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城市环境改善开支与官员升迁负相关
中国城市环境改善开支与官员升迁负相关
Posted on 2013年05月24日 by peng in 用户研究 with 0 Comments
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与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动机与效果：中国的环境政策》，分析了2000-2009年涉及287座城市、976名书记和1075名市长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各地地方政府近年来对城市基建的投入主要依然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在中国，干部的晋升与GPD增长息息相关。
研究显示，GDP增长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4.76个百分点，市长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一个城市政府改善环境的开支，却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呈显著负相关。研究团队根据所挑选的27个省份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执政的82位省委书记的名单，在网上搜索他们的讲话与文章中提及标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设施”或“城市建设”、标志相关交通基建投资的“交通”和标志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环保”或“环境保护”等关键字的网页个数。
结果显示，各省委书记提及这三类关键字的平均指数分别为：基础设施投资0.16，交通设施投资0.29和环境改善投资0.22。因此，至少在关于省委书记的在线报道中，相比较改善环境而言，总体上省委书记更强调交通投资。
第二篇：从科员到省部级——你不知道的中国官员升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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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员到省部级——你不知道的中国官员升迁图
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现在已是凤毛麟角，其中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 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2012年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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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 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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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 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其三，岗位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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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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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城市环境保护形势与对策
中国城市环境保护形势与对策
-----以深圳的环保形势政策为例
（姓名：鲁媛学号：2010071069 学院：三院10级中医骨伤）
摘要：以深圳的环境保护为例，分析其当前环境保护的形势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以方便我们更深层次了解和全面剖析中国城市环境保护的形势与对策，领悟环保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及时解决环保问题的必要性，增强应对城市环保问题的信心。
关键词：城市环境保护，形势，政策
深圳是全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化大都市，中国华南第二大城市，位于珠三角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国务院批准于1980年8月26日正式设立，到了2004年，深圳已经成为没有农村的城市。依托于其有利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扶植，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2011年深圳GDP总量位居大陆第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指出，深圳在国内城市中仅次于香港、上海、北京位列第四。2012年9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发布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行榜(2012)，深圳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综合得分75.8分，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全国第三位。从深圳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绿色发展模式——冒出近5000亿元工业产值的热土，却极少看到滚滚浓烟，大片城市绿地和郊野山林间隔了都市的喧嚣，“绿地、绿林、还有绿水”成为商业楼盘最大的卖点，环境质量和生态品位成了政府施政的焦点。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伴生着环境的改变甚至恶化，在人们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中，我们来深度剖析深圳所面临的环境保护形势以及其应对的措施和政策。
一、深圳所面临的环境保护形势
1、水源保护与村镇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
全市水源保护区集中于宝安龙岗两区，近年来水源区内经济迅速发展，人口激增，一些污染行业如电镀业、印染业、皮革业、化工业、造纸业增多，排放的各种有害污水加上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都严重威胁到饮用水源，使水源水质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水库水质污染综合指数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虽然水源水质还符合饮用水源标准，但已经达到非控制不可的危险边缘。加上深圳是一个缺水城
1市，水源短缺和水质污染并存将严重影响深圳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城市废水直接排放，造成河流水体发黑发臭。
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逐年增多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造成城区河流有机污染日益严重，如流经城区的深圳河、福田河、大沙河等等，有机污染指标已经超出国家地面水五类标准的几倍到几十倍。水体严重变质，常年发黑发臭，河中鱼虾已经基本绝迹，不仅影响城区景观和投资环境，还危害沿岸居民的身体健康。[1]
3、城区噪声居高不下。
一是交通噪声严重，据统计超标率达87%。二是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夜间施工和餐饮业等带来的社会生活噪声直接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4、城区大气氮氧化物浓度逐年升高。
近年来深圳市大气氮氧化物的含量直线上升，主要来源是机动车尾气排放和餐饮业油烟火烟污染，其浓度水平和超标率均居广东省各市之首。
5、城市垃圾迅速增多。
据统计特区内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2.4%，特区外生活垃圾部分不能及时清理，垃圾的乱倒、乱堆、腐烂、变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深圳市地面水水质。各类建筑垃圾和工业固体废物都构成了对环境的污染。
6、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过去某些土地开发欠合理，工程建设未能采取有效环境保护措施，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据统计，由于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的93．27％ 因此，“还我青山绿水”已成为深圳人的呼声。[2]深圳的未建城区高强度开发，植被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破坏景观，污染饮用水源，淤积河湖，毁坏防洪设施和治涝工程，这是造成深圳洪灾的重要原因。
7、城市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
中国在许多传统的城市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的同时，许多新的城市环境问题又接踵而来。一是城市环境污染边缘化问题日益显现。城市周边地区更多地承担着来自中心城区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污水、垃圾、工业废气等污染，城市周边地区的水体（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土壤、大气污染问题更为突出，影响了城市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二是机动车污染问题更为严峻。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汽车第四大生产国和第三大消费国，2004年汽车保有量达到2742万辆。机动车保有量的高速增长导致的城市空气污染将是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三是城市生态失衡问题不断严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破坏，生态失衡问题不断加重，“城市热岛”、“城市荒漠”等问题突出。同时，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进一步降低了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加剧了资源环境供给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二、应对深圳环境保护的政策和详细措施
1、采用经济手段, 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保的经济政策，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从源头上缓解经济高速发展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
环境经济手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环保要求, 通过调节利益分配, 来提高环境成本, 鼓励节能治污, 相对而言, 效果明显, 负作用小。如完善收费政策。一是强化排污收费政策,按照收费标准高于治理成本的原则, 逐步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化学需氧量排污费收费标准；二是完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全面开征城市污水处理费并提高收费标准, 提高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制定有利于环保的金融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跨流域生态补偿与关闭污染企业赔偿机制。
制定无偿补助的政策，吸引企业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环保政策实施。深圳《市政府公报》正式发布实施《深圳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办法》提出采取无偿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对深圳市企业进行污染防治、生态恢复、新技术开发等6种环保项目进行资助，最高资助额可达600万元。可获资助的6种环保项目：一是重点污染源防治，包括技术和工艺符合环境保护及其他清洁生产要求的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防治；二是区域性污染防治，主要用于跨流域、跨地区的污染治理及清洁生产项目；三是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推广应用项目，主要用于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和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以及生态工业园污染防治项目的建设；四是重点生态破坏治理，主要用于饮用水源地污染治理项目以及其他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工程；五是重大污染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应急设备的储备；六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
2、采用法律手段, 完善环境保护的法治体系。
为了使深圳环保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深圳编制了《环境保护十年规划和“八五”规划》，1994年，又以更高的起点和标准编制了《深圳市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1995年．深圳还专门制定了《深圳市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环境保护规划衔接方案》。1996年，探圳市将环境保护主要目标和措施又写进了《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在完善环保规划的同时，深圳市还十分重视环境立法工作。1992年7月．深圳经济特区获得立法权后，市人大审议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等l0多件有关环境方面的法规。深圳市政府也先后制定颁布了《探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3]
但目前在法律方面所做的仍然不够，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环境问题暴露出来，我们要及时更新完善法律法规，减少法律漏洞，使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做的就是一要全面清理环境法律法规，二是修改《环境保护法》，三是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 制定污染源限期治理管理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环境监测条例等等。
3、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公共道德，采取措施应对城市垃圾增多，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深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搞好河流治理、水源保护和海域整治，强化水土流失的治理，严格控制噪声污染，加强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和工业废气、废水处理等，使环境质量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维持了良好水平。如对排气超标车辆实行强制治理，加快发展燃气汽车，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等措施，努力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深圳市在污染治理中积极研究和采用新的技术，减少污染的产生，提高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效率，如目前正在探索用人工湿地处理城市污水，这一方法不仅成本很低，而且可以在解决水环境的同时兼收美化城市的效果。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逐步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经济结构趋近，确立了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深圳的产业结构努力发达国家水平。深圳在加
大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效清洁的二次能源，大幅度提高了电力和石油制品的比例，减少了煤炭的直接燃烧，减轻了环境压力。[4]
目前深圳已采取措施实现垃圾循环利用。建立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消费者付费制度，引导公众树立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重视资源的综合利用，减少废弃物产生。建成现代化城市生活垃圾压缩式收运系统，到2008年建成300座以上小型集装箱型压缩转运站，到2OlO，特区外建成两座大中型转运站，提高中远距离城市生活垃圾运输效率。提高焚烧发电处理比率，降低卫生填埋处理比率。发展有机垃圾生化处理、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等项目。构建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体系，到2010年，全市已建立以水资源、能源及废弃物循环利用为重点的循环经济基础设施体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9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5％。
4、进一步强化环保监督、监测管理。
一是提高环保准入门槛, 严格环境准入。二是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坚决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工艺、生产能力和产品。三是落实污染减排目标责任, 实施严格的问责制度。四是加强环保基础工作。
5、鼓励公众参与,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
为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环保总局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对环保部门以及污染严重企业公开环境信息提出了要求。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了环境保护的责任。[5]
三、综述
从深圳城市环境保护的形势政策及应对措施来看，城市的环境保护形势虽然严峻，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危险边缘，但是经过多方面的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基本可以控制环保局势，虽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有很多新的环境问题被发现，但是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和科技的进步，城市环境管理进一步深化，我国城市步入生态建设与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新阶段，并向着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探索生态型城市和不断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向不断迈进。经过不断的努力，中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要对城市环境保护充满信心，因为在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已基本遏制住了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建成了一批社会全面进步，城市基础设施
较为完善，环境质量良好，环境面貌清洁优美，生态趋向良性循环，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参考文献：
[1]周红霞，加强环保造福人类--浅议深圳环境保护现状及治理对策[J]特区理论与实践，1995，10：56-57
[2]熊华武、卓建民，深圳河治理工程中的环境保护[J]广东水利水电，1998,5：16-17
[3]李燕杰，环境，一笔宝贵的资源--记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市深圳[J]中国环保产业，1997，12：24-2
5[4]柯文仲、张小兵、王谨，让历史告诉未来--深圳市环境建设纪实，11-12
[5]杨朝飞，中国环境保护的形势和政策措施[J]中国石化，2007,6:26-29
第四篇：中国女歌手为何总与官员有绯闻
中国女歌手为何总与官员有绯闻
(2014-04-17 21:15:48)
今年，曾属于纪委系统，在科协党组书记上倒下的官员申维辰，是今年目前倒下的唯一正部级官员，是倒下的又一名大老虎，当然，这位官员倒下的原因其实和其他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因为财、权、色，毫无新意。在他的发迹之中，人们对他的成绩作了总结：卖了许多地，拍了一部戏，睡了一群女人。而在他睡的一群女人当中，有一位女人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个女人是谁，目前没有透露，但特征是：总政歌舞团一名有国家一级演员急中名衔的山西籍著名女歌手。而且为了这位女歌手，据传山西前首富张新明为巴结申维辰，曾一次赞助500万人民币赞助该女歌手的演唱会。
又是官员和歌手的浪漫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不是在中国首次上演，从倒下的许多高级别官员来看，似乎总能看到如此浪漫的故事，如前深圳市市长张守衡据说同样与著名女歌手上演浪漫的风流故事，如河南开封前市委书记周以忠同样与著名女歌手传出了浪漫的风流故事……不用再举例，这样的事例似乎还有很多，虽然我们是从倒下的官员中了解到他们的浪漫风流故事，但我们不难推测，在台的部分高级官员中是否也有如此浪漫的风流故事在演绎呢？或许不需要揣测，答案很明显。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高级官员为何总与著名女歌手有绯闻呢？而且我们那么被我们喜欢的女歌手又为何总爱与这些高级官员发生故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这些高级官员能够改变这些女歌手的命运。在中国，虽然名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中国的市场一般都掌握在部分高级官员中，而女歌手要有市场，成为一个时代的著名歌手，谈何容易，因为中国想走歌唱成名之路的女性太多了，可谓是美女如云，竞争相当激烈，而且实力相差不多，再说，观众的品味十分复杂，即使今天出名，但明天就有可能淹没在星云之中，许多歌手是理想很丰富，但现实很残酷，尤其是一个歌手要想成名，要想开演唱会，需要的背景很深，没有后台抬举要想成为一线歌手，红遍全中国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有名气。但中国的那些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却有这样的能耐，因为中国的市场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以各种名义捧红各路歌手，如庆功会、如节日晚会、如地方的各种以文化名义出现的歌唱晚会，可以在全国的各种比赛中让她成就英名。但是，这些要想成名的歌手也知道背后的潜规则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一方要成名，一方要肉体，权色交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二是中国的歌坛有体制内外之分，高人一等的歌手往往以进入体制内为荣。看看中国的歌坛，既有各种歌舞团名义内的体制内歌手，她们有各种头衔和待遇，有的甚至可以成为高级官员，这些头衔和待遇是体制外歌手不可比拟的，体制外的歌手，再有名气，再会唱歌，那也只是体制户，需要绝对的实力来支撑，在“各领风骚数几年”的中国歌坛，这种竞争很残酷，许多人昨天还很有名气，今天，我们也许就记不起她的名字来。所以，中国的女歌手当然以进入体制内歌坛为荣，许多我们曾经熟悉的女歌手最终都成为了所谓的团长、副团长、一级演员，但是，想进入体制内的歌手太多，而名额有限，所以，竞争当然激烈，但是，在激烈的竞争，只要背后有实权官员撑腰，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官员以手中的权力在翘首以待女歌手，而那些想进入体制内歌坛的歌手正在努力寻找这些官员，在某种因缘巧合下，他们相遇了，在双方肉麻的恭维下，心照不宣的进行着权色交换，一方满足了肉欲，失去了官格，另一方得到了职位，失去了人格。
三是官员花的钱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所以大方。其实，再有钱的人，如果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总心疼，但是，在中国，有部分人晒起自己的工资来一个比一个低，但在花钱方面一个比一个不含糊，一个比一个潇洒，这些人是谁，只有两种，一种是官员，一种是依靠官员发财的土豪。官员花钱有两种渠道，一是直接以各种名义花财政的钱，一种以交换的形式花土豪的钱。而土豪们由于依靠官员得来的财富才容易，而且他们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官员的小金库。所以，某些官员为了色，可以用各种名义办各种晚会，制作各种节目来捧那些喜欢的女歌手，反正钱是国家的，而且是以为了地方发展的名义办的，所以，用钱不心疼。当然，这些女歌手用自己年轻的肉体换来官员的欢喜时，自然也就会提更多的条件，如举办各种音乐会，在中国举办还觉得降的身份，因为她们现在是著名歌手，去香港办、去台湾办，去澳大利亚办、去维尔纳的金色大厅办，那才够身份，但去这些地方办是需要大笔钞票的，钱从何来，当然是和她有肉体交易的官员手中拿。官员的钱从何来？去香港、去国外那是在政策上沾不上边的，没有理由啊，有办法，找土豪拿，因为土豪们的钱是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得来的，现在，正是需要他们为他千金买笑的时候了，一个电话，土豪立马就到，官员一句话同，土豪自然领会精神，要多少给多少，反正官员还在位上，还可以变出钱来。正是因为钱来得容易，不花自己的，所以，来一段浪漫的风流故事又何妨呢？从申维辰和著名女歌手的浪漫风流故事来看，正是这样的道理。其实，从中国在国外消费世界第一来看，其根本原因就是钱不是花自己的。
第五篇：中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问题调研报告
中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问题调研报告
３．供排水“一体化”模式
在城市污水处理企业化改制过程中，上海和深圳等地还探索出了供排水“一体化”模式，将原属事业单位的污水处理厂与属企业性质的自来水公司合并，形成一个企业集团，同时经营供水和污水处理业务。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８日，由深圳自来水集团牵头组建的全国首家大型水务集团成立。原属市城管办管辖的滨河、罗芳、南山污水处理厂及整个排水管网整体并入自来水集团，新成立的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身价”达到了６０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１年，深圳自来水集团实现供水销售收入６．７６亿元，利润０．８７亿元。市污水处理系统日处理能力为１２５万吨，虽能满足全市污水处理需要，但按照深圳市现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企业０．４元／吨、家庭０．２７元／吨），年运行资金缺口达７０００万元。因此，为取“长”补“短”，深圳市决定实施供排水一体化改革，由自来水厂吸收污水处理厂业务。同时，扩大规模后的深圳水务集团，将逐步通过减持国有股，引进民营投资者，使供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运营逐步实现市场化，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力争用５--１０年时间建设成为一个服务良好、管理科学、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和跨区域经营的现代化水务企业集团。
从供排水“一体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上看，它有三个显著的优点。
第一，“回报扶贫”。用供水行业较高的投资回报，补贴污水处理项目的不足。
第二，“技术和管理扶弱”。我国供水行业发展已具有了较长历史，在水处理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都较污水处理行业有优势，二者合并后，有助于提高污水处理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第三，解决污水处理融资的企业法人主体问题。传统运营体制中的事业单位是不允许向社会融通污水处理资金的，改制合并后的企业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由于有供水业务做保障，“一体化”后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融资信誉和融资能力。
从以上特点看，除了企业化改制中可以采用供排水“一体化”模式外，它也非常适宜或更适宜应用于ＢＯＴ运作方式。这是因为打捆后的项目对民营企业更具投资吸引力，同时，如果没有特殊政策或行政干预，具有回报和技术及管理优势的供水企业，并不见得愿意背“污水处理这个包袱”。
所以，在供排水“一体化”实践中要避免形式上的“一体化”改制，例如，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撮合，搞“拉郎配”式的机械组合，“一体化”改制后的供水业务按照市场化方式经营，但污水处理仍沿用过去的经营方式，单独核算，运营的资金缺口全部仍由政府补贴，也就是说，虽然供排水业务在形式上合在了一起，但仍按两种机制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实行市场化，没有充分发挥“一体化”模式的优势。因此，未来供排水“一体化”应遵循市场规则，通过市场作用实行结合，避免以行政手段强行改制。
（二）公有私（民）营模式
公有私（民）营模式是较彻底的市场化运营环境基础设施的模式。通过租赁或授权合同方式，政府将公有的环境基础设施运营和进行新投资的责任转让给民营企业，所有设施运营的投资、管理、赢利和商业风险都属于民营企业。其典型应用模式是ＲＯＴ（改造--运营--移交）和ＴＯＴ（转让--运营--移交）。随着实践的发展，公有私营模式衍生出ＢＯＴ（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即设施的建设也由民营部门投资，但合同期满后，政府对设施拥有所有权，或者说政府拥有设施的最终所有权。与公有公营模式相比，公有私（民）营模式具有使运营效率更高、服务质量更好的制度基础。
我国东部地区在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市场化实践过程中，出现了ＢＯＴ、准ＢＯＴ和ＴＯＴ等模式。
１．ＢＯＴ
ＢＯＴ（建设--运营--移交），是指政府与投资者签订合同，由投资者组成的项目公司筹资
和建设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在合同期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该设施，通过收取服务费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的利润，合同期满后，投资者将运营良好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目前，我国已投入运行的ＢＯＴ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主要有浙江省温州东庄垃圾焚烧发电厂、广东南海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四川省崇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和河北省晋州市污水处理厂等。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建的ＢＯＴ项目有１０多家，在谈的项目很多。
温州市年产生活垃圾４０多万吨，并且以每年８--１０％的速度持续增长。由于原有的两个垃圾填埋场容量已基本饱和，市区没有合适的地方新建垃圾填埋场。在参考其他城市的做法后，决定采用ＢＯＴ模式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
温州市东庄垃圾发电厂项目总投资９０００万元，全部由温州市民营企业--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运营期２５年（不包括两年建设期），２５年后无偿归还政府管理。东庄垃圾发电厂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３２０吨，年发电２５００万千瓦。一期工程自２０００年１月破土动工，于当年１１月２８日竣工、并网发电，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高速度，并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认证。一期工程投资６５００万元，日处理生活垃圾１６０吨（实际处理量２００吨），每年发电９００万度，扣除工程自身运行耗电２００万度／年外，其余每年７００万度的发电量以０．５２元／度的价格上网出售，另外收取政府垃圾处理补偿费７３．８元／吨。扣除运行费用和设备折旧，东庄垃圾焚烧发电厂收入相当可观，预计投资回收期为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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