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村官”经济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第一篇：当前“村官”经济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村官”经济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查办和预防“村官”经济犯罪将面临新的情况和新的任务。因此，认真分析和研究发生在农村、涉农领域的经济犯罪案件，对于预防和查办“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村官”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

1、监管

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务公开不到位。大多数地方村级财务只公布数字，不公开具体事项。二是乡镇党委政府监管不得力。三是处理不到位。少数乡镇领导错误地认为“村官”待遇低，平时工作辛苦，没有太大问题就没有必要深究，以免影响“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四是对村级财务缺乏审查。

2、财务管理混乱。农村财务管理是群众关心且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财务管理混乱是“村官”职务犯罪的重要根源。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白条入账。二是分工不明，财务人员不能履职。三是不能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收款不入账现象时有发生。

3、少数“村官”法制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低。据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涉案人员法律意识和组织观念淡薄，政治觉悟和个人修养较差，不讲原则、不顾大局，容易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4、“村官”待遇普遍偏低。当前，“村官”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在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时，部分“村官”便产生了利用职权贪污钱财来作为补偿的心理。

5、查处教育力度不足。近年来，对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多数存在着处刑偏轻，对一些农村案件，处刑上更是显得宽松。虽然每年都有“村官”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真正违法犯罪受到查处并给予法律制裁的仍只占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和对政法部门的信任，显得打击力度不足。

二、预防“村官”经济犯罪的对策建议

1、完善制度，加强监督。一是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坚持村委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原则，并纳入村务公开制度内容，防止搞暗箱操作。二是完善督促检查制度。建议乡镇一级党委政府对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村务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三是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乡镇党委政府要指导帮助村级建立规范的财务帐目，切断贪污、挪用犯罪的源头。四是加强监督，堵塞各种漏洞。乡镇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村级组织及“村官”的监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要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建立本级监督制约机制，做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使村民的监督落实到位。

2、加强教育培训，增强“村官”的法制观念。首先，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坚持对“村官”进行上岗前培训制度。其次，抓好从政道德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自觉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再次，加强作风纪律教育。广泛开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学习教育，促使他们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最后，加强警示教育。提高“村官”的法律意识，从而有效地遏制“村官”职务犯罪的发生。

3、建立统一的职务津贴机制，适当提高“村官”待遇。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村级组织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在职“村官”的工资水平，确保按时发放到位；建立“村官”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工作成绩突出、德才兼备的“村官”，积极探索其考录乡镇公务员、选任乡镇领导干部的有效途径。

4、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优势，加大对“村官”经济犯罪的惩防力度。一要“惩治”。检察机关要对新农村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损害人民利益的经济犯罪案件加大打击力度，以震慑犯罪。二要“预防”。如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有效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防治功能。一方面对行贿人进行警示谈话教育，并进行必要的跟踪监督。一方面充分发挥查询工作对贿赂犯罪的防治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贿赂的发生。三要“宣传”。进一步加强镇村两级经济犯罪举报宣传，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举报意识和积极性，这样既可以为检察机关拓宽条件来源，也可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进行举报，减少和防止越级举报、多头举报、胡乱举报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一方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第二篇：当前“村官”腐败的主要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

当前“村官”腐败的主要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所在栏目：首页 >>调查研究发布日期：[ 2010-5-1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收藏本文

2010年05月11日来源： 国家预防腐败局

近年来，“村官”腐败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和农村稳定发展。因此，加强村级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惩治“村官”腐败，势在必行。

一、“村官”腐败的主要特点

调查显示，“村官”腐败主要呈现五个特点：

一是贪污挪用公款相当突出。从近年查处的“村官”腐败案件来看，村干部腐败的主体80％以上为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系贪污、挪用公款居多，贪污挪用公款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费，隐瞒人口差额款，占地赔偿款，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荒地款等等，几乎遍布支村两委职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此外，部分村干部同时涉嫌贪污、挪用两个罪名，贪污、挪用公款数额较大，“村官”犯罪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从过去的几百元、几千元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万元以上的经济大案比例明显提高。

二是编造事由虚报开支相当严重。查处的案例中，大大小小涉及“村官”公款吃喝问题，部分村每年用于吃喝的费用达到几千元或上万元的已属平常，一些“村官”将吃喝费用视为正常的财务支出科目，并认为公家的钱财装在兜里是犯法，但吃在肚里不犯罪，便以待客、跑项目、购物资等各种事由吃喝

招待，虚报吃喝招待开支，贪污公款中饱私囊。愈演愈烈的吃喝风为“村官”损公肥私创造了便利；有的“村官”隐瞒收入或虚列支出，侵吞公款。

三是失职渎职现象相当明显。查处的案例中，“村官”在工作中失职渎职时有发生，处理村级事务不按照议事程序办，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借宗族势力滥用职权，恃强欺弱或偏亲向友，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部分村官还利用村里公共事项为机会，不经集体讨论，私自将事项交给自家族人办理，发放误工补贴，群众反应很强烈。

四是违法违纪手段多种多样。从的手段看，有的“村官”挪用公款，用于临时还贷、注册验资、炒股等经营性活动；以各种名义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有的利用集体资产出租、出售和工程发包过程中暗箱操作，收受回扣；有的设账外账或小金库任意侵占、截留、私分或挥霍等；有的是违反财务规定，公款私存或转借他人获取利息，或为企业、亲友提供经济担保；还有的是财务管理混乱，坐收坐支，吃喝玩乐，随意开支等。

五是村官腐败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村官的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的甚至造成村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酿成群体性事件，影响农村生产、生活秩序。

二、“村官”腐败的原因分析

从对查处案件的调查分析看，导致“村官” 违法违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上的因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除“村官”自身思想觉悟不高，法制观念淡薄的原因外，还有以下五个方面。

原因一：认识不到位是防治“村官”腐败的思想障碍。一些地方对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表现出六种倾向：一是“小题大作”论。认为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村官”的权力进一步压缩，村级腐败的土壤已不存在，抓村级党风廉政建设是舍本逐末；二是“主体不符”论。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党委、纪委、“一把手”的事，与己无关；三是“经济对立”论，认为当前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狠抓村级党风廉政建设，会影响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四是“被动应付”论。村干部由上级任免改为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以后，少数干部由先前的“眼睛向上”变为一味“眼睛向下”，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上级政策贯彻落实不力的情况，特别是对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等可能与部分群众意愿相悖的工作，不愿抓、不敢抓，失职渎职现象大量存在；五是“团体利益”论。认为对村级党风廉政建设，谁抓早了、抓紧了、抓狠了、抓实了，会让自己的人吃亏，因而出了问题瞒着护着，“自行消化”，不愿真抓；六是“自我保护”论。少数村干部自身不干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担心引火烧身，因而不敢抓。

原因二：制度落实不力使“村官”缺少监督制约。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村级管理制度，以此来规范和约束村干部的行为。但如何使制度从“墙”上走下来，用以“方圆”村官，通过调查与剖析看，监督约束机制在执行上力度还十分软弱，对很多“村官”来说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同时，个别乡镇对“村官”的监督不到位、村级监督虚化、群众监督不力，尤其是少数乡镇对“村官”存在一些“迁就”思想，正是由于在监督管理上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执行的惰性，才给了“村官”违法违纪之机。

原因三：财务管理混乱给“村官”腐败造成可乘之机。因其村级特定的环境原因，村干部变动频繁，帐目交接不清，谁当干部谁管钱，帐目设置不够规范，财务审批不够严格，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所有支出全凭一人说了算，“白条”自批自支现象在村级财务管理中较为常见。部分村村务公开栏都设有

“其他”概括开支，因没有列明支出的用途，给“村官”以权谋私带来可乘之机。

原因四：“村官”大权独揽是导致“村官”腐败的必然因素。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滋生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农村受传统宗族观念和家长作风影响，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般都是本村大姓人氏担任，有的支村两委成员都是一个家庭的，大权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手里，这些“村官”大小事情由其说了算，权力的过度集中使他们作案时有恃无恐，使他们独断专行，使他们贪婪无忌。

原因五：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村官”犯罪界定不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报“村官”腐败案件线索较多，但农村帐务混乱，办案费时费力，证据难以确定，调查的多，成案的少，打击力度削弱，助长了“村官”的行为。再加《刑法》对村官犯罪范围不够广，让承办人无所适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明确了村委会工作人员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七项工作中的财产，而村级组织中的资金还包括本村的自有资金。村级财务并未对不同资金进行分类管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村官”侵占或挪用的资金性质难以界定，案件定性难以把握，管辖不明确，为惩治“村官”犯罪留下一个空白地带。法律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不足5千元，职务侵占不足1万元的不能立案，只能移交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查处，使打击力度受到限制。另外，对农村党员干部的管理存在盲区。一些非党员的村干部实施了需要追究责任的违纪行为或其他重大过错行为后，缺乏对其进行处理的依据，依现行法律法规只能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启动罢免程序，在操作上存在很大难度，造成部分村干部产生“党纪管不着、廉政制度约束不到”的错误认识。对村级“零招待”制度反映也比较集中，认为对村级招待费一刀切不符合基层实际，一些为村集体事务产生的费用，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报销，只能变相处理。他们呼吁在“零招待”制度中补充特殊条款，开前门，堵后门，使制度更科学、更具有可行性。

第三篇：当前经济犯罪特点及打防对策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犯罪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是伴随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历史现象。经济犯罪是古老而最早的犯罪。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开始产生经济犯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他犯罪开始出现，侵财型的经济犯罪逐渐增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们多层次、多方位的需求，部份人欲壑难填和不劳而获而诱发新的经济犯罪。我国现阶段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市场经济领域，出现了经济犯罪的高期，与其他刑事犯罪比，有其自身特点。

一是犯罪罪种增多，侵害面广。随着经济生活的广泛，经济环节的增多，经济犯罪罪种也随之增多，侵害的客体也增多。目前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比如公司、企业、金融、保险、税收征管、证券市场、知识产权、购销合同、票据等各个社会经济活动领域，都有经济犯罪案件发生，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隐蔽性强，预谋性强。经济犯罪案有“隐形犯罪”之称。经济犯罪大多数都是犯罪行为人通过精心设计，采用伪装、隐蔽帐目、移花接木等手段，千方百计隐瞒事实真相，欺上瞒下，使其犯罪行为不易暴露。有的犯罪过程长达数年或更长的时间，等到罪行败露的时候，国家和集体的资财已遭受严重损失。三是作案手段专业化、智能化。经济犯罪嫌疑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金融、财税、贸易和会计、法律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具有长期从事经贸活动的经验。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在熟悉的经济业务领域中进行犯罪。许多犯罪行为人都有合法的经济活动身份作掩护。许多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前事先经过周密的部署，犯罪中行动诡秘，不留痕迹，案发后应变能力强，使侦查机关不容易突破。四是社会破坏性、腐败伴生性。经济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侵占国家社会财物。如巨额诈骗、侵占挪用国有资产等经济罪案，直接侵害公民个人利益，危害面广。这些案件对社会具有较大的破坏性，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同时，经济犯罪涉及面广，往往一个大要案件发生，其背后就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甚至较高层次的领导有某些方面的联系，与党政机关腐败、公务人员的贪污、社会不良风气相纠缠，有的经济犯罪分子以金钱开路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有的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经济犯罪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五是技术含量高，侦破难度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许多行业实行了计算机管理，给社会公众提供了方便，为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一些作案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加快速，更加便捷地盗窃、诈骗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大量资财。

近年来，我县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相继破获了一大批经济犯罪案件，依法严惩了一大批经济犯罪分子，为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辉煌战绩，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为我县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犯罪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经济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越来越明显，加上在经侦执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笔者结合实际，现就如何提升经侦工作打防力度，在此发表几点个人浅见，希望与大家探讨。

一、夯实经侦工作基础，提高防控和打击能力

多年来的经侦工作实践证明，经侦情报信息工作是经侦工作的基础性、支撑性业务，在经侦工作中起着先导的作用，是发现、控制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手段之一。因此，经侦部门要树立情报导侦观念，大力加强经侦情报信息资料建设，广泛开辟信息渠道，尽力收集高质量、深层次的犯罪信息。要与各行政执法、经济运行、经济主管部门加强合作，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的协作，通过侦办案件开展阵地控制等多个渠道广泛收集、汇总各种情报信息。要全面掌握辖区内的公司、企业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注册、纳税情况和经济活动等情报资料，重点加强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员资料的积累和管理。通过对搜集、掌握的情报资料的分析、研判，及时发现、控制和打击经济犯罪。

二、建立打击经济犯罪预警机制，做到先发制效

预警机制是发现经济犯罪的重要途径。公安机关要逐步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经济犯罪监测系统，通过对经济犯罪形势的分析和对各种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的监控、预测，增强对经济犯罪的预见能力，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实践证明，这种方法针对性强，效果明显。近几年来，我们多是依靠事先制定的预警机制，做到目标明确，思想清晰，措施果断，效果明显，始终掌握斗争主动权。

三、建立打击经济犯罪的防控机制，有效控制经济犯罪

防控机制就是要在已经掌握的经济犯罪预警信息的

第四篇：当前经济困难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当前经济困难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一、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

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叁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又译合法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

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年、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一二二－一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体制国家资料来源：

表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单位：％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增长率差距一二二－一市场经济国家计划体制国家资料来源：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年、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叁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

均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一在年期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

二在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比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上一时期％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扩大到％。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年代和年代经历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来看，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

己国家的经济成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成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叁、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一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二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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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村官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

“村官”职务犯罪的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们国家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惠及广大农村群众，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时有发生，成为侵犯农村群众民主权利、损害农民合法利益，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秩序，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政务村务环境，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成了一项当前重要任务。

一、农村职务犯罪基本情况

通过对相关部门走访、调查了解，采取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方式，对农村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等情况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和掌握。2009年以来，全县各乡镇纪委及县纪委受理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15余件；县检察院两年来共受理涉农案件举报线索6件，占受理职务犯罪举报线索的 30%；检察机关2009年以来立案查办的农村职务犯罪案件3件3人，涉案金额达5万余元。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的3件，其余案件当事人也得到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罚。从以上数据表明，我县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比例较大，情况不容忽视。

二、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特别是对“村官” 违法犯罪案件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发现当前“村官”违法犯罪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村官”职务犯罪涉及人员较为固定。主要集中在村主任、村支书和财务人员等村干部，并且是两人以上共同作案。过去县检察院查办的一起某村支书李某因贪污、挪用公款案被判刑，财务人员同样存在经济问题受到相应的处理。

（二）职务犯罪案件大多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类型，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从调查材料分析看，其作案手段：一是采取收款不入帐、虚 1

报冒领等手段，公然贪污公款；二是以吃喝等名义少支多报、虚支重报侵吞公款；三是利用假发票报帐频频作案；四是挪用公款案件时有发生。

（三）农村财务管理不善。在调查中发现，经过近年来在全县推行“村帐乡管”制度后，大部分村级财务管理较为规范，但是部分村级财务管理仍然有些混乱，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执行监督不力，从而引发职务犯罪。

三、农村基层干部经济违法犯罪的成因

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官”违法经济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的“村官”自身素质不高，忽视世界观改造。少数村干部把当“官”与发财等同起来，为了当上村干部不惜拉关系托熟人送礼，一旦目的达到便千方百计捞回“失去”的钱财，造成很坏影响。同时少数村干部平时放松学习，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而走上违纪违法道路。

（二）法制观念淡薄，私欲膨胀。基层村干部皆来自于农村，这些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自身素质较差，基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财务知识培训。加之不懂法，不依法办事，思想观念一旦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难免会做出违纪违法的事情。

（三）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还不十分健全，财会人员不专业。近年来，一些农村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无帐、片帐、现象虽然已逐步消灭，包帐、白条入帐等在村级财务帐目中相当严重。一是村干部利用白条自批自支的现象存在；二是财务状况公开程度不够，收支缺乏透明度，理财小组把关不严格；三是财会人员不专业，缺乏执行财务制度的自觉性和原则性，对村干部言听计从，成为村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帮手，有的与村干部共同作案。

（四）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农村基层管理和监督职能组织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内部监督作用，上级职能部门监督无力。如白条入帐现象在村组帐目中依然存在，审查人员对此无可奈何。二是

纵向监督软弱。一些上级主管部门对村级集体资金的使用和分析没有进行严格审批。三是横向监督虚化。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的支配由村里书记、主任少数人说了算，其他人员不敢提意见，也不敢反映，起不到应有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作用。四是对村干部的贪污、挪用等问题，一些知情群众慑于这些人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害怕招来报复。

四、遏制“村官” 腐败的对策

农村职务犯罪的预防要在党委领导下，形成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检察预防和系统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格局。采取“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办法，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对农村基层组织党员干部的宗旨观念、法律意识教育。村民在选举村干部时，一定要认真用好自己的选举权。一是选用政治立场坚定，品质作风优良，工作创新、求真、务实，德才兼备的人；二是选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学科学、用科学、靠科学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彻底摒弃当官“捞钱”的村干部。形成正气压倒邪气的良好氛围，把那些为官清廉，开拓进取，百姓信赖的人选拔到村干部岗位上。三是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运用党政理论及法制理论及早对村级干部进行教育，从思想上筑牢防腐线。

（二）加强农村资金管理，堵塞漏洞。制约和监督农村干部权力行使的关键：一是发挥“村帐乡管”制度的作用，各村定期上报财务凭证，由镇专门机构审核，制止“白条”、“包帐”等违反财经纪律费用的支出。二是改变村领导与财务人员的隶属关系，会计由镇经管站统一管理，报酬分配由镇政府统一支配，与村没有隶属关系。这样可以让会计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也使村干部在财经上没有歪脑筋可动。三是在农村基层广泛推行民主理财制度，杜绝公款随意开支等现象存在。

（三）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强化群众的监督作用。要施行群众监督和上级检查相结合。一是必须增强基层单位工作的透明度，让群众

享有知情权、发言权，推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特别是在土地转让、出租、承包、工程发包等问题上，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二是乡镇经管、审计等部门经常下村检查，做到有案抓查处，无案抓预防，把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四）改善“村官”待遇，以有效防止发生违法经济犯罪问题。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村官”才能最终落实到基层。改善“村官”待遇不能忽视。目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拖欠“村官”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及生活，同时也是其违法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五）加大打击预防力度，确保经济发展。针对农村干部犯罪较为突出的现状，在加大查办村级干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同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作用，重视农民的举报和上访内容。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特别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影响稳定的大案要案坚决从快查处，依法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既要将查办结果向群众说明情况，同时也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为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民心、增加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丛小民、肖功权

2009年 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