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春节联欢晚会的国家叙事还有其特定的修辞方式
首先，是以虚拟的仪式为纽带。为了达到国家叙事的目的，春节联欢晚会必须酿造一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祈颂圣坛。但是它毕竟并非外国的圣诞节、感恩节、狂欢节，也毕竟并非传统的春节，后者都是家人团聚联欢，重在亲身参与，而不是通过媒体，而它却剥夺了人们感情发挥和亲身参与的机会。压抑的人们期待狂欢，但是却不敢狂欢，不能狂欢，也不会狂欢。而且，现实生活中又并非完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于是，春节联欢晚会就必须以一种共同的幻梦方式来塑造一个虚拟仪式，以便控制人们的心律、呼吸甚至血液的流速，从而进入一个虚拟的“神州同庆”！也因此，如果说八十年代初的春节联欢晚会带来的是国人在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的压抑的解放，以后的春节联欢晚会则更多地展示这欢庆太平盛世的虚拟仪式。永远华服艳舞、仙乐飘飘、欢声笑语、恍若隔世；永远是老人身体健康、小孩天天进步、商人恭喜发财、大家开怀一笑。每年的开场歌舞更是热闹奢华，它由远及近，迤逦排开，花团锦簇，稍纵即逝，连摄像镜头都目不暇给。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对个体及国家的痛苦、灾难的遗忘，结果，传统春节的必须要用鞭炮和大红福字驱赶的“年”在此却被篡改，所有的神圣和畏惧也被掩
盖了起来，而洋溢其中的，则完全是对于祖国昌盛繁荣的歌颂和企盼。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通过虚拟的仪式这一纽带，国家叙事得以通过各种实际互不相连的环节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间接的支配关系。例如在一段语言叙事的片段结束后，往往会衔接以一首抒情歌曲。从表面看，这首抒情歌曲与前一个节目只是在节目单中直接相关，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支配关系，实际却不然，由于歌曲的对于前面的语言叙事的阐释与命名，真正的支配关系得以存在于歌曲与观众之间。也正是由于它对于观众构成的间接的支配关系。国家叙事的权力关系因此才成为可能。主持人的语言衔接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只是一个时间状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虽然只是一个条件状语，但实际上与国家叙事中的“变化”、“幸福”之间却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国家叙事的权力关系也因此才成为可能。工、农、兵、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等贺电的喋喋不休的宣读，尽管令人生厌，但是却始终屡屡照搬，也是因为此时场内场外观众的沟通再一次体现了国家叙事的权力关系这一本质，正是在这里，作为支配关系的国家叙事的权力才是最为明显的。显然，在虚拟的仪式中甚至那些毫无支配关系的环节也被联系在一
起，构成间接支配关系，从而使得国家叙事在最大限度上成为可能。其次，是以神圣的形象为象征。因为没有自由、民主的内涵，国家叙事不得不以自然的或者历史的象征作为神圣的形象，以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对象，并使得观众从中获得自身所需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黄河、长江、长城、泰山，就被春节联欢晚会塑造成为国家的神圣的形象，并成为“认同的空间”。时间也如此，午夜24点，是春节联欢晚会的高潮，此时往往要播出五洲华人同贺新
春的场景。但是实际旧金山与北京存在16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北京时间的新年零点还是旧金山的下午4点，尽管如此，春节联欢晚会却不惜每年都蓄意造假，其原因，就在于要强调因此而形成的“神圣时间”，这就是所谓“天涯共此时”的“认同的时间”。身着军装走上舞台，这似乎也是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大奇观。这无疑也与军人的身份最少个人因素而最多国家内涵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军人的赞美也就是对于国家的赞美。体育运动员也是春节联欢晚会中的常客，个中原因，显然与中国将体育与国家与民族强盛直接相连密切相关。“国运兴，体育兴”，这一特殊看法就使得春节联欢晚会往往借助在国际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来作为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显然，在这里无论是军人还是体育运动员的形象，都是国家叙事所推出的神圣的形象。
再次，是以以情动人为手段。以情动人的修辞手段是春节联欢晚会百试不爽的法宝。其中的关键，是爱国的激情。由于国家叙事只是为国家而国家，缺乏深层的背景，因此不但需要虚拟的仪式、神圣的形象，而且需要人为的煽情。在这方面，春节联欢晚会堪称登峰造极。毫无疑问，“情”是一种重要的抹平社会矛盾的粘合剂，也是一个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在春节联欢晚会这种特定的场合，能够打动电视机前大多数观众的东西，显然惟“情”而已。因此，春节联欢晚会才千方百计地煽情，在赚取眼泪即明修栈道的同时暗度陈仓即达到以一当
十、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目的。正是在泪眼朦胧中，种种个别的、偶然的、局部的、片面的东西才被篡改为普遍的、必然的、全局的、全面的东西，也才能达到“普天同庆”的歌舞升平。然而，情之为情固然是文学艺术的立身之本，但是它却不应成为暗度陈仓即达到以一当
十、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目的的手段。倘若执意如此，则眼泪无疑就会变味。遗憾的是，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中看到的，正是这变味的眼泪。因此春节联欢晚会的人为煽情充其量也只是在传统的“天子与民同乐”的催泪术的现代继承与提升。可惜的是，泪水毕竟不是自来水，春节联欢晚会一旦从一场纯粹的综艺晚会摇身变为国家叙事所精心策划的一次“阳谋”，人为煽情也就成为虚伪的煽情。更令春节联欢晚会难堪的是，正是那些在春节联欢晚会中歌唱的夜茑、捧哏的小丑、唱唱跳跳的奶油小生、拼命煽情的男女主持的某些恶劣表演，无情揭示了春节联欢晚会只是无名小辈拚死一搏的龙门、明星大腕勾心斗角的舞台、泥沙俱下的名利场、一夜成名的梦工厂，而作为春节联欢晚会的主办者的中央电视台，也无异一家中国的以制造虚假眼泪而闻名于世界的自来水总公司。目前春节联欢晚会在国人心目中江河日下而且风光不
再，人为的煽情与虚假的眼泪，无疑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以寓教于乐为指向，“寓教于乐”是国家叙事的公开声明。历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旋律都是“欢乐”，都是让全中国都“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几亿人民对欢笑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人们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文化权力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此，“对欢笑的选择”事实上完全只是国家叙事的需要。于是春节联欢晚会就要想方设法的调动观众的笑神经，让观众笑起来，甚至要不停的笑，“五秒钟一笑”，让舞台上下甚至全国各地都成为一个“欢乐的世界”。由于“乐”字当头，春节联欢晚会也就不同于世界上所有的正式晚会，其中的语言类节目相声、小品占据着其中的重要地位。而小品和相声历来被认为是春节联欢晚会成败与否的关键，道理也就在于此。换言之，春节晚会要想成功楔入民族的最大的节日庆典，就必须具备一种民间的“狂欢”因素，必须让百姓在年末能够“笑”起来，而且必须让百姓在笑中体会虚拟的身心解放。同时，作为旁观者的观众在感受歌舞时会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的旁观身份，也很快就会产生审美疲劳，而绘声绘色的相声和小品，显然会比较全面地刺激观众的感官，由此，相声和小品渐渐成为了春节联欢晚会中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也成为国家叙事中最为关注的节目。
在这当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品。由于传统相声毕竟难免讽刺意味，在几届春节联欢晚会之后便有了衰落的迹象，小品则异军突起。正如有学者所发现的：在80年代一个晚会好不好主要看相声，但是90年代一个晚会好不好，主要是看小品。而小品这个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形式之所以平步青云，在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占据着其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成为国家叙事的最有力武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小品更易于皈依国家叙事的框架。小品无法容忍沉重主题的出现，更无法容忍现实矛盾的展现。它表达的社会中小人物的小事情及其小快乐，绝对涉及不到国家大事。而通过对小人物、小事情的评判，其愚蠢、智慧、痛苦、高兴，则都成为了大众的笑料。例如陈佩斯与朱时茂合演的一系列小品之所以成为春节联欢晚会的典范，原因就在于这些小品中的小人物是受到质询的主体，所发生的事件也绝对涉及不到国家大事。小人物自身的自得其乐的微笑和小人物的被嘲笑，最终汇集成太平盛世的狂笑。而笑声的后面正是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天下的太平、盛世的再现。还有黄宏，因为他出身军人，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国家叙事的马前卒。2000年小品《打气》中的下岗工人以修自行车为生却高呼“我不下岗谁下岗”，这无疑与国家意志惊人的合拍，实际上是通过所谓的“艺术”形式说出了国家所要说的话。国家所要表达的，就是“下岗是必然的”，国家所期望得到的，就是黄宏所高呼的违心的“心声”：“我不下岗谁下岗。”在这里，黄宏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家叙事的代言人，起到的也是抚平社会情绪、缝合社会矛盾的作用。至于赵本山，则无疑是春节联欢晚会制造虚假笑声、粉饰盛世的一张“王牌”。这个从“老蔫”变成了“老乐”后来又变成“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人陪聊的快乐农民”和“靠卖拐、卖车坑人致富的刁民”的小品演员，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唯一的政治农民。他曾自陈：“有些老乡辛苦干一年，到头
来还是穷得揭不开锅，他们见到我，就抱着我的腿哭啊！”但是你在他的小品中却从来看不到此情此景，而完全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插科打诨。《红高梁模特队》（1997年）作为一部粉饰现实之作意味着赵本山与国家叙事之间磨合的完成。这部小品，没有现实冲突、没有尖锐讽刺，有的只是大丰收了生活好了农民美了之类的空泛颂歌。小品中突显的春节联欢晚会特有的“大歌舞”式的假大空气派。“改革春风吹满地，齐心协力跨世纪”、“总揽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这些明显的叙事话语的诞生，预示着赵氏小品对国家叙事的无条件认可。而他本人所经常充当的，则类似那个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的形象。这个不合时宜的边缘人，既笑别人又笑自己，更刻意迎合别人对他的笑。矮人一等的的农民只有通过展示自己“可笑”的一面才能取悦国家叙事话语，同时，国家叙事竟然借助于被排斥于现代化之外的农民的自嘲，这不仅说明国家叙事的某种虚伪，而且也说明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的贫困之极。而范伟的角色则类似赵本山作为一个宫廷俳优所寻觅到的用来戏耍和供观众开心的猴子。范伟的“愚民”形象，使得人们自觉地放弃了同情弱者的道德基础与人性关爱，于是，一个本来可以揭示出中国农民在现实中的无法摆脱的真实命运的素材，却在赵本山的手中蜕变成一场都市闹剧，由此被引发的恶意的笑声，也成为国家叙事的最具人气的所在。
综上所述，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天，春节联欢晚会一路逶迤走来，迎接它的，是全国上下的由衷赞美，然而，由于新意识形态的全面介入，它却逐渐风光不再。“以艺术性作为国家叙事的手段”，这一根本缺憾导致了春节联欢晚会“年年骂来年年看”甚至“边骂边看，挨骂还办”这一尴尬处境（所谓“鸡肋”）。观众的“边骂边看”是由于它自身艺术性因素的存在；国家的“挨骂还办”则是由于它的作为国家叙事的载体的存在。舍此之外，一切对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妖魔化”（因为只看到作为国家叙事的载体的存在而骂）和“神圣化”（因为只看到自身艺术性因素的存在而赞），都是不切实际的。而在新世纪我们所应当去做而且也必须去做的，就是真正把属于春节联欢晚会的还给春节联欢晚会，让春节联欢晚会是春节联欢晚会，而且只是春节联欢晚会。否则，春节联欢晚会就难免成为“春
天的绝唱”、也难免成为——“最后的晚餐”！
第二篇：修辞立其诚
——写真话，抒真情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写作中“修辞立其诚”的重要性。
2、引导学生写真话、抒真情。
三、重点难点：如何在文章中表达真情实感。
三、教学过程： 1.导入：
现在很多同学写出的文章总感觉不能打动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情实感，在写文章时常常东拼西凑，生编硬造，千篇一律，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叶圣陶说：“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成什么文字。否则就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唯技艺论。”孔子也说：“修辞立其诚。”什么意思呢？“修辞”就是修饰词句，是写作，“立其诚”就是写文章要实在，诚实，写真话，抒真情。由此看来，文章能打动人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有真情实感，要采撷生活中足以令人感动的事，用朴实率真的文字加以表现。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探讨如何才能写真话、抒真情。（出示教学目标）2.比较文章片断，了解写作中“修辞立其诚”的重要性。
我们下面就先来比较以下三个文章片断，从“修辞立其诚”的角度看，你认为哪个片断写的好？ 片断一：（以“待人和善”为话题的开头）
盈盈月光，我掬一捧最清的；落落余晖，我拥一缕最暖的；灼灼红叶，我拾一片最热的；萋萋芳华，我摘一束最灿的；对待朋友，我选择最和善的方式。片断二：
一天，我患了重感冒，发烧至四十度，早饭后独自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病。骑着骑着，正面开来一辆大卡车，眼看就要轧着一位拄着棍蹒跚着正要横穿马路的老大爷。”
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的头脑里思想斗争很激烈。去救吧，要耽误自己看病，不救吧，眼看着悲剧就要发生。正在这时，雷锋、赖宁等英雄形象掠过我的脑海。我想，自己是新时代的中学生，更应为人民做好事。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车，用尽全力一推，老大爷得救了。这时的老大爷激动万分，热泪滚滚，握住我的手说：“娃啊，现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每个角落，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你的行为是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啊，你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为我们国家有你这样高尚的学生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我代表人民感谢你。” 片断三：（2007年江苏省高考作文《怀想天空》）
麦收时节，天空显得非常的明净。在麦田上空，偶尔悠然地游过几朵白云。麦收时节，中午常是烈日当空。我们勤劳的父母，不得不在烈日下劳动。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我明白我们乡下的家长们要靠田地来生活，供我们上学。他们为了子女辛勤地劳动，但没有半句怨言。在家，我常听到他们说：“只要孩子搞好了，再苦再累，我们都愿意„„” „„
6月5日早晨，我爸起得很早。四点多钟就起了。他临下地时告诉我说：“你再睡会吧！六点钟起来做饭，然后洗洗衣服，八点钟到地里给我送饭。” „„
当我到地里时，父亲已割了七八垄了。他脸上很多汗珠，衣服湿透了。他说：“你来，吃过了吗？我割光这一垄，再吃„„” 大概四、五分钟吧，他割光了。他从篮子里拿出饭盆、馍头，边吃边说：“孩子，你爸没本事，明天到县城后好好休息！后天好好考，别紧张„„”
学生讨论：
教师明确：第一篇，词澡华丽，但内容空洞，只追求形式。第二篇，凭空编造，情节违情悖理，唱高调。第三篇，虽语言平谈，但感情真挚，文风质朴。
第三篇作文得了53分，所以说，写真话，抒真情是作文的基础。3.学生讨论如何才能做到写真话，抒真情。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写真话，抒真情呢？我们教材中的四篇文章《丑娘》《苦糖》《朋友》《伟大的空话》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请我们一块来讨论一下，看用什么方法来写文章就能做到说真话，写真情。在分析时我们可以从选材方面，也可以从表达方式或手段等方面来谈。（板书：选材、表达方式、手段）（学生讨论交流）教师明确：（1）《丑娘》为什么写得好？
A、没有回避母亲的丑，开头的侧面写，中间的正面写。B、中间的我的心情很真实。总结：写真事，不避讳。（板书）（2）《苦糖》为什么写的好？
A、选材上以小见大，把家庭的穷苦和亲情写了出来（如果现在让你写，如果再这样写就显得不真实了）
B、细节描写很真实，把小孩子禁不住白糖的诱惑的心理传神地表达了出来。总结：以小见大，细节描写。（3）《朋友》为什么好？这篇文章能感动你吗？
A、此文和一般的写朋友之间感情的文章不同，不是记叙的具体事情，而是重在倾诉自己的心灵感受，可见直接倾诉心灵感受也是写真话，抒真情的一种方式。B、用了许多疑问句，直接抒情的文字来表达，增强了感染力。
C、我觉得此文不好，有点唱高调，巴金对朋友的感情并不能与我产生共鸣。（分析原因：学生不了解巴金此文的写作背景，出示背景材料，分析）
背景材料：巴金先生说他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青年时的巴金埋头于写作，为了写作，他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他的家，写作之余，巴金先生常常旅游到各处去看朋友，并写下了《旅途随笔》。散文《朋友》就是《旅途随笔》中的一篇。巴金先生在一个明争暗斗的封建大家庭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除了母亲给予的无私的爱，他很难得到更多的亲情的关怀，但是性格内向的巴金却有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对朋友无话不说，至诚至义。巴金先生的小说《灭亡》发表后，他得到生平的第一笔稿费，他一分不剩地全给了朋友。巴金先生说没有这些朋友，他就没法写出这部小说。总结：真实倾诉心灵感受、疑问、抒情。（板书）（4）《伟大的空话》好在哪里？
敢于直接发表负责任的看法，有公民意识，该批判时毫不留情。
比较：写作实践四中，铁路工人、医生、士兵、消防队员四个人的话，你认为哪个人说的好？为什么？
消防队员说的好，因为其他人都是大话空话，是新闻语，是不太负责任的，只有消防队员说出了真实的感受。总结：说话负责任。（板书）
4.总结：如何才能写真话，抒真情？ 选材方面：
（1）写真事，不避讳。（2）以小见大
（3）真实倾诉心灵感受 表达方式、手段：（1）细节描写（2）疑问、抒情
写作态度：说话负责任
5.补充：还有没有你认为写真话，抒真情的方法？阅读《给班主任的一封信》总结。人物不程式化，脸谱化。
6.写作实践：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么一些方法，在写文章时，并不一定全部运用，只要能根据需要把握好其中的一条或几条就可以了，下面给大家提供两个话题来作一个片断描写，做到写真话，抒真情。（1）误解
（２）父爱（或母爱）同学点评。7.小结：
同学们，写作方法固然重要，但要写出“真实真切，感人”的文章，首先要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高明的作家或者聪明的初学写作的人都是平实地写生活中的琐事，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写作，因为独特的感情来源于独特的经历和感受，来自于对独特经历和真心感受的提炼。“修辞立其诚”，“诚”是内在的，“辞”是外在的，“诚”是主导，“辞”以“诚”存，“立诚”之“辞”才更有价值和魅力。希望大家面对生活微笑，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让它流淌在我们的心间，绘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第三篇：国家修辞论
修辞的含义已逐渐从“润色”和“雕饰”拓展到了“一种以效果谋取为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或象征行为”——
国家修辞：中国形象塑造的新视角
■大卫·弗兰克
《国际传播学百科全书》“东亚修辞学：中国和日本”词条中，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比较充分地阐述了东方的修辞学思想，并提出了中国修辞的6个原则，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公元前5世纪，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修辞意识，当然这里指的是修辞的道德标准而不是纯粹的语用功能。
第二，汉语修辞很早就重视修辞的伦理功能和论辩功能。在中国古代，修辞有道德修养、人生追求、人际和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管理4项功能。修辞能力和说服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问题通过对话、论辩、协商的方式得以解决。时至今日，修辞的这些功能，也被当代修辞学研究所证实。
第三，正像西方修辞学那样，汉语修辞也是建立在道德和伦理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修辞遵循4个原则：真实、仁爱、忠诚、适切。中国古代修辞学家还把修辞适合语境的原则和技巧概括为“文”、“质”、“达”、“巧”。
第四，古代汉语修辞和西方修辞学都把修辞视为一种写作艺术。早在宋代以前，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的书籍，像《周易》、《论语》和许多其他著名的修辞论著。他们提出了写作的原则，总结了许多说服的方法和言说的风格与特点。这些理论一直传承到本世纪。
第五，正像20世纪西方新修辞学一样，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一直到上世纪中叶，一直受西方和日本修辞学的影响。目前，它已经蔚然发展成了一种更广泛的艺术。
第六，和西方学者一样，中国修辞学者们也在努力从哲学层面探寻修辞的本质。在中国，修辞的含义已逐渐从“润色”和“雕饰”拓展到了“一种以效果谋取为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或象征行为”。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从修辞技巧扩展到了语篇、修辞传播模式、修辞传播规律、话语理解等方面。汉语修辞学已经发现了新的修辞原则和规律。
当然，“国家修辞理论”以及上述6个修辞原则，完全可以运用到如今中国的国家修辞中，也可以运用到全球修辞中，它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我们可以对本土修辞学和国际修辞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找出异同，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基于修辞而不是战争的国际秩序。同时，比较修辞学的终极目的是建构世界大同的修辞理念，把本土修辞纳入到一个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修辞学的荟萃之地。通过修辞来促进国际协商和武力冲突的和平解决。
诚然，修辞既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全球问题。或许，我们在探讨甚至争论修辞学的问题，而修辞学将是我们用以解决修辞学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修辞学者，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把修辞看成是扼杀或维护和平的手段和方法，因此，有些人在寻求避免修辞，把它看成是罪恶之源。问题是否如此呢？在此，我提出以下3条原则作为展开研讨和对话的基石：
一、人类都是修辞性动物，所有的人都使用符号和语言。这些符号和语言都具有表意的区域性、国家性乃至国际性。
二、人类通过修辞以达到相互理解，共享特定的价值观念。当然，在共享价值观念基础上，我们也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西方最伟大的修辞学家肯尼斯·柏克和查姆·帕瑞尔曼就强调，修辞能力可促成说者与听众之间的身份认同，可使听众与说者实现交流。
三、人类通过修辞和论辩达到和而不同，维持关系。人类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尽管他们观念存在分歧。修辞可使我们通过论辩、说服来阐明存在的分歧，而不用诉诸战争和武力。修辞是除了武力和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可使人类通过语言、符号、说服来解决问题。
（作者系美国俄勒冈大学罗伯特·柯拉克荣誉学院院长、教授；陈汝东、惠东坡编译）
第四篇：检举信有其特定的格式和内容
检举信有其特定的格式和内容，它一般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个部分组成。
(1)首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首先注明受理举报的纪检监察部门的名称，被检举人的姓名、性别、职务、级别和政治面貌，被检举人所在单位的名称及亲属关系，被检举问题的性质。
(2)正文。此部分内容是检举信的重点。要求举报人应当尽可能据实告知纪检监察机关被检举人违法违纪事实的具体情节和证据。如违法违纪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和知情人，知情人的身份、单位和联系电话，相关的书证物证等。如检举的是经济问题，要尽可能详细注明违法违纪的金额、数额，涉及的账号和银行等。对所检举的问题要按问题的类型和性质逐条叙述。
(3)尾部。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规定，我们提倡署名举报，检举人应尽可能签署真实姓名。同时，还要注明写信的时间，检举人的单位、地址、邮编及电话，以便受理部门联系。此外，还应注明同样问题是否向其他部门反映过及反映后调查处理情况，此次举报有何具体要求。
通过信函的形式揭发检举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如实客观地检举问题，不准夸大或歪曲事实，更不准捏造材料，诬告他人，如有诬陷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要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服从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党纪政纪的处理，不得提过高要求；举报信在文字表述上要做到文字通顺，详略适当，层次清楚，言之有物，切忌空扣帽子而无实际内容；书写时要用钢笔或毛笔，字迹要清楚、整洁。
第五篇：余华小说的修辞方式
简析余华小说修辞方式
目录：
第一章余华小说两个时期的比喻手法简析与对比 第二章余华小说反讽手法简析
结论余华小说修辞的多样表达效果也随之细腻，并且随着时代变化 感谢
摘要：1987~1989年是余华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此期余华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大量使用了象征、变形的手法,其创作也显示出怪异、荒诞的风格。与这种创作风格相对应,余华这个时期的比喻也显示了怪诞、新奇的特点。
90年代以后,余华转向现实主义,主要的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四部长篇小说。余华这一时期的比喻变化轨迹与他的语言变化情况是一致的,都是一个逐渐去除怪异陌生化,达到一种简约平实风格的过程。相似点也不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了,而是具体可感的多,从人物的视角出发来建立比喻;喻体也多是从人物身边选取意象,所以意象简化为日常所见的事物。
关键词：余华小说 修辞 比喻 对比 反讽
Abstract：1987-1989 is hua's creation of the first stage, this period hua's Western modernist and postmodernist, extensive use of the symbol, the distortion of practices, which also shows the weird, the absurd style.With this kind of writing style corresponds, Hua's parable of the period also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ird, strange.In the early 90 's, Hua's steering realism, major works in Hong Kong or elsewhere of any in the drizzle shout “and” xusanguan “sold blood” live “and” brother "four novels.Yu Hua track changes in this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changes in his language are the same, is a gradual removal of strange unfamiliar, a sort of simple process-earth style.Similar points can no longer be abstract uncertainty, but more specifically interested in, from the character'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analogy;simile is selected from the people around, so the image to see the daily thing.一 余华小说两个时期的比喻简析与对比
（一）、前期小说中的比喻
1·相似点趋于模糊和虚化
在传统比喻中,相似点都是实指的,可以落实到某一具体的点上,但在余华的比喻中,相似点通常十分隐晦、模糊、虚化,作者似乎不太关注本喻体的相关性系数有多大,作者的目的是传达一种感觉或联想式的体验。
1.1以感觉作为相似点,具有强烈的主观化倾向。感觉化比喻中有一类是通感式的比喻,作者完全凭借感觉的移位来沟通视觉、听觉、触觉等,本喻体通过感觉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下面以声音为例来看一下不同感觉道之间比喻的巧妙。
听觉与视觉移位:
（1）那时候有一群上学的女孩子从这里经 过,她们像一群麻雀一样喳喳叫着,她们的声 音在这雨天里显得鲜艳无比。(《世事如烟》)听觉与味觉移位:
（2）她只是十分平常地说了一句很短的话,但是她的声音却像一股风一样吹入了瞎子的内心,那声音像水果一样甘美,向瞎子飘来时仿佛滴下了几颗水珠。(《世事如烟》)
听觉与嗅觉移位:
（3）她的声音像一股风一样吹在了他的脸上,他从那声音里闻到了一股芳草的清香。
(《世事如烟》)
听觉与触觉移位:
（4）街上说话的是几个男子的声音,那声音使瞎子感到如同手中捏着一块坚硬粗糙的石头。(《世事如烟》)2
余华在小说创作中总是充分调动人的感官,使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觉互相沟通,互相转化。另外,作者还喜欢使用简单的模型化的同感觉道比喻,如用属于同一范畴的一种声音来比喻另一种声音:“她用尸体解剖刀像是刷衣服似的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发出声音如同车轮陷在沙子里无可奈何的叫唤。”(《现实一种》)有时,作品的描写中同时运用了视觉、触觉、听觉等多种感觉移位,很像一个感觉的“大联欢”。
1.2以联想为相似点,比喻显示了变形、怪诞、空灵等新异的特点。比喻的心理基础是联想,余华经常借助联想来组织比喻,有时,两个表面上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通过联想能创造出具有高度美感和艺术魅力的比喻。黑格尔将联想和想象称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余华也正是用文学大家们推崇的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改造和变异,创造出怪诞、变形的比喻。主要有这样三种情况。
一是本喻体关系的微妙、复杂:此期余华小说中很多比喻都有较大的跨度,本体喻体之间关系微妙、复杂,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比喻。例如:
（5）死者的遗像是用一寸的底片放大的,所以死者的脸如同一堵旧墙一样斑斑驳驳。(《世事如烟》)
（6）事实上露珠在最初见到东山时,她在内心已经扮演了追求的角色,所谓抵制不过是一本书的封面。(《难逃劫数》)
例（5）中,死者的遗像是用一寸底片放大的,所以模模糊糊,况且是黑白照片,不会很清楚,作者就把这样一张照片与一堵斑斑驳驳的旧墙联系到一起,这是一种相似联想,读者在豁然明白之后,会发现作者的构思是如此巧妙。例（6）中,将一个少女由最初见到爱人的矜持到疯狂的追求,联想为书的封皮和内容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谁看书都是浏览一下封皮就直奔内容,时间很短,作者正是用此来描写露珠与东山的交往关系。这样的相似点联想可谓匠心独具。
二是想象的新奇、怪异:余华在比喻的使用中,既然拂去了喻体对本体的依附,就给予用喻以非常大的自由;喻体的选择有时看上去甚至匪夷所思。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是,喻体呈现了审丑倾向。与传统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用丑陋的喻体来描写批判的对象,表达自己的否定情绪,在比喻中传达自己的顺向情感;他甚至将丑陋的喻体放置在任何对象之上,不论其情感是褒扬、中性还是贬斥,都将对象冠以丑陋的喻体,而且余华所用的喻体有更丑、更恶和更刺激的倾向。
（7）中间的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一盆洗脚水似的。(《死亡叙述》)
（8）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他们像一堆垃圾一样聚集在东山的婚礼上。(《难逃劫数》)
例（7）把“血涌出来”比作“泼出去的洗脚水”,虽然二者同属于液体,但在性质上却完全不同,更何况是自己被人用铁刺砍伤流出的血。二者唯一的相似点就在于一个“哗”字所表明的鲜血从动脉里喷涌而出的瞬间。虽然这样描写较为形象真切,但在情感上实在难以达成一致,而且对暴力和血腥用肮脏的事物进行如此细致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刺激效果。例（8）把“朋友”比作“垃圾”,二者差别巨大,二者的唯一相似点可能是数量多。虽然此比不雅,但用在文中却与其诡异衰败的氛围有相通之处,可见丑陋化意象对调节话语风格具有一定作用,也说明喻体在小说话语的构建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本喻体之间的反向化:感情的反向化也是余华用喻的一个特点。一个血腥、恐怖的场景,作者使用一个美丽的喻体,给人的感觉是不伦不类,这其实也是联想的奇特。
（9）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地在慢吞吞开放着。(《现实一种》)
（10）柳生仔细洗去血迹,被利刀捅过的创口皮肉四翻,里面依然通红,恰似一朵盛开的桃花。(《古典爱情》)
例（9）是四岁的皮皮无意中摔死了堂弟后看到血后的感受,例（10）是柳生看到小姐死后的伤口的感受,本来都是非常悲剧性的一幕,作者却用了极具美感的花来描写残酷的死亡。余华用冷静的笔触描写人世间的血腥、暴力,这完全违背了人正常的认知和感觉。像这样的描写,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和读者都是很难容忍的,在余华笔下却是“习以为常”的。
“物虽胡越,合则肝胆”,①“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②按照现代修辞学理论,愈是那种符合“远距异质”原则的比喻就越能够刺激想象,产生较大的艺术张力。在上述例句中,余华悄然拉开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二者既是“远距”的,又是“异质”的,让人感到精妙无比。这些比喻也非常典型地显示了余华等新时期作家设喻的特点,驰骛想象,打破各种界限,让想象向四面八方辐射,在广谱搜寻中确定最佳构合。“人的联想本无拘禁,新时期以前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感觉和想象应当也是活跃的、跳荡的,在天地之间自由地驰骋来往;但是传统创作方法和美学观一方面多少抑制了这种想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使家不敢违背常理,在相似点较弱或有着情感背离的事物之间大胆地勾连。传统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而这种定势在某种心象形成之初就进行了一种分拣,它挡住了那些大胆的、不合时宜的思绪,而放出的则基本上是被文化和流俗认可的东西。”③
2·喻体的意象复杂化
在比喻的基本结构“A像B”中,B通常被认为是用来说明A的,自己不具有独立性。因为A的存在,B才具有价值,B通常被看作附属品,A才是信息的焦点。而余华小说这一时期的比喻中,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本喻体关系,喻体不仅不再受制于本体的统辖,而且逐渐获得了独立性,具有了复杂多变的意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喻体的叙事化倾向
传统喻体的意象通常是很单一的,一个词语一件事物来充当喻体足矣,只要使本体形象具体就算完成任务,而在余华小说中喻体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说明本体的功能,不再是本体的附属品,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具有了叙事的功能。例如:（11）聚集在东山婚礼上的那群人像是被狂风吹散似的走了。沙子是第一个出门的,他出去时晃晃悠悠像一片败叶,而紧随其后森林那僵硬的走姿无疑是一根枯枝的形象。他们就这样全都走了。东山感到婚礼已经结束,所以他也摇晃地站起来,朝那扇半掩的门走去。他走去时的模样很像一条挂在风中的裤子。(《难逃劫数》)
例（11）中的三个喻体“一片败叶”“一根枯枝”“一条裤子”与本体关系松散,跨距较大,它们各自都有鲜明的意象,独立性很强,作者的意旨好像不是用喻体说明本体,倒是迫使本体向喻体靠拢,使本体屈居于一个从属的地位,本体只是一个话题,其作用似乎只是诱引出这些鲜亮的意象。在这段话中,作者设置了一个狂风大作的氛围,沙子是这恶劣天气中的一片摇摇欲坠的败叶,森林则是寒风中一根孤立无援的枯枝,而在这一衰败的场景下的东山,则像一条风中的裤子。几个意象接连使用,起到了很强的叙事效果。
2.2喻体的多边性倾向
钱钟书先生指出:“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④也就是说,同一事物由于其性能作用不是单一的,用以比喻的人的着眼点目的也皆不相同,所以可以构成性质不同的多种比喻。余华充分利用了事物的“多边性”,深入挖掘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来进行比喻。下面以“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2）于是他陷入了与人群一样广阔的恐怖与绝望之中,台下的人像水一样流上台来,完成了控诉之后又从另一端流了下去。(《往事与刑罚》)
（13）他站在桥上凝视着小城烟,他在离开时说他看到了像水一样飘洒下来的月光。(《此文献给少女杨柳》)6
（14）山岗看到很多自行车像水一样往前面流去了。(《现实一种》)
（15）死亡在她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现实一种》)
例句本体喻体相似点（12）人水气势汹涌（13）月光水清冷洁白（14）自行车水数量巨大（15）死亡水不可阻挡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余华笔下的水就如同橡皮泥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捏造成想象的状态去描写各种各样的本体,生动形象自不待言。在小说中“风”“雨”“树叶”等也具有多边性的特点,而且这些比喻句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妙的,只有细致的观察生活才能把握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从而建立本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达到“一物多喻”的功能,继而创造出如此出奇制胜的比喻。这正是“美事多端而言亦多方也”。
二、后期小说中的比喻。
1·相似点具体可感
这一时期比喻的相似点不再是虚化模糊不可把握的了,因为作者是就近取譬,本体和喻体的距离很近,性质也较相似,所以很轻易就可以找到二者的相似点,虽然少了一些新奇感,但是非常符合小说的语境和整体的话语效果。请看下例: 7
（16）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活着》)
这一处比喻是余华精心设计的,这样优雅的文字福贵肯定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余华将福贵的生活经验与艺术创作巧妙结合,最后余华找到了“盐”这一喻体,他觉得“盐”对福贵来说是能够接受的,是他每天都在吃的,同时盐在伤口上的感觉,无论对余华、福贵还是读者的心理也都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具有民间话语形式的比喻,既符合生活真实又美化了生活。后来余华自己分析这个比喻说:“福贵瞒着家珍把有庆埋在一棵树下,然后他哭着站起来,他看到那条通向城里的小路,有庆生前每天都在这条小路上奔跑着去学校。这时福贵再次去看这条月光下的小路,我感到必须要写福贵对小路的感受„„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意象,我费了很长时间,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意象———盐。”⑤
2·喻体的“能近取譬”
这一时期的比喻,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能近取譬”。因为余华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⑤所以他在选取喻体时,从主人翁生活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入手,从而使喻体呈现了自然化、日常化、实用化和通俗化的特点。用主人翁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打比方,有时甚至是一些很琐碎的事物也被用作喻体,这就大大削弱了喻体的新奇怪诞,使语言向日常语言靠拢。这个时期余华小说比喻中的喻体比较多地显示了自然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他较多地使用了动物、植物、食物、日常用品、人体或动作行为等作为喻体。
（17）我像一只迷途忘返的羊羔迷恋水边的青草一样,难以说服自己离去。(《在细雨中呼喊》)
（18）我们这辈子也算经历了不少事,人也该熟了,就跟梨那样熟透了该从树上掉下来。(《活着》)
（19）身体热得微微发抖,皮肤像是涂了层糜烂的辣椒,仿佛燃烧一样,身上的关节正在隐隐作痛。(《一个地主的死》)8
（20）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因为电力不足,发出来的灯光像是蜡烛一样微弱。(《许三观卖血记》)
（21）上面吊着很多圆滚滚金黄色的瓜,像手掌那么大。(《许三观卖血记》)
（22）粪缸里臭气十足,地主就让鼻子停止呼吸,把嘴巴张得很大。他觉得这样不错,就是脑袋还嗡嗡直响。好像有很多喊叫的人声,听上去很遥远,像是黑夜里远处的无数火把,闪来闪去的。(《一个地主的死》)
（23）宋钢的双手卷起来举到了眼睛上,像是举着望远镜似的擦起了眼泪。(《兄弟》)
例（17）中,“我”刚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自然对繁华的大都市惊叹不已、流连忘返,由于长久生活在农村,思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岁月,所以,作者从人物的视角出发,把“我”对北京街道的迷恋比喻为家乡的羊羔迷恋水边的青草,非常形象真切。例（18）把人“熟”了比作梨熟蒂落,表现了福贵对死亡的理解和淡然。例（19）把皮肤的灼热感描写成涂了辣椒的感觉,十分贴近生活,易于读者接受。例（20）是个日常化的比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会说“灯光像蜡烛一样微弱”,本体和喻体之间跨度很小。例（21）用手掌的大小比喻瓜的大小,完全是个说明性的比喻,用人们熟悉的事物说明不太熟悉的事物。例（22）首先是把脑袋里的嗡嗡声比作很多人的喊叫,进而又把喊叫声比作火把,层层递进,独具匠心。例（23）把用手擦眼睛比作举望远镜,均是人的动作行为,但后者反而不常见,因为“望远镜”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才可能出现。这说明,时代的发展拓宽了作家的想象空间;作家作比的面放大了,这样就能创造出更好的比喻,提高比喻的表达功能。
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动十分鲜明地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家的用喻与其创作方法的选择有非常密切的连带关系。80年代中后期,余华的创作观念有两个重要特点,即鲜明的主体性与语言自觉的意识。个人主体性的突出使作家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藩篱,驰骛想象,它能够为创作开辟更宽广的天地,也为比喻开辟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作家在语言上的自觉,则是颠覆了以语言为生活奴仆 9 的传统观念,将语言从单一的“反映生活”的从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新的语言观念同样赋予作家一种很大的自由。
传统文学是以再现现实生活为目的,故而与创作有关的技巧和修辞都带有强烈现实性和具体性,受到“再现论”的羁绊,作家的想象和创造都很难实现跨越和腾飞。比喻其实也不能例外。在传统文学中,作家的设喻通常都非常具体,选择喻体注重直观性和现实性,对创新和变异重视不够,作者往往自愿恪守一隅,放弃了比喻中本体和喻体本来可以有的多种选择。
80年代中后期,余华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在观念上打破了“再现论”的束缚,在比喻的使用上,也找到了新的视野和角度。他的比喻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他总是充分利用比喻构成中的弹性空间,不追求本喻体之间的形似而更注重其在精神、氛围和情调上的相似。另外,他也放松了喻体对本体的依赖,扩大了喻体选择的范围,给比喻提供了更大的可变异的空间。
当然,90年代以来,即余华在自己的后期创作中,也不是从现代主义整体转向现实主义。拿《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与新时期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能够看出,它们之间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事实上余华仅仅是放弃了那种激进的先锋姿态,但其前期文本中,那种对主体性的尊重,以及其超前的语言自觉意识并未完全褪去。其后期创作可以说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是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因此这个时期余华的比喻也不是完全的回归“现实”,在例（22）（23）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时期余华的比喻,还是具有新奇、反常的特点,与真正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比喻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二 余华小说反讽手法简析
（一）反讽的来源于书面定义
反讽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其定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涉及哲学、诗学及美学等很多领域。这里首先就反讽作为与文学写作有关的一种语言修辞术来探讨。中国对反讽的翻译在书面上一种是讽刺（贺麟译），另一种是滑稽（朱光潜语），人们口语中最适应的词叫反话。当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术的时候会与另为一些词语密切相关，例如幽默、诙谐、嘲讽、荒诞、矛盾与夸张等等，这些因素会使文本中的人物命运，故事结构上都构成反讽，从而形成不同程度的似是而非的效果，因此有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与的明显的扭曲”。⑥反讽最显著的特征：即言非所指，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从语言技巧运用的角度反讽的类型可分为夸大叙述、正话反说等。文本解读中，还有主题层面形成的反讽：即本文复杂的主题意义出现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形成强烈的反讽意味。
（二）余华笔下的反讽
对于反讽的理论界定和类别不是几句话能阐述透彻的，而针对作家具体文本作品而言，命运反讽是比较常用的手法。命运反讽的方法首先是，个人终其一生均落在自己编造的幻想和食物中，命运中有自己性格的缺失，也有某种观念的失误，是个人内在品行与性格造成的反讽。
1.余华的《鲜血梅花》这部作品披着传统通俗小说的外衣，内容上表达的却是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通过对传统小说的外在形式的改写，灌注现代眼光下对人生历史的意识，造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反差，从而形成了文体风格上的反讽效果。以《鲜血梅花》为例，一进入这部作品，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进入了一个为父报仇的武侠故事，主人公背负着杀父之仇浪迹天涯可谓是传统武侠小说的经典情节，然而在复仇路上的孤独感和遇到的种种偶然，都在强调着人在命运面前个体的渺小、人生目的的虚无缥缈。一代宗师阮进武被害十五年后，其儿子阮海阔却并未继承父亲的威武，甚至“这位虚弱不堪的青年男子出现在他母亲眼前时，她恍恍惚惚体会到了惨不忍睹。”即使不忍心虚弱的儿子，甚至对仇人的身份也毫无把握，但为夫报仇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儿子必须承担。于是“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阮阔海” 11 的“寻找”“显得十分渺小和虚无”“，已经忘了自己所去的方向„„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向前行走。”⑦作品首先就提交了一个自身矛盾的主人公，他身负重任却毫无能力，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无奈的行动者，主人公本身就存在着反讽的意味。在漫游了一年多以后，与两个陌生人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分别相遇，而这两场偶遇的对话却使阮海阔与原初的目标擦肩而过，无意间客观地延长了他自己继续寻仇的旅程。当其他的干扰因素终于尘埃落定，报仇的终极目标就要渐渐浮出水面，然而，情节峰回路转，杀父仇人早已不在人世，手刃仇人的夙愿终究落空。在余华笔下，传统武侠小说中主人最终练就一身奇功并亲手痛宰仇人的皆大欢喜结局不复存在，阮海阔的孤独寻找最终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阮海阔因为命运的偶然，他生存的意义被消解，自己也遁入了对自己茫茫往事的追忆和对未来人生的迷惘之中。就这样，人生旅途的孤独虚无与荒诞感这类的现代哲学思考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外衣下凸显，反讽效果的张力由此产生。
2.命运反讽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在一个时代或一个区域之内，众多的人们并不能深刻地认识某种误区，如某个地区的信仰实际上会产生不好的后果，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收到这种风气的贻害，是时代最个人命运的捉弄而形成的反讽。
余华有很多作品传达的就是一种针对戕害人性的时代政治气候的反讽，包括06年发表的小说《兄弟》。这部小说以一对兄弟几十年的情意和各自的命运起伏为时间主线，以一个江南小镇刘镇的变迁为空间依托，表现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之间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小说分为上下两部，正如作者在小说的扉页所言“：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文革时代”，下部则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与众生万象的当下”。
小说上部的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富有反讽意味的情景，在人本能压抑的文革年代，人们对欲望噤若寒蝉，可是这一表相却因为主人公少年李光头的偷窥事件而捅破。因为偷窥到了刘镇美人林红的屁股，刘镇的男人们对李光头威逼利诱套取林红隐私的细节，以此来完成自己欲望的宣泄。林红的隐私一时成为了刘镇男人的精神食粮，而交换秘密的条件：一碗阳春面，则直指物质的匮乏。正是因为人性中对食、色的欲望得不到正确的对待，欲望没有消失而是逐渐扭曲甚至变态，12 于是才会产生小说中的滑稽场面，偷窥成了壮举，偷窥换来了饱食，作品对时代精神狂热、本能压抑的反讽可见一斑！
此外，余华还经常运用反讽手法达到颠覆父辈形象，消解父权的效果。如《在细雨中呼唤》中，对于孙光林对诞生过程，是这样描述的：父亲扯掉母亲裤带时候扭了脖子，整个过程中还有只鸡一直啄着父亲的脚，生命的诞生其实是一场狼狈不堪的本能发泄。“生命被描述为偶然的产物，是寻欢作乐中不被欢迎的副产品。”滑稽、戏谑的描写将孕育生命的神圣感消解得荡然无存。《世事如烟》中的年迈父亲甚至要通过剥夺子辈的生命来维系自己对残败衰弱，过度纵欲更是加速了父亲对萎缩、衰颓。父亲的神圣和权威倍受嘲弄，以父权代表的神圣世界和光环消失了。
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小说的修辞方式随时代大流有所变化，可谓与时俱进，并且随意出现在文本的每一处。余华的反讽已经渗透到余华整个的小说创作之中，既是一种语言修辞的运用，同时又形成了鲜明对文本风格，使小说主题的表达更加鲜明和强烈，呈现了具有冲击力的阅读效果。在实际文本中，余华小说的修辞方式亦是多样，本文仅以此两例叙述，可以看到修辞的运用加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叙述的细腻性，这为余华先生的成功奠定不可磨灭的功绩。
参考文献:
①刘勰.文心雕龙(修订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13.13 ②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3.③江南.论新时期文学中比喻使用的新特点[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36-40.④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7.⑤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1):8-12 ⑥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⑦余华.鲜血梅花.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浅析余华小说中的反讽 ◎金紫来（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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