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商业信用大会召开

第一篇：全国商业信用大会召开

全国商业信用大会召开，曲靖市吉玛特百货有限公司获评“诚信”

3月17日，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商业联合会信工委、商业信用中心共同承办的“2013年全国商业信用大会暨2012年度中商联信用企业评价结果发布会”在厦门举行。曲靖市吉玛特百货有限公司获得“2012年度中商联信用企业”称号。

此次大会上，与会专家和企业家对创造诚信商业环境、构建和谐商业信用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会号召企业界加强商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遵纪守序。吉玛特集团董事长李海昆表示：吉玛特将继续坚持“诚实守信”的经营作风，以顾客为本，以员工为本，以法人为本，以商业质量为本，积极推进行业内信用建设，为其他商业企业的规范经营和标准化管理树立良好的典型。

曲靖市吉玛特百货有限公司作为吉玛特集团的主体支柱产业，自创立以来，十分注重企业信誉建设，以规范管理、诚信服务的企业形象和优异的经营业绩获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好评，连续十年被曲靖市人民政府授予“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被云南省银行也协会授予“守信用企业”；被曲靖市食品药品行业协会评选为“诚信守法单位”；经云南省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评定为“云南省著名商标”。

第二篇：第四届全国小学校长大会召开

第四届全国小学校长大会召开

武定近小校长会上两露头角

2015年10月12日至13日，第四届中国小学校长大会在长沙召开，武定县近城小学校长在会上两露头角。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为了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聚焦管理创新。”大会通过专家报告、分论坛研讨、现场观摩等形式，对学校教育教学创新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交流。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利民，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国务院参事李烈等领导出席会议。

刘利民副部长在开幕式上讲到：在学校管理方面，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管办评分离无可争议的将学校、校长推到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最前沿，如何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而办好学校，校长职业神圣，责任重大。他认为，中小学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用好办学自主权，真正实现自主管理。管办评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和扩大中小学在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打破中小学长期以来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育人模式。

优秀特色学校校长分别在 “校长管理核心建设与自我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班主任队伍建设与管理”、“家长、社会资源建设与管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校长发展论坛”五个分会场作了交流发言。武定县近城小学校长王荣俊先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校长发展论坛”分会场上做了交流发言。他的“为学生的终身幸福着想”教育理念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点赞，被推选到全体大会上又一次做了汇报发言。

本次会议有来自大陆30多个省市、台湾地区的小学校长1300余人，北师大校长等权威专家20余人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做了发言和指导，整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水平高、质量高，参会者深感耳目一新、收获丰满。（与会者——李玉平供稿）

校长们在主会场聆听报告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大会上讲话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师大前校长）钟秉林在大会上作报告

武定县近城小学校长王荣俊在大会上作汇报

第三篇：论商业信用

论商业信用

财务管理1040学号

摘要：典型的商业信用是工商企业以赊销方式对购买商品的工商企业所提供的信用。商业信用，像

是以商品提供信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也正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与国际潮流之中。目前我国的商业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商业信用的缺失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要从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强化法律对商业信用的保障、加大失信者的成本、公开商业信用信息和完善监督、加强主体的内部自律等方面来构建和完善商业信用制度。只有建立起健全的商业信用制度，才能使社会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关键词：商业信用、信用权、信用制度、商业活动

什么是商业信用呢？商业信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以商品形态提供的信用，贷出的资本就是待实现的商品资本。而银行信用的实质是银行作为中介使货币资本所有者通过银行和职能资本之间发生的信用关系。银行能把社会上各种闲置资本集中起来，银行信用不受个别资本的数量和周转的限制。

(一)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 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赊购商品,预收货款,商业汇票。1.赊购商品，是一种最典型、最常见的商业信用形式。在这种方式下，买卖双方发生商品交易，卖方允许买方在购货后一定时期内支付货款的一种方式。2．预收账款是指卖方企业在交付货款之前向买方预先收取部分或全部贷款的信用形式。预收账款也是一种典型的商业信用形式。例如施工企业向建设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发包单位收取的预收备料款和预收工程款等均属于商业信用筹资方式，以缓解资金占用过多的矛盾。3．商业汇票是指购销双方按照购销合同进行商品交易，因延期付款而签发的，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信用凭证。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应付票据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应付票据是一种期票，是应付账款的书面证明。

(二)商业信用的特征

对于信用，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分析。我国学者从法律上对信用进行了分析并有不同的看法：(1)信用是在社会上对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经济评价；(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o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2)信用应指一般人对于当事人自我经济评价的信赖性，亦称信誉；(注：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3)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注：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4)信用是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一种合理期待或信赖关系。(注：参见周汉华：《信用与法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3期。)上述观点从法律的角度对信用做了诠释。而商业信用，是基于主观上的诚实和客观上对承诺的兑现而产生的商业信赖和好评。概括起来，商业信用有以下几个特征：(1)信用的主体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单位。由于商业信用主体在享有信用权的同时要承担因失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不应作为商业信用的主体看待。(2)商业信用的取得依赖于主体是否按期履行义务以及兑现承诺的能力反映。商业信用不是自然产生的，它必须通过长期的积极作为来体现。(3)商业活动主体因获得商业信用而取得相应的资信利益。信用权源于信用，是指民事主体对其所具有的偿债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而享有的利用、保有和维护的权利。(注：参见吴汉东：《论信用权》，《法学》2001年第1期。)究

其性质，信用权应属于一种无形财产权，这是因为信用权的客体是因信用主体获得肯定性的评价而获得的利益，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仅以客观物质为载体。它是与著作权、商标权一样的无形财产权，但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1)具有不可随意转让性。商业信用权是一种专有权利，它依赖于行为主体的按期兑现承诺所产生的一种资信能力，与特定的民事主体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商业信用权不可脱离主体而转让。由于不同民事主体的偿债能力的大小不同，因此，商业信用权只能由特定的民事主体所专有，而不能随意地转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著作权、商标权有差异。但对企业法人来说，如果企业发生变更，则其商业信用权将连同企业的变化而转移至新的主体。(2)具有不稳定性。商业信用权不像著作权一经产生便被确定下来。由于商业信用权必须以履行义务为前提，而义务的兑现能力又随民事主体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经济实力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商业信用权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当民事主体经济状况良好，则其商业信用也较好；一旦经济状况恶化，不能如期履行债务，则其商业信用将降低，甚至丧失商业信用权。(3)具有相应的排他效力。商业信用权虽然没有明确地受到法律上的地域限制，但商业信用权涉及民事主体资信利益的保护，故商业信用权在特定的行政区域或行业内受到保护。(二)商业信用的价值商业信用的价值，在于因商业信用而产生的商业信用权。民事主体如果拥有商业信用，即拥有了商业信用权。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日趋规范化，商业信用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商业信用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障商业信用权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权利人可依商业信用权的排他效力对抗其他民事主体的侵害而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任何人均不得恶意损害民事主体的商业信用权；商业信用权人的利益如果受到侵害，可以向司法或行政机关申请救济。2.商业信用权人可以获得相应的资信利益。商业信用是社会对特定主体的肯定评价，它对树立民事主体尤其是企业法人的良好形象，获得社会公众的信赖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事主体可以利用商业信用获得诸如投资、贷款、赊购等方面的便捷条件，从而获得由此带来的资信利益3.商业信用保障了交易安全，提高了交易效率。交易的发生多是一种双务合同，如果一方没有商业信用，即一方不能履行相应的债务，则交易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只有在商业信用存在的前提下，才能确保交易的安全。由于商业信用代表一种信赖，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基于彼此的信任，易于达成协议与谅解，这对于促使交易达成，提高交易效率也是十分重要的。

(三)商业信用的作用和局限性

从总体上来讲，商业信用交易对于加强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加速资金的循环与周转、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具体而论，对于商业信用的卖方提供者来说，其作用表现在能够扩大商品经营规模、开拓商品市场、提高竞争力；对于商业信用的买方提供者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稳定货源、稳定供需关系；对于商业信用的卖方与买方接受者来说，其主要作用均表现为缓解资金短缺的困难商业信用的优点在于方便和及时；商业信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商业信用规模的局限性。受个别企业商品数量和规模的影响。2)商业信用方向的局限性。一般是由卖方提供给买方，受商品流转方向的限制。3)商业信用期限的局限性。受生产和商品流转周期的限制，一般只能是短期信用。4)商业信用授信对象的局限性。一般局限在企业之间。

5)此外，它还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等缺点。

(四)中国商业信用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商业信用具有久远的历史。至迟不晚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已出现了商业信用。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商业信用的产生与初步发展阶段。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是商业信用的缓慢发展阶段。晚清至民国时期，是商业

信用的初步繁荣阶段。唐朝、北宋南宋、明朝、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高峰，商业信用也如影随形，在这几个朝代得到较快的发展。从商业信用的形式看，我国传统的商业信用是挂账式、口头式的商业信用，主要有赊购赊销、预收预付货款或定金等几种形式。到晚清时期江南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才出现了票据化的商业信用，但这些商业票据还不具备现代商业票据的背书、转让、贴现功能，主要是作为债务凭据而存在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本地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开始出现于商品交易中，四十年代中央银行才开办了票据贴现与再贴业务，票据承兑、贴现与再贴现制度也初步形成。历史表明，中国商业信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逐渐从消费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发展，传统的商业信用形式是记账信用与口头信用，票据化的商业信用制度发展迟缓。建国初期（1949——1954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从商业信用的授受信主体来看，既有国营经济又有非国营经济；从商业信用发生的行业看，既有生产领域的企业也有流通领域的企业；从商业信用的形式看，既有传统的挂帐信用、口头信用，也有票据化的商业信用，不过以挂帐信用为主。渗透于经济生活各个角落的商业信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赊购赊销。建国初期，发生在商品交易的赊购赊销规模大、范围广。国营经济与非国营经济之间、国营经济内部以及非国营经济内部，都有赊购赊销商业信用关系。国营经济既向非国营经济提供商业信用，也接受非国营经济提供的商业信用，但前者占有绝对比重。国营贸易公司农民及农民合作组织赊购农副产品及土特产品。国营经济部门也向非国营经济赊销了大量的种子、肥料、粮食、燃料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营经济内部的赊购赊销主要发生在有业务往来的不同系统之间，而且更多的是以拖欠货款或劳务费的不正规商业信用形式表现出来。国营经济内部的赊购赊销，突出地表现为贸易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赊购赊销。另外，非国营经济间的赊购赊销更为广泛，私营工商业间的商业赊欠盛行。而合作经济间的赊购赊销，又主要表现在供销合作社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层层赊销。

第二，预收预付货款、定金。建国初期，国营经济（包括合作社）之间，非国营经济之间，以及国营经济（包括合作社）与非国营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易都采用了预付货款、定金式。国营经济通过供销合作社向个体农户、农民合作组织预付农副产品预购定金，是发生在国营经济与非国营经济之间规模最大的商业信用，预购定金占预购总值的比例约在10%到25%。国营工商企业也利用预收预付货款、定金手段从事生产经营。以重工业部系统为例，该系统预收货款占总销货款的比重相当大，最高达到80%，最低也有20%，预收货款已是其流动资金的重要来源；其预付货款也同样十分巨大，占购货款总值比重最多的达到80%，最低也有10%。国营经济与私营工商业之间也常常采取预付货款、定金的方式进行商品交易。

第三，票据化的商业信用。建国初期票据化的信用主要是私营工商业的商业汇票、国家银行押汇业务的汇票。国家银行的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主要是对私营行庄承兑汇票的重贴现，以及国家银行对埠际贸易的押汇。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起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商业信用与新体制的冲突性凸现出来。从1954年起国家大规模清理、取消国营经济发生的商业信用，1955年底国营经济发生大规模的商业信用。由于商业信用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相容性，1955年清理、取消国营经济的商业信用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国家一直禁止商业信用。但是，由于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国家允许某些领域可以使用某些形式的商业信用。此外，仍有一些企业不顾家禁令，暗中利用某些商业信用方式从事生产经营。笔者以是否合乎当时国家经济法规为尺度，将国家允许存在的商业信用称为“合法的商业信用”，而将国家法令不允许存在但实际存在的商业信用称为“非法商业信用”。

计划经济时期，农副产品预购定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合法”的商业信用。1954年国家推行农副产品统购制度后，引起农民的不满。国家选择了利用预购定金制度这一商业信用手段，以部分弥补农副产品统购制度带给农民的损害，给农民带来先用钱后卖农产品的实惠，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副产品统购制度所造成的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在国家总的农副产品预购定金中，粮食预购定金所占比例最大，约为在33.6%到55.4%；其次是棉花预购定金，约为33.6%到55.4%；第三是生猪预购定金，约为1.5%到8.7%；第四是油料预购定金，约为4.1%到7.2%。主要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占其预购总值的比例因品种异，如粮食、棉花、食用油一般为10%——15%；茶叶在15%——20%；蚕茧(丝)在20%——25%；麻类在9%——11%。计划经济时期，农副产品预购定金为农村筹集农业生产资金开辟了银行信贷之外的另一条渠道，为国家有计划地控制农副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提供了便利，是农副产品统购制度得以推行的“润滑剂”，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合法”的商业信用，如：经国务院批准的赊销、预付货款、预收货款；中央企业主管部门规定的、经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的赊销、预付货款、预收货款；地方工业交通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赊销、预付货款、预收货款，等等。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中的商业信用除上述“合法”形式外，更多的表现为“非法”形式的商业信用。“非法”的商业信用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债权债务关系，一种是交易双方出于自愿而发生的赊购赊销、预收预付货款，但这种赊购赊销、预收预付货款为国家法令所禁止；另一种是由于交易中的某一方拖欠货款，使得拖欠货款一方在客观上处于延期付款地位，这种商业信用关系不是自愿形成的，而是被迫产生的。

计划经济时期，“非法”的赊购赊销商业信用方式暗中广泛存在。1955年国家清理、取消商业信用后不久，从1956年起赊购赊销交易在各地出现反弹，1958年前后变得更为严重，如1958年全国商业系统流动资金中共有非商品资金817045万元，其中赊销欠款竟有133725万元，占16.4%。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商业部门的赊销规模仍然较大，到1976年底全国商业企业赊销、预付货款占不合规定的资金占用总额的13.1%。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允许的预收预付货款、定金的范围极其有限，但在经济运行中，国营经济及集体经济却发生了大量“非法”的预收预付货款、定金等商业信用。如1958年辽宁、吉林、河北等16省、市、自治区在清理商业系统的资金时，发现没有商品库存的34.4亿元资金中预付货款占了15.46%。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预收预付货款、定金等商业信用仍有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另一种规模巨大的“非法”商业信用是相互拖欠货款，但它是一种非自愿性的商业信用。1956年到1979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曾发生多次规模很大的相互拖欠，其中发生于60年代初与发生于70年代末的两次相互拖欠最为严重。60年代初国营企业之间、国营企业与建设单位之间被人拖欠货款与拖欠别人货款的总额约有59.6亿元，不少大企业的流动资金链断裂，生产陷于停顿。7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运行中再度出现严重的相互拖欠，中国人民银行发现1976年底全国34815户国营工业被基建单位拖欠的货款达到37278万元，占被挤占挪用流动资金的11.6%，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放开了商业信用，计划经济时期“非法”的商业信用取得合法地位，在经济生活中快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信用结构已不同与

以前，除了传统的挂账式商业信用外，票据化的商业信用也得到日益壮大。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商业信用已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但赊购赊销仍是挂账式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据调查，在我国企业的信用结构中，赊销约占全部信用的比例由1990年的5.55%，上升到1994年的15.73%，2000年时仍在15.65%。预收预付货款是挂账式商业信用的另一主要形式，也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规模最大“合法”的商业信用——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却随着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终结。计划经济转轨后，预收预付货款、定金的商业信用主要发生在工商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是挂账式商业信用的第三种表现形

式，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与日俱增，1989年3月底估计全国企业被人拖欠与拖欠别人货款之和至少为1153.2亿元。国家调动人力物力在1991年和1992年初步清理整顿了“三角债”，但1994年之后相互拖欠又有抬头。有人估计，截止2001年底我国企业间相互拖欠的经营性不良债务已超过1.5万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后，票据化商业信用也得到恢复与发展。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首次在杨树、黄浦两个区办事处实行商业票据承兑、贴现的试点，1985年起在全国推开。但是商业汇票的使用、承兑和贴现发展不快，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对煤炭、电力、冶金、化工和铁道五行业及对棉花、生猪、食糖、烟叶四类农副产品购销推行商业汇票结算，商业信用票据化发展有了新的起色。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颁布后，规范了使用商业票据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票据的稳健发展。然而，中国商业信用票据却发展不平衡，银行承兑汇票所占比例过大，商业承兑汇票所占比例过小，这种畸形商业信用票据市场结构一直未能改变，截止2002年末全国票据市场银行承兑汇票仍占95%，商业承兑汇票不足5%。

参考文献：1.《货币银行学》 黄达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李世谦主编：《信用消费》，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6

3.黄玉俊：《中国金融新业务知识大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

4.于光远：《经济大辞典(汇编本 上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4

第四篇：第七次全国煤炭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召开

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自主创新提高煤炭工业发展科学化水平

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苏日娜王丽丽报道4月17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的第七次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为大会发来的贺信。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出席会议，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到会讲话。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作了主题报告。

会议回顾了“十一五”煤炭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绩，表彰煤炭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交流煤炭科技工作经验；分析把握“十二五”时期煤炭科技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发布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推进煤炭工业“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指导意见》，动员全行业坚持“科教兴煤”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煤炭工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为构建新型煤炭工业体系、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十一五”期间，全国煤炭科技投入总额1148.5亿元，占总产值的2.75%；大中型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约380亿元，完成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重大专项等科研项目60余项，重点科研课题360余项；实施国家科技大型示范工程项目13

个，重点课题近300项。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攻破了一批制约煤机装备制造难题，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地推进了煤炭科技进步，煤炭生产力总体水平大幅提高。2010年，全国大中型煤炭企业科技贡献率达到39.2%。

会议指出，“十二五”期间煤炭科技发展思路，一是坚持把完善创新体系作为推进煤炭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二是坚持把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推进煤炭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三是坚持把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作为推进煤炭科技进步的着力点，四是坚持把教育与人才培养作为推进煤炭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五是坚持把机制创新作为推进煤炭科技进步的重要保障。具体目标为，力争到2015年，行业科技创新体系更加完善。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起技术研发中心，特大型企业成为引领行业科技进步主体。行业科技贡献率达到45 %，大中型煤炭企业科技投入力争达到当年营业收入的3%。煤炭安全高效开采与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煤矿千万吨矿井和中小煤矿综采机械化成套技术装备国产化取得明显进展。煤矿安全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高，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至0.5以下。煤矿绿色开采、生态矿山建设取得进展，矿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煤炭深加工和新型煤化工产业示范取得实质性进展。煤炭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成效。

会议要求，“十二五”时期，全行业要努力提高煤炭工业发展科学化水平。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推进煤炭科技进步，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煤矿单井规模；推行绿色开采，建设生态矿山；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强化安全生产，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和谐矿区，提高职工生活质量；构建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煤炭工业体系，着力提升煤炭工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

大会还表彰了煤炭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聘用了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第二届组成人员，发布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推进煤炭工业“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指导意见》。

会议期间，还邀请了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专题报告，邀请神华集团等大型企业和中国矿业大学进行大会交流，举办了“十一五”煤炭工业科技成就展。

科技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安监总局、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监局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有关行业协会的领导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各省（区、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炭行业协会负责人及受表彰的先进单位代表和个人，共计800余人参加了会议。

第五篇：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召开

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召开

本报讯 5月29日，我县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晓英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舫传达了省委、市委关于闽清县委主要领导人事变动的决定：陈铁晗同志任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不再担任闽清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肖华临时主持闽清县委工作。会上，林晓英作了重要讲话，她说，受市委委托，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杨岳同志委托，大会主要宣布闽清县主要领导人事变动的决定。陈铁晗同志政治素质好，有较强的政策理论水平，经过多岗位锻炼，拥有省市县三级工作经验，工作干事热情高，干事创业劲头足，改革和创新的意识强。善于学习思考，进入角色快，思路清晰，办法点子多。在闽清工作期间，能够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一系列决策部署，结合闽清实际，主动融入福州新区开放开发，积极谋划跨越赶超行动计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牵头实施八大重点项目建设，协调推进“三化同步，三城联动”，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好发展。四年来，陈铁晗同志为闽清改革、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闽清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如何在更高起点上做好闽清工作，她要求要统一思想，实现县委主要领导调整平稳过渡事关全县大局和长远发展。要团结协作，闽清县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以闽清的事业为重，积极主动做好本职工作，创造和谐宽松的同志关系和工作环境，县委要继续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致力发展，要结合闽清实际，持续保持跨越赶超的势头，自加压力加快发展。要从严管理，按照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部署和要求，切实增强党委主体责任意识，坚持从严抓班子、带队伍，坚持凭实绩选干部、用干部，给想干事的人以机会，给会谋事的人以舞台，给敢干事的人以后盾，给能成事的人以空间。希望在闽清县委的领导下，以更加开拓的视野，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推进闽清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为加快推进福州新区开放开发，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推动福州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铁晗在会上作表态发言。她说，坚决拥护省委、市委的决定，这次闽清县委班子的人事变动，不仅是省市委对她个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闽清领导班子工作的充分肯定。并对肖华同志充满信心，相信在省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肖华同志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把闽清的工作办得更好，也相信闽清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县长肖华代表县委、县政府作表态，表示坚决拥护和服从省委、市委的决定。他说，这次省委、市委对闽清县委领导班子的人事调整，充分体现了省委、市委对闽清工作的关心和重视，这既是对陈铁晗同志个人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们闽清广大干部工作的充分肯定。省委、市委决定由我主持县委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重任在肩，但我有信心和决心传好接力棒，按照县十二届党代会的确定发展思路和年初确定的目标，继续把闽清的各项工作传承好、落实好。我坚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县四大班子的密切配合，有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继往开来，不辱使命，顺利完成“十二五”发展目标。参加会议的还有：县四套班子领导，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级离退休干部，县纪委常委，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直机关党工委、教育工委，县直各党委（党组）、部、委、办、局（公司），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