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第一篇：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陈瑞华教授的《论法学研究方法》是一部有关法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著作，记录了作者八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思所想，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陈老师在书中谈到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学研究方法都存在“对策法学”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学研究总是在针对一些问题提出立法建议，总是喜欢把西方的一些理论和经验照搬过来，作为大前提，然后再把中国的情况作为小前提，做一番演绎推理，最后的出应该引进西方的某某制度，对中国的某某制度进行改革，这样未免有些“削足适履”的意味。在指出这一问题之后，陈老师在该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实践出发，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学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的核心和深层次的因素，通过归纳的方法得出一些概念化和模型化的理论，或者对已有的理论的适用条件进行一些新的限制，强调“先归纳后演绎”。

“第三条道路”的方法就是从经验到理论，经验是中国的，而理论的建构之功不会是凌空蹈虚的自说自话，而必然博采前两条道路优点，必然不能离开现代科学规范的基本要求，无论怎样提炼，怎样的概念化，都会是遵循着学术的基本规律与范式进行的。

第二篇：浅谈法学的研究方法

浅谈法学的研究方法——以价值分析法为例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采取的特定的活动方式，既包括思想活动的方式，也包括实践活动的方式。而把某一领域分散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基于理论上的说明，就是方法论。

谈到我的专业—法学的方法论，它就是由各种法学研究方法所组成的方法体系以及对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说明。一般说来呢，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层次就是法学方法论的原则，它构成了法学方法体系的理论基础，并对各种方法的使用发挥着整体性的导向作用。第二个层次就是各种法学方法，它构成了法学方法体系的主干部分。在研究和解决各种司法实践活动中，只有灵活的运用各种法学方法，才能有助于迅速的解决问题。下面，我以价值分析法为例，谈一下我们专业的方法问题。

在讲述价值分析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下此种法律方法所指称的“价

值”是什么？不同时代的法学家赋予了价值以不同的涵义，归纳直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神法；理性；普遍规律；符合人的本性的法律；原始状态下人的规律；天赋权利。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从价值入手，对法律的适用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方法，其追问的基本问题是“法律应当是怎样适用的？”也就是说，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用哲人的眼光和终极关怀的理念来分析法学问题。

（二）何时使用价值分析方法

并不是在法律适用的任何时候都用到价值判断方法的，在法官运用分析推理的场合，价值分析的适用范围就极小，或者说是大大缩小了，对业经深思的结果是否公正或对正义进行评价的范围也许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它却要受到社会制度性质的限制。当一核心含义清晰明了的法律规范可明确于某个案件的事实时，就不再需要价值判断了。因此，如果一项谋杀得到了确凿证据的证实，那么被告有谋杀罪的结论就不再需要法院进行价值判断了即使当一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范围不甚明确的时候，价值判断方面的考虑也未必就会成为阐释和解释的一部分。例如，假定一个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当法院根据这一规定所要裁决的第一个这种案件出现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该规定是否要求公正地实施法律而不考虑个人，或者除此之外它是否还要求法律本身的内容不含有差别待遇。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一条确立已久的规范规定：有关宪法解 释中的疑问，将根据制宪会议的意图加以解决。如果制宪会议就模棱两可的规定所进行的辩论明确表明，几种可能的解释中有一种解释得到了大多数会员的支持，那么法院在行使其解释职能的时候就不享有规范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法院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得不到任何历史上的指导、先例方面指导或其他指导，那么它就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源去填补宪法结构中的这一空白。如果发生这种情形，法院就不得不根据它关于正义与合理的政策的 观念进行价值判断，以确定哪一种对该条款的解释更可取。

可能我的分析和解读很显浅，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所做的最大努力了。在查阅了教科书和一些法学理论著作后我提笔写了这篇文章，请老师指正，提出批评。

法学132班于越学号：13323042

第三篇：《论方法》读后感

《论方法》读后感

凌厉 传播学之晴耕雨读

如果把人文社科的学术圈比作是江湖，那我想《论方法》这本书绝对称得上武林秘籍。对于我这个初涉江湖的菜鸟小白而言，看罢此书有如得到了武侠小说中男主角式的待遇，得遇大师指点迷津，虽不至于马上就能毫无畏惧地闯荡天下，但至少拥有了辨别学术假冒伪劣的能力。《论方法》在多个方面给予我启示，它既有对我曾经遇到过的问题的解答，也有对我未考虑过的问题的指导。读这本书时，我时常想，这本书实在应该成为一本人文社科学子的案头书，要是我能早点看到这本书，该有多好呀。

? 选题

首先是在选题层次。我们在写课程论文或是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最容易被老师质疑的一个问题总是，“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而研究问题是所有研究的起点，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一开始研究设计里把自己的研究问题写得好好的，但是有时候在写作过程中就会对研究内容产生怀疑，对于研究方向缺乏把握，甚至会怀疑自我，“我研究的是一个问题吗？”、“这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问题”.在确定选题之前，潘绥铭提示我们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思考，“这是哪个层面的问题；这是生活实践的问题还是信息传播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p42-43）从这五个点去反思，我们能够尽量地避免许多由于引用概念失误、混淆现象、不接受已有研究成果、非本土的食洋不化的“伪问题”（p46），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把握那些有学术研究意义的真问题。

黄嘉明《行万里路》

? 问卷设计

其次是在问卷设计上解决了我对方法论的难题和困惑。第一，量化研究何以反映真实。任何社会调查都必须说明此研究是何时何地对那些对象用什么维度和指标进行哪些方面的测量。量化研究的方法好像看起来比较严谨，但其实还是基于“人为预设”这个根本的局限。问卷中设置的每一个选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其它的排除。在我本科的社会学调查课程中，在问卷设计上老师会问我们，“这些测量指标的设置标准是什么”.我当时只知道搞个人崇拜迷信学术权威，回答说，这是某某学者已经验证过的指标。()那时的我并不清楚，何以这些问题就足以反映整个社会，而这种反映又有多大程度的“真实”.在潘绥铭的书中，他直言，问卷设计者所说的“社会”只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社会，量化研究的逻辑是“除此之外，皆不真实（p422）”,否则难以设计出面面俱到的研究。这本身就是研究方法的特性而已，不必过分苛责。第二，具体的问卷问题设置如何操作。在《设置“开放题”是一种失误》一节中，我有许多感同身受的经验教训。在以前的调查中，我也曾经自以为是地在封闭题之后设置许多开放题，以为能够获得更多具体的实际鲜活的信息故事，甚至能把定量定性一起做了，但结果却是得不偿失的。一方面是有许多调查对象没有填写，问卷质量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即使填写了开放题，但是答案也五花八门，我最后还是得对其进行编码归类，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很可能也曲解了其原意，而且其最终的用处和提前进行预调查设置选择题的效果是一样的。在此书中，潘绥铭举出了更多否认问卷设计中设置开放题的理由，如“调查主体被倒置”（p71）、“无法进行假设与检验设计（p71）”等原因。对于其他的半开放式题目、“原因提问”他也用他切身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初学者提出了警示，调查问卷设计绝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想选项，也不能偷懒妄图在一次调查中同时做定量和定性。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经验指南。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尉晓榕

? 定性研究

最后对我而言尤为深刻的部分，是此书促使我对定性研究进行反思。主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初学者似乎总有一种偏向，觉得定性研究需要极高的生活阅历和搜集整合资料的能力，而通过数据说明的定量研究会比较容易又快速地产出“看得到”的实际成果。尤其当定性研究面向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时，我们害怕去面对那些沉重又多面的理论，我们无从下手，担心自己找不到答案。但是，潘绥铭却告诉我们“生活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答案（p234）”.摒弃急躁和功利之心，慢慢走地去欣赏、观察、体验生活去品味田野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去接受现实。潘毅在土逗公社的一次线上讲座上（2017年11月21日）讲到她带着80个志愿者去调查富士康工人状况时候的田野经历。一开始她们担心这么多人会引起太多关注，但没想到在几十万人的富士康公司里根本就不起眼，而最容易获得一手资料的场景也是她们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在医院和打点滴的无聊工人随意聊天。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想象不出的素材，俯首即是，忠诚记录就成，但不走出去你永远也见不到。

我虽然早就知道不论是记者、社会学家抑或是人类学家能带来的改变其实真的很有限，就如很多学者在田野结束后写完书后总不免反思，我写的他们，而他们却不一定看得到、看得懂。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们看到潘绥铭在田野的过程中也尝试着用艾滋病知识以及自身经验同访问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潘毅推动建立了维护女工权益的NGO组织……虽然能力有限，但学者们的研究与实践并不是无能为力徒劳无功，在观察与记录中，我们抗争我们存在。

张克纯《漂流的人》，陕西，2011

《论方法》是这些前辈留给我们后辈的可贵宝藏。或许任何方法都不能尽善尽美，但方法的意义在于寻找答案。在通往理解人与社会关系的多种路径上，我们也不断地突破自我想象，在实践中完善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或许也正是人文社科的迷人之处吧——它不在于发现那唯一的月亮，而是发现吸引你的那片星光。

第四篇：论社会矛盾研究方法（推荐）

论社会矛盾的研究方法

[摘要]社会矛盾研究方法是通过研究社会矛盾及其运动，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结构、普遍本质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解决社会矛盾而提供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矛盾的绝缘体。但是社会矛盾也有其特殊性，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避免社会矛盾。

1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的任何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社会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部以及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矛盾。物质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其他领域一切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领域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文化和广泛的社会领域，物质领域的矛盾的解决必然有助于社会其他领域的矛盾的解决。

社会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在任何社会中，区别只是矛盾的性质问题、程度问题，并非矛盾的有无问题。不仅阶级社会存在矛盾，无阶级社会也存在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人类社会。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一部矛盾发展史，一部矛盾解决史。

社会主义社会并非矛盾的绝缘体。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自觉认识并积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

2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社会矛盾主要变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始终遵循着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其二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始终遵循着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生产力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总是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随着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经过矛盾的解决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也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究社会发展根源、解释“历史之谜”的总钥匙，是我们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运用这一规律时，既要及时调整落后于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要防止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

3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性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而在矛盾群中又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些都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如实地分析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清其本质和发展规律，才能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4矛盾的利益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

利益分析方法是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形成和发展的一把钥匙。众所周知，生产力之所以决定生产关系，并推动其发展（表述为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之所以决定上层建筑并推动它发展（表述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原因何在？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人们的利益就得不到实现和发展，最后必然损害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是广大社会成员所不允许的。恩格斯说过：“透过各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说过：“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类阶级社会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又应从哪里入手呢？列宁明白地告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迷离混饨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在探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活动时，就能十分正确地找到个人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就能充分揭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各个层面，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

除了利益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之外，利用阶级来分析社会矛盾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把握历史进程的线索这一点，也力资产阶级学者所使用。列宁在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后，指出：“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②因此，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独有的，但是也不可因此而否认将这一方法系统化、最后定型以及在实践中充分运用，要归功于马克思经典作家。5总结

社会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矛盾都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妄图去消灭矛盾，而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了解矛盾的规律，搜寻解决矛盾的方法，然后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的方法。矛盾并不是一种坏的现象，相反他是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原动力。不同事物，不同时期的矛盾都是不同的，所以矛盾具有其特殊性，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总结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即利益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

第五篇：民族法学研究：立场、方法与进路(DOC)

民族法学研究：立场、方法与进路

吴旭梦*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550001）

摘 要：民族法学是一门规范之学、价值之学和实践之学，民族法学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的营养补给，也离不开法学的方向指路。民族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调查法、史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和价值分析法。民族法学研究要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研究宗旨，以解决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导向，以“知行合一”为研究原则。

关键词：民族学；法学；民族法学；研究方法；

作为最初接触民族法学或已经开始进行研究这门学科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民族法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它？应该从何着手？这就涉及到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进路问题。之所以有以上疑问或纳闷，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族法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常常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民族法学的学科本质和学科特性，肯定对其研究就会显得含混模糊。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进路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

民族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是一门交叉性极强的边缘学科。[1]民族法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法学学科。[2]那么，民族法学的研究到底是以民族学方法研究为主？还是以法学研究方法为主？有的人认为，民族法学是民族学的法学，法学是核心词，民族学是限定词，所以应该用法学的方法去研究民族学。也有的人认为，民族法学是法学的民族学，民族学是核心词，法学是修饰词，应该用民族学的方法研究法学。对此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认为，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3]，它的核心性质在于它的法学特性，但是，这样的特性并不代表有且只有（只能）用法学的方法去研究它，完全有必要将民族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其研究，这样势必会产生别样的效果。

之所以将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界定为其核心性在于法学特性、其方法论在于民族学和法学方法的有机结合。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民族法学如同法学一样是一门规范之学、价值之学和实践之学。首先，民族法学是一门规范之学。我们知道，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三 *作者简介：吴旭梦（1982年—），男，汉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讲师，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1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法学。[1]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民族法学的交叉性体现在既有民族学学科的性质，又有法学学科的性质。[2]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民族法学的综合性体现在其法学涵括了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多个法学部门的内容。[3]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大部分组成，即民族法学理论、民族法律制度和民族法文化。[4]而民族法律制度[5]又是当前我国民族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自治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关于民族关系[6]的法律制度。所以，民族法学是以规范为承载的，易言之，民族法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法律规范。其次，民族法学是一门价值之学。从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上看，民族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原则、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原则。[7]这些基本原则与现代法治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效率与秩序的价值内涵不谋而合，体现了我国民族法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总是企图追求并构建某些好的和善的东西，而这些好和善的东西就是民族法的价值。最后，民族法学是一门实践之学。众所周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正如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都是说明了实践对于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民族法学从法律的实施（司法、执法和普法等）到法律效果的实现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民族法学要探究历史上曾经在民族治理中的先进做法和优秀经验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民族法学要了解当前民族治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提出对策措施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所以，民族法学是一门实践之学。

第二，民族法学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的营养补给。民族学科是以民族问题为源泉，民族法律同样是以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为依托。虽然民族法学与其他民族学科的逻辑形式和归纳方法不尽一致，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民族学科的基础就没有民族法学的丰满。[8]毫无疑问，民族法学的学科渊源之一是民族学，民族学的研究的内容和成果给民族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滋养，因此，民族法学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以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同时又为民族学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丰富的材料。[9]如果把民族法学比喻成“火晶柿子”[10]的话，民族学是“枣树”，法学是“柿树”，两者嫁接结出了“火晶柿子”，虽然现在变成了“柿树”，但“枣树”依然是根，给这棵“火晶柿子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

第三，民族法学研究离不开法学的方向指路。

民族法学的法律规范有的包含在各种法律法规中，如《宪法》、《立法法》、《刑法》和《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有的则是直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呈现，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在以上法律法规中，民族法学与宪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族法的制定与实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和相违背。此外，我国宪法第四条还规定：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由此可见，宪法学为民族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保障。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与转型，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如何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地区是关键，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就需要建立 [4]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5]民族法律制度指的是现行的民族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而成的统一的框架体系，主要指向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类“实定法”。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6]这里的民族关系包括国家与民族地区间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关系。[7]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8]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9]白明政：《论我国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原则》，载《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54页。[10]火晶柿子是陕西临潼特产，柿子中的佼佼者，由枣树和柿树嫁接后结的果实。良好的纠纷处理机制，除了继续发扬民族地区一些良好的传统习惯和民间法的作用以外，也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维护民族地区团结和构建民族地区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民族法学的研究要充分体现它的法学特性，体现它的规范性、价值性和实践性，同时要以民族学的内容为营养供给，充分吸收民族学中一些能为民族法学所效用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并结合法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以中国法治和法学的发展为风向标，指引民族法学朝着一个科学和务实方向前进。

二、民族法学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基本前提，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德国当代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所言，每一种学问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或者遵循特定的方式来回答其提出的问题；每一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的反省。[11]既然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发展如此重要，那么，为了推动民族法学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得不重视民族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鉴于当前一段时期民族法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我们认为，民族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调查法、史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和价值分析法。

（一）田野调查法

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位居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12]它是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民族法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是该方法的先行者和革新者，我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是该方法的践行者和杰出者，他认为，田野调查有四步：定题阶段、制定计划或方案、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总结阶段。[13]具体而言，田野调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工作阶段，二是实地调查阶段，三是整理分析阶段。[14]

民族法学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法文化进行研究时，要求研究者对一个社区或群体进行研究较长时间的调查，即对该人群及生活方式亲身从事长期性的调查工作，学习并使用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社会活动，熟悉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在了解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研究法文化或法律问题。[15]不过，我们在对民族法学作田野调查研究时，不能把重点仅仅放在调查民族地区的法文化、习惯法和宗教信仰方面，更应该重视调查了解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情况，以及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情况，以及国家司法改革对民族地区司法制度的冲击与挑战情况等。总之，在民族法学的田野[16]调查研究不能只重视“民族学”文化属性，更要重视“法学”规范属性。

此外，我们在田野调查研究中不得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充分尊重 [11]（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12]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13]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7页。[14]高永久等编著：《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页。[15]吴大华主编：《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16]这里的“田野”不是狭义的指“农村、乡村”，在民族法学的调查研究中也可能指“城镇、城市”，比如民族乡、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法律问题调查研究，所以这里的“田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地文化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我们去调查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必须“入乡随俗”，就必须充分尊重当地文化，而不是去破坏文化，否则适得其反。二是不能为了调查而去调查。研究实践中，有的人为了得到一些数据，到了当地直奔主题欲调（获）取数据，这种明显夹杂着功利性的调查会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和愤怒。还有的人是已经在大脑里预先设想了自己主观的结论，随后去围绕自己的结论而反推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三是调查时间不宜太短。根据调查时间的长短可以把田野调查分为三种模式：经历式田野调查、体验式田野调查和蜻蜓点水式田野调查。马林诺夫斯基为了撰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1914年至1918年间到新几内亚进行了三次调查，调查时间共达到两年七个月。因此，我们在民族法学的调查研究中，时间不宜太短，否则调查就不会那么深入，得出的结论就不会那么完整和准确。

（二）史学研究法

从文字层面上而言，自夏至今，我国已有四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单指汉族文化，也包括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各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和关于少数民族治理的法律制度显然也当属其中。

秦代的《属邦律》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成文民族法典，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立法的先河，对后来历代民族立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其中确定的诸多法律原则，如和亲通婚、民族自治、维护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特权与民族同化等，也成为日后封建王朝民族立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17]秦以后，我国历代都对民族法律规范做了相应的规定，如汉代建立的属国制和边郡制；唐代在民族地方施行的“羁縻府、州、县”制，《唐律疏议》中对“化外人”犯罪有详尽规定；元代以《至元新格》在民族地区设立了行省制和土司制；明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了土司制度，在藏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清代不但在《大清律例》中明确了“化外人有犯条”的规定，而且针对一些风俗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在不违背《大清律例》的原则下分别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单行法，形成了以《大清律例》为母法和适用于不同民族的单行法[18]及《理藩院则例》为子法的民族法体系。[19]

我国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不一样，我国几千年来虽然朝代更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文字和文化从未断裂过。传统文化和老祖宗的智慧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指引作用。就民族法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在古代民族法制史中寻找更多做法和经验来为今所用，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20]，但就我国当前民族法制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故还应该加强民族法学的史学研究。

（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含义比较广泛，既包括宏观比较，如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法律制度进行整体上的比较研究；也包括微观比较，如 [17]张文山：《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1期。[18]如：适用于北方蒙古族的《蒙古律》，适用于西北回族聚居区的《回律》，适用于西南苗族聚居区的《苗律》，以及确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行政组织法规《钦定西藏章程》。[19]张文山：《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1期。

[20]目前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藏族法制史》、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邓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吴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刘广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等。对各民族法律之间的比较，对某一具体民族法律制度、具体法律规则的比较。既包括对现象本身的比较，如对民族立法体制、执法、司法组织和制度、法律规则的比较；也包括对外部条件的比较，如对制定、实施这些民族法律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因素的比较。既包括民族法律实践的比较，也包括对民族法学理论、观点、思想的比较。[21]

比较研究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是通过比较寻找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对被比较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达到完善自我的目的。全世界目前共有2000多个民族（单亚洲就有1000多个民族），有很多民族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和研究，如周边的俄罗斯、印度、泰国、越南等国都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在民族法学研究方面，由于研究条件（语言、空间）的限制，我们对外国的民族法制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中，下一步我们有必要对“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法律（含少数民族法律）进行比较研究。

（四）跨学科研究法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跨学科综合研究，事实上不仅是知识的综合，也是研究思路和研究途径的综合。简单地说，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就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经验从整体上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22]

“社科法学”方法就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法。所谓“社科法学”，实际是一种将法学研究纳入社会科学研究轨道的学术尝试。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集群。按理说，每一种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等。研究者运用这些方法所进行是法学研究，可形成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政治学等。[23]

按理说，民族法学本身就是民族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两者的结合就是跨学科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是把民族法学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它还可以与其他学科结合和交叉研究，比如和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人口学等。近年来，在该研究方法上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游志能的《民族习惯法的经济分析》，该书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概念（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生产效率、风险分摊、资源禀赋等）引入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中，就国内民族法学研究而言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不过，也正如作者所言，由于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还不够熟练，导致文章的分析也存在一些生搬硬套之处。所以，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必须娴熟掌握所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

（五）价值分析法

法的价值又称为法律的价值，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的价值。例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民的自由、社会的公共福利、经济的持续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等都是其体现，还有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更是这层意义上的法的价值的根本体现。这种价值是法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又称为法的“目的价值”。第二层含义是指法的“形式价值”，它是指法律在形式上应当具备的那些值得肯定或好的品质。比如任何一种法律都应该具有逻辑严谨、简明扼要、明确性等特征。

[21]吴大华主编：《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22]高永久等编著：《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23]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在民族法学研究中引入价值分析方法，首先有利于良法的制定。因为法律保护哪些行为，制裁哪些行为，保护哪些权利，限制哪些权力，需要立法者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价值准则进行选择和取舍，只有如此，良法才可能产生。其次，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各异，当法无明文规定可引用或规则存在冲突时，价值分析更

[24]显重要。最后，价值分析有利于对现行民族法制进行改革。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认为民族法学是一门价值之学，法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效率与秩序等价值体现在民族法的基本原则中，也体现在民族法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中。在民族法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把法的价值和民族法的基本原则相结合，并作为最高纲领指导和目标追求，所有的研究要紧紧围绕实现法的价值这一目标来展开，所有的研究要以贯彻落实民族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要求来体现。

二、民族法学研究的进路

（一）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研究宗旨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维护民族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没有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各民族团结的事业，就没有各民族的发展兴旺，就没有各民族繁荣的景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25]

维护国家统一是前提，保障民族平等是核心，加强民族团结是关键，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目标。民族法学研究不能违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不能违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不能有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平等与团结的言论。当前，随着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思想在国内传播与蔓延，很多国外敌对势力借此机会在国内培养与扶植了一些反党反国反民族的“公知”与“亲信”，制造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平等团结的舆论，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戒备。

所以，我们在开展民族法学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研究宗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学学科；也只有这样，民族法学研究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以解决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导向

方法论独立存在没有意义，问题意识也无法单独陈述；写东西要有限定，要有题域、有问题；在问题的建构上包括研究什么问题，问题的来源，为什么研究 [24]吴大华主编：《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25]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这个问题，其他人如何研究这个问题。[26]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或要求，而是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27]

在民族法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尤其要以解决当前中国在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为研究导向，民族法学研究也要为国家的战略部署服务，既要“顶天”，也要“立地”，前者是指通过理论研究为国家在民族问题的治理与管理上提供顶层设计，后者是指我们民族学研究必须接地气，不能总是高谈阔论那些大道理，还得要通过调查研究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当前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我们在民族法学研究中是否可以挖掘与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法律与民族政策，为国家战略部署有效推进服务；又如党的五中全会提出了“放开二孩”的重大政策，我们是否可以调查了解该政策是否对民族地区在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法》方面带来一些影响；再如当前的“司法制度改革”是否对民族地区基层司法机关与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带来一些冲击与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民族法学去探索和研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民族法学研究是大有作为的。

此外，民族法学研究应当以中国特有的民族问题为立足点，在遵循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式基础上，开展中国问题模式的实证调查研究、强化并丰富价值分析研究方法、拓宽跨学科式的综合研究。但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都应该坚持问题导向，都应该围绕解决中华民族法学面临的实际问题来开展研究。

（三）以“知行合一”为研究原则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写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举个一个生动的例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28]这些观点和例子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理论（知）与实践（行）相结合（合一）的重要性。

法学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法学教育应当走知行统一的道路，提倡在行动中学

[29]习，在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法律的培养方法。民族法学无论是从民族学学科的性质而言，还是从法学学科的性质而言，都是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的。这就告诉我们，开展民族法学研究绝对不能仅仅是在书斋里就能完成的，也绝对不是把那些经典著作啃得滚瓜烂熟就能出成就的。[30]就当前民族法学研究的现状而言，重理论轻实践、重抽象轻具体的现象普遍严重，正如著名民族法学家吴大华说到“民族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学科，但当前民族法学的研究却多停留于理论探讨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民族法制建设实践的关注程度 [26]邓正来：《法学研究与问题意识》，根据2006年9月吉林大学所做讲座的内容整理。转引自杨国庆：《中日法学研究方法与视角比较分析》，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2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28]毛泽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转引自徐中起：《试论法学的特点和法学教育方法》，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5期。[29]徐中起：《试论法学的特点和法学教育方法》，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5期。

[30]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理论研究不重要，也不是反对民族法学不做理论研究，而是强调除了理论研究外更应重视实践研究。不够，或者说当前的民族法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民族法制建设实践的需要。”[31]但是，如果法学家只是追思无限遥远的过去和预言无限遥远的未来，而不提供现实生活的答案，不提供有针对性的现实批判，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一定是法

[32]律实践落后于法学，而不是相反呢？

我们应该向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学习他们那种能吃苦、重实践的研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民族法学研究的“知行合一”，也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研究好民族法学。

结语

如果我们把民族法学研究比喻成修建一栋高楼大厦的话，民族法学研究立场便是修建大厦的地基，民族法学研究的方法便是修建大厦的材料，而民族法学研究的进路便是修建大厦的技术。本文虽然对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进路进行了一些思考，但顶多算是浅尝辄止，还有待下一步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本文研究也是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和重视民族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为民族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为民族法学这栋学科“大厦”的建造添砖加瓦。

[31]吴大华：《我国民族法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载《贵州民族报》，2011年8月15日第B03版。[32]周少华：《法学研究方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