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贫机制创

第一篇：财政扶贫机制创

财政扶贫机制创“新招” http://cn..gms-ain.org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信息网>> Author : 佚名>> From :

中国新农村建设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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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农业司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做好财政扶贫工作要赋予开发式扶贫新的内涵，将专项扶贫开发转变到专项扶贫开发与综合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思路上来，增加扶贫投入，进一步创新扶贫机制。

这位负责人说，今后要更大幅度地增加扶贫投入。十七大提出了提高扶贫标准、提高扶贫开发水平以及加大投入的要求，不仅中央财政需要更大幅度地增加投入，地方各级财政也需要更大幅度地增加资金投入。同时，要从扶贫工作实际出发，由注重点上开发转到点面结合，以面带点，以点促面；由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转到解决温饱与巩固温饱并重，突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自我反贫能力的开发与提高。据了解，今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区域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在资金使用重点上，要积极支持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支持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和务农技术培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使用方式上将更加注重于其他支农资金整合使用。

此外，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创新扶贫机制，在继续开展各项试点的同时，探索管理方式的创新和机制的创新：一是要研究建立重点县的进退机制。把重点县领导干部的政绩、升迁与扶贫工作挂钩，并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贫困县脱贫摘帽。二是要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扶贫资金分配激励机制，促进扶贫责任的落实。在绩效考评机制基础上，将财政扶贫资金分为两部分分配，一部分资金按照贫困规模、贫困程度等因素进行分配，以体现公平性；另一部分资金按照绩效考核情况，实行“以奖代补”。三是全面改革扶贫贷款及财政贴息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将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全部转列地方专款，并由省级财政根据贷款情况自行结算贴息，以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

贴息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四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因地制宜选择机制。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由县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自主选定扶持项目，实现责权对等，提高资金项目针对性。五是建立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机制。完善和扩大扶贫资金项目招投标和采购制度，对重大项目要严格实施招投标制度，小项目尽量交由村级组织，由群众自主决策实施。同时，要完善和强化项目资金报账制管理。六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监督机制。完善扶贫资金及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充分利用好“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用现代技术手段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健全多元化的监督检查体系，促进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安全、规范、有效运行。

来源：中国财经报

第二篇：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分析

李小云 唐丽霞 张雪

[内容提要]财政扶贫资金的治理关系到扶贫效率和效果，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因为管理问题带来的扶贫资金投入效果不善，但对于扶贫资金治理中其他环节，如投入、分配、拨付和使用所产生的扶贫资金投入效果和效率的研究很少，但恰恰是这些环节中出现的制度上的缺陷更容易造成扶贫资金出现目标瞄准偏离，从而直接影响到贫困农户参与和受益于我国的扶贫投资。本文尝试全方位分析我国目前财政扶贫资金运行情况和效果。[关键词]财政扶贫资金，瞄准，偏离，治理结构

财政扶贫资金的治理涉及到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管理、分配、拨付和使用等各个方面，财政扶贫资金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合理、公平和公正，才能有效地提高其扶贫效率。虽然近些年有很多学者关注扶贫效果，并且对扶贫效果不善的原因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从资金治理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将讨论的焦点放在了资金的管理环节，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项目和资金管理问题也是我国政府扶贫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成为影响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夏英(1994)的研究指出：由于项目管理方面制度不全、监控不力，导致大量资金的外溢；或者是由于甄别受益贫困户的工作不力或方法不当，导致了目标组认证错误，致使扶贫资金流向偏离目标，从而发生“目标转换”问题。康晓光(1995)认为，许多部委、部门参加意味着配套资金短缺变得更加突出，很多项目不能完成，项目资金过于分散，难以产生影响。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也变得更加复杂，有的项目资金被转移。汪三贵(1997)在研究中发现，1993年财政拨款55.4亿元，占扶贫资金的1/2。然而财政拨款的75.2%用于贫困县财政补贴、维持行政事业费开支和职工工资，即将近2/3的总扶贫资金没有落实到贫困户的生产与交换环节中。因此扶贫资金被贫困地方政府挪作他用，直接抵达贫困户比例低。李含琳等(1998)认为，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初反贫困的资本供给是比较充足的，但由于管理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不十分理想。扶贫资金管理体制机构庞大，手续繁杂，管理层次、环节多，扶贫资金经常被截留挪用，造成扶贫资金的低效率。扶贫资金的来源和管理分散，多头管理，并且在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平均分散使用，难以形成效益，大大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扶贫贷款的期限与生产周期不相适应、资金被用于非贫困户和地区、扶贫贷款财政化现象严重，都使其很难发挥脱贫的作用。吴国宝(1997)等指出，由于扶贫是由地方政府具体管理实施的，因而地方政府在目标上可能与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相冲突，加之体制的各种弊端、官僚主义、寻租腐败等，从而可能出现扶贫资金不用于扶贫的现象。

一、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和管理机制及影响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和管理机制的典型特点是分项投入、多头管理。虽然说我国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专项扶贫行动开始于1986年，但实际上早在1980年政府就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专门支持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缘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当年的资金规模为5亿元；1982年设立了“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每年投入资金2亿元；并且也开始以实物形式来进行以工代赈扶贫活动。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逐渐展开，经济增长对减缓贫困的影响日趋减弱，继续采用以往增长为主、辅以适当救济的反贫困战略已经很难有效地对减缓贫困发生积极的作用。基于这种形势，国家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开始了专项扶贫活动，所采取的扶贫模式为开发式扶贫。在财税政策方面，继续执行前述的各项资金扶持政策，并扩大了资金的规模。在“八七”扶贫攻坚阶段，国家又增设了“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同时将以工代赈资金原有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按比例承担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并扩大了资金规模。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扶贫资金主要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二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三西”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通常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统称为财政发展资金。

从总体上来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是国家为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而设立的专项扶贫资金，但具体来看，每项资金的用途都有自己的投向重点(见表1)。资金的多部门管理虽然可以鼓励政府各部门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但是却带来资金管理成本的增加和效果的降低，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沟通机制，各部门在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和程序，从而造成了实际中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上的混乱，同时也给资金的监测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1986～2003年，我国政府共投入扶贫资金2383.6亿元，其中以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发展资金、三西扶贫资金及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为主的财政扶贫资金为1039.6亿元，占到扶贫资金总量的43.6%。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每年都在增加，但从财政扶贫资金占全国GDP的比重波动图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强度间波动较大，1988～1990年投入强度最低，1994尽管是“八七”扶贫攻坚开始年，但1994～1996年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强度逐年下降，1996～2000年略有上升，而到了2000年以后又开始略下降。从整条波动曲线来看，我国政府的扶贫投入强度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点：(1)官方报道的我国的贫困发生率以喜人的成绩逐年下降，国家扶贫资金的投入强度也就有可能相应地下降；(2)目前对实际扶贫资金的最佳需求量与规模还缺少科学的测算与估计，也就是说，政府扶贫资金投入规模的客观依据还不存在。

二、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机制及影响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贫困问题，农村贫困从广泛的普遍贫困状态过渡为特征性和结构性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在分布上更加集中，因此1986年开始的开发式扶贫开始以贫困县为瞄准单元来分配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由于在国家层面直接向贫困县分配资金缺乏可操作性，并且同时由于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省级负责制的实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原则为：(1)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到各个省区，考虑因素分别是贫困人口数、地方财力、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四项指标数据和政策调整因素。(2)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直接用到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和各省区确定的贫困县(或贫困乡村)，至少70%中央扶贫资金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些规定无疑为规范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因素法使扶贫资金的分配方法更明确，按因素法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是力图为扶贫资金的公平分配提供政策依据。但是财政扶贫资金的无偿性质使地方政府有获得无偿资金的巨大努力，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为获得无偿资金的博弈行为。理论上讲，如果因素法依据的各因素的方法很明确、透明，那么地方政府的努力将会是无效的，博弈也是无结果的；反之就为地方政府的努力与博弈留有很大的空间与余地。但实际工作中，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公开、透明和可操作的基础数据的收集方法、具体标准、计算影响因子的方法，使得因素法分配仍然停留在口号的层面，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其作用也就很难真正发挥。

中央下达给各省区的扶贫资金必须全部用到贫困县的规定，试图从政策层面杜绝层层挪用财政扶贫资金的做法，减少扶贫资金目标偏离的机会。至少70%的扶贫资金要用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政策本身考虑了贫困人口在重点县和非重点县不平衡分布的实际情况，隐含的假定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与非重点县对财政扶贫资金的实际需求强烈程度比值为7:3。这一方面为更高程度地瞄准贫困人口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减少扶贫资金的层层挪用与流失、减少扶贫资金目标偏离提供了政策保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扶贫资金在重点县和非重点县之间的分配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2001～2003年的财政扶贫资金流向上看，大约只有60%的资金是流向重点县的(见表2)。

这种目标偏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解释：(1)假设“至少7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到重点县”的规定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这种偏离至少可以说明为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准确瞄准的监管不力，财政资金使用的约束性不强，以及制度保证不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说，扶贫资金层层下拨、层层管理所形成的多元化的权利资源可能会诱发项目寻租，从而导致目标偏离。(2)这一目标偏离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70%的扶贫资金用于重点县”的某种不合理性。如果以贫困人口分布作为决定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比重的主要依据，那么2001年重点县覆盖了全国61.9%的贫困人口，应该规定至少6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重点县。因此，如果按照70%的分配要求分配扶贫资金，会有许多分布在非重点县的贫困人口不能公平地受益于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的扶持。

三、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机制及影响

在中央一级，资金的分配是从每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开始的。根据规定，财政扶贫资金必须在预算通过后的1个月内下拨到各省区财政厅。地方各级财政在收到上一级财政下达的财政扶贫资金后，应尽快与扶贫办、计委(以工代赈办)衔接项目计划，分批下达资金。首批下达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比例不得低于80%。当年计划的项目和资金应该在财政之前完成和拨付。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规定考虑了贫困人口需求项目生产的季节性与市场的变化性，从政策上限制了延迟拨付的可能。但实际中发现，从中央到省区的拨付都能按时，但从省再到市、县的拨付就有延迟的现象。2004年8月份笔者调查时，有的县2003年的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迟到的资金影响了扶贫资金的及时有效使用，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扶贫资金迟到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层层拨付的制度，使得经手机构实际上无形中把经手权变成了控制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的利用会弱化资金分配的公平与合理性，也同时为县级单位最大化获取财政无偿扶贫资金的目标提供了博弈的机会，这也是各地出现“跑项目、争资金”的主要原因。跑项目、争资金不管是多么隐蔽的形式都增加了获得资金的交易成本，这一交易成本相当大，而这些成本最终都来自于扶贫资金，会极大地降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据非正式调查，每年每个县扶贫办的非项目活动经费超出行政开支达3～8万元，如果按照3万元的最低数估算，全国592个重点县每年就会有1776万扶贫资金被“挪用”，占2002年重点县财政扶贫资金总量的0.5%；如果按照8万元的最高数估计，每年会有4736万元被“挪用”，占2002年重点县财政扶贫资金总量的1.3%。以上分析说明了：(1)目前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拨付方式缺乏高效率的技术措施；(2)目前的行政层层拨付资金方式本身效率很低且不合理。

四、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机制及影响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在使用上有几个特点：(1)明确规定了资金的投向，这种规定在实际中的反应就是财政扶贫资金投向重点，从产业上看以农业为主，从项目类型上来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1998～2002年的5年间的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平均投向，农业占40.8%，占22.5%，其中还有约6%左右是投向农副产品加工业，用于农村文教卫生和科技培训的社会服务约为5%，用于包括道路、农田水利、人畜饮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约占22.8%，而用于其他方面的约占到9%。(2)资金使用上必须以项目为承载，即通常说的“资金跟着项目走”。中央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上的这两点规定的根本目的是想从制度层面上为扶贫资金不被挪用提供制度保证，从而降低扶贫资金的目标偏离。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规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且还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扶贫资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贫困农户的需求，排斥了真正的贫困农户受益于扶贫干预。

由于中央对财政扶贫资金用途有严格的限制，地方政府则把这部分扶贫资金的用途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如村路、沼气池—猪圈一改厕三位一体、人畜饮水、小水窖、灌溉小水窖及少量的技术培训。而实际上，我国农村贫困问题非常复杂，剩余贫困人口面临的生存环境差异巨大，贫困人口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省区间，即便在同一个县内也十分普遍，因此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扶贫方式很难适应贫困问题的多样性特点和满足贫困人口的不同需求，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扶贫资金的使用偏离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从而也无形中降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

在某省2个县的8个贫困村农户扶贫需求与扶贫项目对接情况。村民的第一需求是道路修建，这和其大石山区的贫困特征密切相关，排在第二至九位的是提供盖房子方面的支持、养殖业、提供补助、发展沼气、解决人畜饮水、进行科技培训、解决通讯问题和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将农户需求与两县扶贫资金投向作比较，不难发现，农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如道路建设、沼气池、人畜饮水和农田水利建设，但是对于住房改造、发展养殖业和教育补助等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的需求基本上没有涉及。

“资金跟着项目走”从制度设计上是为了避免财政扶贫资金被截留和挪用，从而保证财政扶贫资金的专款专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扶贫部门为了降低扶贫项目的实施成本和利于监测，从而在项目选择时考虑的重点是：(1)项目有一定的规模；(2)以扶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点。“项目有一定的规模”的审批偏好，往往使多样性、分散性及小规模性的贫困人口需求因为不能满足这一偏好而被筛选掉，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扶贫资金的目标偏离。同时实际中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多是更能使非贫困人口受益的项目，如大规模修建需要农产配套资金的沼气池多是把难以支付配套资金的最贫困的农户排除在外，更多受益者是有能力支付配套资金的相对富裕农产。而如果不需要配套资金，只是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来扶持真正的贫困户，让富裕农户自费修建沼气池，可能的结果是沼气池的规模(数量)短期内不会很大，达不到审批偏好的“有一定规模的项目”。“以扶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点”的项目审批偏好，考虑到了项目的覆盖度与受益范围，能使更多的人口得到扶贫资金的扶持，但是对商品生产程度低、收入来源缺乏的农产，有限的扶贫资金只便利了他们的生活，而不能增加其持续发展、摆脱贫困的经济收入来源。也就是说，扶贫资金的使用偏离了最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XX县6项扶贫项目覆盖贫困农户比重平均仅为18%，除了沼气池—猪圈—改厕三位一体项目覆盖51%的贫困户与贫困人口外，其他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及贫困人口的覆盖度都很低，最低的易地开发项目只有6%。

利用参与式评价工具对一些到村的具体扶贫项目进行受益群体分析，其结果同样也表明贫困户受益比重要远远低于中等户和富裕户，贫困户受益比重仅为16%，中等户为51%，富裕农产为33%，详细情况见表6。出现这种情况的核心原因是一旦扶贫资金的投入转为项目机制以后就面临着项目成本与扶贫资金投入缺口的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把不足的部分以农户提供配套资金的形式转嫁到目标群体身上。

五、简短结论

1.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类型多样，资金数量可观，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和努力，但是资金分散到各个部门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从而造成了扶贫资金管理上的不一致性和使用上的重复性，带来了扶贫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为资金的有效监测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2.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根本上仍然遵循着以重点县为基本单元的县级瞄准，但实际上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在重点县的投入比重远小于“至少70%”的目标规定，大约仅为60%左右。

3.财政扶贫资金在各层次的拨付时间有明确的规定，中央到省区的拨付都能按时到位，但从省到市、县的拨付就有延迟的现象，这种延迟势必导致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

4.依托项目进行日标瞄准长期以来受到了研究者的质疑。一方面，对扶贫项目的类型限制使得扶贫项目并不能适应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复杂性特点和农户需求的多样性，项目的选择受到了管理方便与农户需求分散这一矛盾的制约而无法做到准确瞄准，从而造成了我国扶贫资金不能准确瞄准穷人的结果；另一方面，对于项目的资金配套要求和技术要求也为排斥穷人受益、鼓励富人参与提供了合理性，从而造成了扶贫资源在目标群体瞄准上的偏离，研究表明，扶贫项目对贫困群体的覆盖率只有16%，而对中等户与富裕户的覆盖率分别为51%和33%。

文章来源：《农业经济问题》 2007年 第10期

第三篇：创新财政扶贫机制的主要做法及成效范文

创新财政扶贫机制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位于江西省西南边境，罗霄山脉南麓中段的遂川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山多、人多、耕地少的老区贫困县。全县总面积3144平方公里，现辖23个乡镇和2个国营林场，总人口5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0.1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该县通过“八七”扶贫攻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新一轮的扶贫开发，该县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不断创新财政扶贫开发机制，紧紧围绕农民增收总目标，以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新农村建设，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加大农村劳务输出力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近十年，该县多方筹措扶贫资金累计达4.8亿多元，给该县贫困乡镇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增强。截止2010年12月31日，全县100％的行政村实现通电、通邮；100％的行政村通了电话、电视；农村水利设施、人畜饮水、乡村道路等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201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实现5.179亿元。财政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近十年，全县累计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扶贫资金达2.35亿元，实施扶贫项目698个，基本解决了全县108个扶贫开发重点村的“五难”和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十年来，兴建和改造乡村公路345公里，兴建桥梁101座，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解决了“行路难”问题；兴修水利设施196处，实施“户户通”自来水工程6宗，解决了3670人的“饮水难”问题；新建和改造电网88.3公里，解决了286个自然村、2623户、1万多人的“用电难”问题；兴建和改建学校24所，解决了2300多名学生“入学难”问题；修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19处，做到了村村有医疗卫生所（室），解决了“看病难”问题；兴建沼气池1436座，涌现出3个沼气村，极大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面貌。

2、基地建设稳步发展。该县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木竹、果茶、畜禽、药材、桑蚕五大主导产业，走出了一条依托产业开发、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近十年，该县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原则，立足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建基地，促进基地建设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十年来，全县累计投入基地建设的财政扶贫资金达7400多万元，建成40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30多处。截止目前，全县已建成多种经营基地450多万亩。其中：果茶基地158万亩、中药村基地4.4万亩、木竹基地239万亩、桑蚕基地2万亩、畜禽饲养及加工基地46.6万亩。2010年，五大主导产业实现总产值10.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2％，创税收4300多万元。产业辐射劳动农户11.4万户（其中贫困户1.6万户），覆盖农户面达83％，农民年人均从中获益280元，年减少贫困人口0.4万人。

3、龙头企业逐步崛起。该县坚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壮大龙头企业结合起来，以改革为动力，以资产为纽带，加速转换经营机制，采取股改激活、联合带活等多种形式，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目前，全县已建成规模较大的产业化龙头企业17家，年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年创税收5100多万元，基本形成了上联市场，下联千家万户的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贸工农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的壮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4、产品流通有效搞活。该县依托区域资源的优势和产业特色，市场流通进一步搞活，目前全县共有362个流通中介组织、6.4万营销人员，在上海、北京、广东等20多个省市建立了460多个销售网点；在西南部乡镇，建成了金桔和茶叶收购市场；在县城和五大产业集中产区建成了39个遂川土特产交易市场，使遂川成为全省较大的果茶、木竹、桑蚕、畜禽、药材产销集散地。这些市场既有突出的区域特色，又有很强的辐射功能，不仅促进了生产，搞活了流通，而且为农民解决了买难卖难的问题，并从中直接受益，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

5、科学技术不断推广。该县始终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作为扶贫开发的支撑

点常抓不懈。一是广泛开展科技培训。近十年，全县共举办各类种养加工技术培训班448期，参加培训的达8.3万人次，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二是努力健全科技网络。在农村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科技推广体系，全县专（兼）职农业科技人员发展到3800多人，做到了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三是大力推广实用技术。为把科技信息及时送到千家万户，该县开设了“118”农业科技服务热线，成立了农业科技专家服务队，为农民学科技、用科技架起了桥梁。

6、优惠政策得到落实。一是确定重点扶贫对象。由扶贫办牵头，每三年一次对贫困户进行重新核定，建档立卡，进行重点扶持。按照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要求，全县共确定了108个贫困村为重点扶持对象，并分村制订了村级群众参与式扶贫规划。二是落实国家、省、市制定的各项扶持政策。为解决居住在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区和地质灾害区贫困群众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该县自2003年开始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工作中，不断强化措施，建立了“县负总责、乡镇实施、群众参与、部门帮扶”的工作机制，并坚持做到“六个结合”即：坚持深山区移民与地质灾害区移民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建设小康示范村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相结合；坚持移民安置与工业园区建设、发展个私经济相结合。八年来，全县共投入建房补助资金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4亿元，共搬迁移民7357户、33490人，其中就近避灾搬迁2586户、11297人。对198个行政村的511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实行整体搬迁，共建立移民集中安置点147个，集中安置移民4781户、21563人。从根本上改变了移民的生存环境，解决了求医、就学、行路难的问题，并通过多种途径的帮扶引导，逐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逐步富”的目标。同时，该县把移民搬迁与圩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既安置好了移民又做大了圩镇。另外，为切实解决贫困户贷款难问题，该县自2004年开始推行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改革试点工作。工作中，坚持“贫困户受益、向重点村倾斜、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同时结合县情，注重实效，做到了“四个确保”即：抓调研，确保对象准确；抓宣传，培育诚信观念；抓引导，确保贷款用途；抓服务，确保农民增收。七年来，全县共向15896户贫困农户发放扶贫贴息贷款9860万元，贴付利息335.6万元，贷款贴息户年人均增加收入460元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发展了农村金融市场。

7、资金管理不断加强。该县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了五项制度。一是项目申报制度。通过建立财政扶贫项目库，突出扶贫重点，使项目建设具有可行性、效益性。二是项目管理制度。财政扶贫项目全部实行合同制管理，对项目实施的内容、质量、时限、责任等在合同中进行明确规范。财政补助资金在5万元以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必须通过招投标或议标选择施工单位。项目竣工后，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逐个进行验收，确保了项目工程质量。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为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监督扶贫资金的使用，制订了《遂川县财政扶贫资金报帐制管理实施细则》，从2003年1月起对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实行报帐制管理，即在县财政设立报帐专户，各项目实施单位按项目计划、工程进度填写请款单，定期提出用款计划并附报帐凭据，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送财政部门审批后从县专户直接拨付到乡镇专户，大大缩短了资金流转时间，防止和杜绝了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同时积极推行大宗扶贫物品（如沼气池灶具等工程材料）集中采购制度，这样既保证了资金安全，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审计制度。除组织有关部门对项目资金进行检查监督外，还接受审计部门对扶贫资金的专项审计监督，确保了财政扶贫资金的专款专用。五是公开制度。把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向乡镇交底，向项目单位公开，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篇：金融扶贫机制

新时期我国金融扶贫的机制与模式创新研究

1.关于金融扶贫机制设计问题

金融扶贫与财政扶贫是两种不同方式的扶贫方式，在国家的整个扶贫失业中而这缺一不可。金融扶贫机制的设计需要考量财政扶贫，发挥金融业的作用，处理好盈利性金融业和政策性扶贫二者的关系，且金融扶贫需发挥主体作用。无论是财政扶贫还是金融扶贫，存在的问题大体相同，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扶贫制度不合理。扶贫机制的设计需要明确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实施者之间的关系和贫困人口与政策实施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继续沿用“财政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货”的战略体系，运行机制转变为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唐绍祥，2006）。有学者曾对环首都贫困县扶贫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扶贫项目选择和扶贫资源整合机制，确保扶贫机制的长效性以及通过机制创新,变“扶贫”为“防贫”等建议。广东省梅州市拾荷村创建了地区性的拾荷模式金融扶贫机制，实现了由传统的资金扶贫、项目扶贫向制度扶贫、机制扶贫转变，走出了一条运用金融机制扶助贫困山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路子（王敬力，2011）。为更好的扶贫，需要通过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作用，加强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完善金融扶贫机制。大型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很大，但近年来支农力度开始下降，这就需要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激励相容理论和博弈论等机制设计理论有效引导大型金融机构，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当地实际情况设计具有适用性和执行性的机制，以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王庆国，2009）。并且各种金融机构在机制设计理论指导下通过整合各反贫困力量，建设横向传递机制（赵曦，2009）。刘娟（2010）对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和实现城乡共同目标这三层次目标在不同扶贫任务和地区差异上提出“开发扶贫与救助扶贫”两轮驱动扶贫机制，并提出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扶贫资金投入管理、扶贫项目瞄准、产业扶贫等机制。而韩伟等（2013）则认为其存在一定缺陷，为更好实现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创新。他们提出企业、政府和个人多主体参与的扶贫系统机制构建，此系统拥有启动、培育和发展三层联动扶贫机制、实施保障机制和绩效评估与反馈机制，分别对三层次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扶贫，各个主体积极参与以实现脱贫。湖北省通过实践建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可持续金融扶贫机制，制定了60余项本土的扶贫措施和5类扶贫开发举措。贫困地区的脱贫得到一定改善，但距离形成金融扶贫投入———扶贫地区经济增长———金融资产保值增值———金融资源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还有一定距离。可持续发展金融扶贫机制能让金融扶贫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实现平衡，我国需要积极践行（胡德，2013）。

2.关于金融扶贫模式问题

成立初期中国实行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到现在的以农村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综合型扶贫阶段，国内的金融扶贫模式也在不断改变。我国最初是具有明显政府干预色彩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模式。改革开放到2000年间，金融扶贫以注重社会效益的福利性贫困为主要模式，政府意志主导。但这种模式最终给农村地区带来很大的危害，导致金融机构几乎不涉足金融扶贫工作。在严重的寻租行为和低下的资金使用效率下，国家开始对扶贫贴息贷款体质进行改革，对扶贫贴息贷款实施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下放管理权限，引入竞争机制。曾有人提出在农信社和互助资金结合上探索扶贫开发的新模式，如扶贫贷款风险保证金模式、扶贫担保公司模式、委托贷款模式等，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黄承伟等，2009）。扶贫贴息贷款深入推进，从奖补资金模式、担保基金模式、民间金融中介模式、国际援助模式发展到至今的政府积极引导和扶持的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杨谊，鲁志新）。甘肃省贴息资金为贫困农户发展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农户贷款渠道拓宽，贷款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李文瑞，2012）。但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机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在商业化趋势下金融扶贫工作存在一定问题。在拥有政策和体制机遇条

件下，政府部门不断推进金融扶贫模式，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改革、创新以及政府扶持等多渠道强化。徐荟竹等（2012）认为我国可以依据具体情况吸收国外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多元小额信贷和农业保险各方面模式的经验教训，建立合适的政府积引导支持的金融扶贫模式。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机构之一，一直以来积极参与金融扶贫，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服务、扶持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培育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放贴息贷款、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机构、强化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但存在很多制约因素，需不断完善，且探寻与商业化经营的结合点（农村产业金融部课题组，2013）。商业银行具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能有效关键性的资金问题，扩大扶贫贴息贷款规模。美国、印度、泰国和巴西等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扶贫中发挥很大作用，通过其可行性分析，杜晓山（2013）提出了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扶贫的举措。不同类型的金融要采取不同的金融扶贫模式，现在的金融扶贫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金融扶贫要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制金融的作用，坚持体制上与商业性金融融合、目标上与政策性金融一致。且强调其不同于财政支农和资源的完全市场化自由配置，强化其主体地位，处理好政府与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关系。

第五篇：创新财政支持机制

创新财政支持机制，开创农村科普工作新局面 ——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巡视员 居昊 2009年11月26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参加“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经验交流会。首先，我想借此机会，代表财政部教科文司对中国科协领导和科协系统的同志们，以及地方财政部门的同志们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次中国科协和财政部共同召开“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经验交流会，各级科协、财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科普惠农兴村获奖对象代表齐聚一堂，总结交流科普惠农兴村工作经验，探讨下一步工作思路和方向，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对于推动农村科普工作、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四年来，在提高农民科学素质，探索建立科普惠农长效机制、公益性科普服务体系、财政科技支农新机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和显著成效，已经成为农村科普工作和财政科技支农工作的一面旗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各级科协和财政部门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一会儿齐让书记将对“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四年来的实施情况、成效做全面的总结。下面我结合财政工作做一简要发言。

一、发挥职能，大力支持科学普及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科技工作包括创新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技术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既是激励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营造创新环境、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础工程，必须作为国家的长期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打下最深厚最持久的基础”。可以说，“创新”与“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而科学普及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作用。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将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提升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通过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尽快使全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

中央财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决策和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科学普及工作，重点支持了全国科普日等主题科普活动、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工程、中国科技馆旧馆科普展教设施运行维护和新馆展教设备及配套设施研制工作，以及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项目等。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科学素质纲要》精神，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起，财政部与中国科协共同组织实施了“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在全国评比、筛选、表彰一批有突出贡献的、有较强区域示范作用的、辐射性强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对其开展科普惠农活动进行补助和奖励，带动更多的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掌握生产劳动技能，增强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兴趣和意识，把学习科技知识变成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创了农村科普工作的新局面，也探索了财政资金支农的新思路。

二、创新机制，推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顺利实施

中央财政积极支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并在投入和管理机制上有一些新的探索。根据农村科普工作的特点，采用了“以点带面、榜样示范”的运作管理方式和“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的资金投入方式，探索实行了“报账制”的资金管理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机制、管理、投入上的创新，更好的发挥了中央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了各级政府、各级科协引领农民开展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切实保障资金落实。这是顺利实施这项计划的物质基础。为支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四年来中央财政共安排专项资金4.5亿元，通过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形式下拨给地方。中央财政对地方科普工作的资金支持，过去没有过专项转移支付，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意义非常重大。在资金安排上，2006年安排资金5000万元，2007和2008年各1亿元，2009年2亿元，短短四年就翻了两番，从中可以看出中央财政支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支持农村科普工作的决心和力度。在资金分配过程中，财政部与中国科协密切配合，组织专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奖补对象，并按程序进行公示，确保了资金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是创新资金投入机制。目前对农村、农业、农民有关经费的支持渠道较多，但基本是通过项目方式支持。我们在会同中国科协制定“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方案过程中，考虑到我国农村面很广，农民人数又很多，农民对科普工作的需求量很大，仅仅依靠“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不可能完全满足农村对科普工作的资金需要，因此，在资金投入上采取了“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的方式，对评选出的有突出贡献和较强区域示范作用的、辐射性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奖励和补助，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能够带动农民科学生产、科学生活的示范点上，力图通过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把专项资金投入的效能放大。这种方式既是对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过去在科普工作中已做出的贡献的肯定，也是对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今后更好地开展科普工作的支持，更是带动更多的农民群众主动参与科普，自觉利用科技手段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推动基层科普工作的重要手段。同时，这种方式创新了财政资金支农的思路，可以更好地避免与现有支农资金项目的重复，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使更多农民受益。

从近几年“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情况看，虽然国家没有对各地方提出资金配套的要求，但在中央财政资金的带动下，地方财政主动安排资金，实施本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部分地县也积极跟进。可以说，中央财政资金充分发挥了导向作用，调动了地方政府投入的积极性，实现了中央与地方资金的合力效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三是严格规范资金管理。为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财政部和中国科协专门制定了《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按照“定额补助、定向使用”的原则进行分配、使用，实行报账制管理。定额补助是指财政部会同中国科协根据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实际需要、专项资金总量等因素确定单位奖补资金额，并随同当年各省推荐名额共同下达，这种做法有利于资金分配的公允，也更体现出奖补资金的特点。定向使用是指资金专项用于奖励和补助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并且有明确的开支范围，用于这些先进单位和个人开展科普惠农活动，包括科普专用资料和设备费、科普活动费和其他用于开展创新性农村科普活动的费用。在资金管理方式上，借鉴世界银行的相关做法，采用了“报账制”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创新了地方专款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工作量较大、管理较细，需要各级财政部门、尤其是县级财政部门和县级科协（包括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所属同级财政部门和同级科协）的密切配合，来做好这项工作。在县级财政部门和科协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这四年的运行和实践证明，报账制在加强惠农专项资金管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继往开来，开创农村科普工作新局面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四年来，在各级科协和财政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展比较顺利。但我们也收到了一些举报信件，虽然基本属于查无实据，但也给我们一定的警示。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各级财政部门和科协能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协作配合，选好奖补对象，用好奖补资金，继续做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工作。并不断探索、改革创新，开创农村科普工作新局面。

（一）认真总结，继续实施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是第一笔以专项转移支付形式支持农村科普工作的资金，体现了中央财政对农村科普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与各级科协紧密配合，认真总结四年来的科普惠农工作的特点及经验，再接再厉，不断完善组织实施工作，切实保证评比的公平、公正、公开，对推荐对象进行认真筛选、优中选优，同时要建立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机制，广泛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从而真正评选出一批示范作用突出，深受农民欢迎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确保科普惠农工作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同时，要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加强“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效果。各级财政部门和科协要把对优秀农村基层科普组织和农村科普带头人评比筛选过程与普及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村基层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激发广大农民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村科普工作。

（二）明确职责，分级管理，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有关工作一直要深入到非常基层的工作层面，深入到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普示范基地、科普带头人、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等。所以在工作的落实部署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各级科协，都要按照有关管理办法要求，认真履行好各自的职责。省一级有省一级的职责，县一级有县一级的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级科协和财政部门要继续加强对奖补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起到各自应有的作用。奖补资金下达后，各级财政要加快拨款进度，并会同各级科协严格监管，确保专款专用，严格按照经费管理办法的开支范围和要求管理和使用经费。科协把好审核关，财政部门做好复审和报销工作，既严格管理，同时又要服务好，方便获奖单位和个人使用。同时各级科协和财政部门要注重资金使用的跟踪管理和支出效果的控制，对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情况及时进行总结上报，对资金使用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

（四）努力创新，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村科普工作新机制。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仅靠输血、投入，关键是推动农村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不断培育一批又一批新型农民，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增强农民自主发展能力，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内在、持久的动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多条途径、多种手段，农村科普工作则是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在推动农村科普工作、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各级财政部门应以“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为借鉴，深入分析农村科普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坚持以长期、长效、长远的思路来统筹农村科普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支持和管理机制，探索财政支持农村科普工作从而惠及广大农民的新思路、新模式，开创农村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在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有新的作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