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的思考

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例如甲从乙处借得8000元现金并向乙出具了欠条，一段时间后甲产生赖帐念头，遂一天在路上对乙大打出手，逼其交出欠条，使其失去请求偿还8000元现金的依据。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一种意见认为，甲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甲构成抢劫罪。因为，第一，行为人欠债应当归还，故意使用上述手

段，达到不归还的目的，是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第二，行为人虽未当场将他人财物非法转归己有，但其抢走欠条，使被害人可能因无法提供证据而丧失在法律上讨回债务的机会；第三，虽然行为人未当场取得财物，但实际以另一种方式增加了自己的财产，结果与当场抢到财物无异，故应构成抢劫罪。

欠条（借据）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货币为标准的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欠条不是财物，抢劫欠条不等于抢劫财物，笔者认为不应构成抢劫罪。

首先，要明确抢劫欠条从财产性质上侵犯了被害人的何种权利？在本案中，甲乙二人达成合意，甲向乙借8000元钱，并立有字据（欠条），乙向甲交付8000元钱后，乙对这8000元即不再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依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其所有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方式，独占性支配其所有物，并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永久性权利。乙之所以能够有权向甲出借8000元，正是其行使收益（预期）、处分权利的表现。交付8000元后，甲取得了8000元钱的所有权，他可以对这8000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并不受乙的干涉。借款合同转移的是货币的所有权……否则对借款人就毫无意义。但在借贷关系中，乙并不是白白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他是以所有权为代价，取得了向甲请求偿还债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应类属于债权。在民法理论中，所有权是一种支配的权利，是物权完全、充分的惟一形式，是最典型的物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物的所有权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权法律行为，也就是基于债权契约的合法有效存在而发生。债权则是一种相对权、请求权，它基于合同或其他法律事实（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而设定，是一种流动的财产关系。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在甲抢乙欠条时，乙对那8000元钱已不享有所有权，又何谈得上侵犯乙的财产所有权呢？甲把欠条抢走，给乙行使债权制造障碍，侵害的是欠条所记载表现的债权。而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所以抢欠条并不符合抢劫罪的客体特征。

其次，欠条只是记载双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凭证，欠条的灭失并不完全意味着债权人必定丧失财产，债权人可以通过其他证据，甚至可以通过甲的行为所派生的证据向法庭请求实现债权。抢劫罪中，抢劫行为实施时财物处于被害人占有状态之下，通过抢劫行为当场使财物占有发生移转，而抢欠条时，财物（8000元钱）的占有早已发生移转，并不是通过抢欠条的行为实现的，所以，抢欠条与劫取财物存在重大差异，行为人并不能当场取得财物，这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特征不符合。再次，如果抢走欠条即是抢走财物，构成抢劫罪，那么行为人没有把欠条抢走，而是当场把欠条损毁，是否要构成毁坏公私财物罪呢？显然不能。

因此，抢劫欠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赖帐不还的行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应通过民事法律去调整。如果刑法涉及这一领域，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但如果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对债权人造成伤害，或者有故意杀人情节的，应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第二篇：基于抢劫罪的一些思考

文章标题：基于抢劫罪的一些思考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常见多发，且情形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而对于搞公安工作的同志

来讲，罪与非罪，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概念，后者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具有刑罚应罚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概念。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

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二，暴力手段的下限问题。

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

故意杀人，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学者文章论述不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无论是这些国家，还是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的中国，理论界是存有不同见解的。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1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

2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

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荒唐的。

3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

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4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三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动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传统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积极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1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人以不救相要挟，意图取财。如当班医生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以不救护相要挟，要求病人或其家属亲友当场交付财物。

2因行为人的原因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行为人以不救助要挟取财。这种情况又有两种表现：A

行为人主观上一开始就计划好以此为手段劫财，客观上积极实施某种行为使被害人人身处于危险状态，然后以不作为相要挟，这实际上是一种作为的要挟。B

行为人的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后（如行为人把一盲人带上独木桥），临时起意，以不救助要挟图财。

3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补害人处于危险状态，无法定义务的人以不救助要胁取财。

除了第三种情况，因为行为人不存在法定救助义务，无义务则无犯罪，其要挟取财行为属于道德、政纪、党纪而非刑法调整范围，所得财物应作不当得利返还之外，前两者情况笔者认为应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1对胁迫的传统理解并不能作为司法实践的法律根据。只有现行法条规定才是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根据。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胁迫便有作为的胁迫与不作为的胁迫之分。法条并没有明确否定不作为的胁迫，如果只因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传统理解，便排除法条并不明确排除的不作为胁迫，这是于法不符的。

2不作为的胁迫劫财具有与作为的胁迫劫财相当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譬如医生对一生命垂危病人实施手术，在开膛剖腹之后，突然以不继续手术要挟取财。病人在此种情况下，生命已危在旦夕。医生的这一种不作为已严重危及了该病人的生命安全。其家属亲友百般无奈之下，奉以钱财，公民的财产权又受到侵犯。该医生此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难道低于虽以暴力相威胁，但并末造成实然性人身伤害后果的作为胁迫劫财吗？

3以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之所以成立抢劫，最关键的原因是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实践中，往往对上文所举例子定为间接故意的杀人或索贿等罪。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此种犯罪行为对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客体的侵害以及不作为的胁迫与当场劫财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内在联系。因此定性都不准确。

对胁迫的另一个一般理解是胁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为人以语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构成抢劫呢？笔者以为，这需要分情况不同对待：

1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未交付财物。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2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笔者以为，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

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

2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

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3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笔者在办案中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以曾某为首的五人团伙，经常在温岭市泽国镇对外地打工者敲诈勒索，暴力抢劫。某日，曾某等人看到江西籍小工李某，曾某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李某。李某知道曾某等人向来敲诈，抢劫，无恶不作，也知道曾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惧怕招其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于曾某，遂得以解围。此案温岭市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4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新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制订本条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2）———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新《刑法》增设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

四，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

传统的理解和司法实践中普遍的看法，认为抢劫罪中财物不包括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把不动产（如房屋）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正如上文论述的，抢劫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是这一行为对人身权与财产权侵害的综合。侵占不动产相对于侵占动产来讲，不动产因其本身特征（不可移动），其财产权恢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这一种行为与抢劫动产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悬殊。实际情形中，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非法侵占不动产这样的案例是少之又少。对这一类少之又少的情形作立法规定，这样的法律形同虚设，并无多大意义。而且，实践中偶而出现严重暴力侵占不动产的案件，亦可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加以惩戒，所以，把不动产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加分析地把财产性利益（如债权、服务报酬等）一概排除在外，笔者认为不妥。理由如下：1司法实践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仅仅按传统做法而无法理及法律依据定罪判刑，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案例：甲乘坐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为拒付十元车费，遂拿出一把水果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威胁道：还不快走，我一刀捅死你。司机因害怕而驾车离开。在类似这样的案件中，甲拒付的车费就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与甲用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并从其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样的情形相比，两者的行为本质与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

2对这一类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讲，最关键的是准确把握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如何把握呢？从宏观角度讲，要以立法精神为指导。因为抢劫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与财产权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立法都是从重打击的，从原则角度讲，“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法律条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存在于这个条文和整部法律之中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3）。从民法角度看，财物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从刑法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其它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关于盗窃对象的一些规定来推断对”财物"的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定罪处罚

。这一法条，明确表明了立法者对财物的理解：民法上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观点亦适用于刑法。司法实践中，盗窃他人不加密码的存折，我们亦是作为盗窃罪来处理的。实际上，银行存折并不是一种动产，而是持有人对于银行的一种债权体现，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同样是财产型犯罪，对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与对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作出两个不同的理解，这是不符号法律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从理解立法原意的具体方法角度讲，扩张理解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例如，推土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交通工具，因此，一般而言，如果在生产作业中违章驾驶推土机，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应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但是，推土机也具有交通运行的功能，如果行为人驾驶推土机在公路上行驶时肇事，那就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交通工具，对行为人应按交通肇事罪来处理。在这里，对交通工具就作了了扩大范围的理解，即把一般意义上不是交通工具的推土机也理解为交通工具的一种。”“扩张法条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要扩张的条文或词语与被扩张进来的东西不是同级并列关系，而是属种关系或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4）财产与财产性利益这一对概念同样是一个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理解抢劫罪的对象财物时包括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扩张解释的规则。

3实际情形中，大量存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侵占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行业蓬勃发展，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拒付报酬的行为大量存在。因为执法者囿于计划经济年代对抢劫罪对象“财物”的传统理解，公民的这一类合法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刑法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树立服务于经济的意识。特别是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更不能抱着对法条的过时理解，固步自封。

4，对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获得财产性利益之行为定性为抢劫罪，亦是有国外立法例可循的。如日本、韩国的刑法。有些国家即使不定以抢劫罪，亦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而定以其它罪名。如泰国刑法定义为恐吓取财罪。阿尔巴尼亚刑法定为勒索罪。与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犯罪大不相同。

五，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

实际情形中，常出现如下情形：甲已同行，丙对已施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逼迫甲当场交付财物。甲恐已的人身遭到伤害，被迫当场交付财物。

对这样的行为，有人认为应定为绑架勒索罪。但绑架勒索罪具有空间的位移特征。行为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指定时间地点要求他人交付财物。案例中这样当场暴力胁迫取财的行为更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从民法角度理解，甲因已处于人身危险境地而向甲交付财物后，就产生了甲之于已的债权。因此，丙的行为，貌似侵犯了甲的财产权，实际上侵犯了已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而且，根据刑法规定，绑架勒索罪的最低刑期是十年有期徒刑。对类似丙这样的行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亦有过重之嫌。

在快要结束本文时，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近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颇为流行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这一原则要求对于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在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控制时，才将其在刑法中予以禁止。因为本文论述了许多实际情形存在且构成犯罪而司法实践并未视为犯罪的情形，所以是否有违这个原则呢？笔者认为，并不违背。这里关键要全面理解谦抑原则。这一原则固然包括了“非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但社会危害不大，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再在刑法中加以禁止，又包括“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道德和其它法律手段不足以控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就非犯罪化而言，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虽然有个别可以废除，但主要的问题还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尤其是经济犯罪，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商品经济特有的犯罪，而这些经济犯罪在现行刑法中都没有规定，因而当务之急是予以犯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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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电脑打印件能否构成自书遗嘱

打印遗嘱能否构成自书遗嘱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桂亦威律师

问：立遗嘱人在电脑打印件上签字署名并记载日期，属于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法律依据是什么？

一、法律依据

1、《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2、《继承法意见》第40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

二、法律分析

1、作为打印遗嘱，具有以下特征：（1）遗嘱内容由机器打印生成，难以判定具体制作人；（2）立遗嘱人亲笔书写的痕迹不多，一般只有遗嘱人的签名或者签名和年、月、日；（3）打印遗嘱简便、美观、整洁、高效，易于阅读、识别、保管，是社会普遍接受的记录文件内容的主要形式。

2、根据法律规定，遗嘱的形式分为五种：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遗嘱。与打印遗嘱构成关联的是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

（1）按照法律规定，自书遗嘱要求遗嘱人“亲笔”书写，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考虑有二：一是遗嘱人亲笔书写，可以充分了解遗嘱的内容，充分真实地表达了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二是遗嘱人亲笔书写，可以留下痕迹，防止他人伪造、篡改遗嘱内容，确保遗嘱客观真实。参照自书遗嘱的“文义解释”及“目的解释”，打印遗嘱显然不构成自书遗嘱。

（2）对于代书遗嘱，法律并没有要求见证人代书必须用“笔”书写；从目的解释出发，见证人用“笔”书写实无必要，因为遗嘱是探究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客观性并非见证人。从这两点出发，似乎可以认定打印遗嘱属于代书遗嘱的一种。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打印遗嘱很大部分可能由立遗嘱人自行打字制作；二是打印件已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记录文件内容的形式。对于第一种，显然与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相违背；对于第二种，如果认定他人代为打字制作为代书遗嘱，则导致大部分打字遗嘱面临无效的境地，这显然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所以，打印遗嘱亦不能当然的视为代书遗嘱。

3打印遗嘱虽不属于《继承法》规定的五种形式的任何一种，但五种遗嘱形式不是强制性规定，遗嘱不因不属于五种形式的一种而无效。

三、结论

综上，打印遗嘱不属于《继承法》规定遗嘱的任何一种法律形式，但是，打印遗嘱能够真实地反映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且打印遗嘱符合《继承法意见》第40条的规定。法院在具体判案时可以按照自书遗嘱对待，对于打印遗嘱的效力强弱，则按照《证据规定》的有关认定规则进行判断。

另外，《继承法意见》第40条规定的是，法院可以按照自书遗嘱对待。当法院不按照自书遗嘱对待时，则很有可能判定打印遗嘱无效，这是律师在做遗嘱见证业务时应当注意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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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关于色彩构成教学的思考

关于色彩构成教学的思考

【摘要】色彩构成是设计艺术专业教学的重要课程。如何提高课堂效率，把握色彩的基本规律，掌握基本的配色方法是教学的主要课题。教学实践中，重视研究教学方法，把握教学重点，丰富教学内容是色彩构成教学的灵魂。

【关键词】色彩构成 教学 思考

我们生存在一个五彩缤纷的有色世界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到色彩的包围。人们在潜移默化当中接受着色彩、运用着色彩、享受着色彩带来的美感。如何科学地、艺术地设计色彩秩序，使我们的精神愉悦，生活舒适且工作效率得以提高，满足人们对色彩的审美需求，是我们学习和研究色彩规律的目的。因此，系统地学习色彩的科学理论，再配合严格的色彩基础训练，是我们掌握色彩技能的唯一途径。色彩构成作为职业学校设计艺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化、系统化的训练方法。通过系统地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认识色彩的基本性质，达到掌握色彩规律的目的。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针对色彩构成教学环节谈几点思考和体会。

一、创设情境，运用启发式教学，带领学生开启色彩之门

对于刚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新生，多数学生没有绘画功底，更不用说色彩构成了。他们入学后针对素描和色彩写生进行过基础训练，这对于学习色彩构成做好了铺垫。但绘画基础练习侧重的是从宏观上观察再现事物，而工艺设计练习则侧重从微观上分析再造事物。如何带领学生寻找到开启这扇色彩之门的钥匙，有效激发学习兴趣，教师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研究色彩不是单纯的科学活动，而是运用色彩规律进行的一种艺术活动。因此，首先要引导学生从观察身边的色彩开始，发现那些曾经熟视无睹，体会不到的色彩关系，以唤醒他们学习色彩的浓厚兴趣。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多种手段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从观察入手，通过对生活中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的观察，捕捉色彩的信息，感受色彩的自然魅力，启迪色彩设计的灵感，从而激发出运用色彩来表达情感的强烈愿望。

二、重视理论讲授，掌握配色中的本质规律

色彩构成教学相对于绘画基础课有很大的不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时这些理论对学生来讲是全新的知识，有些专业名词大部分同学甚至是从未听到过。比如“色相”“色立体”、“色相推移”等。因此，在色彩构成教学中，必须有针对性的对色彩规律和构成原理进行理论学习，否则，基础训练就无从下手。色彩构成教学在于教会学生研究和掌握构成色彩美的规律，通过研究色彩的各种性质，把色彩的各个要素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和谐完整的画面的本质规律。对于色彩应用问题，是在整个设计艺术教学课程体系中始终贯彻学习的内容，它不是几周、几个月能彻底解决的。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利用有限的时间，让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色彩规律，从被动模范到主动创造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在今后的艺术创作和设计生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了提高学生对色彩的感知，在设计教学过程时，要多选取生活中的色彩案例，尤其是设计领域的案例，让学生深刻的感受到色彩无处不在、设计无处不在。在教学中，以色彩研究为手段，以培养创新思维为目的，通过创新思维方式的开发，使色彩构成的作用呈现崭新的面貌，为以后的色彩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更加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提高对色彩的敏锐鉴赏能力。

三、避免公式化的教学，侧重多元化训练

色彩构成教学，要打破传统的公式化的训练方法，多进行有目的的个性训练。从实践教学效果看，例如运用小方格的形式进行的色彩明度对比、纯度对比训练等，虽然能够让学生快速掌握色彩要素对比的关系，但由于过于程式化，缺乏新意，从训练的开始就限制了学生想象力，减弱了创作热情。因此，在做类似训练的时候，我主张学生尽情地发挥想象力，把单纯的练习和小型装饰绘画联系起来，运用同一画面来展现不同的课题要求。这样以来，每一次的练习学生都能感受到创作的快乐。与此同时，对于图案的选择和创作又成为了另一个难题。其实，完成任何一项色彩构成练习，都不是单纯的色彩作品，色彩与形象密不可分，不同的色彩组合出的形态其视觉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学生尚未学习图案设计之前，缺乏对图案的鉴赏力，这就需要教师在讲授色彩知识的同时，向学生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灌输一些基本的图案规律，以帮助他们提高欣赏能力。

对于情感色彩练习，主题性设计训练是最常用的教学方法。例如：进行一些启发性的课题训练，如“来自音乐的感受”“来自海洋生物链的启示”等。这些主题，带有一种抽象意味，但绝不是简单复述生活的真实，而是对生活的总结和提炼。在这样的训练中，学生们要开动脑筋去想象、构思，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抽象的形式和语言唤醒思维的联想，进行心灵的交流。他们可以把对生活的感受和强烈的主观愿望倾注到画面当中，用色彩的联想把握主题，用感情色彩的和弦组合色彩的旋律。色彩的主题性设计训练，可以有效激发学生们对色彩的创造性设计，这时候，外在的形体构成不是目的，而要关注色彩想象的本身，关注色彩传达的内在生命力。主题性设计训练，可以把设计观念引入色彩构成教学，使学生在学习色彩的同时提高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的应用，有效拓宽色彩构成教学思路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赋予我们对教学改革更多的新观念、新思路。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的引入，网络知识的日趋普及，大大推动了色彩构成教学的革新。数字化教学模式改变了教师和学生教和学的观念，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构建了素质教育的创新平台，支撑教学设计，开放的网络教育资源使教学更加开放，可以更为便捷的提供教学互动，促进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换。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设备的出现，我们要重新拟定教学目标，增添新的教学内容，不断在教学上推陈出新，从而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色彩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将传统的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化为以研究为主的互动的教学新秩序。通过计算机辅助色彩构成教学手段的应用，可以直观地讲解色彩构成的基础知识，充实课堂学习内容，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同时，让学生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色彩构成练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还可以大大节省制作时间，让学生将学习的重点放在思维训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上。所以，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在色彩构成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为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教学在色彩构成教学中的作用是色彩构成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凌继尧.艺术设计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五篇：非国家工作人员者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非国家工作人员者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作者： 朱凤飞

案情：

2007年2月，被告人李某因生活无着，向被告人王某提出利用王某的职务便利，由王某将某火车站广场非法运营的“摩的”扣押后交李某处理，由李某向车主索要赎车现金，王某当即应允。从2007年2月至2008年6月，二被告人采取由王某扣车、由李某冒充某交警支队警官要求车主交纳200至500元罚款的手段，多次共同作案，共索取车主现金8 000余元，二被告人各得3 000余元。案发后，检察院将王某、李某二人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王某、李某滥用职权，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向铁路法院提起公诉。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辩护人对于二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及被告人王某构成滥用职权罪均不持异议，但对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分歧。

公诉人认为李某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是，虽然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犯罪的，以共犯论处，但是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从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来说，只能有一犯罪故意，若分别定罪，就等于同一犯罪行为有两个故意，违反共同犯罪原理。因此，对被告人李某也应定滥用职权罪。

辩护人认为，李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的基本原理，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李某冒充警察向车主要钱，属于招摇撞骗，应定招摇撞骗罪。

分析：

本案涉及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难点，而这一问题难点主要体现在罪名确定上，即定罪。目前刑法理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在定罪问题分歧较大，主要有“分别定罪说”与“统一定罪说”两种观点。主张分别定罪说认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应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区别对待，有特定身份者以身份犯论，无特定身份者以非身份犯论。如售货员甲与社会上的乙、丙二人内外勾结，共同窃取其经管的国家财产，对甲应以贪污罪论处，对乙、丙则应以盗窃罪论处。[①]这一观点人为地割裂共同犯罪主观要件的整体性，违背了共同犯罪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打击犯罪。在新刑法中，该观点已被否定。刑法第382 条第3 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从这一规定不难看出，勾结“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从立法旨意可见，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贪污的，均按贪污罪共犯处理。

统一定罪说又有“实行犯定罪说”、“身份犯定罪说”、“主犯决定说”等观点。实行犯定罪说认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应以实行犯的犯罪行为为根据来定性。简言之，有身份者为实行犯、无身份者为共犯时，各共同犯罪人均构成身份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同为实行犯时，应对各共同犯罪人分别定罪；无身份者为实行犯、有身份者为共犯时，各共同犯罪人构成非身份犯。[②]实行犯定罪说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没有正确看待共同犯罪中主从犯与定罪的关系；第二，同为实行犯时，还是采取分别定罪，人为的割裂的共同犯罪的整体性。身份决定说认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不同为实行犯时按照实行犯决定说处理，同为实行犯时依照有身份的实行犯的犯罪特点统一定罪。主犯决定说认为，应当按照主犯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确定各共同犯罪人的罪名。身份决定说与主犯决定说各有优、缺点，身份定罪说主要不足在于没有正确看待共同犯

罪中主从犯与定罪的关系，而主犯决定说则没有考虑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同为主犯或者无法区分主从犯的情形。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笔者认为，首先应统一定罪，正如有学者所言，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互相勾结，教唆或者帮助身份犯实施犯罪行为的，两者形成共犯关系。

[③]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成立共犯关系，统一定罪，可以避免同一共同犯罪行为构成不同种罪名的现象，否则，无异于承认在同一共同犯罪行为中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共同犯罪故意,也人为割裂了共同犯罪主观要件的整体性。在统一定罪的前提下，若能区分主从犯，则根据主犯的犯罪行为来定性；若不能区分主从犯，则以共同犯罪行为中起支配作用的行为来定罪。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根据主犯的行为性质、身份等条件确定共犯的犯罪性质，其余的从犯跟着主犯确定，即主犯定何种性质的犯罪，从犯也定何种性质的犯罪。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可见，主犯有两种，即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前者又称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后者又称为其他主犯或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根据主犯犯罪行为的性质来定罪，因为在共同犯罪中，各共犯人相互协作、配合和补充，都参与共同犯罪，都与犯罪结果有因果联系，而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主要作用，其本人的犯罪行为性质无可厚非地对整个共同犯罪起着决定作用，而从犯则主要是帮助主犯实现共同犯罪，在整个共同犯罪中起的是次要或辅助性作用，不能改变、影响主犯所确定或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因而，只能根据主犯而不能根据从犯的行为性质确定整个共同犯罪的性质。这在司法解释中已有肯定，2000 年6 月27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 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该条即是按照主犯决定共同犯罪性质的规定。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还会出现无法区分主从或者同为主犯的情形。例如，在本案内外勾结滥用职权的刑事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王某与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都是实行犯，两人在共同犯罪中主从作用不明显，此时究竟应依据哪一个犯罪人的身份确定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此时应以共同犯罪行为中起支配作用的行为来定罪。各共犯人在共同行为实施过程中各自的行为所起作用是不相同的。此时，可以将犯罪实行行为拆分为多个环节，再进行考量，看那一共犯人的行为在共同犯罪行为中起支配作用。当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勾结，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如果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按非身份犯定罪量刑；相反，如果有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应以有身份者确定共同犯罪性质。具体到本案中，李某与王某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四个环节：共谋―扣车―索要钱财―分赃。在这四个环节中，警察王某的扣车行为无疑在本案共同犯罪行为中起支配作用。因为在扣车时，行为人必须身着工作服，出示相关证件，所以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特殊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才可能构成犯罪，这就证明无身份者本质上不可能实施渎职犯罪等身份犯才能实施的实行行为。[④]因此，本案警察王某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转让性，是非身份者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若没有王某的行为，李某的后续行为无法实施，也正是车主基于对王某行为的信任，李某索要财物的行为才能得逞，故本案非身份者李某向车主索要钱财行为实际上是附属于王某的行为，其行为性质应以王某行为的性质来定，也应定滥用职权罪。

注释：

[①]李学同：《论混合主体共同职务犯罪》，载《政法学报》，1991年第4期，第27页。

[②]周红梅：《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第42页。

[③]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2003版，第928页。

[④]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版本，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