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denglilun3 民主集中制的历史逻辑及现实思-4[本站推荐]

第一篇：maodenglilun3 民主集中制的历史逻辑及现实思-4[本站推荐]

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发展及现实思考

于学强 于学勇

[摘要] 随着历史的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不断丰富。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对民主集中制认识和理解的侧重点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民主集中制自身的发展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还在于实践的变革和时代任务的迥异。了解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发展，对于完善这一理论和落实这种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民主集中制；历史；思考

作者：于学强，聊城大学世界共产主义研究所讲师，博士；于学勇，聊城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两处讲到民主集中制，一是谈及党建的总体规划与布局时，指出的五个重点之一即“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二是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时讲到的“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这两处论述，一是说明民主集中制理论研究需要不断完善，二是说明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做法需要不断推进。实际上，从民主集中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民主集中制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主要从国家形态的层面认识民主集中制，强调政治民主；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则从党和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层面认识民主集中制，强调组织纪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党和国家决策机制的层面认识民主集中制，强调科学性与有效性。民主集中制的这种变化向人们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发展

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与无产阶级的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分不开的。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曾经尝试建立或建立过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或国家，民主集中制内涵的发展可以从这三个时期得到体现。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他们在实践中是从政治民主的层面认识民主集中制这一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的角度论述民主，他们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1](p.280)在阶级社会，民主是以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自己确立和存在前提的，它总是与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民主是不断发展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同中世纪的民主相比较，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金钱民主。马克思指出，人的“政治平等”也只是“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却不平等”。[1](p.344)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仅仅停留于国家形态的民主论述，他们在缔造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还把民主制度的原则引入党内，开创了党内民主制度。他们没有将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做过论述，但在实践中他们却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制定纲领和组织工人运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过程中，在他们组织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国际工人 1

协会临时章程》中实践了民主集中制。他们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2](p.251)在民主的基础上，他们也提出了集中的原则，他们在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时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3(p.378)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强调的集中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了真正使民主权利得到落实，他们还强调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4](p.33)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国际工人协会应当“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管理”。[5](p.709)可见，从总体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从政治民主的层面来认识民主集中制的。

（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时期

列宁是第一位提出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明确地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提出来。从组织的层面来认识民主集中制，主要是强调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列宁经常从建立和发展革命家组织这样的角度来论及民主集中制，因此他尤其强调集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6](p.89)“决不能忘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7](p.149)列宁在强调集中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政治民主的原则。比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①通过的党章，第一次载明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提出全党所有一切组织都应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解释：“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上到下按选举产生；

（二）党的各级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四）下级机关以及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8](p.245)这四条规定鲜明地体现了党内权力的授受关系：权力的所有者有权选举产生反映和代表他们意志的权力组织，其流向是自下而上；上级执行机构要求下级执行机构、直至全体党员执行党的决议，其流向是自上而下。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就体现在权力产生和运作的双向流程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依然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的，没有否认民主原则，相反，而是将民主原则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列宁强调集中制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否定民主制为前提的，相反，是以承认民主制的必要性为前提的，列宁只是认为在革命的政党中，民主必须与集中有机结合，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只有集中统一的党，才是有战斗力的党。”[9](p.5)但是，针对当时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列宁不得不比较多地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他反复强调集中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列宁强调集中制的特点就在于强调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威。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不理解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如何体现组织生活中的民主做出进一步的说明，脱离政治民主原则片面地强调集中，破坏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历史证明，割裂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脱离政治民主原则的集中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决策机制层面拓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建党之初，我们党借鉴了苏共的建党原则。在组织建设上侧重集中，党的五大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原则，六大明确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但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民主集中制还应从决策机制的层面来认识，并在决策层面得到落实。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的一点，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报告。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批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办法。”[10](p.89)这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相关规定表明，此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已经不完全是组织原则上的，也包括了决策和执行机制上的。也就是说，领导机构、上级机关、决策机关在决策中走民主—集中的程序；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在执行决策过程中，与上级决策机关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在本机关内部又实行民主—集中的程序。毛泽东对此曾经说过：“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11](p.816)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对于民主集中制在党进行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了最生动形象的说明。毛泽东这种从决策和执行的层面来理解的民主集中制，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发展，并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运用。现在，我们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作为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还涉及领导制度、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重大决策中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委会决定中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程序，都是从决策和执行层面理解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体现。

二、民主集中制内涵不同侧重点的分析

民主集中制内涵是随着环境变化、革命与建设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由于时代的发展，各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现实诉求不一样。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针对发展的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一）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国家形态层面论述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所以他们更多地是从国家形态层面来论述民主。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压迫下，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规律是暴力革命，和平发展只是一种特例。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他们对于民主的实践是短暂的和不充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实践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而巴黎公社是劳动者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解放的政治形式，但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短暂。所以，他们对民主只作了选举制、监督制和罢免制的一般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从宏观角度论述民主集中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当时，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夺取政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p.293)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在旧社会中产生，只能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得政治上的民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第二，基于对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当时资本主义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得多的生产力。这种更高的生产力一方面成为旧的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新兴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又成为资产阶级用以增强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必须运用革命手段争得民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二）列宁主要从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论述民主集中制

列宁主要从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层面论述民主集中制。因为俄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薄弱环节发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特殊的国际斗争和国内党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强调集中制，目的在于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战斗力，确保党的执行机构的权威。历史证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制对于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列宁之所以从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层面阐释民主集中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列宁出于对马克思建党理论背景的思考。马克思虽然强调政治民主，但并不否认组织集中。相反，任何组织之所以成为组织，之所以有战斗力并能够发挥集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作用，就在于组织的集中制。所不同的是采取民主的集中制还是专制的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当然选择民主的集中制。第二，列宁建党时俄国的国情复杂。列宁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时，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之后，当时党的组织涣散，派别林立。为了“彻底摆脱狭隘的地方分散性”，必须建立统一的“集中制的党”，[13](p.167)必须以集中制思想“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14](p.236)第三，列宁出于对党的建设的目标的考虑。列宁非常重视革命家队伍的作用，他曾指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5](p.121)在当时的背景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首先要建成一个有组织力和号召力的政党，以便集中力量推翻沙皇的统治，所以纪律和组织性是第一位的。当然，列宁也没有因此否认政治民主，他认识到完全的公开性和职务由选举产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原则基础上的。

（三）中国共产党强调从决策和执行机制上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强调从决策和执行机制上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既出于发展民主集中制之需，也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从国家形态以及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层面认识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已经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体现。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落实这种原则和制度，如何科学、民主、高效地制定和执行政策。这样，民主集中制向决策和执行的领域发展就成为时代的必然。针对决策和执行中出现的民主与集中的种种争议，将民主集中制拓展到决策和执行层面就变得极为重要。在决策和执行层面上实践民主集中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并得到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从决策和执行层面上强调民主集中制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集中制理论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切实意识到，当作为政治原则的民主以及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确立以后，还有一个落实的问题，只有在决策与执行领域实施好的制度，才能确保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第二，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晶。从我们党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

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16](p.303)我们党在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确保民主集中制实现的具体制度和机制，特别是在决策和执行层面割裂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第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上，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有些人对民主集中制提出质疑，提出民主集中制“过时论”、“取消论”、“代替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认识到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加以拓展的必要性，认识到运用制度和机制来确保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坚持下来的重要意义。

三、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实思考

从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民主集中制发展的逻辑。民主集中制有着稳定性的一面，但又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具体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历史与理论的拓进证明生存的自然法则，只有不断地拓宽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不断地赋予它时代特色，它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些提法本身就说明民主集中制是不断发展的。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必须不断丰富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历史环境与时代任务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使得理论也不能不随之发展，民主集中制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当前，丰富民主集中制内涵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丰富民主集中制内涵要求我们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民主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的，而民主集中制主要是从组织和决策执行机制的层面来考虑的。第二，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主体问题。今天，民主集中制不仅是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还是实践中的决策执行原则。现在的重大决策执行都是按民主集中制完成的，问题是这一决策执行的主体是谁？如果将这一主体仅视为某一级领导机构，这一理解就过分狭隘了。我们应从群众路线的层面拓展决策执行的主体，从这个层面进一步认识民主集中制。第三，民主集中制所关注的个人与集体、少数与多数的关系问题。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说了算，强调“班长”的作用，反对“班长”的特权；民主集中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何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关怀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第四，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认识，特别是对集中的认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属性是民主，这是确保决策科学性的根本条件。但是，决策还要求高效性，这就要强调集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集中并不是集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合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的过程。集权只是将权力集中的问题，从理论上讲集权程度越高，分权程度就越低，越妨碍民主发展。如果我们把“集中”仅仅当做集权，强调集中视为强调集权，就会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目标，妨碍民主的发展。

（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民主集中制

落实民主集中制，主要应从党和国家的政治形态、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决策和执行机制这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在政治形态方面，应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这样既有利于中央发挥统筹兼顾的作用，也有利于发挥地方在决策上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在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建立健全选举制度。政党、国家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构和领导者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机关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下级组织要定期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同时，对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上的全委会“票决制”也应不断完善和发展。第三，在决策和执行方面，应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将“集

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各个环节设计好，避免漏洞。要建立健全各种决策执行责任制度，落实好奖罚和各种规定。

总之，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和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思考拓展民主集中制的时代内涵，并从政治形态、组织原则和决策机制等不同层面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才能真正将民主集中制落实到实处。

责任编辑：寒江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 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 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 斯大林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 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 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6]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注释：

①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七大”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通讯地址：聊城大学国际共运所（252059）

作者：于学强（1973-）山东聊城人，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聊城大学国际共运所教师，先后在《理论与改革》、《领导科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现在主要从事党建理论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于学勇（1968-）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教师。

电话：0635-8258706；***.

第二篇：历史联系现实

“历史联系现实”的三个“结合”——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本文被评为2001年中国教育报“德育渗透在学科教学”优秀论文

在历史课中进行思想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然而，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新时代，他们更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而历史学科的内容却有着明显的“过去时”和“既往性”特征，因此，必须用“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才能使德育有机渗透在历史教学的全过程中。

怎样才能用“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优化思想教育？我想，除了对历史教师的素质要求之外，还要做到三个“结合”：

第一，与时事热点的结合。结合时事热点进行历史教学，从本质上讲，体现了唯物史观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时事热点构成了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不仅公众关注，青少年也感兴趣。每当教材内容与某个时事热点有某种内在联系时，有些学生总希望能发表自己的“高论”。作为一名教师，这不正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楔机吗？例如，99年5月，“北约”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举国上下，群情激奋。我在期末复习时讲述了“北约”成立的背景目的、“北约”东扩的过程、“北约”嚣张的原因，又让学生展开讨论，课堂教学已经演化为对“北约”罪行的声讨。这样的思想教育效果，一定会使学生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第二，与教材知识点的结合。学生对什么知识最感兴趣？不是考试要背的死知识，而是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活知识”。因此，要以教材为依托，广泛联系学生的课外生活，并且要使“联系”成为教学过程的有机环节。例如，在讲授“明朝君主专制的加强”时，我问学生：大家看过香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吗？其中的“东厂”干了多少坏事呀！学了这一节，大家都知道了，原来所谓的东厂、西厂都不是生产经营的工厂，而是明朝君主专制下用来杀人的“工厂”。学生在学习中使自己在影视剧中得到的历史表象上升为对历史理性的认识，加深了对明朝“厂卫特务机构”这个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

有时为了联系现实，还要对知识点适当扩展。例如在讲80年代“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就必然要联系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的现实。你要是不联系，学生就想不明白：既然是“异军突起”，怎么会有“金融危机”？因此，在讲到其发展原因时，还要指出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这是其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因。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更要发展本国基础工业，基础扎实了，国家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第三，与能力培养的结合。从素质教育的观点来看，历史教学目标的三大块：知识传授、思想教育、能力培养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结合。高中历史教学到底要培养学生的那些能力？人们总是以高考的能力要求作为培养的目标。这是对历史学科能力培养的“窄化”。“历史学科能力根本的目的是学以致用，以史为鉴”（见《高考考核内容与要求》，东方出版社《高考命题与中学教学关系研究》课题组编写）。“以史为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鉴史知今”。从学习历史到认识今天，这是一种认知“迁移能力”。要在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把认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转化为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如果我们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学生的主体作用，依托教材，联系现实，“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么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还会不生动活泼吗？历史教学的目标还会不能达到吗？

最后，要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总是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会因其时空的不同、形成条件的不同，导致其发展趋势和结果的不同。因此，在利用三个“结合”的方法建立“联系”时，也要注意其“区别”，不能牵强附会、简单类比。

第三篇：人性、历史和现实

人性、历史和现实

人的本性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区别两个概念：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实证分析则强调实际情况如何就是如何。有人主张人性本善。我就要问，人本来就是善的，还是我们要追求善？前者是实证的角度，后者则是规范的角度。从实证角度而言，人不是善的（假如人的本性是善的，世界便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了），但从规范角度而言，我们当然希望人性变成善的，只能说“人性本善”代表了我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本文，我主要是立足于历史和现实进行的分析。所以，在阅读本文时，希望读者除了死记硬背了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外多少了解一些比较严谨客观的历史著作（如《史记》、《资治通鉴》或者当代没有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读物）中的历史故事，而且还能抛开书本用心切实感受人际间的利益冲突。

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相异于自然界比较独立的精神世界。所以人性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在于人性的可塑性很强，在不同的制度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甚至在不同的情境下，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本性”。在专制社会普通百姓甘于臣民或奴隶般的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社会主义宣扬的是“真实的”民主，但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和依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方面似乎做的并不是太好，我们的言论自由只限于歌颂而不能随便表达，而且在官员更替中普通成年公民根本接触不到选票）的公民往往比较敢于向政府喊出私利，并强求满足。而且，人性不是给定的，而是我们主观意志参与其构造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本性”。但是人身上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特性是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的，比如那些很强烈的欲望。构成人心的比较强烈的欲望，主要有，对金钱和权利的欲望和性欲。前两者，是为了现实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性欲，从人类发展角度而言也是保存人自身的需要，而且出自人的本能，强烈持久且不宜很好满足。

一、生存下去的愿望。

生物都有保存自己的“倾向”，人也不例外。活着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当然，有的人主动选择去死，这要么是逼不得已，要么是精神幻灭，要么则出于精神冲动。逼不得已，乃是活不下去。精神幻灭，乃是精神上的混乱，是人所不愿，但终归发生的糟糕的结果。精神冲动则往往是精神受到了刺激，处于激越状态，要么难以保持长久而趋于平静，要么仅限于少数人“坚持毁灭自身”（这需要超人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或曰正常人所能做的）。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和真正愿意为某种主义献身的人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甘于“苟活”的。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人民是甘于忍受而不是愿意反抗的，除非万不得已，独立并不是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的选择。

要活着，也就意味着，我不能随便死去，我有自己的生命和欲望需要照看，也就意味着，我不是谁的附属物，我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我的一切行为需以我活着为前提进行。我要活着，就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也就是说，活着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大公无私。什么是大公无私呢？就是奉献一切。大公无私，奉献全部的结果只能是自我的消灭，因为你没有了生存的资源，而这并不符合人的现实本性。

二、欲望不可灭，只可合理引导。

人生而有欲，而且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摆脱欲望。对于欲望，从规范角度去看，儒家文化讲究“克己复礼”，要求限制；佛家以“空”言之，采取回避的态度。这都是对待欲望的消极态度，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一切人类史，无不充斥着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争夺的背后，都是欲望的驱使。就近譬喻，日常和人相处中，无处不在的江湖，便是人心各异，各有所欲的明证。人要活着，就必须有所索取，否则，生命便无法继续。

从历史角度而言，要让人保持“克己”的状态很难。欲望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欲望只可被压制，而不可能永远被严格控制。人并非完全理性，所以并不可能时时预计到纵欲的后果，即使预计到了也未必管控的住。而且，人的理性常常成为了欲望的“帮凶”。聪明的人往往只是掌握了更好的满足欲望的方式，而不是更聪明的预计到纵欲的后果并且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

人心各异，个人皆有实现自身欲望的渴望。人心常不齐，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的欲望各异。每个人无论聪明或愚笨，都会尽己所能的满足自身欲望，甚至会为了眼前的“金钱，权利，色诱”铤而走险。我这里分析的只是事实，而不是倡导人要这么做。我只是试图揭示人的本来面目。

限制人的欲望，常常不是人的自愿行为，更多情况下是被迫的，或者是自己理性管控的结果。一旦条件，发生变化，“理性的人”往往会试图采取一切措施满足自身的欲望。既然限制人的欲望不是出自人的本性，那么，限制便需要一些条件。我愿称之为成本，即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限制一部分人的欲望所必需付出的东西。当限制人的成本过高或者没有给

予被限制者足够的补偿之时，对欲望的限制便只能以失败告终。例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面包与理想、在富裕生活与坚持普遍贫困的平等主义的道德迷梦间，我们最终选择了改革。

三、对于传统文化的两点批评

限制自己的欲望

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部分是倡导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把欲望当成很坏的东西，视之为恶魔。总是鼓励人都去做圣人，要无私奉献。这实际上是违背人本性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是人本身的欲望。那只是一定条件下的选择。所以，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官员和书生都是伪君子。满口仁义，一肚子脏水。现在动不动就“为人民服务的”也没几个是出自本心的。

限制别人的欲望

我们的文化里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总是扮演着卫道者的角色。仁义道德从他们的口中喊出，其目的在于限制别人的欲望。而自下而上的限制往往是比较少的。所以，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不仗义、不规矩，就显得自己在道德上很高尚了。

应当说，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事，甚至欲望的满足本身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欲望的打压并不符合人性，甚至常常不利于幸福的获取。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疏导。也就是说不以限制为目的，而是对其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创造条件对其满足，只是防止它侵害别人就好。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组织或个人(人都想别人对自己好，可是一味对别人好不是人的自然需求。那些宣称无私奉献的人和组织常常拿走了更多或一切，而且还编造谎言，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赐予的，比如时常宣称为民做主的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也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要让别人为我们服务，我们只能有所付出。没有付出便不会有回报，如果那些宣称为我们奉献的人表面上什么都不要，那么我们就需对其动机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别人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承诺而把自己的一切给别人或任何组织，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因为人并不是出于自然需要而去奉献的，如果其权利不受限制，那么它在暗地里必然会拿走的更多。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满足其欲望，干嘛要说自己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呢？而且那些把自己说的无比伟大正确的人和组织真正希望得到的往往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不管它是因为贪婪还是因为对某种主义的狂热信仰，而历史已经证明集权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对民众更大的伤害。

限制欲望是需要条件的。当一个人或组织无所不能之时，其欲望也必定是可怕的。因为它无所畏惧。如果它是撒旦，那么它便会毁灭一切如希特勒；如果它自诩为救世主，那么它便会自认为“高大全”，听不进民声并在道德的标杆下强奸民意。所以，如何保证一个人或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呢？（我这里不说全心全意，乃因为我已经揭示了它的虚伪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控制它，让它不敢不为人民服务。

四、由人性来看历史和现实

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天生为别人服务的人或组织。恰恰相反，那些鱼肉百姓，寡廉鲜耻，满口仁义的伪君子比比皆是。专制国家的君主，总是号称是为人民做主的;而民主国家的人民总是懂得，那些搞政治的人不是坏蛋就是野心家，而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很简单：他必须这么

做，否则他必须下台。

不过，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官员都是社会主义的斗士，他们可都是无私无欲的人。所以，我们尽管相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好。毕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那是因为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性，对人性持比较悲观的态度，相信人本身是自私的，所以执政党是要在宪法的制约下行动的，president会作恶所以时不时的要弹劾几个如里根和克林顿。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有漫长的封建史，统治者善于用仁义道德美化自己麻痹百姓，但新中国可不一样。我们是全新的制度，我们的人民都是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看多好啊。要什么president选举呢？多浪费钱哈！人大，政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余的，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搞那么多形式干嘛？只要百姓相信党，党就可以带领人民缔造人间天国，这绝对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别的优越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相信人是可以变得无私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几千万党员都已经做到了。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世界里人性所表现的不是这样，但有伟大正确的党的带领，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感召下，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

我们对人性是积极乐观的（规范的角度），所以我们必将走向光明的未来。哈哈。

第四篇：历史与现实感悟

历史与现实感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或长或短。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呢？有句古语“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件件事中总结一些东西，可以在现实中更好的帮助我们。

例如我们民族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是军事家的必读之书，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许多外国军事学校也把此书作为必修课额来学习、探讨，以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再如，我们会经常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战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通过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作战的技能和方法，在战争时，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来分析这些因果关系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犯，而且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为了和平，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样做使清朝与世界脱了轨。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文化无法传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国家。又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于是中国近代史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了。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总结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去，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时候，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也就是将来的现实。

许多事情看似不可能发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却能猜测到一些事在将来会怎样。以前的科幻书籍、现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许多我们无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在前人看来，机器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有些人却把机器人想象着在以后的某天能够出现，并写成了科幻书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机器人出现了，他们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存在着严密的因果关系。并且，历史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思1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

思考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稳步探索到曲折发展、从混乱状态到不断创新的历史嬗变过程。在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炼出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目标要求、功能定位、活动方式、资源保障等方面应把握的几个基本规律。

【关 键 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历史考察 现实思考 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伴随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不断与时俱进。总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历程和经验，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加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效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

(一)建党初期至建国前，从“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建在连上”到“公开党的支部”，党的基层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历程。

建党初期，党的最基层组织的名称经历了从“组”、“小组”到“支部”的变化。党诞生伊始，党的组织只设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组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规定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对吸收新党员和入党手续作了明确的规定。之后随着各地党员人数的增加，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便提上了日程。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四条对党的基层组织做了规定：“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属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1](P93-94)按照党章第四条的规定，党的组织系统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在党的整个组织系统中，组处于最基层的地位。党章规定：“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1](P94)这就表明，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单位，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初形态。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其中规定：“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个小组”。[1](P159)从而把党的基层组织由组改为小组。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巩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对党章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小组改为支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1](P380)，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2](P12)中共四大把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共四大还对支部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强调支部的设置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如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这样，就使得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最基层。规定了支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要求党的支部必须经常地用党的政治主张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规定了支部的组织制度。指出支部的领导机构为支部干事会，“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1](P384)规定了支部的活动方式。强调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至于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之后，针对当时存在的吸收新党员片面强调质量而忽视数量上的发展、支部建设不健全等问题，1925年5月中央局在党刊上发表《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五年里支部建设的基本理论和经验，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支部建设理论开始提出。[2](P22)

“一切工作归支部”是大革命时期对党的基层组织提出的要求。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工，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3](P182)之后，党的组织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为了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要求，中央局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快党组织的发展步伐，更广泛地吸收革命分子入党。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尚处在早期的探索之中，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4](P610-611)

“支部建在连上”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的创造。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为工农革命军接受党的领导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将“支部建在连上”规定为红军建党建军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5](P97)班排设党小组，连建支部，团、营建立党委，全军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连一级，党代表由党的支部书记担任。北伐战争时，叶挺部队每团只有一个支部，而支部建在团上与支部建在连上是大不一样的。支部建在团上，只能抓住几个军官，而没有抓住士兵，“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6](P66)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士兵群众直接联系，就使党紧紧抓住了广大士兵，因而使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6](P65-66)同时，为了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决议提出了新党员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7](P293)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共接收了100多万党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和几万个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理论建设方面，1939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相继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支部》两篇文章。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的成熟与形成。1939年8月和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对抗战以来党员队伍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组织实施的角度提出了具体意见及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的相关原则。《指示》对在扩展党的队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影响到党组织巩固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论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标志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渐趋成熟。

“公开党的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各新老解放区基层党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党的工作有深厚基础的老解放区，公开建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早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了“在巩固地区，支部以公开为好”的要求。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决定：“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8](P295)这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由秘密活动时期进入公开活动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土地改革的深入进行，从1947年冬开始，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整顿农村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各新老解放区通过整党，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这次整党，为党此后解决基层党组织不纯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到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数为448.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85%，比1945年“七大”召开时的121万人增加了327万。从党的组织状况来看，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中央局，山东、新疆、内蒙、华南4个中央分局，24个省委和17个区党委，134个市委，218个地委和盟委，2142个县委和旗委，15494个区委，支部大约20万个左右。[2](P189)

(二)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基层组织经历了从稳步探索到曲折发展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进入到一个稳步探索的发展阶段。党从这个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分析形势，组织工作着重于基层组织的整顿与发展。针对建国后存在的问题，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该指示针对部分党员思想作风不纯，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现象，决定在党的发展工作上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之后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发展党员要注意地区分布和阶级分布的平衡，克服党员发展工作中的盲目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为此后的党组织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第六章第五十一条中规定：“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不断地改进本单位的工作。”[9](P229)这是在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由此，我国企业的领导体制确定下来。八大还规定了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不能领导和监督机关的工作，但应当对于机关中每一个党员(包括行政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监督，并且应经常关心机关工作的改进，加强工作纪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9](P229)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也应运而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农村的管理体制和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8年以来，农村党组织在取得很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地方为了追求党员数量，采取突击的方法发展党员，严重降低了党员的质量。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该草案规定了人民公社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置形式并结合人民公社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统一体的特点，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能作出一定的调整。此后，在公社设立党委、在生产大队设立支部的组织设置形式被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政治路线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所谓“重建党”的“革命”，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摧残。“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普遍夺权和“踢开党委闹革命”中，全党(除军队外)各级组织包括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第二阶段，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所谓“斗、批、改”中，开展了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整党建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但是，这次整党建党，受“划线站队”错误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在“吐故纳新”中，一大批党员受到错误处理。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基层党组织再次受到冲击。第四阶段，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了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于混乱。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创新，特别是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激发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逐步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状态，迈开了新的步伐。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基层党内民主取得明显的成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从完善党内民主的角度，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问题。之后，湖北、四川、江苏、云南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接选举的改革试点，成为十六大以来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的一个亮点。随着党内选举改革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对公推直选进行的具体阐述。十七大郑重修改党章，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增写了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的内容。把第三十条中关于“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修改为“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主要考虑是，党的十六大提出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的要求后，不少地方开展了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试点，实践效果很好。做这样的修改，有利于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普遍实行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候选人提名的民主，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有利于给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探索留出制度空间。

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激发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此次活动分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三批进行，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历时一年半。通过这次活动，提高了党员素质，党员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对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加强了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一些软弱涣散和不够健全的基层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加强，党的工作覆盖面明显扩大，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更加巩固。根据2007年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同年9月正式启动，自上而下分3批进行，到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有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从各批次、各领域和各类党员群体实际出发，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批次衔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化理论学习，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打牢思想基础；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夯实组织基础。通过这次活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丰富了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改进了基层党的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0]2010年5月中办转发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了进一步的部署：从2010年4月开始，着重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通过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摆在了新形势下党建的首要位置。2010年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政党，关键是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型党组织，筑牢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建设学习型政党，如果离开了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层党组织是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基础在基层党组织。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以学习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特征、以学习为基层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以学习为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的要求，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把各级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确立“团队学习大于个人学习之和”的观念，进行互动性、共享性和开放性的学习，通过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学习促进工作、通过工作推动学习，在学习中提升人生境界、实现自我超越，使广大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得到更多的学习教育资源，进一步增强党员的素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党员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的大学校，党员相互学习的课堂，交流思想的精神家园。

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现实思考

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来看，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是否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摆在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位置，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目标要求、功能定位、活动方式、资源保障等方面应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规律：

(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应始终与党的事业相适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夯实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

政党基层组织必须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政党获取并巩固执政地位的必要条件。在执政的条件下，政党基层组织作为政党联系社会的桥梁，其生机活力直接决定了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基层党组织是为完成政党的任务而设立的，当前的党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着力点也要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应当更加丰富，与党员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更加符合，更好服务党员、服务群众，为凝聚党心民心、促进工作开展积累了新经验，开创新模式。面对当前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同党所领导的事业同步推进，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基层党组织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思路与新途径。

(二)党的基层组织应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科学定位功能，体现或复归党在社会中、群众中的政治功能。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包括其基层组织在内，曾一度超越了政党本身的功能，出现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不正常现象。党的基层组织与行政权力相结合，包揽了政治、经济、社会一切事务，成为“超政治”组织。所以，解决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问题，首先必须把党组织从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体现或复归政党在社会中、群众中的政治功能。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同西方政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又有所不同。西方政党为竞选型政党，其基层组织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竞选这一唯一目标服务。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维护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高度确定其要承担的功能。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引导功能。基层党组织是党直接联系社会的桥梁和纽带，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和动员群众为实现党的政治主张而奋斗是其首要功能。二是社会协调功能。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控制，不同于其他方式的社会控制，如法律、政府、军警等硬控制，基层党组织主要依靠党的政治优势对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等软控制。三是利益表达功能。政党是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中介。民众的利益诉求，一般主要是通过政党输送到公共权力系统中，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党的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因此，在利益的表达和协调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党员，吸纳和培育社会精英的功能。五是社会关怀和服务功能。党要回归政党的本质功能，即从党在现代政治原则下实现有效执政的内容要求出发，党的基层组织从传统的行政化的功能定位回归到政党化的功能定位。党的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社区中、农村中、单位中，时刻关怀和表达民众的利益、真诚为党员和群众服务，通过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而凝聚民心。基层党组织应担当起“政治引导者、社会协调者、利益代表者、公众服务者、民怨倾听者、纠纷仲裁者、权利保护者、权力监督者、情感寄托者”的角色。

(三)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应由“行政化”向“社会化”、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要不断创新活动载体，推进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

基层党组织要转变过去那种粗放式和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做法，采用社会化、协商式、多样化、鲜活型等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手段，认真研究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有针对性地服务、引导、教育群众，提高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性。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应由“行政化”向“社会化”、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努力创新活动载体，不断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近年来，各地基层党组织创造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活动载体，不仅激发了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效地落实了基层党建各项工作。实践证明，有了活动载体，工作才有抓手。例如，农村开展创建“五个好”党支部(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六个好”乡镇党委、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县的“三级联创”活动。一些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身边无事故”，不断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深化。在城市社区，一些地方由街道社区党组织牵头，社区内各单位党组织参加，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方式形成区域性大党建的格局。这些都是基层党组织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

(四)面对日益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应有效整合党内外资源，为基层党建构筑强大的资源支撑和保障体系。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有各种资源的支撑和保障。一要拓展党外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基础是一个执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是由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所构成。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基础突出了阶级性。计划经济时期，党把自己的执政基础主要建立在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之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也在迅速崛起，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纳入到自己的执政基础上来。二要充分珍惜、挖掘和利用党内资源。如：社区党建要利用好社区内各类组织的力量，发挥离退休党员、在职党员的作用。发挥行政资源的优势，完善党建工作财力支撑机制，将基层党建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逐步形成与地方财政同步增长机制，加大对基层党建的投入，进一步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撑。整合党建资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支撑和保障。三要增强党员队伍和基层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为基层党建提供人力资源。要改善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党员干部能力素质。鼓励高校毕业生、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任职，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使农村党组织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办法配备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建设活动，确保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充实街道社区等领域基层干部队伍，让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四是为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提供组织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人员流动明显加快，基层党组织的设置上也应当在原有的按地域、单位为主的基础上，创建多种灵活多样的设置方式。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旨在通过对党组织进行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转型，进而更好地协调各种组织，整合和配置社会政治资源，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能够更好地实现党对社会领域的全面覆盖和有效领导，能够实现党的基层组织结构与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相衔接，能够实现党组织对基层的引导和协调，实现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形成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相互连接、组织间相融互补的立体式组织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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