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一脉相承管理与时俱进

第一篇：思想一脉相承管理与时俱进

思想一脉相承管理与时俱进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虞祖尧

江泽民总书记的这段论述,不仅告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要性, 同时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建设。他除了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有关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 系列思想,诸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 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等著名的论断之外,还根据新世纪中 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有关文化建设的思想,他特别指出: “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

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之下。” 在这段话里,江泽民总书记响亮地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命题。这就是必须结 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在 管理科学领域内,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的管理思想,使其为现代管理实践服务就是 一种积极的“文化创新”活动。我们坚信,随着江泽民总书记的这一号召的贯彻落实,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必将得到重大进步和繁荣。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一书,是成思危副委员长主编的《管理科学文库》中的第 一批成果。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最新号召,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文化的一项创新产品问世之际,我作为该书的撰稿人和总纂者,觉得有责任向广大读者们介 绍该书的编写和出版的情况:

首先,该书的选题是经过丛书编委会三次无记名投票决定的,编委们一致认为《管理科 学文库》要具有中国特色,这个选题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组织这部书稿的任务就落到了潘承 烈同志的身上。因为,潘承烈教授是中国企业联合会(原中国企协)的副理事长、国内著名 的企业管理专家。他兼任中国企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的会长已有10多年了。这个研 究会是1984年根据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倡议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而产生的。开始时挂靠在国家经委的经济管理研究所,这个研究会也随之归属了中企协。然而,它虽然 名义上隶属于中企协,实际上却是一个无编制、无经费保证的单位,人们戏称为“聚则成形 ,散则成气”,纯粹依靠他个人对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坚定信念和学术兴趣,吸引和团 结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部分同志。这个研究会在没有得到外界任何经济支持的艰难条件下, 10多年来为挖掘整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方面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工作,先后出版了七、八 部有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方面的论文集和专著。我们的行动口号是:“研究古代管理思想, 服务现代管理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或简称为“古为今用”。

正因为有前面10多年的工作作基础,我们才有条件找到比较理想的作者人选来完成撰 写本书的任务,除了潘承烈和我各写二子(潘写孙子和鬼谷子,我写老子和管子)之外,其 余六子都找到了国内相应的对先秦诸子和现代管理有较高造诣的教授和研究员撰写,他们之 中有两位是博士生导师,有两位还是现职的管理学院、系的主任。

书稿经过总纂交稿后,出版社方面并没有因为作者是资深学者而有所放松,曾采取“背 靠背”的方式聘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审稿,我作为全书的总纂者曾与审稿人进行“不谋面” 的交流,对于审稿人所提出的意见,我也经过仔细斟酌,加以接受和改正,对于不同意修改 的地方,我也做出适当的说明。所以,从本书的出版过程来看,也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应 该代表本书的全体作者向为提高和保证本书出版质量的策划、责编、校对及未曾谋面的审稿 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其次,本书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成为一部“古为今用”得较好的作品?对 于这一个问题,我希望广大读者给予客观的评价,特别希望能听到批评指正的意见。但我在 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之后,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愿意结合个人在写作和学习过程中所感觉到的激动,向广大读者汇报我的几点感受:

第一,我感到本书可以作为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企业管理人员以及高校师生深入学习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的辅助读物。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关系到我们国家盛衰兴 亡的大事,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可以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江泽民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必 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 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而这“一切优秀的文化”中,既包括“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 又包括“党和人民从„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令人 不无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一些媒体宣传里,对于“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文化,不能给予应 有的重视,特别着重的则是如何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与国际接轨”的内容,而对于

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则是比较忽视的。须知这种倾向 不仅在当前的宣传工作中存在着,在高等教育和干部培训中也严重存在着,这对于发展我国 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极为不利的。本书的出版,至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广大读者通过这 本书,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多么博大精深、丰 富多彩,而且对现代社会的人力(人才)资源、环境和自然资源、国家行政和公务员、道德 伦理和经济行为、生产和消费、企业经营活动等等管理领域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意义。我可以保证,读了本书各章之后,可以更深入理解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真义。

第二,我还感到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对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培养思路里严 重缺乏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修养的重视。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正像毛泽东60年前所批 评的“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样一种情况。60年前毛泽东

批评的是少数留学生,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并不言必称希腊,而言必称欧美的情况则极为普遍。我在高等学校教学第一线已经整整50年了,看到学生的这种状况感到很痛心,也为祖国的长远发展感到担忧。本书的出版至少能为我国各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和 公共管理专业及各层次的学生提供一本必修课或选修课的教材。衷心希望教育部门的各级领 导同志能重视我的呼吁,在人文科学的有关院系,特别是各种管理学科的专业课程安排上, 适当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诸如《中国管理思想史》、《中国管理学原理》、《中 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等,都应作为课程开出,这才是真正落实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 的具体步骤。

第三,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所阐述的“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性和威力,将会随着

学习的深入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从而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 建设的巨大力量。因此,我国的管理科学界的同志们都应该认真深入地学好江泽民同志“三 个代表”的思想,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工作,更快、更好、更高地实现 我们的共同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这个目标的提出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究竟 怎样才能实现它,大家仍是心中无数。不过,按照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的精神,是一 定可以使我们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的。

第二篇：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回顾党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一论断完全正确。党在奋斗历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这三大理论成果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毛泽东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他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带领党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当时的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首先准确地搞清了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继而明确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把广大农民群众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的实践，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他还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带领全党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是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这个“初级阶段”的提出，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到了地上”，成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从而拨开了多年来的迷雾，使人们的头脑豁然开朗。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是以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为基础的，是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回答了一个“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长期没有真正搞清楚的重大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面对时代主体的新发展，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国内、党内的新情况和党的中心任务的新要求，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

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思想路线上增加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在发展道路上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在根本任务上提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发展动力上提出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依靠力量上提出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的方针，在国际战略上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领导力量上提出我们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根本目的上提出把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难看出，“三个代表”中的两个“先进”、一个“根本”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充分体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本质要求；充分体现出党的先进性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统一性，把党的先进性放到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充分体现出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崇高理想与广大人民利益、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最高准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立党、执政、兴国三者统一的崭新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富有成效的新探索。

综上，可以看出，在我们党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同志首先为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排除了“左”的指导思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结合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赋予了党的思想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当今中国，只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解决我们党和国家在前进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我国根本大法——宪法，这是党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必然，是党心、民心所向。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坚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信仰，就是坚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信仰。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他说：“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地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位乃至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功立业。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靠两条：一是要真学，二是要实干。所谓真学，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结合新的实践，学习、学习、再

学习”，经过刻苦地学，以求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真正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懂弄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论断，绝不是“一围、一看、一念”就能学到手的，而必须下一番苦功，方可收到实效。那种轻视理论学习，满足于一知半解，乃至以干代学的思想，是切不可要的。所谓实干，就是要按照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他指出：“如果说了一大套，搞了很多活动，最后没有落实在群众的具体利益上，那就没有成效”。“言贵从实”，“实干兴邦”，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群众所需、所盼、所想的问题，才是真正体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那种学用游离，摆“花架子”，搞表面文章的做法，也是切不可要的。我国市经过九年坚持不懈的奋斗，提前一年实现了“三五八十”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新的飞跃，为我国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跨越打下了坚定基础。可以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经过继续坚持不懈的奋斗，也一定会夺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使我国现代化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邓小平个人头脑里固有的。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所生活、所实践的时代紧密联系，与邓小平所改造、所感受到的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

但是，社会意识又都是人以主观观念形式对社会存在客体的反映与再现。相同的客观社会背景，相同的时代生活，在不同人、不同阶级与群体的心目中，感受、认知、归纳、表述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使用的话语不同、信仰的对象不同，所以必然形成不同的思想、学说和理论。

正如同一客观物体在两面凹凸不同的镜子面前会呈现不同的镜像一样。我们理解镜像，不仅要知道那客观的物体，还要知道那反映客观物体的是凹镜还是凸镜。

要理解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必须搞清楚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即不但要理解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所生活、所实践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等时空背景条件，同时也要了解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所熟悉、所依据的理论与文化、话语与信仰等主体思维前提。

只有弄明白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才知道邓小平理论和世界上所有的学说一样不能不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和限定，我们才不会把邓小平理论当作万世长存、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我们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正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失败时期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错误、失败也是宝贵财富。”

可见，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直接起源于邓小平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或者直截了当地说，邓小平的反思起因在于1966—19976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看成是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称：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而正是这场被赋予社会主义发展史第三个里程碑（马恩为第一里程碑、列宁、斯大林为第二里程碑）的文化大

革命，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的**和灾难，也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全家带来刻骨铭心的折磨和痛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被当作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斗争，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全家受到株连，五个子女中三个下放边疆、山区劳动，一个残废（大儿子邓朴方因不堪忍受迫害而跳楼自杀，造成高位截瘫、终身残疾）；1969年65岁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培根下放到江西新余监视居住，夫妇两人每天除了到附近一家拖拉机厂从事手工劳动外，就是在家里照顾瘫痪的儿子。

邓小平后来说：文革时期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正是在文革时期，邓小平有可能结合个人、家庭的不幸遭遇，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进行了深刻反思。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在江西新余被监视、被隔离的日子里，邓小平每天晚饭后，都会绕着小楼周围的一条小路不停地散步行走。他的人身受到限制、他的行动没有自由，而此刻他的大脑却在不断思考、他的思考在酝酿着新的理论。

邓小平必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灾难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自己青年时代决心为之奋斗的、花费大半生精力参与建设的社会主义，搞成这个样子？到底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问题，导致了错误？

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品质，邓小平却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他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在推向了反面。关键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体制。

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毛泽东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把高度集中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发展到极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一直发展到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领导家长制、职务终身制，破坏民主法制，制造冤假错案，严重冲击和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严重冲击和干扰科技教育事业，使中国的现代化整整拖延了10—20年。悲剧还在于当毛泽东这样做给中国带来灾难的时候，他还自认为自己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同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苏联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对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威胁，为了加强国防工业和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一整套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①发展战略上强调战备型，赶超型，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追求高速度，②经济制度上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和以国有经济取代多种经济的产权制度，③政治上实行了一党执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集权体制。（关于采用这个模式的历史条件、作用以及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将在第四讲具体分析）

这种本来只是适应特定历史条件的工业化模式，却被毛泽东和许多人当成永世长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加以神圣化、凝固化。每当出现动摇斯大林模式的迹象时，毛泽东总是以捍卫社会主义的名义起来讨伐，1956年以后当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起来批评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当中国知识分

子对斯大林模式提出意见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右派；1962年当中国共产党内健康力量主张突破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时候，毛泽东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终于到1966年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与他意见分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了所谓“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大革命。

反复的思考使邓小平认识到，我们过去搬用苏联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得发挥，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邓小平的反思既为中国改革开放，又为探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逻辑依据。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文革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没有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就没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一再强调，理论来自实践，实践进一步检验理论。因此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理论的根本源泉。1988年他向捷克总统胡萨克介绍中国情况时说：近十年来的成功是集体搞成的。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他又说：共产党就要干事情，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办事情不可能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可能万无一失、不冒点风险，关键是要在干的中间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有经过长期实践，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和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认清世界潮流，寻找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市场化转型道路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与创造性改革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发展到什么阶段，理论也就达到什么阶段。

第一、要明确邓小平比前人更多地提供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成果 1，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于它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的“四个新”。

——新境界：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新水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

——新判断：对时代特征、国际形势正确分析的新判断

——新体系：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系

2、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的运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说过，从来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四个新”，它的伟大在于因为它改变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做到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体系，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中国农民在拥有土地的经营权以后，开始了摆脱土地束缚的漫长进程，中国居民在拥有支配自己体力、脑力的自主权以后，开始了摆脱传统单位束缚、成为社会人的漫长进程。随着被束缚、被压抑的生产力的解放，中国进入了从经济起飞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进步。现代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梦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真正成功之处，是中国一切其他理论所无法比拟的、望尘莫及的。

第二、要明确，邓小平理论的时空范围。从时间说，不是近代，也不是未来，而是当代；从空间说，不是别的国家，也不是全世界，而是中国；从思想说，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丰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些能够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人，才有资格说他贯彻了、继承了邓小平理论。这就是我们21世纪大学生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唯一目的。

第三篇：为什么说 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党治国治军的方略作出新的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强调要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指引下，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努力，使先进生产力高度发达，先进文化高度繁荣，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人民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的观点，始终站在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第四篇：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模版]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承”就“承”在牢牢把握住了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主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发展的理论。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是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阐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研究发展问题，提示了物质运动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研究发展问题，提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发展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形态演进上研究发展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产阶段的解放斗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推进，从根本上说，都是在推动人类社会朝着更加繁荣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发展问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主要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到主要议程上来。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系统阐发了“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有关发展的思想，强化和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的主题，也是发展，提出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科学命题。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从而实现了在发展这个主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党坚持生命力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当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我们讲继承的关系，在科学发展方面，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过程、生产发展过程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新的、高的、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文化建设等等。毛主席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要着眼于最大限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

小平同志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提出改革开放分三步走，全面实现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既要有一定速度，又要讲质量、讲效益等重要战略思想和方针原则，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上的一次飞跃。

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当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发展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

我们讲发展的关系，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上，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创造性的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要重点把握好这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握好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发展问题上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共同的主题，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当中的问题。同时，根据实践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

第五篇：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管理心得

以人为本

与时俱进

作为中层干部，我还是个新人。对于管理，只有一些浅薄的理解，权当抛砖引玉，与大家分享。我2006年参加工作，迄今已经10年。2009年升任工艺组副组长，2012年任分厂工段长，2014年任厂长助理，负责安全生产。对于领导和管理的心得和感悟，我总结为三个关键词：人性、共赢、与时俱进。

管理与对人性的认知是不可分割的，对人性善恶的界定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庄子就提出了人性本“善”还是“恶”的论辩，而儒家和法家更是这两种人性认知所衍伸的治国理念，或者说管理理念。诚然，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单纯的善恶之分不足以阐述人性的复杂，儒家理学对人天性的扼杀和法家对人性“善”的摒弃，都存在偏颇之处，但其经验教训仍值得现代管理者咀嚼和回味。经过上百年的近现代工业化发展，管理学逐渐完善，推出了人性化管理理念，对人性不再是压制而是疏导，从经济人到社会人，从制度管制到文化熏陶，其整个历程都体现了对人作为生产主体的尊重。

制度的建设要人性化，体现抑恶扬善的宗旨。制度建设是管理的重要环节，而分配制度更是与人性攸关的。我所在的分厂是以手工团队作业为主的单位，曾在2015年上半年产值订单大幅度下滑，面临任务量严重不饱满的状态。为保证职工基本收入，分厂修订分配制度，大幅度降低了劳动量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消了职工岗位工资所需支付的“门槛工时”，增大了质量、现场、安全等方面的考核。制度修订后，我们就意识到该次调整偏向保护低劳动量、低工时职工的基本利益。制度试运行期间，出现了因工时分值贬值，部分任务量较饱满职工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效率下滑的现象。而令人诧异的是，低劳动量的职工因无“门槛工时”的压力，工时占收入比重下降而懒于承担更多工作，生产效率更加低下。如此状态下，高工时职工因利益受损不愿提升产量和效率，低工时职工更不会因受到“照顾”而心存“感恩”。在这次调整中，“多劳多得”被削弱，“奖勤罚懒”不突出，过多的肯定了人性中的“善”而忽略了“恶”的一面。在面对任务量由松转紧的变化下，生产提速困难，管理难度大。

人性化管理要因人而异。人的天性是自由的，要作为团队的一份子，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就必然对其天性有所约束，而如何使职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无欲则刚”的说法。在一个企业中，有年轻人、有长者、有知识分子又有普通一线职工，我们的管理就必须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年轻人有冲劲、有想法，管理中就必须尊重鼓励其创新，给与其施展的平台和机会；长者价值观成熟，更加务实，对实利会更看重一些。知识分子崇尚宽松、民主的管理氛围，对一线员工就必须要严而有信、入情入理。总而言之，要科学引导人性的欲望，而欲望又很难跳脱“名”“利”二字。当然，受大环境和个人的局限，一个团队中总有部分“无欲”之人存在，无欲则刚，对这类职工，一般的管理手段是无效的，尤其以国企最为典型，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具备淘汰机制。

人性化管理要充分重视职工的责任感荣誉感。在管理活动中，职工都是社会人而不是机器人，工作不只是挣钱的工具更是实现人生价值和成就感的平台，所以，管理要发扬其人性中“善”的一面，对管理的成效会事半功倍。君不见，职工对于质量问题返工怨声载道，即使给与充分的经济补偿，也不愿意承担该项工作，人人乐于看到从自己手中诞生合格品和精品。这就充分说明，即便是最调皮的职工，在其内心里，也是有着对自己工作的自尊和自信。

管理过程中要实现共赢才能取得良好、持久的效果。管理者和职工不能单纯的被定义为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双向的。管理者不能只从自身角度考虑，要求甚至强迫职工接受管理、服从安排，而应该换位思考，决策尽可能合理而不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在管理中实现双赢。简单单向的管理只会昙花一现，甚至引起职工的反弹；实现双赢才能持久并激发职工自身的积极性，其管理效果甚至能给管理者惊喜。比如说降本、减员、增产、质量等，如果管理者在推行的时候，强调其对企业的利弊，而忽略了与职工共享管理提升所带来的成果，那这个改革将是不接地气的、不成功的。

领导和管理是要与时俱进的。兵无常势，管理无常法。时代在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在变化。经常在一些媒体和非公开的小圈子里面听到不少领导，尤其是较年长的领导抱怨，和年轻人有代沟了、搞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等。随着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受教育程度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兴盛，年轻一代人的公民意识觉醒，传统的管理手段不管用了，思想政治工作越来越难做了。以加班为例，以前的职工对生产加班已习以为常，年轻职工对加班嗤之以鼻，认为生活更重要，加班是管理低效的表现。比如说手工，年轻人更倾向于自动设备操作，轻视手工技艺的传承，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岗位很难留住人才。甚至于跟领导的沟通交流上，老一辈职工普遍存在一种对上级的敬畏，而年轻一代的职工则显得更自尊自信从容。不只是年轻职工在管理中的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职工普遍在观念上发生巨大变化，不再单纯为了钱而工作，对职业健康防护和安全更加的重视。时代在进步，观念在变化，代沟不是“鸿沟”，这种变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我们的管理应该顺应变化，与时俱进，否则，被抛弃的只能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