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论瑞典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角色

第一篇：检察官—论瑞典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角色

检察官—论瑞典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角色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程晓璐 张紫千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瑞典的检察官在他们的司法体制中扮演着十分有力的角色。检察官主导刑事案件的调查，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提起诉讼并出席开庭。不论是在案件调查阶段还是法院审理阶段检察官都推动着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

论文关键词 刑事政策 组织机构 检察官

一、举足轻重的起诉工作

即便从国际视野来看，瑞典的检察官也在他们的司法体制中扮演着十分有力的角色。随着检察官地位的提高，对于检察官的培训也有所改进，检察官的工作能力得以发展。这一职业的地位逐渐提升，因此今天成为一名检察官对于年轻的法律工作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检察官主导刑事案件的调查，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提起诉讼并出席开庭。不论是在案件调查阶段还是法院审理阶段检察官都推动着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

今天的检察机关是现代的检察机关，它以发展为导向，致力于通过让犯罪分子以合法有效的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来减少犯罪。

二、刑事政策面临的挑战

社会始终在发展，犯罪也是如此。因此，法律制度同样也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近些年来，瑞典的检察官在刑事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多重大挑战。以下将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被害人通常毫无防备、或处于易受攻击的情况之下，主要包括妇女儿童。这些犯罪很难进行调查，因为犯罪的证据常常缺失或有瑕疵。在被害人为儿童的性侵犯案件中，采用何种讯问方式也会成为检察官面临的难题。

在检察官看来，容易受到该类犯罪侵害的人们必须认识到揭发该类犯罪的意义所在。这类犯罪必须被调查，并且最大可能地提起诉讼。

（二）严重有组织犯罪

严重有组织犯罪正变得日益广泛、错综复杂。国际性犯罪和体制危害性犯罪的发展尤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长远稳定。此类犯罪能带来巨大的金钱利润。我们应当有策略地开展应对有组织犯罪的行动，并且与警方和其它部门联手合作。

（三）日常犯罪

日常犯罪（volumecrime），又称平时犯罪(everydaycrime)，占全部犯罪中的一大部分。它包括机动车犯罪、盗窃、入室盗窃和毁坏公物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造成社会不安全的犯罪。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既拥有稳定的机构、又掌握适当的方法，以此来高效地处理大量的日常犯罪。

（四）犯罪的经济利益

金钱被看做是大量犯罪背后最强有力的驱动力。因此减少犯罪的经济利润在打击犯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努力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预防青少年犯罪，并将再犯最小化。因为越早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预防青少年犯罪就能预防未来发生的严重有组织犯罪。处理青少年犯罪长期以来一直是瑞典国家检察机关的优先工作。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出台一系列计划和对策，旨在减少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时间同时增加相应的法律规则。

三、法律程序

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完善的法律保障意味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法律、权力机关和中立的法院。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同时保障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刑事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要减少犯罪、提高人民的安全感。检察机关必须要确保犯罪者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借此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法律程序涉及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和罪犯监管机构，而检察官是这一程序中的重要一环。检察官在法律范围内决定是否采取提起诉讼，主导初步调查并在法庭上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在法律程序中，上述各部门独立开展各自工作，因此各方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

四、检察官如何工作

（一）初步调查

警察在注意到犯罪行为之后，就会开展初步调查。当有理由怀疑某人犯罪时，检察官由此开始主导案件调查工作。对于不十分严重的犯罪，警察则负责从头到尾的初步调查。作为初步调查的主导方，检察官负责尽可能用最佳方式调查案件。警察根据检察官的指示开展调查。检察官对案件调查进展进行动态跟踪，同时决定需要采取何种调查措施和做出决定。当调查工作涉及严重或复杂犯罪时，检察官常常直接参与调查，比如参与侦查实验还原犯罪现场或重要的审讯工作。案件初步调查阶段中检察官的职责包括决定强制措施，即涉及逮捕、搜查和没收之类的问题。是否需要延长羁押时间取决于审前羁押阶段的听审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检察官充分阐述对嫌疑人进行羁押的理由。

检察官还必须同时确保适当地体现犯罪被害人的利益。瑞典检察机关每年办理大约60万个刑事案件，这些刑事案件都是向警方报案的，而且都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每年大约有3万人被逮捕，12000多人被关押候审。

（二）起诉

初步调查一旦结束，检察官就要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如果检察官认为案件符合起诉条件，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则检察官必须对嫌疑人提起公诉。这就称作绝对起诉主义。但是，根据某些法律规定，在一些个别案件中检察官也可以决定不起诉。如果某一犯罪的通常结果不是监禁，那么检察官可以施以罚款或缓刑，称为简易处分。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示同意，那么可以不必开庭审理其案件，简易处分的法令即等同于法庭裁决。

总体而言，每年共有大约13万个刑事案件，要么直接起诉，要么被检察机关通过简易处分的方式结案。每年起诉的数量高达20万件（同一人可以因数起犯罪被起诉），而被检察机关简易处分的数量大约为5万件。

（三）出庭

检察官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准备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检察官通过决定起诉、描述案情，搭建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并推动案件进展。

（四）诉讼程序

一旦地区法院做出裁决，检察官或被告人可以向上诉法院就该裁决提出上诉。对上诉法院的裁决不服，也可以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在最高法院，只有检察总长特别任命的检察官才能受理申诉案件。

五、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检察业务工作

瑞典国家检察机关共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850名左右是检察官，其余为辅助人员。瑞典全国有39个检察办公室负责检察业务工作，其中32个地区的办公室分散在各个区域，大致相当于郡县级。在城市地区则每个地区有一个以上的地方公诉办公室。

检察官的大量工作就是处理日常犯罪。这些犯罪包括商店行窃、人身伤害案件。大部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都有一名检察官专门负责协调全部门打击日常犯罪的工作。另外还有检察官专门负责处理其它罪行，如环境违法行为、性质严重的暴力犯罪以及家庭暴力。

全瑞典设有3个国际检察办公室，专门负责打击有组织、跨境犯罪，并负责检察官之间的国际合作。另外还有4个国内检察官机构：其一负责反腐工作；其二负责处理警察涉嫌犯罪案件；其三负责处理环境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四负责国家安全。

3个城市郡县及一些周边郡县涉及经济犯罪的案件由瑞典国家经济犯罪署办理，该署在法律上对检察长负责，但是在行政上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二）发展与监察工作

瑞典全国设有三个检察工作发展中心，其任务是承担不同犯罪领域的法律研究工作。这些中心还开展后续的法律行动和监察工作。举例来说，所有对检察决定提出的申诉都由该发展中心处理。发展中心的职责是在其责任区域内保持检察工作的总体水平。

（三）检察总长和检察长办公室

检察总长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察官，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公诉人。最高法院是所有法院中的终审法院，也是纯粹的记录法院。检察总长将合适的案件递交最高法院，以此来确保与法律实际执行相关的重要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

检察总长每年就大约10-20个高级法院的裁决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被指控犯罪的人也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两种情况都必须申请重审许可（areviewpermit），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诉，则检察长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以所谓“回函”的形式做出申明。即使最高法院未批准重审许可，检察长写的回函也可以引起对重要法律问题的重视。

检察总长办公室除了有负责人事、财务、信息和信息技术等的部门外，还有1个负责法律指导、重要国际问题控制以及协调联系最高法院相关工作的法律部门，另有还有4个负责协调地方公诉办公室业务工作的公诉部门负责人和一个负责特别救济的公诉部门负责人。

六、国际行动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跨境合作越来越有必要。近些年来，犯罪也越来越呈现出跨境的特点，一系列国际协议的签署以及办事程序的变更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更加有效。实际工作中，国际合作包括协助外国检察官开展跨境的犯罪调查，讯问瑞典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入室搜查和引渡通缉犯。其它国家也常常要求我们提供类似的犯罪调查协助。国际行动还包括加入各种国际行动网络和业务类检察官的组织协调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刑事司法组织（Eurojust），该组织由来自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检察官组成。瑞典检察官还参加了东欧和其它地区的各种发展项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http:///·（中发【2004】16号）【Z】2004年8月26日.[2]周静.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解析[J].党史文苑，2010，（04）.[3]王成，朱伦，孙裔德.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现实意义及能力培养策略[J].教育探索http:///，2009，（05）.参考文献：

[4]胡德海.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http:///1998.[6]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第二篇：检察官—论瑞典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角色

检察官—论瑞典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角色

一、举足轻重的起诉工作

即便从国际视野来看，瑞典的检察官也在他们的司法体制中扮演着十分有力的角色。随着检察官地位的提高，对于检察官的培训也有所改进，检察官的工作能力得以发展。这一职业的地位逐渐提升，因此今天成为一名检察官对于年轻的法律工作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检察官主导刑事案件的调查，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提起诉讼并出席开庭。不论是在案件调查阶段还是法院审理阶段检察官都推动着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

今天的检察机关是现代的检察机关，它以发展为导向，致力于通过让犯罪分子以合法有效的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来减少犯罪。

二、刑事政策面临的挑战

社会始终在发展，犯罪也是如此。因此，法律制度同样也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近些年来，瑞典的检察官在刑事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多重大挑战。以下将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被害人通常毫无防备、或处于易受攻击的情况之下，主要包括妇女儿童。这些犯罪很难进行调查，因为犯罪的证据常常缺失或有瑕疵。在被害人为儿童的性侵犯案件中，采用何种讯问方式也会成为检察官面临的难题。

在检察官看来，容易受到该类犯罪侵害的人们必须认识到揭发该类犯罪的意义所在。这类犯罪必须被调查，并且最大可能地提起诉讼。

（二）严重有组织犯罪

严重有组织犯罪正变得日益广泛、错综复杂。国际性犯罪和体制危害性犯罪的发展尤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长远稳定。此类犯罪能带来巨大的金钱利润。我们应当有策略地开展应对有组织犯罪的行动，并且与警方和其它部门联手合作。

（三）日常犯罪

日常犯罪（volumecrime），又称平时犯罪(everydaycrime)，占全部犯罪中的一大部分。它包括机动车犯罪、盗窃、入室盗窃和毁坏公物等行为。换句话说，也就是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造成社会不安全的犯罪。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既拥有稳定的机构、又掌握适当的方法，以此来高效地处理大量的日常犯罪。

（四）犯罪的经济利益

金钱被看做是大量犯罪背后最强有力的驱动力。因此减少犯罪的经济利润在打击犯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努力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预防青少年犯罪，并将再犯最小化。因为越早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预防青少年犯罪就能预防未来发生的严重有组织犯罪。处理青少年犯罪长期以来一直是瑞典国家检察机关的优先工作。对此，检察机关已经出台一系列计划和对策，旨在减少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时间同时增加相应的法律规则。

三、法律程序

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完善的法律保障意味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法律、权力机关和中立的法院。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同时保障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刑事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要减少犯罪、提高人民的安全感。检察机关必须要确保犯罪者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借此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法律程序涉及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和罪犯监管机构，而检察官是这一程序中的重要一环。检察官在法律范围内决定是否采取提起诉讼，主导初步调查并在法庭上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在法律程序中，上述各部门独立开展各自工作，因此各方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

四、检察官如何工作

（一）初步调查

警察在注意到犯罪行为之后，就会开展初步调查。当有理由怀疑某人犯罪时，检察官由此开始主导案件调查工作。对于不十分严重的犯罪，警察则负责从头到尾的初步调查。作为初步调查的主导方，检察官负责尽可能用最佳方式调查案件。警察根据检察官的指示开展调查。检察官对案件调查进展进行动态跟踪，同时决定需要采取何种调查措施和做出决定。

当调查工作涉及严重或复杂犯罪时，检察官常常直接参与调查，比如参与侦查实验还原犯罪现场或重要的审讯工作。案件初步调查阶段中检察官的职责包括决定强制措施，即涉及逮捕、搜查和没收之类的问题。是否需要延长羁押时间取决于审前羁押阶段的听审程序。在这个程序中，检察官充分阐述对嫌疑人进行羁押的理由。

检察官还必须同时确保适当地体现犯罪被害人的利益。瑞典检察机关每年办理大约60万个刑事案件，这些刑事案件都是向警方报案的，而且都有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每年大约有3万人被逮捕，12000多人被关押候审。

（二）起诉

初步调查一旦结束，检察官就要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如果检察官认为案件符合起诉条件，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则检察官必须对嫌疑人提起公诉。这就称作绝对起诉主义。但是，根据某些法律规定，在一些个别案件中检察官也可以决定不起诉。如果某一犯罪的通常结果不是监禁，那么检察官可以施以罚款或缓刑，称为简易处分。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示同意，那么可以不必开庭审理其案件，简易处分的法令即等同于法庭裁决。

总体而言，每年共有大约13万个刑事案件，要么直接起诉，要么被检察机关通过简易处分的方式结案。每年起诉的数量高达20万件（同一人可以因数起犯罪被起诉），而被检察机关简易处分的数量大约为5万件。

（三）出庭

检察官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准备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检察官通过决定起诉、描述案情，搭建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并推动案件进展。

（四）诉讼程序

一旦地区法院做出裁决，检察官或被告人可以向上诉法院就该裁决提出上诉。对上诉法院的裁决不服，也可以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在最高法院，只有检察总长特别任命的检察官才能受理申诉案件。

五、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检察业务工作

瑞典国家检察机关共有约1200名工作人员，850名左右是检察官，其余为辅助人员。瑞典全国有39个检察办公室负责检察业务工作，其中32个地区的办公室分散在各个区域，大致相当于郡县级。在城市地区则每个地区有一个以上的地方公诉办公室。

检察官的大量工作就是处理日常犯罪。这些犯罪包括商店行窃、人身伤害案件。大部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都有一名检察官专门负责协调全部门打击日常犯罪的工作。另外还有检察官专门负责处理其它罪行，如环境违法行为、性质严重的暴力犯罪以及家庭暴力。

全瑞典设有3个国际检察办公室，专门负责打击有组织、跨境犯罪，并负责检察官之间的国际合作。另外还有4个国内检察官机构：其一负责反腐工作；其二负责处理警察涉嫌犯罪案件；其三负责处理环境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四负责国家安全。

3个城市郡县及一些周边郡县涉及经济犯罪的案件由瑞典国家经济犯罪署办理，该署在法律上对检察长负责，但是在行政上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二）发展与监察工作

瑞典全国设有三个检察工作发展中心，其任务是承担不同犯罪领域的法律研究工作。这些中心还开展后续的法律行动和监察工作。举例来说，所有对检察决定提出的申诉都由该发展中心处理。发展中心的职责是在其责任区域内保持检察工作的总体水平。

（三）检察总长和检察长办公室

检察总长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察官，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公诉人。最高

法院是所有法院中的终审法院，也是纯粹的记录法院。检察总长将合适的案件递交最高法院，以此来确保与法律实际执行相关的重要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

检察总长每年就大约10-20个高级法院的裁决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被指控犯罪的人也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两种情况都必须申请重审许可（areviewpermit），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诉，则检察长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以所谓“回函”的形式做出申明。即使最高法院未批准重审许可，检察长写的回函也可以引起对重要法律问题的重视。

检察总长办公室除了有负责人事、财务、信息和信息技术等的部门外，还有1个负责法律指导、重要国际问题控制以及协调联系最高法院相关工作的法律部门，另有还有4个负责协调地方公诉办公室业务工作的公诉部门负责人和一个负责特别救济的公诉部门负责人。

六、国际行动

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跨境合作越来越有必要。近些年来，犯罪也越来越呈现出跨境的特点，一系列国际协议的签署以及办事程序的变更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更加有效。实际工作中，国际合作包括协助外国检察官开展跨境的犯罪调查，讯问瑞典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入室搜查和引渡通缉犯。其它国家也常常要求我们提供类似的犯罪调查协助。

国际行动还包括加入各种国际行动网络和业务类检察官的组织协调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刑事司法组织（Eurojust），该组织由来自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检察官组成。瑞典检察官还参加了东欧和其它地区的各种发展项目。

第三篇：试析制度角色中我国检察官的薪金制度

试析制度角色中我国检察官的薪金制度

无论从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来看，还是从国家法治建设的长远目标看来，待遇保障，尤其是薪金保障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话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单个个体，某些地方的检察官似乎不需严肃对待此问题，但将眼光放宽，从地域乃至行业进行袪除“本我”的比较，便会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给检察官的从业造成了某些危机。

一、制度角色中的薪金：一个无解的结局

检察官在任何国家都属于特殊的职业群体。检察人员担负的国家职责及社会职责对国家信心提升、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比一般公务员乃至法院更为重大。相比于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更为重要。如果法官能发挥“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的作用，那检察官对法官及一般行政官员的法律监督，则是防止国家解体、社会崩溃的无形大坝。

依《公务员法》第二条，检察官属于公务员序列。依《公务员法》第三条，法官、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另有规定，应当按照特殊规定。此条，其指向显然是考虑到法官、检察官的特殊性，因此要求对于检察官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按特殊法处理。但结合《检察官法》第三十九条“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检察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但纵观中国法律，除公务员法之外，并无所谓的其它国家规定对检察官工资做出明示。所以，关于我国检察官薪金待遇的两部重要法律，相互之间在“互踢皮球”。所以，在法律本就有冲突的情况下，现实中也就采取搁置不议的态度，对于检察官薪金直接按一般公务员待遇处理。所以，制度角色下的检察官，在薪金一块上形成了无解的结局。有时，不得不承认，检察官从某种意义而言属于能力上的强者，但却是制度上的弱者。

二、薪金错位下制度角色的现实危机

薪金不仅仅是薪金。在任何社会，薪金都要承担着比薪金本身更丰富的价值。在中国讲求权、钱、势的环境下，薪金也代表着社会构造能力的大小。薪金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检察的职业现状。

一是法律监督权弱化。马克思早有论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权力同样如此。在检察机关依赖地方财政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如官方报道所言，能善于监督、敢于监督。在现实中，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一般都是通过对话、讨论、沟通等方式。恰恰这些方式，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形象。

二是权力寻租的不良倾向。任何一种制度性安排都不能确切地保证每一名检察官都能理想地履行自己职责，即便是仅从“人”这个角度看，检察官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经济人”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属性，“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在自利与权力结合的情形下，一些检察院为了改变检察官在经济人格上的弱势形象，通常会走权力寻租道路，利用法律监督权为自己谋利。如曾有地方检察院以动用刑事侦查权由向地方财政局乃至政府其它部门人进行施压以换取一定薪金上的优先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偶尔也会利用人事任免、财政拨款权向检察机关施圧，要求其弱化自己的监督严厉性。行政与检察在法律意义上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在生活意义上却是利益博弈者。

三是人才流失。检察官在入职门槛比一般公务员有更高要求，但其所获利的薪金却未能与此响应。目前乃至以后的很长时间，中国的法治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令人不安甚至恶性循环的画面：检察官薪金低，优秀人才不愿从事检察职业；检察行业的素质无法得以稳步提高；检察官素质不高，法律监督能力有限，公平正义将会受到质疑，人们更有理由拒绝提高检察官待遇。从经验观察来看，一些资深检察官提前退休、高素质的检察官改行做律师，优秀检察官不愿精心法律钻研而疲于办理琐碎案件、中西部及其它欠发达地区检察官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优秀检察官到行政机关做官或下海经商等等，虽然这些现象属于少数，但作为人才流失的表征其直观性则是相当明显的。

也许，检察官的评价是多位的、立体的。如“君子喻于义”，检察官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道德楷模，增强民族的吃苦忍耐精神，树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名不符实的职业对民众会有多

少吸引，会有多少的价值认同。在整个社会推行市场化的环境下，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马克思的资本配置理论也许更能驳斥当前的道德自慰。如果要切实维护法律监督者的能力，提高国家法治的纯净度，就必须保障宪法权力架构下的检察权，让其拥有抵制外部侵犯的必要能力。

三、检察官薪金制度构建

（一）检察官薪金单列化

如前文分析，对于检察官工作的特殊性，《检察官法》已经有所意识，并作出专门，但短短三条的特殊规定，并未将《公务员法》中将检察官单列的精神贯彻到底。所以检察官薪金构建第一步就是对检察官薪金待遇，岗位补贴等检察官法已有的原则性规定内容，由全国人大常委制定专门的实施办法，建立检察官单独的工资序列，对各个等级检察官待遇进行详细规定。解决目前“检察官职业素质要求高，保障条件低的困境，必须打破将检察官视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的传统看法，对检察官的薪金予以单列。

（二）检察官薪金预算国家化，去地方化

检察官、法官薪金由地方财政拨款形成了诸如司法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扰司法等弊病，无论是高层而是基层人员已早有共识。在改革层面，中央似乎已经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在2008年底出台《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确立的60项任务中，曾明确将包括检察院、法院在内的司法机关财政将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予以保证。

可以说，将检察官的薪金预算中央化的初衷是好的。但将检察官薪金全国统一化，似乎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我国地区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工资差异较大的供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全面推行市场化浪潮下，各区域内的检察官生存成本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将检察官的薪金全国统一化是很不现实的。即使是域外的美国，检察官、法官的工资也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笔者看来，在长期财政分级的背景下，根据检察官生活区域内的当时国家公布的平均工资作为基准，乘以一定系数（如1-3倍），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比例承担，是较为不错的选择。虽然此种情形下，对地方财政仍有一定的依附性，但可以进一步考虑将“地方”概念提升到省级，由省级财政按照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供给不同的区域补贴。

（三）检察官薪金制度去行政化

长期以来，我国检察官、法官在薪金发放上适用的行政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对于检察官的管理也采用行政管理体制，在考核上，检察官与一般公务员考核没有太大区别。这不但与职业特点不相适应，而且使今后的检察改革障碍日益固化。从日常检察官事务处理来看，检察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检察权，尤其是办案一线检察官所行使的业务与他们的行政职级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仍然适用一般公务员职务职级的分配方式，“这种做法强化了法官、检察官的行政色彩，变化了司法属性，不仅不符合司法规律，对行政级别低的广大基层检察官来说显得很不公平，”检察官群体是一个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职业，如果其薪金在分配上就存在不公平，很难想象在不公平的压抑下其执法的效果能是公平的。也正如有的代表委员评价：“目前的工资标准，同一性质、同一职务的检察官，拿到手的工资，往往取决于行政职级的高低，无形中造成工作职责与享受待遇‘两张皮'的局面，这种以行政职级论报酬高低的机制，必然会使法官、检察官的注意力偏离发行法官、检察官职责的本位目标，强化‘官本位'观念”。而这种观念对于更新目前的检察理念、检察道德观非常不利。要保障检察官的职业特殊，就必须改革检察官的薪金。改革检察官的薪金，就必须实现待遇上的去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需求，按照各岗位工作内容、工作量大小、能力要求等指标设岗，设编，实行不同的薪金制度。

当然，要理顺检察官薪金制度构建中的各种难题，除需要处理好检察机关与外部机关之间的关系外，同样还要处理好检察队伍内部的人员分类管理问题。当然，提出检察官薪金改革的论题，或许会遇到中国问题特殊性的说法而被轻易化解；或许提出这个话题，本就是类似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的臆想。但在将法治被纳入宪法、被通过政治文件向外界宣示时，就必须要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提出富有想象力甚至说是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检察官薪金改革或许就是如此。

第四篇：论民事司法中的“执行难”

论民事司法中的“执行难”

内容提要：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 “执行难”问题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执行难”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问题的综合体现，需要运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正确认识和看待“执行难”。本文通过分析“执行难”问题的发展过程、形成的原因、难以执行的案件类型，来澄清对“执行难”的一些模糊认识，形成一个客观、全面的“执行难”问题的景象，找到治理“执行难”的方法。

关键词：执行难 司法地方化 司法权威 法律缺陷

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 “执行难”问题成为执行机关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给执行机关造成很大的压力。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步伐的推进，执行机关的执行案件数量激增，这对原本就已堆积的大量的得不到实际执行的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执行是指执行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给付内容的一种司法行为。“执行难”是指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给付内容，致使执行不能，权利人合法权益不能实现、社会信用关系和商品交易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法律和人民执行机关的权威遭到践踏的情况。

我国“执行难”问题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执行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地显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执行机关执行工作中，十多年来，大体经历了“无序执行期”、“粗放执行期”和“理性执行期”三个阶段。

“无序执行期”。“无序执行期”突出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前，最典型的行为是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抓人促执行”，即用违法拘留被执行人的办法来逼迫被执行人偿还债务。这里，首先应当明确，对被执行人依法采取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是《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执行机关的权利，是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已执行的必要手段和保障措施，必须依法坚决实施，并且要用足、用好。但，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是必须依法，被执行人得有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依法应受制裁的行为，而不能违法采取。由于大量案件积压，社会反响强烈，执行机关压力很大，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曾有一段时间，有的执行机关为提高执行率，采取过违反法律规定的“以抓人促执行”的办法。相信这里许多人也许还记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过光的某省的一位基层执行机关院长，这个执行机关为执行案件竞为被执行人办“培训班”，把不执行执行机关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传唤到执行机关“集中办班学习培训”，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讲什么“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种办法对于执行案件确实收到过一些实际效果，但却是无序执行的作法，是违法的，以至造成了无序执行局面。

“粗放执行期”。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无所不用其及，常将一些企业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出台一套土政策，限制执行机关执行，规定什么“执行机关执行案件首先得报告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经允许后才能执行”，引起一些执行机关特别是外地执行机关的的粗放对抗。有的执行机关为回避当地党政机关，在执行案件时，采取异地查封扣押的办法，常在半路查封车辆或拘留被执行人，而当地领导就派公安围追堵截，有的甚至按“抢劫”立案，公法两家常常上演“全武行”，一方“粗放执行”，一方“粗暴保护”。为此事，有的执行机关执行人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某省有的法官就被推下了黄河。

“理智执行期”。针对”执行难”及其相应带来的无序执行、粗暴执行的严峻情况，最高执行机关向党中央专题报告了”执行难”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汇报，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1999年7月，党中央下发了11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严肃批抨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职权干预执行机关执行工作的错误作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高度，支持执行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依法治理和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央文件下发以后，形势迅速改观。执行工作从此进入“理性执行状态”，有力地推动了“执行难”和无序执行、粗暴执行问题的解决。

“执行难”的案件类型

（一）农村经济纠纷案件、侵权纠纷案件和被执行主体被撤销的案件“执行难”。主要原因是由于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履行能力。这方面特别表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市中被执行人财产枯竭的企业。很多刑事犯罪者本身就没有什么财产，为财产而犯罪，判处罚金或判决赔偿，往往等于空判。某地有一起爆炸案，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涉及七八个人，宣判后，被告在监狱，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媳妇、孩子跟人走了，不知道在哪儿，根本没法执行。可以说，经济困难，没有执行能力，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

（二）涉及劳保职工的案件上访多、难执行，形成原因多是计划经济遗留问题。目前，涉及企业劳保职工的执行案件较多，劳保职工往往聚众上访，使案件难以执行，起因多是计划经济遗留问题。某一大型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受政府指令上马了农药“8.5”项目，由政府协调向银行贷款500万元，政府对所生产的农药包销，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企业的效益下降，而银行也因走向市场，追求效益，向企业追收贷款本息，不得不提起诉讼，判决后即申请执行，当执行机关执行人员到该企业执行时，执行机关一执行，该厂工人便到执行机关集体上访，至今尚未执行。类似这种情况的执行案件占整个执行案件相当大的幅度，计划经济遗留问题，是造成“执行难”的历史原因。

（三）涉及企业改制的案件“执行难”，造成这方面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些是钻政策空子。前些年，为搞活企业，有的地方提出了所谓“大船搁浅，舢板逃生”的政策，在企业转制中，搞“假破产，真逃债”、“假分立，真逃债”、“假租赁，真逃债”。某企业欠下巨额债务，但亦有财产，就采取先分立的措施，将有效资产变价等投资到新厂，却将老债留在所谓的“留守处”，不予偿还。这样的情况在一些地方甚至可以说较为严重。而由于中间有政府部门行为，并有行政领导参与、干预，执行机关执行中困难重重，致使有些案子久执不果，旷日持久。

（四）涉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案件“执行难”，深层原因是由于司法权力地方化。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上看，执行机关受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人、财、物权全在地方，上下级执行机关之间仅为审判监督关系，相当一部分案件由于受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的影响，应依法及时执行，执行机关及办案法官却不能及时有效的执行。司法权力地方化，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症结所在。

（五）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案件“执行难”，形成原因包含不能依法辩证处理和解决维护稳定与严肃执法的关系。如上所述，一些案件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向执行机关申请执行其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等财产时，被执行人往往聚集职工上访 或直接对抗，一些领导干部和执行机关以及办案法官，对此不能辩证分析，依法处理，不愿碰硬，而是以扶持企业，维护稳定为由，置申请人合法权益而不顾，顺水推舟，简单地不予执行，致使案件不能执行。不善于依法辩证处理和解决维护稳定与严肃执法的关系，不敢碰硬，是造成“执行难”工作方面的原因。

（六）被执行人故意欠债不还、转移隐匿财产甚至暴力抗法的案件难执行，形成原因是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淡泊。由于各种原因影响，目前，许多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法治观念淡薄，不执行审判机关判决，转移隐匿财产，因此而引发的暴力抗拒执行事件也时有发生。当事人法律意识淡泊，隐匿财产甚至暴力抗法，是造成“执行难”法律意识方面的原因。

“执行难”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现行法律的缺陷。社会处于转轨时期所呈现的法律空白与无序状态，造成了许多当事人在经济大潮之后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履行能力。当社会处于轨转或变革时期，由于旧的章程、制度、法律被淘汰或否定，新的章程、制度、法律却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及人们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听命于上层的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及政党或国家政策的引导与左右。于是，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政策迭出、行为超前、法律滞后就成为了转轨时期社会状态的显著特征。由于缺乏法律来约束、调整，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是超前的，而且在经济与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包括公民、法人在内的很多人不计社会后果与法律责任铤而走险、投机钻营，唯利是图。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社会状态就明显地出现了这种法律空白和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序的混乱情形。出现了银行到期收不回贷款；工厂、企业、效益低下，三角债、连环债层层丛生；皮包公司应运而起，许多人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侵吞国有财产，肆意挥霍、挥空公款等不正常现象。当其债权人、请求人诉诸于执行机关，求助以司法手段收回贷款，理顺各自的债权债务关系时，那些业已破产倒闭或资不抵债，瘫痪关门或挥霍公款一空的当事人自然就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了。如民事诉讼法对权利人申请执行规定的期限较短，短的六个月，长的也只有一年。因此，当事人为避免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即使明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得不向执行机关申请执行。

(二)执行机关独立执行的法律问题未解决，执行工作受到各种非法干扰。我国宪法规定，执行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但对于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是否也应独立执行一一包括执行法官的独立执行?对于这个问题，宪法和法律似乎都没有正面与直接的回答。致使司法实践中，独立审判做到了，可是执行工作却受到各种非法干扰，执行机关独立执行的法律问题远未解决。执行工作作为司法权行使的最关键环节，如果它是不独立行使的话，则审判机关依法独立作出的生效的判决、裁定就会在执行阶段因受到各种非法干扰或左右而发生变形变质，从而最终导致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宪法原则受到损害。目前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缺少一部统一的强有力的执行法律来规范及操作。现行的有关执行工作方面的法律规定，既笼统、抽象、不够具体与不易掌握，又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如执行工作的地位、责职、程序、救济、责任等等，法律均未有明确与具体的规定，执行立法滞后。

(三)司法权威不够，司法价值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司法权威是国家的基本权威之一，它是以宪法确立的原则为基本，专门以执行与适用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法规所确立的意志与规范为内容的权力行使形式。在现代国家，司法权威是不依赖于任何行政权威而出的并为行政权尊重与服从的一种规范性的国家权威。司法权威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应是一种绝对和不可替代的权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司法权威不受尊重和被渎犯的情况却普遍存在与出现。这些现象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的，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服从和崇尚的都是人治权威和价值，人们习惯的是政府的号令、政策、领导者个人的指示、指令等，产生了只直接听命于强人指令才能服从与奏效的直悟性的民族心理；另外，几千年来中国，司法权素来都是从属和依附于行政权，人们对司法权的价值知之甚少。于是，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领导者个人的权威高于一切。在这种小农心理的影响下，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即人们惧权而不惧法，畏长官命令而不畏国家法律。

(四).现行执行机关管理体制不完善。首先，执行机关的人、财、物等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里，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经济发展或其他原因，利用职权干预执行机关执法，甚至在严肃的执法活动中弥散着庸俗的社会关系学味道，致使执行机关难以真正地独立行使执行权。现行的地方执行机关管理体制造成了地方各级执行机关服从与听命于地方权力的管理与指挥，地方利益与地方执行机关利益的一致性，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与贯彻。某些经济主体对于同来自外地方的公司、企业或公民个人发生纠纷而被诉之于执行机关时，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利用自己同本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的固有关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或说情或指示或施压，影响、干扰执行机关的审理和执行工作；而某些地方党委、政府从本飞财政收入和地方利益出发，置国家法律不顾，阻碍执行机关依法办案。这种现象在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企业、公司利润同地方税收等利益关系重大或密切时，来自地方党委、政府的非法于扰更为突出。其次，民事执行之所以难，其根子并不在“难执行”，而在于“审执不分”。民事强制执行的体制障碍在于，执行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而司法权的核心在乎中立的裁判。司法权以消极为美德，对于当事人的纷争依“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介入，对于已作出的裁判亦多交由行政机关执行，执行机关也不应多加干涉。

（五）、市场主体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缺失。这一点很突出地表现在我国传统的“赖帐逃债”不良文化上，例如，“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欠债的是爷爷，讨债的是孙子”等民间俗语。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还不够健全，对经济交往中的种种欺诈行为制裁不力，对欠债不还者缺乏严厉的处罚措施，无形中纵容甚至助长了种种失衡观念和行为的滋长、蔓延。比如，对欠债不还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欠债企业破产关闭后，对企业经营者没有实行相应的“行业禁入”和“信用死亡”规则，使之有机会另辟财路。这种观念上的落后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是：执行难”得以孳长的肥沃土壤。

（六）执行机关执行力量不足，执行人员素质不高，执行装备落后等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因素。我国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生活空前活跃，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经济纠纷日益增多。这样，执行案件的数量、类型和难度也就相应的增加和提高，导致执行工作难度增大。

正确认识和对待“执行难”

“执行难”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机制问题的综合体现，需要运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正确认识和看待“执行难”。

（一）执行风险是交易风险的继续，也是交易成本的扩大。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不例外。在国外，商事案件判决后执行不了是正常的，能够执行也是少数。有纠纷才有诉讼，而产生了纠纷说明双方在经济往来或者经营活动中有了失误或是其他不正常的情况，执行机关应一方的请求，受理案件并依法采取措施补救，这样的法律补救是事后行为，其效果总有限度的。债权人就是参与经营的人，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经营上的失败，这是商人经营风险的一部分。他们不应将自己经营上的失败怪罪到执行机关头上，而执行机关也承担不了这种执行不了的指责。执行机关的执行不以执结率来衡量工作业绩，而是以其承担多少案件的执行任务来考察工作。至于案件最终能否执行得了或是最终能执行多少，受商人自己此前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与执行机关和执行官没有关系。因经营风险而形成的案件，执行不了是正常的，能够顺利执行的是少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取决于执行机关的执行力度，而是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债权人的取证情况等多种因素，申请执行不一定能使执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这种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不是由于执行机关的民事强制执行行为所导致的，它是当事人在进行商业交易时，自然存在的一种风险，是交易风险的继续。

（二）执行工作是一种公力救济手段，不能包打天下。就象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把死人治活一样，对一些“杀无血、刮无油”的被执行人，执行机关有天大的能力也不能将案件执行。执行机关执行工作作为一种有限的司法救济手段，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的官司打赢了，执行机关就要给我执行到位”，案件能不能执行，关键还是要看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经济困难，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是再高明的法官也无法解决的现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三）程序公正是执行工作追求的终极目的，只要执行机关穷尽了一切司法手段，还不能执行，也应视为公正的执行。司法制度的中立性、被动性，决定了执行机关执行工作的司法价值取向应当是“程序公正在先，债权实现列后。”当事人到执行机关申请执行，要看执行效果，但更重要是要看执行程序，看法官是不是穷尽了一切司法手段来执行债权，如果没有穷尽，就中止执行或不予执行，那是司法不公，如果穷尽一切法律手段还执行不了，则要全面分析原因。

（四）执行工作的成果是当事人的积极性行为和执行机关职权行为结合的结果。过去采取的执行模式是职权主义模式，在整个执行过程中都由执行机关依职权完成，由执行机关调查取证，执行机关寻找被执行人，寻找被执行财产，委托评估拍卖，然后将钱或财物交给申请执行人，整个过程忽视了当事人的参与权利和参与职责，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执行公正性和效率，应采取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执行模式。启动执行程序要由当事人申请，执行中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当事人要积极承担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应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线索，被执行人应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经营情况及负债情况。当事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参与到执行程序中，积极发挥作用，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降低诉讼资源和成本。

（五）合法性是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思维基点。执行是一种公共决策，对于执行机关的行为社会有不同的评价，评价一件案件，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具体说来，党委、政府领导可能从政治思维的角度进行利与弊的权衡，一般学者可能从理论学术思维的角度进行是与非的分析，当事人可能从经济思维的角度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评断，社会舆论可能从道德思维的角度进行善与恶的比较，但作为法律工作者必须从合法性的角度评判，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来进行评判。思考焦点是判断这种行为、利益、主张、期待是不是合法。合法的给予肯定，不合法的给予否定。在一个法治社会处理事情，必须以法律思维作为基础，其它的思维方式都应当纳入法律思维的轨道。我们经常提四个效果的统一：即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但真正的效果统一是在合法的自由裁量的范围内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不能超过法律的临界点，超过了临界点就不是几个效果的统一，而是违法办案。

（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问题。一个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但什么是良好的软环境呢？对被确立为“重点保护”的企业，别人欠它的钱，司法机关要帮助给追回来，而它欠别人的钱，却不让执行，这是良好的软环境吗？这样做，开始企业可能受益，但久而久之，它就可能成为长不大的孩子。真正的经济发展良好软环境应该是“宽松、平等、有序、安全”，是让大家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具体讲，“宽松”是指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鼓励自由竞争，充分搞活经济；“平等”，就指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都要依法平等保护，当前更要注意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和民营经济；“有序”，是指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其中关键是有法必依；“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

治理“执行难”问题的对策。

“执行难”的形成多因一果，有内因也有外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一）发展经济，富省裕民，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措施。说一千道一万，贫穷落后是解决不了执行难问题，只会加剧执行难。吉林省白山有一个基层审判机关今年上半年收执行案件159件，总标的额仅115万元，平均不到一万元，最小的案件是20元；但却为了这20元我们的执行法官跑了4、5趟，每次行车往返40多公里。辽源市东辽县未结案件到2003年4月末结的471件案件中，申请执行标的额小于1000元的就有34件，有的人连几百元的欠债都履行不能。执行标的额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分水岭、睛雨表。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执行难的解决才有了物质基础。所以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

（二）还执行权的本来面目。执行权不是审判权的延伸或组成部分，而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把对判决的执行从审判机关中分离出去，划归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性质就是法律执行机关）。执行案件由审判机关审查后，向行政机关发出执行指令，行政机关按照指令执行。目前世界上法治较发达的国家实行的就是这样的体制，比如美国。这样做的好处是维护了司法权威，使得审判机关能够集中精力判案；同时又能有效地利用行政机关在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不再关注审判结果的合法性只关注于执行，避免了案件的扯皮和反复。这样就加大了执行力度和提高了执行效率。

（三）增强公民的司法权威意识。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不敬法等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我国公民之中，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的权威不高。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最高权威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法律实践而得到全面体现，然而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有人抗法却已成风。在推行普法教育的实践中，必须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抛弃那种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思想，弘扬平等、公平和正义的法治思想，将这种全新的思想灌输到民众意识中，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走一条上下结合的道路来推进法治的进程。从而使全民普遍养成法治观念和守法习惯，理所当然地服从审判机关的裁判，认识到抗拒审判机关的有效判决是不可接受的行为。要强化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从而使公众的社会心理有更强的承受能力，能够接受在诉讼机制的规律性和科学性指引下所能够得到的结果。“执行难”的顽症才可能真正、有效、彻底地消除。

（四）推进执行工作改革。要做好执行工作，提高执行效率，出路在改革。具体措施：（1）深化执行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执行工作改革的核心任务。在高级执行机关辖区内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的新体制，上级执行机关对下级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动、统一协调、统一管理。（2）推进执行机构改革。为了适应执行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理顺上下级执行机关执行工作的监督和领导关系，要有一个便于实施行政领导和司法监督权的机构载体。（3）加强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建立执行权运行中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具体措施是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应分离，分别由执行员和执行法官来行使，建成裁判人员与执行人员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4）探索执行方式改革。这是提高执行结案率的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利益分配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执行工作应适应这一变化，不断探索新的执行方式，确保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兑现。同时，要摒弃计划经济时期的执行思维，将债权的实现从现金的支付，所有权的变更扩展至经营权、使用权的转移，债权转股权，返租经营等方面，使执行机关的执行工作有更大的空间和广度。

（五）破除“司法地方化”体制。我国的司法体制是一个地方化的司法体制，这是现实的体制，也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机关院长由当地人大选举任命，执行机关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以权压法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司法权地方化和“人缘”、“地缘”关系问题，切断执行机关、执行人员和社会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二者之间建立一定的“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

（六）加快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步伐。我国还没有独立的强制执行法，其他法律有关执行的规定不够详细，使被执行人有不少漏洞可钻。在执行手段上，法律应赋予执行机关更强有力的手段。要制定易科执行制度，比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可改为人身执行并强制劳动，通过劳动收入来偿还债务，直至还清为止（事实上改为人身执行后不久，大多数案件能够得到顺利执行）。执行工作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针对“执行难”的状况，制订独立、系统、完整的强制执行法成为了势在必行的任务。

（七）提高执行人员自身素质。执行是一门艺术，是群众工作和技巧工作相结合的专门工作，而当前执行队伍素质和执行水平不高却限制执行工作进一步开展，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执行队伍是搞好执行工作的人力保证。执行机关自身要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组织、指挥、协调、判断和独立工作能力且身体素质较为良好的执行人员，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第五篇：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兼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兼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以致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此，从法学研究、法律发展及司法实践而言，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和谐社会的价值定位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这些价值目标的要求究竟相差多远？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而“和谐社会” 这一用语则是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

而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设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我们将法治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意识、观念，而且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法治的“软件系统”——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法治精神的内涵。

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的社会，不是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社会，不是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的个体消失的社会，它与法治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内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标，是和谐社会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这种一体化的联系根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1、公正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恶。尽管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但历代法学家仍保持着探索的狂热；尽管法学家对正义有不同的表述和标准，但他们总是将正义观念与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联系起来。就笔者而言，本人赞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标准：（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所以，公正是和谐社会、法治精神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法治精神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是任何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秩序

秩序与和谐有着紧密的关联——秩序往往意味着起码的和谐，而法律构建的初始动因起源于人们对秩序（安全）的强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精神紧张方面的需求，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西方中世纪神学主义奥古斯丁承认：“无论天国还是地上之国，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与秩序，以便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安宁，法律正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产生的直接价值追求，就如同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所认为的“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

3、自由

无论从社会的变革历史，还是从科技发展的进程，无不能看到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然包含着自由的价值目标，否则社会不可能有序，也就不会有和谐局面的产生，因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同时，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所以，一个追求和谐与法治的社会必然要充分彰显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政府的强权干预，保证人的能力不为压制性的桎梏束缚，从而建立一种有益于尽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对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按照社会学的思维路径，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偏向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效率决定社会内部的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长久和平共处，有限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提高效率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法治从来都存在着对效率的向往：法治将社会主体之间重复博弈的行为固定，给人以稳定的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种预期进行选择，就当然地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时的正义，尤其体现在司法上要及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尽快确定财产归属并尽快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总之，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相同：直接宣扬公平正义，确立核心价值定位；要求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对秩序的基本价值追求；强调民主法治，满足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满活力，更大程度上则是对效率的追求，以保证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平衡需求

社会科学从来都没有停止思考“善社会”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和法理学者关注社会控制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应然的社会和实然的社会辩论从来未停止过。正义、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从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价值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称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追求“善社会”的过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有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智慧加以解决；思想家们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不平等极为凸显并引发威胁社会基础的强烈不满的时代，有洞见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会着重强调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危及的社会制度，必会期望秩序（安全）；在一个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时代，人们则可能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或在无视这种限制的情形下强调社会价值中反专制主义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平衡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公平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目标；而对于秩序、自由、效率的价值平衡问题无法给予一个“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须针对具体时代、具体职能部门及具体事件来确定他们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门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法治精神的关键体现，公正处于当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价值追求当然对效率提出了要求。而当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时，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司法体制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其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构成。在此所探讨涉及的司法及司法体制，主要指我国专司审判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1、司法权设置的地方化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样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的客观属性。虽然我国宪法又同时规定司法权的国家专有性和专属性，但地方司法系统的人、财、物大权、生存和发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际上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利益张力的存在使审判权非常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设在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成为地方的审判机关。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占主导性的行政机关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这就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活动的功利化提供温床。

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这一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专属权力，其地方化设置会阻碍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流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统一有序市场的形成；会干预平常主体交易的自由，甚至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提供司法保护；会影响法制的统一实施，破坏司法权存在的最高价值——公正。而司法主动的功利化是对司法中立的严重挑战，因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的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为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架构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时，共同遵循将司法权的行使与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的原则，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权或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扰。但我国的法院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从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关系上看，法院的人、财、物是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员和法官是依照统一的《公务员法》进行录用、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职级；法院的资金由地方行政机关拨付；法院的物资装备必须由地方政府支持。这种与行政人员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无异于鼓励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或介入纠纷之中，或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追求“政绩”、获得晋升，确保“饭碗”甚至得到更丰厚的利益回报——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法官职务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内部请示和批复制度、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议职能、案件指标管理制度都严重违背审判权的“亲历性”规律。这种缺乏亲历性的审判必然会提高错判率，造成案件不断地请示、发回重审，严重影响“高效司法”的实现，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限制财产流转速度。而对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权利的刑事案件，错判对司法公正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即使他们最终被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内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使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断案，这就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机会，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各种利益的较量——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办案效率，阻碍公正的实现。

3、法官职业的大众化

我国法官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专家学者型的精英法官，还有姚晓红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选拔制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定关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进法院，并名正言顺地当法官。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通过后天的培训机制得到很大改观，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将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东西上。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懂法律这架精密仪器的人，怎么会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会生产出大众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这些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格格不入，与法治精神及和谐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南辕北辙。因此，重构我国司法体制势在必行。

三、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面对背离法治精神的不和谐现象和行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在构建司法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法治精神，符合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本文仅就司法体制中主要的具体制度构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司法独立，改变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对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起着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1、通过立法确立两级产生体制，即全国人大产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省级人大产生中级和基层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同时规定中级以下法院经费保障标准，必要时中央可采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经费和待遇不均。

2、将其他机关、组织监督司法的程序明确化、法定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司法必须坚持的，但党的领导有一个科学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法官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其次，虽然司法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人大将不产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监督的权力。该监督权不是个案监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请求产生该法官的人大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弹劾权。

3、取消案件的审批签发制度，确立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院长不需要为自己不办理的案件负责。当责任具体明晰到个人时，迫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尽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谨慎细致地处理案件。

4、将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职能转变为法律咨询职能。不仅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间接判案，避免权责不明、无法找到真正责任人，而且可以调动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5、取消请示和批复制度，确保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的存在意义。司法裁判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的知识、经验和良知，没有理由认为同样是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级法院的法官。

6、单立《法官保障法》，对法官的人身、工资福利待遇、权利救济等方面作明确的规定。司法无权威的极端表现是法官被殴打、法庭被冲击，此类现象务必杜绝。

（二）法官职业精英化

构建精英化的法官职业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除了制度设计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体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的执法与司法意识、操守和品质等全面素质的提升，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质、精神和人才准备。

1、建立完备的法律教育体系和丰富的法律教学内容。“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体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我们的法律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将法律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坚持担任法治有益的传播者。同时健全法官职业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须每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培训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还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论理学甚至现代的一些尖端技术的介绍。因为“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独立审判后，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法官素质、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定高度，这样，从事法官职业意味着首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支出更多的费用，依据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从事法官职业的必要物质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状况，高于一般公务员的5—6倍。

3、精简分流现有的法官，严格法官职业准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针对法官队伍大众化的现实，按照“学历+经验”的标准，将一部分不符合任职标准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规模配置法官。然后通过考核，安排从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在法官职业准入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门槛——在法律精英竞相进入法官职业时——是必然的。

4、确定准入和退出法官职业的年龄标准要科学。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确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龄标准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这个标准同时应考虑到法官职业对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职业的准入年龄应为28-30岁，退出年龄一般应在70岁。

综上，笔者就重构司法体制的具体制度提出以上看法，仅仅是司法体制大厦中某个房间甚至窗户的建构，而要将我国的司法体制重构成一座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与惰性力量，为那些可能成为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来最低程度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