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统计分析的重要逻辑观念
非常好的文章——死人不会说话[转帖]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
有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统计学 家沃德 教授(Abraham Wald)遇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那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作战指挥官。他说:“ 沃德教授,每次飞行员出发去执行轰炸任务,我们最怕听到的回报是: 『呼叫总部,我中弹了!』 请协助我们改善这个攸关飞行员生死的难题吧!”沃德接下这个紧急研究案,他受委托分析德国地面炮火击中联军轰炸机的资料,并且以统计专业,建议机体装甲应该如何加强,才能降低被炮火击落的机会。但依照当时的航空技术,机体装甲只能局部加强,否则机体过重,会导致起飞困难及操控迟钝。沃德将联军轰炸机的弹着点资料,描绘成两张比较表,沃德的研究发现,机翼是最容易被击中的部位,而飞行员的座舱与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部位。
沃德详尽的资料分析,令英国皇家空军十分满意。但在研究成果报告的会议上,却发生一场激辩。负责该项目的作战指挥官说:“沃德教授的研究清楚地显示,联军轰炸机的机翼,弹孔密密麻麻,最容易中弹。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机翼的装甲。” 沃德客气但坚定地说:“将军,我尊敬你在飞行上的专业,但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建议加强飞行员座舱与机尾发动机部位的装甲,因为那儿最少发现弹孔。”
在全场错愕怀疑的眼光中,沃德解释说:“我所分析的样本中,只包含顺利返回基地的轰炸机。从统计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是能够安全返航,而飞机很少发现弹着点的部位,并非真的不会中弹,而是一旦中弹,根本就无法返航。”
指挥官反驳说: “我很佩服沃德教授没有任何飞行经验,就敢做这么大胆的推论,就我个人而言,过去在执行任务时,也曾多次机翼中弹严重受创,要不是我飞行技术老到,运气也不错,早就机毁人亡了,所以,我依然强烈主张应该加强机翼的装甲。”这两种意见僵持不下,皇家空军部部长陷入苦思。他到底要相信这个作战经验丰富的飞将军,还是要相信一个独排众议的统计学家?
由于战况紧急,无法做更进一步的研究,部长决定接受沃德的建议,立刻加强驾驶舱与机尾发动机的防御装甲。不久之后,联军轰炸机被击落的比例,果然显著降低。为了确认这个决策的正确性,一段时间后,英国军方动用了敌后工作人员,搜集了部份坠毁在德国境内的联军飞机残骸,他们中弹的部位,果真如沃德所预料,主要集中在驾驶舱与发动机的位置。看不见的弹痕最致命。
乍看之下,作战指挥官加强机翼装甲的决定十分合理,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弹着点的分布,是一种严重偏误的资料。因为最关键的资料,其实是在被击落的飞机身上,但这些飞机却无法被观察到,因此,布满了弹痕的机翼,反而是飞机最强韧的部位。空军作战指挥官差点因为太重视“看得见”的弹痕,反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这个案例有两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地方。死掉或被俘的人无法发表意见。
第一,搜集更多资料,并不会改善决策品质。由于弹痕资料的来源本身就有严重的偏误,努力搜集更多的资料,恐怕只会更加深原有的误解。
第二,召集更多作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提供专业意见,也不能改善决策品质,因为这些飞行员,正是产生偏误资料过程中的一环。他们都是安全回航的飞行员,虽然可能有机翼中弹的经验,但都不是驾驶舱或发动机中弹的“烈士”。
简单的说,当他们愈认真凝视那些“看得到”的弹痕,他们离真相就愈远。信息界有所谓“Garbage In, Garbage Out”,前提(或假设)若是错误,再漂亮的统计算式或方法、再多的资料,也不能让后面的推论变得正确。
在管理实务与日常生活中,许多关键的资料,也像上述轰炸机的个案一样,会因为“失败”而观察不到。台大 刘顺仁教授在著作《决胜》一书中,对“存活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举例说明,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生动贴切又清楚的一个。如果有一位70岁的老人在电视上说,他就是靠每天抽一包烟、嚼一包槟榔才能长寿,请想起“死人没法上电视说话”这件事。同样的道理,不是那个地方长寿的老人家吃或喝某东西,某东西就是养生圣品。
再看一个骗钱的例子(这已经进化到E-mail版)。1月2日你接到一封匿名信,向你表示,这个月市场会上涨,结果市场果然上涨,但你不以为意,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元月效应这回事(历年来一月间股价涨多跌少)。到了2月1日,你又接到另一封信,向你表示,市场将下跌。这一次,又给那封信说中了。3月1日再接到一封信,情形一样。7月,你对那位匿名人士的先见之明很感兴趣,对方邀你投资某个海外基金。于是你把全部的储蓄拿出来投资, 两个月以后,那些钱有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你伏在邻居的肩膀上嚎啕大哭,他告诉你,他也接过两封这种神秘信,但寄到第二封就停了。他说,第一封信的预测正确,但第二封不正确。
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些骗子玩的把戏是,他们从电话簿找出一万个人名,寄出后市看涨的信给其中一半的人,后市看跌的信给另一半的人。一个月后,将有五千人接到的信预测正确,然后再针对这五千人如法炮制。再一个月后,剩下二千五百人接到的信预测正确,如此直到名单上剩下五百人,其中会有两百人受骗上当,因此骗子只要花几千美元的邮资,便可赚进数百万美元。
把手法作些改变。某骗子假装投顾老师招收会员,跟你说你可以先加入一般会员,等你觉得准了再加VIP会员。这改变更巧妙的地方在于,骗子一开始就能赚到钱,此外VIP会员还会帮骗子建立口碑,证明骗子有多准:存活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只要信息不流通,其它人不知道这假的投顾老师有多么(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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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思维逻辑里,成功企业总有成功的原因的,于是将其归纳总结。
但我们往往不会去关注那些,和成功企业在同一年代成长,最后相继消亡的那些,为什么会消亡。
研究成功者,你能看到美艳的皮肤。
研究失败者,你能看到生死的命门。
第二篇:养老规划:观念也重要
人们在投保时,往往只关注买什么样的产品,应该怎么买,从而注重了方法忽视了观念本身。人们对自己的养老规划,要尽早做准备。做养老规划时,观念和方法同样重要,这样的你才是理智的。
如今,社会大众对养老意识的普遍淡薄,有些自恃有社保养老而拒绝其它养老规划。其实仅靠社保是远远无法满足未来的养老品质的。
当代人养老要靠自己,高品质的养老生活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应单寄希望于社会。特别对于一些还没有社会保险的民众来说,更要充份借用商业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优势。新政出行
最近养老保险又出新政,在上海将率先试行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运营机制。如能实行将为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个人延税型养老类保险有别于目前个人收入纳税后才缴纳保险金的做法。由于该保险费可以税前扣除,整体降低了投保人的缴税额度和纳税比例。同时,随着国家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不断提高,特别对于一些低收入者,有可能在购买了这类保险以后,其工资收入即在个税起征点以下而无须缴税。
由于投保人购买养老保险和领取保险金还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其边际税率也有较大的区别。比如,延期将缴纳的税款在将来也有可能随着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提高而获得减免。因此,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对于民众(投保人)有非常大的税收优惠。
更新观念
除了留意新出的养老商业险,人们在理财中也要有意识的想一想:现在我能为养老做些什么?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投资渠道过于单一,投资理财方法有待完善。比如一部分人因惧怕风险而过于依赖银行储蓄,另一部分人过于追求利润全民炒股或炒房等。这些不理智的做法,也将影响家庭规划中的养老问题,使得养老资金处于匮乏或不安全的状态。
民众的理财观念有待提升。其实理财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前瞻的眼光和超前的观念。如果说理财方法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那么理财观念就是促使你动手打开财富之门的信念,并在你年老之时亦能舒适安逸。
插排:所谓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在一定比例之内,可以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的保险产品。也就是说现阶段投保人所交的保险费延迟纳税,直到投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的时侯再补缴相应的税款的养老保险产品。
第三篇:公私观念与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
公私观念与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
作者:赵晓峰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大私”的分析观念,将乡土社会里的宗族或自然村赋之以“大私”的属性,以此重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研究发现,宗族、自然村是农民认同的一个重 要的“自己人单位”。受此影响,传统农民的行为逻辑是“以群为重,以己为轻”的群我主义,以农民认同的“大私”单位为界限,其内遵循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义行为逻辑,其 外则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义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崇公抑私”等公与私的价值性术语的实践效能就会有新的发现。
关键词:公私观念
传统农民
特殊主义
群我主义
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探讨中国人公私观念的属性,一个理想的起点即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分析概念: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 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力时,他也是为了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1]
从中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从理论上来讲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层次性,在天下之“大公”与个人之“小私”之间有若干个类如家、族、党、国的中间地带的圈、层;二是规定性,“私”是人的本能,“私”先定而“公”后随;三是伸缩性,在中间地带的圈、层上,公与私都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以根据自身 需要给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四是价值性,中国人为了任一圈层的“公”的利益,不会牺牲内圈层的私利,却会言之凿凿地牺牲外圈层的公利。
公与私的价值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崇公抑私”等褒公贬私的思想观点盛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追求私欲而无公德的现象充斥在民众生活实践的各个角落。然而,公与私问题在价值性和实践性之间存在着的认识论上的张力,可能更多是由公与私界限的笼统、模糊,由“公”的向内扩张性和“私”的向外扩张性叠加带来的,也就是说是由公与私 的伸缩性引发的认知上的悖论,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实践中的悖论。因为由公与私的多层次性所决定,一旦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被打破,公与私的另外两个特征也就必然需要重新认识[①]。
笔者认为,认知上的公私悖论现象的产生更多是由于脱离了实践的场域,抽离了时空,过于期待能够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层面上寻找到一个普遍性的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认识论范式造 成的。一旦,将农民公私观念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的场域中,放到对农民日常行为逻辑的考察中,就可以发现,在“以己为中心”的家庭之外的若干层级上可能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大 私”。因为在“多层次”的公与私中有一个“事先规定”的农民认同的结构性的“大私”的存在,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和价值性特征就有了重构的可能性。
为此,本文将把公与私的讨论安放到村庄里,从公与私的层次性、规则性两个层面着手,试图建构理解传统社会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深化理解农民的公私观及由其型构的地方社会 秩序的内在逻辑。
二、中国农民“私”观念的起点及其行为逻辑
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这是学界的共识。金耀基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家的过度发达,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使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类如西方的“个人主义”[2],由个体组 成的家庭构成划分群己、人我界限的基点。贺雪峰还进一步提出与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而不是自然边界构成人我、群己界限的边界。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中,团体和个人是对立的两端。而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构成群己界限的边界,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庭与西方的个人一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3]
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为取向是以己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费孝通说中国人不是个人主义者的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4],但是 说中国人是自我主义者却与他自己关于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的判断相冲突,引发了后辈学人的质疑。[5]个人主义建立在宪法和权利观念之上,是权利本位的,而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没有产生个人观念和权利观念,更多是依照义务的原则与他人进行交往的,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的伦理义务。[6]
按照自我主义的逻辑,在“己、家、族„„”由内向外推的序列谱上,一个中国人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为了某一个圈层的私利而牺牲之外所有圈层的更大的“公”的利益,而不会为了这个特 定圈层的“公”的公利而放弃其内任何一个圈层的私利,比如说中国人可以为了族的利益而牺牲国之公利,而不会为了族的利益甘愿去牺牲一己一家之私利。这显然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具有 不相符的一面,如果将自我主义逻辑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场域中则更加明显,一旦单个村民可以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而牺牲一族一村之公利,村落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村庄也就不能 成为村庄了。
由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主义的,更不是杨朱学说所渲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为我主义,从表面上看更像是梁漱溟阐述的遵循伦理本位原则的“互以 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不过,从中国人的实践行为逻辑来看,“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的利他主义是有边界的,更适用于家人和熟人之间,适用于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内部的人际交往行 为。所以,在廉如鉴、张玲泉看来,“‘自我主义’有低度社会化之嫌,‘互以对方为重’则有过度社会化之嫌”[7],都不能概括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特点。鉴于此,笔者认为传统中国农民的 行为逻辑是群我主义的,“以‘群’为重,以自己为轻”。因为有“群”的存在,就有“群”的规范,就有“群”内所有人都认同的地方性知识,有了一己一家必须遵循的规矩。群我主义相 对于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来说,关键是存在着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站在这个边界上向内看,为了这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既可以牺牲边界之内一己一家之私利,也可以牺 牲边界之外的一国乃至天下的公利;在边界之内,人际交往的逻辑是“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而到了边界之外则完全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
三、农民“私”观念的拓展:“自己人”及其行为逻辑
虽然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对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推崇备至,但是大家庭并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8]家庭的规模限制了单个家庭提供水利、安全等公共品的能力,当传统国家也无力为分散的小 农家庭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品的时候,就需要在单个家庭的基础之上构建诸多家庭联合供给公共品的合作机制,因此也就需要一个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 位。
孙中山认为:“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 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价性命。”“至于说到对国家,从没有一次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9]
杨国枢则更进一步将中国人这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倾向称之为家族集体主义,“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个人不得不屈从或融入家族,其个性或独特性自然不受重视”。[10]对此,林语堂认 为“他们(中国人)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则为扩大的自私心理”。[11]
“扩大的私心”是家族集体主义意识的来源,是“自己人”认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杨宜音提出中国人是通过先赋性关系和交往性关系来建立“我们”概念的心理联系,“关系化”是形成 “自己人”意识的重要机制,而“类别化”则是判别与区分内外群体心理联系的重要机制。[12]以此来看,以自然村落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无疑是形成农民“自己人”观念的最佳场域。在这里,依血缘而来的先赋性关系和依地缘优先性而来的面对面的交往性关系是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宗族是最有利于建立“自己人”认同的先天性组织载体。宗族与宗族之间则会因为“类别化 ”机制的发酵而形成内外群体的区分。但是在自然村落里,高频度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也有可能弥补先赋性关系不足的缺陷,使杂姓村落也有可能成为以自然村为认同边界的“自己人”群体,而对于那些没有或很少有互动交往关系的外宗族、外村落来说,自然也就成了陌生的“外人”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差序格局”的农民公私观。“差序格局”的伸缩性特征,在村庄视域中更形象的描绘来自于王铭铭。王铭铭在福建溪村考察时发现,全家族作为独立的整体与异 族或村外人对照,被称为“自家人”,即“私”的一部分;对于聚落房支和个别农户而言,则转化为“公”的单位。聚落房支于家族而言,称为“私房”,是“私”的单位;而对于亚房和家 户却被称为“公”的单位。亚房对于家族、异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为“私”一级的单位;但对于家户和个人,成为“公家”,也与它们一同称为“家人”。家和个人的分别极小,家即自 己,自己即家。[13]
在费孝通和王铭铭看来,建立在家以上的“家、亚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级公与私的认同较多的呈现出均质化特征,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贺雪峰对农民行动单位的研究无 疑打破了这种认识。他提出,在超越家庭之上的差序四级中,往往有一级构成超出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农民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且因为这一级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存在,而压抑了其它各级 的认同水平和行动能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宗族、自然村就是凸显的超越农民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14]
相比于费和王的论述,贺雪峰提出的双层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观点可能更切合于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以解放前的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平野认为中国的村落 具有共同体层面的意义。[15]暂且搁置中国农村是否是一个共同体的讨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族、自然村确实有可能是农民“自己人”心理认同的一个重要单位,是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因为有了“自己人”的认同,它对内就能够在不破坏群体团结的基础上遏制介于家庭与宗族之间的诸如亚房、聚落房支的“私”的利益单位的挑 战,使宗族“对内虽然从来难有一致的时候,对外却从来没有不一致的时候”的集体行动逻辑成为可能,从而使宗族、自然村成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公”的单位。宗族、自然村的“公”相对于个人、家庭来说是“公”,而相对于“国家”之“大公”来说,又退回到“私”的领域当中,实则是农民认同的“大私”。
接着,我们再来看“大私”的规范性。乡土社会是一个依靠礼治形成秩序的社会。[16]礼治就是以地方性共识、以公共规则为内在秩序机制的习惯法、民间法来治理。由于其极度强调“公共 性”,对个人而言,“礼治秩序”所蕴涵的就是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逻辑。整体不是单个的我,是由诸多的“小我”聚集而成的“大我”。整体主义强调 的是以“小我”为中心向往外推的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具有“公共性”,“自我”必须“克己”以按照地方性共识、公共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动。这也是传统中国农民“群我主义”行 为逻辑的根源所在,而其群就是“自己人”群体,即宗族、自然村。
然而,农民行为逻辑的整体主义一旦超越了宗族、自然村等“自己人”的范围,自外向内、自上向下看则会发现其很快就回归到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中去了。说到底,礼是规范熟人社会里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并不能推广到宗族、村落以外的陌生人社会。与规范礼治社会秩序的人情、面子等习惯法、民间法相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法才具有普遍性。法是靠权力和暴 力来推行的,礼则是靠教化来习得的,在“民不告,官不究”的传统社会里,法和礼以宗族、自然村为界限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所以,许烺光才会认为:“中国人决非一盘散沙,尤其在亲属关系和地方组织中,中国人彼此在一起的力量比粘土还紧。至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性格,只有在主要亲属以外的团体关系中才会 出现”。[②]以宗族为界,宗族内为“粘土”,宗族外为“沙”的论断无疑是对“自己人”内外整体主义逻辑和特殊主义逻辑分属转换机制的最形象的说明。
超越家庭之上的“自己人”、“大私”的存在,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为村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也阻隔了国家与农民之 间直接关联机制的建立,致使传统中国的农民只知道有宗族而不知道有国家,只愿意为宗族做义务本位的付出,而不愿意为国家做轻摇赋税、有限兵役等之外的更多付出,以致在农民的心里 出现了“有宗族而无国族”的认同窘况。正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前辈先贤才会说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也更能体会到这里的“一盘散沙”实则更多指的是以宗族等阻隔农民建立起对国家认 同的“自己人”、“大私”为单位的粒粒“沙子”的“散”,而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个人层面的“散”。
四、村庄视域中农民的行为逻辑:“小私”和“大私”何以“通了家”
村庄社会性质是理解单个农民群我主义行为逻辑和“自己人”整体主义行为逻辑是如何交汇融通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谈起乡村社区的社会性质,仍不得不提费孝通“熟人社会”的 理论模型。“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7]熟悉而非陌生构成传统农村社区的底色。然而,仅仅是“熟悉”远远不足以理解传统村落的性质,“熟悉”并不足以使世 代延续的宗族性村落得以长存,由“熟悉”而生发出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成本”问题难以构成理解传统农民行为逻辑的根本原因。那么,在熟人社会里,由“熟悉”到“信任”、“规 矩”等秩序生产机制,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呢?陈柏峰认为是“亲密”,支撑机制则是人情。[18]但是,仅从“亲密”出发来理解乡土社会的本质,理解宗族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显然还不够。归根到底,“亲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感觉,“人情”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一种方式和规则,从微观的个体到中观的宗族、村落存在着“惊险的一跳”。换句话说,个人和 社会、“小私”与“大私”在哪里“通了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费孝通说:“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19]这里的“习”字很 关键,正是一个“习”字建立起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习”就是人的社会化,其本质是建立起个人对规矩、对社会、对地方性共识的“认同”。在一个长期实行自治性管理的社区 中,熟人社会的秩序生成关键靠农民在不断“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同”。“认同”就是将宗族、村落在长达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上所沉淀下来的地方性共识“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其本质是一个“私化”的过程,将宗族、村落“私化”为个人,使之成为农民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
群己界限的划分是“习”的主要任务,建立起以“自己人”为界限的“认同”是“习”的关键内容,宗族、自然村内部是“自己人认同”,之外则是“陌生人认同”,以宗族、村落等“自己 人”群体为界限,规矩、法律成为人们内外有别的行为依据。因此,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积众人之“小私”成社会之“大私”,使宗族、村落成为自治的共同体,关键还在一个“习”字,在 “认同”二字,没有“自己人认同”和“自己人行动逻辑”,宗族、自然村落的秩序就无以生成。
那么,农民“认同”的是什么,“小私”和“大私”凭借什么“通了家”呢?杨宜音认为:“自己人结构虽然带有先赋性的特征,但是最为核心的还在于结构边界具有的心理动力特性。隐藏 在‘自己人圈子’背后,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它掌握了人对环境的适应和创造,打通了‘我’与‘我们’的边界”。[20]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可以通过先赋性关系自动成为一个“ 自己人圈子”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交往性关系融入这个圈子从而成为“自己人”。在这个结构性“自己人圈子”中,内核是依血缘关系而来的宗族,非宗族的人必须通过通婚、过继等 各种拟血缘的手段或者是通过交往才能被接纳为“自己人”。在传统村落社会里,“自己人”的信任建构是在“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熟人社会的场域中完成的,得益于先天的血 缘性关系和后天的交往性关系的叠加效应。但是不管是在南方单姓主导型的宗族性村落,还是在北方多姓杂居的村落,“关系”都是打通“我”与“我们”,“小私”与“大私”之间隔阂的 重要的实践机制。
黄光国在研究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时分析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形式,并分别有不同的适用法则:一是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以家庭为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 个类别。它的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二是工具性关系。它是个人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建立的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 则”;三是混合性关系。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等不同的角色关系,适用的是“人情法则”。在黄光国看来,混合性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 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21]
黄光国的分析比较契合梁漱溟的判断,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实质是关系本位。而关系的建立往往要依赖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黄光国对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研究 超越了村庄,旨在提出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模式,更重视的是以人情、面子为权力游戏规则的混合性关系的分析,难以清晰地揭示出传统中国农民在村庄里的行为逻辑。
将黄光国的研究成果用之于村庄则会发现,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不仅适用于一己之家,而且还通行于“自己人圈子”,但其所讲的需求法则就不一定适用于以宗族等为存在形式的“自己 人圈子”。也就是说,黄光国的情感性关系既适用于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宗族。并且,混合性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宗族、自然村落这样的“大私”单位。因此,在家庭之外,宗族、自然村落之内,人情和面子都是重要的关系资源。人情是以礼物的互惠等形式建立起来的,面子也是通过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馈赠与接受”的互惠关系建立起来的。
由“伦理本位→关系本位→人情、面子”倒推过去,就是费孝通的“伦理路线”。费孝通认为孔儒学说一统天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路线就和伦理路线就分野了,学者们的职责是去 维持伦理路线。[22]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里,乡村社会的日常治理主要不是依赖国家法的治理,而是依赖人情、面子等关系资源的治理。伦理路线的治理依托的主体是将义务本位的 价值取向内化到日常行为中的个人,也就是遵循群我主义行为逻辑的个人。因为人情和面子都蕴藏着人际交往的规范,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习得了这些规范,也就会认同这些规范,将之作 为日常行为的标准,从而这些规范也就成了地方性知识,具有了“公共性”。正是在这里,“小私”和“大私”之间“通了家”。
当然,为了维持“大私”社群内部的秩序仅仅依靠这些软的规范还不够,毕竟它们所针对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关系,因此还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硬的规范,这就是族规家法、村规 民约。族规家法、村规民约虽然也有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倡导性、预防性规定,但其主要的功效应该是防止和打击越轨者对“大私”秩序机制的挑战和破坏,使“大私”社区的秩序得以保持 稳定。在清朝末年,在满清政府的支持下,宗族组织甚至可以将不法族人处死。[23]因为有血淋淋的事实和相关故事的传承,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农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对之耳 熟能详,从而将族规家法、村规民约在无意识中就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正是人情、面子、族规家法、村规民约等“自己人圈子”里的公共性规范,为个人“正心、修身”提供了“习”的知识性资源,使“小私”和“大私”可以凭借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建立 起的“自己人认同”意识而“通了家”。
五、农民的国家观:“大公”与普遍主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公与私问题得以萌芽、成长、成型的第一个关键期。在中国走向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立公灭私”成为先哲们尊崇的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导致了封建君主专制王权的建立。但那个时候的国家是君主一人、一家、一族之国家,代表国家的法律实则是一人、一家、一族之法律,统治者将私家的法律凌驾于一国之上用之于 规范社会。
到宋明两朝的时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公”的意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直接代表“善”或世界的根本原理——如义、正、天理等,出现了高度抽象化的现象。明清之际,“公”的大 致含义虽然仍是普遍,全体,但其新特点在于承认了“私”的正当性,甚至认为理想的“公”,就是全天下的“私”都得到合理实现的境界。[24]进入近代以来,“在较抽象的层次‘公’代 表一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超越理想,亦即是正道或正义;在一个具体的层面,‘公’代表近代国族主义下人们对新群体的想象与认同”,人们逐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的现 代性转变。[25]
“公”的抽象含义的变迁一般都是先在知识精英分子那里酝酿成熟,逐步走进民间,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的渗透影响农民的观念和生活的。现代意义上国家的观念是从清末新政开始逐步形成的,到民国年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普遍主义的法律、制度、政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实践,成为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可以借用的外界资源,国家的话语 日益成为农民(主要是精英分子)生活话语的一部分。[26]
六、结语
结合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构建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如下表:
由于传统中国农民是终老于乡的,宗族、自然村不仅是农民日常的一个生产、生活、娱乐单位,而且还是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践场,是农民魂牵梦绕可以安置灵魂的地方。而高高在 上的国家,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超越了农民的想象,不能承载普通大众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不能为农民提供宗教般的信仰来源。所有这些,农民都是在宗族和自然村里得以实现的,传宗 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光宗耀祖、叶落归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这里久经酝酿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因此,为国争光、报效国家等将人生价值直接指向国家的观念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才 出现的,并且更多还只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才会有的实践行动。所以,在传统社会里,宗族和自然村阻断了国家和个体的有效对接,使“有宗族而无国族”的农民政治社会认同模式成为可能。[③]
进一步地讲,在传统社会里,崇公抑私的重点在宗族层面,“抑”的是宗族之“大私”的力量,以防备其发展成威胁国家之“大公”利益的力量,至于个人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力量往往并不 是“抑”的重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杨朱学说关注的重点也不是个体、家庭层面的“小己”,而是宗族层面的“大己”。在宗族内部,为了“大私”整体的利益,个人是不能过于彰 显“小私”利益的。而到了宗族的外部,“小私”就有着极大的冲动为“大私”谋取能够“光宗耀祖”的利益,以致“诛九族”常常成为皇帝处罚臣子的最严厉的刑法。如此一来,公与私的 价值性术语才有更强的实践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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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怀印。华北村治[J].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①] 笔者认为这也是建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理想图式的关键点所在。本研究即着力于从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出发,寻求理论创新的起点。
[②]转引自: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1-262。
[③]正是基于此认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要以宗族为基础,一级一级的改造、联合,直到成就一个国族(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将族权看作是“束缚 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必须要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以解放农民(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本文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第四篇:中国旅游统计分析
中国各地区旅游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与统计分析 摘要:本文根据2001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的有关数据,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对我国大陆各地区的旅游企业经济效益作了定量分析,按加权因子得分进行了排序,给出了一种分类方式,并用典型相关分析对各地区旅游企业经济效益与旅游资源分布关系进行了研究,为各地区旅游业横向比较及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关键词:旅游;企业效益;综合评价;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典型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O212.4
文献标识码: A 旅游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的旅游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国家把旅游业确定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的新兴产业序列中的第一位,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发展。现阶段我国旅游业已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格局和门类齐全的生产体系,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业结构日趋完善,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它不仅扩大了就业,促进了消费,为国家增创外汇,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促进了生态的优化和环境保护。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旅游资源分布有差异,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地方政府扶持力度等原因,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已不平衡,地区差距拉大。如何评价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旅游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重要课题,这对于进一步提升旅游产业地位,提高产出水平,使各地区旅游业均衡、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统计模型定量分析,客观地对我国各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旅游企业经济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给出了排序、分类,并对结果做出了合理分析。1.评价指标与方法
我国目前考核旅游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有:固定资产、利润、税金、全员劳动生产率等,这套指标体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各个侧面的状况,但各指标间常出现此大彼小、此高彼低的现象。国家旅游局旅游企业经营统计报告只是按某项指标分别给出居于前十位的省份,整体看经营情况如何却不甚鲜明,因而综合各指标的相关信息,从中提出尽量少的“主要”评价指标用于实际的客观、公正、全面评价十分必要。本文用因子分析方法给出一种评价方式,只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相信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使用必将提高国家旅游局统计报告的效用和权威性。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出版的2001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选取指标体系如下:x1-固定资产(万元);x2-营业收入(万元);x3-利润(万元);x4-税金(万元);x5-利润率(%);x6-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x7-人均实现利税(万元/人);x8-人均实现利润(万元/人);x9-人均固定资产原值(万元/人);x10-从业人员(人);x11-企业数。这十一个指标是异量纲的,数值差异大。计算指标的相关系数阵还发现许多指标间高度相关,实际上有的指标可由另一些指标得出,说明指标间信息有重叠,如果简单地用减少指标的方法又势必造成某些重要信息的丢失。因子分析可以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它以最少的信息损失,将原始的众多指标综合成较少的几个因子变量,以之代替原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为了确定原指标变量是否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巴特莱特球度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为高度显著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KMO值为0.672,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
2.统计分析
2.1因子分析与综合排序
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调用FACTOR过程,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因子分析初始解,用方差最大旋转法作因子旋转,计算因子得分,以所选因子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因子得分,并按综合因子得分排序。输出结果见下表1。表1:相关矩阵特征值表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累积贡献率
6.50450694
4.36025715
0.5913
0.5913
2.14424979
0.80293241
0.1949
0.7863
1.34131738
0.80034008
0.1219
0.9082
0.54097731
0.24847090
0.0492
0.9574
0.29250641
0.22167858
0.0266
0.9840
0.07082782
0.00524912
0.0064
0.9904
0.06557871
0.04552821
0.0060
0.9964
0.02005049
0.00781079
0.0018
0.9982
0.01223970
0.00630963
0.0011
0.9993
0.00593007 0.00411469
0.0005
0.9998
0.00181537
0.0002
1.0000
由表1可知:只选取前3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已达90.82%,而其余8个主成分的贡献率都不到5%,所以只取前三个主成分作为综合指标即公因子变量可比较全面的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
表2:旋转后的三因子载荷矩阵表
指标变量公因子1
公因子2
公因子3
X1
0.88959
0.17130
0.39839
X2
0.94146
0.16580
0.26969
X3
0.85640
0.26763
0.15222
X4
0.96909
0.11215
0.09233
X5
0.08420
0.97222
0.05432
X6
0.36506
0.20146
0.81881
X7
0.30630 0.90275
0.27876
X8
0.23788
0.94913
0.15050
X9
0.03290
0.14598
0.92659
X10
0.94938
0.15148
-0.12881
X11
0.76479
0.17752
0.17676
因子变量的命名解释是因子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使公因子在原变量上的因子载荷有较鲜明的意义,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旋转后由表2可见:第一公因子在X1、X2、X3、X4、X10及X11上有较大正载荷,反映了企业规模大小、企业经营总量,可视为规模总量因子。第二公因子在X5、X7和X8上有较大正载荷,反映了人均意义下企业的利润、上缴国家的利税大小,可称为人均产出效益因子。第三公因子在X6、X9上有较大正载荷,补充说明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工作成效和使用旅游资源能力,可称为人均人力效率因子。从因子变量得分可分别描述各地区旅游企业在规模总量、人均产出效益、人均人力效率方面的差异。为了综合评价各地区的旅游企业经济效益,调用 SAS软件的SCORE过程,计算各地区公因子得分及综合因子得分,即对三个公因子按方差贡献率赋予权重,求加权因子得分E
其中分别为三因子得分。按E值得分排序如下表3。表3:各地区公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及名次 地区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综合得分
名次
广东
4.69262
0.20384
-1.12098
2.6778 1
北京 1.66170
0.58822
1.89714
1.3285 2
上海
0.63836
0.98190
3.20273
.9592 3
江苏
0.50538
0.09254
0.19609
.3408 4
浙江
0.14075
0.19167
0.79957
.2180 5
福建
0.59328
0.59018
-2.38143
.1755 6
山东
0.18163
-0.32953
0.21684
.0696 7
辽宁
-0.06207
-0.26187
0.90618
.0227 8
四川
-0.04664
0.42229
-0.33702
.0136 9
广西
-0.23786
-0.19579
0.96519
-.0611 10
湖南
-0.48380
0.92714
0.24800
-.0751 11
安徽
-0.11381 0.46737
-0.83694
-.0782 12
湖北
-0.07985
-0.17740
-0.48335
-.1407 13
云南
-0.20911
-0.61538
0.69245
-.1592 14
山西
-0.41322
0.63250
-0.64976
-.2003 15
吉林
-0.50807
0.29059
0.30584
-.2065 16
河南
-0.27298
0.10582
-0.58700
-.2123 17
河北
-0.21661
-0.01710
-0.70675
-.2176 18
黑龙江
-0.38955
0.30856
-0.40796
-.2199 19
天津
-0.44507
-0.40856
0.51709
-.2798 20
重庆
-0.46587
0.11513
-0.24197
-.2825 21
新疆
-0.51187
-0.10352 0.33128
-.2825 21
内蒙古
-0.53956
0.58932
-0.68639
-.2879 23
海南
-0.44459
-0.79980
1.04472
-.2914 24
江西
-0.49292
0.08856
-0.16572
-.2944 25
甘肃
-0.57870
0.53851
-0.47970
-.2957 26
贵州
-0.50596
0.20599
-0.40455
-.3083 27
西藏
-0.76862
0.76114
-0.38345
-.3529 28
陕西
-0.34088
-0.64466
-0.25127
-.3578 29
青海
-0.55592
0.26860
-0.97012
-.3946 30
宁夏
0.26979
-4.81625
-0.22877
-.8070 31
从表3可见,综合排序第一的广东省旅游企业按其经营规模排名第一,由于从业人员多,按其人均人力效率看并不占优势,相反有些靠后,福建情形与广东类似。这说明广东、福建两地旅游企业量的增长已达到一定的程度,现要求行业在质的方面有大幅提高,如何在保证服务质量前提下控制成本,减员增效,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是广东、福建旅游企业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北京、上海两地情况较好,从综合指标的三个方面衡量都靠前,特别是上海人均产出效益得分、人均人力效率得分都排名第一。由于旅游经济具有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考虑到北京、上海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位,特别是2008年将在我国举办奥运会,进一步发展两地旅游业仍前景广阔。排名靠后的五个省区中,西藏的人均产出效益得分位次比较靠前,主要是由于产业规模太小而使其综合排名靠后,交通等原因使该地旅游发展规模滞后,相信正开工建设的青藏铁路必将会极大促进西藏旅游的发展;其余四省区则表现为或企业亏损、规模偏小或效率偏低,情况各有不同。
2.2.类型划分
为了进一步反映我国区域旅游企业发展特征,本文调用SAS的CLUSTER过程对地区加以分类,对样本数据作标准化处理。发现分为三类较为合理,第一类:广东、北京、上海;第二类:江苏、浙江、山东、辽宁、广西;第三类::福建、四川、安徽、湖南、湖北、云南、河南、河北、吉林、天津、重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贵州、海南、江西、山西、陕西、新疆、青海、西藏、宁夏。
以上分类的合理性在统计中可以利用贝叶斯判别准则来检验。调用SAS软件DICSCRIM过程作判别分析,得到31个省区回判结果,正确率93.55%,只有第三类的海南、新疆错判,误判率为6.45%,表明所分类别是合理的。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这种分类与实际情况也比较吻合。2.3.相关因素的分析
旅游业的发展与许多因素有关,定量地分析旅游企业经济效益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分布等因素的关系对制定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合理配置资源有十分重要意义。特别是旅游资源欠丰地区该如何办好旅游业,本文如下所作典型相关统计分析将为之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各地区旅游资源的丰度可用如下指标衡量(均指拥有量占全国比重(%))。y1-全国重点名胜区;y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y3-国家级森林公园;y4-国家历史文化名城;y5-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根据《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15卷第3期王凯的《中国主要旅游资源赋存的省际差异分析》一文的相关数据,将此五项指标与前述x1~x11指标作典型相关统计分析(重庆与四川的相应数据进行了合并),调用统计分析软件SAS中CANCORR过程计算典型相关,主要输出结果如下表
4、表5。
表4:CANCORR过程产生的标准化的第一对典型变量的系数
VAR变量标准化的典型相关系数
WITH变量标准化的典型相关系数
V1 x1
-2.6555
x2
1.8471
x3
-0.1297
x4
0.3113
x5
-0.0054
x6
0.0868
x7
-2.0422
x8
2.0695
x9
0.0828
x10
-0.5036
x11
1.5862 W1
y1
0.0987
y2
-0.2455
y3
0.4874
y4
0.9091
y5
-0.3137
表5:典型结构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 Variables and the Canonical Variables of the WITH Variables
W1
W2
W3
W4
W5
x1
0.0306
-0.0284
-0.1597
0.1246
-0.0418
x2
0.0749
-0.1370
-0.1575
0.1395
-0.0457
x3
-0.0903
-0.1660
-0.1619
0.1434
-0.0232
x4
0.1171
-0.1540
-0.0391
0.1983
-0.0746
x5
0.2403
0.1486
-0.0921
0.0249
0.0775
x6
-0.0696
0.0298
-0.2355
-0.0264
0.1106
x7
0.0976
0.1503
-0.1786
0.0317
0.1114
x8
0.1382
0.1338
-0.1989
0.0029
0.1143
x9
-0.3180
0.0477
0.0133
-0.0083
0.1419
x10
0.2061
-0.0862
-0.0107
0.0799
-0.1707
x11
0.5366
0.1167
-0.0515
0.0833
-0.0770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WITH Variables and the Canonical Variables of the VAR Variables
V1
V2
V3
V4
V5
y1
0.4884
0.4401
0.2568
-0.1064
-0.1728
y2
0.0796
0.1787
0.4903
0.2598
-0.0724
y3
0.6236
0.2760
0.0899
0.1333
0.2122
y4
0.7903
-0.0568
-0.0566
0.0748
-0.1749 y5
0.4643
0.2628
-0.3274
0.1871
-0.1747
主要结果的分析:通过五对典型变量相关系数为0的假设检验可知,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0.905457,检验总体中所有典型相关均为0的零假设时第一对(V1与W1)的似然率卡方检验值为0.0554(即的值),故在(或)的显著水平下,否定所有典型相关为0的假设(虽然Pillai轨迹检验不显著,但Wilks等其他3种检验显著)。从检验的结果可知,只有第一组典型相关是显著的,其余四组的典型相关系数与0在0.1显著水平下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只有第一对典型变量是有价值的,其余四对典型变量价值不大。由于两组指标变量测量单位不同,所以以下只分析标准化的典型变量的系数。分析表
4、表5可知:衡量企业效益指标概括为典型变量V1,其在原指标变量x1、x2、x7、x8、x10、x11上有绝对值较大的系数,衡量旅游资源丰度的指标可概括为典型变量W1,其在原指标y3、y4有较大的系数。以上说明旅游企业经营效益确实与旅游资源的分布有关系。进一步分析第一组典型变量的典型结构(即原始变量与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可知x1、x7、x10是抑制变量(具有同典型变量V1的相关相反符号的系数)。W1与衡量企业效益指标分别都不太相关,这个结果很容易解释。而v1与衡量旅游资源丰度的指标y3、y4有相关性,与y2不相关,说明各省区旅游企业效益与该省区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量有很大关系,与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拥有量关系不大。这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旅游资源的开发水平和旅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也说明了为什么像上海这样旅游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旅游企业效益仍较好的原因。3.结束语
由于旅游业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旅游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没有反映出旅游业的社会效益。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群的核心,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能带动社会的进步。如果单独地考察旅游企业盈利与否来评价企业是不科学的,要看到其在稳定就业、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推动市场发育完善的作用。但是,旅游业的产业性质是生产性的,也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公正、客观、科学地反映旅游业的业绩,特别是经济效益,必将有利于科学地制定相关政策,使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利于旅游企业自身的健康快速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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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统计分析报告格式
2012-2013-1《统计学》课程设计
统计分析报告
题目: 关于**********的调查分析
小组成员: 财务1040*班 39号 张三
财务1040*班 40号 李四
联系方式: 189******** 指导教师: 张纯荣
目 录
第一部分 调查方案设计
一、调查方案 „„„„„„„„„„„„„„„„„„„„„„1
二、调查问卷 „„„„„„„„„„„„„„„„„„„„„„
三、„„„„„„ 第二部分 分析报告
一、„„
二、„„
„„„„„„„„
第一部分 调查方案设计
一、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
示例,通过调研„„,为„„„„提供参考。
(二)调查对象
示例,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商学院学生„„
(三)调查程序 1.„„„„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查方向和内容; 2.分发调查问卷。随机抽取在校大二学生男、女各25人作为调查单位; 3.根据回收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样本的生活费来源、分布状况的均值、方差等分布的数字特征,推断人大学生总体分布的相应参数;
(2)绘制统计图形使样本数据直观化并对统计量进行分析
二、问卷设计
关于* * * * * * * * *情况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您好!
„„„„„„„„„„„„„„„„„„ 1.性别:a 男b 女()2.你的消费方式为()a.能省则省 b.事先做好消费计划 c.毫不在乎,想花就花 d.其他 3.你平均一个月的生活费大约为__________元 4.您的生活费的来源主要是()(多选题)a.„„ b.„„
c.„„ d.„„ e.„„ f.„„ „„„„ „„„„
谢谢您的支持与参与
三、问卷发放
本次调查我们采取**抽样,对*******发放问卷****份;
共发放问卷***份,回收问卷***份,其中有效问卷共***份。„„„„
第二部分 分析报告
示例:
一、***********情况分析 经过抽样调查发现,„„„„„„„„„„„„„„
表1 ******频数分布表
接收 500以下 500-800 800-1100 1100以上 其他
频率
14 4 0 累积 % 12.77% 61.70% 91.49% 100.00% 100.00% 接收 500-800 800-1100 500以下 1100以上 其他 频率 23 14 6 4 0 累积 % 48.94% 78.72% 91.49% 100.00% 100.00%
二、***************情况分析
在购买
图4使用手机不同功能的频率分布图
表4 购买手机地点和购买价格的双因素分析
地点 商场 手机专卖店 网站 其他 1000元以下 10 44 3 5 1000--1500 2 20 1 0 1500--2000 2 2 0 0 2000元以上
0 2 0 0 „„„„„„„„„„„„„„
八、家庭收入、学生总消费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我们令家庭收入为x,学生总消费为y,利用excel得到表 summary output 回归统计
multiple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标准误差 观测值 方差分析
回归分析 残差 总计 intercept x variable 1 0.978641 0.957739 0.956858 64.43173 50 significance df ss ms f f 1 4515931 4515931 1087.797 1.23e-34 48 199269.5 4151.448 49 4715200 p-value lower 95%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t stat 77.03136 22.73468 3.388276 0.001413 0.148054 0.004489 32.98176 1.23e-34 upper 95% 31.32023 122.7425 0.139028 0.157079 由表可知:相关系数r=0.978641,f检验回归方程显著,t检验回归系数p值小于0.05,说明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于是有可预测的一元回归方程:y=77.03136+0.148054x。„„„„„„„„„„„„„„
十二、调查结论
通过******************的调查分析,我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篇二:统计分析报告格式(样板)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统计学》课程实践考查
关于“——————”
——————————————————————————————————————————————————正文————————————————————————————————————————。
一、——————
(一)——————
——————————————————————————————————————————————————正文————————————————————————————————————————。1.——————(1)——————
——————————————————————————————————————————————————正文————————————————————————————————————————。
(2)——————
——————————————————————————————————————————————————正文————————————————————————————————————————。2.——————
——————————————————————————————————————————————————正文————————————————————————————————————————。
(二)——————
二、——————
—————————————正文—————————————————————————————————————————————————。
第 1 页篇三:统计分析报告
【目录】
一.引言
二.研究目的 三.数据分析 i.对能源生产及构成的分析 i.1.基于excel对能源生产及构成的简单分析 i.2.基于spss对能源生产及构成的有关分析
i.2.a.相关分析 i.2.b.回归分析 ii.对能源消费的分析 ii.1.从能源消费总量和类型方面做简单分析 ii.2.综合分析能源消耗各类型及总量之间的关系
ii.2.a.相关分析
ii.2.b.以年份粗略预测未来对能源的需求量
四.综合上述分析并总结 五.附录
一.【引言】能源是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也
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注的焦点,能源短缺曾长期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合理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讨能源消费与生产状况,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施科学发展观战略和走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目的本文采自1978年以来近30年全社会的能源生产及消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基于excel及spss软件,从能源的生产构成及消费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并用线性回归模型对世界能源需求进行预测。
三.统计数据分析 i.对能源生产及构成的分析 i.1.基于excel对能源生产及构成的简单分析
下图是自1978年以来社会能源生产总量的情况,对原始数据进 行简单的转换得到图一。
从图中不难看出能源的生产几乎成直线增长,最近十余年来由于
科技的发展及能源的需求量的不断提高,能源的产量增长尤为明显。各能源占生产总量的比例结构从图二中显而易见,原煤不论从储存量还是对人类生活和工业发展的角度而言,目前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而原油的产量却有回落的趋势,自1978年以来逐年降低。当然随着近年来科技的发展,能源短缺危机,在天然气开采上有所提高,水、核、风能逐步发展。
下面基于excel将近30年的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得到各能源的产量增长对能源总产量变化的影响。
当然这里我就简单的以原煤产量对总产量的影响做了分析(原油,天然气等同理),几乎成线性正相关,并得到方称y=1.2708x+5455.6。
基于此方程我们可以从原煤的产量粗率估计能源总产量的情况。i.2.基于spss对能源生产及构成的有关分析 i.2.a.相关分析
由于自1978年以来的数据太多,于是接下来我选择了近十年来能
源的生产情况及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下面选取2002年至2012年的数据,如表一:
表一很清晰的呈现出能源生产总量的增长趋势,同样也反映出各能源组成的不断增长及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由于变化趋势的一致性,所以我对各能源构成及生产总量进行了简单的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
由表二可以看出能源的生产总量与各构成成分之间确实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从表中数据可以得到能源生产总量与原煤,原油,天然气及水、核、风电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9、0.989、0.988和0.972,所有相关系数均大于0.8,成显著相关关系。所以各能源产量确实与能源总产量间存在某种密切关系,能够影响全球的能源总产量。i.2.b.回归分析
同样我利用表一的数据,基于spss分析各能源构成的产量对能源生产总量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表三:
如上图,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了相关数据,加以整理可以得到一个 有关能源总产量与各能源构成的多元线性方程。设能源总产量为w, 篇四:统计数据分析报告(范本)统计数据分析报告(范本)【摘 要 题】青少年社会调查
【正 文】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青少年人口群体。统计表明,2003年中国14~35岁人口有4.65亿,占总人口的36.25%。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青少年都是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在的青少年是变革的弄潮儿、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他们正在经历着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发展变化的速度很快。客观、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青少年的现状,才能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的政策,从而正确引导青少年,把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本报告主要是依据统计数据对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均为撰写本报告时(截至2005年7月31日)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在本报告中青少年采用14~29岁和14~35岁两种年龄统计口径。
一、青少年人口状况指标 1.青少年人口总数及比重 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14~29岁青少年共有311,217,923人,占总人口的24.25%。其中男性158,338,086 人,女性152,879,837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2.34%和11.91%,性别比 为103.57。14~35岁青少年共有465,259,674 人,占总人口的36.25%。其中男性235,453,157人,女性229,806,517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8.34%和17.90%,性别比为 102.46。2.青少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分性别年龄结构反映的是男女不同性别人口的年龄分布情况。2003年中国青少年分性别人口的年龄分布基本一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其总人口中都是30~35岁人口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14~20岁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在20~30岁之间出现凹陷,除了自然的人口变动规律(如受人口惯性发展的影响)以外,与该年龄人群的漏报也有较大关系。因为这一年龄段人群处于流动活跃时期,而流动人口的漏报是统计中很难避免的。同时,我国军人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年龄段,而军人人数是不在统计数据中反映的,这也加大了凹陷的程度。3.青少年人口分布状况
人口的分布状况主要由地区构成和城乡构成两项指标来衡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4~29岁的青少年人口广东省为最多,达2900万人,西藏最少,仅为82万人。各省市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重集中在24.01~34.03%区间范围内,广东省比重最高,达34.03%,最低的为江苏省,占 24.01%。14~35岁的青少年人口数分布与14~29岁的青少年人口数分布接近,比重略有差异。各省之间青少年人口差异与各省总人口和它们过去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的变化都有密切关系。
2003年14~29岁青少年人口31,122万人,居住在城市的有7817 万人,占青少年人口的25.12%,居住在镇的有4718万人,占 15.16%,居住在乡的有18,587万人,占59.72%。14~29岁青少年人口城镇化水平40.28%略低于我国40.53%的城镇化水平。14~35岁青少年人口46,526万人,居住在城市的有12,165万人,占青少年人口的26.15%,居住在镇的有7234万人,占15.55%,居住在乡的有27,127万人,占58.31%。14~35岁青少年人口城镇化水平41.69%又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青少年人口的迁移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迁移人口有12,466,250人,其中14~29岁6,749,193人,占迁移总人口的54.14%,14~35岁8,396,246人,占迁移总人口的67.35%。迁移原因以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婚姻迁入为主,占迁移总人口的七成之多(见图1-3a和图1-3b)。从全国迁移情况来看,学习培训、分配录用、婚姻迁入、务工经商主要是以青年人口为主,均占80%以上。
5.青少年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14~29岁青少年人口有98.33%受过小学以上教育,14~35岁青少年人口比例略低一点(97.14%),但仍以初中教育程度为主,分别占55.13%和50.34%。这与青少年正处于学习求知年龄不无关系。从全国总人口受教育情况来看,青少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好于其他年龄人口,初中以上各级文化程度人口中,14~29岁人口基本占40%左右,14~35岁人口基本占60%左右。6.青年人口的婚姻状况
青年人正处于组建家庭时期,15~29岁青年未婚人口占64.03%,有配偶占35.53%,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配偶的比例逐渐增大,15~35岁青年未婚人口占43.36%,有配偶占55.02%。青年人口婚姻关系比较稳定,无论是在15~29岁青年人口中还是在15~35岁青年人口中,丧偶、离婚和再婚有配偶的比例都非常低,分别为0.7%和1.62%。7.青年人口生育状况 青年人口不同于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随着其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成熟,开始组建家庭哺育后代。从生育的年龄分布来看,青年正处于生育高峰期。根据2003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全国一般生育率为38.01‟,总和生育率为1.4‟,29岁组累计生育率为1164.79‟,35岁组累计生育率为1375.93‟。8.青少年人口死亡状况
青少年人口处于风华正茂、生命力旺盛、死亡率水平最低时期。青年人口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略有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基本在0.28~1.38‟的小区间范围内波动增长。根据2003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全国死亡率水平为6.05‟,青少年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29岁的死亡率仅为0.85‟,14~35岁的死亡率为0.95‟。9.青年人口的民族状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青少年人口。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仍是我国的主体民族,14~29岁青少年人口中有90.58%为汉族,9.42%为少数民族;14~35岁青少年人口中汉族比例略高,为91.09%,少数民族占 8.91%。少数民族中壮族、满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土家族、蒙古族、藏族人数最多,人口比例均占0.5%以上。篇五:统计分析报告概述及范文
统计分析报告概述及范文
什么是统计分析报告
统计分析报告(statistical analysis report)。统计分析报告,就是指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分析方法,以独特的表达方法和结构特点,表现所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应用文章。统计分析报告是统计分析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论点、论据、结论的集中表现;它不同于一般的总结报告、议论文、叙述文和说明文;更不同于小说、诗歌和散文;它乃是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数字与文字相结合,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研究结果的表现。统计分析结果可以通过表格式、图形式和文章式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文章式的主要形式是统计分析报告。它是全部表现形式中最完善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综合而灵活地运用表格、图形等形式;可以表现出表格式、图形式难以充分表现的活情况;可以使分析结果鲜明、生动、具体;可以进行深刻的定性分析。
统计分析报告有哪些类型
由于统计分析报告的内容和作用不同,统计分析报告的类型主要有下列几种:
1、统计公报
统计公报,是政府统计机构通过报刊向社会公众公布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一般是由国家、省一级以及计划单列的省辖市一级的统计局发布的。如《国家统计局关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进度统计分析报告
进度统计分析报告必须讲究时效,力求内容短小精悍,结构简单规范,看后一目了然。
3、综合统计分析报告 综合统计分析报告是从客观的角度,利用大量丰富的统计资料,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水平、结构和比例关系、经济效益以及发展变化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所形成的一种统计分析报告。
4、专题统计分析报告
专题统计分析报告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的一种分析报告。它的目标集中,内容单一,不像综合分析报告那样,要反映事物的全貌。正因为如此,专题统计分析报告更要求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根据领导和社会公众的需要灵活选题,做到重点突出,认识深刻。
5、典型调查报告
典型调查报告,是根据调查的目的、要求,有意识地选择少数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深入实际调查后所写成的报告。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各级领导、各部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经常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习惯上称为“解剖麻雀”,统计上叫做典型调查。
党员统计分析报告范文
一、党员基本情况
截止到xx年12月31日,我院共有党员总数1229名。其中,正式党员882名,预备党员347名;女性党员517名,占党员总数的42%;少数民族党员49名,占党员总数的4%。从党员的身份来看,教职工党员391名(其中,教师党员192名,35岁以下青年教师党员123名);学生党员663名(其中,研究生党员63名,本科生党员578名,专科生党员22名);离退休党员140名;其他35名(已毕业学生党员组织关系未转走等)。学生党员在全体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53.9%,见附图1。
二、xx年发展党员情况 xx年我院共发展党员365名,其中发展教职工党员9名、研究生党员11名、本科生党员320名、大专生党员25名。
在发展党员工作中,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继续做好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发展本科生党员人数占发展党员总数的87.6%;研究生党员人数为63人,占研究生总
数的52.9%。二是积极做好在35岁以下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xx年我院共发展35岁以下青年教师党员6名,占发展教职工党员总数的66.7。
三、党员教育管理
我院党委历来十分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去年,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教育为契机,我院举办校、院两级专题报告23场,党支部集中学习108次,组织各种参观和实践活动23次,各级开展学习体会交流64次,各级开展先进性具体要求大讨论活动52次。在认真征求意见和深入谈心的基础上,全体党员认真撰写了个人党性分析材料,召开了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回顾了自己近来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经历,查找了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先进性教育活动使得我院党员的精神面貌焕发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四、近三年党员队伍状况分析
通过对近三年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院党员队伍建设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1、学生党员数量合理,保持较高比例。
三年来,我院学生党员占全院党员总数的比例均在55%左右,本科生党员比例保持在10%左右,见附图2。
学生党员保持较高比例主要是由于我院党委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党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精神,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和部署,从党建经费中拨出专款用于积极分子培养、培训和党员教育工作。党委组织部和党校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党员工作的几点意见》等一系列有关发展党员的工作制度,组织编写了《发展党员工作制度选编》,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党员的新思路。党校进一步规范培训模式,实行两级党校管理体制,推动并开展了新生入党启蒙教育、分党校初级班、院党校高级班三级培训的模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
2、教职工党员队伍逐年扩大,整体结构进一步改善
三年来,我院教职工党员人数逐年增加,见附图3。截止xx年底,我院教职工党员总数为391名,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52.2%;其中,教师党员人数为192名,占我院教师总数的比49.0%。xx~xx年,35岁以下青年教师党员人数由98人增加到123人,在35岁以下青年教师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46.4%提高到58.0%,见图4。具有高职称教职工党员人数由60名增加到65人,在具有高职称教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49.7%提升到51.2%,见图5。
我院教职工党员人数之所以逐年增长,整体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主要原因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党委组织部和党校统筹规划,加大教职工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力度,培训的内容和时间上都做了较大的增加,形成历时两个月六个阶段的教育培训,为强化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保证发展党员质量,把好入口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党委组织部、党校定期指导和督促各基层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此外,每年在引进新教职工时,我院加强了对其政治素质的考察。
五、对今后工作的思考
根据党内统计分析所反映出的情况,我院今后党员发展工作的主要思路如下:
1、进一步推进在教职工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尽管今年来我院教职工党员保持较高比例,但在发展教职工党员过程中所能考察的重点培养对象范围较小、选择余地不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做入党积极分子思想工作的能力优待进一步提高,尤其在与学术骨干谈话时显得能力较弱,从而导致了教职工发展党员工作相对学生发展党员工作比较滞后。因此,我院在教职工发展党员工作中,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高知识群体和中青年学术骨干中的党员发展工作。统计分析报告范文 如何写好统计分析报告
写好统计分析,使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切实有效地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是统计工作者一生都为之奋斗的目标。
统计分析,是一种高级理性思维活动。它是统计工作全过程的最后阶段,是对统计资料进行调查、搜集、整理,感性认识得到升华和提高,出产成品、精品的阶段,是统计认识的高级阶段。写好统计分析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统计文化的需要,更是统计工作者肩负的职责。统计分析研究,是以文字报告形式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找出规律,讲出道理,服务社会公众、服务领导,为决策者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和建议,并对未来一定时期做出科学的预测。
笔者认为写好统计分析,应符合4条标准,即:题目新颖突出、观点鲜明正确;内容详细具体、材料新颖充分;结构科学合理、层次分明清晰;语言简练通顺、用词通俗简朴。4条标准既是统计分析的要求,也是一般文章的要求,但作为统计分析,除此标准要求外,还必须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作文章。
广度是指分析反映事物、现象的全面程度;深度指对事物、现象分析的深浅程度;力度指通过对事物、现象分析所掌握其规律及变化的准确度,从而确立观点,提出建议的准确性、针对性、实用性、价值量的大些
定于分析思路和表述思路,归结于写作思路。
所谓统计分析的写作思路,是指撰写者在一定背景下,通过对接触、感受到的统计资料所进行的高级理性思维活动的程序、路线及其轨迹。这种轨迹非指物理意义上的“形”为轨迹,而是指统计分析的结构、层次、布局以及通过语言文字描绘出来的思维运行轨迹。因此,虽说其表面“无形”,但实质为“有形”,即当一篇统计分析成文定稿之后,其写作思路——思维运行轨迹业已固定成形,具体显示在文章的内容范围、标题、结构、布局、层次、语言、词汇及运用顺序,它既可以体现出作者思维线路示意图,又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思维逻辑性的强弱程度。
思路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思域、思路(总思路的具体细化)和思理。思域,是写作者思维空间及包括内容范围的形象比喻;思路,是对事物、现象分析表示的路标所向;思理,是作者对事物、现象理性认识的思维逻辑显示。把思域、思路、思理与广度、深度、力度相对应联系一起,即可得出一个结论:思域决定广度,思路决定深度,思理决定力度。统计分析的基本特征,就是用数字说话,依数成理是基础,依理立论是灵魂。所以,作者要做到思域宽广、思路深远、思理有据,其统计分析就会有广度、深度和力度。综上所述,提高统计分析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必须在写作思路的培养锻炼上下功夫,达到升华和提高。首先要对写作思路进一步加深理解。文中所讲思路“有形”,是指成文定稿的文章其思路可以显现成形。其实一篇文章的思路形成存在有初级勾画和完善精炼两个层次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