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第一篇：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41 文正邦

利益、行为自由和意志构成了权利要素；权利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价值范畴和关系范畴，它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既具有阶级性，又有社会共同性．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权利的三种形态。法的本体是权利。权力与权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即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无所谓谁先谁后。把权力看成是权利的渊源，只是形式上看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①权利，是法律机体的细胞，是法律大厦的基本构件，是真正的“法律上之力”，法的领域都为它所穿透和吸引。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认识了权利也就认识了法，揭示了权利的真谛也就揭示了法的真谛。要深刻地认识权利，不能仅限于法学的领域，还有必要就权利的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法哲学探讨。本文试图对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一、权利的组成尽管人们对权利概念的理解多有歧义，但对它的组成成分作如下分解，就可以发现：

权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又是权利的目标指向，是人们享受权利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起始动机）之所在。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

而利益既（主要）指物质利益，又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即“道义”。道义要求或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权利的基础之一，并往往以所谓“应有权利”的形式存在和出现，其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现有权利”或“法定权利”。当然这种要求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物质利益而决定的。所以任何权利要求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任何权利终归联结着某种利益。

其次，行为自由是权利的又一基本要素，是权利的存在形式和载体。因为，权利实际上就是一定社会中所允许的人们行为自由的方式、程度、范围、界限、标准。所以权利法学和权利本位论认为，法不应该（或不仅仅）是限制人们行为自由的工具，而是（或主要应是，至少社会主义法应该同时是）人民群众行为自由的保障，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行为自由既包括作为，又包括不作为。法之为权利既包括对行为自由的质的规定（既允许什么样的行为自由），又包括对行为自由的量的规定的（即允许有多大的行为自由）。法规定人们的权利，既是对人们行为自由的资格、能力、可能性的认可，又是对这种行为自由的性状和限度的界定。所以法赋予人们以权利并不意味着承认人们行为的绝对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法所体现的社会必然性就是对自由的限定，即不得影响与危害他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和利益，否则行为自由就会走向反面而丧失自由。因此权利必然与义务紧紧相联，义务乃是行为自由的负值形态，是从相反的方面对行为自由的认定。履行义务，即遵循社会必然性而行为，它所维护的就不仅是行为人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他人、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长远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义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权利也可以理解为尽相关义务的能力，二者都以利益为基础，以行为自由为存在形式和载体，只不过表现形态和价值倾向不同而已。

第三，意志也是权利的要素之一。权利并不纯粹是一个实体范畴，它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性的特征，它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意志倾向性，即符合一定的价值标准。所以宁可说权利是一个价值范畴更为确切，法定权利乃是以符合一定意志倾向的社会规范之要求为存在前提。因此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或道义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或道义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而权利的这种意志性正好是法的意志性的基础和前提，法的意志性是权利的意志性的升华和凝聚，它通过人们一系列的意志活动（立法、执法、守法等活动）使人的个体意志上升并实现为采取国家意志形式存在和起作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为和过程，所以法具有阶级性。

二、权利的性质和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见，权利是标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自由的目标、方向及程度、范围的法学范畴，而这种行为自由是符合一定社会规范所要求的，质言之，权利就是一定社会中人的规范性行为的自由度（行为自由的质与量的统一），它体现着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

从哲学上说，权利既不纯粹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单纯是一种观念范畴，而是一种价值范畴和关系范畴。它是主客观的统一，这种统一就表现为人的行为自由或自由行为。即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或认识到了自身的正当利益，就要采取或表现为被社会所允许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动去获取它。因此，从静态上说权利就相当于利益加意志（价值取向），从动态上说权利就是为一定社会权威所许可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和法一样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并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和决定，“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法定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即法权关系，所以权利始终是在关系中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即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并不是游离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而是其他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一个侧面，是以法权形式存在着的一种思想、政治关系，它的实际内容仍然是经济关系和实际的社会关系，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焦点，对这些实际社会关系的折光、影象和反映。统治阶级利用法律来确认人们的某种让利，并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就可以维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以实现其阶级利益。正因为如此，权利总是具有对经济关系的依存性，法定权利总是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

那么，权利有无社会性（确切地说即“共同性”）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这是由于在一定社会中，相对于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生存条件，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权利主体之间必然也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要求。这不仅指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就如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等，也都关涉到人们若干需要普遍保护的利益和权利。正因为这样，所以权利主体不仅是指单个的自然人，社会组织、机构、团体，甚至一个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都可以作为权利主体。在国际法和在外层空间法中，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已是事实，在未来的星际交往中，整个人类作为权利主体亦将被引起重视。总之，随着法调整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领域的扩大，权利的社会（共同）性问题将更加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三、权利的形式和类型

权利有众多的形式和类型，法定权利是其中之一种，当然也是其中最值得注意和需要认真研究的权利。法定权利又可作多种划分，如：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对世权与对人权，原权（或称第一权利，如所有权）与派生权（如损害赔偿请求权），主权利（如财产所有权）与从权利（如抵押权）…等等。

以上都属于对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的传统分类。它们是侧重于从横向上对法定权利的形式和类型作出的划分。从法哲学的观点看来，对权利的划分应当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当认清权利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首先，权利的最初形态就是“应有权利”或“习惯权利”，即人们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权利要求，或公民作为社会主体在现实条件下和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应当具有的一切权利。它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自发反映，是“自在”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已有的权利”或“习惯权利”，并认为法定权利即来源于这些“习惯权利”或“已有的权利”。所以他说：“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不会制定这些权利③。这同他在另一处所说的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应有权利“比起法定权利来说在内容和范围上要丰富、广泛得多。

”法定权利“作为权利的第二种存在形态，它是通过立法对”应有权利“的规定和确认，通过对”应有权利“的选择和整理来对”应有权利“进行认定和分配，是集中化和系统化了的”应有权利“，是对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认识和概括，所以是”自为“的权利。

权利的第三种形态，即处于最后发展阶段的”实有权利“。它是通过法律的实施，法律效果的实现，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建立，而促成人们对法定权利的真正享有，对相应义务的确实承担，它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和完成。

权利的以上三种存在形态或三个发展阶段，在本质上都是人们利益和需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它们之间乃是尚未被认定的权利和已经被认定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尚未实现的权利和已经实现了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通过法的创制使”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贯彻实施又进一步转化为”实有权利“；”实有权利“的获得又将激发人们新的权利要求或对原有权利要求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新估价，从而展开”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并实现为”实有权利“的新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推动着法的不断立、改、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应大力探寻和发掘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从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社会活动中所出现的诸种”应有权利“，以扩大”法定权利“的基础和来源；另一方面又应加强立法工作以科学地确认这些”应有权利“使之上升为”法定权利“，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同时还应大力加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贯彻，使”法定权利“不至成为一纸空文，而真正能成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实有权利“。

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在对权利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和划分中，还有一种最特殊的权利形态--义务，需要予以专门论述和说明。义务，在一些人的眼中总是把它看作是权利的对立概念，但也有学者把权利和义务视为相互”关联“的概念④，强调权利与义务的联系和同一性。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的双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偏废其中任一层关系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一般说来，人们比较注意权利与义务的区别、对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事实上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在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由此可见义务的实在内容和设定义务的目标指向仍然是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义务本身不过是为实现某种利益，享受某种权利而同时应尽的责任。从民法的角度看，权利是利益分配的法律技术手段，义务则是使这种利益分配能正常进行（只允许获取正当利益）而设立的另一技术概念，所以义务是为权利设定的。权利界定利益，义务界定权利，义务设定的动机、目的、着眼点和落实点都是围绕权利界定和利益分配这根中轴旋转。法律上的各种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都不是为义务而义务、为限制而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获取非正当权利和人们的正当权利被侵犯。就是奴隶主以及许多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被剥削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这些都说明，相对于义务而言，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二元并列的，而是一元相生的。整个社会的权和义务体系构建成的大厦中，它的实体结构都是以权利相贯穿的。

由此可见，权利与义务作为一对矛盾，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既互相区别和联系（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相辅相成），而且还有谁决定谁，谁派生谁，谁根源于谁的问题。正如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实践与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矛盾关系一样，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均衡的，还有一个第一性与第二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当然，我们认识到权利派生义务、义务是对象化了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在法的历史发展和实际运行过程中权利就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义务更重要，而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条件下二者的主次地位可以发生易位。例如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就采取以义务为本位，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才提出了权利本位。又如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刑法和民法规范在权利和义务侧重点上的显著区别），二者的主次地位和作用也可能不同。但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能改变权利决定和派生义务这一事实，正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主次易位，不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事实一样。

权利和义务的这种深层次的复杂关系说明：法的本体是权利。法不过是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即按照社会主体的意愿对一定利益及其获取方式的认可和规定。法的基础终归是利益（经济关系），法的本体始终是权利（被许可的对利益的获取）。所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词源上权利即法、法即权利。苏联法理学界则认为，权利是主观的法，法是客观法（法律规范）与这种主观法（主体权利）的统一。我国法学界所出现的”权利法学“大潮中，有识者也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权利之为法的本体的意义。可以预见，这一理论基点的确立，将引起社会主义理论法学的一场变革。

五、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和权力，既是法学和政治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社会法律和政治运转所围绕的两个轴心。如，深入探索民主和法制的关系必将涉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权力之于政治犹如权利之于法一样同等重要。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是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获取、运用、改变和消灭权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政治运行的杠杆就是政府权力，权力的阶级归属就是国体，权力的组合方式就是政体，权力结构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就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

权力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东西，无论从每一社会的运行机制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二者都是相互联系并互相转化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在权利义务关系式中把”权利“（狭义）同”权力“以及”特权“、”豁免“列为同层次的概念，而与”无权利“、”无能力“、”义务“、”责任“相对立；并且认为广义的权利概念就包括了权力、特权、豁免这类相似概念。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就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一样，也有更深一层的同一性关系，即在本原上的一致性。这就涉及到权利与权力的渊源问题，同时也要解答权利与权力究竟谁源于谁、谁派生谁这一复杂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利和权力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马克思既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⑤，也反对把权力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他认为”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关于国家和法起源于暴力的谬论。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上，权利和权力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法定权利和政治权力则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和法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无所谓谁先谁后，正象国家和法律的产生无所谓谁先谁后一样。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一般是由革命的阶级破坏了旧法统、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用暴力夺取了政权之后，再制定新的法律来重新确认和分配人们的权利，这就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夺取国家权力在先，获得权利在后。因而权力是权利的渊源。

但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从实质上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权力乃是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维护一定阶级、集团和人们的权利为前提的。国家是一定区域内人们的一种共同体，马克思曾把剥削阶级的国家形式称作”虚行的共同体“，国家如果离开了它的实体--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权力决不会凭空产生，它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就是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的意志化就是权利（首先是应有权利），权利要得到确认和保障就要靠权威和强制力，这种权威和强制力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权力。因此，权利之上升为法，实际上就把人们分散的权利集中化成为了国家权力，从而使权利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不过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而已，即权力者具有支配和强迫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可视为一种权利，即在特定地位上的权利。

卢梭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其全部”自然权利“而获得的。虽然他这种设想带有虚构的成分，但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的确也看到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权力应当是公民赋予的（哪怕是形式上的赋予），这同他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我国是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政府以权力，这就展现出了权利（人民的选举权以及其他各项应予保障的权利）产生出权力的真实过程。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连资产阶级学者也得承认”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泉源“和”原始权威"。⑦

由此可见，在社会形态和国家政权更替的时候，出现新的国家政权制定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并不能得出权力产生权利的结论。正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不能由此得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结论一样。因为革命之所以暴发，新的国家政权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决定。何况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也可以说是人民行使革命权、反抗压迫权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就曾把人民的这种革命的权利写在了宪法上。

由于国家强制力是法得以存在和发生社会作用的必备条件，国家强制性是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事实也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离开了国家强制力的创制和保护，便没有权利的产生

第二篇：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哲学思考

2000年10月30日 09:39 西南政法大学 文正邦

随着香港、澳门的陆续回归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势的不可抗逆，一种罕见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必然导致“一国两法”（一国之内两种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和出现多个法域（祖国大陆主法域及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的奇特法制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它的基本构架是：以宪法为龙头，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法为主干，以上述特区的资本主义法为支干，并以它们彼此相互间的区际冲突法为胶合剂的，两种性质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促共生的，多层次、多色调、多板块，结构复杂，内容和形式异常丰富多彩的法制体系。这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仅将大大地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政治和法学理论、而且将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创新，从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本文愿试作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究，以期能有助于中国法制发展的这一跨世纪战略任务的解决。

一、“一国两制”的法律意义和特征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本国的部分地区实行不同于国家主体部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我国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它已以特定的方式载入了我国宪法。1982年我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且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已使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英两国政府和中葡两国政府分别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各自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并在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得以制度化、规范化，赋予了它以更加充分而深厚的法律依据和意义，使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和稳定性。尽管在香港、澳门回归过渡时期，也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其平稳过渡的阻力，但只要我们严格依法办事，就可以有理、有利、有力地推进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的确定和实施，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和保证，而且也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法制的形式，才能建立起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不同的社会制度地区间的稳定联系，并妥善解决其间发生的某些纠纷和矛盾。“一国两制”既涉及到国体，又涉及到国家结构和政体，既涉及到我国的经济制度也涉及到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法与国家，法律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法制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义的政治制度就包括了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稳定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因此，“一国两制”的确立和实施，必然会引起我国法律制度或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单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演变为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占主体）与港、澳资本主义法并存，即“一国两制”必然导致“一国两法”；第二，从单一法域国家变成多法域国家，即形成祖国大陆（主法域）和我国香港、澳门等辅法域。由此派生出“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下的诸多复杂现象和关系，也决定了其间所存在的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及其解决的繁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也是最能体现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特色的。也就是说，我国“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其多法域，而在于“一国两法”。即在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并存。这正是决定我们的“一国两制”以及“一国两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特殊复杂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多法域但却仍是“一国一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国家的最大区别。例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民法，然而它们都属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这些多法域国家由于实行“一国一制”，因而各地区的法律其阶级本质和基本原则相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共同点是主要的，不同点是次要的，出现的法律冲突也是浅层的，不能与我们“一国两制”下祖国大陆同我国香港、澳门之间基于不同性质的法制区别和法律冲突相同日比拟。当然，我国“一国两制”下的法制体系也有一般多法域国家法律冲突的某些共同特征，如所属法系的不同与冲突，各法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这就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繁难度。

从纵向上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其例，但还没有进展到建立起较稳定的法制体系并妥善解决其法律冲突的地步。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形态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了社会制度和形态比较先进的汉民族地区后，如蒙古族、满族征服汉族，都出现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情况。公元646年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也存在过类似的情况。美国独立战争后至南北战争以前，则出现过在北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在南方的几个州保留奴隶制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时保留其原有制度至民主改革之前，实际上也是属于“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上述这些情况由于是在改朝或改制的过渡时期出现的暂时现象，没有具备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保证，因而，缺乏稳定性和典型意义，虽可作为我们现今实行“一国两制”的历史依据，但却不能与其深刻涵义和重大意义相比拟。

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故此只作简略述及。

2．区际冲突法

我国区际冲突法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是为了解决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特别行政区建立后与祖国大陆之间以及这些特别行政区彼此之间所必然产生和存在的区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在同一平面上的法律冲突。一国内部各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一般称为“法域”，各法域之间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其内部具有数个法域出现区际法律冲突的国家称为“复合法域国家”或多法域国家。“一国两制”实现后的我国就是这样的多法域国家，无论是我国香港、澳门及我国台湾或是祖国大陆，从区际冲突法的视角看，都是相对独立的法域。也就是说在“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和法制体系下，一方面，就行政关系而言，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从区际法律冲突关系而言，祖国大陆、我国香港等法域都是相对独立的法域，都允许保持性质不同，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各地区人民间的交往就会产生大量涉外（法域）法律因素和法律关系，从而要求各法域互相承认外法域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外法域的法律在自己区域内的域外效力。这就使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具备了主客观条件，而区际法律冲突的存在，又使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为宗旨的区际冲突法具有了客观必然性。

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区际冲突法的复杂性、特殊性。因为：第一，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存在着不同阶级本质的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不同于“一国一制”下的一般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后者的法律冲突往往是浅层次的，不涉及法律的本质方面。我国“一国两制”条件下祖国大陆与我国港、澳、台之间的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之间的冲突，由于体现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其基本的法律原则和立法精神都存在重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同规定甚至相对立的情况，因此其法律冲突在质上是深层次的，在量上也是相当广泛的。第二，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体现了当今世界三大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不同于其他多法域国家多数是属同一法系，只有极少数（如美国、加拿大）也仅有属两大法系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第三，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是特别单一制国家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区际法律冲突大都发生在联邦制国家，并且联邦法院常常具有协调成员邦之间法律冲突的职能。“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我国，包括祖国大陆和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各法域事实上都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意味着区际法律冲突是在没有共同的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展开的，这样法律冲突不仅表现在一些低级规范上，而且也表现在一些重要原则上。第四，我国区际法律冲突还涉及到适用国际协定上的冲突，这也是由于“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享有部分对外事务的权力的结果。例如，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订和履行有关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和香港及澳门和需要，在征询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该地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这就会出现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从而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不同国际协定之间的冲突。而其他多法域国家的中央政府缔结、批准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适用于其全部领土，地方政府无权对外缔结国际条约。为解决如此复杂的区际法律冲突，在如下三大层面上提出和展开的中国区际冲突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即（1）管辖权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司法协助问题），当然也就十分复杂和极富有特色。为此，研制和发展我国的区际冲突法，就必须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一国两制”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以及有利于各法域经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途径和适当的步骤。因为区际冲突法固然应是“一国两制”实现以后，我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台湾和平统一后，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不同法域相互彼此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必要而可行模式，但需要经过一个努力探索和积极筹备的相当过程，以有待于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的条件之逐渐成熟。在此之前，则还须探寻其他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和办法。例如可以考虑先制定一些有关的法律适用、管辖、裁判、执行（以及其他司法协助）的双边或多边协定，以便于逐步过渡到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3．宪法

在“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国两制”的根本法律依据，是“一国两制”具有合宪性、合法性、稳定性和国家主权统一的基本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国两制”的全面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不仅将大大地发展、丰富我国的宪政实践和理论，而且必将促进我国现行宪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乃至于会出现制定一部“大宪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此，笔者特提出一些探索性意见，以尽可能地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实施寻求更充分、完备的宪法依据，并就教于学术界。若有不当之处，权当一孔之见。

实现“一国两制”后，就将使我国的国家结构从一般单一制变为多法域（或复合法域）的特殊单一制（即既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等复合制国家，又不是只有一个法域的一般单一制国家，而是在统一的主权下有多个独立法域并存的特殊单一制国家），法制体系也将因大陆的社会主义法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法并存，以及出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区际冲突法等崭新的法律现象而趋于十分复杂。这样，随着我国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以及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所引起的如此极其复杂而丰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现象，就必然使现行宪法第31条的有关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

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就显得远远不够。它既不能反映全面实现“一国两制”后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状况的全貌，又还不足以作为在此情况下诸特别行政区及其独特法律体系存在之充分而完备的最高法律依据。而且如果更严格讲来，从第31条的这一规定中，还不能必然得出“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实行与大陆地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性质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制度”的结论，还必须要靠正式的宪法解释或配套立法，才可能具有这样的涵义。然而即便是辅以宪法解释，并对宪法第31条作出补充，明确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和保留其原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等，也还是不够。因为最关紧要的是在什么情况（前提和条件）下才允许保留和允许在多大限度内予以保留，以及怎样构设特别行政区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权限。这些关系到国家根本政治结构和体制的重大问题，不能简单、笼统地涉及，必须有极其明确、系统和普遍性的规定。也不能使这些重大任务，概由根本法之下的各个《基本法》来承担，而应当率先在宪法中予以高度概括和总结。并还需要对“一国两制”全面实现后我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变化作出根本法的规定和概括。

为此，就需要对现行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和变动，使之无论在国家结构、国体和政体等重要方面都充分而明确地体现出“一国两制”的重大国策及其全面实现。这必将引起我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变化和发展，乃至有必要和实际可能制定出一部体现和确认祖国统一、并巩固统一成果的“大宪法”来，以作为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均一体遵行、普遍实施的共同母法，为“一国两制”及其全面实现提供更充分、明确、完备的根本法依据，从而改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上（多数条款）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状况。

制定这部“大宪法”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坚持“一国两制”，即在坚持“一国”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础上认真地实行“两制”。坚持“一国”，即强调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各民族团结平等，实行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坚持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不搞联邦制，坚持规定统一的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等。实行“两制”，即既应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允许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法律体系等）。即求同存异，在国家利益至尚和主权统一的大前提下承认不同地区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不平衡性。为此，就应在宪法中从总体上较系统地规定特别行政区共同条款，以作为定立和实施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应就解决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彼此间的区际法律冲突的总的指导原则作出规定，以便定立和实施区际冲突法有所依循。

三、“一国两制”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拓展和促进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要建设高度民主、文明且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民主要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这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豪迈而艰辛历程留下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值此世纪之交和迈向21世纪之际“一国两制”的历史创举，不仅给法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而且对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既是巨大的冲击，又是有力的促进。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而勇敢地迎接挑战，善于抓住并利用这种机遇，就可能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新的发展契机和驱动力。

“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涉及到的之外，现专就下述系列问题作些探究和分析。

（一）“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拓展和促进，主要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为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建设增添了新内容，使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两种民主制度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一国两制”实现使特别行政区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政权组织形式将和国家主体部分不相同，在这些地区政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是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从而使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特别行政区出现不一致，但又为整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服务，即形成国家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民主并存，使这两种民主制度在服从于共同目的--国家统一和富强的大前提下，可以通过和平竞赛、互相取长补短、共存共荣，最终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乃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有阶级属性和阶级基础的不同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中的一些普遍要求和共同规律。特别是现代民主制度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和保证，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政治要求。例如自由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以法治国原则等等，这些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都不可回避（虽然有阶级性不同），其经验和成就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已积累了这方面的若干经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无启迪作用。例如香港与贪污腐败作斗争的产物--廉政公署制度，就是其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有力武器，其峻法以反腐倡廉之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值得他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一国两制”引起了我国国家结构的新变化，是对国家高度集权的重大突破，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在一种新的构架上使国家权力得以合理分解、运行和制约，从而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国两制”的实行，将使我国从一般单一制国家变成为

特殊单一制国家，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新模式。因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这些权利和权力既大大超过了我国省级以及民族自治区政府的权力，又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某些联邦制国家中成员邦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我国的国家结构具有了某些复合制的特征，但她仍然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更不是邦联制，乃是一种特殊单一制。在这种特殊单一制下，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将由三种地方行政单位构成，即普通行政单位、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单位，由原来的两种地方分权形式发展为三种地方分权形式，突破了单一制下地方政府传统权力的范围。这是符合当代国家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朝着深化国家权力分解程度的总方向发展的，即需要降低国家权力集中程度，改变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以便于发挥地方行政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便于在一种新的层面和构架上探寻如何使国家权力得以更科学、合理地分解、分配、运行、使用和有效监督及制约。而且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司法经验同内地行政单位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以便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政治体制，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

第三，“一国两制”扩大了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赋予人民民主专政阶级联盟新的形式和内容，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强国富民。

“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港、澳、台地区存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也加入爱国统一战线，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使港、澳、台阶层人士及其政治代表都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其代表人物参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机构之中，这样，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我国港、澳、台的所有公民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从而赋予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联盟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振兴中华、实现强国富民，也有利于促进和扩展社会主义民主。

（二）“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理论的促进、丰富、深化和拓展，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在法的性质和规律性方面，充分体现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并使法的类型和更替呈现出复杂性。

因为很明显，“一国两制”法制体系中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区际冲突法等的阶级属性非常复杂，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归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又不能完全归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两者廉而有之，或者概念化地称为两者的对立统一。这种复杂而奇特的法律现象，充分表明法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其社会性，是阶级性和社会性之不同形式的统一。固然很多情况下法律的阶级性特别明显，但以上这几种跨法域的法律又是其社会性的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发生交叉、渗透、重叠的结果。可见，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相生相成，共同演现出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种种法律现象。“一国两制”结构下的法制体系及其构成要件，就是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生相成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合法地并存，都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法制的框架之内，成为其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发生交叉、重叠出现一些新的法律现象。这也是人类法制史上的一种奇特景象。它表明不能把法的历史类型和更替简单化，既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也不一定是纯而又纯，虽然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可规避，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无论是剥削阶级法之间以及剥削阶级法与社会主义法之间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并存，并会有所交叉和重叠。从而以新的事实证明法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同一时空内不同类型的法也可以相辅相成。

第二，在法的体系方面，使法律体系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法律体系。

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表现在：其一，各法域的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祖国大陆法域建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他三法域建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其二，祖国大陆法域和其他三法域所反映的阶级意志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工人阶级的意志，后者主要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当然也包括反映有其他阶层和劳动者的意志。其三，它们各自的指导原则也不同，祖国大陆法域的指导原则主要是“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国两制”；而其他三法域的指导是“一国两制”，不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其四，它们所属法系及其所体现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条件也殊有不同。这样，我国的法律体系就会出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不仅有作为主体的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特别行政区作为辅助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区分，还有我国港、澳、台各特别行政区之间基于现状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也有区别并相对独立，而且这些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的内部又有其各具特征的层次结构性，以及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分野。因此，“一国两制”情况下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题就更加复杂并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统一和协调乃是在具有极其多样性和丰富差异性的情况下的统一、协调，是在“一国两制”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统一和协调。所以各法律体系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冲突和独立，又彼此联系参照。因此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协调其间的矛盾，就是“一国两制”情况下急待解决的重要法律问题。其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起着统一和联结的特殊作用，区际冲突法和区际司法协助就发挥协调的机制和功能。

第三，在立法体制以及法律解释和法的渊源方面，都出现了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由于享受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不完全同于祖国大陆的地方权力机关（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只受中央权力机关的有限监督，它显然比祖国大陆地方权

力机关的立法权的权限要大些，范围也要宽些，因为特别行政区权力机关还可以制定自己的民法、刑法，凡属自治范围的事项均可立法，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其《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均属有效。这样，我国的立法体制除了原有的在中央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并赋予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权限的体制外，又赋予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相当大的立法权；虽然这种立法权仍然属于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的范畴，但它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区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因而使我国立法体制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

依此道理，在法律解释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遵循英美法系的判例原则，法律解释一律由司法机关即法院在审判案件中作出。也就是说，我国香港只存在司法解释，而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即不是象祖国大陆现有法律解释体制那样，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为主导的情况下，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及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行使行政解释权。因此，“一国两制”实现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也行使法律解释权，不仅可以解释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且也被授权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依法进行解释。突破了内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无法律解释权的状况。可见“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也将有所变化。

由于“一国两制”的实现，将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法律传统而言，从单一的社会主义法系成为同时还存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就会引起法的渊源从单一的制定法向同时还包括判例法、习惯法扩展。所以“一国两制”实现后，我国法的渊源体系就颇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它既是一元化的（即大陆和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都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陆的各种法的渊源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又是多体系的（祖国大陆是以宪法为最高效力的，依次结成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渊源体系；各特别行政区又以其《基本法》为首，形成各自特定的法的渊源体系）和多层次（不仅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与我国所有其他法律的层级区别，而且祖国大陆和各特别行政区的法的渊源体系，其内部又都有主从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层次区别）、多样性的（既有制定法为主体，又有判例法，还有习惯法）。这无疑将有利于各具特色的法的渊源体系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和吸收，从而促进我国法制的发展。

第四，在司法体制和法律适用方面，更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新特点。

这是很明显的。例如，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规定及其精神，两个特别行政区均各自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设立终审法院，法院都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或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即实行审判独立并赋予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实行陪审制度和无罪推定原则，采取抗辩式诉讼模式，并遵循判例的原则；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建立起独立的、摆脱葡萄牙司法机关系统的，比较完备的司法制度，并设立行政法院，澳门原有刑事起诉法庭制度仍继续保留。这些均表明两个特别行政区都各自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独特的司法体制。不仅如此，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法律体系也具有独立性和独特之处，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在这些地区实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的主要体现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法律外），香港原有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均基本保留（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各自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这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香港原有法律（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与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其《基本法》及其附件三所列，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些也会给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法律适用方面带来若干不同于内地的新情况、新特点。这种独特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以及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亦不无启迪和促进。

四、“一国两制”实现过程中的“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所谓“港澳模式”，即香港和澳门是通过签定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这种国际协议为启动，以制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种宪法性国内法律文件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同时要伴之以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改革（废、改、立）以及适时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以完善之。并要到 1997年和 1999年“一国两制”及其法制体系才在该两地区从事实上相继得以实现和实施。因此，这种“港澳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它适用的是国外用武力霸占（割让）和武力威胁强租了我国领土后回归祖国（收回主权）的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因而是通过签定国际协议导向制定国内基本法的途径，从而使之具有国内立法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完成其回归祖国的法律依据。

2．它是以中英、中葡相互承认（国家承认和法律承认）从而约束中方和香港、澳门之间政府和法律承认为前提，而且在这些地区的所谓“三通”、“四流”也早已进行。

3．它有一个我国在这些地区收回主权的确定的期限，从基本法生效到收回主权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期。

正是在这三点上它与“台湾模式”相区别：

1．我国台湾问题是一国内的统一问题，而不是收回主权问题，属于我国内政，不牵涉任何外国，也不容许任何国家插手，就谈不上什么国际协议。当然也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协商签定关于两岸统一

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便为制定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创造气氛和前提。但这种方式只是一种预测和预期。

2．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党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和让步，采取了许多措施和“高姿态”致力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方面也由于形势逼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姿态以缓和改善两岸关系；但两岸关系仍没能有多少重大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台湾当局长期坚持以“三不”对“三通”，限制双方的双向交流，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制造了各种事端，给祖国统一设置了种种障碍。台湾当局虽然已宣布从1991年5月1日起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可是台湾当局一些头面人物依然声言，这决不表示他们的政策有所改变，仍坚持敌视大陆的立场。尤其令人气愤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这些年来，由于李登辉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乃至亲自登台表演，“台独”势力和“独台”倾向日益嚣张猖狂，就更增加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和平统一的繁难程度。

3．实现对我国台湾的和平统一虽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但这至今仍难以界定一个确切的期限，远未进入已完成了法律依据的过渡时期，只能说还处于酝酿、准备时期、处于最初步的阶段，远未进入“一国两制”的实现过程中，更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而且两岸关系还不断有所反复和曲折。因此，如果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讲，双方也仅还在探索和试探可以接受的实现统一的途径、方式、条件和可能性。这就使我们对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也处于探索阶段，并不能不带有某种超前和预测的性质，即最多也只能是在探寻可供选择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而不可能进入实质性过程和程序，更不可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当然就难以界定确切的期限。这也是“台湾模式”和“港澳模式”的一个显著区别。

当然，“港澳模式”和“台湾模式”也都有共同点和同一性，这除了它们都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的产物以及都是“一国两制”法制体系的动态环节之外，还具有以下共同性：

1．根据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可行办法和经验，一般说来，似都要通过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采取其他法律形式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否则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就不可能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当然，由于我国台湾问题更具有复杂性，解决我国台湾问题的方式和途径都可能会更灵活些，而且允许统一后我国台湾方面保留更大权力。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也会更具有其特殊性，既可能通过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方式来完成其法律依据，又可能采取其他形式来完成这种依据。

2．也都需要有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来解决大陆法域和特别行政区法域的法律冲突和协调问题，而且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的区际冲突法和司法协助尤其必要，并且数量会更大，内容和形式都会更为丰富和多样。这不仅因为我国台湾的面积、人口远远超过我国香港和澳门，而且是由于长期的隔绝、封闭更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沟通和协调。

3．都必然要引起相应的法律改革，即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必会引导起香港现行法律的改革。首先，香港现行宪制性文件《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将因基本法的存在而逐步被废除。其次，香港部分原有法律，包括英国国会立法及香港立法中含殖民色彩的内容，如《英国法律确定法》、《英国殖民地法》、《引渡法》、《殖民地边界法》等，也将被废除。《人权法案》中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也要予以修改。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正在对香港现行法律进行全面检审。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台湾现行法律的改革就更为必要，特别是那些早已过时，或名存实亡，或仅作苟延残喘的所谓民国法，包括民国宪法以及适应“动员戡乱”体制的法律和法规，均须废除。同时，还应有适应“一国两制”的对法律的修订和立定。当然，祖国大陆方面也应有相应的法律的立、改、废，如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宪法中有关“一国两制”的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区际冲突法的应运而生，以及其他法律改革事宜等。然而这些都只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实行。

当然，由于未来的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也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那么也会象香港、澳门一样建立起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从而享受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以及比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更大的立法权；其原有法律除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外，也会基本保留；全国性法律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特别规定的少量法律外，也不在我国台湾地区实施；其司法体制除一些不合时宜者需要改变之外，也会基本保留下来。

在此，还有必要谈及曾一度成为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的一个热门话题的“两岸关系法”的有关意见。

这些年来，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有关方面都曾各自先后提出了多起“两岸关系法”的草案或建议，以为解决海峡两岸人民交往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作尝试和寻求一个可能的方案，无疑是含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一方面，由于我国台湾方面提出的多个草案虽也体现了务实性、灵活性、兼容性，但又明显地具有防御性、歧视性以及单向性和片面性的特征；祖国大陆方面有关研究机构提出的草案也未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正如前所述，由于和平统一我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繁难程度，现还未进入在我国台湾实现“一国两制”的实质性阶段，还处于酝酿、预备时期，因此，“两岸关系法”本身还带有探索、试验的性质，即使可行，也是一种处于过渡时期之前的准过渡性法律。所以，还很难断定它能否成为“一国两法”法制体系中的稳定构件。现在所设想的“两岸关系法”的许多内容，有的可以被将来的我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有的可以被那时的区际冲突法所规定，有的还可以被一些专门法规和特别法规所容纳。关键的问题是这类“两岸关系法”不仅存在着“现有”和“应有”的矛盾，而且存在着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不仅很难达到符合各方面要求，为各方所接受和认可的程度，而且能否发生应有的法律效力且有效地实施，亦颇成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定这类“两岸关系法”的努力意义不大，但它们作为探索解决两岸关系的法律问题的一种方案，并非不可以试验。通过这

种试验，我们可以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案，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而且通过这些努力，还可以为两岸交流与合作创造一种气氛，进行法律上的对话，甚至可能找到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的新的突破口和路径。

该文《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发表，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7年第4期转载，获重庆市（直辖）市政府1999年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三等奖，本校1999年颁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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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胎儿地位的法哲学思考——以权利之概念分析为基础

【摘要】胎儿地位问题是自罗马法以来倍受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必须以权利之概念分析作

为基础。坚持“活着出生规则”为前提，采取概括保护与个别保护相结合的立法策略，应该作为我国民法保护胎儿利益的明智

选择。

【关键词】胎儿；权利；活着出生规则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03—0170—0

5fetal status in jurisprudence— —based on conceptual analysis of right．yu qing-sheng．law school of he’ncm normal uni—

versity,xinxiang,he’n饥453007

【abstract]the question of the fetal status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attracting legal science attention since the roman

law came out．to discuss this question，we must base it on conceptual analysis of rights．it is wise for our civil law to hold the

premise of“born alive rule”．and adopt legislation strategy which the summary protection and the individual protection unifies．

【key words]fetus，rights，born alive rule

自罗马法以降．胎儿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问题即

成为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特

别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随着生物科学和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已经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关于胎儿损

害源的知识。父母的基因缺陷、孕妇的不良嗜好(如烟

酒、毒品等)及其所服药物的副作用、环境污染与辐

射、医疗手术伤害等等。民间曾将妊娠期的胎儿比喻

为“草上露水”．孰料这滴“露水”竞如此柔弱而容易受

到侵害!面对这一现实，一些法学家、道德哲学家、医

生纷纷呼吁：应该将一种新的胎儿权利概念引入到我们的法律体系之中。甚至有的学者明确提出，胎儿就

是民法中的自然人。①

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传统法律逻辑和我国计划生

育基本国策的立场上．坚持认为不应当赋予胎儿权利

能力。具体理由在于：第一．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有

悖于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传统法律逻辑；第二，权利能力包括权利资格和义务能力的双重含义，赋予胎儿权利能力，使为胎儿设定义务成为可能；第三，赋予胎儿权利能力，与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和优生优育的基本导向不相兼容。②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并且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太可能消失。笔者认为，所谓胎儿的法律

地位问题，其实也就是胎儿是否能够享有权利．或是

否拥有权利能力，或是不是民法上的自然人的问题。

在这一胎儿地位与权利概念的结合过程中．必然要遇

到的问题是，如何判断某一法律地位是否可以构成一

项权利。这就涉及法哲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什么

是权利?

一、权利概念辨析

庞德(roscoe pound)曾客观地评述道，作为一个

名词的权利，比别的任何一个名词的含义都丰富。③对

于“什么是权利”这样一个富有魅力又难于回答的问

题，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都曾先后做过深刻的分析，其中观点可说是见仁见智。

(一)康德和黑格尔的经典理论

在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是康德(immanuel

kant)的权利自由论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1)的权利可能性论。康德认为权利的概念并不表

【作者简介】于庆生(1976一)，男，汉族，河北保定人，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民商法基础理论；e—mail：yuqsh2002@yahoo

com．cn；blog：http：／／gan gou．fyfz．cn／

① 兰仁迅：胎儿在民法中的地位[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ooo年第3期，第45页。

② 刘秀梅：论胎儿权利的法律保护——兼论我国《民法典》应有的立法例[j]；北方大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8页。

③

第四篇：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

——改变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风貌

2011.07.19

一名参加过较近期战争的军人在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Services）面谈。今天的退伍军人仍可得到帮助。

（本文由米尔顿·格林伯格撰写，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物《历史学家谈美国》[Historians on America]。）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 作者：米尔顿·格林伯格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The GI Bill of Rights）——正式名称为《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于1944年6月22日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签署生效。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时在很大程度上未经张扬，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在展开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行动。但另一个原因是，这项法律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于美国社会的根本性影响当时无人预知。然而，仅在一年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 和亚洲结束，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很快受到全面检验。短短几年之内，这部新法导致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风貌发生改变。

根据这项法律，二战退伍军人可立即获得以失业保险形式提供的经济辅助。但是，后来证明，这项法律中意义更为深远的一个条款是，为二战退伍军人提供了从职业、在职培训到高等教育的慷慨的受教育福利，并且让他们方便地获得住房或商业贷款。

为报答辛苦作战的二战退伍军人，国会出台了无数法案，但是《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有一个重要的支持者——著名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是它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该协会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维护退伍军人利益的民间组织。在1943年9月举的行第25届大会上，协会启动 了全面支持退伍军人运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将大会提出的设想——后由协会全国总司令哈里·克梅尼（Harry W.Colmery）执笔写成立法提案——称为“男女军人权利法案”（a bill of rights for GI Joe and GI Jane）。这项提案很快被称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是形容二战美军的俚语，最初代表“政府颁发”二字（Government Issue），用指军队的规章制度或设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结合了受人崇敬的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理念，在政界人士设法报答归国军人之际，“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注定会在国会里受到青睐。

背景还不只如此。尽管该法案的通过和采纳似乎完全出自充满感激之情的国会的无限慷慨，但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议员对美国战后出现的激进 化趋势感到的担忧，甚至恐惧。二战之前，美国向战争中致残的退伍军人提供福利和照顾，但对健全归来的退伍军人却极少关注。在当时诸多公众人物的记忆中，对 一战归来的退伍军人的忽视，再加上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曾导致发生抗议游行和灾难性冲突。1932年，两万名退伍军人在首都华盛顿集结，开始他们的“奖金 游行”（bonus march）。这些退伍军人希望在他们效力于一战之后，能获得他们认为政府曾经保证过的经济补偿，但这一行动酿成了美国史上最悲剧性的时刻之一。游行对峙 导致胡佛（Hoover）总统调来军队，在日后成为军界英雄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少校和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少校的带领下，用枪弹和坦克对付了这支“奖金部队”（bonus army）。

在目睹过这场冲突的一些华盛顿决策者看来，1944年的这部满足退伍军人需求的可行法案已是时不可待。然而，尽管盟国的胜利已经显然，但很少有人 预见一年之后，随着美军向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轴心国彻底投降，会突然有 1500多万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人从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场回国。

不应忘记的一点是，在日本轰炸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2年间，美国处于严峻的经济萧条中。因此，当战争来 临，美国需要建立作战部队时，全国毫无准备，很多人也未受过教育，作为军队来源的年轻人只经历过“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代。失业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在1933年的“大萧条”高峰，25%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即便是原来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此时也 加入了等候领取救济食品和施粥棚施舍的队伍，往往全家都面临贫困和失业。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并因此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其中包 括极权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一些深陷危机的国家掌权。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首度当选总统。尽管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政府启动了诸多政府计划，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直至1939年，仍有1000万人失业，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17%。欧洲在1939年爆发战争，给 经济带来新的刺激和随后的征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国在1941年后期参战，才使“大萧条”宣告结束。战争让年轻人暂时停止寻找工作，参军作战，其 他人则在后方就业，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在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他旗下报纸的大力支持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起“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运动，强调如果让战前领取救济食品的长龙再现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以及 这会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一视同仁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无论在精神还是具体条款上都非常民主。所有军人退役之后都能得到福利。这些规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唯一的要求是，必须在军 中服役至少90天，而且是光荣退役。无需有经济能力验证，也不必计算复杂的税收抵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基于军衔和服役经历的待遇差别。只有在计算 教育福利的年限时，才会考虑服役时间长度。使用福利时的官僚主义繁文缛节被降至最低限度。

对整个美国而言，二战的结束是一个欢动和如释重负的时刻。自然，没有什么人能够意识到这部具有变革意义的法律的影响力，就连许多和《美国退伍军人 权利法》的制定密切相关的人也不例外。当时的评论——国会内外均包括在内——往往注重在该法案中失业调整补助的费用和好处，但低估了教育和贷款条款的作 用。失业调整补助每周发放20美元，长达52周，很快被领取补助的人称为“52-20俱乐部”（52-20 Club）。由于“大萧条”的关系，参加二战的美军士兵几乎没人有过工作经历。政府内外对失业调整补贴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每周发放20美元会让这些人变 成不负责任的赋闲者。国会中一些来自南方的议员反对向黑人提供与白人同等的补贴。在1940年代中期，20美元是一大笔钱——用15美分或者更少的钱就可 买汽油、香烟、啤酒、奶昔，或是看一场电影。但是，只有略超过一半的退伍军人申请了这一补助——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结束的反应，以及当时视接受公共资金 为耻辱的观念。此外，接受补助的大多数人只领取了短短的几星期，因此这一补贴的实际支出不到预估开支的20%。

教育福利的方法是，由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确认退伍军人的资格，依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支付最长48个月的学杂费、书本费以及每月的生活津贴。至于退伍军人的住房贷 款，管理局向贷款机制担保可观部分的贷款，设定4%的低按揭利率。这些项目的正式内容，随后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退伍军人权利法》版本中得到沿用（尽管条件不如以前宽松），而且时至今日，这些内容仍是美 国志愿兵役制招兵时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条件，现在的法律名称是《蒙哥马利退伍军人权利法》（Montgomery GI Bill）。掀起教育高潮

但是，让一切发生改变的是第一个《退伍军人权利法》。这项法律最突出的持久功绩是，它形成了一个如今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每个人，无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或家庭状况，都可以而且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二战之前，高中毕业是希罕的成就。参加二战的数百万军人甚至没从小学毕业，许多美国年轻人 都没有读到十年级。1940年代，只有23%的军人拥有高中学历，拥有大学学历的军人大约只有3%。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让农夫和工人的子女有可能获得 他们不曾梦想的更好教育，并让教育将带来更好工作和更好生活的信念在社会上普遍生根。在1940年，美国共有大约16万人取得大学学位。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的作用，1950年的大学毕业生接近50万人。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进入大学的并不全是青少年。在上大学的退伍军人当中，大约半数已经结婚，25%已经为人父母。最终共有220万二战退伍军人进入大学读书，此外还有350 万退伍军人就读职业学校，150万退伍军人参加在职培训，还有70万退伍军人接受了农业培训。退伍军人选择自己能够取得入学许可的任何学校或培训项目。阵 亡军人的被抚养人也可享用这些福利。《退伍军人权利法》的教育福利还可以在国外享用。退伍军人管理局在1950年报告说，有5800名退伍军人根据美国 《退伍军人权利法》在45个国家学习。为使经历战争洗礼的退伍军人重返平民生活，大部分学校都认可许多军人在服役时接受的教育培训课程。高等教育各领域的 联盟组织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为评估军事资历制定指南，以便让军人得到应有学分，更快完成大学学业，加入社会劳动大军。《退伍军人权利法》不仅帮助各种背景的人获得高等教育，而且也使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从1950年代起发生改变。战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多数是私立 的，小型文科学院为主，坐落在乡间，住校制，精英式，而且校与校通常有种族和宗教上的区别。然而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可以用与完全相反的词汇来形容。如今的美国大学绝大多数是公立的（占入学率80%），高度集中于职业、技术以及科学教育，规模庞大，面向都市，适于走读，而且十分大众化。现今美国高等教 育为美国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带来的是社会、教育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不是作为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电脑、工业、医药和太空领域随后出现的科技奇迹，都可归功于源源不绝的有知识的男女人才。退伍军人入**

在《退伍军人权利法》的起草者中，很少有人料到那一代年轻人在认识到其中教育条款的重要意义之后所迸发的巨大热情。大专院校几乎都对如此众多的退 伍军人报名入学毫无准备，而且更没有为学生的妻子和孩子设想，因为携妻儿读书的现象前所未有。许多主要州立大学的入学人数在一两年内翻了两三倍。大学的行 政主管面对大排长龙的学生、过度拥挤的教室，以及不堪重负的教职员工，深感必须创造奇迹不可。校园涌现了很多临时宿舍，过去为军队使用的预制房现在变成了 教室，甚至出现了活动房的营地。许多校园充斥着施工的嘈杂和噪音。而这一切对周边社区的地方商业和房地产开发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高等院校的资源和声望的 增长，在随后几十年中，这种影响力在很多地方日益扩大。当《退伍军人权利法》对二战退伍军人的适用期在1956年到期时，也就是二战胜利之后的第11年，美国增添了45万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24万名会计师、23.8万名教师、9.1万名科学家、6.7万名医生、2.2万名牙医，以及其他领域的100多万名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这些大学毕业生为整个国家带来更高的期望，他们的熟练技能也帮助形成了迅速扩大、具备读写和技术能力的中产阶级。美国不再是昔日那个以农业和小镇 生活为主的社会。读大学和随后进入城市就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期望。在1970年代初期，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受过大学教育，而在二战之前，这个数字只有十六 分之一。2004年，美国有1600多万人在高校就读，其中包括社区学院。目前每年在美国高校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达110万，还有同样数量的人取得研究生 学位和专业学位。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它成为一种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力量，使有关性别、宗教和种族的固有观念发生动摇。该法不仅让普通民众通过高等教育接触到自由社会的概念，而且在校园中带来了各种族群的大融合。尽管许多女性在二战期间进入工厂或是从事过其他类型的工作，但在战后出现的高结婚率、急剧上升的出生率、以及购买自有住房的新机遇，都使女性在接 下来的20年间扮演了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在35万名二战女性退伍军人当中，有6.4万人利用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但在当时，这种优 待主要为男性享有，许多女子学院甚至被改成男女混校，以应付陡然增加的入学人数。然而，由于有了这种机会，更大量的退伍军人的子女（也就是在1950年代 和1960年代“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进入高校就读。如今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女生多于男生。

在战后高涨的民主气氛中，许多美国人重新审视他们在战前持有的种种偏见。犹太裔退伍军人可以进入许多优等学校就读，而战前这类学校要么拒绝犹太裔 申请者，要么设立严格的名额限制。犹太裔和天主教徒一样，得益于城市地区公立院校数量的增加。《退伍军人权利法》使这些欧洲移民的子女能够进入学术界、商 界和各种专业领域，因此基本上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偏见。传统的黑人高等学府的入学人数也急剧增加，联邦政府也为这些院校提供校园扩建资金。在北方城市地区，黑人退伍军人可以进入战前只有白人才能就读的 院校。但是，1940年代的美国仍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社会，这种局面在许多地区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在杜鲁门（Truman）总统1948年颁布废 除种族隔离的命令以前，美国军队中存在着种族隔离，17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学校也是如此。许多黑人退伍军人遭到过于拥挤的黑人院校的拒绝，但却无法进入南 方的白人院校。尽管要经过多年和又一代人才实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无法实现的目标，但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的确是战后那一代人经历中的亮点。不是每个人都想进大学读书。战争期间，军队作出的一个卓越成就，是为背景各异的数百万军人提供了从阅读到工程的各种课程。这鼓励了许多退伍军人利用美国教育委员会的“普通教育发展考试服务”（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esting Service）获得高中证书，亦即现在所谓的“普教发”（GED）证书。另一部分人则通过电子、医疗服务或商职培训学校继续自己的学业。雇主被鼓励利用 《退伍军人权利法》提供的优惠继续为员工提供培训，推动更多人进入职场主流。许多人继续上学，美国人也因此形成了终身不断学习的伟大传统。人人拥有住房的国家

人人拥有住房是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第二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就，形成了美国前所未有的一大批有产人、独立产权人、房主和业主。在社区中拥有房 产的人们，更愿意为为社区尽责服务。《退伍军人权利法》给美国在地理、风貌和经济格局上带来的重大影响，与教育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驾齐驱。

在经历了长达16年的经济萧条和战争之后，住房危机之剧以及消费者压抑已久的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强大需求令人难以想象——这不仅因为普遍缺乏新住 房，而且也因为现有住房年久失修。虽然在二战刚一结束就开始恢复造房，但从钉子到瓦片，各种材料都很稀缺。住房建造商必须和重振经济不可或缺的商店及办公 楼建造商进行竞争。随着美国日益都市化，绝大部分工作都集中于大城市，那里的住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但是，征战多年之后回家的二战退伍军人决心通过结婚、养儿育女、以及最终拥有自己的住房来弥补失去的岁月。拥有自己的住房，成为经济和心理安全的一个有力象征。

流水线制造工艺被运用于建造民房。截至1947年底，退伍军人管理局为100多万个买房、经商及农户贷款提供了担保。个人拥有的新建房从1944年的11.4万激增到1950年的170万。截至1950年，退伍军人管理局为200多万户提供了住房贷款担保。

在这种被称为“退伍军人管理局贷款”（VA Loan）的借贷方式中，政府为退伍军人担保半数按揭贷款，从而鼓励开发商建房，银行提供贷款，退伍军人通常无需预付定金便可买房。这一做法导致消费者需 求跃升，令美国制造商、企业家和负责修建道路、学校、教堂和购物中心的地方政府精神振奋。制造商创造或再造了他们所能想象出的具有战后时尚风格的各种家居 用品，让新建购物中心琳琅满目，家居应有尽有。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及其之后类似法律的实施，有1600万退伍军人利用“退伍军人管理局贷款”购买了住 房。现在，近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分散管理的市场方法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第三个建树是它的管理和资助方式。根据该法条款，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集中在退伍军人管理局（也就是现在的退伍军人事务 部），而不是划分给各个政府机构或私人机构。这是一个集中化的联邦项目，但它以分散管理的市场方法作基础。国会决定完全经由退伍军人自身的机制来发放《退 伍军人权利法》提供的教育福利资金，而不是经由教育机构，后者原本希望在战后完全控制这些资源的分配权。这个做法奠定了美国战后向大学生提供联邦贷款和赠 款的基本方法。时至今日，在美国，以提供受教育机会为宗旨的资助项目，例如学生贷款，依然直接面向学生而不是由学校经手。同样，战后的住房危机也是通过担 保个人贷款予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府兴建或管理的住房项目；这类住房项目有很多未能有效解决住房危机。

回头看，《退伍军人权利法》可能会被有些人视为一个庞大的公共“福利”项目，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最初是一个在特殊时期实施的 特殊法律，只适用于那一代的退伍军人，不与需求挂钩。但此后，该法的主旨被继续适用于二战之后的所有退伍军人，并继续是维持美国志愿兵役制的一个鼓励因 素，这项法律也因此具有了深远意义。对非退伍军人乃至全民而言，该法确立了一个通过教育和房产所有权实现个人成就的模式。此外，该法还促成了一种氛围，使 追求知识成为各种背景的美国人的共同向往，进而让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包容，对与消费领域和其他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选择也有更多需求。

无论初衷是否如此，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说明，一个国家对提高多元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作出明确承诺，是对个人和国家双双极为有利的。《退伍军人权利法》使美国度过动荡的岁月，重建了国家的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并且帮助美国迅速登上世界舞台的领导地位。-----------------------------米尔顿·格林伯格(Milton Greenberg)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政府学荣誉教授，并曾在担任过该校教务长和临时校长。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田纳西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和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任教，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在罗斯福大学（Roosevelt University）担任主管教学事务的副校长。他曾与杰克·普莱诺（Jack C.Plano）合著重要参考书《美国政治辞典》（The American Political Dictionary）。该书于1962年首次出版，现已第11次再版。1997年，米尔顿·格林伯格撰写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改变美国的法律》（The GI Bill: The Law That Changed Americ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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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的哲学思考

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的哲学思考

摘要：人本主义哲学发展至现代后陷入了理论困境，而源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人学却最终超越了它。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我们应该深入并结合马克思的原著，从整体上找出不同阶段关于人的本质观的内部联系，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及其现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人的本质；现代价值

一、马克思人学及人的本质问题概述

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一直都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也曾提出“认识你自己”；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文艺复兴时期更是歌颂人的伟大、提倡人的尊严。但几千年过去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进展缓慢，只有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完整理解。

马克思哲学及其人学是在西方哲学的氛围中，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氛围中形成的。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大致可以分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初探、马克思对人的解放问题的分析、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及人的本质异化的批判、马克思对人的奥秘的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人学的发展五个阶段。我们应该深入并结合马克思的原著，从整体上找出不同阶段关于人的本质观的内部联系，更完整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及其现代价值。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在该提纲中，马克思还进一步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界说，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此强调了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他认为应从社会的、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及人的本质问题。

在《提纲》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实践的世界观思维方法，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性的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人与外界客体在世界中是以实践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的社会历史http：//bbs.tianya.cn/list-50337-1.shtml既不是精神发展的历史，也不是事物客体的机械运动的历史，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将上述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因素统一的过程；通过实践，人在改造外部对象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活动方式，从而体现了人作为主体的价值的不断实现；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必然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来完成，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主体价值的真实实现，而历史的意义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马克思在《提纲》中的这些精辟阐述揭示了人的本质问题的内容所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本质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性：首先人的本质是个体性和个体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其次，人的本质是现实性和潜在超越性的辩证统一；最后，人的本质是恒定性和变动性的辩证统一。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有些特定的看法，他认为所谓本质，就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人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区别于自然和动物的主体存在。马克思又进一步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个人从事的具体的生产劳动都是社会总生产中的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的社会中进行的。人的本质更重要的体现在其社会本质上，由于人的各种活动包括生产劳动都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着人的本质。由此，得出前面文中提到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才能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把他放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也具有不同的本质；人的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本质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人的本质只能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着的社会存在。然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存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人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马克思为我们指明了人的本质是什么，而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实现人的本质的途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活动改造了外部世界和自己本身，发展和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可以说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是通过人的实践创造活动实现和统一起来的。

三、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在现时代的价值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的本质的实现也是我们的价值追求。全球商品化、市场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消极影响，威胁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不到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实现人的真正本质的路径。

首先，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否定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虽然他们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问题，也应该看到它们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客观上为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要人的真正本质得到实现，必须保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如果忽视自然对人的反作用，人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本质的，社会的发展建设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财富的富有上，也要看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采取措施提高人的素质，人才能健全地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本质，社会也才能不断地进步。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人的本质的实现仍然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现代社会的新理论，只有正视和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类似于异化的矛盾，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人的真正本质才可能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赵忠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观的当代性[J].长治学院学报，2010（12）

[13]候子峰.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问题的再思考[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