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摘要：刚不久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将反腐廉政作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新加坡作为“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而且是亚洲极少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国家。因此新加坡的反腐制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反腐，法律制度，预算制度，媒体监督，高薪养廉。事实上，新加坡建国初期，其贪污现象十分猖獗，几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转变为一个廉洁的政府。中国政府每年也派官员、研究员去新加坡学习反腐经验，但是往往学不到什么成了一趟公费旅游。究其原因就是管中窥豹。那我们就来看是哪些措施让新加坡有了如此迅速、彻底的转变？
健全廉政法律制度，实现有法可依 新加坡政府认为，“易于发生贪污的部门或机构往往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从制度上设防”。为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有关立法。而且新加坡对腐败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包括“性贿赂”。新加坡法律把公务员收受礼品也列入涉嫌贪污范围，并有严苛的规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已建立起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反腐防腐法律和制度。
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健全的廉政法律制度，来进一步压缩腐败的空间和增加腐败成本。
贪污调查局掌大权，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光靠法律不足以震慑贪腐行为，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行为。为此，新加坡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其廉政由此得到保证。同时反贪污调查局的一把手直接对总理负责，但总理不能干预贪污调查局的工作。反贪污调查局从而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避免其他政府机构的干预。另外反贪污调查局的权利非常之大，其中它可以不经许可可以进行逮捕、审讯甚至可以调查个人的银行户口，几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此外，新加坡还特别强调贪污调查局查案的行动效率。对于署名的投诉和举报，贪污调查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一旦决定调查的案件，必须在确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内展开调查；除非案情复杂，所有的贪污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调查完毕。
因此,我国政府可通过法治养廉，成立反贪局或者反贪机构。对于有腐败的官员真正做到严厉惩处，而不是简单的开除党籍、坐几年牢就完事。
依托强力监管下的预算制度，通过钱袋子约束权把子 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预算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证政府运作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较好地遏制腐败。新加坡对政府各部门全部实现财政统一管理，任何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都没有在银行自行设立账户的权力，各部门的运行经费都由财政部统一拨付。各部门的预算中鲜有“追加预算”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另一项常规监督措施是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审计。在新加坡，审计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审计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但向国会报告工作。审计署不仅对政府工作是否符合标准和规定进行审计，而且对浪费和挥霍行为也进行审计。一旦发现有此行为，审计署会和贪污调查局开展密切合作。（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指出，根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是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根据他的观点，在中国，完善的预算制度可以杜绝40%以上的腐败问题。例如通过预算制度可以极大程度上的减少无谓的三公支出。同时三公支出在政府支出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健全的预算制度不仅可以减少贪污腐败而且能使纳税人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媒体监督也是反腐必不可缺的手段 新加坡给予媒体极大地自由权，要绝对尊重媒体的自由报道权。例如一个新加坡狱警接受囚犯15元新币被媒体曝光而被抓。另外绝大部分贪污案件的信息来源都是来自民众投诉、媒体曝光。同时新加坡法律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有严格的保护，防止不实举报对双方造成的伤害。在新加坡法律不及一把手。所以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成了重中之重。而媒体和民众就是扮演独立的第三方，对一把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在中国媒体监督在反腐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很多高官贪污腐败都是先被媒体曝光而后被双规。例如雷政富，“表哥”等。就像网上段子所说的：中国反腐几大途径：家中被盗，情妇举报，记者拍
照，内讧晒发票。由此看来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机器。因为一个纪检委，一个公检法的人加起来再乘于十都不如千千万万双眼睛。因此政府可以尽可能大地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关于“高薪养廉”的误读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的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官员的工资够高就不会冒险去腐败。然而高薪养廉是被误读的。首先时间上的不对，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高薪养廉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其中高薪养廉只针对30个高官。其它公务员平均月薪4000新币，新加坡一个建筑工人月薪4980新币。公务员的薪水是整个新加坡平均的90%而已。由此看来所谓的 “高薪”也不高。同时李光耀说“我们采取高薪养廉不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了吸引人才。”（新加坡是精英治国）所以新加坡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此外，新加坡还建立了全面的财产申报制度。一旦成为公务员，必须详细申报财产。任职后如果财产有变动，应主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并说明变动原因。公务员在每年一月份直接向上司申报财产，由反腐调查局审查核实情况。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都是犯罪。如果公务员对申报财产说不清来源，则被推定为贪污所得。（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近期国内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决议也在讨论中。如果真能实现无疑将是反腐又一大好消息。而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借鉴意义了。
中国政府反腐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由此可见，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也将出台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措施，从而唱响反腐倡腐时代最强音。
反腐这条路可谓是任重道远，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像新加坡那样的廉洁。
参考文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讲义主编：顾海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百度百科“高薪养廉”
第二篇：中国反腐能从世界借鉴什么
中国反腐能从世界借鉴什么
***日前被开除党籍并被移交司法部门，凸显中国当下的反腐力度。当前，还有不少国家也在发力反腐，例如，巴西警方正在对巴西石油公司领导层涉嫌洗钱和倒汇的案件展开腐败调查。
在反腐斗争中，这些国家的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能成为中国反腐的他山之石。
综观外国这些反腐经验，它们可以分为三类：依靠制度体系使公职人员“不能腐”;确立惩戒措施让公职人员“不敢腐”;利用教育和待遇保障使公职人员“不想腐”。
国外如何推动“不能腐”
依靠制度体系，尽力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这是许多国家确保公职人员“不能腐”的主要措施。
首先，确立合理的公共权力划分制度，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
国外一些反腐专家认为，如果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将大大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例如，在挪威大大小小400多个城市，市里一切重大事项如预算和决算等的决策权，都属于通过选举产生的市政理事会，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厅只有执行市政理事会决策的权力，并向市政理事会报告执行情况。此外，市里的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有一套专门的透明机制，市长根本不可能插手。
其次，构建反腐的立体网络，推动反腐在多层次、各领域展开。
在全国层面通过立法反腐，是许多国家的做法。英国出台了《公共机构行为法》《反贿赂法》，德国有《反腐败法》，越南有《预防和反对腐败法》。这些法律对腐败行为都进行了严格界定。
除通过法律反腐外，一些国家还在其他层面推出反腐举措。
在英国，议会反腐是反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议会下院设立了10多个与政府部委对口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此外还通过质询、投票、调查、辩论等手段对公共机构、政党、议员和其他官员进行全方位监督。
英国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大多也有内设的审计和投诉部门，成为政府内部反腐的重要渠道。例如，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设有审计委员会和反欺诈服务处，以此确保腐败行为无处可逃。
最后，确保反腐机构的权威性，以打造运转高效的反腐平台。
印度尼西亚设有肃贪委，有权对涉嫌腐败的高官展开调查;新加坡设有贪污调查局，可以对公共或私人领域的腐败行为展开调查;美国则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制度，赋予其特别调查权和上诉权;阿根廷反腐败办公室主要负责对“政府管辖的联邦机构和附属组织以及有国家参与的公司、团体和所有其他公共和私营机构”进行反腐检察工作。
国外如何推动“不敢腐”
确保政府运作和公共资金使用的透明化、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强化舆论监督是一些国家促进公职人员“不敢腐”的主要途径。
一是实行政务信息公开。英国建立了较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包括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公立学校和警察系统在内的公共机构，有义务公布有关自身职权和活动的信息;社会公众也有权向这些公共机构索取和查询特定信息。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要求政府部门的采购合同和国企签订的公共工程合同都必须在政府网上“亮相”。
观察人士指出，政务信息公开使得公共资源的调配始终处在社会大众的监督之下，公职人员履职时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二是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使官员的财产处于大众的视线之下。法国在2013年建立了“政治生活透明度最高委员会”，负责接受约8000名各级立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印尼也要求官员在就职后的两个月内申报其个人财产，在调离职位或退休时官员必须对其个人财产进行更新。
在印尼，如果官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超出了正常的收入水平，那么对于该官员的调查将可能展开，以确定其收入和财产是否能够负担其奢侈的消费方式。
三是建立可供查询的罪犯数据库。马来西亚政府设有“贪污罪犯数据库”，将因涉及贪污案件而被定罪者的照片、身份和案情等信息上载并公开。目前，这个数据库已有将近800名贪污罪犯的信息。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官员林锦新对记者说，“贪污罪犯数据库”的建立首先会对其他人产生震慑作用，因为个人信息被公布在这样一个平台是很大的耻辱。其次，外国机构和私人企业等都可以参考该数据库，这将使曾有腐败行为的人在以后的出国、就业等方面受到很大影响，从而提高了涉腐成本。
四是加强舆论监督，使腐败行为难逃媒体法眼。在巴西，媒体经常揭出官员的腐败丑闻，此外，由于互联网提供的便利，普通百姓也加入了揭批腐败现象的行列，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震慑力量。越南也借力媒体，主动开通了一些基于互联网的贪腐信息举报以及信息交换平台。
在法国，一些网站和报纸经常刊登政界和商界的调查报道，让法国政商界人物心惊胆战。
观察人士指出，媒体曝光带来的舆论风暴会严重冲击当事公职人员的声誉，对试图涉腐的人员是一种威慑。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将反腐触角延伸到海外。越南于2009年签署了国际反腐败公约，并从2007年起，每年召开两次反腐败国际对话会。印尼则设立了专门机构，方便海外机构和人员向国内肃贪委举报。不少国家还推出了赴海外追踪和缉拿涉腐人员的措施。
国外如何推动“不想腐”
在防止腐败方面，制度和舆论的束缚是外在的，而内心对廉洁的坚守才是铁律。因此，许多国家特别重视教育对反腐的作用，同时确保公职人员拥有适当待遇，目的就是让公职人员“不想腐”。
近年来，马来西亚不断加强对公众和政府官员的廉政教育。该国反贪污委员会下辖有反贪污学院，负责对反贪污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官员进行打击腐败和崇尚廉洁的教育，同时还组织开展反贪污领域的国际交流培训和对私人企业领域的反贪污教育等。该委员会近来走进小学，开展了“我是除贪小英雄”的运动，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中种下廉洁的种子。
印尼也高度重视反腐宣传活动。2014年，印尼肃贪委在国际反腐败日到来之际，举办了2014年反腐节。另外，肃贪委在电视、网络、机场、重要政府机关大规模投放反贪广告。此外，印尼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反腐课程，将反腐意识传给下一代。
给公职人员适当福利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一些国家防腐的有效措施。
新加坡给予公务员与市场水平匹配的薪水，但同时严格约束非法行为，也就是说，一方面，以明确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打击腐败，增加犯罪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腐败诱因。阿联酋的清廉指数位于世界前列，这与其公职人员收入较高不无关系。
第三篇：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俊 12351015
摘要：当前中国政府正推行一轮强有力的反贪风暴，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缺乏***、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国家级大老虎，可见中央的反腐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腐败情况已经严重深入到领导阶层。新加坡作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它和中国一样实行一党执政，执政党的反腐意愿和决心是国家反腐工作开展的基础。然而仅仅靠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意愿是不够的，反腐还需要一套包括法律、机构和制度的完善的反腐机制来支撑。作者试图通过对比研究新加坡的反腐机制，为中国当前的反腐事业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反腐机制、法律制度、监督
国内外的研究进程：
国内方面：①从法制角度：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刘守芬、李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②廉政建设的角度：肖艾比《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及其借鉴》（《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2期）、陆志方《新加坡反腐败经验对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当代世界》2009年第10期）；
国外方面：关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的研究不多，主要有《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的模式》（加拿大学者里克·斯塔彭赫斯特和美国学者萨尔·J.庞德）。
一、腐败的定义
按照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Corruption involves the dishonest or preferential use of power or position which has the result of on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ing advantaged over another.”也就是说，腐败是指对权力或地位的不诚实或者偏好性的利用从而使某人或者某机构取得相对的利益和优势。
新加坡从法律方面对腐败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新加坡刑法》第九章规定以下行为构成了公务员犯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犯罪:①公务员收取与官方行为有关的合法报酬之外的报酬(第161条);②带有腐败或非法意图影响公共服务而收取报酬(第162条);③对公务员施加个人影响而接受报酬(第163条);④公务员不支付对价,从任何与该公务员处理的事物或业务
1有关的人处接受任何有价值之物(第165条)。
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对“腐败”的对象与主体进行具体的定义，因此在处理”腐败“犯罪时欠缺法律的可操作性，及其合法性容易受人质疑。
二、新加坡的反腐成果
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腐败情况十分严重，这里主要指的是警队的腐败。据《海峡时
2报》对当地警察腐败的报道，警察腐败占所有贿赂案件总数的63.4%。而在二战后期，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警察微薄的薪酬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局面更加恶化。
经过了独立后数十年的反腐工作，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据德国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见下图），新加坡的清廉指数为84，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二，而中国得分为36，排名世界第100名。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峰期，反腐形势严峻。12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数据来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统计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日）
三、新加坡的反腐机制
1、新加坡的反腐法制建设
新加坡主要有两部专门的反腐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
⑴《防止贪污法》，该法查处的犯罪类型主要有：①一般贿赂罪②与代理人贿赂交易的犯罪③赂撤投标罪④议员受贿罪⑤公共机构人员受贿罪
《防止贪污法》对各种腐败罪行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分类。⑵《没收贪污所得法》，该法具体地规定了对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如何处置和处置的程序。其中关于构成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体现了新加坡反腐败法律的的重要特征：我主张你有罪，你自己举证。根据李光耀先生的原话：“We also amended the Law to put the burden of proof or the defendant or accused if he /she had more assets than his income as reported in his income tax returns, from his employment or business could have given him.He has to disprove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that they were gained by corrupt means.”正如《没收贪污所得法》第4条规定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利益与其已知的收入不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时,其财产应被视为贪污贿赂所得利益。他需要自己举证这些基于他是通过腐败手段非法获得财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而只要发现该名官员的财产超过其合法正当收入，法院不需要证明接受贿赂的人处于可以提供好处的位置上。在这条法律下，官员是否有贪污所得一目了然，这对意欲进行腐败犯罪的人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与新加坡相比，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强反腐败法治建设，主要有:《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刑法》，另外还有中纪委在2005年初,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2007年5月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然而，中国仍未颁布任何针对贪污的专门性法律。
2、新加坡的重要的反贪制度建设——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任何一个官员在被聘用之前,必须先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出具财产情况的清单,清单出具后需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后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字，每年的7月1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本单秘书长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立即送交反贪局调查。如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则作为贪污受贿证据。由于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监察部门可以随时对官员是否有不正当收入进行检查，能有效地监督官员的日常经济活动，增加了贪腐的操作难度。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仍未全面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2000年，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9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随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也陆续开展了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开试点。
公务员是受全体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的，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因此，公务员的一切行为，包括个人行为都应受到广大民众的监督。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把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任何与其所申报财产不符的不正当收入都会一清二楚，这将极大地规范公务员的经济行为，中国若要打好反腐这一仗，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势在必行。
3、新加坡的独特反腐机构——反贪局
新加坡拥有针对贪污腐败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反贪局在1952年由英国人成立，从1970年起，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机构的威胁与压制，显示其独立地位。
反贪局的权力：以下是李光耀先生的原话：
“In 1960,we changed the outdated 1937 anti-corruption law and widened the definition of gratuity to include anything of value.The amendments gave wide powers to investigators,including arrest and 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bank accounts and books of suspected persons and their wives,children or agents.”
根据1960年修改的《防止贪污法》，反贪局拥有以下权力：
①特别调查权：反贪局有权不受其他法律限制，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买账户、报销单据或任何其他账目,或在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等。
②搜查权：如果反贪局认为某地藏有罪证，有权委派特别侦查员进行搜查，扣押一切相关文件和物品，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③逮捕权：反贪局有权根据《防止贪污法》逮捕任何触犯该法的人，以及任何有理由怀疑与触犯反贪污法的罪行有牵连的人。
《防止贪污法》授予了反贪局强大的办案权力，使反贪局得以在最短时间内不受其他机构的限制对任何贪腐行为进行调查，并防止罪犯销毁相关证据。而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总理对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机构的独立性使它可以调查任何机构的任何级别的官员。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并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调查机构，无法直接快速的对贪腐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处理。中国具有反贪职能的机构包括：司法层面的人民检察院，行政层面的国务院下属监察部以及党组织内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然而中国的反贪职能机构缺乏像新加坡反贪局的独立性，如党纪委在开展调查工作时处于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处理敏感的重要官员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阻力。
四、对中国反腐工作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贪工作在独立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①“有法可依”：新加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使反贪工作有明确的合法性。②新加坡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使官员的财产处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为日后的反贪工作提供数据支持。③新加坡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反贪局，而且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它的独立性以及法律赋予它的强大权力使它开展反贪工作时畅通无阻。
因此，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反腐工作，中国应作出以下的改进： 33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1、完善法制建设，制定针对腐败行为的专门的《反贪法》，对贪污腐败进行定义，并明确贪腐的对象和主体，确定贪腐的不同程度及其惩罚方式，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外在刑罚执行方面，控制和减少腐败罪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数量，对腐败罪犯的减刑、4假释、保外就医等关键环节要重点介入司法监督。
2、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鼓励人民利用微信平台、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对公务员的经济活动进行社会监督，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增加贪腐的难度。
3、设立针对腐败犯罪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反贪局应该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以及军队平行的专门机构。反贪局直接由总理领导，对总理直接负责，保持机构的独立性，不受其他国家机构的控制，不接受党的直接领导。另外，反贪局也要对总理进行监督，如果总理被发现有腐败行为，反贪局的职员可以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反映举报，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总理的职务。另外，宪法、刑法以及第一点提到的《反贪法》要赋予反贪局足够大的权力来支持其开展工作。最后，全国人大要赋予反贪局独立的预算权，防止反贪行动受制于经费不足。但同时也要制定完善的选拔制度从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中挑选经得起考验的精英成为反贪局的成员，并处理好侦查成员的职称问题，薪水要高于平级的普通公务员。
简论反腐败法律机制建设，秦永雄，人民网，2014.10.14
第四篇：中国反腐
2014年春节，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有余，外媒评论称，上到酒店的鱼翅宴，商场的奢侈品，下到家里的贺卡鞭炮，今年春节中国上下走的是节俭风，春节的这场假日反腐可谓“首战告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联繁教授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假日反腐的效果值得肯定，但未来更需警惕腐败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加大反腐力度。
假日反腐
鱼翅宴
“想试试反腐热度去看看五星酒店”
“也许马年春节是鲨鱼们过得最开心的春节了，因为新的一年将以节约开启，而非杀戮。”英国《卫报》打趣道，以往春节常常是大肆请客送礼、大办豪华宴席最多的时候，但政府严禁这些行为后，鱼翅、燕窝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均被明令禁止出现在菜单上。据官方统计，中国近期对鱼翅的需求锐减70%。
“要想感受中国反腐战役的热烈程度，有一个最好的试温点，那就是五星级酒店。”英国《经济学人》如是说，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在2013年，已经有56家五星级酒店主动要求降级以获“重生”。而这其中的原因正是政府大力杜绝奢侈之风。不仅如此，大城市里的私人俱乐部和大饭店的业务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在一年前开启，范围广阔而且具有持续的战斗力，可以想见，马年的“派对时间”将显著减少。报道援引全球房地产公司莱坊的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下滑了30%-40%。高端酒店不得不开始“大打折扣”自降身价来招揽大众消费者。
新加坡电视台报道称，春节期间，中国将豪华盛宴作为重点盯防的目标。这是继去年中央禁止使用公款购买月饼、鞭炮和新年贺卡后的又一“紧缩政策”。专家表示，这些措施绝不是浮于表面的，相反恰恰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北京，政府组织举行的招待会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降幅达到了70%。假日反腐
奢侈品
“别把赌注押在中国消费者身上”
除了“舌尖上的浪费”，很多奢侈品牌的收入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消费网站CNBC称，中国顾客或许正为新年送礼摩拳擦掌，但高盛集团表示，中国大陆的奢侈品商家或许无法从中获益，“近期的政策解释暗示北京正加大行动力度，尤其是加强监管和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
该集团在题为《别把赌注押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身上》的简报中写道，近期公布的反腐5年规划新增更多重点改革领域。从澳门赌场的贵宾室到大型餐饮企业和豪华手表，许多高端行业正遭受业务量大幅走低。高盛称，“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需求逐年下降且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德意志银行则表示，从时间和规模上看，中国政府去年的反腐措施均超出外界预期。该银行预测，中国奢侈品市场将类似去年约2%的速度增长，而在前年，这一涨幅为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已有迹象表明，中国这场反腐运动产生了效果。奢侈品如顶级箱包和手表，本已受到经济减速的冲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无人问津。
假日反腐
专家说
年关抓廉关国人春节消费新气象
“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可谓沉珂痼疾。”邓联繁教授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媒体对2013年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的梳理发现，贪污受贿案件中，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总数的31%，生动说明年关即“廉关”。中央高调并动真格反对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显示了中央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邓联繁教授称，春节期间，伴随着反腐之风，国人消费呈现出三少三多的新气象：从消费去处看，用于请客送礼即用于他人的消费少了，用于自己与家庭的消费增多了；从消费来源看，三公消费与单位福利明显少了，自掏腰包的消费多了；从消费风气看，奢侈消费现象少了，理性消费现象多了。
邓联繁教授表示，尤其中国官员，在春节期间，迎来送往的应酬与瞎忙少了，陪家人清静的时间多了；送礼收礼的少了，廉洁过年的多了；盲目攀比的少了，低调务实的多了。
假日反腐拒绝一阵风应变成持久战
邓联繁教授表示，假日反腐对于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来说十分必要。“我国是人情社会，节假日是你来我往、联络感情的良机，也是糖衣炮弹袭击官员的高发期。同时，从节假日这样具体的时间段入手反腐败，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让人民群众直观地感受到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这点尤为重要。”
但是邓联繁教授也同时指出，目前还有不少人受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纠结于要不要在节假日送礼，担心不送影响自己的前程与利益。对此，要加大现代廉洁文化教育，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在中央的高压下，腐败有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需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提高违纪代价，形成巨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很多群众担心节假日反腐是“一阵风”，忧虑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既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歼灭战”，又要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打赢“持久战”。本版文/记者黎史翔
第五篇：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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