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房屋拆迁情况的调查报告（推荐）

第一篇：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房屋拆迁情况的调查报告（推荐）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房屋拆迁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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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对21世纪中国农村的美好构想,是对“三农”问题重视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广大农村农民对未来美好生活强烈的希望和热切的憧憬。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缩小城乡差别, 目前农村的整体面貌因法律、政策上的关注不够, 使得农民的实际利益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因此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必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二是“ 三农” 问题的困扰, 尤其是农村仍然存在着廉价夺地、强制拆迁等严重侵犯农民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 农民没有更多享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 有必要让中国大多数人享有这种喜悦； 三是只有农民真正富裕了, 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完成。然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要改变目前农村“ 脏、乱、差” 的局面, 这势必要涉及农村房屋拆迁等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新兴的农村改造尝试, 国家还没有太多的现成经验, 也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 需要在实践工作中慢慢探索。如何将我们在城市拆迁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指导我们在新农村建设的拆迁, 避免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 从而促进农村的发展建设, 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局面, 是值得 研究和探讨的。

调查案例：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苗安乡三里赵村拆迁现状分析

三里赵村有居民220户，人口1102人，村庄占地面积1000亩，房子建设较为混乱，村内树木池塘较多。自2009年村干部就动员大家开会，说村里很快就要搬到公路边，到时候集体盖新房子，出行也方便，另外可以节约近700亩土地作为新垦农田。

大家抱着非常期盼的心情等待着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谁知这雷声大雨点小，到了一年之后，2011年初才有上级有关部门人下来测量房屋，如此有不同的几批人测量了三遍，最后村干部说过年的时候就要开始盖房子，可是大部分村民对赔偿标准不满意，再加上时间的拖延，建材价格及施工价格都涨了近一倍，因此有人提出抗议，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又过了半年之久2011年末，说赔偿标准有变化，涨了一部分，后来又有人过来测量，最后近一半人都签了字。可是村干部说修桥、下水道等基础设施的钱还要老百姓集资，最后大家不同意了，说县里拨的钱就包括那些了，不够是因为被乡里及村里扣留了。最后桥都修好了，还是不能够搬的动。一些家庭有孩子结婚的则就闹着要搬，说不搬就自己在原来的老房子上盖屋，可是乡里不给建房证。有人经常向市里找相关部门要说法，最后拖到现在。

大家都持观望态度，要求上级部门给予合理的赔偿。有些人后悔说，三年前盖房子的话，自己家的钱都足够了，可是现在那些钱再加上补的钱还不够盖房子的，建材价格的上涨，工钱的上涨，让百姓深深忧虑，对盖房子都持不积极的态度。村里大部分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基本上都会来，因此拆迁的成功与否又要拖到了。

案例分析

一、新农村建设拆迁过程中凸现的几个主要问题

从新农村拆迁建设涉及的主要主体方面考虑, 主要有拆迁户、政府和基层地方组织。究其自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凸现的问题。

(一)拆迁户可能陷入新的贫困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房屋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财产。对农民来说, 土地和房屋是他们的全部家产, 是生命线, 是最不能逾越的红线。而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用一辈子的积蓄盖房甚至用一生的时间来偿还盖房的借款。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急于搞大的拆迁和样板工程, 不仅没有改善当地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 反而带来了新的农民负担, 陷人新的贫困, 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 防止农民陷人新的贫困, 谁来买单, 是个关键问题。其次, 许多农户对其未来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期望值比较高, 认为新农村建设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一味的想依赖通过拆迁安置彻底解决住房困难, 有的拆迁户甚至在拆迁前想方设法违法自建房以期得到更多的补偿, 但由于是违法建房, 非但得不到预期的补偿, 反而损失一大笔资金, 使自身陷入新的资金危机。

(二)新农村建设可能成为政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地方政府在政绩和利益的驱使下, 以美化农村为名, 轻易地动用政府权威, 在一些尚不具备建楼房的地方进行大肆拆迁、改建。尽管农民户住进新建房后, 村容确实出现了“新面貌” , 但农民的生活质量非旦没有改善, 反而成了欠债户, 变得更加困难。在西部一些村容改造后的农户家里, 除了床铺、衣物和厨具外, 其他什么也没有。大拆大建完全不顾及农民真实的想法和切身的利益, 是对新农村建设的严重曲解, 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在作祟。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片面地只注重新农村外表和形象, 而应实事求是的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从实际出发, 把农民致富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摆到首要位置, 从而使新农村的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又一个惠及老百姓的成果, 而不是政府的形象和面子工程。

(三)地方基层干部可能滋生腐败

多年来, 对农村的改革很多, 但多数农民和农村并没有多大变化, 国家巨额集中投人做一件事情, 但是从中央到乡村, 战线太长, 中间环节太多, 路途消耗太大。每年几千亿投入, 到了农民那里就寥寥无几,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腐败的滋生源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原来中央好的构想, 改革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政策, 到了省、市、县、乡镇、村层层走样的情况并不为少。如果在新农村拆迁建设中出现层层腐败, 那么, 党中央、国务院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全面实现建设农村小康的目标就会流于形式。因此我们要警惕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 警惕某些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发“土地财” ； 警惕某些地方政府、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的拆迁补偿款、安置补偿费以及统一建设新农村的资金上获取暴利及滋生腐败；警惕因职权和裙带关系有可能出现“穷人新房住不了 , 富人有房更多房” 的现象。

二、新农村拆迁中问题解决途径的建议

我们知道城市拆迁中已经出现了各种的“ 强拆”、“权拆” 等不和谐的现象, 这一点可以启发我们再度思索这样一些问题: 新农村建设拆迁中怎样保障农民利益, 利益纠纷应采用怎样的办法解决, 政府部门和基层单位组织的角色如何定位, 农民拆迁户何处安身, 怎样维护农民拆迁户的利益?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漠然, 置之不顾。因此在这个复杂的拆迁过程中, 如何“好”、“ 准”、“ 快”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成为迫在眉睫函待解决的问题。

(一)操作规则透明化

拆迁补偿资金及时到位, 保证农民有钱建房；异地安置补偿资金到位, 由县(市)统筹安排, 保证总体规划建设需要;在征迁工作中, 市征迁办严把征迁资金管理关, 采取“ 封闭运行, 全程监控”的方式进行监管, 按时拨付征地拆迁工作经费, 主动参与有关征地拆迁特殊性问题和遗留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 减少施工单位与当地群众的摩擦, 使补偿资金及时足额直接发放到征迁对象手中。拆迁, 旧貌方可变新颜, 这应是皆大欢喜的大好事。办好了是大好事, 但办事不得其法, 就会出现纠纷。所以, 制订必要的办事规则、操作程序, 非常重要。

（二)村庄规划合理化

规划是新农村建设的龙头, 因为科学规划是前提, 没有科学规划, 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以至造成新农村建设新问题, 同时要尊重客观规律和农民群众的意愿, 科学编制试点建设综合规划及专项规划。并坚持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不搞一刀切；要突出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要量力而行, 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 不能盲目攀比, 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同时用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指导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体, 这一社会特征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准则, 必须相信他们, 依靠他们, 在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制定发展规划, 还是先做哪些、后做哪些, 都要以他们是否赞成和拥护, 他们是否得到利益和实惠, 他们是否过得更好、是否幸福为实施、评价、监督和矫正的标准。

(三)拆迁安置的人性化

在规划新村的过程中, 不要乱拆农民的房子。农民的房子是私有品, 农村的农民多数处于低收人阶段, 一旦安身立命之地被抽掉, 其生活必然雪上加霜, 他们不愿迁出原有住房实在有情可原。但从新农村建设的大趋势看, 农村中旧房民宅被拆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有权利对不公平不合理的补偿讨价还价, 对搬迁到何地可以提出疑问；政府和基层单位必须考虑尊重良众的利益, 进行合理的拆迁补偿和安置。在规划建设安置点时, 动员拆迁户到乡镇建房, 到现有规划点上建房；同时要求拆迁户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房, 确保把安置点建成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建设安置点方面, 以方便拆迁户生产、生活, 遵循群众的意愿为宗旨, 选择在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地点建房。唯有如此，城市中出现的强拆强迁事件才不会在农村中重演。

(四)政府基层单位规范化

在新农村房屋拆迁中不能重蹈城市拆迁的轨迹。众所周知城市拆迁中政府和拆迁人, 行政行为和商业行为经常交织在一起, 导致政府职能和角色界定不够清晰或者政府有意越界, 从而将自置身于纠纷的漩涡中而进退失据。一些地在土地开发和拆迁立法、执法和行政过程中, 都渗透了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 不尊重普通居民的财产权和基本利益, 房屋如何拆迁, 补偿如何计算, 居民如何安置都只能拆迁方说了算, 拆迁户只能被动的接受, 他们能够从中受益。目前我国的农村建设拆迁尚无经验可循, 拆迁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拆迁该如何执行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政府基层单位应该树立“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各级领导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的认识要到位,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以让农民比过去生活得更美好和幸福为目标。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使其走上法制的正轨。

(五)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化

我国城市拆迁虽然尚未有专门的拆迁法, 但各地颁布的条例、办法以及根据最新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新农村建设才刚刚启动, 大的方针政策是不允许大拆大建的, 同时应贯穿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未出台相关的新政策, 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有的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办法。例如: 北京市政府令第124 号《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第148 号《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等。其中在第124 号文件中有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拆迁人实施拆迁, 以本集体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安置被拆迁人的, 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 可以按照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安置, 也可以结合被拆迁人家庭人口情况安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要形成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有了好的体制机制, 不仅可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土地非法行为,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果, 同时通过法律的手段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务工之后, 农业和农村改革的第四次浪潮。但是这种以政府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它涉及的是农民的切身利益, 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房屋拆迁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拆迁过程应遵循“ 以人为本, 以民为先” 的原则, 政府部门应尽可能的做通、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 让他们愉快的接受拆迁, 并且政府部门应当将拆迁可能产生的利弊告诉给拆迁户,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拆迁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发展理念、政策措施、规划起点、体制创新等方面, 要进行合理拆迁安置； 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总结经验, 调整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 以尽可能的不伤害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前提, 维护群众利益为宗旨, 减少拆迁纠纷问题的升级, 从而使新农村建设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任务和目标的早日实现。落实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 让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内容, 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篇：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消防工作的调查报告

一、当前农村消防安全状况

XX市地处XX省西南部，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辖八县一市三区，人口730多万，是XX的农业大市。近年来，农村火灾呈现上升的趋势，导致许多村民流离失所。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农村消防安全状况确实非常严峻，存在许多极为普遍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火灾隐患突出。大多数农村为农民自发建成的村寨，缺乏整体规划，建筑物耐火等级低且防火间距严重不足。尤其在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大屋场是以六、七十年代的土木泥瓦房为主，有的还是纯木质结构，且房屋之间的间距极小甚至没有间距，万一发生火灾，极易形成火烧连营的局面。还有一部分农村用柴草烧火煮饭，导致房前屋后、室内灶间都存有大量的柴草，每逢收购季节，谷物堆垛密集，大大提高了火灾发生的几率。另外，还有的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擅自开设小作坊和小旅馆、小饭店、卡拉ok厅、农家乐等公共娱乐场所，必要的消防设施方面也没有配备，甚至连灭火器都没有一个，埋下了很多先天性的火灾隐患。

(二)消防意识淡薄。近几年来，尽管农村消防工作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很多农村在注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很大程度地忽视了消防工作。归根到底，主要是因为村民的消防意识淡薄。一是对消防认识肤浅，大多数群众只狭隘的认为消防工作就是打火，没发生火灾的时候，就不需要消防，有的还不知道火警电话是多少;二是平时不注意防火，如烟头乱丢、用火管理不严、私自乱搭乱接电线、铜丝代替保险丝使用、电器和燃气使用极不规范等现象较为普遍。

(三)消防设施落后。尽管近年来农村消防设施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总的来看，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步伐。大部分乡镇没有制订消防专业规划，甚至有部分乡镇连城镇总体规划也没有制订。这就造成了消防工作与城镇建设不能协调、同步发展，消防队伍、公共消防设施等基础性建设滞后，欠债严重。再加上缺少消防水源，缺少消防机动泵、水带水枪等消防装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起火后只能用锅桶瓢盆等作为灭火运水工具，最原始的灭火方法致使许多火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扑救，小火常常酿成大灾。

(四)消防力量薄弱。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公安消防队最多设在县城一级，特别是一些偏僻乡村离县城距离遥远，道路路况差，一旦发生火灾，远水难救近火，公安消防队不能及时到达而无法将其纳入保护范围。而广大农村的多种形式消防力量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甚至有的地方没有成立任何消防组织，发生火灾后往往惊慌失措、各自为本，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灭火力量。再加上年轻力壮的农民大部分外出打工，家里留下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扑救火灾的力量就更加薄弱。

(五)消防组织虚无。以前，我国的消防工作重心一直集中在城市，农村消防监督管理力度不够。再加上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农村消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建立健全农村消防安全管理机制，没有认真落实农村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制，致使部分农村消防工作管理薄弱，工作停滞不前。有的地方挂了块消防工作招牌，只是形同虚设而已，没有人员开展和落实消防工作，有的甚至出现“无固定办公场所、无专业专职人员、无业务经费、无组织活动”的“四无”现象。

二、农村火灾形势严峻的原因

对农村消防安全现状进行分析，农村消防工作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消防经费严重不足。目前，许多农村的经济发展步伐缓慢，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作物和外出务工，其生活条件改善的程度还不是很大。因此，村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消防工作中来。而地方财政极为有限，针对农村居住较为分散的状况，不可能财政拨款组织专门的农村消防监督队伍开展消防监督检查，也不可能投入经费购置消防设施和装备，更不可能投资为村寨建设消防队(站)。

(二)宣传教育力度不够。由于现役消防编制有限，公安消防力量面对城市消防工作都力不从心，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到广阔的农村全面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新闻媒体的消防宣传在农村也受到限制，除了电视宣传在农村有一定的效果，电台、报刊、网络在农村的延伸暂时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不会达到预期宣传效果。另外，村民文化素质的局限性也影响了消防宣传的作用。多种原因束缚了农村消防宣传工作，导致小孩玩火、开荒烧山等引发火灾的行为屡禁不止;一些村民在小集镇开设公共娱乐场所，根本不知道还要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验收这道程序，导致许多火灾隐患没有

及时发现和整改。

(三)消防责任意识不强。由于大多农村距离城市较远，有的政府领导对农村消防工作的责任意识离工作要求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其工作重心在于经济建设中，对农村消防工作有所忽视。目前，农村消防工作基本是在村、镇干部的领导下由村民自身来完成。尽管县市的火灾情况统计来看数量不容乐观，但单个村镇每一年发生的火灾次数相对较少，所以村、镇干部的消防责任意识自然淡化，村民更加无所谓了，认为万一碰上火灾只是自认倒霉，有的甚至还对隔岸观火颇有兴致，处于一种麻木状态，长期抱着侥幸心理，根本没有防范未然的思想准备。

三、加强新农村消防工作的思考

俗话说“致富千日功，火烧当日穷”，所以，加强和改进农村消防工作，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而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消防工作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实施群策群力、群防群治这一战略决策，必将推动农村消防工作稳步快速向前发展。

(一)建立健全农村消防安全管理机制。要积极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把农村消防安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计划，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管理、责任、保障、考评奖惩机制。村民委员会、驻村企业及各种经济组织应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配备专(兼)职防火人员，组建义务消防组织，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开展消防宣传教育，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和巡查，消除火灾隐患，提高自防自救能力。综治、公安、发改委、民政、财政、建设、农业等部门应按《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消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公安消防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指导农村基层组织和公安派出所落实责任，建立健全消防组织，制定工作措施，努力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村民群众共同防范”的农村消防工作机制。

(二)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灭火救援体系。要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消防工作原则，大力发展多种形式消防队伍。人口数量多、经济发展好的建制镇可以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配备消防车等专业灭火装备，定期组织灭火演练，掌握火灾扑救技能，还可以协助开展消防宣传、消防培训和防火安全检查，实现一专多能，一队多用。其他乡镇可以因地制宜依托村民委员会、民兵、治安联防等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志愿、义务和村企联办消防队伍，采用简易消防车、拖拉机安装水罐等形式，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以适应扑救农村火灾的需要。要让每个村寨都配有消防机动泵和配套消防器材，建立村村联防、片区协同的农村灭火救援机制，一旦发生火灾及其它灾害事故，及时联动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三)努力改善消防基础设施和消防安全环境。一是要落实小城镇消防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要将村民住宅及乡镇企业的消防安全布局、消防通道、消防水源建设纳入乡镇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中，结合乡村道路、能源、水利建设、农村电网改造等村镇建设和改造，使消防水源、消防通道和消防通讯建设与之同步实施。二是对以易燃建筑材料为主体、房屋连片集中、火灾荷载大的乡村，要有计划地实施改造，从根本上改善消防安全条件和村民生活环境。在建设新村以及新房时，要按照消防要求使用不燃、难燃材料，并留出防火间距，逐步提高农村建筑的防火抗灾能力。三是要加强市政消火栓和消防水源的建设。设有自来水管网的乡村要在主要道路上设置消火栓，配备消防器材，同时要发挥农业灌溉机械在灭火方面的作用，实现一机多能，缺水地区要修建消防水池，确保消防用水。

(四)全面提高消防安全意识。要加强对农村火灾隐患的整治，首先是加强消防宣传力度。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作用，广泛发动新闻出版、民政、农业、司法、教育、文化、旅游、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力量，将农村消防宣传教育纳入普法规划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以及中小学素质教育、创建文明村镇、评选文明户等活动之中。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富有实效的消防宣传教育，要利用群众集会、祭祖、庙会、墟日等村民群众人员流动大的时机，开展消防自护教育活动，使农民群众掌握最基本的灭火和逃生技能。并发挥乡村夜校、文化站、宣传栏、宣传板报和乡村广播等宣传阵地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对村民开展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倡导科学的生产、生活习俗，指导农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提高人民群众识灾防灾能力。其次是强化派出所的消防工作职责。公安消防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积极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消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消防基层基础工作，要促进派出所严格履行职责，坚持依法治火，落实分级管理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农村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和派出所民警的消防培训工作，指导其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三是要强力推进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推动乡镇政府、派出所对公众聚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和乡镇企业等重点方面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特别是要整治“三合一”场所、“城中村”火灾隐患，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同时要组织村干部带领村民自查自纠，发动广大村民清理户内柴草垛和搭接不规范的电线，治理违法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利用农田水利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农村消防水源，有效改善农村的消防安全环境，有效地防止“火烧连营”、烧村毁林的恶性火灾发生。

综上所述，农村消防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总要求，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以提高农民消防安全素质为基础，以落实农村消防安全责任制为主线，以提高农村火灾防控水平为目标，加强农村公共消防设施规划和建设，推进农村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

第三篇：关于房屋拆迁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房屋拆迁问题的调查报告

院校：聊大外院 专业：对外汉语 班级：2011级12班 学号：2011201000 姓名：董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这期间城市房屋拆迁也向着规范化、人性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1991年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城市房屋拆迁行为开始受到行政法规的制约，公民财产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更全面地规范拆迁行为。在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的同时，我们看到城市房屋拆迁带来的纠纷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就其原因是条例的某些方面出现了漏洞和不合理，主要表现在：

（1）和《宪法》的精神根本抵触。也就是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违宪的。城市房屋拆迁从政府管理角度讲是属于市政建设的范畴，而从法理角度讲则是对公民个人财产的征收行为。2000年7月1日实施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也就是说涉及到公民财产征收的行为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才有权规范此类重大事项，排除了行政规章。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原《宪法》第十三条修订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这里所说的“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概念，即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是法律对征收私有财产行为进行规范的最基本依据。既然《宪法》有如此规定，那么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规范就应当通过在法律的层面上加以实现，但是实际上，房地产管理机构和房地产公司只认“拆迁条例”。尽管《物权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前者为上位法，后者为下位法，下位法应该服从上位法，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这个条例比“法律”还大。

（2）行政机构和该“条例”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剥夺。《宪法》、《物权法》这两部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对于公民和法人的财产给予了各样的保护。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却将这些保护化为乌有，因为该“条例”规定是否允许拆迁，并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愿，而是来自房地产管理机构的拆迁部门。如果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不能达成协议，房地产管理机构就可以裁决强拆。

（3）最充满强横和暴力的第十七条。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即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或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经过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或者人民政府裁决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很明显，这是对公民的房屋所有权的粗暴侵犯，因而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很多的暴力拆迁就是因为这一条实施的结果。

（4）被拆迁人的权利在拆迁流程中被逐一剥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本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之间的协议本来应该是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但是由于该行政规章赋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极大的权力，直接导致行政机构的强行介入双方，使被拆迁的公民和法人处于弱势的被宰割地位。拆迁人需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没有许可不能拆迁，而有了许可证，一切拆迁行为就合法化，就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这时并未征求被拆迁人是否同意的意见，行政机关即可向拆迁人发放拆迁许可证，拆迁人只要获得来自政府行政机关的拆迁许可，被拆迁人就负有必须签约的当然义务，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情愿。假如被拆迁人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拆迁人即可请求行政部门强制裁决；而一旦做出裁决，若被拆迁人拒绝执行，拆迁人即可申请行政或法院强制执行。由上可知，被拆迁人的权利在整个流程中逐一被剥夺。

（5）该“条例”只涉及到房屋征收，而没有涉及到土地征收。所以对于土地的征收没有任何补偿。《物权法》所规定的房屋征收必然导致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甚至房屋征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土地征收。因为，城市房屋拆迁，本质上是通过消灭房屋而获取土地，拆迁只是取得建设用地的方式。目前拆迁制度的另一个缺陷是拆迁补偿只涉及房屋，而不涉及土地或者仅象征性地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众所周知，拆迁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土地，对土地进行再次开发，而不是为了拆除房屋或占有使用房屋，即拆房只是取地的手段。

现行的拆迁制度只涉及房屋不涉及土地的重要理由是土地是国家的，房屋所有权人并不拥有土地或仅仅拥有土地使用权。但问题在于，拆迁人不是政府或国家，而是开发商，开发商就没有理由说房屋所有权人仅拥有土地使用权就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即使是由政府或国家出面拆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2条也明确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允许国家提前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对于划拨土地使用权，《国有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40条则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和城市规划的要求无偿收回。也就是说，政府只可以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而不能为了城市建设而随意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

事实上，被拆迁者的不动产财富中最重要的不是房屋，而是和房屋紧密相连的土地，土地的价值不被认可，不予补偿，被拆迁者即失去了最大部分的财富。暴力拆迁中的大部分深层原因是土地不予补偿造成的。而其中的土地也并不完全是国有土地，有一部分是“集体”土地，也就是农民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另外一部分是祖传的房屋，当年他们的祖先购买房屋的时候，是连土地也购买的，事实上当年购买房屋时主要的是购买的土地，而房屋常常被看成是地上建筑附属物。关于拆迁估价标准的问题： 估价标准是按照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的。该“估价规范”由建设部主编，具体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会同国内十个单位共同编制而成。经有关部门会审，建设部以建标[1999]48号文批准，并会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据称该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总结了我国开展房地产估价工作以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同时收集、分析、研究、参考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际评估标准委员会（IVSC）的有关标准和理论研究成果。但问题是，既然有如此一份“规范的”科研成果和规范文件，为什么却还会出现被拆迁人抱怨：“用被拆迁房的货币补偿款，在同地段买不到等面积的房屋。”，以至于发展为暴力拆迁，致使上访、自焚、命案连绵不绝呢？有人以为是评估机构与拆迁人串通一气，低估了被拆迁房价格造成的，但是实际上导致暴力拆迁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拆迁补偿价格计算方法和标准的不合理：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指出：“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指导意见》也指出：“房屋拆迁评估价格为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事实上，城市拆迁范围的房屋多为旧城区里的破旧房屋。房屋结构差，建成年代久，按市场价格评估，其价格都不会高。用评估价格补偿给被拆迁人，别说购买等面积的新商品房，就是购买等面积的二手房，其价格都还相差很多。用被拆迁房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作为货币补偿价格，并且拆迁人也支付了相应的搬迁补助费，看似公平的拆迁补偿价格的背后，实质上蕴含着实质上的不公平，极不合理。

拆迁给被拆迁人的影响：

l拆迁人没有补偿被拆迁人的土地费。

而房屋的价值很大一部分是土地的区位带来的价值，这是最大的不合理。这些房屋的土地有些是当年购买房产时附带的，有些是祖祖辈辈居住在此的农民，这些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动产。即使划拨的土地，按照公允的原则，也应该给予适当补偿。l由于搬家被拆迁户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

搬迁时邻里关系可能要被改变，原来彼此照应的关系也因此导致新变化；居住地点的改变导致要么放弃原工作，要么接受付出更长时间的通勤代价；孩子要么被迫选择新的学校，要么同样付出更长时间的上下学路途代价；市区较便利的商场、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也要被改变，而这些却都无法从拆迁补偿价格中得到赔偿，显然并不公平。因此，被拆迁人除了应获得被拆迁房屋以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的货币补偿价格及相应的搬迁补助费外，还应获得给被拆迁人造成诸多不便的赔偿，才是公平的。

l拆迁对被拆迁人可能意味着强迫消费高价住宅。在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般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是平等、自愿、等价的交易关系，交易双方都不受任何压力，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实施某种交易，该交易就不能实现。但是对于拆迁这一行为却是一方强买，另一方不得不卖的关系。根据现行政策，城市的某一区域一旦列入拆迁范围，拆迁就是不可逆转的。被拆迁人不能选择拆还是不拆，而只能在被拆后的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之间进行选择。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价格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只要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和手续并进行证据保全，拆迁人就可以申请强制拆迁。事实上在拆迁中，有很多甚至连相应的手续和证据保全的工作都没有做。

在城市生活的居民中还有不少居民的收入并不富裕，或许都拿不出钱来缴纳新建房与旧房建筑结构不同和新旧程度不同的差价款，或许只有少量存款但要用于小孩上学、老人治病等其他用途。如果这一部分居民所在的地段要拆迁，就逼迫他们至少要拿出新建房与旧房之间建筑结构不同和新旧程度不同的差价款来作住房消费，否则就无法在原处觅得一个栖身之地。旧房的建筑结构一般较差，建成年代一般较旧远，新旧房之间建筑结构不同和新旧程度不同的差价款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另外新建房无疑要考虑房屋的结构和户型要跟上时代的潮流，新设计户型每一单元的建筑面积就不会很小，而经济较困难的被拆迁人原来住房的建筑面积往往都较小，被拆迁人还要支付每一单元新建房比旧房增加的建筑面积的市场价格，才有可能在原地回迁。这两笔款项加起来，对于生活困难的被拆迁人来说，就是一笔很大的款项，有时甚至是根本无法承受的住房消费款。l贫穷的被拆迁人无能力搬迁到郊区居住

首先，拆迁行为并不是被拆迁人引起的。原先的住房条件虽然陈旧、简陋，毕竟还可以住，甚至可以住一辈子。被拆迁人根据他的经济条件可以不作住房消费。但是一旦他的住房被列入拆迁范围，由于旧房的建成年代旧远，建筑结构差，旧房的评估价就不可能高，因此旧房的拆迁补偿价格也就很低，使得他不得不付出一笔对他来说是可观的住房消费款，才有可能保留他原来住房的面积。即使异地安置，被拆迁人往往也得出一部分钱才能换得一套完整的单元房。

即便被拆迁人搬到郊区可以不作住房消费就能获得等面积的住房，实质上也对被拆迁人的居住地的权益造成了侵害。

经济拮据的被拆迁人往往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的工作，离开市区他们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减少，而他们又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便利，离开市区将使他们在工作生活上造成很多不便。

所以，在现行的拆迁制度体系下，表面上看已经按照“评估规程”给予了“公正”的补偿，而且大部分也安排了周转房，似乎就公平合理了，而从社会生活的深层分析，这是表面的公平掩盖着事实上的极不公平。

原因分析如下：

一、项目决策的盲目性和审批的封闭性

项目决策制度化不够而随意性太大。由于城市开发资金的缺乏及认识上的差距，往往项目前期缺少科学合理的可行性论证，更多的是体现领导意志，“一任领导，一任规划”，这是目前较常见的中国特色领导特权。由于对领导干部考核机制的限制，当一任新领导到位后，往往都会通过改变城市形象着手来凸显政绩。而地方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单一，要想改变城市形象，只能从地中生财，往往地处黄金地段的老城区成为首选之地。通过大规模的拆迁和外迁人口，以及土地性质的改变和提高容积率来获得高额的土地收益，从而实现城市形象的大改变；或者通过与开发商的合作，只要开发商认为项目是盈利的，且有改造投资开发意向，地方政府领导就会拍板，有关部门进行例行审查，经过“绩效分析”及“可行性论证”等等（书面上看基本上每个项目都是盈利的，至于后期如何就无人去验证），这样前期的论证就算完成，项目也就此即告成立；或者政府拿出土地“招商引资”，开发商觉得有利可图，则一拍即合，项目随之开始。城市规划也随之跟进作大幅度调整，不管其科学与否，这种朝令夕改的规划目前是普遍存在的。

审批程序的封闭性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首先，作为项目最直接、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居民，往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由于完全是在外力推动下被动拆迁，居民对于改造的时间、政策、安置地点、补偿方式等等一无所知，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也容易产生与政府对抗的心理。而圈入拆迁范围这也意味着即使暂时不拆迁，居民不得对自己的产业进行任何建设及买卖的行为。如要拆迁则也有可能面临短时间内必须迁出的局面，有如“被驱逐”的心理感受，很容易导致社会冲突；其次，在建设过程中，居民的话语权被剥夺，民意表达缺少合适的途径，不但原有的居民所留恋的城市特色及社区网络未被保留，连居民自身对补偿及安置住房的需求也不能被体现，这为以后的实质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而开发商为了提高开发效益，往往偏重提高容积率，不但挤占大量公共空间，也使得旧区改建后，城市形象却未见明显提升的尴尬局面。

在当代法治理念中，程序制约是保障拆迁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按照正当程序要求，公民应当能够参与、陈述意见并影响拆迁决定和补偿方案的确定，从而得以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中保障自身利益。实际上，城市房屋拆迁激发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是补偿的公平性问题。无论是拆迁程序还是规划审批程序的设置上，都是一种利益的较量，管理层通过在程序上的设置，使得被拆迁人的利益被合法化地侵犯。而通过在程序上的调整能有效地保障部分利益，使得被拆迁户通过知情权及话语权来保障自身权益。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重要空间法》规定的征收拆迁的正当法律程序：1)预先通告；2）政府方对拟征收财产进行评估；3）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金的初次要约；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4）召开公开的听证会，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可提出司法挑战，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5）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金额上无法达成协议，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6）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任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7）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金的平等协商，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8）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合理的补偿金额；9）判决生效后，政府在30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32]。在美国，法治国家和有限政府的理念程序正义深入人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该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处处皆有被征收方的参与，并且其参与足可影响到拆迁是否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拆迁程序的设计决不能以一方为中心来构建，而应当给予所有的参与者平等公正的权利。

浙江省已于2007年3月修改了省《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核发拆迁许可证前，应当依法举行听证，并就拆迁许可涉及的拆迁计划、拆迁方案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落实情况等相关事项听取意见。同样是2007年《城乡规划法》得到修订，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这两大修改都使得公众参与成为必须的途径，让更多的民意能得到体现。

二、补偿安置要求和供给的矛盾

动迁安置市场化与居民理想化的补偿要求差距越来越大。在当前《条例》的拆迁制度下，由于强制拆迁的存在，任一地块一旦划入拆迁范围，该区块内所有房屋都无法避免被拆的命运，既然无法决定房屋命运，被拆迁户只能在拆迁补偿和安置上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动迁改变命运”成为居民坚定的信念。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拆迁双方对于两种补偿方式的不统一成为拆迁矛盾中的焦点。对于货币补偿而言，补偿价格没有包含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这点成为一硬伤。尽管《条例》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但仅仅区位价格并不能代表公民通过转让等途径获得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实际操作中，对于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往往无法在类似区域购买同等面积的房屋，究其原因就是土地价格的赔补未能到位。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中土地在房屋价格中占比越来越高，今年据全国工商联调查的数字为58.2%，因此忽略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是很不公平也不合理的。近些年各地城市开发高速行进，拆迁总量不断加大，间接地拉动了刚性需求，房地产市场也随之不断升温。由于拆迁是个动态过程，随着时间推移房价逐步上涨，原政策规定的补偿费与市场价差距越拉越大时，原补偿费已经无法在同地段购买类似住房，群众的生活条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由于这种风险，更多居民会选择实物安置；而实物安置补偿方式中，如果配套安置房源的建设和筹措数量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或者安置房源无法按时提供，又或者安置房源距离城区太偏远与原居住地配套条件差距太大，会导致大量刚性的住房需求进入商品房市场寻求对口的的房屋。在这两种刚性需求的推动下，动拆迁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一是动迁居民强烈要求实物安置；二是要求提高补偿费用以适应市场变化；如果都不能实现，很容易让动迁陷入僵持状态，随时可以演化为群体性的社会矛盾冲突。另外，房地产评估市场的不规范也是造成拆迁矛盾的重要因素。首先，估价方法问题。一般来说，房屋拆迁评估应尽量使用市场比较法。考虑到部分城市拆迁量较大，为了加快评估进度，减少评估工作量，有些省份在地方条例中规定了“基准价格、修正”的估价方法。但在实践中，地方城市政府往往并未根据城市房价变化及时调整基准价格，造成评估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有的城市不经过市场评估，而是由政府公布区位价、房屋重置价、装修补偿标准等，造成补偿标准背离市场价格。另外，由于房价上涨过快，而标准价调整滞后，导致补偿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对被拆房屋的价格评估远未市场化。其次，目前有资质进行评估的单位几乎都是政府人员转制而来，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即使不是政府自己的评估机构转入，评估机构的选定和最终评估结果也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公平性，因为众多评估机构间的市场竞争使得他必须体现委托人的意志，以期获得下个项目的委托权，而之前评估一般都由拆迁人直接委托，这种评估价格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浙江省的《条例》在2007修改后，对房地产评估机构的选定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共同选定，这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双方敌对的矛盾。

三、行政权力的越位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为解决严重的资金需求，政府开始寻求民间资本进入危旧房改造，而同时又担心在市场化的手段下拆迁效率太低下，于是与开发商站在了同一利益战线，不遗余力地去推进拆迁。从理想状态来说，政府不应当有自己的经济诉求，然而，美国宪法之父在设计他们的国家制度时就对政府作过精辟的论断：“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正因为政府不是天使，其权力极容易被滥用来为自己获取收益。寻租理论更直接地揭示了政府权力是如何进入市场交易领域的。如果政府对某一市场领域的进入有审批权，通过寻租，政府公权力进入了市场领域。在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政府正拥有着对该垄断领域的审批权，划定拆迁区域、发放拆迁许可证都是垄断性的资源。在当前房地产持续升温的前提下，掌握了土地就等于掌握了财富，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方式就是进行拆迁开发，所以开发商也愿意付出这种“租金”来游说政府将某块土地划入规划范围进行拆迁，并获得拆迁许可证。另外，代表政府行使管理权的官员也可能会为自己收取“租金”的私利而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掩护，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进行剥夺。根据《条例》规定，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审核拟订拆迁计划、发放拆迁许可证、协调和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并不具有参与拆迁的权力。但实践中，政府出于不同目的会想方设法保证逝迁的顺利进行，有的地方由政府直接组织拆迁指挥部，来促进项目的实施。“湖南嘉和拆迁案”正是政府行政权力越位先例的典型。政府的职责应当是维护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市场主体来行使自己的意志，而我们的政府往往逾越了这一界限，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经常借公益之名，包揽城市房屋拆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行政权力的“越位”还表现为剥夺了被拆迁人安置补偿方式的选择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拆迁效率，下发文件规定对被拆迁户一律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还有的地方虽然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有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却规定产权调换只能异地安置，也有些地方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回迁或者外迁，把被拆迁户的正当要求通过玩游戏般的运气来决定，严重侵犯被拆迁人安置补偿的选择权。

四、公共利益被滥用

新通过的《物权法》对因公共利益而征收公民个人的房屋设置了严格的界限，规定了公共征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对商业拆迁却没有规定。为了公共利益，被拆迁人在获得适当补偿后，必须配合拆迁，否则政府可以进行强制拆迁。而与公共利益无关，单纯的商业开发的拆迁，从理论上讲，只能由拆迁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一致意愿而进行，一般不适合进行强制。但“公共利益”的界定上，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和具体标准，这既给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滥用强制权力带来方便，也容易使被拆迁人被误当成漫天要价的无良市民。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物权法》关于拆迁问题与相关法律、法规无大区别，但是强调了“公共利益”和“依法补偿”，对“征收个人住宅的”，提出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这对于我们研究推进旧区改造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大意义。所谓“公共利益”，首先，要符合全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改善公共环境。而旧区改造恰恰是实现城市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能、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有效手段，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可以说，旧区改造的本质就是追求“公共利益”。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应该说旧区改造动拆迁工作的本质与《物权法》“保护公民物权”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当前旧区改造中存在的操作机制不规范问题，理顺关系，凸显旧区改造工作“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质；其次，公共利益应该是非营利性的，征地拆迁必须有正当性理由，如果通过这些拆迁项目政府或其他机构可以进行营利，则公民就没有让渡其财产权利的义务；最后，当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个人和单位的私有不动产时，“务须按照比例原则——一则要求非在必要时不可侵犯基本权利；二则，必须在最小限度范围内，或最轻范围内来限制人民之权利——庶几，方可认为是合宪及符合公益的限制。故比例原则之贯彻，是公益理念所坚持。”因此，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还要注意到将被拆迁人的利益损失减小到最低。

五、救济渠道不充分 救济程序包括行政救济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按照《条例》规定，对于拆迁纠纷的解决存在两种模式，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因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或诉讼；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无法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拆迁人可以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对该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条例》的这项规定实际效果就是，无论补偿安置协议能否达成，拆迁最终都不可避免，区别仅仅是自行拆迁还是有关部门强拆而已。强拆前，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没有签订补偿或安置协议，拆迁人也不向公证机关办理被拆房屋有关证据保全，导致对基本情况有异议时无据可查，这直接导致了公民对于保全自己的财产权的无能为力；本来走民事诉讼是完全可行的，尤其是拆迁双方对拆迁不存在任何异议，而仅仅是补偿、安置问题有争议的情况下，诉诸司法应该是保障公平的的最佳途径，但目前我国只能通过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的道路。

国务院制定《条例》，首先，希望通过行政裁决来解决拆迁纠纷，是为了加强行政监管力度，提高拆迁效率，尽可能降低拆迁社会成本，减少拆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这种行政裁决前置的做法使政府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政府部门作为发放拆迁许可证的主管机关，其发放拆迁许可证的行为就是已经赋予了拆迁行为行政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再由自己对拆迁中产生的纠纷进行裁决，审核部门和裁决部门集于一身的特殊关系使得作出的拆迁裁决难以保持公正，但却仍然具备相应的“行政合法性”。而目前申请裁决的都是拆迁人，一旦受理，管理部门必须在30日内做出裁决，被拆迁人如果不服，可在裁决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诉讼往往旷日持久，很多被拆迁人在发生纠纷时更愿意选择上访而不愿诉讼，而拆迁管理部门也往往为此坐上被告席，担任出力不讨好的角色。另外，这个制度也将法院推到尴尬的境地，法院对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审查是的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对其便理性不予审查。法院依据行政诉讼原理很多时候只能对拆迁行政裁决进行维持，这样的后果极大损害了司法权威。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的情况调查报告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状况 的调查报告

分校工作站

崇 信 电 大

班

级

13秋行政管理

姓

名

黄小丽

学

号

***09

是否申请学位

否

指 导 教 师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状况的调查报告

调查事件：新农村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状况 调查对象：崇信县黄寨乡黄寨村村民 调查范围：崇信县黄寨乡黄寨村 调查时间：2015-3-2至2015-3-25 调查地点: 崇信县黄寨乡黄寨村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一、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农民的素质偏低，我国农村道德观念呈现下滑的趋势。

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农民自身的问题。2.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3.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4.农村思想道德失去规范。5.思想道德教育仍然薄弱。

第二：农村思想道德水平低下。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小农意识。(所谓小农意识,也称小农经济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观念.生活在小农经济方式中的人们,常表现为满足于自给自足,缺少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目光,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难有长远打算。)2.封建迷信。3.法制意识淡漠的淡薄。

二、在新农村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出现以上问题的分析：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一些落后思想对农民影响还很深，农民中存在着小农观念、封建迷信观念。现在，农村中不还存在不少封建迷信活动，风水先生、巫婆、算命先生仍有出现。修祖坟、婚丧事大操大办之风重又盛行。其次，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还有待加强。还有，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利已主义、享乐主义，对农民毒害很深。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历史的原因，农民自身的原因，主要就是对农民的教育工作开展的不充分，农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法制意识淡漠的淡薄，理解能力差不能完全理解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更不能很好地去践行。

其次，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是认识上与执行上的问题，由于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彻底，导致指导与监督不利，使农村思想道德失去规范。还有是对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没有良好过硬的组织对农村思想建设加以知道与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对思想道德建设措施不力。对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普遍不足，城乡文化生活反差越来越大。存在着文化经费少、队伍散、设施差、活动少的问题。基本的文化设施建设不足，农民没有直接有效的渠道接受思想文化道德教育。

最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物质基础不雄厚，使思想道德建设的开展缺乏说服力，无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其次法制建设不健全，农村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以及对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

解决新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到：

三、农村思想道德水平低下农民和素质偏低问题的情况的解决：

一是我们应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削弱亚文化在主流意识文化领域中的消极作用。我们应着眼于现实，应该强化道德教育，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一个工程来抓。我们必须积极引导农民思想和正确规范农民行为，并把说理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是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引导农民树立现代化思想道德观念；

三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培养新型农民，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把农民培养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四是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民主气氛；

五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 六是优化农村社会环境，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营造健康的道德环境，解决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同时不断强化集体主义的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传播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营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好环境，解决农村思想道德水平低下的情况。

四、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是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要解决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关键就在党。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切实加强以村级党组织为重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和活动方法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阵地建设，切实解决部分村无村部和党员活动场所的问题。

二是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加强队伍建设是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组织保证和基本要求。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村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三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三是加强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要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要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办好农民图书馆、老年活动室等，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需求。真正使农民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创造性，不断拓展创建活动人内容，不断创造出更多，更有效的加强思想道德工作的作品。

最后，思想道德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中要充分发挥农民思想道德的主体性作用，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创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学习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五篇：黑龙江新农村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

黑龙江新农村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

王东洋

1093310127

土木一班

去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央推出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加以应对，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手段扩大内需，此时，八亿多中国农民再一次肩负起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而受万众瞩目。然而，中国新农村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就我对黑龙江农村的调查做点分析。

一、经济建设问题

（一）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三农”工作和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中国农民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30%的人口，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尚未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至少是还不显著。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岂止是尚未完全发掘，应该说是极不发达，尤其是农村的消费水平。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最近十几年，我国GDP从1990年的363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3960亿美元，增长了12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686.3元，增长到2008年的4761元，仅增长7倍，低于GDP增长率。从这些数据中，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与经济增长并不同归。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

不止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够快，其消费结构同样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样的我们可以根据恩格尔系数对比，比较一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同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巨大差距。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7%，仅相当于十年前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2004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之比为3.5：1，农村居民消费只相当于90年代初的城镇居民水平，农村消费倾向持续小于城镇。

（二）通过我对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县北合村村民的抽样调查，我发现，每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收入比之十年前增长了四倍，而居民消费并没有多大改观时，大部分村民都会反问我：“东西难道没变贵吗？”我找了一下近十年的物价水平，发现若以1985年的物价水平为一百的话，则2005年的物价水平为413.5，正好为20年前的四倍，因此，可以这样说，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并未向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

胡主席曾经说过：“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过敏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想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

（三）我认为，农民增收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城市应该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人均占有耕地少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而且粮价上涨幅度也比不过物价上涨幅度，要使农民快富，必须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转移出去，使其外出务工，从事二、三产业。正如《黑龙江日报》所提到的：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二、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前几天看了一个报道，叫《农村孩子真不愿意上高中吗》，其中就提到了农村中最普遍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再加上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的调

查里，黑龙江呼兰县的陈树欣女士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该女士患有高血压，但每次身体不适都拒绝去医院治疗，问她原因，回答说看不起。这不是个例，在农村具有普遍性。

（一）先谈一下教育问题，在呼兰县，每年有两千多名初中生，而却只有一千多名高中生，那剩下的学生哪里去了？都去技校或者直接参加工作了。对此我感到一些深深地忧虑。教育，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知识就是力量不是一句空话，可在农村，这句话却不灵验了。与城市家长拼命将孩子送进高等学府正相反的是，许多农村家长只看到了大学昂贵的学费以及电视上所报道的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从而认为大学无用，进而其孩子由于没有高的学历，找不到好的工作，丧失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此以往，则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新农村建设有曾么会真正意义的成功呢？

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今天，我认为是时候扩大我们义务教育范围了，让农村和城市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都能透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为社会贡献更大力量。我本人认为，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对新农村建设必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医疗方面，现在正在推行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去看过《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如果认真一点，你会看到这一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用于补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费用，重点对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医疗费用进行补助。”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住院或者购买大额药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不会补助的。在我调查时，有村民就对我说：“买医疗没有用，打针吃药一点都不保。”我是在想，如果有人没有大病，打死你却因为莫哪些原因必须经常吃药的话，岂不是就享受不到合作医疗的益处了吗？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农村文化建设问题

（一）文人相见，有时候会谦称自己“粗鄙村夫”，可见农民在社会上看来都是属于文化素养不高的一个群体。这诚然也没有冤枉农民。有调查显示，农民家庭的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仅有871.77元，占全部平均开支(10989.46元)的7.93%，在所有开支项目中排在最后。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5种文娱活动分别是：看电视(27.35%)、打牌(12.69%)、读书看报(11.15%)、下棋(7.25%)、听广播(7.11%)。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约为2.76小时。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以现代文化形式为主，受制于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感兴趣的农民群体正在逐步萎缩降低，尤其是青年群体。普遍认识是花钱买票看戏、看书等不如买些吃的、喝的。

这种状况表明，农民的文化生活还很贫乏，缺少必要的科学知识以及精神财富。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邪教组织总是先通过农村滋生蔓延的了。像我的父母，过年的时候或者农闲的时候除了打麻将就是打扑克，连电视都看得很少，其消息相对闭塞。

（二）为改变这一种状况，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党委、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例如吉林的“欢乐庄稼院”、河北的“农村文化之星”等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自办文化的蓬勃发展。

2、要坚持鼓励扶持和规范引导并重，全力推进农民自办文化事业发展，尽可能释放和激活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热情和潜能，形成自下而上、丰厚活跃的文化土壤。

3、要坚持政策引导和培育市场主体，整合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经济，培育文化消费观念，形成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从而明显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文化的发展取决与该国的文化弱势群体，这是文化的木桶理论。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才真正说明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综述

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我明白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也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也一定能够取得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胜利。

我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靠农民，但不能只靠农民自己，必须要有城市的帮助，必须统筹城乡关系。正如胡主席提到的：“我国能否有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去绝育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们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我们必须真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陈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从而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财政应该继续加大全省各级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积极争取和用好中央财政的支农资金，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政府应该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应该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我们也应明白，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而作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争取早日将其应用到新农村建设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