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旅游纠纷案例精析
旅游纠纷案例精析
内容简介
《旅游纠纷案例精析》选取了2005年至2009年间该院审理的旅游纠纷案件15件，分为合同纠纷类与侵权纠纷类两大部分。在选取案例时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新颖性。书中案例均是黄浦区人民法院近五年来受理审结的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呈现近年来旅游纠纷的新特点、新类型，有的在全国、全市法院尚属首例。二是典型性。书中案例均为审判实践中的真实案件，其中不乏广受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例，闪烁着人民法官的智慧，体现了司法对旅游纠纷的处理态度。三是生动性。《旅游纠纷案例精析》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生动灵活地宣传法治，提示游客正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引导旅行社依法恰当经营。
为使读者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旅游纠纷诉讼情况，并为应对旅游纠纷提供方便，《旅游纠纷案例精析》还附录了《旅游纠纷诉讼情况调研报告(2005-2009年)》以及相关法条。编辑推荐
《旅游纠纷案例精析》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目录
第一部分 合同纠纷
1.遗漏旅游景点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及责任范围——析马甲等诉上海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2.因台风取消游程的责任承担——析王某诉上海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3.订立旅游合同时支付的部分钱款的性质认定——析乐某等诉上海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4.游客在指定的购物点遭遇购物欺诈的救济途径——析张某诉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5.对合同约定的自费行程额外收费不构成欺诈——析张某等诉海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6.美容服务中合同类型的认定及救济途径——析施某诉上海某日用化学品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7.旅游合同纠纷之事实证明——析乐某诉上海某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第二部分 侵权纠纷
8.高原反应身亡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界定——析曹甲等诉上海某旅行社生命权纠纷案
9.游客游泳时溺水身亡的责任承担——析洪甲等诉上海某国际旅行社生命权纠纷
10.旅行社应为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承担责任——析徐某诉上海某旅行社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1.旅行社对老年游客负有特殊的安全保障义务——析陈某诉上海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2.旅行社已尽安全保障义务不需要对游客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析范某诉上海某旅行社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3.游客自费项目游玩致人身损害各方赔偿责任的承担——析徐某诉上海某旅行社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4.商店购物遭精神病人刀砍受伤的责任承担——析蒋某诉张甲、上海某食品公司健康权纠纷案
15.侵权与合同之诉竞合的选择——析宋某诉上海某旅行社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第三部分 附录
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旅游纠纷诉讼情况调研报告(2005-2009年)
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选编)
三、相关法条(节选)
后记
序言
2010年世博会正在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举办。世博会期间，我们将迎来五大洲超过七千万的宾客。其间，他们不仅参观世博展览，还要游览风景名胜，体验上海城市文明。服务世博，办好盛会，是落在每一名上海人肩上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搞好世博会期间的旅游活动，热情、文明做好各方游客在上海旅游观光期间的接待工作，是办好世博会的许多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游客在上海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的任何一个小细节都有可能决定其对世博会、对上海、乃至对中国的印象和评价。在此意义上说，搞好旅游也是成功举办世博会的一件大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人民法院也当有所作为！
举办世博会是人民法院实践“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的难得契机。世博会的举办赋予了人民法院以服务保障世博的职责。人民法院应通过优质、高效、文明的审判活动，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为这一百年盛会的成功、精彩举办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法律人和上海人，我们应该围绕“服务保障世博”践行“两为”主题，积极探索符合司法规律、体现区域特点、顺应时代需求的工作新方式，为世博会多做实实在在的有益工作。
世博会是人民法院开展能动司法的独特平台。法律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给人们的行为以预测指引。能动司法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尽量地延伸审判职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对社会行为的预测，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的指引。实践告诉我们，对审判案例予以总结选编并开展以案论法是实现法律的预测指引价值的一个有效途径，这在成文法体系里尤显必要。
后记
《旅游纠纷案例精析》一书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组织编写，本书从策划、编撰、修改至定稿，历时半载，全书力求准确、详尽地阐释诸多常见旅游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和处理方法。许伟基、金民珍、竺常赞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策划、组织编写和审稿等工作，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实施具体编写工作，全书最后由许伟基同志定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上级领导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悉心的指导，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和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局的相关领导对本书的编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姜海清、赵冰清、顾晓燕、金於疆、仲佳宁、张敏、吴建波、朱桃英等同志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法官助理吴竞爽、朱夏玲、赵霏、向婧、陈树森等同志为本书案例的选编、撰写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当然，本书的编撰，是法官们在审判工作繁重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完成的，受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及时改进。
文摘
此类纠纷在实践中并不少见，通常旅行社会以自身不存在过错为抗辩理由，拒绝游客提出的赔偿要求。对此，一些游客对购物欺诈的维权意识不强，特别是在境外游的情况下，维权成本高，难度大，许多游客宁愿“花钱买教训”而息事宁人。但随着我国相关旅游管理规定的不断完善，法制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强，游客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游客在此种情况下向旅行社提出索赔也越发普遍。对于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到旅游服务合同中指定的购物商店购买到假货的情况，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一，与旅行社协商。目前，上海市大部分的旅行社都是采用《上海市国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作为基础与游客签订旅游服务合同。而且，在2009年版的《上海市国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中明确规定了旅行社的先行赔付责任：甲方（游客）在本合同安排的购物点所购物品系假冒伪劣
商品时，有权要求乙方（旅行社）协助进行索赔。自购物之日起90日内，甲方无法从购物点获得赔偿的，可凭有效凭证要求乙方先行赔付。在合同明文约定了旅行社的先行赔付责任后，游客若遭遇购物欺诈，则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
第二，向消费者协会、旅游行业协会投诉。在游客和旅行社协商后，若后者仍不履行赔付义务，游客可向消费者协会、旅游行业协会投诉并请求调解解决。《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5条、第6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及有关行业协会的功能：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消费者协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能，积极发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有关行业协会应当督促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经营，加强自律；在制定行业规则时，应当体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实践中，消费者协会及相关旅游行业协会在保护游客利益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通过两者的介入，游客与旅行社之间往往能快速地达成赔偿或补偿协议。
第二篇：2011年著作权案例精析
《著作权案例评析》（增订版）
叶新 整理
一、已经考过的案例（16个）
案例1（1-7）案例2（8-11）
案例5（24-27）案例6（28-30）
案例10（46-50）案例15（77-82）
案例16（83-88）案例17（89-93）
案例19（99-102）案例21（109-114）
案例23（121-126）案例34（183-188）
案例36（196-200）案例39（211-214）
案例63（345-348）案例67（365-369）
二、应重点关注的案例（16个）
案例3（12-17）案例4（18-23）
案例7（31-36）案例11（51-57）
案例20（103-108）案例22（115-120）
案例24（127-131）案例27（143-147）
案例31（165-173）案例37（201-206）
案例40（215-219）案例45（242-247）
案例46（248-253）案例47（254-259）
案例49（266-272）案例66（361-364）
三、重点之重点（7个）
案例3（12-17）案例4（18-23）
案例20（103-108）案例24（127-131）案例27（143-147）案例45（242-247）
案例46（248-253）
案例3
出版单位侵犯著作权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
Q先生和Y女士系著名作家。1996年，P未经两人授权．擅自将他们的私人信函、诗文、墨迹、照片等，连同其他内容存在失实之处的报道，编成《Q先生的生活纪实》一书，并授权甲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7年初，Q先生和Y女士写信给甲出版社．要求其立即停止出版该书，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妥善处理此事。但是，甲出版社以已经取得了P的授权，不需要再取得其他人的授权为由，对Q先生和Y女士的要求不予认可。无奈之下，Q先生和Y女士向国家版权局投诉，称甲出版社未经其授权而出版这些作品，严重侵犯了其著作权，要求予以查处。
国家版权局经过调查核实，认定甲出版社未经Q先生和Y女士许可擅自出版《Q先生的生活纪实》一书，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等多项著作权权利，遂依法责令甲出版社停止发行该书，处以罚款l万元，没收《Q先生的生活纪实》的全部库存书并予以销毁，追回已付给P的稿费且予以没收等处罚。问：
1．国家版权局责令甲出版社承担的是什么责任? 1 2．甲出版社如果要合法出版涉案作品，应当如何操作? 答：
1.甲出版社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国家版权局责令甲出版社承担如下行政责任:责令其停止发行《Q先生的生活纪实》，同时还没收侵权图书的库存并予以销毁，罚款1万元，追回甲出版社付给P的稿费并予以没收等。
2.甲出版社应当取得多方权利人的授权
《Q先生的生活纪实》 为汇编作品，P作为汇编者对其享有著作权。但是甲出版社要将其出版，不能仅仅取得P的授权，还应当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
首先，应当取得Q先生和Y女士的授权。信函和诗文属于文字作品，墨迹一般属于美术作品。Q先生和Y女士对此享有著作权，未经他们许可，其他人不得汇编出版这些作品。要强调的是，私人信函往往属于“未发表的作品”，还会侵犯作者的发表权。
其次．应当取得照片著作权人的授权，授予的权利为摄影作品的出版权。照片属于摄影作品，其著作权属于摄影者。
再次，应当取得被汇编的各篇报道文章的著作权人授权。即使是内容存在失实之处的报道文章，也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报道文章的作者也对其享有著作权。如果该书的内容确属失实，P就存在着侮辱诽谤他人的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的“禁载条款”，也应承担行政责任。
另外，甲出版社在出版《Q先生的生活纪实》一书时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事后又未妥善处理Q先生和Y女士提出的意见，应该就其侵权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4
明确认定权利人与侵权责任人
2000年4月，甲出版社与作者C、K、T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约定：C、K、T接受甲出版社的委托，在一年半内完成《新教程英语》教材书稿的编写；该教材的著作权归甲出版社所有，但甲出版社应在教材上为编写者署名；甲出版社向C、K、T支付编写费用若干万元，合同签订后一周内预付30％，其余在该教材正式出版后的一个月内付清。《新教程英语》在合同签订两年后出版，面封和版权页上都署有“C、K、T编写”。双方都对合同的各项约定得以顺利实现而表示满意。
2006年5月，甲出版社发现乙公司生产、销售的“英语跟我学”学习机存在侵权嫌疑，便为取证而购买了一台该种学习机。甲出版社看到该学习机的说明书上载有对“上网下载功能”的详细介绍，便按照介绍进行下载操作：第一，登录乙公司网站(网址为http：//www.xiexiebang.com)首页后，选择进入“英语跟我学”网页。第二，点击该页面中的“网上同步教学软件推荐”选项，在随之出现的新页面(网址为http：//www.xiexiebang.com”的网站确由乙公司经营，但首页URL为“http：//www.xiexiebang.com”的网站，其经营者没有进行备案登记，故难以确认经营者的身份。
甲出版社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后，乙公司辩称：《新教程英语》面封和版权页上的作者署名是“C、K、T编写”，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为作者，而著作权应该归属作者所有，甲出版社称自己享有该教材的著作权，是违法的；甲出版社作为图书出版者，只享有作者授予的图书专有出版权，而在互联网上传播涉案作品的 2 行为，仅与该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并没有侵犯甲出版社的图书专有出版权。因此，甲出版社并非真正的权利人．无权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此外，将涉案作品登载在网络上供用户下载的行为，是网址为“http：／／www.xiexiebang.com”的丁研究所实施的。如果说这种行为侵权，那也必须由丁研究所承担法律责任。乙公司只是建立相关链接，并没有侵权，不该成为本案的被告。问：
1．甲出版社是否能合法享有《新教程英语》的著作权? 2．甲出版社的权益是否受到了侵犯? 3．乙公司是否要承担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答：
1.《新教程英语》的著作权归属甲出版社
《新教程英语》教材是甲出版社委托C、K、T编写的，属于委托作品。按《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甲出版社在与C、K、T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中明确约定 “该教材的著作权归甲出版社所有，但甲出版社应在教材上为编写者署名”，因此甲出版社享有《新教程英语》的著作权；C、K、T是委托作品的作者，仅享有署名权而不再享有著作权的其他权利。
2.甲出版社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从表面看，丁研究所和乙公司并没有将涉案作品也制作成图书予以发行，其行为就没有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因此作为出版者的甲出版社，其权益似乎也没有受到侵犯。但是，甲出版社不仅是涉案作品的图书出版者，而且还是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的不仅仅是图书的专有出版权，而是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全部著作权权利，只是署名权为受托作者享有。因此，丁研究所和乙公司的行为侵犯了甲出版社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3.乙公司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从案情简介中可知，相应的教学软件与乙公司的学习机存在着具有高度指向性的相关关系，并且丁研究所的网站与乙公司在网络下载流程、域名的注册信息等方面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据此可以认定，乙公司对于丁研究所在网站上提供同步教学软件的下载服务在主观上是明知的，并且双方还存在着一定的经营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乙公司当初本应该对丁研究所在网站上所提供的教学软件及其中所涉及的其他作品内容是否有合法来源进行验证（即要求丁研究所出示先观著作权人的许可授权证明），从而保证自己的行为合法。然而，乙公司或是由于疏忽而没有进行验证，或是明知它们的来源并不合法却依然进行合作，这就与丁研究所共同侵犯了著作权人甲出版社的权益。因此，乙公司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20
单位不能越权使用员工职务作品
A为甲画报社摄影记者，曾接受甲画报社安排作为随军记者拍摄了一些反映战场实景的照片，均由甲画报社留存。
2000年6月，乙出版社和丙博物馆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约定：丙博物馆把作品《丙博物馆陈列品集成》的图书专有出版权授予乙出版社，为期5年；丙博物馆保证交付出版的作品由自己创作(或翻译、编著、汇编)，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及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或足以导致其他法律纠纷的情况，如发生此类情况，责任完全由丙博物馆承担。
2000年10月，乙出版社出版了《丙博物馆陈列品集成》一书。2003年8月，A发现该书中使用了其拍摄的九幅战场实景照片，但事先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于是，A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
A认为：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由A享有；乙出版社在图书上使用A的作品未经过许可，亦未给A署名，更未支付报酬，是侵犯了A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获得报酬权；该书中使用的九幅摄影作品均系翻拍原版照片所得，但没有显示原版照片的全貌，故乙出版社还侵犯了A对这九幅照片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乙出版社辩称：涉案九幅摄影作品均为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属甲画报社，丙博物馆将之用于所编图书中时，得到过甲画报社的同意，且应乙出版社的要求对此提交了书面证明；《丙博物馆陈列品集成》一书是由丙博物馆署名并承担责任的作品，乙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丙博物馆的合法授权，与之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并且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乙出版社出版涉案图书没有赢利。故请求驳回A的诉讼请求。
乙出版社还向法院提交了丙博物馆和甲画报社出具的证明。丙博物馆的证明称:“涉案9幅照片系我单位自甲画翻拍而来，非从A处取得。当初曾将此情况告诉乙出版社。”甲画报社的证明称：“A拍摄涉案照片时为本社记者，由领导委派去拍摄战场情况，当时根本没有顾及著作权问题。丙博物馆翻拍这些照片并用于其所编图书，事先均已经征得本社同意。” 问: 1.涉案照片是否属于职务作品? 2.A和甲画报社对涉案照片各享有什么权利? 3.A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否遭到侵犯? 答：
1.涉案照片确系职务作品
本案中的A是甲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接受甲画报社给其安排的工作任务，作为随军记者去拍摄战场情况。其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正是A执行工作任务的产物，应为职务作品。
2.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权利归属
在本案中，既然A受命创作的是战场实景照片，不属于按规定应由单位享有著作权的职务作品，当初甲画报社与A也没有就著作权归属问题作过任何合同约定，那么，A当然享有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权，而甲画报社仅享有两年内可以优先使用这些摄影作品的权利。
丙博物馆认为经甲画报社同意即取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这是一种误解。因此，其翻拍涉案照片并将之用于所编图书中的行为，侵犯了A的著作权。乙出版社认为涉案图书的著作权归丙博物馆所有，这应该说没错，因为丙博物馆作为汇编者对该书的整体享有著作权。但是，乙出版社认为甲画报社是涉案照片的著作权人已是一种误解，而认为了解过甲画报社是否同意使用即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则是又一种误解。实际上，乙出版社负有对图书内容进行审查的义务。如果乙出版社切实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的话，单就涉案摄影作品没有作者署名这一简单事实，就可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着侵犯这些摄影作品的作者著作权的问题。然而，乙出版社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其关于已尽合理注意义务的抗辩自然不能成立。作为该书编者的丙博物馆和作为该书出版者的乙出版社，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A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未受侵犯 但是，丙博物馆翻拍照片和乙出版社使用翻拍照片的行为，都并非是出于对作品主要内容进行改动的目的，也没有产生歪曲、篡改涉案作品的客观后果。因此，丙博物馆和乙出版社都没有侵犯A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但都侵犯了A的署名权、汇编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和获得报酬权。
案例24
自传体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有其特点
A为著名民间艺术家，其创作风格独特，人生极富传奇色彩。甲出版社认为，若出版以A的人生经历为主题的传记，能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遂策划出版一部名为《徜 4 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自传体图书，并与A协商。A对此表示同意。甲出版社考虑到A年事已高．还特别指派本社员工G协助A完成《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写作。A以口述方式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心理旅程．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素材。G对A的口述作录音后，执笔撰写文字稿并进行了整理加工，A进行修改后最终定稿。《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书于2002年正式出版，面封上的作者署名为A。2003年A逝世。他与某大学教师B结婚后无子女，故其逝世后亲属只有妻子B和妹妹C，A生前也没有立遗嘱对自己的财产作处理。
A逝世后不久，G与A的妻子B发生了著作权纠纷，双方均认为自己为《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著作权人。B认为：《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是记录了A的生活缩影的传记，且该书的署名为A，故A理应为原始著作权人。现A已逝世，B作为其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继承《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著作权。G在《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创作过程中的劳动只是辅助性的，并非创作，所以不能享有著作权。
G认为自己才是《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书真正的原始著作权人的理由，是因为在《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写作过程中G并不是只起辅助作用，而是进行了创造性劳动。G举证说明，他不仅为A的口述作录音，还进行了整理和使之形成文字,并作了不少润色加工；文字稿基本上是G完成的，而A只对成稿中一些事实的细节作了修改。
人民法院的判决确认B为《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继受著作权人。
2006年，B因病过世。因为B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发现其生前立有遗嘱将财产赠与他人的情形，甲出版社为今后仍能继续出版该作品，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B的遗产无主。法院根据法定程序审查核实后，宣告包括《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书的著作权财产权利在内的B的所有遗产为无主财产。问：
1．谁是涉案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 2．B能成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吗? 3．著作权财产权利被宣告为无主财产后，是否就能自由使用相应作品? 答：
1.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A所有
在《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创作过程中，无沦是A的口述还是G的文字稿撰写，应该说都包含着不少创造性劳动。这样，从著作权法的一般原则来看，似乎A和G应该为该书的共同著作权人。然而，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传体作品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
在本案中，根据《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面封的作者署名只是A，而且作为甲出版社员工的G当时明知这种情况也并未提出过异议的事实，可以推论A与G事先没有约定，G可以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而G也确实未能在法庭上举证说明自己与A曾有关于著作权权属的某种约定。因此，该作品的著作权就应由A享有。G仅享有民法上的劳务报酬权。
2.B是涉案作品的继受著作权人
在A逝世后，他的著作权财产权利应该依继承法的规定转移。A生前没有立过遗嘱，故应适用法定继承。他的继承人有妻子B和妹妹C，其中B为第一顺序继承人C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虽然B并未参与作品《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创作，但由于其是作品原始著作权人A的惟一继承人，因此法院确认她在A逝世后是该作品的著作权人。需要说明的是，B仅仅享有该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部分，相关的人身权利仍然属于A，由B予以保护。
3.著作权财产权利被宣告为无主财产后仍不能自由使用相应作品
B的遗产应归国家所有。该作品仍然没有进入公有领域。任何出版单位要出版该书，仍 5 然必须经过许可。在A逝世后五十年内，要出版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徜徉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就应该取得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即国家版权局）的许可。如果甲出版社就该作品的出版合同没有到期，则可自由使用。如果到期，则需要重新申请许可。
案例27 “先斩后奏”式使用照片应该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
l998年7月和1O月，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部大型画册《共和国风云录》和《交锋于风云迭起的年代》。书中使用了L于三十多年前拍摄的九幅照片。这些照片原来均呈矩形，但甲出版社在使用过程中为了适应版面设计的需要，将其中部分照片剪裁成椭圆形或圆形，并将照片的原标题和说明文字都删去，另行加上注解文字。在《共和国风云录》中，L于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拍摄的《斗争大会前的“敌情”研究》历史照片，被放在了该书第一部分“开国纪事”中。在《交锋于风云迭起的年代》中，L拍摄的照片《惨遭批斗的高级于部S》被用作扉页背景图，不仅作了墨色淡化处理，而且其上还叠加了书名《交锋于风云迭起的年代》与用黑体字醒目印刷的该书广告语“是非曲直大写真„„”，而照片原有的标题和说明文字也被删除了。
甲出版社在《共和国风云录》和《交锋于风云迭起的年代》的“后记"中作有说明：“由于本书资料冗繁，部分图文引用时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我们特此致歉，希望作者见书后惠函给本出版社。” L便属于甲出版社认为无法取得联系的作者之一，所以甲出版社在使用L的这些照片时，既没有给L署名，也没有征得L许可，当然更没有支付报酬。
L看到甲出版社出的这两本书后，对甲出版社的做法非常不满，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L诉称：甲出版社未经著作权人L许可而以出版方式使用其作品，并且不为L署名，也不向L支付报酬，是侵犯了L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及获得报酬权；同时，甲出版社使用作品时，将作品予以剪裁、乱放位置、淡化墨色并在照片上叠加文字、删除照片原有的标题和说明文字等做法，使摄影作品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从而还侵犯了L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为此，L诉请法院判令甲出版社停止侵权行为，向L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在法院审理时，甲出版社承认确实是未经L许可使用了其摄影作品，并且未给L署名，也未向L支付报酬。但是，甲出版社又辩称：由于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与一些图文原作者确实难以取得联系，所以已经在《共和国风云录》和《交锋于风云迭起的年代》的“后记”中特地向各位原作者表示了歉意，这足可说明甲出版社没有实施侵权的主观故意，可以免除侵权责任；L应该因作品的被使用而获得报酬，但由于甲出版社在与涉案图书编著者签订的出版合同中，已经约定“若出现侵犯第三人著作权问题，由编著者承担全部责任”，所以L应向涉案图书编著者而不是向甲出版社主张赔偿损失；甲出版社使用这些照片的方式并未对作品的完整性构成侵害，L关于甲出版社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指控缺乏依据，不能成立。问：
1．涉案图书“后记”中的事先致歉能否免除甲出版社的侵权责任? 2．L应该向谁主张赔偿损失? 3．甲出版社是否侵犯了L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答：
1.“后记”中事先致歉并不能免责
著作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绝对权，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使用他人享有的著作权的作品必须取得权利人的许可。甲出版社明知其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以出版方式使用其作品是侵权行为，却仍然实施了这种行为，属于明知故犯。其中的主观过错是明显的。事先登载 “后记”这样的说明，只是甲出版社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影响到法律的效力．不能成为 6 其免责的理由。因此，甲出版社仍然必须为自已的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过，甲出版社事先登载“后记”予以说明并致歉的做法，可以减轻一些赔偿责任。
2.L应该向甲出版社主张赔偿损失
甲出版社与L之间是一种法律关系，而甲出版社与涉案图书编著者之间存在的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因此，甲出版社首先须根据其与L之间的法律关系，承担向L作出赔偿的法律责任，然后可以根据与编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要求编著者补偿甲出版社因向L作赔偿而受到的损失。
3.甲出版社没有侵犯L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甲出版社在出版涉案图书时对照片的形状、颜色依据版面设计的需要进行了加工、处理，但这些做法并没有妨碍照片内容的表达，即没有损害这些照片的实质性内容。
注意：涉案图书和照片分别涉及国史、“文革”，应属于重大选题备案的范围。
案例45 著作权人有禁止性声明就不得转载其已发表作品
甲报社主办的报纸《北疆时报》曾发表专题长文《献给奥运英雄》。该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署名“本报编辑部”的“前言”及署名“《北疆时报》一群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的《给奥运英雄的一封信》。第二部分为对奥运会过程作全面介绍的文章《英雄拼搏在奥运》。第三部分为30篇专题文章，都是对奥运会金牌得主事迹的特写；每篇文章均有署名，署名方式有“特约撰稿人XXX”、“XX师大附中校友XXX”、“本报(驻京)记者XXX”、“《人民日报》评论员XXX”等。
该报第一版左下角登载有一篇声明，主要内容为“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申请转载、摘编者请发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同时标明了传真号码和电子信箱地址。
该文刊登后不久，乙期刊社主办的期刊《热点月刊》转载了其中第三部分的30篇文章。《热点月刊》的转载以总标题《奥运英雄大特写》出现，并对文章的内容略有删减；全文结尾处注明“G摘自XXXX年X月X日第XXX期《北疆时报》，各篇具体文章均标有作者姓名；转载的总字数为6．5万字。该期《热点月刊》出版后半个月，乙期刊社邮汇给《北疆时报》编辑部3 300元，作为转载《献给奥运英雄》一文部分内容的使用费。
甲报社知道《热点月刊》转载专题长文部分内容之后，对乙期刊社提起了著作权侵权诉讼。
甲报社认为：涉案文章是该报记者和特约撰稿人所写，作者当时已经明确由甲报社享有除署名权外的所有著作权权利；甲报社曾多次，尤其在发表涉案文章的当日，在《北疆时报》上发表《声明》，说明“未经本报社授权禁止转载本报上所登文章”；故此，乙期刊社主办的《热点月刊》未经许可而转载涉案文章的行为，已构成对甲报社著作权的侵犯；虽然乙期刊社在进行转载后给甲报社邮汇过3 300元钱，但这不能抵消乙期刊社未经许可使用《献给奥运英雄》一文的侵权责任。
甲报社向法院提交了由12名涉案文章作者共同签名的一份声明作为诉讼证据。该声明的内容为：“本人是甲报社的记者。本人按照甲报社的统一安排，采写了有关奥运获奖运动员的文章并发表在XXXX年X月X日出版的《北疆时报》报(第XXX期)上。该文章属职务作品，其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著作权权利，均属于甲报社。”但是，甲报社没能提交其他文章作者关于著作权权利的任何授权证明。
乙期刊社认为：《北疆时报》发表的涉案文章均明确署明了作者姓名，甲报社的证据不足以说明该报社享有这些文章的著作权，甲报社不是合格的诉讼主体；乙期刊社转载涉案文 7 章，是在征得《北疆时报》副主编L口头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且在转载后及时向甲报社支付了费用，因此不存在侵犯甲报社权利的问题。
甲报社否认《北疆时报》副总编L曾口头许可乙期刊社转载涉案文章，而乙期刊社对自己的这一辩解也举不出证据。问：
1.甲报社是否对全部涉案文章享有著作权? 2.甲报社发表的禁止转载声明是否合法有效? 3.乙期刊社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答：
1.甲报社并不对全部涉案文章享有著作权
首先要说明的是，涉案文章《献给奥运英雄》属于汇编作品，汇编者是甲报社。被汇编的文章能单独使用的可以单独使用。涉案文章著作权归属要分开分析：
（1）其中12篇文章属于甲报社记者、特约撰稿人所写，属于职务作品，按要求，除署名权之外的全部著作权归甲报社，这是基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声明的限制，也就是说随文章发表的声明对这些文章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2）其它文章不是职务性质，也没有把全部著作权转让给甲报社，因此不受该版权声明的约束。这些文章一旦在该报社发表，使用行为就已经完成。甲报社是不能干涉别的报刊社的转载、摘编行为的。
2.禁止转载的声明部分有效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甲报社的禁止转载的声明对《北疆时报》的记者、特约撰稿人所发表的12篇作品是有法律效力的。而对其他作者发表的文章则否。因为这些作者并没有授权发表这类声明，因此别的报刊社可以不用考虑甲报社的版权声明，转载这些文章。
3.乙期刊社的转载行为构成侵权
乙期刊社的转载行为侵犯了甲报社对这12篇文章所拥有的著作权，属于未经许可出版、发行他人作品的情况。但它愿意支付稿酬，也标明了转载来源，因此侵权性质轻微，应当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案例46 报刊社不能以自己名义发表禁止转载、摘编的声明
《创意致富》是甲期刊社出版的半月刊。每期《创意致富》刊载的文章页面右上角都载有以“甲期刊社”名义发表的权利声明，其内容为：“本社严正声明：本社致力于保护著作权，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未经签订协议，任何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和影视单位不得擅自转载、改写、结集出版和改编成影视作品等，否则将视作侵权行为，本社将依法进行追究。” 2007年2月，文化企业乙公司未经甲期刊社的许可，在从2003年第1期到2006年第24期的《创意致富》中选取了20篇文章，登载在其主办的网站上。《创意致富》在刊登这些文章时，都注明了作者的姓名和通信地址。但是乙公司在网站上转载这些文章时，没有署作者姓名，也没有说明系转载自期刊《创意致富》。
甲期刊社工作人员浏览网络时，发现乙公司在其网站上登载的上述作品很是眼熟。经过比对，确认这些文章转载自《创意致富》。因此，甲期刊社认为乙公司侵犯了其汇编作品著作权，将乙公司诉至法院，并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各期《创意致富》和经过公证的乙公司网页截图，但是没能提供涉案文章作者的授权证明。
乙公司承认转载了各期《创意致富》中的文章共20篇，但是又辩称：甲期刊社无权禁止他人转载、摘编其期刊上登载的文章，只有这些文章的作者才可以行使这种权利；由于甲期刊社的权利声明实际上是无效的，因此乙公司并没有侵犯甲期刊社的权利。
在法庭要求乙公司提交相关文章作者的授权证明和给这些作者支付过报酬的证据时，乙公司却无法提交。问：
1.甲期刊社发表的权利声明是否有效? 2.甲期刊社的汇编作品著作权是否受到侵犯? 3.乙公司的行为是否合法? 答：
1.甲期刊社的权利声明是无效的
作品在期刊上发表后，若要禁止他人转载、摘编或改编，一般只有著作权人本人发表声明才有法律效力。刊登作品的期刊，其经营者除非已经获得著作权人的特别授权，否则无权通过发表声明来禁止他人转载、摘编或改编相应作品。本案中的甲期刊社，既然没能出示涉案文章作者的授权书来证明其对这些作品的汇编权、复制权、发行权和改编权享有专有使用权，就无权禁止其他人使用这些权利。因此，甲期刊社登载的权利声明是无效的。
2.甲期刊社的汇编作品著作权没有受到侵犯
由于甲期刊社发表的权利声明实际上是无效的，因此乙公司从各期《创意致富》中转载若干篇文章的行为，既没有侵犯甲期刊社的专有使用权，也没有侵犯该社的汇编作品著作权。甲期刊社认为乙公司侵犯其著作权的指控，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3.乙公司的行为违法
乙公司的行为没有侵犯甲期刊社的汇编作品著作权，但是乙公司的行为还是违法了。因为乙公司作为网络经营者不享有转载报刊上已发表作品的法定许可权利，所以该公司登载涉案文章的行为，就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在互联网上传播其作品。这种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乙公司在网络上登载这些文章时，明知作者本人是如何署名的，却没有给这些作者署名。这就侵犯了相应作者的署名权。另外，它没有向涉案作品的作者支付过报酬，侵犯了相应作者的获酬权。
第三篇：旅游纠纷实际案例分析
正确对待旅游者的委托
地陪小陈带领一个欧洲旅游团参观了某牙雕工艺厂。在返回饭店的途中，客人马丁对小陈说，刚才在牙雕工艺厂看到一件工艺品他很喜欢，想买下送给他太大作为生日礼物，因为当时考虑价格太贵没有买下，现在想想还是要买。他问小陈能否回到饭店后与他一起乘出租车再去趟牙雕工艺厂。小陈认为回到饭店后再去牙雕工艺厂可能厂里已经下班了，不如现在马上就去，说完就让司机调转车头赶回牙雕工艺厂。在牙雕工艺厂里马丁以600欧元买下了那件工艺品。可是当售货员在帮其包装时，马丁发现那件作品有点琅疵，于是决定还是不买了。后来马丁委托小陈以后有机会为他购买同样款式的牙雕作品一件，并留下9O0欧元作为购买和邮寄的费用。小陈马上答应了马丁的要求。一周后，小陈在牙雕工艺厂买到了同样款式的作品并把它通过邮局寄给了马丁。小陈还把购物发票及邮寄收据和余款一起寄给了马丁。
机票价格调整及合同争议
1999年1月20日刘某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云南8日游，并在旅行社提供的《旅行协议书》上签字，按合同规定缴纳34900元旅游费，旅游协议规定3月20日组团出游。1999年1月底，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联合发文，规定各航空公司国内票价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折扣销售，团体优惠票价不得低于90%。旅行社原订折扣票已无法购到。签于飞机票涨价的情况，和刘某联系协商解决。一是按计划继续出游补齐机票款420元；二是取消此次旅游，退还全部旅游费。刘某考虑已近春节，再安排其他线路可能来不及，就勉强同意补交机票款，按原计划赴云南旅游。
旅途至第三日在中缅边境办理出境手续时，旅行社让刘某交付“边境通行证”和“出境书药费”（缅方入境须知和免疫药品）共计112元。刘某认为，按合同规定只应支付“出境书药费”12元，100元应有旅行社再支付。但为了能完成这次旅游，不是暂时作了妥协。游程结束后返回上海，刘某找旅行社交涉，以旅行社违反合同为由，提出退赔额外加收的机票款和出境及书药费532元。
正确对待旅游者的委托
地陪小陈带领一个欧洲旅游团参观了某牙雕工艺厂。在返回饭店的途中，客人马丁对小陈说，刚才在牙雕工艺厂看到一件工艺品他很喜欢，想买下送给他太大作为生日礼物，因为当时考虑价格太贵没有买下，现在想想还是要买。他问小陈能否回到饭店后与他一起乘出租车再去趟牙雕工艺厂。小陈认为回到饭店后再去牙雕工艺厂可能厂里已经下班了，不如现在马上就去，说完就让司机调转车头赶回牙雕工艺厂。在牙雕工艺厂里马丁以600欧元买下了那件工艺品。可是当售货员在帮其包装时，马丁发现那件作品有点琅疵，于是决定还是不买了。后来马丁委托小陈以后有机会为他购买同样款式的牙雕作品一件，并留下9O0欧元作为购买和邮寄的费用。小陈马上答应了马丁的要求。一周后，小陈在牙雕工艺厂买到了同样款式的作品并把它通过邮局寄给了马丁。小陈还把购物发票及邮寄收据和余款一起寄给了马丁。
正确处理方法:
首先小陈在返回饭店途中应该让领队或全陪继续乘车回饭店，自己与客人马丁乘出租车返回牙雕工艺厂，出租车费用由客人负担。当客人马丁提出请其代购和邮寄牙雕作品时，小陈应该婉拒。如果实在推脱不掉，小陈应该请示旅行社领导并在其领导安排下认真办理委托事宜。事后，小陈还应该把购物发票及邮寄收据复印件保留在旅行社。
评析:
在本案例中导游人员服务心切，只要客人有要求就马上满足。可是他首先忘记了旅游服务中为大家服务的原则。小陈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要求而让全体客人都乘车再一次前往牙雕工艺厂，应该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至少应该出于礼貌问一下其他客人是否同意。其次，当客人请求小陈代为购买东西时，他应该请示旅行社的领导再作决定，至少应该考虑再三，不宜马上答应。事后，小陈没有向旅行社领导汇报情况。事情办完后，小陈还应该把购物发票及邮寄收据复印件保留在旅行社，以备事后查对。
机票价格调整及合同争议
1999年1月20日刘某报名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云南8日游，并在旅行社提供的《旅行协议书》上签字，按合同规定缴纳34900元旅游费，旅游协议规定3月20日组团出游。1999年1月底，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联合发文，规定各航空公司国内票价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折扣销售，团体优惠票价不得低于90%。旅行社原订折扣票已无法购到。签于飞机票涨价的情况，和刘某联系协商解决。一是按计划继续出游补齐机票款420元；二是取消此次旅游，退还全部旅游费。刘某考虑已近春节，再安排其他线路可能来不及，就勉强同意补交机票款，按原计划赴云南旅游。
旅途至第三日在中缅边境办理出境手续时，旅行社让刘某交付“边境通行证”和“出境书药费”（缅方入境须知和免疫药品）共计112元。刘某认为，按合同规定只应支付“出境书药费”12元，100元应有旅行社再支付。但为了能完成这次旅游，不是暂时作了妥协。游程结束后返回上海，刘某找旅行社交涉，以旅行社违反合同为由，提出退赔额外加收的机票款和出境及书药费532元。
分析：
1.刘某指出的理由不正确，旅行社并未违反合同。
2.《经济合同法》规定：“执行国家定价的，在合同规定的支付期限内国家价格调整时，逾期交付的，遇价格上涨时，按原价格执行，价格下降时按新价格执行。”上述规定体现谁违约谁受损，谁守约保护谁的意向，旅行社在合同交付期限内履行合同，并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并没有违约行为，由于政府定价的机票价格发生变化，旅行社依据变化的情势履行合同，要求刘某按交付时的价格计价，补足差额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旅行社延误出团日期，即是违约，遇到机票上涨时，旅游者可以要求按原价格执行。
3.对合同中格式条款发生争议，通常按字义上的解释“出境费”和“出境书药费”为两笔费用，而合同中只写明“出境书药费”当中也无标点符号，所以旅行社需要支付出境费100元。
4.所以刘某提出的532元退赔费，旅行社只需退付100元
旅行社、旅游者双方违约怎么办
1988年10月，郭某等12名旅游者参加了某国际旅行社组织的黄山4日游，双方签订的旅游合同规定;该旅游团交通为双飞，即从北京飞黄山，游程结束后乘汽车赴芜湖再飞回北京。但合同中没有约定乘哪家航空公司何种机型的飞机。
旅游团游完黄山下来，还有充裕时间，导游在征得旅游者同意后，又带旅游者浏览了翡翠谷西古民居和蛇馆及水晶馆，每人交此段车费，门票费和导游服务费120元。第四天早晨，赴芜湖乘联航飞机返京。郭某等个别旅游者以联航飞机不安全且飞机降落在南苑机场，回家的交通不方便，而部分客人已通知家人在首者机场接机为由，拒绝退房返京，要求从黄山乘国航飞机返京。黄山接待旅行社反复向客人解释，地接社是按合同行程操作，如旅游者对此行程有异议应回北京向组团社交涉，并答应如果旅游者从南苑机场回家交通不方便，旅行社可租车到机场去接。经过协商，只有两名旅游者乘大轿车赴芜湖，其他旅游者滞留在黄山的宾馆，导致误机。
当日下午，郭某等旅游者到黄山市旅游局投诉，诉称导游擅自减少“老街”计划内景点，又违反规定增加游览项目，收费过高，而且旅行社从芜湖返京安排不合理，要求从南京或者杭州飞北京，并赔偿损失费1万元，黄山旅游局及旅游质监所负责人到宾馆处理此旅游纠纷，认定加游的景点收费不合理，退赔所收的全部费用，并对导游做出停团3个月、罚款1200元的处罚，并责成旅行社重新购买芜湖飞北京的机票，待旅游者回到北京后，再由有管辖权的旅游质监所认定误机责任，旅游者坚持不从芜湖返京，这一处理方案未果。
滞留的第二天上午，郭某等10名旅游者又到黄山市政府上诉，在市政府有关人员的协调下，旅行社支付了旅游者从芜湖至北京的返程机票款4330元(旅行社承担了误机损失费590元)，滞留两晚住宿费1200元，由旅行社代订黄山至杭州的汽车并支付部分费用200元。旅游者滞留3天后离开黄山。
回京后，郭某等10名旅游者向国家旅游局质监所书面投诉，要求旅行社赔偿旅游费、误工费、年终奖、在杭州的住宿和交通费、精神补偿费共计23210元，国家旅游局质监所经过审理，认为郭某等到人投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决定撤消立案，不予受理。
案例评析
通过这起旅游纠纷，旅行社和旅游者都应该从中吸取一定的教训。
旅行社应该加强内部管理，规范经营。作为旅行社的导游，应该严格按照旅游合同安排游览活动，不得擅自变更。在保证完成计划内景点游览的前提下，如果旅游者提出增加游览项目的要求，应征得所在旅行社的领导的同意，并与旅游者签订书面协议后，方可实施。旅行社提供的格式旅游合同，应尽可能地做到详尽。本案中，如果旅行社对返京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何机场降落等事先作出明示，就不会发生认识和理解上的争议。
作为本案的旅游者，在签订旅游合同时必须要慎重，应认真审查每一项条款，如果对返京航空公司或机场有特殊要求，应及时提出来，加以协商，并一定要用文字予以表述。合同一旦签定生效，就必须受其约束，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从芜湖乘机返京”，合同规定是明确的，旅游者拒绝从芜湖乘机，显然是违约行为，不应该得到支持。旅游者以旅行社安排返京机场不合理及游览减少一个景点，多收费为由，滞留不归，是十分不理智的行为，由此而导致双方都遭受了更大的损失。《民法通则》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分别承担各自应付的民事责任。”第11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的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违约行为，应由双方各自承担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增加景点的收费不合理，黄山市旅游局已做出退赔决定，不再审理。旅行社违反合同遗漏景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鉴于旅行社已支付旅游者滞留期间的住宿费，故不再予以赔偿。旅游者违反由芜湖乘机返京的合同规定，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自负。
第四篇：未成年人维权典型案例精析
未成年人维权典型案例精析 【家庭类】
(一)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案件
未成年人异地追索抚养费 律师全权代理终获胜诉
嚣张父母无助孩子政府责任——从一起未成年人被遗弃在幼儿园案谈起
离异父亲不付抚养费 优秀学生险些辍学——记一起为离异家庭子女追索抚育费案
(二)未成年人继承权案件
未成年养女合法继承权不容侵犯
非婚生未成年人继承权实现路漫漫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通过调解化解非婚生未成年子女继承纠纷亿万富翁去世，因制度欠缺孩子继承权难保护
(三)父母虐待子女的案件
一起罕见的虐待未成年案带来的启示
(四)非婚生子女抚养案件
无悔追踪——记一起为非婚生子追索抚养费案
如何保护以“借腹生子”方式出生的婴幼儿的权益?
(五)未成年人应由国家监护的案件
父亡母残，10岁男孩谁来抚养?
养父母意外死亡，被捡拾的弃婴由谁抚养? 【学校类】
(一)教师体罚学生的案件
老师殴打学生引发的法律责任分析与预防研究 „„ 【社会类】
【司法类】
第五篇：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
旅游纠纷典型案例法律解析（作于2012年3月）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耿军
（本文系作者为《北京消费者》杂志2012年4月期刊撰写并发表的专栏文章）
【案件回放】 纵横10万岛礁的著名自然景观“挪威峡湾”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权威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和《美国国家地理》都将“挪威峡湾”航海之旅评定为“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
2011年12月3日，北京消费者彭燕女士与5A级旅游机构西泽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出境旅游合同》。合同约定，彭燕参加西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梦游挪威”旅行团，乘坐拥有120年历史的海达路德邮轮公司的“山妖峡湾号”邮轮，游弋在岛屿和峡湾之间，探秘挪威北极的经典旅程。合同载明的全部旅游费用是74000元，合同附件明确约定旅游费用包含有：“„„
7、国际间往返机票及欧洲境内段机票；
8、挪威海达路德邮轮船票。”
彭燕依约于2012年1月27日15点从首都机场出发，两次转机历经31小时航程到达挪威北极小镇。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突然告知：“山妖峡湾号”邮轮发生机械故障，原订航海之旅取消了，改由海达路德邮轮公司提供两晚住宿和一张取代既定海上旅程的机票。彭燕当时有如晴天霹雳，如果不是为了饱览“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她断然不会在北半球最寒冷的我国春节期间，辞别亲友孤身赶赴北极陆野。
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交给彭燕后续空中旅程的电子客票，机票显示订票时间竟然是2012年1月26日。由此可知，在彭燕乘坐1月27日15点航班离开北京之前，西泽国际旅行社就已做出了取消航海之旅、改换航空之旅的安排。
彭燕拒绝改乘飞机取代既定的海上旅程，只得独自在北极小镇滞留了五天四夜。2012年1月31日，在面临签证过期的情形下，彭燕被迫在西泽国际旅行社提供的“保密协议”文本签了字。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原定邮轮班次取消，使甲方（系指彭燕）出行造成影响，乙方（系指西泽国际旅行社）深表歉意；甲方自愿放弃所有的游览项目和相关服务并且承担若干损失，乙方在甲方回国以后向其退还所缴纳团款50%即37000元；甲方应当对本事件处理的所有信息保密；甲 1 方保证不再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等等。“梦游挪威”旅行团全体成员都毫无例外地签署了相同内容的“保密协议”。2012年2月1日，彭燕按来时路线折返北京。（文中名称皆为化名）
【法律解析】旅游是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和精神产品。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而旅游产生的各种消费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我们在此以案说法，就案例反映的常见法律问题作出法律解析：
一、因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故障导致的旅程延误是否归责于旅行社？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即不可抗力）导致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无法按时启航，致使游客耽误了正常旅游行程，旅行社及其指定的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承运人）都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
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故障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呢？
就飞机故障而言，《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民航总局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也把飞机故障航班延误明确列为属于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引起的航班延误，不属于不可抗力原因。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所有判例无一例外全都判定飞机故障导致的航班延误属于归责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责任。其实航空公司应对飞机故障延误给予相应赔偿，早已属于生活基本常识了，现实引发争议的早就不是“赔不赔”的问题、而是“赔多少”的问题。
就船舶故障而言，在国际公约《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以及世界多国海商法中均明确规定，承运人的“最低法定义务”就是保证船舶在航行前和航行中不出故障的“适航责任”。我国《海商法》第47条规定：“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
交通工具故障归根到底是安全检查和保养维护责任没有认真落实的结果，可以通过事前检测予以消除，发生了故障可以及时予以维修，在无法及时维修时又可予以调换。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发生机械故障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导致的航班延误并非承运人免责的法定事由，承运人对此应当担负相应的违约责任。根 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既然消费者与旅行社签订了全程旅游服务合同，那么旅行社当然应向消费者概括承受其指定的相关服务提供者（包括承运人）全部法律责任，旅行社在承担赔付责任后可以再向相关服务提供者予以追偿。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十九条规定：“航班取消、提前、延误、航程改变或不能提供原定座位时，承运人应优先安排乘坐后续航班或签转其他承运人的航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交通工具发生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形下，承运人必须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相同交通工具的其他航班，无权擅自改换其他种类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原来是坐飞机还得是坐飞机、不应擅自改换成轮船；原来是坐轮船还得是坐轮船、不应擅自改换成飞机。
具体本案而言，“山妖峡湾号”邮轮系西泽国际旅行社特为“梦游挪威”旅行团独立租赁的专属交通工具，并非为不特定公众服务的的公共客运交通工具。海达路德邮轮公司作为西泽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服务履行辅助人，两者履行服务行为具有同一性，西泽国际旅行社对海达路德邮轮公司的相关行为能够支配和控制，对于延误事件亦属可预见的范围。
二、旅行社是否有权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国务院令（第550号）《旅行社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旅行社及其委派的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绝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一）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二）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
根据行政法规之规定，旅行社非因不可抗力是不得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的，否则应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就一般的购物之旅或奥运之旅来说，变更交通工具通常并不改变旅行目的。具体本案而言，乘坐邮轮航海不是过程而是目的！彭燕参加西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梦游挪威”旅行团的目的和核心价值就是：乘坐邮轮在冰雪世界近距离饱览遍布10万岛礁的“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绝非是乘坐飞机从远空俯瞰云雾缭绕的北极冰雪荒原。西泽国际旅行社以邮轮故障为由，为了攫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擅自将挪威峡湾“航海之旅”变更为“航空之旅”，又拒绝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致使旅游合同目的根本落空，明显属于《旅行社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明令禁止的“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又据《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旅游者投诉后，应当在1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45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投诉者；对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依法受理旅游者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投诉。”彭燕有权向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投诉西泽国际旅行社擅自变更旅游核心行程的违约和违法行为，甚至有权针对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北京市旅行社质量监督管理所相应的行政处置措施（如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起诉旅游行政主管机关要求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无疑是督促旅游经营者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在境外旅游遭遇不法侵害时，还可向外国消费者维权组织举报当地相关服务供应商的不法行径，“告洋状”往往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成效（如新闻效应）。彭燕亦可直接向挪威消费者协会投诉挪威海达路德邮轮公司擅自取消班轮的侵害行为。
三、旅行社强迫旅游消费者签署的所谓保密协议是否有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地方法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四条规 定：“本市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由此可知，无论如何经营者与消费者签署的有关“今后不再向媒体披露”内容的保密条款都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旅游经营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责任，旅游者请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具体本案而言，西泽国际旅行社要求彭燕签订的“保密协议”包含有“应当对本事件处理的所有信息保密”、“保证不再追究任何责任”等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实质内容，那么该协议书由于违反《合同法》第四十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将 “不公平、不合理”作为法定无效的情形之一，对于消费者的特殊保护确比《合同法》第四十条等有关无效的法律规定有着更为有利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有关“回国以后退还50%团款37000元”的约定显然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减轻或免除了西泽国际旅行社损害彭燕合法权益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鉴于西泽国际旅行社涉嫌欺诈，彭燕有权要求其双倍赔偿旅游价款人民币148000元以及赔偿其他各项损失；依据“保密协议”西泽国际旅行社仅向彭燕退还所缴纳团款74000之50%即37000元，而且约定“甲方保证不再追究乙方任何责任”，甚至企图就此剥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赋予消费者的“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之权利。
其次，即使暂不考虑本案欺诈因素，西泽国际旅行社仅向彭燕退还所缴纳团款74000之50%即37000元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明显减轻或免除了西泽国际旅行社本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三百条之规定“承运人擅自变更运输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又据《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旅办发〔2011〕44号）第八条之规定“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活动及服务档次与合同不符，造成旅游者经济损失的，旅行社应退还旅游者合同金额与实际花费的差额，并支付同额 违约金”，据此西泽国际旅行社不仅应当向彭燕返还相关旅游费用，还应就此向彭燕支付同额违约金。
第三，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在形式上就是无效的，西泽国际旅行社作为5A级出境游专业旅行社对该协议的形式无效应付全部责任。“保密协议”标明的签署日期是2012年1月31日，该协议第2条写到：“甲方（系指彭燕）同意于2012年2月1日自行乘飞机由特罗姆瑟前往奥斯陆机场与大团回合„„”，由此可知，该协议签订地点只能是在挪威北极小镇特罗姆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鉴于“保密协议”属于非经法定提交的境外形成证据，况且彭燕拒绝追认该协议的效力，因此该协议本身根本就不具有证据资格。
第四，鉴于《出境旅游合同》附件明确约定旅游费用已包含有：星级酒店住宿和三餐费用、全程巴士费用、中文导游陪同、景点门票费用、往返北京机票和欧洲境内机票和邮轮船票等全程费用，彭燕出游时仅携带有限的零用外汇，并且自行承担了滞留期间的住宿、餐饮和前往机场的费用，根本就不够另外购买返回北京的机票，由于语言不通即使家中汇款都不知怎样办理，况且远水救不了近渴，更何况当时彭燕的护照和签证文件都在西泽国际旅行社导游手中掌控，由此可知，西泽国际旅行社系以胁迫的手段并且乘人之危，致使彭燕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所谓“保密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如果审理法院坚持认定“保密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那么法院必须对此依法行使释明权，彭燕还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保密协议”。
四、旅行社故意隐瞒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是否构成欺诈？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 明。”《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在旅客运输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导致运输行为不能正常进行，包括发生不可抗力以及运输工具突然发生故障等原因。不管承运人对此是否有过错、是否承担责任，承运人都应当及时（！）向旅客告知这些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法律之所以对承运人要如此要求，一是为了使旅客自己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不能正常运输给自己造成损失，例如在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旅客一旦知道了迟延运输的原因后，如果认为可能对自己造成重大影响的，他就可以变更客票改其他班次或是干脆取消行程；二是可以让旅客知道不能正常运输的原因，以避免造成混乱和无端的猜疑。
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具体本案而言，邮轮故障事件是在“旅游行程前”发生的，并非是在“旅游行程中”发生的（当时彭燕仍在北京家中尚未前往机场）。既然西泽国际旅行社在彭燕离家前往首都机场以前就已明知邮轮航程已被取消，当然有义务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事实，并且彭燕有权据此作出相应的选择。当时如果事先及时得到“世界上最美的游船行程”已被取消的通知，彭燕必定不会在寓意阖家团圆的春节期间孤身赶赴处于最寒冷季节的北极荒原！西泽国际旅行社为了赚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故意隐瞒了“山妖峡湾号”邮轮发生故障的真实情况，擅自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程，导致旅游目的和核心价值根本落空，无疑就是侵犯了“消法”赋予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而且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向旅客及时告知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之强制义务，以及违反了《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九条规定“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之强制义务，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明显构成欺诈情节。根据“消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五、对于消费类服务合同纠纷违约之诉，消费者是否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违约造成的损害原则上并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导致消费者精神高度痛苦的具体违约案件中，不应完全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否则就不能符合完全赔偿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要求。
因消费类服务合同内容的特殊性，经营者的履约行为往往与消费者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例如，一个孤儿花钱将其父母生前唯一的照片交给影印公司扩印，但影印公司不慎将孤儿父母的遗像丢失；又如，一对新人花钱聘请摄像公司为其婚礼录影，但摄像公司因器材故障未能拍摄婚礼场面。上述案例给消费者造成的精神痛苦都是显而易见的。
消费者因经营者严重违约的高度精神痛苦，显然属于合同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并且不能从合同责任中得到救济。旅游服务就属于典型的精神产品。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是性质不同、各自独立、不能相互吸收的两种损害（责任）。在因经营者的严重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两种损害时，如果基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有关请求权竞合的规定，只允择一而诉，必将出现对消费者不公平的后果，使消费者不能就其精神和财产两方面损失得到完全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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