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蒙医药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篇：论新时期蒙医药学的研究方法

论新时期蒙医药学的研究方法

蒙医药学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宇宙变化节律息息相关。人体是小宇宙，生命体恒动不息，但有始有终。内外协调则康，失调则病，紊乱则危，不相依则亡。蒙医药学说特点是指与西医学及其它医学体系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医学均以人体及疾病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所有医学具有的共性。然而，他们对人体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则不相同，如在研究人体、病理、疾病的诊断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一、蒙医药学基本特点

蒙医药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一是整体观念。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二是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二、蒙医药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药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药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1、民族文化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药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2、师带徒传承特点。蒙医药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

3、现代发展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蒙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5、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三、蒙医药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药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药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药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2、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3、融入现代人文科学的成就。蒙医药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除受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外，人文科学更是起主导作用。蒙医药学基本理论无不留有当时人文科学的痕迹，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脏腑理论等都受当时哲学、伦理学、军事、艺术等人文科学的重大影响。因此，蒙医药学既是医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蒙医药学的这一特征使它在医治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过程中有很大优势。但是，蒙医药学发展到今天，却未及时吸收当代人文科学的最新成就，正逐渐丧失这一优势。

总之，我们不能因蒙医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缺陷就简单斥之为伪科学，亦不能看不到它的不足，以独特、优势自我陶醉。蒙医药要发展，只有引入现代化的分析手段，融人时代人文科学的精华，才能重建蒙医药理论体系；只有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才能更好地占领蒙医药学发展所必须的临床阵地。

第二篇：论社会矛盾研究方法（推荐）

论社会矛盾的研究方法

[摘要]社会矛盾研究方法是通过研究社会矛盾及其运动，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结构、普遍本质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解决社会矛盾而提供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矛盾的绝缘体。但是社会矛盾也有其特殊性，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避免社会矛盾。

1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的任何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社会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部以及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矛盾。物质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其他领域一切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物质领域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文化和广泛的社会领域，物质领域的矛盾的解决必然有助于社会其他领域的矛盾的解决。

社会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在任何社会中，区别只是矛盾的性质问题、程度问题，并非矛盾的有无问题。不仅阶级社会存在矛盾，无阶级社会也存在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人类社会。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一部矛盾发展史，一部矛盾解决史。

社会主义社会并非矛盾的绝缘体。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自觉认识并积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

2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社会矛盾主要变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始终遵循着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其二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始终遵循着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总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的。生产力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总是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随着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经过矛盾的解决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也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究社会发展根源、解释“历史之谜”的总钥匙，是我们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运用这一规律时，既要及时调整落后于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要防止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

3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性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而在矛盾群中又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些都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如实地分析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清其本质和发展规律，才能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4矛盾的利益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

利益分析方法是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形成和发展的一把钥匙。众所周知，生产力之所以决定生产关系，并推动其发展（表述为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之所以决定上层建筑并推动它发展（表述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原因何在？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人们的利益就得不到实现和发展，最后必然损害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这是广大社会成员所不允许的。恩格斯说过：“透过各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说过：“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类阶级社会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又应从哪里入手呢？列宁明白地告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迷离混饨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在探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活动时，就能十分正确地找到个人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就能充分揭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各个层面，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

除了利益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之外，利用阶级来分析社会矛盾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把握历史进程的线索这一点，也力资产阶级学者所使用。列宁在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后，指出：“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②因此，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独有的，但是也不可因此而否认将这一方法系统化、最后定型以及在实践中充分运用，要归功于马克思经典作家。5总结

社会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矛盾都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妄图去消灭矛盾，而是要通过不断的探索，了解矛盾的规律，搜寻解决矛盾的方法，然后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的方法。矛盾并不是一种坏的现象，相反他是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原动力。不同事物，不同时期的矛盾都是不同的，所以矛盾具有其特殊性，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总结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即利益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

第三篇：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胡伯仲

［摘要］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特征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关键词］王蒙；意识流小说；近两年研究；

王蒙新时期的作品指的是，文革结束后，王蒙以作家身份重返文坛发表的作品。意识流作品则是指这一时期，作者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如内心独白、非情节化等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总结起来说有《布礼》（1979）、《蝴蝶》（1980）、《春之声》（1980）、《风筝飘带》

［］（1980）、《海的梦》（1980）、《杂色》（1981）、《相见时难》（1982）5。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因其对现实主义的打破和现代派技巧的运用，而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迅速引起了王蒙研究热。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一、王蒙特色的意识流技巧

尽管评论界都认同上述作品的意识流身份，但王蒙自己却不这样看，“王蒙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小说是意识流小说，甚至不承认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在《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王蒙自己说到：“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写的是不是意识流，我还不知道呢”[6]。他甚至说他自己也没有认认真真读过几本意识流作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王蒙确实用了意识流的一些技巧，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有人认为，同西方的经典意识流作品相比，王蒙确实和他们一样“都使用了内心独白、象征暗示、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手法”，“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1]。其次，有人认为王蒙也同他们一样，采用非情节化的手段来结构文章。“80年代初，王蒙是利用了小说的这一特质，发挥自己的才华，展现了小说的新面貌。”[4]“他们的小说都有意淡化情节”，“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1]。

但由于王蒙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其生存地背景的不同，他的这些作品又表现出极浓的个人特色，或者直接说，中国特色。有人认为，在主题基调上王蒙就同西方作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的意识流作品，意在“表现当时具有压倒势的混乱和不安的思潮、感觉和情绪”，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处于困顿、孤独和恐惧之中”[1]。而王蒙的这些作品，则依然表现出一种“少共精神”，在其作品中能明显看出革命的痕迹，其作品反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另外，也有人从中西背景的差别、小说内部结构处理的情理之别来分析二者的相异之处。

二、非情节化

非情节化意即淡化情节，忽视故事情节的重要性。如意识流代表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代表性作品《墙上的斑点》、《海浪》、《达罗卫夫人》等等。王蒙的这些作品也有也有这种特  指非情节化。作者注。点，其作品“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陈杲找人办事（《夜的眼》）、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曹千里骑马在路上（《杂色》）、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意不再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也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重在人生体验”[1]。

有人对王蒙的这些意识流作品进行话语类型分类，以动作、时间及二者的关系为标准划分为五类，然后发现王蒙的这些小说中的意识流话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该作者以王的《春之声》为例说“通篇以主人公岳之峰的思绪来行文，忽而现在，忽而过去；忽而城市，忽而乡村；忽而国内，忽而国外。通篇都是这样腾挪跌宕，一幅幅画面接连闪过，给人以毫无头绪之感，但当读者仔细体味时，便会发现，这一幅幅画面不是按时间顺序组接，而是与岳之峰的思绪相关联的。因此说，《春之声》这篇小说打破了以往小说按时间叙述的直线性思维的常规，而呈现出一种网状的结构，这样的时空交错明显是以空间变化来结构全文的。”[4]

也有人对王蒙的这些作品进行结构性分析后发现，其小说多打破传统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发射性结构特点，因而几乎没有情节可言。但即使这样，大部分人对王小说的这一特点持肯定态度。“虽然这种写法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但这样写的确是很精练，内涵比较丰富，比较耐人寻味，而且更富于真实感，它不是被提纯、被装在瓶子里的蒸馏水，而是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海里的一瞥。如今，生活是愈来愈发出雄浑多样的音响了，愈来愈表现出瞬息万变的节奏了，为了表现生活的这种特点，为了在短小篇幅中表现出更多更多的内容来，于是作者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手法——“非情节化”的手法，来结构文章。”[2]

三、新奇的语言

王蒙本人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他的这些意识流作品往往在修辞、句式、语体等方面不同于常规，并且勇于打破常规而呈现出新奇的特点。在修辞上，有人认为王的这些作品的不落俗套的排比和比喻是其语言的很突出的一个亮点：

“第一，王蒙小说的比喻是非常独特的，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他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

——《风筝飘带》

我爸爸的身材瘦长，脸长得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深渊》

说素素洗脸刷牙之响不无夸张，然而，却是真实的，说脸长且瘦，不说像猴子却说成倒置的等腰三形，准确而独到，新颖而形象，读了他的这种比喻，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第二，王蒙小说的比喻用群众生疏的比喻是常见的。

她的脸绷得严实，好像是采用了最新技术进行无缝焊接似的。——《悠悠寸草心》

他白白胖胖，好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风筝飘带》”[2]

在句式上，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些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长短句恰到好处的错落。有人认为王的作品中的长句往往蕴含大，语气连贯，条理清楚，陈述和限制得细致和准确，认为王的这种长句往往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想，“王蒙小说的长短句语言并不是那么单调，一味的傻长的，而是长得巧、长得好、长得有味，是借助于多种语言手段组织的优美的长句。

‘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乱石里转变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秃秃的小鸡，像在天中爆响的二踢脚，像冒烟又滋拉滋拉地响的湿柴禾上的火苗子，像含苞待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深的湖》’”。[2]

文学概论教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天才为文学立法”。我认为王蒙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就是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文学的创新立“法”。

当然也有人指出了王蒙作品里的不足之处，“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层次上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 这就使他的小说缺少感性内容。理性行为确实能够规范作家的创作思想沿着健康发展的轨道行进, 但是理性的框架也确实‘规范’了作家在创作天地间驰骋。”[3]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较中肯的批评。自然，关于王蒙的这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更深刻的研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郑德聘.伍尔夫与王蒙意识流小说之比较［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2］ 李春.王蒙新时期小说语言运用探析［J］.当代文学，2009（6）.［3］ 金红.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 刘慧敏.王蒙小说的“非情节化”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 叶向党.王蒙“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6］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转引自[3]

第四篇：论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论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中国是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下面，我将就自己的观点简述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首先，从起源上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和繁衍，在猎取食物的过程中，在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医疗和保健活动。例如人们在寻找和识别食物的过程中，误食了一些有毒的药草，在毒性反应过后，却治好了某些病痛，而发明了能治病的药草，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我国第一部药物学《神农本草经》，就是后人为了纪念原始社会人们的贡献，托名神农而写的。《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该书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中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方法。书中概括地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

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步发明了石针来治病，所谓砭石这是针灸疗法的起源。殷商时期，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青铜器的广泛应用，促使发明了银针、金针医疗工具。

在理论上，中国医药学有着独特的一面，那就是“辨证论治。”

春秋战国以后，临床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黄帝内经》的产生，代表了当时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在两汉时期，《五十二病方》、淳于意“诊籍”、《治百方病》等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张仲景作出《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伤寒杂病论》，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黄医籍的基本理论，结合当时人民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经概括了中国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钢，以及汗、下、吐、和、清、温、补、消等八种治疗方法。此书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并具体指导临床实践，为我国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者，从公元3－10世纪，即我国隋唐时期，医药学有了全面的发展，在脉学、病因、证候、临床治疗学等方面。出现了不少专著。如晋代著名医学家王叔和著《脉学》十卷，进一步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化。对于病源的探讨和证候的描述，到隋代已取得相当成就。巢元方（公元610年）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晋魏以来的医疗和成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书中记述绦虫病，认为是吃不熟的肉类所致，患漆疮与人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患某些传染病是外界有害物质（乖戾之气）所致；患麻风病有初、中、晚三期之分等内容共有50卷之多，反映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进一步提高

下面，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关于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来源于石器的发明，最早使用的是砭石和石针。石针是古代针刺的原始工具，发明了金属，才出现了金属针。我国第一部针灸书是“灵枢”，这本书成于战国时期。

晋代皇甫谧（公元215－282）著针灸专书《甲乙经》，总结了前人和本人的实践经验，阐述经络理论，明确穴位和位置，并详述疾病针灸取穴等。可称为第二次总结性的针灸专著。宋代针灸学家王惟一，在总结前人针灸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考定了明堂图经络孔穴，并主持设计铸作立体铜人孔穴模型，刻有十四经的经穴名称和位置，对于学习和运用针灸学有很大贡献。这尊铜人孔穴模型，在八国联国入侵时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掠走，现仍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针灸疗法是一种简便易行、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一向为群众所喜用，因而能广泛传播，并不断发展。

近年来中医、中药、针灸学术的对外交流与日俱增。中医、中药、针灸专家应邀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以及国外学者来访和进修的人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学习研究推广中医临床医学。日本、英国、德国、美国、苏联、朝鲜、泰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十四个国家出版中医针灸期刊有68种之多。不少国家和地区还设立了中医学会和针灸学会。有的国家和地区除设有针灸专科外，还成立了研究中医、中药、针灸的专门机构，并多次召开国际性的中医和针灸学术会议。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有利于我国针灸学术在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发展。

传统的中医学愈来愈受到各国医药界及至科技界的重视，出现了世界性的“中医热”、“中药热”、“针灸热”，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可以预料，中医学将发展成为一门属于全人类的、开放型的应用性医学。

第五篇：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陈瑞华教授的《论法学研究方法》是一部有关法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著作，记录了作者八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思所想，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陈老师在书中谈到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学研究方法都存在“对策法学”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学研究总是在针对一些问题提出立法建议，总是喜欢把西方的一些理论和经验照搬过来，作为大前提，然后再把中国的情况作为小前提，做一番演绎推理，最后的出应该引进西方的某某制度，对中国的某某制度进行改革，这样未免有些“削足适履”的意味。在指出这一问题之后，陈老师在该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实践出发，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学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的核心和深层次的因素，通过归纳的方法得出一些概念化和模型化的理论，或者对已有的理论的适用条件进行一些新的限制，强调“先归纳后演绎”。

“第三条道路”的方法就是从经验到理论，经验是中国的，而理论的建构之功不会是凌空蹈虚的自说自话，而必然博采前两条道路优点，必然不能离开现代科学规范的基本要求，无论怎样提炼，怎样的概念化，都会是遵循着学术的基本规律与范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