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有关材料及经验做法

第一篇：洛阳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有关材料及经验做法

洛阳市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有关材料及经验做法

1、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特点和规律。

（1）受理未成年人案件数及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我市检察系统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07年共597件951人，2008年共604件960人，2009年共533件772人，2010年共331件552人，2011年共407件586人，受理案件数及人数均逐年下降，2011年同比有所升高。

（2）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数及人数也呈逐年下降趋势。我市检察系统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2007年共298件，2008年共295件，2009年共280件，2010年共182件，2011年共196件，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受案件数及人数均逐年下降，去年较前年稍有升高趋势。

（3）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从总体上来讲，有逐年减少趋势。

（4）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文化程度较低，初中文化的占大多数。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较高，从2007年到2011年所占比例均不低于80%，小学、高中文化程度各占10%左右，由此可见教育对于预防未成年犯罪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5）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最多的五个罪名多为常见罪名。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我市检察系统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中，居前四名的为抢劫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多为常见罪名。

（6）未成年人所判刑罚较低。2007年至2011年，我市检察系统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多数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缓刑等，虽然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但不利于震慑犯罪，去年重新犯罪人数有增多现象。

2、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建设情况。1999年，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洛阳市公安局、洛阳市司法局联合会签了《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对于洛阳市六城区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指定由涧西区人民检察院统一负责审查起诉，由涧西区人民法院统一进行审判。据此，涧西检察院于1999年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科”，集中办理我市六城区未成年刑事案件，负责六城区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工作。这种集中审查起诉的办案机制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第一，有助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统一处理，避免执法尺度不一。

第二，有助于办案人员的专门化、职业化，保证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办案质量和公诉水平。

第三，有助于及时把握当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走向，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和社会治理方案。

3、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1）案多人少，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及思想教育欠

缺，有待进一步加强。

（2）对未成年人普遍量刑较轻，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4、对下一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一是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讯问室。二是进一步加强与“关工委”、教育、共青团及妇联的联系,加强同家庭的配合,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和配合,加强与学校的配合，经常开展法制讲座,加强普法教育,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发生。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篇：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既要治病，更要救人

有关犯罪研究表明:初次犯罪的年龄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再次犯罪的次数越多，终止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一个孩子因为伤害他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消除他对未来的担忧、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这是我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09年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检察机关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已全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科)，全市共有110人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上海市检察机关创设了一整套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工作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明华认为，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爱心、有必备的法律专业素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比如，只有那些做了妈妈的检察官，才有足够的宽厚和慈爱，才能理解那些犯了错的孩子，并用真心去关爱、教育他们。记者注意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顾晓琼，卢湾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赵丛萍，黄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黄卓懿，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董利，杨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夏芳„„这些未检科长都已身为人母。

姚建龙说，如果仅仅是完成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检察机关通过机械地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基本职能就可以实现，但这只是看病，不是看人。而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人的工作，更是心的工作。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捕诉防”一体化的未检基本模式，并开始出现向“未检一体化”模式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犯罪行一般较为简单、犯罪事实较为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像成年人犯罪那样实行捕诉分开，而可以由主办检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程负责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等工作，以使预防工作更好地融于检察办案过程之中，真正做到一案一防，有案必防，办案紧贴预防。而“未检一体化”，则代表了上海市未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其目的在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正的多部门、跨部门合作机制，以聚集区域内资源优势，形成挽救合力。具体包括四个着眼点:

一是未检机构职能一体化。打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壁垒，将批捕、起诉、预防、执行(监所检察)，以及民事行政检察、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等职能，统归未检机构。

二是未检办案模式一体化。打破捕诉交叉的办案方式，由同一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进行个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较为简单，绝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会认罪，捕诉交叉制约的意义不大，而由同一检察官承担批捕、起诉、预防职能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三是司法一体化。公检法司均形成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制，提高专业化素能，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无缝衔接。

四是社会支持一体化。聚集国家力量(民政、教育、文化、工商、妇联、共青团等)和社会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建立健全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严明华检察长告诉记者，从上海未检的发展现状来看，“未检一体化”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未检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自下而上的阶段。除上海市外，在大部分省市未成年人检察总体上还只是被视为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一项“活动”，而不是检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未检机构建设、未检办案程序、未检特殊办案制度等均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检察改革易于引起社会关注，也因此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实质”的风险。今后未检改革应进一步坚持依法、理性、“儿童中心主义”的原则，避免未检改革的异化，尽快推动独立未检制度的建立，让未成年人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以下是我多年来对少年司法的一些切身体会，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的一些做法：

一、创新法庭设置，U型法台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需要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少年法庭的工作，首先离不开法庭这一空间物质环境。我院少年法庭率先对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了突破，以便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要求。

开庭审判既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又是决定未成年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特殊的法庭环境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感到紧张、恐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庭的设置形式也要体现这一原则。我院党组要求少年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有关条款，对少年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大胆探索。按照院党组的意见，在主管院长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根据未成年被告人多为在校学生，课堂、老师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这一特点，大胆尝试将法庭变为“课堂”，将1米多高“黑笼子”、“冷板凳”的被告席变为只有70公分高的式样精巧的“课桌”、“课椅”。法台设置以未成年人为中心，形成英文大写“U”字型。色彩是天然木质的暖色，营造出温暖明亮的法庭气氛。合议庭位居圆弧中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在同一弧线上，体现了审、控、辩、帮四方既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20余年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庭设置大大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紧张心理，他们的恐惧感消失了；公诉人、辩护人亦觉得恰到好处，便于执行职务；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也很感激能在这样的审判环境中跟孩子沟通；出席法庭的帮教人也感到自己是法庭的一员，增强了责任感。我院这样的法庭设置被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也为全国许多法院所效仿。

二、寓教于审，通过法律和爱心让罪错少年迷途知返

每当我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席上的花季少年，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他们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毁了自身的前程，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痛苦，更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作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一位母亲，从哪个角度而言，我都有责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时，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

我认为，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侧重庭审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审不仅是一个查明事实，辨法析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使其深刻认识罪行和错误，痛改前非的特殊课堂。因此我院少年法庭一贯非常重视寓教于审的工作，在庭审中特意设置了法庭教育程序，并为此做了大量庭前准备工作。

我曾审理过这样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5名未成年人将一名女孩诱骗至家中，对其实施了3个多小时的殴打猥亵，致其轻伤。事发后，被害人母亲情绪异常激动，不断地写信给各级领导和各大媒体。一时间，案件的审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在冷静分析思考之后，认为首先要安抚好被害人一方的情绪。为此我在双方家长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最后，被告人的家长主动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足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家长也为被告人父母真诚忏悔的言行所感动，一改当初要求严惩被告人的态度，出具了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并要求从轻处罚的书面意见。

前期工作铺垫好之后，我开始认真布置庭审，以求利用庭审对被告人开展教育。开庭时，在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我请被害人的母亲当庭陈述了女儿遭遇不幸的痛苦。理性的倾诉比严厉的指责更能发人深省，5名被告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和创伤。我进一步发挥检察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人学校老师的作用，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课堂”里，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亲情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此案最后经合议庭评议，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过两年不懈的判后帮教，现在该案的5名失足少年，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读大专。两年前那个让他们难以忘怀的审判，真正成为了引导他们寻找正确人生方向的航标。

三、准确认定年龄，不枉不纵切实保障案件质量

虽然未成年犯大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案情也较为简单清楚，但是要切实保证案件质量，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却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细致地工作，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年龄是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问题，因此，确认被告人年龄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环节，在审判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有时需要法官善于从案件的细节中发掘重要信息。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是未成年女学生，因涉嫌犯盗窃罪被起诉至我院。在庭审中，她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却说不清作案的具体日期，被盗事主因出差在外也无法说清。考虑到16周岁是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年龄界限，关系到罪与非罪，我想无论多麻烦，花再大的精力也要查个水落石出。为此我和检察官多次去侦查机关、失主单位、居委会和被告人家里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告人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被告人十六岁生日当天与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她身上所穿的紫色上衣正是失主家中被盗的那件外套。最终，由于这名少女实施盗窃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检察机关撤回了起诉，避免了一件错案。

实践中也有少数被告人谎报年龄，企图逃避法律的惩罚。2000年11月，我承办的一件盗窃案的起诉书中写到“被告人李某，17岁，1983年5月5日出生，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图宝山镇”。但我发现，案卷材料中既无户籍证明，也无被告人身份证件，只有一张手写的办案说明，提到了他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5月5日。为了核实这一情况，我与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然而，派出所的同志却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回复：“我们这里只有元宝山镇，而且元宝山镇也不属于红山区。”这一情况引起了我的警觉。再进一步核实其它情况时，被告人的供述也得不到印证。12月10日，为了查清李某的年龄，我和书记员在严寒中冒雪驱车12小时赶到了数百公里外的赤峰。几经周折，走访了当地多个派出所后，我们查到了“李某”的真实姓名和信息。“李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庙乡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盗窃，目前在逃。”最终，我们查明李某作案时已满19周岁。李某试图隐瞒姓名、年龄，假冒未成年人逃避刑事处罚的企图没有得逞，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为此，我的同事们都说，你这个法官妈妈慈心也有铁面时。

四、宽严相济，细致调解全力化解社会矛盾

基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特殊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也必将有别于普通刑事审判。少年审判以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为导向，量刑必然总体上趋于宽缓，即更加强调“宽”。然而，在对未成年被告人从宽判处刑罚的同时，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是否通过审判得到了化解?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了恢复?

因此，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工作，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即“被告人充分认罪、充分赔偿、被害人充分谅解”，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近日，我审理了这样一件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小利系某小区保安，十六岁生日刚过两天，就因琐事与班长高某发生冲突，致其轻伤。因小利家境贫寒，案发后虽经公安、检察机关多次调解，但未能赔偿高某的治伤损失费，因此高某要求法院严惩小利。通过庭前调查，我发现高某来自北川地震灾区，家庭财产因地震损失殆尽，本案的赔偿款对其重建家园至关重要；然而小利家在河北山区农村，其父在外打工不管家事，其母常年患病，年幼的妹妹还在上学。虽然调解难度很大，但我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坚持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让其换位思考，体会对方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调解工作使被告人的家长深受感动，其经多方筹措终于交来了赔偿款，高某也降低了赔偿要求，谅解了小利，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小利从轻处罚。看到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达成了和解，我感到十分欣慰。宣判后，少年被告人的家长特地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清正廉明，执法如山。”

五、限制前科公开，真诚帮教失足少年

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影响，人格特征不稳定、可塑性强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较大的矫正可能性。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改正错误，重回人生正道，还需在宣判之后，配合执行机关对失足少年进行持续有效的帮教，时刻警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并为他们顺利归复社会提供便利条件。我们认为，在跟踪帮教时，如果对失足少年的前科限制公开，将更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复学、升学、就业，维护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院少年法庭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张某本人也品学兼优。可是在张某16周岁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带领三名同学，盗窃10余起，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盗窃犯呢？张某说：“我崇拜英雄，但我不能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也不能像欧阳海那样拦惊马，所以我就模仿小说里的侠客劫富济贫。”那些偷来的东西，他一样也没留下，全都分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了。

依照法律，张某应当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张某作案动机和一贯表现，合议庭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我没有中断对他的教育，在家长、老师和法官的帮助下，张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还拾金不昧，受到了学校的表彰。鉴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有突出的悔改表现，为了让失足后愿意悔过自新的孩子同样能以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使他不因曾受到刑事处罚而影响到大学的高考，我对张某的前科能否限制公开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经向院领导请示后，我主动找到张某所在中学的校长，提出能不能将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转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开始，校长明确地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为了打消校长的顾虑，我又到区教委查找有关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档案的备查函，经过我们主动找校长做说服工作，说明张某的悔罪情况及一贯表现，校长终于被感动，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尚法官，我真服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你审判的少年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后来，张某在全国统一高考中以59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某全国重点大学，一家人欢天喜地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我院向少年法庭的法官们报喜，并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琢璞为玉育新苗，铁面慈心法官情。”张某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申请到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他通过贺卡告诉了我这一好消息，这是我那一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六、宣传法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少年审判的工作向前延伸，参与青少年法制宣传，帮助提高青少年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法律维权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当今社会的价值标准更加多样化，各种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给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逐步完成从经验型法官向专家型法官的转变，努力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和先进方法，进一步了解新时期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先后担任了多所学校的法制校长，并和多个街道的社区建立了“少年与家庭法制教育基地”，以《让法律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以守法为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争做教子有方的合格父母》等为题，在本市和全国各地做了数十场法制教育巡回报告，受到师生和家长的肯定和好评。工作之余，我还全面分析总结了现实案例中反映出的家庭教育问题、学校管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问题等，撰写了《法官妈妈给父母的90个建议》等书籍，积极向社会宣传推广科学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我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所举办的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以《犯罪的孩子为什么称呼我妈妈？》、《用精心的审判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家长携手挽救失足的孩子》、《女法官与少年犯——中国未成年人审判的理论与实践》等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的国际同行、专家学者们，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无不对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和中国的法官大为赞赏。与此同时，我也通过这些国际性的研讨会拓宽了视野，虚心地吸收国外同行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先进做法，运用到我所从事的少年审判工作中去。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将少年审判的原则和宗旨具体贯彻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做到忠于事实和法律，对每一个未成年被告人负责，对每一个被害人负责。22年来，我共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26件，无一件被发回重审；共判处少年犯1000余人，其中适用非监禁刑256人。在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中，有100余人考入了各类专业学校，22人考上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在内的大专院校，3人考取了研究生，2人出国留学深造，其它人也都自立自强，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重新犯罪率低于1%。

党和国家一贯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于2005年6月语重心长地指出：“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要明确责任，大力协同，综合防治。通过教育和法制相结合，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明显好转。”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也强调：“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必须贯彻好‘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做到切实加强对少年法庭工作的领导等‘六个加强’。”少年审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的崇高事业，是重塑少年健全人格和优良品行的“希望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少年司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我愿与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共同携手，为进一步做好少年法庭的工作、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为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每个孩子都拥有美好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第三篇：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

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

总结

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2007-12-07 13:58:13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2)一年来，**市人民检察院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不断创新，努力探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检察和预防工作的新思路，在有效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运行机制 我院坚持把青少年维权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建立机构，落实人员，努力实现四个“到位”：

1、组织领导到位。我院由分管副检察

长担任组长，确立由刑检科（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控告申诉检察科、监所检察科、团支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青年干警都是青少年维权活动的志愿者。

2、专门机构到位。我院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小组”，统一具体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过对每一名涉案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其能在教训中吸取经验，在教训中学习法律知识。

3、规章制度到位。为了使青少年维权活动有章可依、有规可循，我院不断学习兄弟单位和总结本院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特点，大胆探索，勇于改革，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青少年维权工作的制度与措施。如制订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维权工作细则》、《暂缓不起诉实施办法（暂行）》、《关于监督在押未成年人活动规则》等。

4、建立立体普法网络。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为扩大受教育

面，我们坚持“五送法”活动，以点为主，点线结合，形成普法网络。（1）、送法到学校，我院已先后与市高级中学、震泽中学、屯村中学、同里中学、松陵三中、菀坪中学、市实验小学等八所学校结成法制共建单位，定期编发《青少年维权苑》，发给法制教育共建单位。（2）、送法上街。为增强法制教育社会覆盖面，今年，已先后派干警上街设摊宣传4次。（3）、送法至社区。社区是法制教育薄弱的地方，今年我们先后派干警到南麻、梅堰等社区召开法制座谈会，把法律知识送到家。（4）、送法到监所。在押人员是教育防范的重点人群，我们坚持每月一次集中对市看守所的青少年犯进行教育，加大防范力度。（5）、送法到媒体。我们将办案中的典型案例送到电台、报纸等媒体，及时向社会进行法制宣传。一年来，共被采用200余篇。

二、履行检察职能，开展司法保护

（一）、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我们坚持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办案、严查细审”原则。在办案中，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确保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本院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陈发宝于2004年6月18日晚盗窃摩托车的案件时，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8月15日，而在本院的提审过程中，其供述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7月，而在案卷中却没有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户籍证明，同时，细心的承办人发现有一份王正贵（为王冬冬哥哥）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上注明的王正贵的出生年月也为1986年8月15日，而其兄弟两人不是双包胎，因而不可能同时在1986年8月15日出生的，鉴于以上情况，承办人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有关户籍证明。经复核，承办人的推断得到证实，王冬冬的出生日期为1988年11月7日，即犯罪时不满十四周岁，本院遂对王冬冬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故而在避免错案的同时

又有利的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今年，我院共对8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不诉的决定。根据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我们对不捕不诉的案件在内部制定了统一标准：如

1、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符合缓刑条件的。

2、不满16岁，强索财物。

3、盗窃近亲属财物，案发后已归还或被害人不要求处理的。

4、共同犯罪中罪行较轻的从犯、胁从犯。

5、受他人教唆犯罪的。

6、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

7、有自首、立功表现的。本院在受理犯罪嫌疑人朱刚涉嫌销售赃物犯罪的案件后，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朱刚虽然三次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还将赃物销售给他人，但鉴于朱刚系在校学生，且有自首、作案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等法定情节，因而对其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这对挽救、教育未成年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青少年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举保护原则。作为检察机关，打击犯罪

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办案中，我们也不能一味追求保护犯罪的青少年而忽视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保护。一方面，应防止过度强调保护青少年的利益而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该处罚不处罚，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应防止过度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忽视对青少年的保护。针对上述的7种可不捕不诉的情况，我们又针对具有下列情形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逮捕、起诉的决定：

1、重大案件的共同犯罪有同案犯在逃的；

2、多次犯罪或流窜作案的；

3、累犯或曾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被治安处罚过的；

4、涉嫌数罪的；

5、到案后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前供后翻、时供时翻的；

6、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

7、社会

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总结

第四篇：加强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建议

加强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几点建议

—贯彻轻刑化理念 创新工作模式 挽救失足青少年

[摘要]本文试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进行研究，以我院工作实际为出发点，从中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现状；建议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让人担忧的趋势,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倾向明显。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等职责。如何既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未成年人犯罪,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始终把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准确适用刑事政策,建立有效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机制。

一、我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况

2008年至2010年，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未成年人案件10件12人，经审查批准逮捕7件9人,不批准逮捕3件3人，提起公诉7件9人，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盗窃、抢劫、强奸等。

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原因

（一）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1、暴力性犯罪突出。严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凶残，往往是不计后果。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生理发育很快，但心理发展却比较慢，在思想上表现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并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产生感情冲动，走向极端。这些人或行凶杀人、严重伤害，或暴力抢劫，或实施强奸，犯罪手段恶劣，带有一定程度的疯狂性。

2、涉嫌罪名集中。从我院审理案件的情况来看，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居多,这是由未成年人经济和生活上的非独立性所决定的,即主观上有强烈的或畸形的物质欲望和需要,客观上又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因此犯罪类型主要集中于盗窃、抢劫、杀人、绑架、强奸等暴力犯罪。

3、团伙犯罪不容忽视。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中团伙犯罪在数量上和所占整个犯罪比重上迅速增加。这是由青少年年龄小、思想不成熟和依附性强等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中带有“黑帮”性质的团伙犯罪亦有增加趋势。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恶势力的雏形。这种团伙如果被不法人员掌握和控制或随着团伙骨干成员年龄的增长，将会演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犯罪集团，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1、生理、心里不成熟，是非意识淡薄。未成年人由于处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还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盲目的模仿或偏 激的冲动很容易使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2、家庭教育方法不当。在近几年侦破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因家庭原因造成犯罪的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24.3%。这些人员中有的父母离异或父母长期不合；有的家庭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这些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们走向犯罪道路。

3、社会不利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一些西方不健康的东西也在社会上蔓延。许多未成年人由于思想不成熟、缺乏辨别能力，对各种社会现象全盘接收，再加上自律能力较差，很容易产生盲目崇拜和模仿，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4、学校教育存在偏差，法制意识相对弱化。近年来，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及格率等硬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这直接导致了许多未成年人不学法、不懂法。特别是一些学校对后进生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自尊心受挫，丧失了自信，最终走向犯罪道路。

三、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经验做法

我院始终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努力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新思路，将挽救失足青少年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坚持依法办案、重点打击，做到结合检察职能抓维权、延伸帮教抓预防，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营造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取得了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我院的主要做法是：

（一）指定专人，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模式 我院侦监、公诉部门分别指定业务能力强、政治素质高的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承担未成年人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感化挽救、预防犯罪等职责。

（二）对症下药，创立特别刑事检察工作程序

针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的特点，我院以刑诉法为依据，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创立了特别程序。一是感化程序。为缓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长的紧张、焦虑情绪，体现司法的人性化，在不影响案件侦查与羁押管理的前提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积极争取监管机关的配合，适时安排家长与符合条件的在押未成年人“亲情会见”，消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的茫然失落与恐惧，化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抗审查的情绪。二是调查程序。为全面了解掌握涉案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与家庭背景，以便准确判断其可塑性程度，找准教育感化的切入点，在诉讼过程中增设了由案件承办人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个人表现、犯罪原因、主观恶性及其成长经历、家庭监护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程序。在提起公诉时将调查情况提交审判机关，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裁判的重要参考依据，此举大大提高了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理念贯彻办案始终

未成年人因生理成长、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经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对于未成年犯采用更轻缓的刑罚措施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走出犯罪阴影，重新返回社会。因此，我院在办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始终贯彻轻刑化的理念，落实慎捕慎诉的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如我院办理的吴某盗窃一案，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人员通过多次走访，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吴某平日一贯表现良好，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考虑到吴某如果因为这次盗窃行为而被起诉到法院，在法庭诉讼过程中的特殊经历，可能会对其今后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成为阻碍其重新融入社会的障碍。我院最终决定对吴某适用不捕制度，这充分体现了我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始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保护措施不到位。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特殊保护的规定很少，2006年底，最高检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其对未成年人犯的保护措施规定有：专门办理，保护名誉、尊重人格、保护隐私，使用适合于未成年人的用语，告知、说明办案进展，讯问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一般不使用戒具，保障辩护权，审查起诉期间安排亲情通话、近亲属会见，全面审查，慎捕慎诉等。应当说，《规定》表明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规定无论是在整体、细节，还是在实际履行的效果上均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条文的权利宣誓性意味更胜于它的实际保护效果。

（二）教育矫治不深入。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等规定，检察机关在办案环节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职责 要求有：与有关机关协同教育挽救，法制教育贯穿始终，全面审查，教育感化衔接，审查起诉阶段利用亲情教育感化等。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的教育关怀，但从未成年人犯再犯率逐年攀高的趋势看，这种教育矫治失之表面、缺乏连贯性的缺陷便暴露无遗。在实践中，大量的建议撤案、相对不诉以及适用缓刑后的未成年人犯的后续帮教措施事实上无人负责，尤其是流窜作案的未成年人犯，基本上没有后续帮教可言。

五、检察机关加强和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建议

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还存在独立性、系统性、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与重构。

（一）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

成立机构往往是开展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检察机关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首要任务便是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构。

1.应在全国检察系统自上而下统一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最高检应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厅，省、市院应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处，基层院应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

2.在检察机关内设立一个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这一机构必须是“独立”的机构，是隶属于检察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该机构和检察机关其他部门是一种平行关系，而不是依附于侦查监督部门或其它任何一个部门。

（二）培育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专业人员

要搞好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关键在于人。没有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队伍，是不可能搞好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构建立起来的基础之上，必须以人为本，着重培育一大批从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专业人员。

1、严格任职资格。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和其它检察工作相比，有着更高的职业要求，因而，对从事该项工作的专门人员也有着更高的资格要求。一是要求具有较强的检察业务能力。一直以来，检察机关对从事批捕、起诉工作的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既包括批捕工作，又包括起诉工作，因而，对从事该项工作的检察人员业务素质必然有着更高的要求。二是要善于做思想工作。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及适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要求从事该项工作的检察专门人员必须要有爱心、有耐心，擅长和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沟通。三是要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是一项较新的工作，目前各项工作制度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这就要求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调研能力，能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以此推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

2、加强学习培训。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职业要求较高，因而必须对从事该项工作的检察人员进行正规化、系统化的培训，以利更好地开展工作。一是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相关政策、法律的学习和培训。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较多，较难掌握，只有对从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使其深刻领会 相关文件精神，才能更好地从事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二是应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涉及的知识面较广，不仅涉及刑法、刑诉法等领域，而且涉及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要不断对专门人员加强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的学习培训工作，将其打造成为能办案、会预防的综合性人才。三是应加强工作技巧的学习培训。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是一项技巧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在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必须加强对工作技巧的学习培训工作。

（三）强化心理矫正，凸显防范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其中,心理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要使未成年犯罪人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不受歪曲形态的影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就必须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否则，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难以保证其不再重新犯罪。

1.做好无业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无业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常与社会不良青年在一起，在其怂恿下，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帮凶，走上犯罪的道路。为做好无业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检察机关应与共青团、妇联、各办事处共同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及青少年维权岗进社区网络，及时接收和处理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举报、控告。对社区内有不良倾向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协调社 区工作人员、辖区民警，定期走访其家庭，与未成年人谈心，了解其思想动态，共同加强对其的管理，从家庭、社会各方面保证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做好特殊未成年人群体帮教工作

一是建立服刑期的未成年人回访帮教措施。对已经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间对其实行跟踪调查。采取到少年罪犯服刑场所调查、与少年罪犯的管教定期联系的方式，了解少年罪犯的服刑情况和思想动态；每半年与少年罪犯进行一次访谈，由未成年人犯写一份活动和思想情况汇报。对于未成年外执犯，及时与其本人及家长、所在社区或者单位保持联系，开展三方座谈的形式了解未成年人的思想情况。

二是建立被不起诉、服刑完毕的未成年人回访帮教措施。对于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或辖区内服刑完毕的少年犯，与所在社区结合，确定完善的帮教渠道，签订帮教协议，使帮教工作落在实处。协调未成年人所在的社区，建立由检察机关、家长、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帮教小组。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参照社区志愿者服务的性质，制定帮教措施，签订一定时期的帮教协议。帮教期间，采取与未成年人座谈、思想汇报、提供公益服务、观看宣传教育片等形式，提高帮教的效果。帮教期限结束后，办案人定期到未成年人的家中、社区进行走访，及时发现不良苗头，进行教育，对未成年人遇到的困难，尽己所能帮助解决，保证少年犯重新犯罪率为零。

（四）突出监督职能，加大保护力度 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刑事政策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促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必须建立在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尊重和维护基础之上，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应充分给予未成年人权益满足的空间和救济机会。从该意义上讲，各预防主体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维护必然成为预防其犯罪的根本途径。作为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工作。法律监督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检察机关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法律监督，因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决不能脱离这一主要职责来开展。一方面要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力争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死角；另一方面是重点监督那些严重侵害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轻罪重判等等，一经发现这些行为，即应按法律规定办理，该立案的立案，该起诉的起诉，决不能姑息迁就。

第五篇：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推向深入

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推向深入

近年来，广东省河源市检察机关把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作为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健全办案机制，创新办案模式，注重办案效果，在矫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成年人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在校学生犯罪率显著下降。2009年，我市各级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下降了15%，起诉未成年被告人数同比亦下降了11%，不捕、不诉后重新犯罪率为零。

一、创新模式，实行捕、诉、防一体化

为有效落实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措施，探索在检察环节构建办案、教育、预防一体化的工作机制，2005年，市检察院选择源城区院进行了捕、诉、防一体化办案模式试点。源城区院从侦查监督科和公诉科抽调人员，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室”，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犯罪预防和矫治帮教工作。捕、诉合一的办案机制，在不违反诉讼法前提下，简化了办案流程，保持了教育感化工作的连续性，有利于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因人施教，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模式的创新激励下，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质量得到提升、办案效率得到提高、寓教于审效果得到增强、预防犯罪的深入开展得到保障。试点过程中，源城区院先后探索制定了“三三机制”、“品行调查”、“诉中考察”、“量刑建议”等各项制度，改变了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办案模式，实现了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社会帮教各阶段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的衔接。一年多的试点工作成效明显，2006年市检察院总结完善相关经验后在全市检察系统推广，省院郑红检察长深入河源调研指导工作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二、宽严相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除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外，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的指导意见》，特别注意重点考虑涉案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及其可矫治程度，宽严相济，慎捕慎诉，切实依法做好对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工作。2006年以来，我院适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制审查逮

捕未成年涉嫌人862人，审查起诉803人，其中不捕或退回公安机关做其他处理的有249 人，作出不诉处理的有31人。

实践中，我们探索、完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专门适用于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的机制：一是“三访”、“三见面”、“三关”的“三三”机制。“三访”是指受理案件时须做到访家长或法定监护人,访学校或单位,访派出所、村(居)委会；“三见面”是指针对初犯、偶犯、过失犯、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须与犯罪嫌疑人、嫌疑人的家属、嫌疑人学校领导见面，考察其是否具备帮教条件，全面了解案件情况；“三关”是指审查案件时从严把握年龄关、事实关、证据关。通过“三三“机制的落实，可以综合评定犯罪嫌疑人矫治条件和可挽救程度，慎捕慎诉，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2007年4月，龙川县院在审查办理龙川县某中学一学生参与抢劫一案时，严格执行“三三”制度，先后走访了学校、老师、家长及所在的社区，了解到该犯罪嫌疑人是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属初犯。考虑到他是在校学生且面临高考，犯罪后确实有悔罪表现，后经提请龙川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讨论后，依法对这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后来该学生如期参加高考，并考上了大专院校。二是品行调查机制。通过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全面掌握犯罪嫌疑人身心特征、成长环境、生活学习表现以及是否有前科劣迹等情况，综合评定其矫治条件和可挽救程度，再根据其涉嫌犯罪的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慎重作出捕或不捕、诉或不诉的决定。三是诉中考察机制。对犯罪情节较轻、危险性较小、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人，将其安排在公益部门或村（居）委会，责令其用义工等方式提供服务，由公益部门或村（居）委会对其悔罪表现、社会融入性等进行考量，表现良好则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反之则要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四是量刑建议机制。结合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在全面考量未成年人的基础上，向法院提出对其判处法定刑内较轻刑罚的建议。如源城区院2007年办理的某中学高三学生叶某、曾某盗窃案。由于涉案数额巨大，必须作出批捕、起诉处理，于是该院在依法提起公诉时，建议法院对曾某判处缓刑以让其有机会参加当年的高考，法院采纳后，曾某考上大学还专门致电感谢办案检察官。

三、延伸职能，加大跟踪回访帮教力度

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室情系失足少年，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创新制定落实了跟踪帮教机制，对失足少年实行全程跟踪帮教，引领“迷途羔羊”理性回归社会。工作室

建立不捕不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档案，主动与派出所、学校、家庭沟通联系，通过共同召集失足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召开帮教会，对失足未成年人进行诫勉谈话，定期跟踪回访等多种形式，帮教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切实帮助帮教对象解决困难。2006年以来，全市各基层院的工作室均组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跟踪、帮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活动，召开帮教会、座谈会200多案次，对作出不捕、不诉处理的失足未成年人全面落实帮教措施，回访率达90%以上。从考察情况看，失足青少年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良好，有的家长为此送来锦旗感谢对其子女的教育挽救，有的还如愿考上了大学。

如2005年，紫金中学高三级学生温XX、付XX盗窃该校行政大楼的二台电脑及配件价值3175元。该案经紫金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提请紫金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时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也是紫金中学申办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关键时期。紫金县教育局、紫金中学均提出了给予两名学生从轻处理、参加高考的书面请求。紫金县检察院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审查，专案专审，快审快结。经该院审查和检察委员会集体讨论，考虑到两名学生是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决定不予刑事追究，受案当天就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温××、付××如愿填报了高考志愿，并分别考上了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紫金中学也于当年顺利通过检查验收，被评为省级示范性高中，2009年该校再次被评为“国家级示范性高中”。紫金中学、学生家长分别写来感谢信检察机关执法为民，温XX、付XX感动地说，是检察机关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工作室还创新帮扶形式，从关怀和爱护角度来对待失足青少年，联合公安、社区召开帮教会，齐聚各界力量帮助其重返社会。如未成年人刘某涉嫌盗窃一案，源城区院作出不捕决定后，工作室及时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帮教矫正措施，由工作室干警、派出所民警、社区居委会干部、社区“三结合教育办公室”老干部等一起在刘某家里对其展开帮教教育。在多方融情入理的教育下，刘某当即热泪盈眶,承诺一定珍惜机会，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四、综合治理，打造全方位预防保护体系

按照“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以社会、学校、家庭各层面协作配合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宣传教育预防活动。

一是开展检校共建活动。把预防工作重点放到学校，针对部分学校在法制教育、校园管理等方面的薄弱环节，提出检察建议帮助研究落实整改措施，增强针对性预防效果。同时，挑选优秀检察官到各学校、村、社区开展法制教育活动，给广大师生和社区未成年人巡回上法制教育课，深刻剖析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结合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以案释法，教育同学们学法、懂法、守法，提高法制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如源城区院率先在啸仙中学设立起全市第一个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示范点和宣教室，并专门成立由检察长为团长，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各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法制教育宣讲团，深入全区各中小学校上法制教育课，并编印以以案释法为主要内容的专门刊物《少年检研》发至学校、社区。东源、紫金、龙川、和平、连平县院均联合教育局在辖区范围内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通过专题教育，受教育学生达5万余人，得到了学校和学生的普遍欢迎。

二是关注社区法制环境改善。针对一些社区法制教育薄弱，“黄、赌、毒”、网吧违规经营等现象对未成年人产生的消极影响，配合学校，加强同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积极开展社区法制教育活动，定期送法进社区，促进社区法制环境的改善。如针对今年年初市人大代表提出青少年网络犯罪呈迅猛增长发展趋势的问题，我院对此进行专项调研并向市委政法委书面提出遏制青少年网络犯罪、改善社区法制环境的对策，被市政法委采用。

三是构建社会化保护体系。法、检、公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完善制度建设，对未成人违法犯罪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协调，并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程序，快侦快结，推广人性化办案方式，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有序推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帮教工作。同时，加强与共青团、工会、妇联、人才市场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充分发挥联动作用，形成合力，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全社会关爱、帮助挽救未成年人的社会氛围，共同构建全方位的未成人犯罪预防与帮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