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第一篇：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湖北经济学院政法系张晓京

摘要：研究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际条约在各国适用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详细地阐述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方式，效力等级和直接效力等问题。

关键词：国际条约；条约的国内适用

近年来，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随着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加，以及条约实践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条约是通过什么方式被接受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条约与国内法孰为优先？个人能否在国内法院直接援用条约，维护自己的权益?本文试图结合条约在各国适用的理论和实践，详细阐述条约在我国适用的法律问题。

一、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理论和实践

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按照国际法所缔结的，确定其相互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条约依法缔结生效后，即对各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当事国各方有依约善意履行的义务。这在国际法上称为“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维也纳条约法》第26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原则和制度构成了条约在国内适用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条约在各国的适用方式、所处地位、效力范围等存在着诸多不同，实践中各国的大体做法可区分为三种模式：

1、转化。即通过国内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将国际条约中的有关具体规则变成国内法体系，用国内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这种模式里，可适用和具有直接效力的是该国的单行“国内立法”，而非条约本身。此种方式深受国际法“二元论”的影响。“二元论”者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两者在法律效力、根据、性质等方面各不相同，没有隶属关系而处于对等地位，国内法适用于国内、国际法适用于国际，在此范围，各行其道。国际法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若要使国际法适用于国内，必须通过某种国家行为（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内法。

2、并入或采纳。即由国内宪法或部门法作出原则性规定或通过立法机关的行为（如通过批准条约、公布条约、司法判例等），从总体上承认国际法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并可以在国内直接适用。此种方式深受一元论的影响，“一元论”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同一种法律体系。在该体系中，又因所强调的隶属关系不同而有“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之分。“国内法优先说”主张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国内法处于上位，国际法处于下位。他们将国际法理解为“对外的国家法”，而“国际法优先说”主张国内法的效力是国际法赋予的，而国际法的效力则来自于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最高“原始规范”，即“法律良知”。

3、混合模式。此种方式兼采“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观点，认为对国际条约的性质和内容须作具体分析，有些条约可被视为可自动执行的，而另一些则不具有自动执行性，如需要执行，则需通过国内立法转换，方可实施，即一个国家同时采用转化和纳入两种方式来适用条约。

这三种模式体现在各国的适用实践中，又各具特色。

1、英国。在英国，制定法的效力被认为是高于条约的，一项制定法即使与条约相抵触，对英国法院也有拘束力。条约规则在国内法院的执行，除英王的批准程序外，还必须经议会立法垄断权之下的补充立法程序，条约才能在国内法院适用。条约经英王批准仅表明其对国家的拘束力，并不当然使其在国内法院适用，除非经过议会补充立法。这说明，条约对国家的效力与条约在国内法中的适用是独立存在的两个不同的问题。

2、法国。法国1958年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他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这一规定表明，在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法国采取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立场，但有“对等条件”的限制，即法国优先适用条约以缔约他方实施条约为条件。

4、美国。在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美国宪法》规定：“本宪法与依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在合众国权力下已缔结及将缔结之最高法律，即使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与之相抵触，每一州之法官仍受其拘束。”由此可见，美国采取条约地位等同于国内法的立场，不需国内立法的接纳程序，但并非所有条约都可在国内法中适用和执行。美国在实践中将条约划分为“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两类，前者可自动在国内适用，后者则需补充性立法，方可在国内实施。实践中，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协定、规定关税的协定，需要改变美国现行国内法的协定，规定领事权利的协定、规定最惠国待遇的协定、惩治走私的协定，都是自动执行的协定。这实际是条约的解释问题。

二、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一）关于条约在我国适用的方式问题

迄今，关于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我国还没有在法律上作出统一的规定，而是散见于一些部门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外交声明之中。概括起来，我国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适用国际条约。

1．并入或采纳。即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外，如《民法通则》第142条，《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商标法》第17条等。值得注意的是，除部门法中明确规定直接适用条约外，我国的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等均有相关规定。如：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海上国际集装箱运输管理规定》第12条。

2、转化。为了履行我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我国还专门制定了一些条例，以便将有关的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而予以适用。如1986年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另外，根据1990《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凡是缔结与我国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必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

对条约的特定内容作出保留，或者对有关国内法中与有关条约内容不一致的地方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种修改或补充，也是一种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

可见，我国在适用条约的实践中采用了直接适用和转化适用的方式。但这些规定限于单行的法律，还不能说在中国已确立了上述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面临着由于中国法律的缺位而产生的条约国内适用的巨大困难。因此，有必要在我国重新构建条约适用的制度，在宪法或专门的条约适用法中明确规定条约适用的原则立场。从各国适用条约的模式和实践来看，理想的借鉴模式是美国的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分适用，针对不同性质的条约采用不同的适用方式，这样既可充分利用并入方式实际操作简便、节约立法成本的优点，又可利用转化的方式来避免由于条约的内容过于原则抽象而导致的条约内容无法适用而落空所带来的国家责任，同时还可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捍卫国家主权。

（二）关于条约在我国适用的效力等级问题

条约的效力等级问题，指的是在允许条约直接适用的前提下，当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哪个具有较高效力而优先使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条约在被采纳为国内法，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以后，即与构成这一体系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产生了相互间的地位问题。条约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何等地位，无论是宪法或是立法法，对此都未明文规定，我们只能从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有关条约的程序的规定中推断。按照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大致可区分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由国务院核准的协定，以及由中国政府各部门签定，无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和国务院核准的其他协定。它们的法律效力，依据法律文件的效力来自于制定该文件的机关的等级判断，分别相当于国内法中的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但我国法律特别是一些基本法律经常出现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这一规定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①只笼统的规定“国际条约”，而没有区分效力不等的条约，重要协定和协定，在解释和适用上可能出现混乱；②“基本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般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因此上述的规定，将条约的效力笼统地置于法律之上，违背了法理。笔者认为，应考虑规定一个它们相互之间的等级顺序，以更好地解决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的适用问题，在将条约及法律界定为广义的概念的情况下，根据“立法机关”的不同及上文的论述，可如下划分它们的效力等级：①宪法；②基本法律；③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法律；④国务院核准的条约，行政法规；⑤无须决定批准或核准的条约，部门规章。在每一等级中，条约高于国内法。为了更好的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利益，可在适用该原则时，仿效法国，在对等的条件下，用“条约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去解决条约适用的冲突。

（三）关于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直接效力问题

条约的“直接效力”也称“条约的自执行性”或“条约的可援性”，是指条约的某一缔

结国内的个人是否可以援用该条约的规定在该国法院中提起诉讼，主张自己依该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它与“直接适用”不同。“直接适用”是指在一元论国家，条约可以无需转化立法，而直接以并入方式被接受为国内法的一部分，而“直接效力”则是指个人能否在国内法院中援用条约主张其权利。目前，在国际法上还没有对条约的直接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是否应给予条约直接效力的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论，各国的实践也迥然不同。根据有关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实践，法院在国内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由法院对条约的直接效力进行自由裁量。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国外法院已形成了一系列确定条约是否有直接效力的方法。主要有：①考察具体条款的目的与措词的方法。即考察条约的个别条款能否为个人创设权利；②考察整个条约的目的、结构和措词的方法；③考察缔约者意图的方法；④考察条约在执行中是否有互惠的方法。概而观之，这些办法主要是考察条约规定是否足够清楚，精确，是否能为个人创设权利，从而确定条约是否具有直接效力。

随着我国缔结和加入的条约增多，实践中，个人援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在该国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的案子屡见不鲜，而我国目前的方法和司法实践在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因此借鉴国外法院的司法实践是当务之急。那么，我国的个人能否援用条约来对侵害权利的我国立法和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呢？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制现状，法院无权受理此类案件。否则，将会对国内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法院和个人的宪法性权力关系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在借鉴国外司法实践的同时，还须考虑我国当今的议政合一的体制，限定条约的直接效力范围，同时也须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参考文献：

1.万鄂湘, 石磊, 杨成铭, 邓洪武.国际条约法[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曾令良.WTO协议在中国的适用[J].中国法学, 2000(6).3.吴慧.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上的地位及与国内法冲突的预防和解决[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0(2).4.Jan Winter, DirectApplicability and Direct Effect: Two Distinct and Different concepts in Community law, Common MarketLaw Review, Vol.9(1972).

第二篇：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及其适用

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及其适用

作者：user2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国际商会仲裁院成立以来所实施的仲裁规则及其修订，论述了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的独特特征。作者还结合我国法院的涉外审判实践，论述了为什么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就意味着该协议项下的争议只能由该院仲裁的理由。

关键词：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及其适用

一、国际商会与国际商会仲裁院

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是1919年成立的为世界商业服务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巴黎。其会员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国家会员，即每个国家的商会可申请成为该会的国家会员，组成国家委员会，如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94年成为该会会员后，即作为中国国际商会。目前该会具有60多个国家会员，在这些国家设有国家委员会。第二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商业组织，这些商业组织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多数会员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商业组织和企业。第三是个人会员，如注册会计师、律师、教授等，只要愿意遵守该组织的章程，缴纳会费，也可成为该会会员。国际商会的宗旨是通过加强国际商业交往，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国际商会仲裁院是国际商会下设的机构，成立于1922年，其宗旨是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产生于国际商事交易中的争议。1998年更名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为仲裁院)。仲裁院成立近80多年来，办理了一万多起仲裁案件。目前，每年经办的案件所涉及的当事人和仲裁员都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仲裁案件由仲裁庭负责审查实体问题并作出终局裁决，每年大约都在40多个国家开庭审理，涉及不同的法律、经济、文化和语文。

仲裁院的主要职责是确保该院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的实施，对仲裁庭的工作实施监督。仲裁院在行使其职权时，完全独立于国际商会及其他相关机构。

仲裁院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及成员和候补成员组成，具体工作有秘书处协助。仲裁院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仲裁院授权，就秘书处提交的问题作出决定，包括就仲裁规则的修订提出建议，经仲裁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并报国际商会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批准后实施。仲裁院的仲裁规则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的实际情况修订，按照国际商会的章程，有权制订并修订仲裁规则的是国际商会理事会。

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及其修订

1.仲裁规则的制定与修改

按照国际商会的章程，有权制订并修订仲裁规则的是国际商会理事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第一个仲裁与调解规则是在1922年制定并用英文和法文公布的。此后，又分别于1927、1931、1933、1939、1947、1955、1975和1988年进行了修订。该院的仲裁规则,对于各国的仲裁规则,均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55年和1975年进行的修订。在1955年修订的规则中，首次引入了仲裁庭有权对其所受理的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的“仲裁庭自裁管辖说”(the doctrine of competence-competence)，而在1975年的仲裁规则中，首次规定当事人和仲裁庭得以自由地决定仲裁程序，而不必提及任何国家的程序法。当然，此项适用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1988年的仲裁规则对1975年的规则进行了有限的修订，主要是对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进一步明确，包括仲裁员的指定及替代仲裁员的指定、时效的计算、仲裁费用的预付等。

现就国际商会做出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修订规则，即1955年、1975年和1998年仲裁规则，作一简要概述。从这些重大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内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及其所依据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

2.1955年仲裁规则与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

当事人之间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发生争议时，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能否就其管辖权做出决定，是仲裁机构受理仲裁争议后首先遇到的问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无论是在各国有关仲裁立法中，还是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往往产生这样的情况：当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将该协议项下争议提交仲裁时，另一方当事人同时将该争议提交法院解决。鉴于法院根据本国有关法律对当事人提交法院审理的思索案件具有不可剥夺的管辖权，因而只有法院才能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做出裁定，仲裁庭则无此项权力。

国际商会在其所修订的1955年仲裁规则中，率先将仲裁庭有权对其管辖权做出

决定的条款列入该会仲裁规则之中。国际商会1955年的仲裁规则第6条(2)款明确地规定了仲裁庭有权就当事人对仲裁庭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作出决定，进而打破了以往只由法院有权对仲裁协议有效性作出决定的状况，开创了仲裁机构有权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决定的先河。

自裁管辖原则(the doctrine of competence and competence)的核心是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有权就其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管辖权作出裁定，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据此原则，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将其争议交由仲裁解决时，就意味着将协议项下的一切争议，包括对该协议的效力的异议，交由仲裁解决。可见，当双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产生争议时，如果一方当事人将此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该仲裁机构依照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即可取得对该项争议的管辖权，并就该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裁定。因此，由于该仲裁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的管辖权，也可以由仲裁机构决定。

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上，这一理论已经被普遍地地确立在各国有关仲裁的立法与实践中。例如，已经为许多国际的立法机构所采纳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订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他自己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决定。为此目的，构成合同的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视为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以外的一项协议。仲裁庭作出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不应在法律上导致仲裁条款的无效。”就是那些未将示范法采纳为本国国际商事仲裁法的国家，在其制定仲裁法的过程中，也都在其各自的仲裁立法中，规定了仲裁庭有权就其管辖权作出决定的规定。例如，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58条的规定，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已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法院应当拒绝对该仲裁协议项下争议的管辖。即便仲裁庭尚未受理该项争议，法院也应拒绝管辖，除非该仲裁协议明显无效。”甚至在以保守而著称的英国，也允许仲裁庭就其管辖权及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作出决定。中国仲裁法第20条对此问题也作出了相似的规定。此外，许多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1994年仲裁规则第36条、美国仲裁协会2001年国际仲裁规则第15条、伦敦国际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第23条等，以及联合国贸法会1976年仲裁规则第21条，也都对仲裁庭的管辖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证明，1955年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率先作出的“仲裁庭有权对其管辖权作出决定”规定，对此后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所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3.1975年仲裁规则与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1975年的仲裁规则的重大修订，首次提出了当事人和仲裁庭可以自由地决定仲裁程序规则的适用，而不必提及任何国家的程序法，特别是仲裁地的程序法。例如，国际商事仲裁在甲国进行，当事人可以自由地约定适用乙国的仲裁法，即可以不适用仲裁地国的法律。

该项规定体现了在仲裁程序问题上适用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根据1975年6月1日起生效的《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第11条的规定，“仲裁院审理案件的程序应遵照本规则;本规则未规定时可依当事人约定的规则(当事人未有约定时，可由仲裁员确定)，可参照也可不参照仲裁所适用的某一国的程序法。”这就是说，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解决时，该院仲裁规则应当予以适用。当该院规则对某一特定的程序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之间对此也没有约定，则由仲裁庭决定应当适用的程序规则。而仲裁庭在作出此项决定时，不必考虑适用仲裁地的程序法，而适用仲裁庭认为最为适当的法律规则，这样的法律规则可以是仲裁地法，也可以是仲裁地以外的国家的法律规则。该会仲裁规则的修订与上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非内国仲裁”的理论，遥相呼应。

4.1998年仲裁规则与一般法律规则的适用

(1)1998年仲裁规则的修订背景

该仲裁规则的修订始于1995年4月20日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委员会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国际仲裁委员会是国际商会的咨询机构，由各国家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独立于仲裁院，但仲裁院的代表也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们提出，为了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需要，迫切需要有一个高效、稳定的仲裁规则，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对现有的规则进行修订。由仲裁院院长牵头，有来自英、美、土耳其、墨西哥、意大利、巴西、希腊、法国、阿根廷、荷兰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组成。

1995年10月，专家组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和建议，他们打算按照实务工作者在未来至少十年内的需要对仲裁规则做出修订，作为一个信誉卓著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不应频繁地修订。这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在保留原有仲裁规则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特点的情况下，使仲裁规则进一步完善，减少延误和不可预见性，使收取的费用更加合理。1996年12月，工作组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了完整的修订稿，经委员会讨论后又进行了修订，1997年2月，委员会批准了该修订的规则，1997年4月8日，国际商会执委会和理事会在上海批准了该规则。

(2)1998年仲裁规则的修订要点

与以往的仲裁规则相比，1998年的仲裁规则主要就加快仲裁程序和涉及的一些实体问题等方面作了修订。

在加快程序方面的修订包括：(1)授予秘书长确认对仲裁员的权力(第9条(2)款)，而在以往的仲裁规则中，此项权力由仲裁院行使。(2)秘书长在受到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时，即可要求申请人预付一定金额的仲裁费(第30条)的权力。(3)仲裁庭不必在审理事项中就其所审理的各种事项作出定义，以便减少争议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新的争议;此外还要求仲裁庭提出审理案件的时间表和提交裁决书草稿的时间。

在其他一些实体问题上的修订包括：(1)新规则明确了该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它所受理的案件，不一定具有“国际”的性质，只要是“商业”争议，就可以受理。(2)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遍应用，将通讯联络的方式扩大到任何可供备案的通讯方式。(3)仲裁申请不必陈述案情，只要写明争议的性质及有关情况和所寻求的补救即可。此外，还就仲裁庭的组成、对仲裁员的异议、仲裁地点和具体开庭审理地点的确定、临时性措施、裁决的解释和更正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1998年仲裁规则所涉及的另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争议适用法律的内容及其确定的方法。尽管新规则第17条也和以往的规则一样，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处理争议问题应当适用的法律，但鉴于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认可对源于一个以上国家法律的法律规则或跨国法律规则的适用，在第17条中以“法律规则”的术语，代替了以往规则中的“法律”的术语。即当事人约定的适用于解决争议的法律规则，可以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而不仅限于某一国家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未能就此达成协议，新规则也授权仲裁庭适用其所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做出决定，而改变了以往规则所规定的做法：仲裁庭首先应当就其所认定的“适当的冲突规则”做出决定，然后再根据其所认定的“冲突规则”，决定应当适用的特定国家的“法律”。新规则规定，如果当事人未能就解决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直接适用它所认定的“适当的法律规则”。而此项法律规则，显然也不是仅限于一国的法律，它同样可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规则，即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也就是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商人习惯法：那些具体体现在各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及有关的国际组织制订的示范法中的原则和规则，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合理原则、违约补偿原则等。

(3)一般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商人习惯法

从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对其仲裁规则所进行的修订情况看，商人习惯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已经在该会的仲裁规则中得到肯定。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与实践也已表明，无论是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还是仲裁庭决定应当适用的准据法，都不一定局限于某一国家的法律，仲裁庭在决定适用法律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如何规定的，包括就他们之间的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和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所作的约定。其次，对于争议所涉及的事项是否有该特定行业的惯例，如国际贸易惯例，如有此项惯例，不管当事人是否对此在合同中作出约定，按照联合国贸法会仲裁规则第33条(2)款、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第17条(2)款、美国仲裁协会1997年国际仲裁规则第28条(2)款等，仲裁庭均应考虑该特定惯例的适用。例如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如果买卖双方所属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关于合同的订立及买卖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就可适用该公约，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公约的适用作出约定。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对其1988至1998年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统计表明，至少在52个案件中的仲裁庭选择将跨国法律规则和原则，即商人习惯法、法律的基本原则、UNIDROIT原则(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或者国际贸易惯例作为适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法律。此外，还有9个案件中的当事人选择上述法律规则作为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的适用法律。

三、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与其他常设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区别

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常设仲裁机构和联合国贸法会1976年仲裁规则的显著特点有两个：第一，仲裁庭在对仲裁案件进行实体审理之前，必须与当事人共同签署一项被称为“审理事项”(terms of reference)的文件;第二，裁决在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之前，裁决书草稿须经仲裁院审核。

1.审理事项的签署与审核

仲裁庭收到秘书处移交的案卷后，应当首先起草被称为“审理事项”的文件。根据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第18条第1款的规定，该审理事项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当事各方的全称和事由;

仲裁过程中的通知和通讯可送达的双方当事人的地址;

简要说明当事人各自的索赔请求和寻求救济的办法，并应尽可能地明确索赔或反诉的金额;

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除非仲裁庭认为不必列出;

仲裁庭全体成员的全名、职业和地址;

仲裁地点;

应予适用的程序规则的细节，以及为此而赋予仲裁庭作为友好公断人及其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作出裁决的权利。

上述审理事项的文件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仲裁庭共同签署。仲裁庭应当在案卷移交之日后两个月内向仲裁院提交经其和当事人签署的审理事项。需要延长的须经仲裁庭提出请求后由仲裁院批准。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拒绝参加起草或签署该文件，该文件也应当由仲裁院批准，然后在进入仲裁审理程序。此外，仲裁庭还应提出一项关于进行仲裁的临时日程表的独立文件，并将此文件送交仲裁院和当事各方。日后对此日程表作出的任何修订，均应提交仲裁院和当事各方。

起草审理事项的文件是仲裁庭组成后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区别于其它仲裁机构的工作的主要特点之一。审理事项可以是仲裁庭和双方当事人都明确仲裁将要审理的主要问题，为日后的仲裁裁决及其承认与执行铺平了道路。但是，这一做法也遭到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样做太浪费时间。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在确保当事人积极参与仲裁程序和以此程序作出的仲裁裁决在执行上的好处，与起草审理事项所花费的时间相比，更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尽管仲裁规则几经修改，但审理事项的条款始终被保留了下来。

2.裁决书草案的审核

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在向当事双方发出之前，必须将其草稿提交仲裁院审查，这是ICC国际仲裁院工作区别于其它仲裁机构的另一重要特征。仲裁院对仲裁庭的裁决草案进行审查的目的，在于保障裁决书的质量，使裁决能够得到顺利的执行。仲裁院对裁决的审查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裁决形式的审查，但是对于其中涉及的实体问题，也有权提请仲裁庭注意。根据有关人士对此问题作出的研究，1972年至1975年间，有四项裁决被当地法院撤销，这一数字占同期所作裁决的0·5%;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的约占6%。因此，仲裁院审查裁决草案的制度，也一直保留至今。

在修订仲裁规则的过程中，曾经有人批评该仲裁规则规定的审理事项和裁决书审核的程序过于繁琐，并建议取消。但是，考虑到该院长期以来的形成的惯常做法的独一无二性，从保证仲裁裁决书的质量及其得到各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观点出发，最终还是在1998年的仲裁规则中保留了该院仲裁规则的上述独特规定。

四、从我国法院审理的涉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适用的案件看涉外仲裁协议有效性及其适用法律的认定

1995年，我国海口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涉及对仲裁条款效力如何作出认定的案件。一家中国公司与一家瑞士公司签署的合同中含有如下仲裁条款：由于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应按照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最终解决，仲裁地点在伦敦。海口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其理由是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仲裁机构，而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也并不仅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一家使用，因此，该仲裁条款是不明确的，根据中国法律，不明确的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海口法院的上述认定的确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当事人约定适用该院规则进行仲裁，是否就必须将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该院仲裁?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是否仅为国际商会仲裁院一家适用?世界上其他仲裁机构是否也可以适用该规则进行仲裁?

笔者认为，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仲裁本身，就意味着将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解决，这是由于该仲裁规则在全世界的独一无二性所决定的。

首先，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之间业已订立的仲裁协议。按照该会1975年规则和1988年规则第7条的规定;“当事人如无明确的仲裁协议，或虽有仲裁协议但并未指明由国际商会仲裁，以及如被诉人在第4条(1)款规定的30条内未提出答辩书或拒绝国际商会仲裁时，则应通知申诉人仲裁不能进行。”1998年仲裁规则虽然没有对仲裁院的管辖权作出专门规定，但是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存在的问题规定在第6条中，即由仲裁庭决定其管辖权。根据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规则，本案仲裁协议并不属于规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因为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按照该会1975年和1988年规则，即便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并没有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并在该会仲裁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将该不明确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该会仲裁院解决，仲裁院仍然可以受理该案并将申诉人的仲裁申请书转交给被诉人，如果被诉人在收到申诉书后30天内以其提出答辩的行为接受了该会管辖，则仲裁院可以继续受理此案。但是，如果被诉方在上述期间未能提出答辩或者明确拒绝该院管辖时，该院则通知申请人仲裁不能进行。而本案当事人并没有按照合同中的约定将争议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而是提交我国法院解决。从本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看，根据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并不属于约定不明确的仲裁条款。据此条款，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对该案的管辖权，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本案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应当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认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海口中级人民法院适用中国法认定该仲裁协议为无效协议，似乎存在着误区。仅从上述规定，我们还不能判断该仲裁条款所依据的主合同中当事人是否约定了该合同的适用法律。根据仲裁条款独立原则，即便该仲裁条款所依据的主合同当事人约定合同的适用法律是中国法，则判断该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也不一定是中国法，因为当事人在该仲裁协议中并没有就该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作出专门约定。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中很少做出上述约定。但是，本案当事人确约定了仲裁地点——伦敦。因此，按照国际私法上普遍适用的决定合同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应当认为仲裁地所在国英国法律与仲裁协议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法院在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时，不应当适用中国法，而应当适用英国法，对该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认定。而按照英国仲裁立法与实践，即便最拙劣的仲裁协议，也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规定：说明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和由谁充任仲裁员。英国法院总是尽量满足当事人的意愿，如遇由仲裁条款有明显缺陷时，总是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作出在商业上发挥效益的解释，但该协议须使当事人能够适用这种善意的解释。况且，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地点和仲裁应当适用的规则作出了极为明确的规定。尽管没有就仲裁机构的名称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作出专门规定，但适用该院仲裁规则，显然意味着在该院仲裁。

第三，我们之所以作出适用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及意味着在该院仲裁的结论，就是因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仲裁规则。即仲裁庭在开庭审理案件之前与当事人共同签署的关于审理事项的文件和裁决书在正式签署之间必须将草案送交仲裁院审核的程序。我们并不排除世界上的其他仲裁机构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但是此项选择的后果是按该院规则办事，包括审理事项的签署和审查和裁决书草案须提交该院审查。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还没有哪一个仲裁机构在仲裁庭组成后，在开始进行仲裁审理之前，要求仲裁庭必须与双方当事人签署一项审理事项的文件，而且还必须经过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批准后才能进行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审理。因此，当事人约定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有权受理该仲裁协议项下争议的机构当然只有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一家。如果其他仲裁机构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则这些仲裁机构作为该特定案件的管理机构几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即便这些机构作为管理该特定案件的仲裁机构，但是由于适用的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因而仲裁程序应按此规则办事：即仲裁庭在进行审理之前须与当事人签署一项关于审理事项的文件，并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审批;此外，仲裁庭在签署裁决书之前，也应当将该裁决书草案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审批。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该案仲裁机构对该案所实施的管理，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至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约定的仲裁地点不在国际商会所在地法国巴黎，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国际商会所受理的案件，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在巴黎仲裁，绝大多数的仲裁地点都在巴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根据该院仲裁规则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仲裁地点，则在该约定的地点进行仲裁，如无约定，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地点。

第四，即便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推荐的标准仲裁条款，也只是规定了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仲裁，而并未提及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该会推荐的标准仲裁条款的英文文本是：“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 contract shall be finally settled under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by one or more arbitrators appoi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id Rules.”(所有由于本合同产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均应当按照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并按本规则指定的一位或者多位仲裁员解决)。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推荐使用的上述标准仲裁条款之所以未提及争议交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我的理解是：第一，负责仲裁的是仲裁庭而不是仲裁院，仲裁院所行使的只是管理职能，鉴于该院仲裁庭审理仲裁案件的地点位于世界各地，但无论仲裁在那里进行，均应按规则办事，即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之前，必须与当事人签署审理事项的文件并提交仲裁院审批;第二，裁决草案在向当事人发出之前，必须经仲裁院审查。正是裁决只有经仲裁院批准后，才能经仲裁员签字后向当事人发出。由此可见，当事人约定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员的仲裁规则，即意味着争议应当由该会仲裁院依照该会仲裁规则行使仲裁规则规定的管理职能。2003年9月5至7日英国皇家御准仲裁员协会在京举办的仲裁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上，笔者特别就上述关于“由于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应按照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最终解决，仲裁地点在伦敦”的仲裁条款是否属于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机构仲裁条款还是属于临时仲裁条款的问题请教了多年在ICC国际仲裁院办理仲裁案件的与会资深仲裁员，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当然属于机构仲裁条款。这就是说，当事人约定按照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仲裁，就意味着同意将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解决，而不是由其他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庭仲裁解决。

综上所述，当事人约定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当然应当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鉴于当事人所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的独一无二性，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适用该规则的仲裁机构。

五、结论

从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成立以来所实施的仲裁规则及其重大修订，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及其所依据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鉴于仲裁解决争议本身就是当事人共同选择的解决争议的方式，其自愿性应当贯穿于仲裁程序的始终。当事人约定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仲裁规则，就意味着当事人应当将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该院仲裁，这是由于该院仲裁规则的独一无二性所决定的。

第三篇：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内容提要：自由心证在西方国家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史，并且已从传统自由心证发展到了现代自由心证，即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结合运用。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仍是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由心证，并且一方面因为具体规范较为疏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独立性不强，导致外部因素干涉证据之认定。因此有必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关键词：自由心证 证据认定 法官独立

正文：

自由心证是近代诉讼的产物。从法理的角度上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如果法官在个案中一味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定的原则，拘泥于某些法律原则而不考虑社会实际的需要，则将会导致法律处于僵化的境地。在个案诉讼当中，证据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是整个诉讼运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界虽然对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多持批判态度，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认定规则之外，仍然秉持着自由心证的方法和原则。如《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本文将阐述自由心证原则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讨论建立完善的、系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在当下中国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自由心证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科学的进化道路相随，证据制度经历了法定证

①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演进的历史进程。”在中世纪初

期的欧洲，作为息纷止诉的标准方法是决斗裁判和神明裁判。文艺复兴之后，法定证据制度逐渐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但是，在法定制度制度下，虽然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约束，但法官并非完全失去自由判断的权力，他仍可按照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和逻辑来认定当事人出示的证据。只不过，由于法定证据的严格性，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凭“良心”来进行推论的权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是被弱化了的。因为法定证据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社会单纯并且小规模的情况下，为了抑制法官作出恣意的事实认定，从而把用于事实判断的经验法则法定化。②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社会纠纷层出不穷，与纠纷相互联系的行为事实在判断和认定上存在较大的障碍，法官适用僵硬、武断的法定证据制度已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心证应运而生。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传统自由心证指的是法官依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在法庭调查的全部结果和法定辩论的全部内容基础上，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① 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1

小进行独立判断。即具体表现为法官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并对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形成内心的确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自由心证制度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的大陆型自由心证制度，即内心确信制度；另一种则是以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为背景的英美型自由心证制度，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原则。③传统自由心证得以确立的法哲学基础是人类普遍认识能力的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推理的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的可信度。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官普遍地受过高等法学教育且具有较多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在自由心证的应用当中，完全可以依照他们的判断推理而形成价值确信，从而进一步作出判决。

然而，传统自由心证制度也具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它过多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从而导致法官实际上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旦滥用则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其次，传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秘密心证，它要求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有权不公开其对于案情的全部看法，除了审判结果。尤其审判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法官有权拒绝回答。④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自由心证制度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所取代。一般而言，现代自由心证相对于传统自由心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否定了传统自由心证的法官单方面性，而强调“对等的自由”。它不仅要求法官的心证自由，同时也要求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旁听自由”，以及对审判结果（心证结果）进行公正评论的权利。是以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对等的自由”已经使传统心证自由不再具有绝对性质，而具有了相对性质。⑤二是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具有公开性。心证的过程和心证的结果都必须公开，反映在个案中，即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的认定过程应当对当事人公开。

前文已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所确立的证据制度，虽然声称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然而从本质上来看，当前我国的证据制度仍然是以自由心证为主、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相结合的证据制度。并且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宣称我国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国的司法人

⑥员在运用证据时确实享有颇让外国法官羡慕的自由裁量权。”可见，有必要引入现代自由心

证制度，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

二、我国现行证据认定规则之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一条规定了我国证据认定规则中“实事求是”的原则。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规定》

第64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总的来说，上述规定涵盖了当前我国证据认定规则制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述规则赋予了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独立判断的权力。③

④ 见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陈光中等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⑤ 见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价值研究》，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⑥ 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

从而使法官可以排除各种影响和干扰，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判断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而是指法官在法律所规定的一般证据判断规则的基础上，面对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裁断。如《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了免证事实，即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含有下列免证事实的，即便法官内心对其并不确信，也应当认定为真。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出的另一事实，以及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和有效公证文书证明了的事实等等。此外，针对当事人的自认，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即使当事人自认，也并不免除其举证义务，当事人必须举证证明，法官不得迳以当事人之自认而形成内心确信。

其次，上述规则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应当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即良知和理性的内在制约。这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但也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一条约束，因为法官具体的价值取舍并不一定时时、处处都符合职业道德和日常经验。因此，当事人有权可以以法官之自由心证认定证据错误为由，提起上诉或者就已生效的判决申请再审。

再次，这一规则强调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要依照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并且必须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程序要求和外部制约，也体现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精神。法官必须在举证质证环节中，完成了法定的法庭调查阶段所有内容后，根据原告、被告双方所举出的证据和对方的质证理由进行综合认定，而不能有所偏颇或者任意取舍。并且，在判决书中，法官（或合议庭）必须说明该证据法庭是否予以认定的理由。无理由，即不得为认定。

以自由心证为原则，以法定证据规则为限制，是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采用的即是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规则相结合的模式。但由于规范较为简略，因此与当代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此外，在我国法院内部的组织系统中，审判委员会制度实际上也是对自由心证的某种干涉。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第12条的规定，下列案件应报审委会研究：

1、刑事、民事、执行案件中属重大疑难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宣告无罪的案件和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交通肇事案件无逃逸情节拟判缓刑的除外）。

2、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和执行中的新型案件。

3、行政案件中撤销、变更行政部门处理决定的案件。

4、本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

5、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或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意见分歧经复议达不成一致的案件。

6、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刑事犯罪，应依法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

7、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判决前需要再次复议的案件；

8、要求上级法院复议的案件；

9、需强制执行的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和非正常终结执行的案件；

10、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合议庭批准的民事、行政案件；

11、案卷复查中认为应定二类、三类卷和错案的；

12、院长或主管院长认为应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可见，法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稍有疑难问题，即须向审委会汇报。然而审委会成员并不接触具体案件，便造成了工作与实践的脱离。审委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执行，法官的自由心证也无从谈起。可见，完善自由心证制度也是有助于法官独立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个人独立审判也是自由心证的核心内容，二者是紧密结合共同促进的关系。

三、完善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初步构想。

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过程，也就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力，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和能力的过程。完善自由心证，首先要改革法院系统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审判监督体制，加速法官的职业化改革进程，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水准，提升法官的业务能力，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尽量缩减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的根

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他非理性因素的限制。”⑦同时，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必须详细述明合议庭对原、被告双方举出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是否采纳的理由，包括逻辑推理过程和法理分析过程，即做到心证过程对当事人的完全公开。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逻辑保障。法院存档的案卷材料应当方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查阅。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诉讼模式的改革。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应当体现当事人主义原则与辩论原则。在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的模式下，法院不得将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主要事实，作为判决的资料或基础。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不必调查其真伪，应直接作为判决的基础性资料。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事实，法院只能以当事人声明和提出的证据予以调查和认定。简言之，就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以什么样的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不得超越当事人选择和实施的证据范围进行裁判。⑧但我国民事诉讼则仍持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完善自由心证制度，应当建立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由法官完全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提出的证据来进行认定，从而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

第三，应当完善制定和运用各类证据规则。法官自由心证的行为受到了证据规则的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规则，否则便容易造成专断。例如最佳证据规则，是指原始的文字材料作为证据优先于其复制品。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个证据材料只有在其他证据作证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作为佐证的证据必须是独立的和充分的，并与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豁免规则。由于诉讼证明可能对社会和个人作出不良侵害，因此有必要将诉讼证明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往往禁止某些证据的提出和采用。如夫妻之间的豁免权，新闻信息来源的豁免权等等。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采纳了这一规则，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也应采纳这一规则为宜。

总之，自由心证是现代司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审判实际的证据判断原则，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有利于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实现法官独立。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2、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陈光中等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价值研究》，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

7、[美]杰罗姆•佛兰克著，毕玉谦译：《法律和现代精神》，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

⑧ [美]杰罗姆·佛兰克著，毕玉谦译：《法律和现代精神》，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第四篇：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

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信用危机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

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

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日本民事诉讼法、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第二、扩大法官的审判裁量权。在私法领域导入道德规范，是为了弥补法律功能的不足。但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过程中，固然需要具体化为操作性很

强的具体条文，也需要伸缩性很大且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性条款。作为指导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然为法官扩大裁量权，应付新类型案件和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扩权运作的手段。

第三、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既判力的根据在于确保国家的审判权威，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机会、攻击防御机会，最终使他们服从于在充分程序保障下的审判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程序中，将直接约束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方式以及内容。当事人既然不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就要对此承担责任，其表现就是应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主体对象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基础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在诉讼法律关系为基础。在这些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首先，是课以当事人以附随义务的机能，例如对事实等的说明义务。其次，阻止滥用权利的机能。再次，是基于不可能期待对权利加以限制的机能。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实施矛盾的诉讼行为。例如，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当事人之间必须相互负担相应的义务，如不得妨碍对方的举证等。如果当事人懈怠履行义务，法院基于法律安定性的要求，可以课以当事人以一定的责任。另外，判断是否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其权限无疑属于法院。而且，滥用诉讼权利，也应包括当事人与法院形成的审判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权利。因此，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个主体。

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形态

第一、排除不正当形成的诉讼状态。当事人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例如，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审判管辖法院，故意变更义务履行地或修改合同履行地等。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基于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地利用职权，或者故意规避法律规定，制造出一些不正常的诉讼状态，通过乱列第三人扩大管辖权的范围，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背弃和违反，应予以排除。

第二、诉讼上的禁反言。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诉讼进行中，在程序内或者程序外，一方当事人先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先行行为），令对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深信不疑并实施了诉讼行为后，已实施先行行为的当事人一方又作出与先行行为矛盾的行为（后行行为）时，就有可能会危害后实施行为的当事人。如果该矛盾行为会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后行的矛盾行为。再如，一方当事人基于某事实提起诉讼，并极力证明事实的存在后，对方当事人在肯定该事实存在的同时，也基于该事实提起别的诉讼请求，并极力作了举证，但先起诉者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认了原来主张的事实，这是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文秘114版权所有

第三、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当事人一方懈怠行使诉讼权利，长期没有行使的表示和实施相应的行为，致使对方当事人以为已经不会再行使，而实施了一定的诉讼行为时，方开始行使该项权利，并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应作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否定。

第四、诉讼权利滥用的禁止。诉讼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加以行使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意图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例如，滥用程序异议权、回避申请权，或者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不当地提出证据，或者在诉讼程序将要结束时，要求传唤新的证人等等，法院可以引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制止。

总之，法官判案，依靠的是事实根据。在民事诉讼中，除特殊情况外，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明事实的依据主要来自当事人，为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将法院从繁重的讼累中解放出来，不应允许当事人基于恶意目的，故意作虚假陈述，以迟延诉讼，或依投机心理获取胜诉结果。因此，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注意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学说和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上一页

[1]

[2]

第五篇：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主题，人类社会也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古语云：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现代公民立足社会的道德基石，公民要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恪守自己的信用，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生存理念。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的尴尬局面，因而警惕～、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现在在一些地方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已经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信用问题并不局限于消费信贷之类的经济领域，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一种社会病的～也早已侵入法治领域，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同样法律授予当事人诉权，意在其权利遭到侵害时得以寻求法律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滥用诉权，违反诉讼目的，恶意诉讼，将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列为被告，或起诉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在实体上没有胜诉证据，纠缠法院和相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均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实信用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必须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之，这是民法对权利义务实现所作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和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在法律社会化的演变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得以接受并最终确定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在民事诉讼立法方面，各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相关的真实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188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日本民事诉讼法、～时期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类似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第一、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使公法和私法能够相互弥补。在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权益冲突和纠纷的发生，最终的解决要依靠国家以公法即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达成。诚实信用作为道德规范，当它被私法吸收和确立为私法原则后，对私法的机能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也逐渐借助私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来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民事诉讼法是国家以审判权的方式介入民事纠纷，并由法院代表国家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作出权威判断，使得民事纠纷的解决完全变成由国家进行审判的公法关系，可见，为私法所采用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公法的补充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扩大法官的审判裁量权。在私法领域导入道德规范，是为了弥补法律功能的不足。但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过程中，固然需要具体化为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条文，也需要伸缩性很大且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性条款。作为指导性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然为法官扩大裁量权，应付新类型案件和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扩权运作的手段。第三、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既判力的根据在于确保国家的审判权威，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机会、攻击防御机会，最终使他们服从于在充分程序保障下的审判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程序中，将直接约束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方式以及内容。当事人既然不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就要对此承担责任，其表现就是应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

三、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