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民党军队抗战

第一篇：浅析国民党军队抗战

浅析国民党军队抗战

-----国民党证明战场的特殊作用不容忽视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种情况下，国共两党放弃彼此成见，先后停止了国内战争，发表抗日宣言，并建立联合政府，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责任。那时，全国人民都开始意识到一个政党，或一种政治势力都无法战胜日军，只有全民族性的抗战，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战。

因为无论是在装备方面还是在单兵素质方面，日军都要远远优于中国军队，所以中国军队三四个师的战斗力才相当于敌人一个师团的战斗力，这还是理论上中国军队战略战术正确的情形。而实际上，中国军队往往要调集八九个师才有可能歼灭日军的整个师团，这还要完全取决于指挥官命令和战术成功执行！

国民党正面战场主张单纯依靠军队作战，在抗战后期才吸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前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东北到华北，从济南到上海，从京津到淞沪，到处都是国民党将士和日军作战的身影，可结果却是一退再退一败再败，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广大国民党爱国将士不肯奋勇作战，他们有着一腔爱国热情，也深知誓死不做亡国奴，只是种种原因迫使他们对这样一种结果的无可奈何。这里面有国民党军队高层指挥失误的缘故，有中国军队装备和军事素质低下的缘故，有不少卖国分子动摇军心，也有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不能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

虽说，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正面战场一系列战役的战果并不理想，而一退再退，丧失了大片领土，确实应当指责国民党高层，但是自国民党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之后，这种情况就得到了改观。因为在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开始整训军队，更换新式装备，吸收游击战术等新的战术方法，立足于获取民众支持。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日军由于国力有限，兵源到了征收极限，西南腹地地形限制了机械化装备的使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沦陷区的威胁等诸多原因战斗成效不如以前。因此，在中国领袖蒋介石的领导下，全国军队开始转入有效地反击，并获得了许多场战役的胜利，还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同缅甸战场上的日军作战。中国战场的形式已经开始有利于中国军队，这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1937年到1946年，纵观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正面战场都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军队官兵作战勇敢，敢于牺牲，在装备极端弱势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能坚持抗战，同敌人浴血奋战，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兵，勇于牺牲的不在少数，诸如台儿庄战役，万家岭战役等等完胜的战例很多都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

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的主要战场，以敌伤八百自损一千的牺牲精神，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虽然战术上是失败的，但从战略大局上来看，不仅中国战场作出重大贡献，也因为牵制了很大数量的日军，从而有效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战斗，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特殊作用。

第二篇：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政权土改无能为力，使得军队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在中共各种舆论的宣传下，国民党政府被定位为地主利益的代表，“国军”成为维护地主利益的武装工具，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现实面前受到底层民众与舆论的严重拷问。

蒋介石视察庐山

高级军官训练团

来源：《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

作者：李翔

军队实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己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政治工作是个笼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国别、政治环境等的不同而改变，但激励士气的精神教育、争取民心的鼓动工作，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后延伸，成果越少。①厚此薄彼，既不利于整体把握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及其流变，也不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快速覆灭的缘由。本文择取这个时段政治工作对官兵士气的激发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这样两个方面，主要用意是从最关键的士气和民心入手，更有针对性地化验出南京政府弥留之际政治癌变的前因与后果。

快速恶化的战况与弃“新”复“政”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之际，蒋介石就重印了《剿匪手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阅读手本后列举中共在施政方针、根据地面积、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江西时代的不同，特别提及中共在政略上，不仅继续实施农工政策，且团结各党各派倡导民主政治，因此提出要解决中共问题，必先安定民众。②刘峙提议的出发点，是以政治问题的处理，来带动军事问题的迎刃而解。

刘峙的提案，能够得到高层军事将领的共鸣吗?稍稍回溯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自建立全国政权起，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言，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后者在政府的政治议程中，“列于最后一项”③。其军事将领推崇武力，迷恋用极度的专横暴力来威吓、解决周围的一切“纷扰”，“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④。

刘峙的呼吁，自然没有任何的市场可言。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整军会议。其间，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举行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白在讲评时，声称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不成问题。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军，将领们与张倾谈时，其面有得色。⑤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抉择上，蒋介石有时尽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总体上更倾向于武器装备。⑥过度相信武力，以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性。政治工作在军事将领们的眼中，一向就是卖狗皮膏药的，起不到太大疗效。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力资助，又使得轻政工、重装备的念头在军事将领心中更为突出。

在高层军事将领普遍轻视下，在战后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了美军新闻机制。⑦1946年6月，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被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无效率、更受将领唾弃的军队党部被迫取消。作为党部解散之后的应对之策，原计划在军队里面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或三民主义力行会⑧，由于将领的杯葛，并未得以组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政治工作的效果，立即受到残酷战争的检验与宣判。在美军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闻局制，“其基础则建筑在先进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⑨，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新闻制引入后，军队政治工作不仅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带来政治工作的迷茫与凌乱。政治工作的劣势在国民党嫡系军队全面进攻时就已开始显现。杨伯涛回忆，1946年8月与刘伯承部队第一次交手，打得如此蹩脚，原因就包括侧重军事“进剿”、无视政治对垒，既没有掀起宣传高潮，调动士气;也没有安抚人民，加强军民合作。⑩

随着国民党军队占地面积的扩大，人员大量伤亡，兵员补充与后勤供给越来越难以维持。(11)在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兵士一遇机会，即行逃跑。战斗环境的恶化，新闻人员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12)1946年冬，蒋经国视察东北，痛骂治军不严的将领和贪官污吏。(13)

嫡系将领的检讨、新闻人员的反思、蒋经国的痛诋，突出说明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隔阂与芥蒂竟然如此之深。其原因，绝不仅是政治工作的无力，而是与国民党政权疏离群众的寡头统治息息相关。

1947年6月30日，第三次四平战役虽以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告终，但却是强弩之末。“四平战役后，军事、政治弱点完全暴露。„„国军完全处于劣势。在空间上，由广大的面缩短为线，由线更缩短为点，再由多数的点缩小为少数的点。”(14)同一天，刘邓大军揭开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5)

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民心加速向中共聚拢和军心急剧涣散的严峻现实，迫使蒋不得不沉重反思。军队政治工作何去何从，成为蒋反省的重点之一。12月，国防部新闻局按蒋的旨意，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军队新闻工作检讨会议，强调以“对敌心理作战”为主要工作内容。会议期间，曾在南京孝陵卫表演过一次攻心战宣传品发射的实验。(16)与会人员，“眼见国军部队，军心涣散，士气消沉，而政工无能挽救狂澜，困心衡虑，更觉现行制度，实不足以应付来日大难”(17)。内心焦灼的蒋介石，同意提高政工机构的权责，加强“绥靖”政务。(18)会议决定将新闻局改为政工局。政工改组，是蒋企图为政工人员打气的举措。可是，“参加会议回来的军政人员，除在南京或上海游逛一趟和买点美国货物带回来以外，他们的士气更低沉了”(19)。政工人员对工作的懈怠与麻木，并非某个系统的个案，而是败亡之际国民党政权各机构各部门工作散漫、责任心缺失的普遍场景中的一幕而已。

按照决策，军队各级新闻机构随即筹备改组。1948年2月，国防部政工局成立，仍以邓文仪为局长。无论新闻局，还是政工局，编制较抗战时的政治部均大为缩小，“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很难发挥反击作用”(20)。4月，为配合总体战(21)，政工局主要使命定为：“在充实军队政治工作，瓦解匪军之作战意志，加强绥靖地区政治工作，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达成剿匪救民戡乱建国的使命。”(22)

南京政府自建立起，每逢军事进展顺利，政工机构及其权责就会被缩减，仅仅负责战地宣传;每遇战争困境，蒋介石就会扩充政工机构及其权限，另外赋予政工机构民事权和保防权。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尽管没有中共军队政工人员的工作热情、责任心与多样的工作方法，却经常缅怀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军队政工机构的权责。战况的恶化，对国民党军队政工机构反而是个福音。政工人员在意的，主要不是服务军队的机会增多，而是权力的升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工局部署了“戡乱”时期的若干政工事项。

纸上谈兵：政工局主要事项

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制定了政治工作在整训和作战时期的内容、实施办法、要求标准，并督导组织地方武力和加强民众组训。(23)依据1948年4月21日的组织规程，政工局负责拟定并推进军事区内一切民事配合军事的行动计划。(24)1948年6月4日，《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发布，规定政工局除继续新闻局业务之外，1947年初划出新闻局的民事及康乐业务重新划归政工建制，并增加协同监察部队经理补给及军风纪事项等职权，派驻部队的各级监察官均由各级政工处指挥督导。(25)

与新闻局编制地位一样，政工局仍旧为建制幕僚单位，受单位的军事长官直接指挥监督。尽管如此，部队中的人事经理有所改变，军中国民党的组织得以报准恢复，并由政工人员推动党部工作。(26)改组后，政工组织体系未变，部队新闻机构改换新的名称，级层系统依旧，分特种、甲种、乙种、丙种、丁种、戊种6级政工处。(27)

为配合作战，随着政工机构改组的推进与职能权限的重新划分，各级政工单位试图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力抓激励士气、加强军民合作等中心事项。

1.四大公开与士气提振

1948年初，政工人员反思过去政治训练只是虚有其名，连队基层工作并没有实际开展。为此，政工机构出台《连队新闻工作目录》，提出以连为单位，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寄望能够达到团结军心和鼓舞士气的目的。(28)《目录》虽为新闻局所定，但其内容为稍后的政工局所承继，成为政工局意图推进基层政治工作的重要条文。1948年2月起，内战规模继续扩大，“国军士气日趋消沉，降匪屈辱之事时有所闻”(29)。有鉴于此，蒋令政工局编订《剿匪问答》，目的是让官兵知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无论是连队的思想教育，还是向官兵灌输《剿匪问答》，其意都是要激起官兵对中共的仇恨与敌意，增强战斗力。但能否实现目标，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权的政治立场和部队自身的内部建设。邓文仪希望通过扭转部队风气，来改善军民关系，力推194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部队人事、经理、意见、赏罚等四大公开。其要义是，通过整肃部队的坏风气，树立新的官兵关系，从而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既提高士气，又使官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提升战斗力，加强军民合作。(30)

人事公不公正，直接影响官兵的情绪，尤其关系到军心和士气的升降。《国军政工史稿》对此有深刻的检讨：各级部队的人事，多紊乱无章，徇私情讲关系，仅凭私人因素决定官兵职务的升降。甚至有因个人恩怨或妒忌心理，往往借权力，使应奖者不但不能得奖，且以各种罪名予以黜免。这使许多优秀干部心灰意懒，逐渐由向心变为离心，士气低落消沉。一到战时，不待解放军攻击，士气即先瓦解。(31)为扭转颓势，各级政工机构以团连为单位，组织包括官兵在内的人事评判会。

国民党部队士兵待遇微薄，生活清苦，将领吃缺营私，贪污中饱者比比皆是。即使比较有操守的高级将领，其收入与士兵所得，也是云泥之别。官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因此加速蔓延。为改善士兵生活，缓和官兵关系，政工局提请组织经理伙食委员会，促使经理公开。(32)

收入的悬殊，拉大了官兵之间的心理距离。官兵离心离德，下情不能上达，意见不能互相沟通，以致军心涣散，阻碍团结。部属中很多良好的意见与建议，因慑于长官的威势，不敢陈述。甚至有的部队官长，反对、阻挠军中的民主风气，强行向士兵灌输服从意识。(33)政工局为此建议各级部队，运用小组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批评会，促使意见公开。此外，组织纪律监察评判会，促使赏罚公开。

2.土地条例与军民结合

对于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加强军民结合，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前有所规划，胜利后相继出台了系列有关农村问题的规章条例。1946年4月15日，南京政府公布《公有土地管理办法》;29日，又公布《土地法》及《土地法施行法》。(34)这比中共出台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还要早几天。可惜，各地并未解决底层民众的土地问题。蒋介石更在意用军事力量控制地方，而中共将减租、生产和练兵定为建立和巩固解放区的战略举措。(35)

战局的恶化，统治危机的加深，迫使蒋介石检讨“戡乱”之策。面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等组合拳的击打，政工局得出结论：“土改运动是中共兵役政策、财政政策和粮政政策的源泉，是中共的生命线和革命的总资本。”(36)1948年5月，特别接受蒋介石之命，检讨土地问题的政工局，主要从两个方面拟定对策，向蒋呈文：

一、土地所有与使用：荒地收归国有，奖励人民租垦，荣军遗族、复员官兵和退休退职退役的官兵配给耕田;政府照价收买多余的土地，转让给无地少地的民众耕作;制止地主的反攻倒算，不准还乡地主收回土地，以保障佃权，并将其列为各级行政官吏的重要考成指标;全国实行限田制度，避免土地的兼并与集中;确定地价累进税制，建立增价归公，及照价收买等实施平均地权的策略。

二、农业生产：政府应严格执行“三一”减租，并实施农业合作集体经营，以保障官兵日常生活，提高作战士气;设立农村合作社及农款贷借制度，以消灭剥削农民的高利贷资本。(37)

为改变民心离散、军民分割的被动状态，1948年6月，政工局被赋予促进军民合作及改善军民关系等各项职能，如：协助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恢复地方秩序;协助建立地方民众武力;扶植各种民众团体，组训地方民众战时任务队;协助地方政府处理土地田赋、财政金融、救济合作及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政工局决定各师政工处设政治工作队，以协导军民互助合作、建立地方自卫武力、组训民众、肃清零散的解放军为主要任务。(38)

为扩大宣传军民合作事宜，政工局提出敦请名人广播及发动学校社团出刊爱民墙报等，并将会议记录分送各合作单位查照施行。政工局为宣扬爱民事实，以激励士气振奋民情，曾编撰新闻稿及通讯稿十余篇，送各报馆刊登。为促进爱民拥军，造成拥军热潮，6月10日，政工局编成拥军须知小册子。17日，政工局将爱民拥军实施办法修正案及实施细则，签请行政院核颁施行。同月，政工局订定《加强实施爱民拥军教育方案》，签准以国防部令颁行，并分函教育、内政、社会3部及各省市政府，饬令遵办。(39)

政工局拟定的士气提振和军民结合的若干措施实施状况到底如何呢? 覆舟之鉴：主要事项实施评点

政工局长邓文仪如此回忆：“因为这时我们的工作早已失去主动，只有被动的应付，防制敌人的发展，不能主动的彻底打击敌人，当时环境的危急，工作的艰难，真非笔墨所能形容。”(40)邓的话语无奈地承认，士气振奋和军民结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绩。《国军政工史稿》的表达更为直接，如实陈述军队政治训练的虚空状况，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灌输方面，作战部队“无从实施”;即便实施，“亦无效果”。(41)

邓把工作无效的原因归结为改组时间的延误：“改组工作在实效上说已经是迟了，如果在一年前或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的时候，就改组或不放弃政治工作的名称与实质，也许共匪全面叛乱要延长时间及主客易势。”(42)《史稿》主要从工作方法和技巧入手，总结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劣，得出国民党军队政治训练没有成绩的缘由。为何出现毫无效果的结局，无论是《史稿》，还是邓本人，都没有从官兵斗志、军民关系等最能代表政权政治立场处具体阐释。

1.官兵斗志沦丧

官兵斗志的沦丧，与四大公开没有取得成效紧密相关。

四大公开实施初期尚能发生些微作用，然而国民党部队习染已深，积重难返。各级政工人员为推行四大公开，被部队将领胁迫去职。《国军政工史稿》为此感言：“故法良意美，只以部队长执行不力，导致军事失败，良非偶然。”(43)军队全方位的腐败，导致政治工作中的四大公开难以推动。

四大公开推行无果，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各单位、各系统、各将领之间，以及官兵之间的隔膜与生疏。而这份隔膜与生疏，更直接导致各级部队军心离析。其后果，不仅底层官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即使高层之间，也是处处设防、处处钩心斗角。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之四五是打糊涂仗，底层官兵经常不知道与其作战的解放军的番号实力，士兵有十之八九不知为何而战。(44)不仅士兵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不知道为何而战，不少高级将领对军事计划也不知悉。即使在战时，部队将领对作战谋划也互不通气。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国防部严电催促第12兵团北上行动，军师长以下各级干部，不明作战方针，干部多有隔阂，兵团司令黄维根本不做政治鼓动工作。(45)一连一团不知道作战计划与“为何而战”，还可以说与基层政治工作的效果有关。军师兵团也不知道作战规划与目的，绝非政工局和政治工作所能解决。这表明，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从高端到基层，从整体到个体，整个作战机器与结构均已病入骨髓，完全是被动应付中共的打击。

到了危机总爆发时，在强大无比的中共党力的重击下，政工局及南京政府想起了党力的重要性。1948年5月，政工局吁请：“执行铁的党纪，贯彻党的命令，整肃党的阵容，树立新的作风。”(46)国民党军队中，党部历来仅具形式，并无权威。部队长官一律为党部委员或特派员，全体官兵均为党员。党部组织极为松懈，官兵对党的意识淡薄。党对部队的积极作用无由发挥，政工人员更不能运用党的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力与效能。在现实面前，政工局指出的党的问题与开列出的药方，纯粹是走走形式，发发牢骚而已。

除了大革命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不能有效地将党的大政方针与军队的行动结合在一块。面对军事局势的全面糜烂，甚至连蒋介石也无法用新的合理的话语来激励部下。1948年7、8月份的一天下午，蒋在励志社宴请与会人员，又讲了一些打气的话，并散发“为什么要剿共”之类的宣传印刷品，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些宣传物品，内容仍然是“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陈词滥调。(47)蒋与中共你死我活地斗争了几十年，竟然还是只能用陈腐的第五纵队、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由头来反击中共，不得不说，作为军人的蒋，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太少，以致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用以反击中共对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队性质的分析与揭露。

缺乏有效的精神打气，导致从高层将领到底层官兵，都不愿意拼死效命。平津战役，尤其是军无斗志的最佳注解。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起家老本第35军被解放军歼灭，对傅的精神构成极大打击。(48)1949年1月中旬，天津被解放军拿下，傅部西窜绥远和东出大海的道路均被堵塞。傅意志动摇，与中共展开和谈，最终北平和平解放，近20万蒋的嫡系部队，仅李文、石觉等黄埔将领乘飞机离开。傅在1927年底守卫涿州一战成名，作战很有一套，到北平守城时还有近20万部队可以调用，却已没有再战下去的决心。驻平部队多是蒋的嫡系，也全然丧失继续战斗的勇气。刘安祺回忆：“北平一战实在令人遗憾，十几万大军就那样解体，在国军战史上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丑事。那么多人，很可以打的，结果那么完整的部队，出来时连带一个参谋的都很少。”(49)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任何军队、任何政治力量，不管采取任何形式教育军队，激发官兵的斗志，都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其重中之重。精神武装即告缺失，斗志自然全无，再强大的物质装备，再多的军队人数，再有名的军事统帅，在军事的对决面前，均成为瞎子点灯白费蜡。诚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50)。

政工局的士气提振没有获得多大的疗效，另一项政工机构的重要事务——军民互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军民关系形同陌路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可以用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与军心。虽然民生问题一直处于危机边缘，但在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面前，暂时退居到从属地位。抗战胜利后，地方元气未复，人民生活困苦，人心士气都不振奋。(51)挟洋自重的国民党政权，没有真心与民更始。

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党组织对农工的排斥(52)，军队内部的混乱不堪，使得党政军民隔膜丛生。一旦国共战争的军事天平从国民党军队转向共产党军队时，过于倚赖军事强力支撑起来的国民党政权，必将面临统治危机的全面爆发。

不管政工局纸上如何调整方略，军民感情都是越来越淡漠、敌对。在华中地区，为扭转军事颓势，国民党政府意图给伤残军人授田，以收买军心与民心。1948年1月7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颁布《荣誉军人授田条例》，省政府还发布健全农会、实施有功战士授田及农地处理计划草案，决定以实施土地改革为提振士气的中心工作。(53)纸上的草案远远不等于真正的行动实施。从草案到定稿再到实施细则，从过去的保甲到现在健全农会，都需要时间去准备去消化。且在国民党政府军事、行政、党务、民事几乎瘫痪的环境里，草案根本无力落实。以华中的松滋县为例，1949年5月，湖北省松滋县成立有功战士授田委员会，并决定改组各级农会组织，未及实施，地方即告解放。(54)

面对党政军民的支离破碎，1948年3月，蒋亲临主持华中“绥靖”会议，决定以军事为主体，配合政治和经济，同时“进剿”。国民党政府决定采取竭泽而渔的战略，将战区内一切人力物资尽量征购迁移。总体战方案，先不说其能否推行下去，单从征调战区所有人力物力分析，就是逆民意而动。底层民众不仅没有从国民党政权那里得到切身利益，还要为战争承担人力物力成本。总体战方案，不啻是统治者焦头烂额之际想出来的饮鸩止渴的臭棋，使得军民之间难以形成合力，而且更激化原本就非常冷漠的官民关系与军民关系。

1948年4、5月间，根据政工局命令，华北“剿总”政工处人民服务大队成立，队员从青年军第208师中文化较高的下级人员中挑选出来，任务是随军搞战地宣传和战地情报。几个月后，这个大队就被撤销。

5月，国防部召开绥靖政务研究会，研讨总体战推行办法。行政院根据前项决议与研究结论，并参酌实际需要，订定《绥靖区总体战实施纲要》，颁布实施。透过《纲要》，能够看出国民党政权急火攻心，特别提出平均农地使用权、军人及遗族授田、组织合作或集体农场等条规，以实现耕者有其田。(55)

可惜国民党政府的土地等民生政策根本无法推动。华北“剿总”政工处。1948年曾经拟定《土地改革方案》，秋季招收一批大学毕业生，成立土改工作队。方案基本要点是没收不在乡的地主土地，在乡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并在北平南苑进行试点。该行动立即遭到有势力人物的反对，拥有土地的李培基在傅作义为他所设的便宴上，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和反对：“共产党搞土改，怎么你们也闹土改呢?”傅在饭桌上没有作任何表示，事后嘱咐主持试点的人说办事原则是“外圆内方”。另一拥有土地的热河籍某政客则勾结国民党北平宪兵，故意向试点工作人员寻衅;某些反对者还直接向南京反映，弄得蒋介石亲自来电查询。(56)

政工机构设立军民合作站，原意是军民互利，改善双方关系。但实施结果并不是为民众谋利益，而是变相搜刮民众上。这些军民合作站的任务，“是对当地驻守的国民党军部队进行补给，强迫劳苦大众天天送粮、送菜、送肉，来供给他们的驻地官兵”(57)。军民合作站由团指导员与地方保甲人员采购每日所需的菜蔬和马料，但价格却比市价少三分之一，面粉价也比市价少一半，以致“当地人怨声载道，称国民党为刮民党，骂蒋介石为蒋该死”(58)。

国共战起，政工机构被赋予诸多民事权力。但政工机构加强军民联系的重点，却放在了组织保甲，控制民众。政工人员无力推进军队爱民的政治教育，仅靠政工人员在行军过程中进行消极监视，借以维持军队纪律。这并不能杜绝士兵对于军纪的破坏，偶尔守纪律的部队留下的好印象随即就被后来的部队所摧毁，军民关系一直不能改善。多年以后，政工最高部门不得不承认，在军民关系中，“只见民众不断的供应，而未见军队服务民众;且更有不法苛扰情事，是以民众虽恨匪畏匪，而对国军亦未表示欢迎”(59)。

结语：无力的哀挽

国民党政权土改无能为力，使得军队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与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也是背道而驰。在中共各种舆论的宣传下，国民党政府被定位为地主利益的代表，“国军”成为维护地主利益的武装工具(60)，南京政府自吹自擂的全民性，在现实面前受到底层民众与舆论的严重拷问。国民党统治的公平性、正当性、合法性不可阻挡地加速流失。

对于军民关系的恶劣程度，1949年11月，黄埔一期生宋希濂的反省掷地有声：“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20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61)

中间人士何廉曾有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政权在丧失仅剩的一点点民众支持的同时，它的军事力量也急剧削弱，那些当兵的人不愿再打下去，他们不能再打，他们吃不饱肚子，面对内战中的敌人，就很容易缴械投降或者被击溃。我回想快到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到支持!”(62)

士气的沦丧，意味着作战力量大减。敌对的军民关系，不仅造成战力削弱，而且使得军队处处遭到掣肘，大减的军事力量，更被稀释与分解。

在败象纷呈、政权覆灭已定的大局势下，越来越多的部队自然不愿再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自1948年9月起，大面积的投降与倒戈，如烈性传染病般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弥漫开来，令统治者甚为可怕的场景大规模出现了。

这一切，最突出地说明了政治工作的功效完全丧失。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军事溃败，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注释：

①学界有关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鲜见专题论文发表。著作方面，台湾1960年版的《国军政工史稿》，是有关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断代史巨著，相关章节探讨了1948～1949年的政治工作。

②“蒋介石批复刘峙修改〈剿匪手本〉报告代电”(1945年1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622页。

③[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④[美]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

⑤⑩(45)《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4～125、160页。

⑥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上(1946年6月7日)、“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下(1946年6月8日)，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21～331、332页。

⑦参见李翔《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因素试析》(1945-1946)，《民国档案》2011年第4期。

⑧蒋介石：“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对高级政工人员会议讲)，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78页。

⑨(17)(29)(31)(41)(43)(50)(55)(59)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北)“国防部总政战部”1960年版，第1046、1060、1260、1282～1285、1271～1281、1287、1044、1310、1373页。

(11)(14)沈云龙等编：《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9～80页。

(12)(35)《中共之兵运工作》，中联出版社1946年编印，第23、4～6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17。

(13)贾亦斌：《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15)中共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通过，正式发表于1947年10月10日。参见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第十二卷1947～1949》，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429页。

(16)李廷芳：《解放战争期间的南京政府国防部新闻局(政工局)见闻点滴》，广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18)(51)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374～375、368页。

(19)周钧：《傅作义部队政治工作概况》，《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9页。

(20)李以劻：“两度相随蒋经国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21)国防部政工局编印：《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防部政工局1948年版，第1页。

(22)(36)(40)(42)邓文仪：《老兵与教授——陆官第一期生的传奇经历》，(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37～338、339、338～340、340页。

(23)(44)国防部政工局编印：《三十七国军政治工作实施计划》，第51、33～35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63。

(24)“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检发修正国防部政工局组织规程训令”(1948年4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25)(38)“国防部颁布各级军事机关部队医院学校政工(训导)纲领”(1948年6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5、313～315页。

(26)政工局虽然明文规定政工人员兼办党务与政治工作，但实际上军队党务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参见孙桂珍《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228～229页。

(27)(32)中央训练团新闻工作高级干部训练班编印：《如何加强实施士兵教导》，国防部新闻局1947年版，第1、20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12。

(28)国防部新闻局：《连队新闻工作目录》，1948年版，第1～3页。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藏号E222/5。

(30)“国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简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三/87。

(33)朱宏源：《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9页。

(34)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一卷(1945-194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34、8043页。

(37)(46)《国防部政工局编〈剿匪方策〉政治部分》(1948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23、216～218页。

(39)“国防部政工局三十七年六月份重要工作简报表”，“该部政工局核派人员名单和第四处重要工作简报表，业务职掌分配表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三/87。

(47)(61)《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338页。

(48)《戎马春秋：董其武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49)《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26页。

(52)“吴铁城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5页。

(53)《湖北省健全农会组织，有功战士授田及农地处理实施计划草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宗号：LS1-4-3906。

(54)松滋县志编纂委员会：《松滋县志》(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02页。

(56)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346页。

(57)郑重之：《第一快速部队被歼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58)周开成：《第八军进攻胶东解放区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60)“绥靖区处理地权扶植自耕农实施计划纲要说明书”(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62)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

第三篇：国民党军队对抗战的贡献

——蒋介石动用70万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民党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国民党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

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三个月的宝贵时间。

——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国民党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

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gouzazhong，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

——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

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民党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在湖南常德（我们现在只关注那里是快女曾轶可的故乡）保卫战中，国民党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 15天之久，最后只剩有200人还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在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日军的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只知道9.18日军侵华，而不知道8.15日军投降的情况？

日军投降书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第四篇：徐焰：驳网上美化国民党抗战

徐焰：驳网上美化国民党抗日

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辩解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坚持了8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国民党当局屡战屡败。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

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来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

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拱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5年内增长了一倍。

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低不上不战而失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住脚。

死亡的将级军官超过 200人？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

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宫，数目超过200人，并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

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并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这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

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对这些铁的史实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

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2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

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壮丁被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二战时期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吹嘘战果到无人相信的地步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却有人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的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帖，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可看到其离谱之处。如 1938年6－I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

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9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又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

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在国内战场上从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对其进行包围，并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3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

如果真有毙伤敌军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但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国民党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这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

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的“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己超过6亿。

国民政府的腐败国内外公认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1937～1945年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其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地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8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负伤1400万）。除道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

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为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但4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黄河下游的人民。

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战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至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的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

花园口决堤10年后，在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更是用双腿和手推车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怒不可遏。

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4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环球视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摘自2010年1月26日《中国国防报》）

第五篇：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

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蒋介石曾夸耀他们为“国军之精华”、“五大主力”。包括第十八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新六军、新一军和第五军。

第十八军

代表人物：胡琏

军长：黄维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诞生于1930年8月，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中，建军最早、实力最大、名将最多的老牌劲旅，成名于军阀混战，壮大于围剿红军，建功于抗日烽火，兵败于淮海战场。

土木系支柱

陈诚土木系支柱。18军可以说是陈诚的起家资本，陈诚军事集团别称“土木系”中的“土”字即代表着18军骨干部队11师，“木”则代表18军(该部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它也是罗卓英、黄维、方天、胡琏等将领日后赖以晋阶的基础。18军是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在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 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与敌作战时又都能以身作则，堪称主力王牌。抗日战场屡立功勋

抗战最有名的战绩为淞沪罗店拉锯战(18军力敌松井石根指挥的第3师 团历时近一个月日军为争夺这个弹丸之地，战死的就有几千，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1943年长江石碑要塞保卫战等(奉命固守要塞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大战在即，胡琏写下5封诀别信，然后沐浴更衣，做好了决死一战的准备。在石牌外围拚搏战中，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11师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为保证这个将来可作为反攻的支撑点，保卫陪都的最重要门户，一直坚持到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并彻底击败日军为止，11 师的巧妙部署，顽强坚守，为最终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此役日军损失惨重，死伤2万多。有报纸在报道时曾将其寓为东方之斯大林格勒，虽过分夸张，但是第11师所固守的要塞对于整个会战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石牌口战役是抗日战争重要一役，使日军占领重庆进入四川计划破产，使重庆国民政府转危为安。战后，师长胡琏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所属之团、营长也各获得了最高级的奖章。石牌战后，18军将此战阵亡的15000名官兵的忠骨埋葬 在他们用生命鲜血保卫的土地，深信忠骸有寄，然而仅仅60年之后墓地已然被夷平，成为学校，带路的学生居然还很新奇地称当年学校伙房还把挖出的棺木当柴火。为国御侮而亡的将士最终受到这样的对待，实在令人寒心，是为民族的不幸……)1944年11月，作为嫡系主力，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表现突出，和74军联手作战，给日军重大杀伤。(整个战役历时55天，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 23300人)

“狡如狐，猛如虎”

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师长胡琏。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46年10月章 逢集大战，中野主力近6万人（3、6、7纵)，三个纵队围攻整11师32团一个团五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伤亡四五千人，11师32团伤亡2700余人(32团本不想撤退，因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两个连突围撤走，才不得不带余部撤走，战斗连头带尾总共5天。

3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中野忙活了一大顿，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山东南麻战役，华野集中五个纵队，其中一个打援，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猛攻南麻5天5夜，仅歼11师一个团，自身伤亡达1万余人(比较有名，不再多说)；47年9月曹县战斗，整11师孤军突出到土山集、大义集一带，华野急于报南麻一箭之仇，调动5个绝对主力纵队(华野1、3、4、8、10纵，中野11纵)设下口袋阵，严密包围，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 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经过3天激战，重创3、8两纵，同时大义集的11旅及时出击，痛扁4纵一顿，打垮4纵坚强阻击，猛烈从后攻击3 纵后方，华野见势不好，迅速撤退。解放军伤亡4413人，11师伤亡3000多。

双堆集被歼

进入大别山之后，中野1纵绝对主力20旅于48年1月在包信集与整11师遭遇，损失很大，其中一个主力营，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灭； 2纵也好不到哪里，在大别山里不停地躲避11师，基本上是一个11师追着打，追着包围的过程。6纵虽然整天躲躲藏藏，但在48年1月16日，在王家店宿营 的中野6纵18旅还是被逮了个正着，旅长肖永银一听整11师来了，丢掉旅直属队，使300余人全部被俘虏，总算保全了18旅。王家店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一直到18军淮海战场被歼之前，解放军数次企图歼灭18军的计划都没有成功，在此之前可以说18军对中野、华野基本保持了非胜即平的长胜战绩(虽说46年 底宿迁整69师被歼一仗不太光彩，但至少自己也没吃亏。)胡琏也被毛主席老人家称为“狡如狐，猛如虎”(放在哪里，哪里解放军都头痛，属于“最不受欢迎的 部队之一”)。

在淮海双堆集，18军118师“老虎团”33团与 解放军两个团血战大王庄，殊死肉搏,攻守双方几乎都拼光，此战为整个淮海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争夺之一，战况激烈，以至旁边85军一个主力团直接投 降了事。该团全部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组成，作战时凶狠顽强，罕遇对手，堪称是18军之精华，理所当然成为12兵团的刀尖。守卫核心阵地大王庄一战与解 放军两个团殊肉搏，为淮海战役最惨烈的战斗。

淮海双堆集被歼之后，重建的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古宁头之战)，撤台后胡琏官至陆军一级上将，金门警备司令，当了一回“金门王”，1977年病逝(胡琏死后的1979年，粟裕视察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时与老三野们座谈，提及胡琏不无惋惜地说：悍将谋才，古宁头之恨难消啊)。

整编第七十四师

代表人物：王耀武 张灵甫

师长：张灵甫

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于1937年8月在武汉成立，初建时为74军，1946年改编为整编为74师。它是国民党“王牌”中最耀眼的新星，有着一系列的辉煌：“御林军”、“抗日铁军”、“虎贲师”，并荣获国民党最高奖励“飞虎旗”。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和俞济时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抗战第一年内已显露 其慓悍本色。这支由浙江保安团队，原山东北洋省军与中央军第1师旁枝部队合编而成的奇异组合，是抗战八年之间战功最为辉煌的部队，精彩战例不胜枚举：38 年万家岭战役，作为核心主力，给日军重大杀伤，此役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此战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国军火力之优，全靠将士浴血苦战，74军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伟。(第51师153旅旅长张灵甫率一支部队奇袭张古山，又坚守数昼夜，为最终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41年参加上高会战，歼敌16000，缴获骏马2800匹，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何应钦称之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之众面对日11军数万人马，死守常德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情况下仍死战不退，伤亡殆尽(时值开罗会议期间，57师的英勇奋战极大的提高了国威、军威，给罗斯福总统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还专门在备忘录上记下余成万师长的名字。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常德人民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116师团，消灭日军3万左右)。第51师的师歌唱道“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中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海，大战过兰封。南浔路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这支抗战时期最伟大的部队，在武汉会战后由蒋中正亲定为军委会总预备军，为华中三大战区之前卫。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也深为畏敬，并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在南昌会战中，即使兵败如倒山，该军仍不改其英勇豪迈之铁军本色。曾两次荣获军委会最高荣誉——飞虎旗，一次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国军中无人出其右者。

蒋介石的“御林军”

1946 年改编为整编74师，全师3万余人，全副美械，张灵甫任师长(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拱卫首都，号称“御林军”。进攻苏北解放区，连克两淮(淮安、淮阴均为解放军在苏北战略要地淮阴是苏皖解放区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 严重，造成了很大困难)，二战涟水(第一次是搭档整28师太不经打，未能攻占，国军方面损失7000其中74军2000多，解放军6963，10纵司令谢祥军也在战斗中阵亡，这是华东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阵亡的职务最高的将领。第二次对王必成6纵战术成功，顺利成功)，攻占宿迁，立下头功。

兵败孟良崮

1947年3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国民党华东“剿匪”总司令顾祝同见解放军东撤，即令各部“跟踪进剿”。由于情报泄密，25师和83师也没有及时跟进，使整编74师陷入了险境。5月13日 在孟良崮被围后，虽然山上无法构筑坚固工事，又没有水源，重炮无法带上山，但张灵甫还是过于自信，认为周边友军最多

一、两天的行程，如能在友军到达前成功坚守，必能实现“里应外合，中心开花”。整编74师不愧事国军5大主力之一，74师2.5万人力抗华野五个主力纵队10万余人(1、4、6、8、9，不计打援)，也确实全力苦撑了3个昼夜。在张灵甫被围当天，蒋介石立即下达周围国军救援74师的命令。但因增援国军各部没能全力突破华野阻击(除黄百韬之整25师比较得力之外)，错失了战机，而华野攻击主力纵队不惜一切代价，合力围攻孟良崮，以致后来居高而守的74师断水、缺粮、少弹，攻山的炮弹落下，碎石飞溅，杀伤力倍增。成败瞬间定江山，失败再所难免。当蒋介石听到张灵甫在孟良崮战死的消息更是老泪纵横，下令撤了汤恩伯的军职。(全师2.5万人悉数被歼，本人非常认同粟裕的说法：74师不愧是“王牌中的王牌”。即使换了美军陆战1师，同样条件，可能撑不到三天，也会被解放军全歼孟良崮。)

重建之后的74军，为保卫阜阳(对阵中原野战军第1、2、3、6和11纵队以及华东野战军第10 纵队，成功坚守6天)，济南战役死守商埠(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王耀武飞赴南京求援，蒋介石命令74师空运济南。但一天后解放军就以炮火封锁了飞机场，仅空运了7个连，这7个连后来被王耀武派往商埠，担任第2绥靖区司令部的守卫。9月20日，解放军猛攻商埠，22日开始攻击第2绥靖区司令部，74师凭借司令部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楼和四周明碉暗堡组成的工事，负隅顽抗。此处的战斗相当激烈，被誉为济南战役中的“绞肉机”，解放军集中炮火猛轰，整幢大楼被 炸得千创百孔，满目疮痍，几乎被炸成个躯壳架子，但74军的这7个连仍然拼死抵抗，子弹和手榴弹不断从窗口和弹孔里飞出，即便在解放军攻入楼内后仍与解放军逐楼、逐屋、逐层争夺，力战不降，解放军称之为“打死不缴枪”，这7个连即使在军官大半死伤的情况下，士兵也极少投降，秉承了老74军的顽强战斗意志，最后全部战死。七个连800人的兵力坚守6个昼夜，打退2万解放军的猛攻，战况震惊华北战场。

新六军

代表人物：廖耀湘

军长：廖耀湘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于1944年8月从新1军脱颖而出；由名将“丛林虎”廖耀湘亲自统领；全新的美式装备；建功抗日战场；自诩“国军老大”，号称“天下无敌”。

印缅远征驻印军主力“中国虎”。新6军的骨干班底(或者说前身)为新编22师，在编入新6军之前还是5军的主力，昆仑关的胜利也有新22师的汗马功劳，(消灭日军4000多人，克复昆仑关，一战扬名，著名剧作家田汉还专门采访了廖耀湘，称其为抗战中的狄青)42年在5军的建制内参加了印缅远征，西渡怒江，第一次远征中主要战斗为接应200师自同古撤退，打完后也还有 7000多人，实力仍存，可惜远征军撤退时军长杜聿明却不听廖耀湘建议，尝试突破日军阻击，非要往野人山炼狱里钻，这一昏招的直接后果就是新22师兵员从 进山时的7000直线下降到了到达印度时的不足3000，牺牲超过半数。(树林里，草丛中，一支支锈蚀的枪支，一堆堆散乱的白骨，无言地诉说着情况之惨烈，上万名官兵的骸骨永远留在了异域他乡。远征军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反倒帮了日军大忙。(其实当时远征军的当面日军只有56师团，还因为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实在没有多大把握能把整个远征军都拦住，远征军的不战自乱让师团长渡边高兴得半死。)42年底，5军回国新 22师留印(当时隶属于新1军，军长郑洞国)，换装美式装备，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经过一年的整训，练就了丛林战的过硬本领，自此掀开了新22师 ——新6军最辉煌的一页。

1943年10月参加第二次缅甸战役，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师长孙立人)互相配合，二进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克于邦、下孟 关、攻占瓦鲁班……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20000多，一雪2年前野人山兵败的耻辱(史迪威语，其中 新22师单在卡盟一役就毙伤日军不下5000，间布山山区3000多，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 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随着第14师(龙天武)和第50师(潘裕昆)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驻印军扩为两个军，原属 土木系54军的第14师、第50师加上新22师组成了著名的新六军。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45年5月运抵芷江，并参加了对日受降签字仪式，负责警戒。随着国府南京光复，新6军成为首批进驻的部队，早于74军。(极高的荣誉！)

国军头号王牌

1946年2月新6军遵令远赴东北，急先锋还是新22。新22师“虎师”之名决非浪得虚名，以师单位计，无疑是东北国军，或者说是全国国军头号王牌。进东北后所向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东野一个军，基本说明战争初期新22师一个团可以顶东野一个军，差距非常惊人。新22师三个团个个凶猛异常，1、李定一65团威远堡门进攻击败3纵。

2、罗英66团5个连沙岭防守完胜4纵。3，64团沙后所大败东野王牌2纵4师。(新6军在东北战场的战斗以往材料介绍都不多，很多****，在此多介绍 一些。)

举几个战例：46年2月初闯关东的新22师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66团和师属教导营总 共就3千人(一说66团守沙岭只有5个连，加团直属部队，1500——1800之间。)推进至辽河南的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2月16日辽南军区总共 集中8个团(10倍以上绝对优势)。以人海战术猛打猛冲，如羊顶架般以月夜攻势连顶一昼三夜。该敌利用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火炮的绝对优势构筑防御工事。构筑完毕即龟缩一团，固守待援。至18日夜仍未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兵至，不得不下令撤退。民主联军伤亡2100余人，新22师624人，伤亡比 3：1。这仗是新6军在东北的成名作。(4纵承认；“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败仗，千真万确的一场耻辱。”)

47年12月沙后所战斗新22师先和2纵4师开打，4师1个营刚占领了新22师1个团团部就遭到反冲锋，国军用机枪和迫击炮猛打，这个营基本报销了，新22师2个团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我军与之反 复搏杀至天明。2纵4师原来战斗设想是全歼守军，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战斗任务，伤亡惨重退出村，骨干基本打光，仅营以上军官就被打死6人。虽然2纵公开史料不提，4师军内总结完全承认，说；“主要教训；指挥员轻敌麻痹，对敌情掌握不准，未具体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造成严重的战斗失利。”(注意，严重失利。另 外东野阵亡2纵4师10团副团长王国华，4师损失942人。新22师64团损失801人，64团打败4师后，从容撤退。新22师出动了两个团，林总本来命 令2和7纵围歼该师，但是由于协调等问题，只有2纵4和5师参战。在47年底还准备调两个军对付新22两个团，足以说明新22的地位、威胁。)

独木难撑

据新6副军长回忆(唯一从辽西会战逃出的新6军高级军官)：新6军入东北近3年败仗极少(包括消耗仗，败仗主要集中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而新22作为该军 主力骨干及第9兵团的精华保持常胜记录，与宣传有很大不同)。一开始攻占鞍山、本溪、辽阳到2次四平战斗(第一次新6军迂回包抄四平守军后路，迫使我军撤 退；第二次新6军169师血战八棵树，死扛几天，保证了其他部队及时增援)、安东战役(全面内战初期在东北战场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战役，新6军与52军作为 参战，此役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大挫折之一，伤亡6万多。

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国内各种资料对此役描述皆只强调新开岭一役，而其余均言语不详，理由很简单，其他都是败仗。南满军区屡战屡败，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林非常不满，派陈云肖劲光主持南满工作，取代肖华，才有了决定东北生死存亡的三下四保。)，最终 打到伪满洲国首府长春，使东北国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当时东北的女学生都以嫁给新

1、新6的军官为荣。东北都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 的顺口溜)直到辽沈战役在辽西新3军龙天武得空军通知东野6纵逼近，但他疏忽未将紧急情报及时上报兵团部，导致警戒的新22师先被6纵突袭击溃，东野“旋风部队”第3纵队楔入砸碎兵团部，打烂了新1、3、6军3个军部(纯是巧合，当时攻击的3纵第7师21团3营还以为是个团部，直到打进去看到文件才知道是兵团部。韩先楚后来也回忆到，要是知道是廖的兵团部，怎么也得派一个团去打。运气也不在国军这边，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而打到最后掩护廖耀湘突围的还是新22师。林总在辽西会战对新22师还是很有戒备的，可惜周围境况变了，兵败如山倒的危亡战局下，素来战无不克的新22师也独木难撑，回天无力。

新一军

代表人物：郑洞国 孙立人

军长：孙立人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于1942年10月在印度兰姆枷成立，它是第一支在国外建军的国民党部队，第一支美式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美式训练的部队。新一军的装备当时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军队A级水平。

血战缅西

郑洞国

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该师的底子就是财神爷宋子文大名鼎鼎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特别说明税警总团自组建之后在 1932、1937年的两次上海大战中伤亡殆尽，40年重组之后由孙立人将军任指挥。所以新38师与“一二八”、“八一三”没有什么关系。)41年底随 66军进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孙将军仅率领一个113团前往解围，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甚至被媒体称为“东方隆美尔”，同时113团也伤亡过半)。随后由于远征军指挥混乱，孙立人未随大部队北撤，而是完整撤退到印度。(过境时英国军队竟要求新38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入境！孙将军当即回绝，下令加强警戒、准备战斗，后来英军参观了新38师营地，军装虽破却干净齐整，枪械虽差但擦得锃亮，还带来2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与那些连裤子都扔在逃跑路上的英军绝对天壤之别。英国人一下被折服了，第二天就奏乐鸣炮欢迎。大快人心！)

1943年撤退到印度的新22、30、38合编为新1军(首任军长郑洞国，此时新22师也在其建制之中)，出国远征的中国士兵，在美英盟军 的帮助下，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练就丛林战的过硬本领(日后的新7军军长李鸿作为“兰姆伽营地的开拓者”因为干练坚决而被史迪威称为“东方的蒙哥马利”)第二次印度缅甸战役，今非昔比的新38师，士兵身强力壮，武器新颖精良，智取强攻，一下冲开野人山的第一关隘“鬼门关”。打扫战场，8名日军生俘，110余名日军被烧死闷死在堡垒内，战胜种种困难，逐一歼灭盘踞在野人山的敌寇，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终于突破险峻的野人山。激战90天的孟拱之 战，经新38师两昼夜的奋勇拼杀，以胜利攻占而告终。44年4月与美军联合围攻密*，毙敌2000人，俘虏70人。新1军攻击八莫，新38师作为主力，在美国轰炸机的配合下，恶战一个月，与日军一个战壕、一个地堡地争夺，这一仗消灭日军2400余人(盟军当局后来将八莫的一条马路以新38师师长李鸿的名字 命名。1944年8月孙立人升新1军军长)整个反攻战役中战果辉煌：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 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役中曾俘虏日军1200多人，时任新38师长 的孙将军对**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全部活埋，只有一人幸存，因为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让**人 明白，杀降可不是他们的专利。日军后来一听新1军、新38师大名望风而逃)博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缅北与滇西的反攻战，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对中国**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6月，新一军凯旋回国。

寿终辽西

孙立人

1946年1月1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2月17日，新一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3月下旬全军运抵东北。随即北上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并无大的战 斗，倒是驱逐了一些每日抢劫强奸的俄军。)第一场大仗为四平之战，自4月17日开始直到5月18日结束，足足啃了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为了执行军委“化四平为中国的马德里”的命令，调集14个旅(师)构成绵延上百里的防线，此战相当激烈，双方都拼尽全力，杀得昏天黑地(甚至出现了新1军50师用重炮、120多挺轻重机枪打烂泊罗子阵地的战例。)，呈现僵局态势，最终以新6迂回威胁解放军退路，解放军被迫撤退而告终。(此战前军长孙立人前往英 国接受英王勋章，新1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4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式辉派郑洞国临时指挥新1军。

郑洞国虽曾是新1军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4月21日开始攻击四平，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无疑影响了战力发挥。而且16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71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1军独力从正面 强攻四平。如此条件下，以一军之力攻占四平显然不现实，无可厚非。5月中旬，民主联军7师向新38发动进攻，损失1000多。15日，孙立人赶到新1军军 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新1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防线，在新6的配合下终于第一个攻进四平。“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损 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七旅，原为井岗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12000人，经四平战斗 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4、5000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升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 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摘自民主联军给军委的总结报告。

虽然战后承认只损失8000多，但实际上远远不 止，东野一直讳莫如深，具体的数字仍是迷)而另外一场著名的战斗为47年3月德惠守卫战。这是东北我军第一次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的正规攻城作战，潘裕昆 50师在德惠被围，孙勉潘沉着固守，并告潘三日内将亲率援军解围，同时亲率部众北上解围；同时，71军亦由农安侧击德惠。我军集中了4个师、80门火炮，4辆坦克，以6纵为主力，可以说是绝对优势。部队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但是激战3天，攻坚却失利了。由此暴露出我军在正规战、攻坚上的许多不足。(德惠 被围攻之同时，新1军留置在松花江北岸由50师149团第1营第2连连长郑明发率部固守的桥头堡亦受解放军围攻，长达24天。解围后，坚守德惠的149团 及郑明发连，由蒋委员长特赐名为“中正团”及“中正连”，并颁发正式关防)但是在辽西会战之前，新1军进东北时编制的3个师曾经报销过6个团，分别是新 30师89、90团，新38师112、113团和50师149、150团，作为新1军起家骨干是新38师(地位相当于新6的新22师)先后有2个主力团被歼，战绩比起新6，相对“虎师”有所不足。在黑山阻击战中也曾发动进攻，可惜那时已经太晚了，随着东野主力的到来，加上廖耀湘的病急乱投医(胡家窝棚之战，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捣毁廖耀湘司令部，逼其兵团退至唐家窝棚一带，廖耀湘在撤回沈阳之际，手拿报话器发话：“我是廖耀湘，现在我宣布撤退命令......”。这时，第九兵团参谋长杨昆急步上前劝阻道：“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明语......。”廖耀湘焦燥地打断杨昆:“我现在需要 的是时间！时间！”接着他用明语命令到：“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七十军169师和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 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六军22师、新三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林彪听了立即部署指挥，败局已定)，辽西成为了新1军的最终归宿。

第五军

代表人物：杜聿明、邱清泉

军长：邱清泉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于1938年10月在湖南省湘潭县成立，它是国民党组建最早的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被誉为“铁马雄师”。抗日战争，曾血战昆仑，一鸣惊人。

就像新6军的新

22、新1军的新38，提起5军就要先说大名鼎鼎的200师。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由军政部直接指挥。38年1月，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原团长杜聿明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5军(戴安澜继任成为200第二任师师长，也是最有名的一任)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防城企沙、钦州龙门登陆，两路进占钦州，北上南宁.准备开辟华南战场，截断西南国际交通线。5军(新

22、荣誉1、200)在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也成就了5军历史上最为辉 煌的战斗。这一场激战，成功收复昆仑雄关，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我俘虏的100余人。

5军也付出了15000人伤亡的巨大代价，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 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第5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 庄、广州等战役，官兵多系山口县人，秉性剽悍，长期受武士道侵染，参加侵华战争两年多，战斗经验丰富；而且5军此是仰攻设防完整的坚固关卡，难度更大。这一仗是日军承认的仅有的几次对方勇猛程度超过自己的战斗，含金量绝对不容质疑(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称号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们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加顽强的军队……”部队经过休整以 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陆军第5军阵亡将领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书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据悉，现在昆仑关山下的松林里，还有日军少将中村正雄的坟墓，他是此次战役中被打死的日军军衔最高的军官。当时杜聿明将军在看了中村正雄的档案后，建议以自己的名义为中村正雄在此建一个坟墓)。

受挫缅甸

1942年5军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切断了桂越公路，次年6月，又切断了滇越公路。这样，滇缅路就成为 中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保卫滇缅路，在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200师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日军55、56两个师团4万多人)，击毙日寇 5000余人(未考)，在同古坚守12天，同时，该师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一部逃出日军包围圈。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200师收复棠吉，但是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200师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兵败野人山，为保卫滇缅路，远征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杜聿明第 5军42000人中就牺牲了21000余人。当时滇缅路战线两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长期整补，直到1944年再次 作为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才再度上阵。

“逢五不战”

46年3月，第5军各部开赴武汉，解放战争中5军主要在华东作战，大大小小无数战斗，败仗很少。(单单从坚持到48年底淮海就可以看出来。5军在一年里转换指挥部就达300次以上，可见其转 邱清泉

战的频繁。邱清泉的“逢五不战”就来源于此，华野老人谈起5 军总是耿耿于怀。淮海之前，46年年底的龙崮集面对中野2纵的阻击，伤亡2390人，48年桃林冈被华野10纵阻击，徐东被华野7纵阻击可以说是仅有的几次翻船)。46年7月开始进攻苏北解放区，参加徐州以西扫荡作战，重创豫皖苏部队，年底国军准备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5军主攻，连续攻克濮阳、大名等重要城市，给解放军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47年2月5军45师先头133团一营2连在小坝车站被中野3纵7旅围困猛攻，7旅与45师硬拼，遗尸遍地，被迫撤出战场(45师连长连守仁镇定坚守车站，一夜激战，不计增援部队损失，该连死4伤5，7旅伤亡上千，损失比超过1：100！连守仁战后 晋升营长)直接导致了随后仓促的民权战役(伤亡、被俘3400多)豫皖苏战役(中野伤亡、被俘5-6千人，由于是重大失利，牺牲、被俘比例特别高，不同于 一般战役情况，其中被俘1300人)的失败。

47年8月，宋时轮指挥华野10纵在梁山阻击5军和整84师，其表现可以分为两部分，八月初 打的不错，但后来被迫北渡黄河。当时5军摆出转兵南下的架势，只留下84师继续北进。10纵准备集中兵力吃掉84师，但是邱清泉等10纵从防御转为进攻完毕之后，转头向北，会同84师合击10纵，10纵伤亡1000多人，被俘近3000人，被俘民工2000余人。丢弃武器、弹药，辎重骡马不计其数，损失极其重大(基本伤兵、后勤、医疗等单位，物资 粮食全部丢掉)。

48年6月，著名的豫东战役爆发，在第三阶段中华野抽调主力，1、4、6、8及两广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于帝丘店，邱清泉 5军采用大迂回战法，绕到包围黄兵团华野部队背后，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与黄百韬里应外合全线击溃了华野，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俘虏了几千名伤员(据粟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虏伤员几百人，但据战果统计，被俘3598人)。

魂断——陈官庄

48年12月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附近时被解放军包围，困守40多天，49年1月9日，解放军发动总攻击，45、46两师大部分缴械，200师突围被歼灭。五大主力中最后一个香消玉陨。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成军以后，老杜便提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5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经过了严格的苦练，5军的作战水平大有长进，39年3月，5军参加全国军队校阅，在当年军事考核中被重庆军委会评选为全国第一。该军战术多变，最擅长的，不是爆破而是炮火，且步炮协同密切，攻击时一般采用多梯队纵深配备，以密集队型波浪冲锋，攻击时间常常选择拂晓和中午，在山地常用多路攻击和迂回(如豫东战役战役解黄百韬之围)，在平原和村落多采用正面攻击，中央突破。

“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5军的历史上，特别要提两件事：第一次印缅战役同古保卫战前，200师师长戴安澜召集军官开会，大家对是否坚守存在分歧，争论不休，此时，598团中校团副黄景升愤然而起，慷慨陈词，自愿领兵御敌，师长问其有无把握，慨然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最终200师下定决心 抗击日军(战斗中黄景升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壮烈殉国)，在战后杜聿明的报告中也专门将此句作为全文结尾，蒋委员长闻言一震，问道：“这个团副现在还在200师吗？杜回答：“他已经实践自己的诺言，成仁了”日后国民政府专门在黄的家乡为他建造了纪念雕象并附以文字记录，蒋委员长亲自题词。而那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的铿锵豪言最终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经典。第二件则更加悲壮，1942年5月远征军第5军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后有日军追赶，途中又没有道路，遂在密*以西的莫的村将全部机械化装备之辎重(汽车、装甲车、大炮等)全部烧毁，随后军长杜聿明率全军进入野人山的蛮荒之地。而确实无法随全军长途跋涉，留在莫的村堪迪佛塔一侧的医疗站中的千余名伤患官兵，从大局着想，不愿受被日寇俘虏之辱，抱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愿烈士死，不愿降虏生的赤子心，慨然于5月21日全体引火*，含恨而终！。这一史实在中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