部分远征军进入印度，后补充官兵成立了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美、英军队联合，开始进行缅北反攻作战；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展开了滇西反攻作战。至1945年3月，缅北滇西作战胜利结束，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将日寇全部驱逐出云南。这次战役振奋了中国民心士气，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军队在盟国中的威望。1945年4月以后，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战线的收缩，国民党军队跟进收复了一些失地，于8月完成了反攻部署，但尚未实施，日本已经宣布投降。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抗战在前期比较努力，在中后期也一直坚持。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22次会战和近4万次战斗，牺牲官兵130余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尤其是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造成了正面战场的重大军事失败，这对全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使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明显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

3．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八年抗战中不仅存在着两个战场，而且两个战场的两种不同抗战指导路线，存在着代表中国进步方向和落后方向的两种政治力量。由于日本的侵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八年时间里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抗日战争的开展而消失，在八年抗战期间，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与社会落后力量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激烈。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两个战场在解决民族矛盾的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代表中国落后方向的政治力量不断消弱。这种力量对比的转变，最终又为解决阶级矛盾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也因此而发生重要转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由国民党掌握的国民政府；一个是共产党掌握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它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它在施政纲领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条件下，是独立的政权。

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都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具体的施政目标。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主要是：

一、敌后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专政；

二、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是“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伪汉奸，保护人民，调节各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

四、强调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将有助于推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在这些方针之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基本上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进步和发展。

国民党虽然也提出了基本符合根据战时需要的抗战建国纲领，但在实际上，它的对内统治政策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方面，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延续和新制订了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法令；在经济方面，坚持实行所谓的“战时经济政策”，不肯改变落后的经济制度，并且加强了官僚资本的统治地位；在文化方面，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坚持把中国人束缚在所谓“中国固有的政治和伦理哲学的正统思想”之下。这些政策的执行，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与专制，经济危机，生产凋敝，人民生活难以为继。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区域，从社会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共两党所代表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的客观存在，又使代表着中国社会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这种矛盾和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一方面，由于日本把作战目标首先放在巩固占领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国民党产生了忧虑和恐惧。于是在抗日和反共之间，国民党产生了摇摆。在对待日本方面，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之后，蒋介石虽然强烈谴责了这种叛国行为，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希望，于1939年开始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在对待共产党方面，同年国民党秘密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反共文件，加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活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面临着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在此形势下，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毫不动摇地继续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予以坚决打击。

1939年末到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分别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在八路军的坚决反击下，这次反共高潮未能达到阻止人民抗IEI力量发展的目的。1941年1月，国民党调集8万余人在皖南袭击绕道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 000余官兵。新四军除2 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一面做好反击国民党继续进攻的军事准备，重建新四军军部；一面进行政治斗争，向人民揭露和斥责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在共产党的斗争和国内舆论的谴责下，蒋介石被迫声明“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1943年7月，国民党以3个师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由于八路军做好了守卫边区的充分准备，并且全国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这次反共尚未形成高潮即被制止。

在军事较量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如何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两党的主张截然相反。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主张。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以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应当是反映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仇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不允许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代表了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它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1943年，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了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该书极力为国民党***寻找历史依据，宣扬封建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把“四维八德”说成是立国之纲，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还指责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军阀”和“变相割据”；也指责西方民主制度，说人民要求自由民主是离经叛道，应予取缔。国民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理论和这些做法，受到国内各界民主人士的批评，也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不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进步政治力量与落后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正是在国共两党的上述矛盾与斗争中发生了变化。沿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运动这条主线来考察，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结为一体，是把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作同一个目标，代表中垡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敌后战场也因此得到开辟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战场，它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也因之发展壮大。国民党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是把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对立起来，是把打败侵略者和恢复旧中国统治秩序作为同一个目标，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它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正面战场也因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不能长久地占据主体地位，它所代表的落后力量也因之削弱。

再从实际结果来考察，中国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物质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人，民兵则发展到220万人，并且拥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其次是精神力量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体战场，而且它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和行动，是中国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而没有半途而废的重要保障。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共产党得到了包括国统区在内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真诚拥护。与国民党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最后的彻底失败；另一个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通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

这后一个演变，在抗战胜利后不过四年就实现了。国民党、蒋介石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宣布了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家独立问题，而且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前途，中国的历史新生了!两种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篇：敌后战场的抗战_教案1（范文）

敌后战场的抗战

【教学目标】

1．知道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史实及意义，体会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战、不怕牺牲的精神。

2．掌握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的措施和作用。3．正确评价敌后战场的抗战。

【教学重点】

知道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史实及意义，体会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战、不怕牺牲的精神。

【教学难点】

掌握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的措施和作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取得了怎样的战绩，抗日根据地是如何壮大起来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第18课：敌后战场的抗战。

二、新课讲授

（一）平型关大捷

1．教师讲述：1937年9月，日军向太原的重要门户——平型关进发，一场伏击战即将开始。

2．教师引导：请同学们阅读教材有关平型关大捷的叙述，了解其中的有效信息。学生回答：时间——1937年9月；领导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结果——经过一天的激战，将日军1000多人全歼。

3．教师提问：请同学们根据上述内容讨论平型关大捷的影响。学生回答

4．教师过渡：中国共产党在积极领导抗战的同时，还积极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二）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1．教师展示：《抗日根据地示意图》，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哪些？

/ 2 学生回答：主要有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苏南、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教师强调：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和指挥中枢。2．教师讲述：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取得了巨大成就。

3．教师讲解：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

（三）百团大战

教师讲解：经过发展，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在占领区的统治。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他们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日军实行“囚笼政策”，1940年8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百团大战。

1．教师引导：请同学们找出有关百团大战的相关信息 学生回答

2．教师展示史料：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作战1800余次，击毙日伪军2.5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千米，公路1500多千米，桥梁和隧道260多个，一度恢复县城四五十个，并缴获大量武器。

请结合上述内容讨论一下百团大战的意义？ 学生讨论后回答：

回答一：百团大战有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回答二：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回答三：百团大战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锻炼了军队。

回答四：百团大战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振奋了抗日的信心。回答五：百团大战给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妥协投降活动以沉重打击。

/ 2

第三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河南战场

1937年（7月至12月）

河南省委、开封市委、杞县县委相继恢复 七七事变，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河南省委正式在开封组成。机关初设在北道门大街路东31号，后搬至如意斋胡同14号。同月，杞县县委成立，杜省吾任书记，成员马长久、段佩明，机关设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10月，开封市委成立，张漫萍（王若愚，河南荥阳县任。1936年秋与刘子久等同时由北平出狱回河南工作）任书记。视为各部逐步建立，郭启卜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吴祖贻任青年部长，吴平任妇女部长，于秀民任职工部长。基层组织先后建立的有开封女中支部（王云屏任书记）、北仓女中支部（王灿生任书记）、开封女师支部（赵慧敏任书记）、扶轮小学支部（吴平任书记）以及邮电局支部等。

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封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八九月，平津流亡同学会成立，在徐府街国民党县党部召开成立大会时，有几百人参加，选举曲茹为总务部长、王亚凡为宣传部长，另有组织部长、交际部长等；由吴祖贻、周震中发起组织的开封市救亡话剧团联合会，辖由基督教青年会话剧团（山西牺盟会来开封的爱国青年张林簃与河南大学部分学生组成），以及未名、女子等10余团体；开封抗敌流动话剧团（以开高学生为主）、开封救亡歌咏队（河南大学有马可等组织的怒吼歌咏队）、开封学生农村救国服务团及战时服务团、慰劳队等。主要活动是出版救亡墙报，演唱救亡歌曲，演出救亡戏剧和慰问伤兵，组织儿童识字班及分赴城乡进行抗日宣传。九十月间，上海救亡演剧一、二、三队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宋之的、贺绿汀、洪深、冼星海、金山、崔嵬等人均到开封演出救亡剧目，并热情辅导开封救亡文化活动。冼星海高度赞扬开封歌咏队说：“开封救亡歌咏的运动从你们展开了。从你们的歌声中，给每个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一个警告，给战士们一个伟大的慰籍。”次年元旦，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荣千祥（荣高棠）、杨振久（杨易辰）等人领导下抵开封，他们联合北仓女中、女师等校学生同台演出，受到各界的好评。

杞县、洧川、考城、陈留等县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的也异常活跃。他们创办了《抗日救亡报》，开办了各种抗日救亡训练班，建立了歌咏队、剧团、板报组，组建了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服务团等群众团体，举行抗日大游行等活动，进行多种救亡宣传活动。

《风雨》周刊创刊 9月2日，在河南省委直接领导下，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创刊，每周一期。地址设开封同乐街43号。主编是王阑西、姚雪垠（均共产党员）、嵇文甫，后又增加范文澜、方天逸（共产党员）。省委领导人李迅（朱理治）、刘滋九（刘子久）、林淑英、（危拱之）等经常为该刊撰文。《风雨》共出版30期，直至开封沦陷前夕停刊。发行量由开始的4000份，逐渐增加至1万多份，是我国内地发行最早的3个群众性抗日救亡进步刊物之一，也是我党推动救亡活动的指导刊物。

“长期抗战免费补习学校”创办 9月，中共杞县县委为团结广大青年，解决失学问题，在杞县城东门里创办“长期抗战免费补习学校”。课程设由英语、算术、国文等；招收贫苦完小毕业、失学青年，免费为他们补习文化，同时宣讲抗战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杜省吾为此撰写《抗战中创立的学校》，发表在《风雨》周刊第三十期上。后根据大同中学校长王毅斋的建议，该校合并于杞县私立大同中学。

九一八爱国游行 9月18日，开封举行抗日爱国游行，全市千余名学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和《风雨》周刊编辑部人员走在队伍的前头，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街道两侧，围观群众人山人海。10月初，国民党右派对学生参加救亡运动横加指责，谣言四起，诬蔑共产党在幕后操纵。《风雨》周刊发表署名文章予以驳斥。

民先组织再次恢复与解散 9月，由平津流亡学生王静敏（共产党员）、冯纪新（共产党员）和吴祖贻等人帮助恢复了民先组织。但全市为建立统一队部，由王静敏负责领导，多以平津流亡同学会等公开名义（民先队员在其中发挥骨干作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年底，为进一步扩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刚遭破坏又恢复的民先组织，仍是秘密活动，已不适应像是发展的需要，于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解散了它，把它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农村工作团”。在此之前，杞县大同中学、洧川县中学、考城县也建立了民先组织。3县民先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分别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各项宣传工作。在豫东地区沦陷前后。民先成员有的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参加了抗日武装。

河大抗敌训练班创办 11月下旬，通过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举办了河大抗敌训练班（简称“抗训班”）。该班由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文化动员委员会委员、河大文学院院长肖一山挂名为主任，嵇文甫、范文澜任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派刘子厚（化名马致远）以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在班内任军事教官。还派冯纪新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公开省份为总队长。学员来自开封的大、中学校学生计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0多名。班内建有党支部，冯纪新任支部书记，委员有杜启远（杜堃，河大学生）、申玮（申毓秀，北仓女中学生）、赵慧敏（女师学生）、马彥（马光亭，开封女中学生）等。学习内容主要师抗战形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和组织民众等。12月下旬，抗训班结束，组成河大抗敌训练班农村工作服务团（简称服务团）。团长范文澜，嵇文甫、张师亮、徐述之为副团长，总队长冯纪新（党内仍任支部书记）。从开封出发，经朱仙镇、尉氏、鄢陵到许昌，沿途以演剧、歌唱等形式，宣传抗日，次年元月抵舞阳，改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促进团（简称战教团），在豫南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外，开封车站工会也举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后省委领导人刘子久就如何办好训练班问题，以《加紧训练干部保卫河南》为题，在《风雨》上发表了署名文章。

国民党河南当局组织的救亡团体及其活动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国民党河南当局于七七事变后，先后筹备和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妇女战地服务团、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救亡协会等组织。如8月份由石青发起成立的妇女战地服务团，10天就发展团员700余人。经过进行看护、军事、侦查等技术训练，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战地服务工作。并组织有慰劳分会，下设救护工作团、慰劳工作团、劝募队、宣传队、劳作队等。该团还将歌女、妓女组织起来，分别到街头演唱救亡小调和进行爱国募捐，支援抗战前线。市属县的国民党当局也都先后组织了救亡团体，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如杞县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938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发表《保卫河南宣言》，郑重声明：“我们热忱的愿意和国民党共同合作，为保卫河南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我们随时都准备派遣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商讨保卫河南的共同纲领，组织共同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形式的发展。

光明话剧团 1937年12月，在党组织帮助下，由开封师范、开封高中、两河中学等学校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光明话剧团。该团由林亮（共产党员）任团长、杜达任党支部书记。剧团成员分别来自开封师范、开封高中、两河中学、北仓女中、开封女师、豫中中学等校。经过紧张的排练后，于1937年12月29日离开开封，先后到陈留、杞县演出。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打鬼子去》、《保卫家乡》等剧目，深受群众的好评。在演出间隙，团员们还召集当地妇女开座谈会宣传抗日救亡，动员他们送子送夫参加抗日武装，慰问抗日将士等，收到一定的效果。之后，该团又先后到了睢县、太康、西华、淮阳、项城等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杞县、洧川、考城、陈留等县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的也异常活跃。他们创办了《抗日救亡报》，开办了各种抗日救亡训练班，建立了歌咏队、剧团、板报组，组建了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服务团等群众团体，举行抗日大游行等活动，进行多种救亡宣传活动。

《风雨》周刊创刊 9月2日，在河南省委直接领导下，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创刊，每周一期。地址设开封同乐街43号。主编是王阑西、姚雪垠（均共产党员）、嵇文甫，后又增加范文澜、方天逸（共产党员）。省委领导人李迅（朱理治）、刘滋九（刘子久）、林淑英、（危拱之）等经常为该刊撰文。《风雨》共出版30期，直至开封沦陷前夕停刊。发行量由开始的4000份，逐渐增加至1万多份，是我国内地发行最早的3个群众性抗日救亡进步刊物之一，也是我党推动救亡活动的指导刊物。

“长期抗战免费补习学校”创办 9月，中共杞县县委为团结广大青年，解决失学问题，在杞县城东门里创办“长期抗战免费补习学校”。课程设由英语、算术、国文等；招收贫苦完小毕业、失学青年，免费为他们补习文化，同时宣讲抗战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杜省吾为此撰写《抗战中创立的学校》，发表在《风雨》周刊第三十期上。后根据大同中学校长王毅斋的建议，该校合并于杞县私立大同中学。

九一八爱国游行 9月18日，开封举行抗日爱国游行，全市千余名学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和《风雨》周刊编辑部人员走在队伍的前头，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街道两侧，围观群众人山人海。10月初，国民党右派对学生参加救亡运动横加指责，谣言四起，诬蔑共产党在幕后操纵。《风雨》周刊发表署名文章予以驳斥。

民先组织再次恢复与解散 9月，由平津流亡学生王静敏（共产党员）、冯纪新（共产党员）和吴祖贻等人帮助恢复了民先组织。但全市为建立统一队部，由王静敏负责领导，多以平津流亡同学会等公开名义（民先队员在其中发挥骨干作用），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年底，为进一步扩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刚遭破坏又恢复的民先组织，仍是秘密活动，已不适应像是发展的需要，于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解散了它，把它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农村工作团”。在此之前，杞县大同中学、洧川县中学、考城县也建立了民先组织。3县民先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分别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各项宣传工作。在豫东地区沦陷前后。民先成员有的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参加了抗日武装。

河大抗敌训练班创办 11月下旬，通过河南大学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举办了河大抗敌训练班（简称“抗训班”）。该班由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文化动员委员会委员、河大文学院院长肖一山挂名为主任，嵇文甫、范文澜任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派刘子厚（化名马致远）以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在班内任军事教官。还派冯纪新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公开省份为总队长。学员来自开封的大、中学校学生计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0多名。班内建有党支部，冯纪新任支部书记，委员有杜启远（杜堃，河大学生）、申玮（申毓秀，北仓女中学生）、赵慧敏（女师学生）、马彥（马光亭，开封女中学生）等。学习内容主要师抗战形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和组织民众等。12月下旬，抗训班结束，组成河大抗敌训练班农村工作服务团（简称服务团）。团长范文澜，嵇文甫、张师亮、徐述之为副团长，总队长冯纪新（党内仍任支部书记）。从开封出发，经朱仙镇、尉氏、鄢陵到许昌，沿途以演剧、歌唱等形式，宣传抗日，次年元月抵舞阳，改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促进团（简称战教团），在豫南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外，开封车站工会也举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后省委领导人刘子久就如何办好训练班问题，以《加紧训练干部保卫河南》为题，在《风雨》上发表了署名文章。

国民党河南当局组织的救亡团体及其活动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国民党河南当局于七七事变后，先后筹备和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妇女战地服务团、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救亡协会等组织。如8月份由石青发起成立的妇女战地服务团，10天就发展团员700余人。经过进行看护、军事、侦查等技术训练，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战地服务工作。并组织有慰劳分会，下设救护工作团、慰劳工作团、劝募队、宣传队、劳作队等。该团还将歌女、妓女组织起来，分别到街头演唱救亡小调和进行爱国募捐，支援抗战前线。市属县的国民党当局也都先后组织了救亡团体，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如杞县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938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发表《保卫河南宣言》，郑重声明：“我们热忱的愿意和国民党共同合作，为保卫河南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我们随时都准备派遣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商讨保卫河南的共同纲领，组织共同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形式的发展。

光明话剧团 1937年12月，在党组织帮助下，由开封师范、开封高中、两河中学等学校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光明话剧团。该团由林亮（共产党员）任团长、杜达任党支部书记。剧团成员分别来自开封师范、开封高中、两河中学、北仓女中、开封女师、豫中中学等校。经过紧张的排练后，于1937年12月29日离开开封，先后到陈留、杞县演出。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打鬼子去》、《保卫家乡》等剧目，深受群众的好评。在演出间隙，团员们还召集当地妇女开座谈会宣传抗日救亡，动员他们送子送夫参加抗日武装，慰问抗日将士等，收到一定的效果。之后，该团又先后到了睢县、太康、西华、淮阳、项城等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1938年

豫鲁联络局在开封成立 年初，北方联络局（设山西临汾）派刘贯一到达开封，分别与河南联络局梁寒冰、山东联络局张友渔进行联系。鉴于山东省大部分失陷，经请示长江局周恩来同志，两省合并成立豫鲁联络局，机关设在开封。张友渔任书记，刘贯一为副书记。主要任务师从事统一战线、情报和联络武装部队的工作。三四月，张友渔调走，刘贯一接任书记。5月，豫鲁联络局随河南省委撤出开封，转迁竹沟。

孩子剧团成立 2月，在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化名林淑英、魏晨）的领导下，以扶轮小学学生为主成立孩子剧团。团员平均年龄十二三岁，最大17岁，最小的仅8岁。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该团在国民党开封县党部礼堂，首场演出了《国旗歌表演》、《海陆空军总动员》、《流浪儿》、《武装起来》等十几个歌舞，深受各界好评。开封话剧界、新闻界自发捐款资助，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热别奖励100元。剧团活跃在开封市郊，并被邀到郑州、洛阳等地演出。在同庆台儿庄大捷时，孩子们还参加了慰劳抗日将士的活动。并新手制作了200多个慰劳袋赠送前方将士。5月23日，按照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危拱之率领该团离汴，辗转于平汉线附近，继续从事救亡宣传。后来，一部分团员参加了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分奔赴延安或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

抗日救亡中的工人运动 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开封市委设由职工共部。另外建立了工人抗敌分会，开办了游击战争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赴豫东开展游击战争的干部。电话、邮务、面粉等工会都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开封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3月，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常委朱学范抵开封视察工运，开封各业工会23个单位代表在大陆电影院举行欢迎大会。开封工人的抗战热情使朱学范深受感动。他在大会上说：“在国防前线的开封，有许多阔人都跑光了，居然今天还有这样盛大的工人集会，我是万想不到的。”

中共杞县中心县委建立 1938年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共河南省委为加强豫东地区的领导，将中共杞县县委改建为中共杞县中心县委，王静敏任书记，杜省吾任宣传部长，谭志正任军事部长，委员段佩明、马庆华。中心县委除领导杞县党的工作外，还负责指导太（康）、陈（留）、民（权）、宁（陵）、等县党的工作，机关设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开办抗日训练班 1938年2月，中共杞县中心县委员会开办了抗敌民运训练班。1938年4月，中共曹县委员会在曹、考结合部开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洧川党组织开办了读书会。通过开办训练班。为以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培养了骨干。在农村筹建抗日武装 4月，中共杞县中心县委员会根据中共河南省委“以睢、杞两县为中心，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的指示，决定在农村筹建抗日武装，并把工作中心由县城开始向农村转移。该月，在杞县南石寨组建了党支部，建立了青年农民救国会，提出了组建武装的任务。5月，组建了12任的抗日武装。

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5月中旬，杞县中心县委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举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这次训练，培养了一批抗战干部，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为开展敌后抗战奠定了基础。

沦陷前的撤退工作 5月，日军逼近豫东。中共河南省委撤离开封。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各大中学校纷纷离汴。各级党组织所属党员均随所在职业掩护机关转移。是时，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有关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精神，决定农村救国服务团沿开（封）许（昌）公路活动，并在朱仙镇留在8名党员组成支部，由裴济华任书记，准备久地坚持游击战争。后因日军很快进攻开封，逐步安全撤向许昌。豫东特委建立 5月下旬，省委决定，组建新的豫东特委，吴芝圃任书记，领导豫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杞县抗日游击队建立 5月下旬，中共杞县中心是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将杞县私立大学部分师生40多人组成抗日武装撤出县城，与石寨村12人抗日武装和吴芝圃组织的抗日武装会和组成了杞县抗日游击队。

尉氏县南曹村党小组成立 5月，李紫明、郎东来和孙儒林3任在尉氏县南曹村建立临时党小组。李任组长。党小组领导“一心会”友20多人开展武装斗争，借国民党三十二军一三九师在尉氏清乡剿匪之机，利用敌人的矛盾，派孙儒林打入马村乡公所任队长，郎东来打入上庄乡公所任乡长兼队长，并在朗庄、南曹拉起武装。不久，一三九师撤离，当地的恶霸地主与土匪返回，李等3人外出隐蔽，当组织活动暂时中断。

豫东地区和开封沦陷 5月下旬，日军沿陇海铁路西犯。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党政要员闻风而逃。至6月6日，考城、兰封、杞县、通许、尉氏、陈留、开封先后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

杞县地方抗日领导机构建立 6月初，在中共豫东特委领导下，杞县地方抗日领导机构建立。王静敏、谭志正领导武装，何复业负责筹划粮秣及通讯工作，韩晓亭、王亦言联络组织抗日游击队，刘耕初负责组织后方医院，杜省吾负责组织抗日宣传。黄河改道

6月9日，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不顾人民死活，在花园口决堤放水，黄水由中牟、尉氏、扶沟、太康顺东南方向流去，致使黄河改道。黄水所到之处，造成一片泽园，黄泛区人民受到了极大的灾难。

缴获国民党溃兵枪械 6月中旬，一股国民党溃兵约300多人流窜为匪，行至杞县瓦岗时，杞县游击队代表谭志正、孟海若经与其谈判，他们愿意抗日并参加抗日武装。与游击队在赵村汇合后，见游击队装备不良，又欲谋反。吴芝圃立即将全部武装带至睢县杨楼，与睢县抗日武装汇合，将溃匪予以缴械，抗日游击队获机枪2挺、步枪32支，武装了新组成的抗日武装。

睢杞县大队成立 6月中旬，豫东特委为统一领导抗日武装，将杞县、睢县抗日武装在杞县大郑庄进行整编，建立了睢县大队，大队党代表吴芝圃，大队长王海山。杞县抗日游击队整编为一中队，队长谭志正，指导员王静敏，睢县抗日武装为二中队。同时，杞县傅集建立了后方医院。

尉氏县抗日游击队建立及抗日斗争 6月中旬，李紫明在尉氏县南曹村一带组织“一心会”友和农民10多人成立尉氏县抗日游击队，以后又逐步扩大到100多人的抗日武装，与日军对峙于南曹村、北曹村之间。6月25日，日军撤退时，游击队挺进黄河渡口。洧川县抚救之游击队建立6月，洧川沦陷后，洧川中学停课。党小组长赵桂馨、校长赵赵文组结共产党既先队骨干和与地观众过了抗日救游击队。追剿日军，缴获许多马匹和军用物资。

洧川县抗日就往游击队建立 6月，洧川沦陷后，洧川中学停课。向小组长赵桂馨、校长赵以文组织共产党员民先队骨干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抗日救亡游击队。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6月，豫东特委和杞县中心县委为争取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先后由杜省吾、王亦言等分别到杞县各地联络、动员各方面武装，在傅集、赵村召集李广居、曹德林等72人武装首领会议，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次会议为以后这些武装积极抗日，接受新四军改编奠定了基础。

痛击日军抢粮队 6月下旬，驻杞县日军一个小队到杞县南花胡寨抢粮，睢杞大队闻讯后，迅速出击，日军仓皇逃窜。此战打伤日军数名，缴获日本钢珠马车2辆，截下抢的小麦2000余斤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豫东军民的士气，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傅集追剿日军 6月，日军一个小队和汉奸队准备西犯七里岗火车站。洧川游击队得之情报后，埋伏于必经之路石庄、刘合集路旁，日伪军路过此地时，遭到伏击，日伪军狼狈逃窜。黄河改道后，已侵入新黄河西的日军被迫撤回新黄河以东。一次，一股日军撤退时，遭到洧川游击队的追剿，缴获许多马匹和军用物资。

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建立 7月初，由于抗日武装的迅速壮大，中共豫东特委在杞县傅集再次将杞县、睢县、太康3县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建立了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吴芝圃任司令，王海山、孟海若任副司令，王静敏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大队。杞县的抗日武装为一大队，大队长杜隶生，教导员王静敏兼。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初步建立了以杞南为中心的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

贾洼战斗 杞南贾洼村地主武装张玉如破坏抗日，拒绝三支队的联合，三支队逐决定歼灭该部。7月下旬的一天发起攻击，战斗数时未克，一大队一中队队长张庆余等二三十名指战员牺牲。此战虽未全胜，但锻炼了部队。

肖大队到杞南 8月初，中共河南省委为加强豫东工作的领导，开展低吼抗战，派肖望东率先遣大队进入杞县，在杞南傅集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会师，为便于领导，根据省委指示，建立了前敌委员会，吴芝圃任书记，肖望东任副书记。

整编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 10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毛泽东“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命令和长江局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中心转向豫东，创造豫皖苏新局面”的指示，9月底，在竹沟组成373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10月初，彭雪枫率支队誓师东进，并令吴、肖部西渡黄河。10月8日，彭部与吴、肖部在西华杜岗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副司令吴芝圃，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参谋长张震，下设3个大队，尔后进入豫皖苏边区。三支队整编后，杞县留下部分党员，率领少量部队继续发展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后在党的领导下，又建立了睢杞太独立大队。

重建中共杞县委会 10月，三支队西进整编后，杜省吾、马长久等在杞县傅集重建了中共杞县委员会，书记杜省吾、委员马长久、李建华、李良等。考城县大队建立 10月，为加强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考城抗日民主县政府将共产党员张耀汉领导的抗日常备队120余人中的地富、兵痞、流氓清除出队。剩余的60多人枪经过整训，组建了考城抗日县大队。张耀汉任大队长，县长与子元任大队政委。县大队经常活动于董堂、任庄、大寨和郭小湖一带。

通许章常庄党支部 1938年10月，共产党员张相石、毛春林、席廷彦在西华抗日军政教导大队组成通许县党小组，受彭雪枫派遣，从西华返回通许开辟党的工作。翌年1月经中共豫东特委书记吴芝圃批准，在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章常庄支部。这是通许县组建最早的党支部。该支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智取王二响鞭 在考城县崔阳坝一带，有一股拥有400余人、200多支枪的土匪武装，其头目是破坏抗日、横行乡里、血债累累的“王二响鞭”。11月，考城县大队以路过为名，突袭其司令部，将其全歼，缴枪130多支、子弹两千余发，给考城、曹县、民权结合部的人民除了一害。11月中旬，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与子元，县大队长张耀汉指挥县大队，又乘敌不备，在孙营村将马逢乐土匪一部歼灭，俘敌10余人，缴枪40多支。并当众处决了两名恶贯满盈的匪徒，群众拍手称快。

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睢杞太 11月下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鹿邑县大刘庄一夜急行军百余里，神速进入杞县之板木集。27日至29日夜，接连突袭杞县的姜楼、大魏店、祁楼，歼灭土匪胡书芝（胡祥生）部2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120多支、子弹5000多发。同时还袭击了睢县西陵寺伪军马陪善部，歼敌一部。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睢杞两县大批青年参加了抗日武装。

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抗大四分校）成立 11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为了争取青年和培养抗日干部，在傅集一带成立随营学校，校长彭雪枫。经过宣传教育，国民党杞县政府所办的杞县光复中学大部分学生和睢县、杞县、太康等地社会知识青年纷纷报名入校，共招收学生100多名。同时支队民运科长王静敏，在傅集派支队中的原杞县私立大同中学学生到杞县各地动员他们的同学参军，扩大了抗日武装。

建立洧川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东，共产党员彭勃、张葆和等，在洧川中学师生中发起组织了“洧川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有90多人参加，设总队部，彭、张为负责人。翌年洧川、大马、侯家集、榆林赵、徐王赵等40多个村庄，也相继建立了“民先”小组或小队。民先队员发展到800多人。“民先”在发动群动，开展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好作用。

杞县地方武装李广居部收编 12月初，中共杞县县委负责人杜省吾和王跃亭等，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驻杞县程庄的李广居部700多人争取过来，编为新四军游击队支队一团。不久，支队返回鹿邑县白马驿。

豫东抗战流通卷发行 12月底，中共杞县委员会组织部长杜省吾主持发行豫东抗战流通卷。具体事宜由杜方舟负责办理。流通卷在龙曲、板木、瓦岗，傅集一带发行。这是豫东地区中共组织第一次发行货币。因局势混乱，难以流通和有人伪造，次年4月即停。1939年

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次进入睢杞太 2月上旬，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元吴芝圃，率支队第三大队（代号“淮阳”）及特务连，二次回师睢杞太地区。该部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配合下，接连出击，打击日、伪、匪、顽。2月14日，首先歼杞县荆岗土匪司令李继书部500余人，缴获步枪400多支、手枪10多支；2月17日聚歼大朱庄地方武装朱子固部，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继而又歼灭睢县长岗伪军张心帧部300余人，活捉伪区长李继美。在支队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杞县土匪武装杨逢云、刘悦亭、曹德林等部500多人先后被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三团，代号为“吉安团”。

杨得志转战杞县和通许 2月下旬，冀鲁豫支队司令杨得志率部1000多任2，由冀鲁豫边区护送党中央派到豫皖苏边区的130多名党政干部到达睢杞太地区。吴芝圃率部到杞北接应。杨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续打了3个大胜仗。3月17日又打了驻通许县练城集的伪军郭得俊（外号郭片）部，歼敌1000多人，活捉伪军参谋长、CC分子刘恩学等700多人，尔后经民权返回。

睢杞太抗敌自卫团在杞县成立 2月7日，为了组织群众开展抗日自卫，根据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在杞南赵村成立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杞县知名爱国人士孟紫垣（昭枢）任总团长，共产党员王介夫副总团长。总团具有地方政权性质。总团下设赵村、乔庙、白畅岗、河坡、汤庄、半坡楼、程庄、高贤、长岗、苗楼、高阳等27个分团，拥有四五百人的抗日武装。5月，各分团武装集中整编为4个中队，1个特务中队，活动在杞南、睢西、太北一带。总团及各分团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使睢杞太抗日救济根据地已初具规模。7月26日，在睢杞太交接初线章村与伪军作战中，王介夫不幸牺牲。总团武装改编到睢杞太独立大队。

瓦岗战斗 新四军游击队在杞县的活动，引起了日军的重视和恐慌，3月26日，日军在伪军配合下，从开封出动坦克8辆、汽车数十辆，向新四军游击支队三大队驻地杞南瓦岗进击扫荡。支队当即迎敌，与日伪军激战数小时，支队伤亡多人，因敌众我寡，主动撤离。日军所到之处施行“三光”政策，瓦岗、程庄等7个村被杀数百人，房屋被烧百余间。26日下午，日军返回途中又把赵村吴芝圃家的数十间房全部烧光，又杀害抗战军人家属和群众10余人。兰封县民先队 1939年3月，共产党员李再望受党的派遣，在兰封县程庄寨一带建立了刘锡鹏等100多名青壮年参加的兰封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1月，由于环境恶化，民先组织停止活动。

武装袭击开封城 4月10日夜，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部第十二军二十师师长周遵时，率所部一个团袭击开封，进抵西闸口内，经与驻守车站日军激战后，次日晨撤离。伪《新河南日报》曾有“开封昨晚被袭扰”的消息。英、法、德、意等国驻北京记者，曾为此事组织调查组到开封实地调查，证实周遵时师确进抵南关火车站，并拆毁几段铁路。10月21日，我地方人民武装再次进攻开封，拆毁城西汴新铁路近千公尺，破坏桥梁3座，炸毁火车两列，击毙伪军日籍顾问1人及伪军兵100余人。

中共睢杞太特委建立 4月，马庆华在杞南程庄召开党的重要会议，根据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在中共睢杞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建中共睢杞太特委（对外仍称豫东特委），马庆华任特委书记，马长久任组织部长（后由杜省吾接任），杜省吾任宣传部长（后刘耕初接任），庄质夫任统战部长。刘耕初、王舒然为候补委员。后王舒然增补为民运部长。此时，马长久兼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杞县党的工作，在特委直接领导下进行。

中共尉氏县支部成立 1939年4月，共产党员周廷云奉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豫西省委指示，会尉氏重建党组织，先后发展朱璞岑、西连峰、张兰君入党，壮大了党的队伍。随之成立了中共尉氏县支部（受洧川县委领导），周廷云任书记，朱璞岑负责组织，西连峰负责宣传。6月党支部派周廷云借帮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在尉氏招兵之机，与爱国军人冯宪章联合，组建了200多人的武装力量，准备拉向新四军，被国民党发现夭折。1940年10月，周廷云被捕，尉氏县党的活动暂时中断。

中共考城县工委成立 5月下旬，为不失时机地将考城县已经形成的抗日救亡运动引向深入，进一步大计日本侵略军，中共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等到考城县视察工作后，决定建立中共考城县工作委员会（简称考城工委），李奉琛为临时负责人。此后，又建立了几个区。

宋庄伏击日军和马庆华牺牲 8月5日，马庆华率领独立大队在杞南宋庄东头公路旁伏击日军，经激战，日军溃败。为缴获敌人重机枪，在追击中，马庆华不幸中弹牺牲。组织部长杜省吾主持特委工作。冯静宇率领部队继续坚持斗争。

郭河、秦庄反顽战斗 8月15日，马庆华牺牲后，国民党万股派一部进驻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区的刘寨，蓄意向睢杞太独立大队制造摩擦。大队主动转移至郭河、秦庄一带，顽军穷追不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队予以还击。经过激战，顽军溃败，缴获机枪1挺。此战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恢复了睢杞太独立大队在杞县的活动地区。

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成立 8月，抗日志士、原三支队副司令员孟海若由陕北公学学习后返杞，在中共睢杞太特委领导与支持下，孟以睢杞太独立大队四中队为基础，又整编了傅集、板木、武旗等杞县抗敌自卫分团，组织了300任枪的抗日游击队，号称“第二大队”（称睢杞太独立大队为“第一大队”）。

马长久被选为七大代表 9月初，中共杞县县委书记马长久赴永城参加豫皖苏边区第一此党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会议。因“七大”延期召开，马留下工作，后病故于延安。马走后，杜省吾兼管杞县党的工作，不久，兼任杞县县委书记。王其梅部到杞通区开展抗日活动 10月，中共河南省委派王其梅率西华抗日武装两个连渡过黄河，到杞通边区，号称“第三大队”或“西华军”，配合第一、二大队在睢杞太地区活动。睢杞太独立团成立 11月，新四军第六支队命令兰侨到睢杞太地区（冯胜回豫皖苏边），将冯、孟、王率领的3个大队统一整编为3个营，于1940年1月1日在杞南宣布建立睢杞独立团（6月改为睢杞太独立团）。兰侨任团长兼政委，张先舟任政治处主任。一营营长田谓金，教导员刘荣光；二营营长孟海若，教导员周学曾（1940年6月换马玉堂）；三营营长兼教导员王其梅。部队发展到千余人。

庄质夫牺牲 12月底，中共睢杞太特委统战部部长、杞通地区党的负责人庄质夫在杞北白丘一带收编土匪武装时，不幸被土匪张采宣部杀害。开展破路挖沟 睢杞太地区的破路和挖交通沟工作，1939年冬从杞南开始，1940年睢杞边界进行，1942年普遍开展。这样既有利于抗日军民隐蔽行动，便于打击敌人，又使日、伪军器械化部队和骑兵不能发挥其作用，为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

攻克圉镇日伪据点 3月15日拂晓睢杞独立团攻克圉镇据点，消灭伪军百余人，生俘无恶不作的四区伪区长徐茂先、伪区队长张保福以下30余人，缴获步枪20支、手枪2支、子弹200余发、太阳旗、五色旗各一面。4月11日夜盘踞在板木之伪军李振国部，毙其60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子弹400余发。4月19日袭击邢口伪区署，将该区伪军全部消灭，生擒伪区长李长新、伪镇长李镇相及其子李克旗等，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数百发、军用品甚多。

武装三袭开封城 4月，据新四军四师《拂晓报》连日转载中央社郑州电称:“我军二十二日晚向开封进击，先将郊外之敌一举歼灭，并切断陇海、汴新两路，至午夜猛攻城垣，当即冲入城内，与敌激烈巷战，格杀至二十三日晨，毙敌无数，敌营房仓库全部焚毁。”“敌酋津木少佐当场被俘，毙敌八百余人。”“开封自沦陷以来，经我不断攻击，以此战况最烈，敌随时亦以此次最巨。”

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再次建立 4月，经中共鲁西南地委和专署批准，考城县抗日民主县政府第二此建立。陈力全等任先后任县长。郑子龙任秘书，蔡修甫任民政科科长，朱光灿任财粮科科长，户西峰任司法科科长。县政府经常活动在周庄、大寨集、董堂一带。中共考城县委建立和地道战开展 7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变化，中共鲁西南地委决定，中共曹考县委改为中共考城县委。先后有蔡西峰、杜书润、曾鸣和、李建英、范璜等人任县委书记。在县委的领导下，李馆、北关等地秘密开挖小地道，以便进行地道战，有效地打击敌人。1940年

攻克圉镇日伪据点 3月15日拂晓睢杞独立团攻克圉镇据点，消灭伪军百余人，生俘无恶不作的四区伪区长徐茂先、伪区队长张保福以下30余人，缴获步枪20支、手枪2支、子弹200余发、太阳旗、五色旗各一面。4月11日夜盘踞在板木之伪军李振国部，毙其60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子弹400余发。4月19日袭击邢口伪区署，将该区伪军全部消灭，生擒伪区长李长新、伪镇长李镇相及其子李克旗等，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数百发、军用品甚多。

武装三袭开封城 4月，据新四军四师《拂晓报》连日转载中央社郑州电称:“我军二十二日晚向开封进击，先将郊外之敌一举歼灭，并切断陇海、汴新两路，至午夜猛攻城垣，当即冲入城内，与敌激烈巷战，格杀至二十三日晨，毙敌无数，敌营房仓库全部焚毁。”“敌酋津木少佐当场被俘，毙敌八百余人。”“开封自沦陷以来，经我不断攻击，以此战况最烈，敌随时亦以此次最巨。”

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再次建立 4月，经中共鲁西南地委和专署批准，考城县抗日民主县政府第二此建立。陈力全等任先后任县长。郑子龙任秘书，蔡修甫任民政科科长，朱光灿任财粮科科长，户西峰任司法科科长。县政府经常活动在周庄、大寨集、董堂一带。中共考城县委建立和地道战开展 7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变化，中共鲁西南地委决定，中共曹考县委改为中共考城县委。先后有蔡西峰、杜书润、曾鸣和、李建英、范璜等人任县委书记。在县委的领导下，李馆、北关等地秘密开挖小地道，以便进行地道战，有效地打击敌人。1941年

睢杞太独立团东进豫皖苏 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20日，兰侨、孔石泉奉命率睢杞太独立团1500余人东进豫皖苏边区。后编入新四军四师序列。睢杞太地区留下王广文率领的一营二连和马玉堂率领的二营四连，在韩达生领导下，坚持斗争。淮阳部队到杞南 2月下旬，马一鸣奉上级指示，率领淮阳县柳林区大队200余人到达睢杞太中心区杞南，3月初与马玉堂、王广文部会合，增强了睢杞太抗日武装力量，为在困难时期坚持睢杞太抗日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水东地委、水东独立团建立 2月22日，睢杞太地委书记韩达生在大楼徐、葛庄一带活动突遭日军包围不幸被捕。

韩达生被俘后，日伪军采取“铁臂合围”、“闪电袭击”等多种战术，疯狂向睢杞太根据地频繁进攻，使抗日武装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睢杞太地区与上级领导机关失掉联系。在此情况下，党内、军内一些干部战士对能否坚持斗争，出现了动摇、畏难情绪。为此，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等于3月在杞南申纪村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思想，制定措施。参加会议的有马玉堂、马一鸣、王广文、孙其昌、徐济生及军队部分连以上干部和部分县级干部，共20多人。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组织力量，坚持根据地抗战”的基本方针。决定将睢杞太地委改为水东地委，选举马一鸣为地委书记，宣布成立水东独立团，由马玉堂人团长兼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下辖两个营共600余人。原杞县为升级二营六连。此次会议，稳定了军心，民心，扭转了局面。会后，地委派王广文和张剑石分别去冀鲁豫和淮北根据地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他们带回上级领导人指示：“要隐蔽发展，不要在敌人头上跳舞。”两大根据地领导都表示派干部来加强水东力量，给予物资支援。

反迫害斗争 洧川县立中学是国民党控制较为森严的学校，同时也是我地下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地方。国民党C、C派校长余丙寅为严防共产党员在校活动，制定了种种校规，限制师生自由，压制民主。1941年3月，于借学生周书鑫星期日晚归为由，将其开出学籍。事发后，广大师生义愤填膺，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具体知道下，举行了罢教罢课，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于丙寅的罪恶行径。在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洧川县政府，撤销了于丙寅的校长职务，取得斗争胜利。

韩达生遇难 4月，韩达生经营救获释。韩达生获释后，随新四军四师水东独立团到杞南梁寨一带活动，拟在此召开县、营以上干部会议。夜间遭到国民党八十一师的突然袭击。韩达生、郑杰、刘振邦、阎斌等被俘。数月后，韩被国民党杞县流亡县政府杀害。其他人无据释放。这一事件，使水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又一次遇到重大摧残，形势再次恶化。

杞县、通许县大队建立 5月，为加强水东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力量，新四军四师和豫皖苏区党委派王其梅、薛朴若（崔廷）来水东，在杞县那不苗寨宣布成立党政军委员会，王其梅任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领导水东党积极法杖抗日武装、打击敌人。不长时间组建起杞县、太康、通许3个县大队。杞县县大队长由何复顺担任。通许县大队长由王安胜担任。

考城县实行合理负担 6月，根据鲁西南专署颁布的革命政令和革命法令，考城县政府也在根据地各村，张贴了一系列的革命政令和法令，试行了广大农民的合理负担，并初步建立了财经制度。还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村选、冬学、春耕等一系列的工作。这样，群众普遍反映：还是共产党的政府好！

砸毁伪劳工所 六七月，拉车工人李万顺弟弟因未购买月捐票，被汉奸拉到财神庙街的伪劳工所捆吊起来，遭到毒打。早就对日寇残酷盘剥不满的拉车工人，闻讯后秘密串联，由李万顺和其他拉车工人近2000人，愤怒砸毁了伪劳工所，痛打伪职人员，并在龙虎街打死两名日寇。事后，有七八百工人先后被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抓捕，其中7人被日伪枪杀。重建考城县大队 8月，为了加强考城县的抗日武装，以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据去指示，以曹县游击队为骨干，在考城县民兵的基础上，建立考城县大队。李荣村、于子元、郭心斋先后任大队长。杜书润、曾鸣和、李建英、范磺先后任大队政委。主要活动在大寨集、大小杨口、徐洼、周庄、李馆、塔湾、南彰、董堂、孙营等地。抗战胜利前夕，县大队由初建时100多人、50余支枪，发展壮大到1000余人、800多支枪。隶属于鲁西南军分区和考城县委、县政府领导。

建立睢杞太根据地抗日政权 秋，水东党政军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在杞南焦庄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水东联防委员会”，建立灰色名字的“水东抗日联防办事处”（简称“联办”），为专级政权。联防委员会会员有薛朴若、李士荣、谢子荣、焦克镇、赵昌铎、金作林、冯振福、杨尚本、李良、李建光等。薛朴若任联办主任。孙卫和、郑华到水军后，先后任副主任。同时决定在杞南建立4个分会（区级），圉镇以东为第一会，李建光任主任;圉镇以西为第二分会，李良任主任；赵村、焦庄、杨庄一带为第三分会，张学政任主任；一溜岗一带为第四分会，张绍勋任主任。每个分会建立一个常备队。

开辟杞北 10月，中共水东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开辟杞北地区，派王法洲、侯杰等到杞北工作，在当地中共党员的协助下，组建了杞北大队（又称第二大队），王法洲任大队长，侯杰任教导员，主要活动于崔林、魏寨、小集一带。同时，又派独立团三营帮助杞北大队，打开了杞北的局面。1942年3月，建立了中共杞北县委员会，刘振邦任书记。

睢杞太根据地由冀鲁豫代管 12月，根据冀鲁豫军区的请示和水东地区的战略地委及现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水东地区由冀鲁豫军区代管。不久，王其梅带独立团二营，到冀鲁豫军区汇报工作，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正华久如何坚持水东问题作了指示，并决定派干部和部队加强水东地区的力量。1942年

杞南、杞北、杞通游击区连成一片 1月名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军区根据说动地区的汇报和请示，派林耀斌、苗丕一随王其梅到水东地区，分别任水东独立团团长和政治处主任。为打通水东与冀鲁豫边区的交通线，水东独立团奉命发展杞北，开辟杞通边。先后在金盆、青龙石口等地击退民权、杞县进攻之日伪军，将杞北、杞通和杞南三块游击区连成一片，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并直接威胁到日伪控制的陇海路和战略要地开封。

考城县减租减息 2月，根据中央的政策和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中共考城县委、县政府在根据地内，坚决地贯彻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同时还开展了反奸、反霸、反资敌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调动了人民群动的积极性，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中共开封县王庄支部建立 1942年，水东独立团三营在营长孙其昌的率领下，在开封县王庄、毕桥、付里庄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同时发展党员，于翌年8月，见了了王庄党小组。1944年4月，扩建为中共王庄支部，李世英任书记。

推水工人斗争 四五月，日伪当局除经常采用抓“官差”等敲诈剥削推水工人外，又规定了不准涨价；给钱就要，不给钱不准问、不准要；每天必须涮缸；不准断水；不准推拐弯水（即苦水）等5项苛刻条件。并将上述条件，强行钉在推水车上。钉木牌那天，全市1000多辆推水车都集中在包府坑。工人忍无可忍，高喊：“没有水业工会的通知，不取消五个条件，我们决不推水！”日伪警察局逮捕了水业工会负责人刘俊、王茂修。罢工工人表示不放人、不取消强加给工人的苛刻条件，绝不复工。最后，日伪当局迫于吃水困难，释放了刘、王两人，取消了不合理规定，罢工取得了胜利。

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派人进入开封

奉十八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滕代远的指示，郭有义（牛天锡、林放、郭成和）于1941年由延安来河南从事情报工作。5月，集总情报处派章铭（张兰亭）到开封打入妓女检治所；10月，又派李瑞兰（女，孙永德，吴敏）考入开封私立静宜女中读书，进行收集情报。郭有义先在安阳立下足后，也通过其和伪河南省财政厅厅长郭宪文的同宗关系，积极活动准备进驻开封开展工作。从此，由外线引人，开封党组织的活动逐渐恢复。

县级政权建立 6月，为加强政权建设，“水东联办”决定组建杞南、杞通、杞北3个中心分会（县级政权）。3个中心分会均无主任，由副主任主持工作。3个副主任分别为李建光、杨宏猷、李良。

日伪顽扫荡根据地 夏，日伪顽匪对鲁西南和睢杞太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进攻、封锁、蚕食，使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张承先到水东巡视 7月，冀鲁豫区党委派宣传部长张承先率巡视团来水东地区检查工作，在聚台岗召开地委会议。根据区党委指示，会议决定：①整编部队，搞一个拳头，免被敌人吃掉；②发展杞北根据地（只有聚台岗不行），要依托冀鲁豫。张承先等在水东期间，曾到杞南、杞北、民权等地检查指导工作。11月，张承先等回冀鲁豫边区。

创办豫东中学 秋，豫东中学在聚台岗附近的四所楼成立，王其梅兼任校长，刘影任政委。不久，学校迁到杞南，由河南教育界名流、杞县知名爱国人士孟新垣任名誉校长，水东联办副主任郑华兼副校长，殷国良任训育主任，陶均安任教导主任。该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精兵简政 9月，水东独立团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和地委决议，碱性精兵简政，将原辖的3个营和直属单位，精简为4个战斗连和1个特务连，并组建杞南、杞北、杞通3个独立营，增强了独立团的战斗力，加强了地方武装。考城县在此前也同样进行了精简工作。

进行反顽斗争 9月24日，国民党河南省第二十专署专员薛剑光，纠集国民党地方部队薛汝梅、张鹏仙、侯殿卿、丁建华、田树恩部数千人，向水东根据地的聚台岗和杞南、杞北、杞通边等第同时发动进攻。水东各抗日武装奋起还击，杞南天池洼战斗击退国民党河南省二十专署范景新支队2000多人的进攻，新庄伏击战击溃范部；杞北赵寨、何寨之战击溃薛、田二部；杞西北孙府寨战斗歼灭田部一个中队；夜袭杞西北白丘，打垮薛汝梅残部。10月初，杞县蔡固村战斗中，击毙顽支队长张鹏仙等。从此，恢复了被顽军战领的杞北、杞南、杞通边中心区的村镇，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但是，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独立团三连连长张连远等牺牲，一营长毛春林和许多战士负伤，丢掉了聚台岗一带根据地。

抗日武装遭损失 10月，反顽斗争胜利后，日伪军向根据地中心区进行“蚕食”、“扫荡”。先后在阳堌、柿园、黑木、尹店、屯庄、傅集、小河寨、小湖岗等地增设据点，抗战斗争更加残酷。在杞西北黄寨战斗中，杞北独立营一连连长李玉昆和几个排长牺牲；杞南大队两次遭日伪军袭击，大队长何复顺一、二中队百余人，在潘屯村被日军包围，突围中何壮烈牺牲，教导员王建一负伤，抗日武装受到很大损失。

冀鲁豫开封情报站建立

10月，冀鲁豫五地委（鲁西南）派李冠卿（化名徐景春）到陇海线从事敌工工作，担任民兰考县委常委兼敌工部长。李接受一些地方党员关系，在内黄集建立情报站。不久，李冠卿进入开封，和根据敌派来的王丹忱（张海运）、张金山等人在开封建立重点情报站。主要从事敌伪军工作，范围包括陇海路开封、商丘沿线、直属五地委领导。

水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敌工工作机构

1942年前，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已开始敌工工作，由地委书记直接领导。为加强敌工工作的领导，11月，中共水东地委建立敌工委员会，刘影任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12月9日

朱公德率杞县伪保安团百余人起义，参加革命。到1943年，水东敌工工作又有很大发展，争取了一些伪军头目，建立了一些关系，改编了对敌斗争形势。

袭击土匪马三 11月，根据上级命令，考城县副大队长刘汉松带领县大队积极配合鲁西南主力十九团、二十团，突然袭击了考城县小宋区土匪马三（大土匪马逢乐之三弟），消灭土匪2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余支。

冀鲁豫开封情报站建立

10月，冀鲁豫五地委（鲁西南）派李冠卿（化名徐景春）到陇海线从事敌工工作，担任民兰考县委常委兼敌工部长。李接受一些地方党员关系，在内黄集建立情报站。不久，李冠卿进入开封，和根据敌派来的王丹忱（张海运）、张金山等人在开封建立重点情报站。主要从事敌伪军工作，范围包括陇海路开封、商丘沿线、直属五地委领导。

水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敌工工作机构

1942年前，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已开始敌工工作，由地委书记直接领导。为加强敌工工作的领导，11月，中共水东地委建立敌工委员会，刘影任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12月9日

朱公德率杞县伪保安团百余人起义，参加革命。到1943年，水东敌工工作又有很大发展，争取了一些伪军头目，建立了一些关系，改编了对敌斗争形势。

袭击土匪马三 11月，根据上级命令，考城县副大队长刘汉松带领县大队积极配合鲁西南主力十九团、二十团，突然袭击了考城县小宋区土匪马三（大土匪马逢乐之三弟），消灭土匪2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余支。

1943年

水东抗日根据地划归冀鲁豫边区 1月，冀鲁豫区党委、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水东未与话中打通关系前，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的指示，在灾荒严重、日伪加剧“扫荡”的情况下，为加强水东地区的领导，派唐克威任水东地委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原学习）、韩明任副政委、孙子植（现名陈子植）任参谋长。唐克威带领一批党政干部，于1月7日晚越过陇海铁路，8日在杞北黄土岗与前去迎接的水东领导同志汇合。唐克威表示“誓与水东人民共存亡，坚决把抗战进行到底。”

杞南谷熟岗会议 1月中旬，唐克威率部南下到水东根据地中心区杞南谷熟岗村。经过精心准备，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分析斗争形势，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分散游击，缩小目标，充分发动群众，粉碎敌人“扫荡”；充实基层，加强政权建设。此次会议鼓舞了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进一步树立了坚持水东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会后，由于日军“扫荡”，团长林耀斌、政委唐克威率地、团直及一连在杞南坚持斗争，孙子植、马一鸣率二、三连到杞北活动，韩明、苗丕一率四连到杞通边活动。

中心分会改为办事处 1月中旬，根据谷熟岗会议决定，将杞南、杞通边、杞北3个中心分会改为办事处。杞南办事处主任夏仲远、杞通办事处主任孙卫和，副主任李良，杞北办事处主任孙其昌，副主任杨宏猷。唐克威牺牲 2月1日，团长林耀斌、政委唐克威率地、团机关和一连驻杞南长营村，遭日军数百人20多辆汽车包围。突围中，部队被冲散，地委书记唐克威壮烈牺牲。

开展整风豫东，带领群众进行救灾工作 2月，根据上级指示，考城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开展整风运动。同时，因1942年秋遇到了旱灾，县委、县政府带领广大军民节衣缩食开展生产救灾运动。这项工作的开展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

睢杞太抗日根据地调整地、县领导班子 3月，冀鲁豫区党委派李中一接任中共水东地委书记兼新四军四师水东独立团政委，并调整了地、县领导班子。崔廷任联办主任，郑华任地委委员兼水东联办副主任、党组书记；林耀斌任独立团长（不久张刚剑接任），王广文任副团长，苗丕一任政治处主任。孙廷甫任中共杞南县委书记；8月徐济生任中共杞北县委书记，刘振邦任书记；苗久锐接任中共杞通工委书记。

水东地区派张方明进入开封 3月，冀鲁豫水东地委书记李中一派张方明（张会文、耕耘）进入开封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收集社会动态和敌情；领导当地群众斗争；介绍和输送知识分子和青年到解放区等。张先到杞县大营村，4月发展张本初入党。并在晁村集开一粮坊，以作职业掩护。10月，张方明进入开封。不久，发展马忠先（高峰）入党，初步打开了城市工作局面。

泛东挺进支队参加水东独立团 春，敌工委员会在杞通边经过一段敌工、统战工作，争取伪军弃暗投明，在杞县西南部建立了一支几百人的“泛东挺进支队”。刘影任支队长，并在其中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这年夏，该支队征粮数十万斤，交给水东联办供给处。1944年7月，这支武装编入水东独立团第二大队，刘影任副大队长。

开展生产自救 春，由于1942年秋豫东地区遭受水、旱、蝗（虫）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加之日伪、顽、匪的抢掠，造成水东地区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到1943年初，杞、通、陈、兰农村，十室九空，卖儿鬻女者比比皆是。为了战胜灾荒，保卫根据地，水东独立团一方面打击日、伪、顽抢掠，保卫群众财产，一方面派出小殷部队到敌占区征粮，将部分粮食赊济贫民。同时，组织广大干部、指战员到黄泛区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进行生产自救。7月，独立团团长张刚剑率领指战员和杞南县委、办事处干部，到黄泛区开荒种地，不仅增加了军队、机关收入，而且更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威信。当时，有位70岁的老人题诗称颂： 过荒庄又过荒庄，不打仗就是开荒。大平地面百姓住，开成荒地人民昌。四军劳苦泰山重，好比当年一禹王。

打击土匪，安定社会秩序 春，杞南、杞通、杞北办事处根据水东联办“清匪、安定社会秩序”的决定，发布布告：

1、凡当过土匪的人，到办事处和各分会交枪、自首、悔过；

2、交枪、自首、悔过者既往不咎；

3、交枪、自首、悔过的时间是布告公布后15天内；

4、杀人者偿命。其他办事处也都采取类似办法进行了清匪。通过这次清匪，安定了社会秩序，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中共组织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威望。侦获日寇原田师团春季扫荡计划

春，冀鲁豫五地委开封情报站的工作逐步开展。李冠卿在营街8号安下家来，并在新华街与任合伙开办皮革厂以作掩护。为了侦获日伪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情报，必须设法派任进入设在原河南大学校内的日军原田师团部。但该部戒备森严没无法接近。后李冠卿得知后第四巷名妓菊红常乘车进入该部，他便以同和裕商号经理的身份先与菊红接触，晓以民族大义，争取菊红设法搞出原田师团参谋部的扫荡计划。最后，菊红按照情报站的要求，将敌人的作战计划、行动地图等全部搞到手，完成了任务。李冠卿及时派人将情报送往冀鲁豫解放区，使日伪的这次扫荡完全落空。开展对伪省长陈静斋的上层工作

6月，冀鲁豫开封情报站李冠卿通过辉县戴小龙（李幼年的同学，地方士绅，与日伪河南省长陈静斋的关系甚密）的关系，以往来跑上海经商为名，会见陈静斋并让陈办理执照。陈静斋此时既怕日本人呆不长，又担心国民党靠不住，而对共产党更怕不宽恕自己的罪恶。谈话中，李冠卿乘机宣传党的政策，示意个人经商中曾与八路军接触。陈静斋表示愿意由李引见，与共产党接触，以留个人退路。后，李冠卿请示冀鲁豫区党委批准，由情报站王丹忱以我党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陈静斋。从此，陈与我当建立了关系。接着，李冠卿又相继与日伪河南省警务厅长刘九思、民政厅长赵岫春、陈静斋的侄子、警卫团长陈秀五分别建立了关系，初步打开了我党在日伪上层的工作局面。

赎地运动 6月，水东联办颁布赎地法令，对灾荒时间（1942年6月到1943年麦前）穷人贱价出卖的土地及其他物产赎回事宜作具体规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赎地运动。到秋种之前，从中心区（杞南、杞通、杞北）至边缘区许多土地重新回到贫苦农民手中。党和政府的赎地政策深得群众拥护。

征收公粮 夏，水东联办和各办事处，增设财粮工作部门，按合理负担的原则，征收公粮。从此，改编了水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供给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伙食单位，不仅减轻了中心区基本群众负担，而且抗战家属的困难也可得到救济或给予代耕优待，开始了“拥军优抗”。这年夏，杞南、杞北杞通地区共征收公粮500多万近，使根据地后勤供给得到了保障和改善。十八集团军总部保卫部姜达生进入开封

7月，十八集团军总部保卫部（即锄奸部）姜达生（1941年由该部杨奇清部长派遣到敌占区工作，化名胡贵民。此时他已打入伪华北新民总会调查部，党内任特别支部书记）随伪机关迁到开封。公开身份任伪新民会开封调查支部检查系长兼调查系长。不久，在街上与抗大学员王子夷（1938年在抗大学习时，姜达生是指导员并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此时王子夷化名王飞霄，已打入伪军张岚峰部任少校副官）、陈秀峰（原抗大二分校学员，后被捕。此时失掉联系）想与，并与冀鲁豫五地委派到开封工作的李明浩（朝鲜人，在抗大二分校与陈秀峰同学。此时隶属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的“朝鲜抗日联盟”，到开封做朝鲜人的统战工作）接触。李明浩表示愿将胡的情况向五地委汇报。建立联络网络

7月，为加强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工作，中共水东地委决定将归属党、政、军各系统的交通站统一由独立团领导，并进行组织整顿。全区设总站，杞南、杞北、杞西设分站。并设杞南至杞西、杞北至鲁西南支站。黄水泛杞南时，又设了沿水干线一条。到9月已形成了以杞县为中心的联络部队、地委、联办的交通网，为收集军事情报、护送干部、运送物资和伤病员等做出了贡献。

十八集团军总部开封情报站成立

继章铭、吴敏1942年进入开封之后，2月，郭有义亦以为开封市契税经理局事务主任的合法身份进驻开封。接着，刘润梓由安阳情报组调汴。7月，经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滕代远批准，8月3日正式成立开封情报站（以下简称集总情报站）。机关设在马府坑街19号后院。郭有义任站长，代号51；吴敏住机关，在静宜女中做学生工作兼作眷属；刘润梓担任交通。他后来利用“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华北通讯联系处”等多张证件和身份，往来与开封、郑州、安阳和陇海沿线。情报站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呗区工作总方针指导下，主要是搜索情报，特别是日伪军政上层的重要情报。开展情报工作

8月，为了加强兰封县情报站的力量，冀鲁豫军区五分区情报总站派顾文华、刘思让到兰封情报站协助工作。住在站长张本烈家中。张开着药店，顾被安排在药店里，对外身份是伙计，后来为了便于工作，由李冠卿联系，冀鲁豫五分区出钱，将药店改为酒店，由张本烈任掌柜，顾文华名义是柜先（即会计）代管酒店的账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敌军情报，并配合李冠卿和丁一等人工作。塔湾伏击战 10月，考城县大队在刘汉松副大队长指挥下，趁日伪外出抢粮之机，在刘璃阁、塔湾一带设伏。日伪返回途中，县大队对其突然袭击。经激烈战斗，消灭日军9人，伪军死伤10人。缴获掷弹筒1个、机枪2挺、步枪5支。从此，日军在许河的据点被拔除。张绍儒应允三条件 10月，民兰考敌工站长李冠卿和地下党员杨汉民、张本烈等前往兰封县日伪警备联队长张绍儒家，向张绍儒提出三个谈判条件：即

1、允许共产党在兰封设立联络站（情报站），并确保人身安全，如果有人被捕，一定想法营救脱险。

2、及时提供日军情报。

3、向八路军供应枪炮子弹。以上三条，张绍儒全部接受。

冀鲁豫开封特别支部建立 10月，冀鲁豫五地委派开封情报站张海运（王丹忱，同时担任根据地与开封的交通工作）与姜达生接触一段后，通知要姜到山东曹县冀鲁豫五地委所在地。地委书记刘星会见姜达生，告诉他的组织关系已由总部保卫部转来，地委决定改任他为开封特别支部书记，直接受五地委敌工科和开封情报站站长李冠卿的领导。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合法的身份（姜除任伪新民会中央总会调查部驻开封支部调查系长外，还先后任伪河南剿共委员会荐任视察专员、伪警察署警法课长等职），在敌伪机关内发展组织，收集军事、政治情报等。姜达生先后发展了3名党员：陈秀峰、鲁毅然（陶兆椿、赵纯，原抗大第五期六大队的学员。此时失掉关系，任伪新民会河南省总会职员兼伪新河南日报社记者、编辑）、王宝祺（伪警察署翻译、保安课长），敌伪机关内部的工作逐渐展开。刘清源进入开封

秋，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总部锄奸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派刘清源进入开封，利用他原系美光照相馆学徒，并和该馆经理钱选青、任玉贞同乡的关系，在该店当店员、以照相职业为掩护逐步建立工作站（以下简称锄奸部开封工作站），开展地下斗争。主要任务是：长期隐蔽，建立组织，收集敌伪军事、政治情报，特别是敌特动态。集总情报站再设联络站

12月，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派曾洁光（化名曹省三）抵开封，住黄大王庙街50号，以开封市警察署妓女检治所事务员的身份为掩护，建立联络站。归集总开封情报站站长郭有义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来往人员的安排、接头，转达总部指示和转送情报。为确保安全，一般人员不准随便到情报站机关，均由联络站接待。

群团组织发展 本年，各级抗日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并建立了村支部、村政权、儿童团、姊妹团、“青抗先”、“模范班”（民兵）、妇救会、农民会等。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组织民兵联防。

开展破路工作 本年，杞北办事处（后改克威县）根据上级指示和战争的需要，不断破坏敌人控制的陇海铁路各种设施，如割电话线、铁轨上铺麦秸、挖路基、卸夹板、路轨大翻身、安炸雷等，破坏敌人军运。杞南有时也派人参加。

地方抗日武装不断壮大 本年，地方抗日武装不断壮大，这时杞南、杞北、杞通边共有3个独立营，下辖11个常备队（区队）530余人枪，占水东地区地方武装的80%。全年进行大小战斗138次，共毙、伤、俘敌伪顽军450人，缴获步、骑枪132支、短枪14支及其它军用物资。杞南、杞通、杞北办事处还领导450人枪的地方抗日游击武装，经常活动的村庄230多个，能够活动的村庄达580多个。1944年

开展伪军张岚峰部工作 1月，冀鲁豫五地委开封特别支部书记姜达生到商丘，通过伪军张岚峰部任少校副官的王飞霄（水东区党员），同王在该部教育团团长杜新民、队长邢剑五等4名党员联系，后并直接领导其工作。5月，杜新民按照党的指示，积极活动，当上了伪十八师师长，并提拔邢剑五等党员为团长、营长。特别支部报经五地委批准，又派姜显和（后改名姜士平，姜达生在北京发展的党员）任杜新民的随从副官。此后，上级党组织从根据地陆续派人打进该部。8月，姜达生以伪省剿共委员会荐任视察的身份，收集了被新四军包围的永城县城的城防情报，由杜新民转交新四军。1945年4月，该部的工作移交冀鲁豫区党委豫东工委。

活捉张普恩 2月下旬，根据敌工委员会情报，杞北独立营和杞北县大队配合，于杞北帖岗村西路边设伏，将由阳堌返回县城的伪杞县联队队长张普恩及随员活捉。经教育，张写出保证，表示立功赎罪，将其释放。张被释后，第三天放出了新四军被俘人员丁永太、孔泽友等。张又利用他的伪职身份，随中共水东地委敌工书记刘影区开封开展工作。

伏击日军 3月，水东独立团作战参谋韩仁勇率二营一部在杞南宋吉屯和日军相遇。经激战活捉日本小队长及翻译官等5人，缴获机枪1挺。这是水东独立团直接队日军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集总开封情报站工作逐渐展开

春，集总开封情报站郭有义发展胡万杰（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毕业，律师）入党，胡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伪开封市统税局科员，住南聚奎巷19号。不久，通过胡又发展了同盟社开封分社社长张以诚（原名张义成，与胡在朝阳学院时同学）入党，并派张去兰封、民权开展伪军工作。张以诚先和民权伪城关区区长朱广仁（后为该县警备联队长）建立关系，后又通过朱与兰封县警备联队长张绍儒也建立了联系，奠定了日后在国民党省保安五团工作的基础。另，联络站曾洁光为筹备党的活动经费，经与郭有义、刘润梓研究，利用吸收妓女检治所日本人福田茂光入股等方法，集资开办一小型织布厂。并安排由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新派至开封工作的唐醒民（化名王贵）当管账先生。织布厂经营半年，获得一定收入，后因福田茂光贪得无厌而停办。同时，情报站通过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的介绍，并以此为渠道打通与开封周围伪军的联系。曾洁光争取了孙良诚部的副官张世瑞、驻长垣伪军营长裴晋三等，并打开了在伪军中工作的局面。

冀鲁豫开封工委建立 4月，冀鲁豫区党委、军区为加强陇海铁路沿线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工作，决定成立豫鲁办事处。党内建立工委，由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兼书记，李苏波为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根据中央关于“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准备担负起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的交通要道的责任”的指示，区党委决定将五地委开封情报站及开封特别支部所属成员为基础成立开封工委，李苏波兼书记，李冠卿为副书记。于此前后，冀鲁豫军区敌工部、五地委、四地委分别派党员车荫堂、桑巨人、王炳如和党外工作关系李声皇等人进入开封，在工委领导下活动。这时，除原特别支部外，又建立文教界党支部，张金山任书记，车荫堂、桑巨人为委员，并分别打入养正中学、中国中学、静宜女中任教。

收集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的重要情报

春，冀鲁豫开封情报站李冠卿通过伪省长陈静斋，把陈参加日伪高级会议获得的日军将要集中兵力西进，拟准备收缩部分据点的重要情报，及时提供我军，使我军乘机收复敌一些据点。同时，集总开封情报站亦从铁路军运、敌军电台的活动中，从妓院、日军翻译和伪军官中得到的消息里，得知日军正在大量集结，打算“要过黄河，要西进”。于是，立即将日军集结的地点、兵力、装备状况等情报电台十八集团军总部。果然，4月18日，日军集中6万多人，发动了“河南战役”。

鲁毅然被捕与部分青年赴解放区学习4月，冀鲁豫开封工委所属特别支部党员鲁毅然，因原籍地产纠纷，有人借机控告他是共产党，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鲁未曾暴露身份，经组织多方营救，一个多月后出狱。组织未受损失。鲁毅然曾联系王振海（伪新民会编审股长）、刘鸿（曾任伪指纹处理所技术员，后失业）、社会青年杨铭鑫等青年。通过培养、教育，7月，由工委交通将王、刘、杨等人秘密送到冀鲁豫五军分区敌工科学习。一个月后，安全返回开封，参加地下工作。

考城县普建农民协会 5月，考城县首先在王举人庄建立了农民协会。不久，在全县不少区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和其他群团组织的建立，促进了减租减息、倒粮运动、反资敌等活动的开展。

保卫夏收 6月，在保卫水东根据地夏收的过程中，水东独立团一面分散下乡帮助群众夏收，一面开展反抢粮斗争。5月上午，独立团一部和杞南大队在郎智岗东北伏击日伪军抢粮队300多人，打死日军少佐军官一名，毙伤日伪军100多人。独立团也遭受很大伤亡。这次战斗的胜利，振奋了水东军民的情绪，保卫了夏收。

调整党政军领导班子 6月底，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扩大陇海路以南地区和加强水东武装力量”的指示，组成307人的南下大队（大队长程正杰，政委石煌，副大队长柴鸿泉，总支书记苏同卿），在余克勤、袁振率领下于7月1日到达杞北，3日，在杞民交界处杨城，一举全歼民权县伪军300多人，活捉大队长贾建德，缴获机枪2挺、小炮2门、长短枪300多支。4日，南下大队在杞南谷熟岗和水东独立团汇合，进行了整编，组建新的水东独立团，余克勤任团长，袁振任政委，李中一任副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苗丕一任政治处主任，孙子值任参谋长。独立团辖3个大队：一大队（南下大队）大队长程正杰，政委石煌；二大队（原独立团和泛东挺进支队）大队长王广文（兼），副大队长刘影，政委落枫奇；三大队（杞通县大队升级）大队长毛春林，政委苗久锐。同时，调整地委领导成员，袁振任书记，李中一任副书记。

民兰工委建立 7月，为了加强陇海铁路沿线的对敌斗争，经冀鲁豫十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民（权）、兰（封）用作委员会，李绪三任书记。工委建立后，配合八路军，先后拔掉了张笔才、李堡等敌军据点。

攻克傅集据点 7月18日，余克勤率独立团二大队攻克傅集日伪据点，消灭该据点伪军。驻杞北伪军张岚峰部预感形势不利，怕被歼灭，随撤出杞北地区。

水东抗日根据地政权易名 8月，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水东联防办事处改为水东专员公署，薛朴若任专员，郑华任副专员。原下辖的办事处改为县政府。8月15日，杞南办事处改为芝圃县，县长王建一，下辖6个区政府；8月19日，杞北办事处改为克威县县长韩致安，下辖4个区政府；8月20日，杞通办事处改为达生县，县长李良，下辖6个区政府。各县抗日民主政府都先后建立各级抗联机构，领导农民、妇女、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政权改名的同时，中共杞南县委改为中共芝圃县委，中共杞北县委改为中共克威县委，中共杞通工委改为中共达生县委，县委书记分别是王建

一、白健和张增文。

锄奸部开封工作站成立

9月，锄奸部派进开封的刘清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培养，发展胡恫生（美光照相馆东家黄寿椿的表弟，时任美光柜台营业先生）为成员，并经锄奸部批准正式建立工作站。接着，工作站通过关系把日本宪兵队、陆军特务机关、领事馆、一四八一部队、反共救国仁义社、陇海铁路特务队等日伪特务机关的名称、地点、主要人员予以掌握。10月，胡恫生利用同乡李风山（伪省会警察署保安课卫生稽查）和伪省会警察署保安课长康健章、户籍股长武英山交往，将该课机构、何日检查户口等情况摸清，并取得康的支持，美光照相馆籍以支撑门户。11月，康健章调任汤阴县警察所长，胡恫生乘机打入该所任一等警衔事务员，调查掌握了姜茶所的组织、枪支及统治人民的内幕等。次年2月，胡恫生返汴。

杞南反扫荡 9月13日至18日，日本侵略军步骑兵2500多人，采取夜间出动，拂晓包围，搜索清剿的战术，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杞南进行大规模“扫荡”，武旗、侯相禹等十几个村庄房屋被烧千余间，新四军后方医院遭到破坏，部分伤员被俘，人民群众惨遭劫难。芝圃县大队配合独立团频频出击，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根据地。芝圃县县委、县政府于敌人撤退后，立即组织干部、战士捐款捐物，救济难民，安排群众生活。

处决叛徒徐达

夏，水东地委交通站站长徐达因作风问题，受到批评处分后，心怀不满，与姘妇及其母亲叛变，从克威县逃往敌占区投敌。徐到民权县日伪联队，恰遇二大队长管沛生（共产党员）。管问明情况后，先假称尽力帮助，同时安排徐达3人住下。接着管沛生立即派人向冀鲁豫开封工委副书记李冠卿、克威县委书记周致远汇报，后经地委批准，将徐达等3人在民权城西楠蝗蝻庙附近处死，为革命消除隐患。

减租减息 10月，根据水东地委指示，芝圃、克威县委组织工作组进行减租减息试点工作。后普遍开展。减租减息维护了贫雇农的利益，提高了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威望，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保护民权地下党员合法身份的斗争 11月，冀鲁豫开封特别支部书记姜达生奉开封工委的指示，到达民权。是时，打入民权县伪联队任大队长的共产党员管沛生和伪区长、进步关系戴鹏程，因伪县长康城听信国民党的摆布，已决定撤销管、戴的职务。姜达生利用和剿共委员调查处长张涤尘是盟兄弟的关系，以及自己是剿共委员会荐任视察的身份，并持张涤生的亲笔信函，会见伪县长康城，促使康将关培生、戴鹏程撤职的手谕收回，保护了该县党组织在敌伪军政系统中的活动阵地。后来，关培生在日本投降前夕，率领伪军一个大队起义。

集总情报站秘密建立电台

秋，集总情报站胡万杰发展伪警务厅指纹检验所万景春和汉奸孙良诚部的电台译电员董国英入党（后活动升任电台台长），使进出开封的地下工作人员能及时取得“良民证”和开辟直接截获日伪军事情报的又一渠道。刘润梓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先后发展火车司机邵跃扬和东亚旅行社申鸿庆、吴立权等入党，开创了通过铁路传送情报、接送来往人员的方便条件；11月，刘润梓把上级发给集总情报站的电台，机智地从解放区安全运抵开封，架设在情报站机关。集总情报处派金克抵开封任报务员。

水东地委开封城工小组成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发展、水东地委开封城工小组建立。张方明为负责人。同时，经张方明同意，张本初发展2名农村党员（日本投降后均脱党），并见了了党小组，由张本初任组长。工作仍由张方明单线领导。

达生县反扫荡 12月23日至24日，杞县伪警察队80余人，两次到达生县之高阳、四所楼一带“扫荡”，并于26日在高阳设立警察所。达生县大队及二、三区队奋起反击，使伪军草草收场。

1945年（1月至8月）

冀鲁豫军区八团到水东 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水东“以睢县、杞县、太康、通许为基点，肃清淮阳、西华地区之日、伪军和土、顽、伪、杂，控制新黄河渡口，开辟水西，向商水、上蔡地区及其以南发展”的指示，派冀鲁豫军区八团来水东地区之杞县，协同水东部队开辟豫东，并准备与新四军五师打通联系（因八团是1月28日来到水东，故又称“一二八”团）。

反霸清算 1——3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共考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反霸清算”运动。这一运动沉重打击了恶霸地主，普遍消弱了地富势力，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经济上也翻了身。到3月，在根据地完成了民主、民生斗争任务，大大改变了农村局势，又经过选举，大批优秀的革命分子被提拔为干部，进一步充实了领导力量，并发展了大批党员。在开展反霸清算运动中，还进一步开展了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工作。打入日伪执法队 年初，集总情报站胡万杰得知日寇开封驻军板西师团为加强城防、弹压影剧院和维护社会治安，姚汉奸庞炳勋尽速筹建执法队，由庞的儿子庞庆振任指挥。集总情报站决定派胡伯虞（马良）打入该队。经胡万杰、张以诚多方活动，胡伯虞当了执法队员，由胡万杰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胡伯虞利用合法条件，搜集了日伪军、政、警、宪、特的活动情报，并多次接送和掩护地下工作人员进出开封。

水东地委、专署改名，冀鲁豫军区第二十军分区建立 2月12日，在太康西部之叶寨一带，冀鲁豫八团和水东独立团及芝圃县大队，经两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顽军“泛东挺进军”总部及其所属第五纵队2000多人和日伪军一部，俘“泛东挺进军”中将总指挥张公达、少将参议从对司令耿明轩、少将参议王昌杰和国民党顽专员兼太康县县长郭馨波。经此次战斗，抗日军民完全控制了扶沟吕潭以东、淮阳以北地区，扫清了开辟水西的道路。3月6日，在杞南板木召开数千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庆祝叶寨战斗胜利，宣布正式改水东地委为中共冀鲁豫第二十地委，水东专署为二十专署，成立冀鲁豫军区第二十军分区。军分区由余克勤任司令员，袁振任政委，李中一任副政委，孙子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士才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地委由袁振任书记，李中一任副书记，施德生任组织部长，贺霖良任社会部长。崔廷任专员，郑华任副专员。新四军第四师水东独立团改建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十团，由王广文任团长，苗丕一任政委，白建任政治处主任，归二十军分区指挥。芝圃县、克威县、达生县，归二十地委、专署所辖。

开展减租减息、查黑地 春，考城、芝圃、克威、达生等县组织穷人头，成立互助会，进行减租减息、查黑地工作。党政军机关和广大指战员，还开荒种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工作。

冀鲁豫开封工委调整 4月，冀鲁豫开封工委书记李苏波调任豫东工委书记（对外为豫东办事处）。区党委决定派丁一（孙盛渭）任开封工委书记，李冠卿任副书记，范毅（范钦宁）、张海运（王丹耽）为委员。不过，指导日本投降，丁

一、范毅未能进入开封，工委由李冠卿任代理书记。所属支部除特别支部和文教支部外，又新建西区支部（2月成立，由王振海任书记）和南关支部（由马吉升任书记）。打入伪省警署

5月，冀鲁豫开封特别逐步书记姜达生奉命打入伪省会警察署，区党委拔除部分伪币帮助其取得警法课长身份。6月，特别支部党员王宝祺出任伪警察保安课长。同时，又设法将工委委员张海运安置在保安课任伪省稽查员，把交通员郑文学安排到警法课当侦缉员。于是，合法地掌握了发放“良民证”和一个80余人的警察中队，为我当活动提供了方便。

开辟水西地区 5月14日，冀鲁豫军区八团（3月19日改为“鸿昌”部队）从杞南出发，经扶沟县吕潭附近暗渡新黄河挺进水西。二十地委抽调芝圃、克威、达生3县一部分干部组成工作队随八团进入水西配合开辟新区工作。半月之内即消灭敌伪据点多处，建立了区级政权。再次基础上成立了冀鲁豫三十地委、专署、军分区。

中共鄢尉县委、县政府成立 1945年5月，在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十地委和专署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鄢尉县委和鄢尉县抗日民主政府。书记李紫明，县长李建光。9月，因国民党军队进犯，县委、县政府撤销。开展铁路沿线情报工作

春，日寇成立华北铁路局别动队第七总队，主要负责开封至安阳段铁路沿线的治安情报。集总情报站交通刘润梓通过党员团申鸿庆父亲（任该队总队副）的关系，担任该队联络主任，因而取得常年乘车证可到敌占区所有铁路沿线活动。接着，集总情报站又派刘润梓、金克到郑州，通过结识日寇郑州铁道工程事务所所长中佐中村，担任日伪河南特别区郑州铁路爱路委员会肠胃兼第四、第五分会会长（分驻马店、明港）。活动逐步开展后，因日本投降而中断。

除奸部开封工作站的情报工作

除奸部开封工作站刘清源、胡恫生、陈厉修（陈锐，女）等通过黄寿椿和靠照相业务结识的日伪特务、军官的关系，收集了中华同意会河南分会、日军特务机关、宪兵队、领事馆、一四八一部队的酒井部队、西山公馆和陇海铁路特务队、反共救国仁义社、开封绥靖委员会、第五方面军总部等日伪党、政、警、特、军的大量情报。

马集战斗 6月10日，冀鲁豫军区派党校警卫团（又称二十九团，代号“一二○部队”，团长汪家道，政委金绍山，政治部主任惠毅然，参谋长刘青林）来水东地区之杞县。在第二十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统一指挥下，配合三十团在杞北马集一带激战国民党河南第三专署顽军张子谦、汤变生部，歼敌700人，俘三四百人。

李新在杞县开展减租减息 6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科长李新率工作团来杞县，兼任中共芝圃县委书记。李在杞南大李庄搞减租减息试点，9月离开杞县。他传播了华北根据地工作经验，推动了杞县的减租减息工作。欧阳岗战斗 7月1日，第二十军分区三十四、一二○团和达生县大队联合，采取围援的战术，队欧阳岗日伪军进行攻击。次日拂晓，开封、通许的伪军乘5辆汽车增援，遭伏击部队的截击。此次战斗3天3夜，歼守敌和援敌900多名，战利品12马车。通许广大群众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救护伤员。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大庄党员训练班，“左”倾思想抬头 8月，中共考城县委根据地委指示精神，在五大庄举办党员训练班。由于“左”倾思想的抬头，一股肃托派乱的歪风袭来，无故对训练班的党员怀疑，硬说有托派分子。不经调查，不重证据地进行逼、供、信。并对被怀疑对象的党员往嘴里灌尿，进行残酷的侮辱和摧残。致使刘璃阁党员谢清泉等人被逼得含冤上吊自尽，使共产党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影响。

鄢尉县开展减租减息 8月，鄢（陵）尉（氏）县委和县民主政府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和赎地运动，使贫苦农民直接获得土地和财财物，深得农民的拥护。秋征时，鄢（陵）尉（氏）县农民缴纳30多万公粮，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日寇投降前夕与国民党的斗争 日寇投降前夕，冀鲁豫开封工委鲁毅然借向日本人要房子的机会，介绍日伪庞炳勋的政训处长刘天行与日本人交涉，将刘鸿坐落在砖桥街的院落让出，拉上主客关系。由刘天行和伪新民会事务部长杨文昌分住两个院子。姜达生和刘、杨都是拜把兄弟的关系，常来常往。同时，刘天行在家中创办《观察》杂志，许多来往稿、信件，刘鸿因住在最前院内，从中可以拆看，收集情报，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在开封的活动。

抗日根据地迅速壮大 夏，杞县、通许、陈留、考城、兰封、尉氏、洧川等县党政军民在地委和分区领导下，在新黄河两岸，配合主力部队采取声东击西，避强打弱，围城打援等战术，经过多次战斗，消灭了盘踞在该地区的大部分日伪军，抗日根据地迅速壮大，该地区除县城外，基本上全部被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芝圃、达生、克威3县党政军民乘胜前进，配合壮丽部队于8月二十六七日接连解放了杞县、通许县县城。9月2日，日本天皇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第四篇：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知识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第五篇：正确认识和评价抗日战争的两大历史问题

正确认识和评价抗日战争的两大历史问题

2015年09月02日 08:09:20 来源： 光明日报

曲青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开展纪念活动时，有两大历史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第一个问题本来历史早有定论，但是，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旗号，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观点，亟待加以澄清。而第二个问题则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所忽视和贬低，也需要给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并深入研究，从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和作出新的历史结论。

1、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地位，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2014年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和评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为有如下理由：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抗击者。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起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满洲事变宣言》。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至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地游击队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千次的战斗，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敌1万余人。

第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政治核心。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2月9日党领导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国共产党与10多个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初步建立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翌日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并发展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不容易，坚持和维护同样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和坚强的政治核心。

第三，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成为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 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1938年5月他撰写《论持久战》，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明确指出持久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中国持久的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持久战战略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战略战术。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方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说，在战略防御阶段，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而且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在日军背后发起战略性的攻势作战，尤其是对日军的交通线发起频繁的致命性的持续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长期而不是暂时分散兵力两面作战，从而为推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阶段，实现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从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赢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作出重要贡献。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敌后战场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收复了大量失地，成为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解放人口1700多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于1945年8月开始全面反攻。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到1945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东北、华南，一直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扩大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是战略上以弱胜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最有效的作战形式。敌后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改变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他们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在消灭大量敌人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从大江南北到珠江两岸，中国共产党人冲锋在前，与人民同甘共苦，同人民一起流血牺牲，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壮歌。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付出极大牺牲，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客观的历史 事实。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缅怀先烈，珍爱和平，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在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往往片面强调欧洲战场的地位，强调美国、英国、苏联等国的斗争，轻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忽视和淡化了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性贡献。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给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值得关注和欣慰的是，西方一些正直的学者已经在努力改变这种现象，客观公正地重新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教授推出新作《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2014年中译本书名改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他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恳求者，是一个被打垮了的国家，等待着美国和英国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拯救出来。但在蒋介石和很多中国人眼里，中国是第一个奋起反抗，也是最坚决地反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因此，正本清源，在正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上，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科学的评价，仍然是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个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按照世界现代史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是1939年至1945年。然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间早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民 族抗战的开端，中国战场成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这是历史的事实。正是有了中国这个主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按照日军师团编制计算，在抗战中中国牵制和抗击的日军兵力最多。从七七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年份超过其编制总额的90%，最少的一年也约占其编制总额的35%，在全民族抗战的8年中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平均每年超过其编制总额的70%。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约70%的兵力、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巨大牺牲，在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以上。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对日战争的胜利来自于同盟国共同作战，美、英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本的进攻，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参加对日作战，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都对打败日本法西斯起到了作用、作出了贡献。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贡献不仅表现在抗击的时间上、牵制的力量上、消灭的人数上、损失的财产和人员上，还表现在中国的全面持久抗战，粉碎和打破了德、日、意轴心国的全球进攻计划，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牵制和推迟了日军的南下步伐，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同时，在战略和战役上对美、英盟军的作战行动给予了支援和配合，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对于远东盟军对日作战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配合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国际新秩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是建立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同美、英、苏等盟国的联系。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宣言提出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中国政府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讨论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不仅与同盟国并肩作战，而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邻国的独立运动，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正如拉纳·米特教授所言，西方国家应该“还历史公正与完整”，“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更多、更新、更深入的认识。当然，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与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这些国际援助是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必须看到，这并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结果。按照1937年的比价折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经济损失是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是5000多亿美元。中国全面的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军力，也对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战略支持作用。可以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旗帜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也熔铸着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卓著功勋。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