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政府片论有感

第一篇：读政府片论有感

著名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是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他出身于律师家庭，一生主要从事著述和政治、法律改革活动。《政府片论》是边沁最早发表的一部著作，也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将功利原则运用于政治思想领域的著作，因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该书在形式上是批判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诠释》一书的。《诠释》出版于1765至1769年间，是对18世纪中叶英国法律的系统阐述，在英美两国曾被作为大学课本。边沁认为，布莱克斯通对法律的叙述，至多不过是说明法律的现状，实际上是在阐述的伪装下为现状辩护。而法理学的真正职能是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目的在于求得改进。这种批判的标准只能由功利原则提供，即只能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去判断是非。功利主义是边沁学说的中心，而从该种理论出发，他提出了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的观点。

他通过对该书的批判，对17、18世纪启蒙学者所普遍主张的社会契约论、自然法学说提出异议，认为这些学说都是一些已经过时的“虚构”；进而从功利的原则出发，对主权者的权利的性质、来源及其可能采取的形式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主权者是具有确定性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许多其他的人习惯与对他们表示服从；主权者的权威是无限的，不受法律的限制；主权并非产生于契约，而是产生于服从的习惯，当人们习惯于服从某个人或某个机关时，这个人或机关便具有了政治权威，即成为主权者；人们之所以服从主权者，是因为服从的利益大于不服从的利益。他否认有过什么自然法，认为法律不过是主权者的意志而已。

《政府片论》这本书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序言、导言、政府的形成、政府的形式、英国宪法、最高权利制定法律的权利、最高权利制定法律的义务。作者首先在序言里全面评论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诠释》一书，而后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有条理地阐述了对《诠释》一书导言中关于政府问题的一般理论。作者认为，“道德方面的改革”，应该“与自然界的发现和改进相呼应”，而在“认为道德界已经再没有任何可发现的东西”的时候，人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大家普遍认同某一种看法，并且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存在于某个理论高度的看法就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也是无庸置疑的。边沁就是从这个理论角度出发，去“写出在我看来”“最严重的缺点，尤其是这个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他甚至把

《诠释》的作者看成是一个“敌人”，因为“这个人”（布莱克斯通）通过《诠释》获得了许多重视和赞美，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充满全书”的却是“带普遍性的不准确和紊乱”。

通读全书以后感觉书中语言比较诙谐，并且呈现出某些方面的嘲讽性。作者擅长通过先阐述其认为错误的观点，并且描述这种观点的时候往往采用诙谐的、貌似推崇的反诘的语气，而后再与自己的看法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布莱克斯通的观点是被置于被批判、被推翻的立场上的。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书中第二章的内容，即“政府的形式”问题，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一、边沁对对神学思想的否定

作者“惊讶”于《诠释》中神学思想的宣扬。他说，布莱克斯通“在神学中已经找到一种并不罕见的根源，即以其圣坛上的光辉去迷惑人，以其权威去吓唬人，以此阻止我们去探测他的学说的浅薄”。众所周知，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掀起了幡然大波，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倡用近代文化启迪人们的理性和智慧，照亮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以消除教会和贵族统治所散布的迷信与偏见。而边沁的《政府片论》出版于1776年，在启蒙运动已经兴起了半个世纪后，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强大了起来，因此对政治上的权力有了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边沁公然踏进统治者森严戒律的领地，并且毫不忌讳地说“最好是把它省去”，这是充满勇气和无畏精神。接下来他提出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用不可知的事物去解释不可知的事物”，这表明布莱克斯通在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然后在这里面运用想象提炼出了一系列模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都是围绕封建君主专制提出的。

二、尖锐地指出布莱克斯通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代言人

方面一：布莱克斯通在《诠释》中提到，作为领导政府的人，必须具有三种品质：智慧、善良和力量。在这里，智慧和善良是假定已经具有的，而剩下的“力量”，便是边沁要重点反驳的。“力量”在布莱克斯通那里所指是唯一的，即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是必须等待接受的一种品质。而产生矛

盾的地方在于，布莱克斯通在下文“谈到这种天资时，将其视为已经具备的，并且是那最高级的一个人即国王已经具备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神学已经把布莱克斯通带进了又一个误区，政治力量不是根据假设便可以具备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相反，它恰恰必须在政府的建立中才能够被创造出来，由人们把它授予那些候选人。在提出了这个观点以后，作者巧妙地运用反诘的语气论述到，如果这“是自然的力量”，并且“这种自然的力量是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那么除了要相信作者外，还得“进一步相信：一个社会中单个成员所具有的自然的力量，要比这个单个成员和这个社会其余所有成员加在一起所具有的力量来得大”。很显然，这种力量的对比是不符合现实的，而对比的结果恰恰是颠倒后的事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高超的论述语言，不是直白地戳穿《诠释》的漏洞，而是从反面去论证其错误，使得他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布莱克斯通稍后的叙述“君主政体是一切政体中最有力量的”、“政府的一切力量都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集中在君主手中”，我认为这两句话已经鲜明地表达了布莱克斯通的立场，边沁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他的这句话，揭露了其捍卫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统治阶级品质的真实目的。

方面二：布莱克斯通提出，“我们现在世界上”存在“几种政府形式”，而在它们之中“必然具有一种最高的、不可违抗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威”„„“这种权威掌握在一些人手中”„„“那些‘智慧、善良和力量的品质’，最有可能在那次恶人身上找到”。边沁认为，“他对历史提出一种离奇的看法”。因为在这里，他对所指的那些人用了“缔造者”一词，但是这个“缔造者”却没有具体的确指。这是其一。

其二，布莱克斯通提出了3种政府的形式。君主政体：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该国的一个人的手里；贵族政体：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某些成员手里；民主政体：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结合在一起的“全体”成员手里。从这个方面的分类来看，是具有某些现代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布莱克斯通却再次走进了其封建制度代表者的角色中。因为，在对这些政体形式的组成、优缺点等方面经过曲折的论证后他提出，当时社会的政体形式是“这三种形式造成的”，“具有这三种形式加在一起所具有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任何缺点；那些缺点都消失在“命令”一词上，或者甚至没有这个词，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作者的意图不适宜，所以缺点也就不存在了”。这种定义是让人迷惑难解的，布莱克斯通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论据，也没有统计数据支撑，他后来进一步提出的三种限制条件在三种政府形式之间的分配以及对其的推论更是导致了这个过程中主题的丢失。然而作者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破绽的存在。边沁在本章结尾明确提到“他”“随意地”“恭维贵族政体或君主政体”，这是很切中要点的，也是很大胆的。

综上是我对《政府片论》第二章“政府的形式”的一些总结和论述，通过发现布莱克斯通在论作中的一些错误，边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边沁在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一方面表达了当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力图从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利，因而强烈要求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呼声，另一方面反映出该阶级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心理。它表明这一新兴阶级已不再需要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学说。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边沁的一些理论（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张的法律体系改革都是受到边沁的鼓舞；而激起对法律、法律术语的定义和编撰法典计划的关注，也有边沁的功劳。

第二篇：读洛克的《政府论》有感

读洛克《政府论》通俗版有感

近日在朋友陪同下前往中关村图书大厦找几本书，无意之中看到了刘晓根编译的《政府论》，很是合心意。早已耳闻这本经典名作，读研时也曾翻阅过，只因为当时的翻译版本篇幅太长且艰涩难懂，终究只翻过几页随即束之高阁。难得有这么一群译者知晓诸如我这类人对此类书目的想而不敢的心态，以如此通俗化的形式，让我们能通读经典，而不至于让经典成为摆设。感谢作者的通俗化编辑，让我一气呵成地在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将其读完，甚是爽快。为了不让其读后感觉成为过往云烟，随即写下这篇读书心得。

洛克被西方世界誉为“第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是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第一人。“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家和伟大的著作”，随着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洛克的《政府论》应运而生，成为奠定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基础。

《政府论》分上下两篇，上部分是“破”，即驳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君权神授说和王位世袭论，这种理论以菲尔麦的《先祖论》为主要代表。洛克在上篇中，同样借用《圣经》，对菲尔麦依据的《圣经》依据，逐一攻破。

菲尔麦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人类并非是生而自由的，因此绝不能有选择他们统治者或政府形式的自由；君主享有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且是神授的，奴隶们决不能享有立约或同意的权利；一开始亚当就是一个专制君主，其后一切的君主也都是这样。其政治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是：一切政府都是绝对的君主制，因为没有人是生而平等的。在洛克看来，支持菲尔麦这些观点的论据都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他甚至没想到“菲尔麦作为一个英国绅士，居然会为奴隶制进行辩护”。通过引用《圣经》，洛克推翻了菲尔麦的理论基础，并证明：

第一，亚当并不如菲尔麦所主张的那样，是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明确赐予，享有对子女的支配权及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权。菲尔麦在不能以充分确凿地证明父权是“无限制的，也是不可能限制的”的情况下，任然坚持父亲或一个君主对于儿女或臣民的生命、财产享有绝对的、专断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洛克认为，菲尔麦不是出于理性和论证，而是因为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所以才如此地拥护君主制。

第二，即使亚当享有这种绝对的权力，他的继承人也无权世袭这种权力。菲尔麦在《先祖论》中提出两种君主权力转移的方法，“授予”与“世袭”，但实际上文中还能以找到一种转移方法“篡夺”。洛克从统治的基础“财产权”和“父权”不能赋予他的继承人任何统治权和支配权论证，建立在这两种资格之上的统治权是不能被继承的，更何况谁是亚当的嫡传继承人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因此，洛克认为，世界上的统治者不可能从亚当的个人统治权和父权得出其获得绝对统治权力的理论基础。

《政府论》下篇是“立”，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状态。人类社会最初是处于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平等的状态。自然法在自然状态中起支配作用。理性，也是自然法，教导全人类：人类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执行权属于每一个人，即人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但是这种惩罚权不是无限的，它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限度。

二、政治社会的起源。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以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以维持人的尊严。为弥补人类在单独生活时必然产生的缺点和缺陷，人们自然地走到一起，共同生活，这就是人民最初联合起来形成正式社会的原因。”自然状态的缺陷主要有三种：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制定的、稳定的、人所共知的法律，作为人们共同的是非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纠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他得到应有的执行。因此，人们愿意放弃其自然赋予的自由并通过社会契约同其他人联合组成共同体，结合成一个国家。将这种惩罚权力交由中间被指定的人专门行使。但是这种惩罚权力并非可随意使用，而是要按照他们授权代表一致同意的规则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起源。

三、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财产。“人们联合成为国家，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一个人只要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这个东西就掺进了他的劳动，即掺进了他自己的东西，因而这个东西就成了他的财产，他就对这一自然之物享有排他的所有权。财产权的限度，由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消耗能力作了恰当的规定。只是随着货币的出现，事物的真实价值就被人们的超过需要的占有欲改变了，但是只要他不曾侵犯他人的权利，他的财产范围就不算超过正当需要。而政府则以法律规定财产权。正是为了让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人们才甘愿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把他们嫁给政治社会，由立法机关按政治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及自由和财产的动机。

四、法治与分权。政治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不是全能和无限制的，它不能超越公众福利需要的范围。国家应当依照既定的、稳定的、人所共知的法律，而不是依照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政治社会的同意是法律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凡由最高权力制定的法律都是圣神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要服从它并受它约束。国家权力有三种：立法权、执法权、对外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任何人的命令，只要没有公众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不具备法律效力和强制性。但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地专断的。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如果一人同时享有立法和执法权，他就会有很大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他人的个人权益。因此，立法权和执行权应该是分立的。

五、人民主权与解体。当委托人辜负委托时，委托人就有权收回委托。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人民不会轻易想摆脱他们旧的组织形式，相反，他们有不愿放弃旧制度的倾向。但是如果统治者滥用权力，并且这种对人民的财产破坏带有普遍性的时候，人民就会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的统治。

洛克的《政府论》成为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辩护的理论基础，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私有财产圣神不可侵犯、法治、分权、人民主权等理念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政府论》至今被学者们视为可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媲美的政治学经典

第三篇：读《改革政府》有感（定稿）

读《改革政府》有感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对一本书做过这样的评价：“美国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这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这本书就是美国著名的“进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维·奥斯本（David Osbrne）与特德·盖布勒（Ted Gadbler）于1992年合作出版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政府“企业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政府组织思想。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企业化”为背景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之中。所谓“政府企业化”，是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改革政府机构中的公共管理部门，重塑政府形象。建立企业化政府要求政府有新的理念、新的运作模式，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就是为美国治理政府痼疾，重塑政府功能与形象开出的一副良方。

奥斯本和盖布勒是在深切感受到现行政府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的。他们首先肯定政府的存在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运作。现在的政府官僚机构既庞大又集权化，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刻板而且无人情味，这既是政府的形象也是政府的本质。即使是最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在掌管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半年以后，“其行为也会变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争权夺利的政客一样”。这样的政府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只是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因而，留下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奥斯本希望用他们所展示的新思维、新范例，来打开尚未打开的一扇扇大门——美国政府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僚机构，以彻底发动一个范例的转变。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政府体制问题，他们批判的矛头所指并不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现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设计出的那种中央集权、层次繁多的政府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就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的，那么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反之，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官僚主义行为的，则几乎任何企业家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他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对政府体制的改革，把那些有才能、立志献身的大多数政府公务员从他们所受制的陈旧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释放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奥斯本和盖布勒对传统官僚体制的改革是通过十项原则进行的：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二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三是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四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五是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六是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政治官僚的需要；七是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八是有预见力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九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虽然这本书在1992年就已经出版了，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对当今我国政府的不断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现行政府的工作是由许多计划和方案组成的，政府官员也大都习惯于按计划行事。但计划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它受选民而不是顾客推动；它受政治而不是政策推动；它倾向于创造分裂的服务系统；它不是自我改正的；它难得寿终正寝；它很难达到为取得重大影响所必须的规模；它通常运用命令而不是奖励手段。因此，政府的公共管理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和依据，运用市场机制达到公共目的。但要明确的重要一点是，如同政府存在着缺陷一样，许多市场也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这也就是说，企业家政府所建立的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按计划行政的政府模式，也不同于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政府模式，而是一种兼具二者优势又弥补二者缺陷的第三种政府公共管理模式。

在本书的第三章：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我认为，政府之所以没有商界那样富有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它是采取垄断方式而不是采用竞争方式进行管理活动。与垄断相比较，竞争具有许多好处：竞争提高效率，即投入少而产出多；竞争能提高组织成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取得较好的结果，增强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由此看来，竞争是促进改革的永恒动力，但政府通常缺乏这种动力。因而政府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引入竞争机制，改善行政管理。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付机构陷于瘫痪的官僚主义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对竞争进行必要而合理的管理。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打破政府的垄断，将公共服务行业公开化，市场化。竞争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迫使公营或私营的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求做出反应、有效促进革新、提高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现在教育的私营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私立小学与私立中学。他们的生源还很好，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因为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看到了，教育的提供如果全由政府来承担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是不适应市场化发展的，私立学校的建立其实是市场化竞争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好处，教育质量比起全部有政府办学校的时候有了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学校竞争使得当地整体教育水平有了提高，这是私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博弈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教育的成本有了提高，也就是说竞争机制的引入提高了教育的质量但是也抬高了教育的门槛，这便提醒了我们，引入竞争机制，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私营经济办并不是万能的，还有有一些工作，有些产业不能由私营经济来完成的，比如典型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一些事业像医疗和社会保障。原因是很简单，私营经济在经营过程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这就难免在提供一些公共产品的时候出现公平的缺失，使得居民在享受这种产品受到限制，这显然有悖于政府应有职能的。换言之，竞争是必须的，因为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私营

经济迅速地夺取了供应组织的市场份额，如果不竞争，我们的公营经济就会停滞，会萎缩，直到剩下那些别无选择的只有利用公共服务的顾客。但是我们的政府也要学会把握一个度，该自己做的事如果交与私营部门则会使自己的境地更尴尬，更会被时代多摒弃。总的来说，在整本书的阅读中我们还是能清楚感受的到作者的主旨就是向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维去思考，去探索政府改革之路，而这种思维是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线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与方向。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确实有着太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他们在解决麻烦和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一个新思维，一个新范例来引导改革向。

最后总结：不能拥有一个企业一样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企业家的精神，因为这样的新思维会引领我们打开政府改革的一扇又一扇大门。

姓名：黄方盈

学号：7101310049

班级：公共事业管理102班

第四篇：读《改革政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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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改革政府》有感

作者：朱静

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13年第01期

美国人戴维·奥斯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写了《改革政府》，作者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只要政府官员有事业和创新精神，是可以严格按照预算来投入公共服务与设施，为广大公众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无论是在学校、贫民窟，还是在环境卫生治理等等方面都大有可为，而且削减税收、提高服务机构效率也是可为可行的。

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受委托主持美国的政府改革，大部分思路来自此书。其实，政府官僚主义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书中这些改革途径都是很值得其他国家和地方参考借鉴的。

书中阐述了政府在以人民为重的指导思想下，注重自身的运转效率。其中收入获取方式多样化、支出合理化及支出效果化等问题，是保证政府有效运转的基础。其中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论政府的大小而力求政府的效率，不强求政府做什么而着眼于政府怎么做，不纠缠征税多少花钱多少而讲究适当征税花钱得体，不辩论政府办事的动机而着重政府办事的后果。”书中也谈到了美国当年所遇到的“突击花钱”的问题，如果到了财政结束时，主管们还没有把钱用光，就会产生两种情况，即他们会失去结余下来的钱，还有，第二年他们得到的钱会减少，于是就产生了财政结束前，政府突击花钱的***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维塞利亚市就进行了改革，允许各部门保留各自的结余，这样不仅消灭了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也鼓励了各主官节约开支，也是让各主官像所有者那样来考虑问题，“如果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会这样花销吗？”

这本90年代的著作，来自于对美国政府改革的探索，也指导了美国政府的继续改革。如今10几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也到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对中国而言，哪种形式的政府将更高效呢？也许恰如戴维所说的，他们的结论具有全球意义：企业家精神。

从戴维的这本书里，我们多少会借鉴了一些改革思想。虽然本期讨论“突击花钱”，但各方也都在打圆场，认为“年底突击花钱不违规”。可是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只是拿“不违规”进行辩解而已，既是不违规，也不能说没有问题、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年底突击花钱虽不违规，但与均衡预算执行进度相比较，违规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给产生违规提供了土壤。如果财政预算支出执行都集中到了年底，在年底很短时期内要花掉较大财政资金，就可能存在一些机构花掉不必要的资金，购买不必要的项目，甚至弄虚作假虚列支出项目套取财政资金，也可能想法设法套取财政资金用于职工年底福利支出等。最起码，年底突击花钱给违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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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就应该花的高效，花的公开透明。不能拿“突击花钱不违规”这个低标准来要求，更不能拿日本等国也存在突击花钱作为样板示范，何不拿美国高效率、均衡预算支出来作为对照呢？

第五篇：读两论有感

追求心灵明悟的幸福

——读“两论”有感

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研读过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论》。之所以对这篇文章感兴趣，一者是因为当时政治课上老师对此有所介绍，于是寻本溯源，在网上找来原著用心体会；再者也是因为打小就对哲学很喜欢，《矛盾论》中的思想使我生出许多感悟，收益良多。这次集团公司团委组织的活动，不仅给了我重读《矛盾论》机会，更让我有机会一睹《实践论》的风采，《实践论》中所包含的核心思想，课本上也有交代过，可抽掉水的水果失去了很多风韵，同样并不可口，而阅读原著确是与原作者精神对话的最好机会。经过这次阅读之后，细细咀嚼，细细品味，收获了很多，特别是在对“两论”统一的理解方面感觉豁然开朗。不仅丰富了自己，提高了境界，也重新激起了我对哲学问题的思辨习惯，想说的话很多，就从哲学说起吧。

从来不敢妄称自己懂哲学，只敢说是喜欢。在我看来，哲学这门学科是很神奇的，且并不深奥，与工具型学科不同，虽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却可以雕琢人的思想。而且哲学并无是否学会这种说法，不论经过多少深入的研究，获得了多少领悟，直到以为触碰到了世界的本源，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了。这时阅读一本其他学派的著作，或是经历一些从未经历过的事，亦或只是看到某个场景，听到某段音乐，都有可能动摇你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人生的理解。是了，我们的思想中，只有相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人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与人本身认知的局限就是一对矛盾。这其中的认知局限，包含很广泛：比如你站在分钟的角度看待某个问题，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而你站在世纪的角度看待问题，你会得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更不用说是站在人类史或是自然史的角度了，此是为时间上的局限；相同的，站在所在城市中得出的结论，一定不同于周游世界的结论，而它们也一定不同于踏遍宇宙所得出的结论，此是为空间上的局限；你考虑到了一件事物的两面与考虑到事物的四面所得出的结论，也一定有所不同，此是为视角的局限；而你的结论也一定取决于你对此件事物知识的丰富程度，此为知识面的局限。因此，时间、空间、视角、背景知识等等这些影响你认知的因素，都会最终影响你能够获得的所谓“真理”，而当这些因素变化的时候，你获得的“真理”也会随之变化。但即使当你站在了整个时间长河角度、站在了整个宇宙及其外部的空间角度、包含了各种方面的全面思考问题、并且拥有了一件事物所有的背景知识的时候（当然这对于现在的我们显然是不可能的），经过你缜密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所谓的真理么？就可以据此解决所有的问题么？我认为不是，你站在整个时间角度得出的真理，不一定就能解决其中一天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你站在整个宇宙角度得出的真理，也不一定就能解决其中一个房间中所发生的问题。所以，绝对的真理是不可能达到的。（这点与自然科学很像，而哲学其实就是思想科学）但是，绝对的真理并不是不存在的，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说：“无数相对的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是哲学。

那么，学习哲学的意义，到底在于什么？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刻刀。矛盾是不可完全消除的，但我们可以转化矛盾。我们通过学习和实践并减少自己的认知局限，就可以缩小与绝对真理的差距，获得相对于过去认识的相对的真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充实了自己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锻炼了我们的思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的一生可以是短暂的，但是人一定要过的充实，人并不是为了物质而活着，也不是为了要被别人记住而活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追求一种思想上的幸福，有的人为了别人奉献人生的一切，因为这就是他的幸福；有的人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而失去生命，因为这就是他的幸福；毛主席为了解放旧中国的劳苦大众而奋斗终生，因为这就是他的幸福；马克思为了全人类的思想进步而思索社会的本质，因为这同样是他的幸福；所有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都在追求着真理，因为这是他们的幸福。难道透视生命的真谛，了解万物的运行规律不是一件让人莫大幸福的事么？头脑清明难道不比浑浑噩噩让人感到幸福么？哲学就是追求心灵明悟的幸福，这就是学习哲学的最大意义，一套从头到尾的思辨做下来，虽然精神疲惫，但念头通达，有所领悟，你就是幸福的。进一步说，哲学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事半功倍，比如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之后，遇到问题时，就可以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而往往能看到问题的主要矛盾时，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再靠实践完全解决。这样做，比起盲目尝试强的太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泽东思想，对于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大有裨益的。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思想上更不能落后，要时刻牢记肩上的职责，牢记我们的伟大使命，多看多听多想，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充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