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小村庄的变化看家乡农民的生活

第一篇：从一个小村庄的变化看家乡农民的生活

调查对象：崇州市三江镇方碾村村民及村干部

调查记录（生活变化）：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中国西部四川，崇州是成都的一个县级市，而我正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嬉戏打闹，上学读书。我爱我的家乡，爱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所以对于农村的事情特别关注，三农的问题一直在提，农民工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劳动力，农民工工资拖欠，文化下乡，机电下乡，村村通工程等等，不能否认政府，民众对于三农的关注程度很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而对于像我家乡这样的一个西部农村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究竟都有哪些变化，哪些新的改革呢？这次寒假回家，拜访了几位老村民，几位老干部及现任的村干部，据着着他们的诉说，写下了如下的调查报告，从中或许可以影射出一些西部农村的发展变化，或许有那么一些普遍性。

村民若有所思地说道，“记得田地还没有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家都是挣工分，买啥都得凭票，每家每户几乎都过着相同的生活，至于业余生活嘛，就是经常有些坝子会放些电影，战争片比较多，也是我们比较爱看的片子。电影里的歌现在很多，我都能哼上两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明显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快乐的记忆。另一位村民接着说到，“我们分到田之后，就不一样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起初都是些男子汉出去打工，一个月回家一次或者几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家里都像过节一样，总会吃一些好吃的。跟着出去打工就越来越热，妻子也跟着出去，留下儿子女儿由爷爷奶奶照看，那时，只有等着过年，村里才会很热闹。大人们在家的时候，总是会聚在一起打打小麻将。”“到现在我都还记得，1993年某某家最先盖起二层楼房，很多小孩都喜欢去爬他家的楼梯。”另一位村民接着道：“对，对，对！我也记得1994年某某家最先买彩色电视机，那时对于我们来说，彩色电视机连敢都不敢想。96年那会儿我们才刚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呢，记得好像在九几年，村里就只有那么几家有彩色电视，每天晚上很多人都挤着去看电视，什么神雕侠女，新白娘子传奇，陈真等等，放下碗就跑着去。”说着，眼神里充满了怀念的神色。我应和道，“那时你们大人们在外打工，我们小孩在家也经常帮着干农活。我们小孩一放学就直直地回家，做完作业就和伙伴们打打弹子，跳跳绳，藏藏猫或者玩玩泥巴做个坦克，很少惹事，也很少花钱。”几位村民都笑了，说道，“你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们都老了。”一位村民喝了口水，说道，“记得那时我们挣了钱回家一心就想着回家盖楼房，家里的旧房子老是漏雨，下雨天漏下的水还是黑黑的，特别是厨房。”“恩，是啊，下雨天，灶台上掉满了黑黑瓦渍，地上一汪一汪的黄水，厨房的地面因为是泥土，做饭都很困难，现在想起感觉太脏了。”-1-

另一位村民接着道，“九七，九八那两年，村里开始了大的建房行动，那两年盖新房的最多，而且盖新楼房的做多，那两年村里很喜庆。”一位四十多岁的村民说，“虽然那会儿盖房成本很低，也就三四万。手里有一两万就开始建房，其余的都向亲戚借。村里的人都拼着盖新房，谁也不想落后。盖好了新房，心里就好像掉了一块大石头。”接着说，“欠债修房是很普遍的，几乎修房的都多多少少欠点债，都想着以后多吃点苦，多挣点钱，每年还一点，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心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说到这儿，村民停了一会儿，继续说到，“你看如今村里就只剩下几家人还住在老房子里。他们啊不是不想修新房，都在等着政府新的住房政策呢！”“是啊，大伙儿那几年年年出去打工，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去西藏打工的最多，西部大开发，那里搞建设的工资高啊。一年回来一个样，村里变样，自己的家里也变样。”另一名村民接着道：“对，首先是村里的那条通往镇上的机耕道，头两年铺了一层石子，随着村村通水泥路的政策下来，就又变成了不粘泥的平路，上个街方便多了。那时墙上都刷着‘要致富，先修路’的标语呢。跟着，政府又免除了农业税，自己的负担又减轻了不少。”另一位农民接着说，“至于家里嘛，起初还是村里的小卖部最先有冰箱，不过都是为了卖冰棍才买的。跟着几年，渐渐地有冰箱的人家越来越多。我家还是09年那年才买的海信的冰箱，还赶上家电下乡补助呢。”“我家买冰箱早了那么两年就没赶上家电下乡。现在村里很多家里都有了彩电、冰箱、手机、摩托。这四样在村里可是最普遍的了。有的人家还有了辆小汽车。对了，这两年出去打工的人变得少了，镇上的工厂越来越多，有的在镇上的废旧钢铁市场工作，有的在木料厂，家具厂工作，有的就在当地的开发建设中搞建筑，还有的在当地的比较大的企业上班，大家的工资都还可以。最主要的是离家近，不用跑很远。”“现在，村里的一般家庭一年不算吃，不算穿，能收入两万左右吧，好一点的家庭能有三四万。”“能透露一下你们今年的收入吗？”我八卦地问了一句。“这没啥的，我家今年大概有两万五左右的毛收入，不过，家里新添了一个摩托，一个电磁炉，到现在过年的时候就剩下没多少了。”“你也知道，我家这两年搞生猪养殖，去年亏了七八万，到处都欠着债，今年猪价高，我家就挣了十五六万左右吧，但是自家搞养殖还是比不过大型养殖场，自己家的人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另一位村民接着说道。“现在村里的人的想法已经不再是挣钱修房了，许多家庭都有自己一份小小的存款，有的是为了攒养老钱，有的是为了孩子读书。大家吃的也好了很多，鸡鸭鱼肉已经不再是奢侈品，好点的家庭的妇女都能穿金戴银了，我们和城里人没啥两样。”村民说，“我们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祖国也会越来越强大，像你这样能读书的就要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更大的出息。”我默默地点点头，我想我已经获得许多关于村民生活的事情，起身向他们表示感谢，结束了我的这次拜访。

紧接着，我又拜访了几位村里的老干部。几位老干部回忆了在任上的那几年的工作。一位老干部说，在他是村上会计的时候，每年交粮的时候是他最忙的时候，每天跟着另外几位村干部在村里去催粮。有的人家会拖欠上一两年的粮食不交，我们会去他的家里去硬拉硬拽，有点暴力的感觉。那时有时会和村民的关系搞得很僵。另一位老干部说，在他那时，各种惠农政策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村干部的事也特别少，常年也比较闲，和普通农民没啥区别。村里的事也不公开，总会遭到村民的猜测，别人骂我们，我们也知道。刚退下来两三年的一位老干部说，前几年村里还一直欠着债，村民们一直对我们怨着气。据他还说，最前几年，村里搞民主选举时，会给去投票的村民每人三块钱，后来就直接给每人三块钱，不管你去不去投票，民主选举成了一个形式。从他们的描述中，似乎看到村干部的无奈，也看到了村委会的点点弊端。

调查数据：

一、物质水平：近90%的家庭有一台彩色电视机，至少一部电话；80%的家庭有冰箱，几乎全部家庭有至少一部电动车或者一部摩托车；近70%的家庭盖过新房，且20%左右是楼房；

二、文化生活：休闲时间内，60%的村民会选择打牌赌博娱乐，10%左右的村民会选择上网吧上网（主要是年轻人）。20%左右村民待在家看电视；

三、乡村环境交通：乡村水泥路建设基本完成，覆盖主要道路，乡村其他辅道基本覆盖一层石子；村里大片竹林消失，近70%竹林被砍，农田种树泛滥，工厂占用农田现象严重；流经村里的河流沟渠严重污染，鱼虾不见，水流减小，河道萎缩，垃圾堵塞。小沟小渠几乎常年断流。空气中灰尘颗粒增多。

四、村政建设：去年开始村里受到上级部门的每个村每年二十万的财政补助用于村里建设，村里财务公开，定期在各个点贴报公示；新建了村委会办公房及村里文艺中心用房，购买了电脑，空调等配备于新建设的办公房和文艺活动中心。民主选举及时公示，各项村内事务也及时公开。

五、村民收入及务工情况：家庭年收入从一万到十几万不等，平均两万到三万左右，但贫富差距不大。80%左右村民在家附近或者成都地区打工，主要从事泥水匠，木匠，电工或者体力活。

调查总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向前，给西部地区的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他们不再仅仅单靠种田来养家。打工无疑是一条通向小康，通向富裕的一条捷径。而这一切又离不开这个社会稳定繁荣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离不开西部大开发这些党所

制定的正确决策。不得不承认，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中国西部的快速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富裕生活。但又不能否认这一切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过于单一，而且倾向于赌博，村委会及上级政府有责任去多关注农民的文化生活，多在农村开展一些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活动，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同时，村里的发展也极不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不管是村民还是干部，利益总是在第一位。政府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宣传，加强监督与管理。

三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仅是对于我所在村庄，我的家乡，甚至我的祖国来说，都是巨大的。相信家乡会越来越好，相信祖国会越来越好，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第二篇：从一个小故事看团队合作

从一个小故事看团队合作

文∕商乐物业经理 许宏伟

引语：三只老鼠一同去偷油。老鼠们找到一个油缸：油缸里的油只有底下一点点，并且缸太深，谁也喝不到。

于是它们想出办法，一只咬着另一只的尾巴，吊下去喝。第一只喝饱了，上来，再吊第二只下去喝……如此循环。

第一只老鼠最先吊下去，它在下面想：“油只有这么一点点，今天总算我幸运，可以喝一个饱。”

第二只老鼠在中间想：“下面的油是有限的，假如让它喝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喝的呢？还是放了它，自己跳下去喝吧！”

第三只老鼠在上面缸边想：“油很少，等它俩喝饱，还有我的份吗？不如早点放了它们，自己跳下去喝吧！”

于是，第二只放了第一只的尾巴，第三只放了第二只的尾巴，都自顾抢先跳下去。

结果它们都落在缸里，怎么也逃不出。

为什么失败了？我们来替三只老鼠找找原因。

我们知道在团队合作中有一些关键词：团队目标、有效沟通、团结协作、制定方案、组织实施、成员之间相互信任、责任感等。在这个小故事里，团队目标是每只老鼠都能吃到油，目标是比较明确、清晰的。有了这个目标，三只老鼠在一起想办法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可行的方案—— 一只咬住一只尾巴下去，轮流着，一只吃好换下一只吃，并且很快付诸行动，执行力很快，但结果三只老鼠都没吃到油，失败了！问题出在哪里？显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在组织实施、执行方案中，三只老鼠把团队目标---每只老鼠都能吃到油放在了个人目标---只想自己能够吃到，这是三只老鼠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与拓展训练中的“过电网项目”是一样的道理：团队目标是每个成员必须全部安全通过！自己过去了，别人失败了，意味着团队失败。给到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在团队管理中，每个团队成员必须清楚整个团队的目标，并且始终把这个目标放在个人目标之上，团队利益大于个体利益，团队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没有共同目标的团体只能是个团伙，团队一定要有共同的目标！

接下来看，在团队合作中，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三只老鼠发现油缸太深，靠自己是不能吃到油，必须合作。三只老鼠虽然有合作，但相互之间不信任，互相猜疑，因为私利缺乏团队责任感，导致了吃油失败。拓展训练中的“背摔项目”，如果你不信任团队成员而你的团队成员也没有给你足够的信任感与责任感，相信你是没勇气摔下去的。同样给到我们一个启示：团队成员必须有责任感，相互信任、团结协作很重要。再来看看沟通及方案，三只老鼠是在一起想办法，它们只是沟通如何如何实现吃油的方法，但没有对团队目标、方案保障、可能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深入有效的沟通，对方案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没有预知，没有制定保障措施。给到我们的启示：在团队目标制定之后，需要管理者在团队成员中就目标进行有效沟通，制定的方案确实可行，对存在的问题提前预估。

小故事里还隐含着团队合作中绩效分配问题、人力资源问题。试想，如果三只老鼠在目标明确、信任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另外一种分配方式：事前确定把油从油缸里偷出后，再统一公平分配，就不存在喝多、喝少的问题。团队合作中一个良好的绩效分配机制对团队目标的完成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人力资源管理中选对人、做对事，对不能与团队融合、缺乏责任感、没有团结协作精神的成员，必须及时清除，这样的成员会阻碍团队目标实现。

以上即为个人工作中的一些感受，与大家分享！

飞行的大雁

大雁有一种合作的本能，它们飞行时都呈v型。这些雁飞行时定期变换领导者，因为为首的雁在前面开路，能帮助它两边的雁形成局部的真空。科学家发现，雁以这种形式飞行，要比单独飞行多出12%的距离。

合作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果。据统计，诺贝尔获奖项目中，因协作获奖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诺贝尔奖设立的前25年，合作奖占41%，而现在则跃居80%。

启示：分工合作正成为一种企业中工作方式的潮流被更多的管理者所提倡，如果我们能把容易的事情变得简单，把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很容易，我们做事的效率就会倍增合作，就是简单化、专业化、标准化的一个关键，世界正逐步向简单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于是合作的方式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产物。

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经过优化设计后，整体功能能够大于部分之和，产生1+1>2的效果。

第三篇：从一个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从一个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摘要：本文通过中国北方一个乡镇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分析讨论了基层选举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06年的最新一轮选举中，正式选举制度的实施有了重要突破，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干预活动，并在维护程序的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村庄选举程序逐渐走上了正轨，选举结果基本体现了村庄的民意。基于这一案例，本文特别着眼于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制度变迁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理性设计，而是由不同领域中互为独立的多重过程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互动作用所导致的；第二，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工作应该从理论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即关注多重过程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村庄选举 基层政府 制度变迁

本文的英文稿发表在J.Oi，S.Rozelle and X.Zhou 合编的Growing Pains：Tensions and Op portunities in China ‘s T rans f ormation（BrookingsInstitute Press，即将出版）。本文中文稿由张茂元翻译，张永宏校对，我再次校正增补。这项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Hewlett FacultyFund和CEAS Faculty Research Fund的资助。研究过程中，我得到赵树凯、折晓叶、张永宏等同事的帮助和批评指教，特此感谢。除特别注明外，文中提到的事例均来自我的田野观察。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均按研究惯例予以匿名化处理。

一、FS镇的村庄选举：研究背景和课题

2006年的早春，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清晨，我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来到了FS镇，正值该镇27个村的村庄选举之初。FS镇是位于中国北部的一个农业镇。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多次来到这个镇参与观察当地村民和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活中经历的社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经历、困难以及抱怨的一些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被微妙的社会压力或政府的有意安排压制、转移或掩盖了。研究期间，我住在镇政府内，和镇政府以及附近村庄的干部有着频繁的接触，因而能更多地从这些基层干部的角度了解村庄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能接触到普通村民，但这些接触不是系统全面的，很大程度上，村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的确一直沉默至今。在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双边关系间，感觉好像在看人们玩扑克牌：一边的牌尽收眼底，而对另一边的牌却茫然无知，现在该是亮出牌底的时候了。村民选举制度开始于1987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此法在1997年修订后得以进一步推行（O ‘Brien，2001；Pastor Tan，2000）。这一制度为中国农村公开、合法的政治动员和更换村干部提供了机会，选举也促使多种多样的潜藏力量浮出水面——如果它们真实存在的话。对于村民们来说，他们或是积极投入，从而影响这一进程；或是继续保持沉默，直到三年后的下一次选举时机的到来。

镇政府大院里弥漫着紧张和焦虑的气氛，平时大家聚集闲聊的走廊如今已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过，压低声音交谈着。镇党委书记那宽敞的办公室现在就像是作战室一样，工作人员来往穿梭，传递正在进行的各村选举进展情况。与此同时，还能听到书记在大声训斥一位在选举中遇到麻烦的村干部。刚放下行李，就有人用摩托车载我去正在举行选举的几个村的现场。所经之地的景象有些类似——人群、标语、红纸包裹的投票箱、维持选举秩序的镇干部，还有那些村干部——他们的各种面部表情反映了他们在选举中的不同命运。

村庄选举的舞台大幕终于拉开，戏剧已经开场，大家都兴奋地期待着选举的结果及其对未来几年村庄治理的影响。

不仅如此，村庄选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村庄的边界。中国农村一直是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领域，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多发源于此（Lin，1995；Nee，1989；Oi，1999；Peng，2004；Walder，1995；2003）。在中国社会经历的诸多制度变迁中，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政治科学家对村庄选举情有独钟，表现出了巨大且持续的兴趣（范瑜、贺雪峰，2002；肖唐镖等，2001；徐勇、吴毅，2001；英文文献参见Chi na Quarterl y 2000年第162期的“选举和民主”特刊）。就其形式和象征意义而言，村庄选举采用的“一人一票”、公开直接选举的基本形式与西方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十分相似。这引发了学者和其他观察家们一系列的猜测、期待和想象：村庄选举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村庄选举制度会不会成为中国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的“特洛伊木马”？或者，这只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象征性举动？学者们对这一正在形成的制度和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Schubert，2002）。这些研究工作关注了村庄选举不同的阶段和方面：有的着眼于产生选举多样性的原因，有的关注选举的结果。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既有田野观察、深度访谈，也有大规模的社会调查（Luo，et al.，2007；O‘Brien，2001；Oi Rozelle，2000；Shi，1999）。

基于我在FS镇的田野研究，本文对该镇的村庄选举以及相关的事件、过程和含义提供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和解析。这项研究的时间及地点——2006年，中国北方的一个农业镇，都值得特别强调。前者指出本文分析在时间上的短暂性，只是对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匆匆一瞥；后者则提醒读者，这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小小角落。时间和地点这两条轴线能帮助读者在中国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下定位本文的研究工作。尽管这一研究的场所地点是局部的，但关心的问题却是广阔深远的——在中国农村治理中，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在发生作用？这些事件对于理解中国宏观层次上的制度变迁过程有什么意义？

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回答以上问题，即从微观角度对村庄选举的若干片段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从而了解把握制度转型的具体过程，以及村庄选举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本文的关注点是从组织分析的角度解释说明在政府激励设计以及所处环境关系变化的过程中，镇政府在村庄选举中的作用及其演化。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通过展现村庄选举的演变过程，揭示中国制度变迁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其演变路径并不总是持续的，也不遵循线性趋势或单调上升趋势。如果研究者沿着这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点插入进去做调查研究，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经验和结论。其次，制度变迁常常涉及多重的过程，这些过程常常是相互独立的，有着其自身的演化节奏，而且与村庄选举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些过程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上的互动却可能产生相应的制度条件，促进村庄选举的制度化。换言之，导致村庄选举制度变化的深层原因常常不是来自选举领域，而是那些发生于其他的、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中的更大过程。因此，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关注那些发生在不同时点的各种事件和广阔背景，就很难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和渊源。这意味着，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提出有力的解释，需要采用那些可以捕捉多重过程间互动演变动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

在下面的讨论中，首先通过几个具体故事说明在村庄选举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复杂性；其次，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角度研究分析镇政府角色转变及其背后的过程和机制；最后，讨论村庄选举这一制度对中国农村，乃至宏观制度变迁过程的意义。

二、从选举故事看村庄选举的动态过程

我们只有将选举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村庄选举制度的演变机制。在这一节，本文通过描述FS镇选举的几个故事片段，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首先介绍一下村庄治理结构以及正式的选举程序。在村庄选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是社会主义集体制度。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程度逐渐加强，到人民公社时期达到了顶峰（Chan，Madsen Unger，1992；Friedman，Pickowicz Selden，1991；Parish Whyte，1978；Shue，1988），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被纳入到生产大队这一组织中，被置于村党支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之下。从1970年代后期的去集体化开始，家庭在土地承包改革中成了农业活动中的决策主体。1987年，村庄选举制度把村委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潜在竞争性的权威引入到农村治理结构中。在同一个村庄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两个基层权威并存，且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这是理解村庄选举意义的一条主要线索。在下面的描述和讨论中，将使用“村支书”和“村主任”来分别指称这两个村级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头人。

在中国的行政结构中，村庄不是一级正式政府，而是在乡镇政府这一最低级别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实体。1980年代后期村庄选举制度的出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民众的力量来约束乡村干部的行为（O ‘Brien Li，2000）。这一制度的推出时间恰到好处：1970年代后期的土地改革将农村主要决策权归还农户，这样，村政权和村干部的重要性随之大幅度下降。但是，在大多数地区，地方政府（即镇政府）依然强势，这意味着，村庄选举可以被地方政府牢牢掌控，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修改程序、挑选候选人和操纵投票，来获得所期望的选举结果。多年来，FS镇的情况的确如此，直至几年前，该镇的村庄选举还处于镇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选举过程中竞争越来越激烈，选举逐渐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多年来持续增加的征税、征地和权力滥用等情况诱发了许多村民的抱怨和冲突，加剧了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能够表达其抱怨和解决问题的制度性渠道，而三年一度的村庄选举为村民通过合法、公开的渠道进行抗争提供了机会，村民可以借此表达他们的不满，挑战既有的权威秩序。由此看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镇政府把村庄选举看作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雷区了。

村庄选举，顾名思义，是以村落为边界的。村庄选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选阶段，由村民提名，并投票选出参加第二轮正式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第二个阶段是正式选举，村民在多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3人～5人作为村民委员会的成员1[村委会人员数目因村庄大小以及不同年份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在3人～5人之间].在实际选举中，通常第一阶段更为重要，竞争也更为激烈。选举中的动员和冲突也大多出现在这一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镇，不同村庄间的选举也会呈现巨大差异。在有些村中，上一届村委会运转良好，其成员在改选中顺利重新当选；而在另外一些村中，选举过程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动员、对抗，甚至村委会全班人马落选下台。还有个别村，虽然镇政府千方百计推动选举，但村民拒绝配合，要求在选举前解决村庄问题，最终使得选举夭折。

白杨村

白杨村坐落在该镇山区的边远地带，离镇中心大约有15公里。从镇中心来看，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偏远角落。在镇政府院子里，无论是平时的闲聊，还是在严肃的讨论中，人们都很少提及这个村的名字和事务。但这个选举季节刚刚开始，这一状况突然改变了。在白杨村的预选中，原来的村领导班子——村支书、村主任和会计这三人均受到严重的挑战。村支书王某参加了该届村委会选举，只是勉强进入第二轮。

而他的搭档——现任村主任，没有赢得足够的选票，不能进入下一轮，这个结果令镇政府大吃一惊。这是因为，近年来这个村的集体权威有着不错的威信，该村在几年前以土地换投资的方式引来了一个投资项目，村里也由此获得了一大笔财政收入。在偿还了集体欠款12万元后，还剩下4万元作为集体资金。在当地大多数村庄集体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白杨村的财政状况足以让大家羡慕不已，而且在选举之前村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征兆。意外的初选结果表明，在村政权之外有着强大的非正式动员力量。镇政府领导们为此忧虑重重，因为新的人选可能是制造麻烦的潜在因素，这些人一旦进入村委会，镇政府就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

这天清晨，令人担忧的第二轮正式选举终于开始了。在我们驱车前往白杨村的路上，政府工作队的队长陈某，一直闷闷不乐、情绪沮丧。

他告诉其他工作队成员说，该村王书记昨晚给他打电话说，村里那个年轻的挑战者近来活动频繁，一直在动员他的家族网络，而且做出诸多许诺来拉票。更为糟糕的是，王书记一家是多年之前搬进村的外来户，所能依赖的家族网络极为有限。面对王书记即将落选的结局，陈队长对村民颇有微词：“他们根本不在乎村干部的工作表现。说到底，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家族来投票”。

当我们抵达村委大院的时候，由现任村委会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正在忙碌着：拉起横幅标语，刷贴选举口号，设置投票箱。年近60岁的王书记寡言少语、细声低调，和其他村的书记迥然不同。在来村的路上，我已经听到了他的经历：王书记自集体时代起就开始担任大队干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基于他的出色表现，镇政府曾经任命他为一个镇属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镇政府又要求他回到村子，任命他做了村支书。工作队陈队长认为，王书记在位期间工作出色，明显改善了该村村民的生活条件。

投票的时间到了，村委大院里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村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谁愿意给他100元，他就投票给谁，周围其他人哄笑附和着。在人群旁的一个角落，王书记独自站着，带着几分听天由命的悲情。当我走近他时，他急切地和我搭讪并低声抱怨说，村民根本无视他多年来为村里所做的一切，他们只忠于各自的家族圈子，所以他的失败已成定局。

整个投票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村民渐渐地散去了，院子显得空旷安静。大约下午两点的时候，投票数超过了至少50%有效投票率的法定要求，于是工作组和选举委员会决定关闭投票箱，开始计票1[对于投票日的投票时间似乎并无正式规定。而“至少50%的有效投票率”这个最低法定要求经常被用作决定投票截止时间的标准。村庄选举通常都是在农忙季节之前的早春。每当投票刚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村民就会赶过来投票，通常在下午较早的时候，投票就已经结束了。如果选举活动仍然进行或是村民参与度不高，则投票过程会持续下去。有时至半夜，地方干部及其参选竞争者也会不断动员更多人前来投票].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镇政府工作队和几个来自挑战方的“热心村民”同时或参与计票过程，或进行监督。每张选票的唱票经由高音喇叭向全村广播。据说，在过去，很多村民都跟着这些喇叭广播各自计票。有时，还有人会赶到村委会去纠正官方计票过程中所出现的错误。

最后的结果是：王书记赢得了绝对多数票，得到了251票有效票中的150票；他的搭档村会计的得票是149票，居第2位；而那位挑战者的得票是133票。3个最高得票者——2个前任干部和1个竞争者一起进入下一届的村委会。得票最多的王书记顺理成章地成为村委会主任。这个结果，对王书记、镇政府工作队，特别是陈队长来说，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陈队长引用了中国政治术语中常用的一个表述，露出了愉悦、放松的微笑。

林荫村

FS镇中心是由四个相邻的村落构成的，林荫村是其中之一。近年来，林荫村令镇政府深感头痛。几年前，该村支书因滥用权力被镇政府撤职。不过，他依仗着大家族的后盾，拒绝交出象征着权力的党支部印章。镇政府碍于他的影响力，不敢召开村党员大会，一直没有选出新的村支书，村支部因此瘫痪。镇政府不得不依赖村委会刘主任来落实各项工作。三年来，前任党支书的支持者和村主任支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有时还激化为面对面的直接冲突。

现在，村庄选举为公开合法的竞争提供了机会，两派人马也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各自的动员之中。在投票前夕，所有的征兆都绝对有利于刘主任。原村支书的支持者出于对预期结果的绝望，准备孤注一掷，打断选举过程。预选时，几个村民叫嚣着冲进投票现场，撕毁投票箱，扔掉投票箱里的选票„„投票过程被迫中断。但是，村选举委员会在镇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印好新选票并重新开始投票。第一轮的投票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意外，原来的村委会干部都顺利地进入了下一轮的正式选举。

正式选举的那天风平浪静，没有出现任何波折。也许是因为初选中断事件的影响，参与正式选举的人群远远多于初选。随着进入村委大院的村民越来越多，人们排起了长龙，村民们彼此交谈，笑语朗朗，场面很是热闹。很难想象，几天前在这里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出现了损毁选票和投票箱的行为。最后的选举结果是刘主任赢得了总票数的91%，刘主任以后在不同场合里常常自豪地说起这个高得票率。

高投票率和压倒性的胜利，使得刘主任的地位更加稳固，也迫使其竞争对手认输。在选举结束的几个星期之后，举行了正式的党支部选举，选出了一位新的党支书，紧张势态随之平静下来，再没有出现更多的争端。由此看来，这次村庄选举平定了一个争吵不休的村庄政局，为一个公开冲突的过去画上了句号。

三石村

对于镇政府来说，三石村是一个噩梦，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现任村主任李某，三年前发动村民将当时的村支书及其支部村委成员全部扫地出门，自己当选为村主任。此后，村庄内部的家族派系之间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激烈争斗，村庄与镇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恶化。在三年前的上届选举中，他用高音喇叭向全村公开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带领全村抵制政府税收和费用摊派。在镇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县政府下属一个单位曾许诺投资4万元，资助该村开发一个项目，但最后没有施行。当李主任知道该单位将这个没有兑现的承诺作为政绩向媒体宣传时，他马上找到县政府投诉，并坚持要求那个单位履行承诺。

后来，那个单位在压力下勉强兑现了诺言。李主任在其他方面也经常和镇政府不合作。据一些镇政府干部说，在过去几年里，李主任多次绕过镇政府越级上访。为此，镇政府视李主任为眼中钉，在很多镇政府干部眼里，他跟无赖并无两样。此外，李主任还身有伤残，这时常成为镇干部嘲笑挖苦他的把柄。

不仅如此，几年来镇政府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地削弱李主任在村里的权威基础。这些做法包括：阻止上级政府的援助，截留政策资金，外来投资机会也转引向其他村。例如，退耕还林资金是该地区政府资助农户的重要资源，大多数村的许多土地都得到了相应的补贴，而三石村却被排斥在外。即便是专项拨给三石村的政府资金来到镇里时，镇政府也不愿发给李主任的村委会。当然，镇政府这些行为都有着冠冕堂皇的说法。一位镇领导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村的村委会有如此大的问题，我们不能确信这些资金交给他们会得到合理的分配。当然，这里的真实动机是想引发和加剧村民对现任村委会的不满，促成李主任和现村委会在选举中落选。现在，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我问镇党委书记，三石村的村主任是否会落选？“当然，”他自信地说道，随后又补充说，“村民应该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在这种人领导下，他们是不可能得到任何机会的”。为了能够得到所期待的选举结果，在选举前夕，镇政府匆忙给三石村指派了一位新的村支书，并提名他为村委会候选人，以挑战李主任。镇政府担心三石村选举会发生激烈冲突，于是谨慎地将该村的选举时间推迟到其他村选举完成之后。

三石村预选的那天早上天气异常寒冷，是这个冬天最后一场雪的前一天。村委大院里挤满了穿着厚厚冬衣的村民，院子里的气氛也异常紧张。镇上派来的工作队比以往的阵容更为庞大：村委大院里停放着两辆标志鲜明的警车，身着警服的警察在院子里站立着；还有工作人员手持录像机，把整个选举过程记录在案。

选举程序刚刚启动，会场上就出现了骚乱。起初是人群中有人大声呼喊，随后两三个人挤到前面，他们指着正在主持大会的李主任，要他向全村解释为什么其他村都有退耕还林的资金，而他没有争取到政府资助。多人指手画脚、高声对骂，随时都可能触发肢体冲突。镇政府干部不得不时常走上前去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在会场上此起彼伏的叫喝声中，李主任低声对他的支持者说：“你们别管这里，赶紧投票去”。

于是现场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在院子中央，人们仍然在叫嚷争辩；但在院子另一边，投票队伍却排列起来，而且延伸得越来越长，将那些吵闹的人群环绕其中。几个小时后，选举结果出来了——这是镇政府得到的最为清晰响亮的回应：李主任获得了预选中的大多数票（341票中的189票），进入正式选举。几个星期之后，他在正式选举中再次当选，连任村主任。不久，他的挑战者，那位镇政府指派的村支书，辞去党支书职务，卷起铺盖外出打工了。

村庄选举结束后，镇党委书记宣布这次选举是一个巨大成功。的确，这是一个值得自我庆贺的机会：除了一个村子外，所有村子都完成了选举，新的村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并正式运转起来——一项艰巨的工作总算顺利完成了。除了个别例外，新上任的村干部大多是过去的熟悉面孔，他们常年和镇政府打交道，镇政府也希望继续和这些人合作。

而且，通过选举，一些村庄治理的难题，如柳树村的村政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而且是镇政府感到满意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选举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危及“社会稳定”，诸如引发外出上访之类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我也觉得这次选举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成功，理由却不尽相同。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中，选举程序得到严格执行。从成立村选举委员会、选民资格认定、两轮投票，到计票、选票登记密封等，所有这些都严格按照官方指导文件执行。至今我还对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在一个寒冷的早晨，选举大会时间已到，而村民都还在家里，或者三五成群分散在远处交谈，而村委院子里的选举会场却是空空荡荡。面对几乎空无一人的院子，那个几天前在预选中刚刚落选的村主任，朗朗大声地念起了统一规定的主持会议讲稿。

亲爱的选民同志：

现在，我谨代表村选举委员会，主持今天的选举大会。从年月日开始，我们村就开始忙于村委会选举。通过广泛的沟通、交流和动员，以及选民的充分参与，我们在年月日选出了村委会的正式候选人。今天，我们召开选举大会，就是要选出一个新的村委会。

为了确保选举的顺利进行，我现在宣布今天选举大会的基本程序„„

村主任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全村，飘荡在寒冷的乡村上空。

村民在这不停传来的声音督促下，陆续走出家门或街角，走向选举会场。村委院子里渐渐充满了村民相互间的问候声、交谈声和欢笑声。

虽然这些程序大多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但这些年的进步确实是实在的、巨大的。在一个村的投票点，一位镇干部指着不远处的一堆石头告诉我：“几年前这个村的选举，我也参加了。那时人们就聚集在那个角落。村民们坐在那里，手里刚刚拿到选票，就有人走到他们中间说，‘来，把选票给我吧，我来帮你填’。人们就把选票交给他，他一个人填写了一大把选票。没有人当回事，也没有人过问”。而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身后，一间两侧有门的空房成为临时的投票间，里面有三张分开的桌子。选民先经过门前的关口，核实选民资格证，再穿过一扇门，到投票间里的一张桌子上填写选票，然后从另一扇门走出后，将填好的选票投进门口的票箱。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镇工作队成员在门口附近或者是在投票间里面，核实选民资格证、指导选民投票，或帮助不识字的选民填写选票。

选举成功的另一个标志是很高的自愿参与率。在很多村的选举中，除了远离村子的打工者外，几乎所有的选民都参与了投票。在去集体化时代，村民关注的是自家的土地，大多只是参与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极少参与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活动。高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候选人的动员，反映了选举的竞争性。即使是在没有很大竞争的村庄，候选人仍用激励的方法来提高投票率，以巩固他们地位的合法性。在大多数场合，大家都踊跃参加，有几个镜头至今仍历历在目。一位中年妇女走向投票间时，对着墙上的标语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也来行使行使我的民主权利”。而在另一个场景中，一位老年妇女坐在轮椅上被一辆三轮机动车拉到会场来投票。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又是实实在在的过程，村民感受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在村庄治理中的力量。

最后，选举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镇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有了重大变化。当然，镇政府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它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做了很多工作。但据观察，几乎在所有选举的过程中，镇政府所支持的那些候选人的当选（或再次当选）都不是镇政府操纵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工作表现，或是他们所代表的村民利益。在其他村庄（如三石村），尽管镇政府长期以来试图引发村民对现任村主任的不满，但村民却和镇政府背道而驰，坚持把自己的候选人选上。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民要求对村干部的渎职行为进行调查，否则拒绝参与投票。尽管镇政府反复做工作，村民仍然以沉默和不合作的方式加以对抗，最后成为该镇唯一没有完成选举的村子。新的一届村委会没有选出来，上届村委会只能继续运转，但其合法性和效力都大打折扣。

当然，这并不是说FS镇的选举都是完美无瑕的。在选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对抗、贿选、基于宗族关系的投票和动员以及毫无根据的诬告，1「在一个村庄，选举前一天出现了大字报，指控现村主任贪污、玩女人。村主任并没有受指控的影响，他通过高音喇叭亲自向全村人宣读了大字报上的指控，要求那位匿名指控者前来当面对质。第二天，他以高票再次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在一些场合中，镇政府干部和村民都提到那些当选的并不总是最好的或者最能干的带头人；还有个别干部当选后很快就辞职了。但总体而言，这是该镇自1980年代末乡村选举制度化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选举。

三、村庄选举：制度变迁的一个微观过程

上述各村的选举故事，一方面在时间和地点上各自平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所面临的类似挑战和寻求解决办法方面共融交错，为我们展现了村庄选举这一制度演变的复杂过程。下面，本文基于这些微观层次的故事片断，尝试解释村庄选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和机制。

我以为，在2006年FS镇村庄选举过程的诸多因素中，地方政府，特别是镇政府的角色演化是理解村庄选举的关键。在已有的英文文献中，有关基层政府在村庄选举中作用的研究十分单薄，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正式过程的实施和村庄层次的选举活动。学者们都承认镇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可能是因为了解镇政府内部运作的困难，镇政府的角色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是一个空白。在这里强调镇政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他过程是无关紧要的。但在我看来，这些过程大多与镇政府紧密交织着，把分析的焦点放在镇政府角色上，有助于我们将这些相关的过程编织进一幅有关制度变迁的更大图境中。

在下面的讨论中，本文从组织分析的角度对镇政府作用的演变提出一种解释。我的基本命题是：村庄选举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从组织与环境关系以及政府激励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化加以分析说明。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组织的行为和变化受到所处环境的约束，并反映着这些环境的特点（Scot t，2003；Wil son，1989）。经济学的组织研究特别强调了激励设计在诱发组织行为中的作用（MilgromRoberts，1992）。这些理论思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基层政府所处的组织环境和制度设计。如下所述，这些广泛的组织环境可能与村庄选举并没有直接关系（如，基层政府面临的多重任务环境、政府从农业生产中退出、农业税的废除以及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等等），但是这些环境以及科层组织内部的变化却导致了地方政府，特别是镇政府与村政和村干部之间关系的显著改变，从而深刻影响了镇政府在村庄选举过程中的基本取势。

下面的讨论集中于镇政府在村庄选举中的作用。在我所研究的这一地区，镇政府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村庄选举中的关键环节。作为最低级别的政府，镇政府承担了村庄选举的组织领导责任。它执行上级政府有关选举的各种部署，确定各村选举的时间安排和先后顺序，派出由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维持或直接组织各村的选举过程。镇政府官员也幕后策略性地帮助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避免对抗冲突，以保证选举过程的顺利完成。的确，政府官员们是带着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心态经营着这一任务。对于镇干部来说，村庄选举是他们诸项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1990年代后期以来，多年的过度税收、政策失误或政府工作不力，造成了农村地区的许多方面不断恶化，呈现出大面积的不满和紧张状态，而村民缺乏合法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抱怨。这样，三年一度的村庄选举给农民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进行合法的公开对抗，清算旧账，表达不满，对现在的治理秩序提出挑战。

从历史过程来看，这种紧张状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村庄选举，在很长的时期里不过是每三年一次仪式性地走过场。这些选举由镇政府全面部署：安排候选人，控制选举过程，选举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即使是在情况变得复杂些的近几年的选举中，镇政府仍大多能够通过操纵程序或其他策略性的运作来影响选举结果，而且这种影响通常是决定性的。在很多场合的交谈中，镇政府干部都乐此不疲地描述当年他们为了达成选举目标所采用的各种策略——控制人群、数错选票，或诋毁对手。那时，村委会选举的结果并不总是在村中心投票场所决定的，而更多的是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决定的。

时过境迁，近年来镇政府在选举中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从选举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维护程序公正的监督者。这种转变并不是内在的、自愿的，而是因为地方政府所处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组织分析角度，我们可以在镇政府所面临的多重目标、约束和激励两个方面寻找答案。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镇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环境，即它所面临的各种任务要求所构成的环境压力。我们不妨以村庄选举为例。在这里，镇政府面临多重的、相互矛盾的要求。镇政府首要的目标是把选举任务完成——执行这项自上而下部署的选举任务，让所有的村庄完成选举过程，产生新的一届村委会。这看起来是一项很基本的要求，但实行起来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过去时常发生的情形是，村民之间的冲突对抗可能会打断选举进程，使得选举进程中途夭折。

镇政府第二个目标是想方设法帮助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这里的道理很容易理解：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解决当地出现的问题，镇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依赖村干部的合作。如果村干部是镇政府使用顺手的、能力胜任的“自己人”，那么这种互动无疑会更为顺利，减少很多麻烦。第三个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主要是指避免社会对抗，或者是外出上访的事件发生。这个目标在这一地区尤其敏感，因为FS镇距离北京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

然而，这几个目标之间不是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的。追求任何一个目标可能会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例如，帮助镇政府中意的候选人当选的做法可能会招致村民的不满和对抗，从而危及“社会稳定”这一目标。如何在这些多重目标之间区分优先次序并保持平衡，这成为地方政府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这些目标之间次序排列是明白无误的：维护“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上级部门明确强调的，也是下级部门全力贯彻的。这在“一票否决”制度上充分体现出来，即一级政府无论在其他领域的成绩是多么突出，只要在“社会稳定”上出现问题，其他领域中的成绩一概弃之不计。管辖范围内出现“社会稳定”严重问题的政府官员，被看做是软弱的、不胜任的和缺乏领导能力的，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常常由此停滞，甚至结束。

因此，尽管镇政府有愿望帮助自己所中意的候选人，但这个目标远没有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目标更为重要——后者的差错极有可能导致官场生涯的终结。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在政府大院里醒目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标语中充分体现出来，那大大的感叹号仿佛在疾声呼喊，呼唤着大家的注意力。

在多重目标的任务环境之外，近年来由各种法律法规构成的制度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进一步促就了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1990年代末以来的中央政府再度集权，急剧削弱了地方政府，尤其是镇一级政府的资源，许多基层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Oi Zhao，2007）。资源的减少限制了维系镇政府与村干部关系的能力，他们之间的庇护关系随之弱化了。而2005年中央政府废除农业税的举措，更是进一步减弱了镇政府和村之间已经式微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大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为干部轮换政策所强化（周雪光，2005）：因为基层政府的主要领导（如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在一个岗位上的工作只有3至5年，他们所关心的是短期政绩，而不是与村庄干部之间的长期庇护关系。

与此相应的，基层政府官员对待村庄选举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例如，一位镇主要领导这样评论上级提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原则：“只要程序公平，选出谁来都可以。如果村民选出一头猪也无所谓。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公开和公平。至于是否公正，那只能看村民自己的选择”。这样，镇政府追求的目标从对村庄选举结果的关注让位于顺利完成选举过程这一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和动荡，或者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当然，镇政府的变化只是这个制度历史变迁进程的一个方面。由基层民众中日益突出的不满、抗争和参与村庄治理的诉求所引起的政治压力是推动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演化的另外一个主要动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象征性的选举早就出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队干部的任命通常都经历了象征性的选举过程。所以当村庄选举于1980年代后期首次推出时，人们对选举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惊奇，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那时的村委会人选是由镇政府决定的，而且村委会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村里的权力集中在村支书手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轮选举过程的展开，村民逐渐学会了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根据选举规则来参与这一过程，而且运用这些规则来挑战镇政府的操纵活动，监督基层干部的行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这些变化特别体现在地方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中。在我与政府官员的交谈中，他们常常提到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村民拿着选举条例来质问地方干部操纵安排的事例。一位政府官员这样说道：“有些村民对选举规则比我们干部知道的还清楚。如果你不小心自己的说话或者做法，他们随时都会提出质问”。在2006年选举的不少场合，村民在选举之前要求村委会公开集体收支账目，解释说明账目中出现的不正常开销。

其他村的村委会也很快从中学到教训，主动在选举大会前公开了集体账本，以供村民审核。不同村的候选人之间也在竞选策略上互相学习。

例如，一位刚当选的村主任邀请另一个村的村主任一起吃饭，讨教执政方略。后者鼓励他把村支书职位一并兼任，以免以后受掣于村支书。

这位新当选的村主任心领神会，不久后就公然违反镇政府的事先安排，动员其支持者淘汰原来安排的村支书人选，将自己选为村支书。

特别有意思的是，坚持程序公正恰恰成为镇政府防范“恶性事件”发生、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镇政府以“保护程序公正”的口号为武器，威慑那些试图挑战政府权威的人，防范他们扰乱选举过程。镇政府意识到，违反选举程序的做法可能引发村民抗争和上访，所以自选举伊始就小心翼翼地遵循程序。如一位镇干部所说，一方面是防止可能发生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在一旦出现事故，随之而来的上级调查中可以保护自己。正因如此，即使是在面临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当选的风险时，他们也会强调并维持程序公正。例如在前面所描述的三石村的选举情形中，选举中发生的争吵有可能导致中断选举过程和发生暴力事件，为了避免这些潜在威胁，镇工作队极力维持秩序，确保投票过程的顺利完成，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他们所中意的候选人落选也在所不惜。

镇政府的角色转变已经被村民觉察到并接受了。在参加三石村的一次选举委员会会议时，我注意到来自不同派系的成员就选举事项的各种安排发生激烈争论，但所有派系都一致同意让镇政府工作队来负责整个选举过程——核查选民资格、分发选票与协助选民填写选票。

这给镇政府合法介入村庄选举并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提供了机会。的确，镇政府的介入是积极的、全面的，渗透在选举过程的每一步安排之中。这些安排部署有时微妙细致，难以察觉，而有时则是以赤裸裸威胁的方式表现之。在一些场合，如上面说到的三石村选举会场，警车和警察如临大敌般出现在现场，加之不停转动的摄影镜头全程录像，以威慑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而在其他场合，镇政府的部署则更为隐蔽微妙。其中一个常用的做法是精心挑选工作队成员，将他们派到自己熟悉，或有亲近关系能够发挥有力影响的村庄，以便有效消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一天清早，我和工作队正准备登上一辆面包车去参加一个村的选举，有人招呼我去乘坐一辆小轿车。这辆小轿车归村委会吴主任使用，他被任命为该村工作队的负责人。村委会不在镇政府大院，因此吴主任很少出现在镇政府。为什么他被任命为工作队队长来负责该村选举呢？答案很快就清楚了。原来，该村的前任书记是这次选举的主要威胁，据估计极有可能会挑头干扰选举。但是他正在与村委会合作一个项目。这样，吴主任的出现就能有效制约这位前村领导的行为，而事实正是如此。那天这位前村书记来到村选举中心大发牢骚，并（通过他的亲戚）试图阻止投票，但吴主任通过和他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闲谈”，使得他不得不有所收敛，无法实现阻碍选举过程的企图，选举过程得以顺利完成。

村庄选举的顺利进行还得益于其他各种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发生在与村庄选举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但它们对缓解选举冲突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随着村干部职位所获利益的减少以及村外机会的增加，村干部这一职位不像以前那样受人青睐。关于这一点Oi和Rozelle（2000）已有讨论。多年来，村庄集体资产已经急剧减少，很多村甚至陷入了债务泥潭，村民欠集体的债务与集体欠村民的债务交织在一起，村庄内的社会关系也因此十分紧张。这些状况使得村干部位置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尤其是在那些贫穷的小村。与此同时，人们的“退出”渠道变得更为开阔，也更有吸引力了。外部机会——外出打工或者自己创业，使得落选者有可能流动离村，从而降低了落选后村庄内部的潜在冲突。例如，三石村支书在村委会竞争落选之后，没有继续与当选的村委会抗争，而是和他的前任一样，卷起铺盖离开了村子。在另一个村，村支书没有当选进入村委会，而且处处受制于当选的村主任。

一年后，他辞去了村支书职务，专心干起了运输生意。

上面的讨论表明，在村庄选举制度化的演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FS镇的显著改变是镇政府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和政府激励设计演变的结果。这些变化导致了镇政府和村庄权威在组织能力上和资源基础上的边缘化，而且使得村庄选举的结果与镇政府的利益相互分离，从而改变了镇政府在选举过程中的基本取势。

四、从村庄选举看中国改革道路

在思考FS镇的村庄选举诸多场景和意义的过程中，“一叶知秋”这个成语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并不是说，FS镇的经历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我也不认为这些村庄和地区会遵循相同的变迁路径。事实上，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是在FS镇，各村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变化。如果我们依据这一农业镇的经验去推断其他镇、地区乃至全国的模式，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农村这一角落的变化不是孤立的；相反，它是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变迁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如此，这一小镇走过的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叶可以知秋。

对于乡村治理来说，村庄选举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里？传统的村庄权威中心是村支书，由村里的党员选举出来，然后经镇政府任命，因此建筑在党的领导基础之上。村庄选举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在村庄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权威——村委会。这两种权威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前者基于镇政府从上至下的任命，而后者则基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支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形式上，政府法规要求的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模式，但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内在矛盾。这一模式将党支部书记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使得自治本身成为一个问号。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权威结构已被村庄选举制度所弱化。村庄选举常常使得村委会领导独立于党支部，甚至与党支部唱对台戏。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那些同时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村干部也都意识到，在村庄政治中，村主任这一职位有着独特的意义，因为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同。村支书可能被镇政府直接免职，但合法的村主任则只能通过村民选举才能免职。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其合法性基于大众支持，使得村主任在与村支书的关系中占据上风。

一位村主任这样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村支书？有什么用？

对吧。我现在是村民选出来的主任，你（镇政府）也不能拿我怎么着。我得了五六百张选票。当一个村支书，镇政府可以随时让你下台，但作为一个村主任，如果没有村民的同意，谁也不能把我轰下台。作为一个村支书，如果你工作好，镇书记会表扬你，但如果你第二天工作出问题了，他就翻脸不认人了，会直接把你免职。如果他对你好一点，也就是提前告知你一声，让你自动辞职。如果你们俩相处不好，他就会直接撤掉你。如果我被镇党支部书记表扬、提升了，我就不得不遵从他的指示。但如果我是直接由村民选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走各自的路。

另一位同时担任村支书的村主任，这样回顾他与镇政府打交道时的双重角色：

我作为村主任的职位是由村民选出来的，在这个位置上，镇政府只能提供指导而不是行政命令。几年前，当镇里的一个干部让我为一个政府项目提供义务劳动力的时候，我安排了两天时间，但后来他又要我们多提供一天的义务劳动，我发火了，把他回绝了。我对他吼道：“你没有撤掉我的权力，你要罚我的话我也没有钱。”在那时，我没说自己是村支书，我是村民选出来的村主任，而他没有任何权力将我撤掉。

在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中，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一直来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渠道，村领导由上级部门直接指派（Chan，Madsen Unger，1992；Friedman，Pickowicz Selden，1991）。现在，村庄选举为村领导提供了第二种权威基础——自下而上的村民支持。因此，村庄选举制度为中国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动力量，而这一推动力的影响也许需要等许多年以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村庄选举不仅为集体行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合法机会，而且为执政党和村民间、镇政府和村领导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舞台。同时，村庄选举也是制度创新的一个突破口，使得不同村庄有机会来解决自身问题，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比如，在FS镇的一个村里，一个村民（以前的村干部）组成了自己的“内阁”，以一个团队参与竞选，这一做法与传统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村庄选举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新的机遇，为中国农村的已有政治秩序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FS镇发生的这些故事，这些细枝末节和局部背景的微观层次和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宏观制度变迁的机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多重过程和机制相互作用下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即使那些最接近这些过程的人也常常对选举的动态和结果感到扑朔迷离，不可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庄选举的结果来自于相互独立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那些与村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中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预期结果。

五、结论

首先，制度变迁需要时间，而时间又是理解制度变革过程的重要维度。以这一地区的村庄选举为例，根据我在实地研究中所收集的逸闻趣事，自1980年代末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村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镇政府操纵下的象征性行为。我们看到，几个重要过程的演变——镇政府角色的转变，村民之间的学习过程，镇政府和村之间关系的松散化，这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选举行为有了明显的质的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点进入这一漫长的过程，将会得到或者过早悲观、或者不切实际过于乐观的不同结论。

其次，制度变迁涉及多重过程，而这些过程大多是彼此独立的。比如，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依赖于发生在其他领域中的几个关键过程，有些甚至发生在十多年前。1990年代中期的财政改革，是中央政府实现资源分配集权化举措的一部分，但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个没有预测到的后果就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力。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状态促就了地方政府在村庄选举中扮演了一个中立角色。新近的废除农业税的举措也与村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镇政府从与村干部的庇护主义关系中脱离出来。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流动，以及附近地区商业机会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都增加了那些有意进入政治的村民的“退出”激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选举过程中的冲突对峙情形。我们看到，这些过程产生于各自的领域，大多是彼此不同，相互独立的，与村庄选举制度并没有直接关联。

但是，它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交织则可能会产生推动村庄选举制度化所需的制度条件。

最后，重大制度的变迁通常不是出自于理性设计，而是来自于多种相互独立的过程之间的互动及其始料未及的结果。很明显，镇政府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了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图，而是由逃避责任和避免过失的动机所驱使。但正如本研究所提出的，这些行为的结果的确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再如“，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是政府设计村庄选举政策的初衷。但是，村庄选举的重心却慢慢地转移到当选村干部身上，从而削弱了现存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由于这些多重、独立过程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往往难以预料，有时甚至连那些深深卷入这一过程的当事人也对这些结果感到意外。

这些观察提出了如何分析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在调查中采用过程视角。这意味着我们对正在发生中的制度变迁下结论的时候需要耐心。其次，虽然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在社会科学中有着独特魅力，但我们所关心的多个过程相互作用及其意外结果意味着，实际的过程可能更是十分复杂。所以近距离的观察和阐释的方法有着独特的优势，使得我们能更好地分析和把握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微妙性（Zhou，2000）。

在我看来，村庄选举的制度化可能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现代中国，农村地区经常扮演社会变革催化剂的角色。“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政权。在1970年代末，正是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我看来，村庄选举的成功制度化极有可能对中央政府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正面反馈，而农村政权和国家政权之间的松散化，有可能促使独立于国家干预的公共空间的扩大，从而分散改革的政治压力和政治风险，降低无组织的集体行为的可能性（Zhou，1993），为其他领域和城市地区的政治改革拉开序幕。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村庄选举拍手称好，尤其那些职位和利益受到威胁的村干部很有意见。一位村支书这样抱怨道：“跟我们相比，城里人文化程度更高，也更有知识，政府不允许他们选举他们单位的领导，却偏偏给农民最重要的选举权。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实际上，当占中国总人口2/3的农民习惯于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去选举自己领头人的时候，城市地区和其他领域的公民距离这个目标也就不远了。不过，与所谓的特洛伊木马故事不同的是，村庄选举作为一种新兴制度，它的轨迹并不是按照人们理性设计，或西方民主制度的版本那样如期展现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多重的、互为独立过程的交互作用下，在历史条件和已有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发展演变的（Stark，1996），在这个意义上，FS镇的村庄选举故事告诉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耐心的态度去看待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恢弘转型，同时要有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个过程中那些始料未及的变化。

第四篇：从一个案例看企业文化实质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企业管理与咨询的人士，笔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文化如何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在此，笔者想从一个著名的企业文化案例——科龙集团“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谈起，通过这一个案例来解答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一、科龙：文化塑造活动案例获金奖后的巨亏

1、案例简介

科龙集团是位于广东顺德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自1984年创业后的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以务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取得极大成功，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型家电企业集团。科龙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同时在香港、深圳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由此可见其当年的辉煌。

随着市场形势的不断发展，科龙集团所在的家电行业逐渐呈现严重供过于求的竞争态势，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1998年，科龙聘请以CI策划而闻名的台湾某策划专家及某大学教授为顾问，实施一项命名为“万龙耕心”的企业文化塑造工程，希望借助这一“耕心”工程能够进一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以适应家电市场日益惨烈的竞争。

下面是“万龙耕心”工程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回放：

1998年8月18日，项目启动；

实施了样本数为5000人的内部文化问卷调查；

召开了3000人的新闻发布会；

12000名员工在10面“万龙耕心”旗帜上亲笔签名；

举办一场集团高层参加的，为时三天两夜的文化研讨营；

形成了文辞精美的“科龙文化纲领”；

“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获得第四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金奖；

2000年，科龙公告亏损7亿元；

2001年，科龙再次公告亏损15.7亿元；

2001年底，科龙被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成为民营企业；

2002年，科龙集团在顾雏军的领导下，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实现扭亏为盈；

2003年，顾雏军通过成本+资本的运作，占据了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重塑冰箱格局。

2、问题思考

通过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重大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科龙这一文化活动的过程。当年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声势浩大，外部反响热烈。从文字结果来看，其企业理念、奋斗目标非常具有振奋性，没有理由说不好，要不怎么会得到一个“金奖”呢？

然而，文化工程金奖与业绩巨亏这两幅图像似乎组合成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景线”，科龙2000、2001年的经营业绩表现及后来被收购的结局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是否真正成功？

第二，如果说“万龙耕心”工程是成功的，那科龙为什么会巨亏？

3、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经营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大家毫不怀疑是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预想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工程，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科龙应该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科龙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型企业，知名度非常高，其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也一直是先进管理的典型。在这样的光环下，加之科龙集团在“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活动本身的宣传造势比较到位，使得这一案例影响巨大。

当外界还不知道科龙巨亏的时候，其影响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科龙通过这一活动推进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但后来的事实无情地将人们的愿望打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在金奖与巨亏之间，使很多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但必须认清的是，企业文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当时的科龙做错了。

让我们继续对科龙这一文化案例进行分析。

早在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伦斯•迪尔和麦肯锡顾问阿伦•肯尼迪在其著名的《企业文化》一书就提出，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的塑造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本的考虑依据。进入21世纪，中国家电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技术成熟、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供过于求成为家电产业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产业状况下，品牌与价格已经成为竞争的最关键手段。

价格的后面是成本，成本的高低成为企业竞争胜利、能够获利的根本性问题。而科龙的致命问题是，缺乏对这一竞争形势的根本性判断，并据此进行真正的文化变革，建立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要求的企业文化。这才是科龙最后失败的本质性。因此，科龙最终的结局，要么继续亏损直至被淘汰；要么被收购兼并，让新主人来完成适应新形势的文化变革。

当然，现在来说，科龙是幸运的，因为它被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了。顾雏军入主科龙，彻底改变了科龙的旧文化，把成本降低作为其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从根本上适应家电竞争环境的要求。而科龙也在被收购后的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业绩得到完全改观。过去的2003年，顾雏军通过资本+成本的运作，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二、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案例被不断地被一些文化专家们拿来作典型案例，请注意，不是失败典型而是成功典型，这是有点可笑的。这说明，在中国，企业文化已经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给空洞化、片面化、表面化了。对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的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大肆引用为成功经典就是一例。这当然让很多企业管理才特别是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人士感到困惑。因此当谈到此话题时，笔者不得不要先从企业的本质说起，以便为企业文化正本清源。

1、认清企业文化建设的本源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生来就是为实现利润这一目标而存在的，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它只有一个恒等的公式，即：

企业利润=企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

更进一步地，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让公式左边的利润最大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需要努力促进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最小化。因此扩大销售收入和降低成本费用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性目标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及其活动莫不如此。当然，我们谈企业经营目的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符合社会道德、法规的前提之下的。

思考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基于上述思维，才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拖入“庸俗”的、只做表面化文章的危险之地。就如当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已经被后来的巨亏无情地宣告彻底失败后，还有所谓的文化专家将该案例列入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案例一样，这对企业文化来说是多么的悲哀。如何增加企业的利润、销售，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是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一本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2、企业文化的实质

根据一般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理念及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规范等，包含了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中性，很难让人懂得企业文化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实现优秀文化的塑造，或者进行文化上的变革。科龙集团 “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及后来的变化，让我们对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打造持续、有效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达到持续的外部适应性，这才是企业文化的要义所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上所逐渐形成的生存方式。例如，惠普是世界公认的优秀企业，它的“惠普之道”其实就是惠普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惠普之道”其实也就是惠普的核心企业文化表现。

因此，作者对企业文化给出这样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选择或努力去营造的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所在。由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让企业适应竞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给企业文化建设即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能够对外部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所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将企业文化的建设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的价值观，二是企业的行为方式。根据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实质应是指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企业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包括愿景、理念等，将决定你可能走多远，爬多高；企业所建立的行为方式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能爬到什么样的高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第五篇：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推荐]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指导老师

2008年7月15日至8月30日,在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2008年4月的一天,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县省道（泾川-甘谷）线庄浪段南河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庄浪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6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庄浪县公证处见证下,与平凉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天水市.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庄浪交通大队于当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08年4月,广源货栈向庄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75000余元.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5000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南河桥上发生故障,造成省道（泾川-甘谷）线主路南河桥由南向北一带主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 1

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诉讼经过：

庄浪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08年6月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08年4月在省道（泾川-甘谷）线南河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时作出(2008)庄行初字第53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000余元,诉讼费649.50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分别作出(2008)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省道（泾川-甘谷）304线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7600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省道（泾川-甘谷）线,这条路是连接天水、平凉两市的重要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三千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123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百两.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

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在当今依法行政,国家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大环境下,如何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调动最快捷,最科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清理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当事人的损失,更合理地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利益,追求最大社会效益,是交通管理机关不断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