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李陵

第一篇：司马迁与李陵

司马迁与李陵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的投降行为辩护，铁板钉钉，是不能翻案的。其实，所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说法并不成立，本来就无案可翻，自然不必翻什么案，只需说明史实就可以了。当然，司马迁由于推言李陵军功而遭受极刑，对他本人和《史记》创作的影响是深重的，这个案子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司马迁生平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人们希望真正了解这个案件。

司马迁在《史记》里零星写到这个案子，真正说清案情是在《报任安书》中，还有《汉书》的《李陵苏武传》，有关史料足够清楚地认识司马迁与李陵的案情始末。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极为卑贱的口气和浓烈的情感描述了自己遭受腐刑的经过，反映了他仇恨黑暗专制的新观念。起初，李陵战败的军情连续从边塞传到朝廷，汉武帝十分沮丧，他安排的三支军队都无胜绩，两队败归，因而汉武帝十分愤怒，满朝大臣跟着一起斥骂李陵，也就是满朝大臣跟着武帝一起声讨打败仗的李陵，一边倒。这时，宝座上的武帝发现有一人沉默不语，这人就是太史令司马迁，武帝就让司马迁上前来，问他有什么看法。司马迁本该跟风，跟大家一样表个态了事，他却说出了一席谁也没说、没敢说的话——他却不知这是生死关头，他一脚已踩进了鬼门关。他没有让武帝先饶臣不死后再说，他对满朝大臣无一人挺身而出讲实话心存不满——他将自己置身于一人单挑满朝大臣的危险境地。他说，根据他对李陵的长期观察，李陵是奇士，有国士之风，敢于为国捐躯，他平常的为人处事证明他不是怕死的人；李陵仅仅带领五千步兵勇战匈奴大军，连战十多天，杀敌一万多人，功大于过，真可谓虽败犹荣。李陵不死而被匈奴活捉，他必定有心另谋归报大汉。请皇帝宽心，念在李陵功大于过，又无救兵援助，宽恕李陵败降的罪过。司马迁向武帝推论李陵的军功，动机就是为武帝宽心，本是先有武帝的召问才作出回答的，是被动的，武帝与李陵后来的表现也证明当时司马迁的分析是正确的，判断是无误的，怪只怪汉武帝当时心虚，不肯宽恕李陵，等他后悔了，司马迁已受了宫刑，李陵也已报国无门了。

司马迁推论李陵军功的动机和此后大量的事实，都说明司马迁是正确的，他是被冤枉的，这是一桩冤案。也正因此，事后后悔的武帝让他当上了中书令，成了外人眼里皇帝身边的红人，武帝实已悄然为他平反昭雪了。虽然如此，司马迁只因一席话便遭受宫刑，使他终生不能释怀的血的教训，也使他认清了封建专制黑暗统治的本质。

班固在《李陵苏武传》中记述了李陵事件的始末，有利于澄清司马迁遭受口祸的史实真相。那年秋天（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北行一个月到达目的地，正要返回时被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包围，一战杀敌数千，单于急忙召集大军八万，要活吞了这支汉军。汉军一边打一边退，浴血奋战十多天，匈奴无法打败这股顽强的汉军。最后，在离边境一百里的山区，早已弹尽粮绝的汉军决定趁夜突围，突围时战鼓不响，李陵身边只有十余人，几乎都赤手空拳，最终，李陵怀着对皇帝无限的惭愧而被俘虏。有四百多汉兵跑回边塞，边塞驰报朝廷，于是朝廷发生了皇帝召问太史公的那一幕。

李陵兵败到李陵败降，在此期间，武帝责问最初报喜讯的陈步乐，吓死了他；武帝召问司马迁，把他打入大牢，从“沮贰师”（说贰师将军坏话），升级到“诬上”（诬蔑了皇上），定为死罪；武帝让相面师观察李陵家人的气色，不见死丧之相，将李陵家人关押起来。武帝想要李陵战死杀场，为他捐躯，而李陵不死，使他坐朝不安，他没给李陵战马，他没派出驰援的救兵，但谁敢明说皇帝的错失呢？

好在皇帝觉悟了，就在事发一年多以后，这时司马迁已自请腐刑在蚕室疗伤。武帝觉悟到老将路博德耍诈而没救援，致使李陵陷身重围而最终败散，于是皇上派出使者慰问犒劳那四百多名苦战回国的战士，并又派出公孙敖将军去迎归少将李陵。结果，公孙敖没接到李陵，带回一条消息，说李陵邦匈奴练兵，武帝听后心头起火，下令杀掉李陵家人。圣明不见了，乌云遮住了太阳。这等于坐实了李陵的行为为投降，也使司马迁觉得再次受世人笑话，李陵继司马迁后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李陵本来打算得机会建功报达皇恩，又能回国孝敬老母，这一下全玩完了。母亲、妻子和儿女都被杀害了，而且起因在他自己，他万念俱灰，回国的路已绝了。李陵原要孝敬老母的，他是遗腹子，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怀有无限的深情。他的爷爷李广

就是被公孙敖等害得自杀了，父亲三兄弟也都过早去世，他原本要建立大功再次光耀李家门庭的，这一下希望全都幻灭了。事实是公孙敖带回的是假消息，邦匈奴练兵的另有其人，而不是李陵，武帝就仅凭一条道听途说的假消息便杀害了李家人。历史难道就是这么一桩桩血淋淋的惨案堆积垒成的吗？

司马迁为投降的李陵游说或辩护了吗？司马迁的本意是要皇帝宽心舒意，要看到李陵以五千步兵对付十一万匈奴骑兵，杀敌一万多，实是一次大胜仗！李陵不会真心投降的，他被活捉，实是假投降，迟早是要回国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司马迁的话到武帝耳朵里就变了味，就发生了扭曲。……武帝又时时是明智的，晚年下了罪己诏，主动改变了好战的国策。到汉昭帝时，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们议定再次迎接李陵回国。李陵拒绝了，恐惧再次受辱。这类史实说明汉朝并未把李陵看成投降者、叛徒或叛国者，那么后代人又何必这么认定而想不通呢？那些顾命大臣们都是李陵和司马迁的同辈人，他们了解这两个非凡的同辈人。说到底，司马迁无非是要武帝能够辩证地看待李陵事件，却不料若火烧身，成了武帝的出气筒，成了李陵的替罪羊。

司马迁受刑不死，李陵败降不死，两人都是有抱负，有责任的苦命人。李陵有国不能回，客死异乡，而司马迁历经炼狱，把受难转化成旺盛的创造力，铸就了伟大的《太史公书》。

第二篇：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

千年时光荏苒而逝，百代风华怆然凋零，历史在千年之后渐渐只剩余了他苍白的面容概貌，而细致的故事权术之争却早已难觅踪影，所以我们要论述李陵之祸到底是冤案还是耻辱之叛，已经是很难的问题了，而在我看来，它却真正的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司马迁。

事情的经过在历史上就是短短的几句话，无非是司马迁不够圆熟，正在武帝大怒之际为李陵辩护，于是便引来腐刑之祸，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就这么短短的几行记述之间蕴含着司马迁多少的悲情愤怒，看自序中司马迁祸前那句意气风发的“小子何敢让焉！”到刑后“幽于缧绁”，这中间的经历真是惨淡兼之苦闷，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到：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其中待遇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迁始终记着老父对己所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是他苟且偷生的一个重大原因，而那段世传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算是司马迁狱中苦思的一场思想上的彻悟。如果有人说一个完全一路顺风的人能够写出传世之大作的话，我是不能相信的，没有艰苦的磨练，思想的成熟便不可能，而这番非人的待遇正是成就司马迁思想成熟的一个契机，之后才有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重大人生哲思。

受如此刑罚，只要是八尺男儿，都有三分血性，何况司马迁更是为了李陵能够仗义执言的人，所以，受到腐刑之后，司马迁必然是愤怒兼有愁苦的，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太史公对于刘邦，项羽，李陵等人的中肯评价中看出，其实这已经是蕴含了司马迁对武帝的一些愤怒之情的，试想，如果司马迁几十年食皇粮，取俸禄，安安稳稳的做他的太史，又是正值这样的昌荣盛世，怎么会不对汉朝的历史有所歌赞呢，但是史记中，至少我个人看到的说来，其中的中肯之言多过于奉承歌赞，这应该也算是司马迁的一种悲愤表达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言：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又有言：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这是一种受了腐刑之后在世人耻笑之下的一种严重的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感，我大胆的推测可能让司马迁产生了一种避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如果一露面就会遭到别人的耻笑，那他还敢于一直如以往般的行走于世么？所以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这些年中，应该算是以著书立说来逃避世俗，这从侧面上加速了史记的成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很明白史记一旦成书就是一部惊世巨著，所以，司马迁应该也有一种反抗的倔强心态在支撑着他创作史记，像凭借这部书来颠覆世人对他的污诟，而事实在他的年代具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武帝是变相的以补偿来承认了自己当年之错，司马迁也得以以此书流芳百世。

这是我思考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史记著述的影响的浅见。

第三篇：司马迁与《史记》

论《史记》的历史意义

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了一部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的史学著作。然而当时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写这篇著作的他并未预料到这部著作带给后世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

《史记》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这一点由“史记”这个史书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马迁聪慧好学又受其父司马谈影响，对历史事实本就十分感兴趣，司马谈又在临死前将编撰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史书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马迁，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身为一名史学家的职责，因此构思创作一部完备客观的史书，他势在必行。而在《史记》的编撰中，最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即使因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处屈辱的宫刑，司马迁也未歪曲汉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绩。正是因为他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记》的创作不仅建立在众多典籍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司马迁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筛选之上，这体现了司马迁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抹杀王孙贵族和将相大臣的光彩功绩，也不隐瞒他们身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丑恶嘴脸，不受私人情感影响的公正记载，是他客观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是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来写这部著作的。在写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方法来呼应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而“详今略远”的写作方法则更好的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又不显累赘。

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阶层，更全面的记载了社会人生百态。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结合了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而“互见法”的运用则弥补了人物描写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画更趋于完善。以时间为序的纪传方式使各传记间形成了一种连贯性，每一个传记的起因、经过间穿插琐碎细节，从而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中得到历史必然的结果。透过表象去深刻思考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史记》的编撰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首先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贯通古今，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甚深，历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这种体裁撰写。其次，它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自司马迁编撰出《史记》之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再次，它开创了阶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为经济、少数民族和卑微者立传的史家著作，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另外，它还建立了史学的“传记文学”的先河，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最为形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后，《史记》中许多故事情节生动典型，戏剧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了许多如《赵氏孤儿》这样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是国学的珍宝，它所寓意的历史因果规律和必然性值得我们去深思。

第四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一、司马迁

1、游历天下 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2、临危父命

3、仗义执言

4、忍辱负重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

1、体例：《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打 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 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 史料来源。

2、史家之绝唱，无韵诗离骚——《史记》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选择、安排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以《项羽本纪》为例，对这样一个骤起骤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危急时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赵，击破了乘胜前来的秦军主力，表现他叱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气概。鸿门宴写他在急欲“击破沛公军”时，轻信刘邦和解的言词改变初衷，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表现了他的坦率重义和少于谋略。垓下之围写他被刘邦重重围困时，慷慨别姬，冲杀突围，不肯东渡，白刎乌江，既表现了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错误思想。以这三个重大事件组成项羽传，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显示出他一生成败的内在因素。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1页

2、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未来。《史记》于人物写大事，有时也写生活小事，因为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小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佣耕垄上时与伙伴们的一场对话，既表现了他有大志，也表现出他很自负，轻蔑别人，以至后来起义为王时竟把旧时伙伴也杀了。这些小事的描写，刻划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预示出性格发展的方向。《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所食不同而发的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都有同样意义，他们日后的作为都是早年这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3、运用“互见法”。这就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一些事迹，在本传中省略，而写入其他人物传记中去。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避免重复，或为了避免遭祸，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是要突出项羽喑曙叱咤、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许多个人的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这就不至于损害他的英雄性格。《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贵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写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门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齐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损害信陵君的形象。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细致入微的描述。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叙述，对要写的主要事件往往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先写侯生毫不谦让地“直上载公子上坐”而“公子执辔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接着又写“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以至“市人”、“从骑”、“宾客”对公子行为都感到惊异。作者通过这些具体描写，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紧张斗争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善于通过紧张场面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刘、项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宴会开始后，有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气氛十分紧张。鸿门宴从曹无伤告密开始，到刘邦不辞而别为止，矛盾迭起，险象环生。作者就是通过对那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机敏精细狡诈，项羽坦率轻敌无谋。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表现。

（三）在运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1、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里的人物语言，无论独白、对话都充分个性化。以刘邦和项羽见巡游的秦始皇时所说的话为例，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话的意思一样，都想登上帝王的宝座，但语气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

2、《史记》的叙述语言，简洁、精炼，极富表现力。它往往用极少的语言表现极丰富的内容，并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态、心理。

三、其他相关内容

1、前四史：《史记》、《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三国志》（陈寿）

2、史学双壁——《史记》与《资治通鉴》（司马光）

3、史界两司马——司马迁、司马光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 班马——班固、司马迁

4、《史记》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的“十大名篇”是：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2页 “大江东去 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 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 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 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 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 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 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5、《史记》中的成语与名言警句

（1）成语： 春秋笔法 左支右绌 焚书坑儒 指鹿为马 拔山扛鼎 先发制人

破釜沉舟 沐猴而冠 霸王别姬 四面楚歌 一败涂地 约法三章 运筹帷幄 高屋建瓴 卧薪尝胆 鸟尽弓藏 一狐之腋 招摇过市 韦编三绝 鸿鹄之志积毁销骨 毛遂自荐 脱颖而出 歃血为盟 因人成事 一言九鼎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 怒发冲冠 刎颈之交 胶柱鼓瑟 纸上谈兵 无颜见江东父老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名言警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6、后人评司马迁与《史记》

柳宗元：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南宋·郑樵：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明末清初·金圣叹：六才子书之一

明末清初·钱谦益：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清·章学诚：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梁启超：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祠楹联：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使照尘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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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正因为揭露现实的透彻，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司马迁用历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书的故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抛诸脑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连精神都有点恍恍忽忽了。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

只要坚持不懈，总会见到了阳光的。在司马迁53岁时，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这样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十二本记》、《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自此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从可考，只是在他的一篇《感士不遇赋》里，诉说道：“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饱经忧患，感慨而又深沉的老人，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所以鲁迅先生生前给予《史记》高度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