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两会主题民主篇：从百姓身边事看民主新进展

第一篇：2010两会主题民主篇：从百姓身边事看民主新进展

2010两会主题民主篇：从百姓身边事看民主新进展

“您织‘围脖’了吗？”２０１０年，在浙江、广东、安徽、四川等省的两会上，这句话成为代表和委员中间常用的问候语。

因为谐音，“围脖”成了人们对“微博”的昵称。这种通过三言两语、随时随地在互联网上发表观点的方式，成为今年不少地方两会的代表、委员和记者们传递信息、表达民意、反馈意见的一个新渠道。

细心人不难发现，从去年３月份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至今一年间，透过社会生活的一个个细节，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民主形式的不断丰富，民主制度的更加健全，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日益得到保障。也正是在百姓的积极参与中，“中国式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魅力得以不断展现。

从城乡“同票同权”到基层群众自治——民主形式不断丰富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一个重要事件，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进行首次审议，草案明确规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草案将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制定于１９５３年的我国首部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比如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各省按每８０万人选代表１人，直辖市和人口在５０万以上的省辖市按每１０万人选代表１人。１９７９年对选举法进行重新修订，其后又经历了四次修改，将全国和省、自治区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确定为４比１。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发出了改革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信号。

从４比１到１比１，实现城乡居民“同票同权”，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举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这一修改意味着农村人口在选举及政治权利的实现上向平等原则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在其他权利的享有上与城市人口趋于平等，以充分实现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表示，这“有利于更好地保证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进一步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

两会一年间，在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一步扩大的同时，xiexiebang.com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不断完善和发展。

百姓的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从城市居委会直选到村委会直选，基层民主之花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绽放。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日前介绍，２００９年，大力推进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部署了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１２个省份村民委员会和１６个省份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推进。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９５％以上的村委会依法进行了直接选举，绝大多数村进行了７次以上村委会换届选举。在选举中，竞职演讲、治村演说等形式普遍实行，竞争日益激烈。

李学举介绍，今年，全国将继续深化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加强和改进城市居委会建设，做好部分省市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健全城市社区民主听证会、评议会、协调议事会制度。

从开门立法到政务厂务村务公开——民主领域不断拓宽

暴力拆迁、极端对抗、因拆暴富……针对“拆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拟取代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正式公开征求民意。

据有关方面统计，在１５天内，共有１３４３７人通过国务院法制办法规规章草案征集意见系统发表了意见，充分体现出社会对这一条例的关注度。

参加过条例修改工作专家座谈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我感觉到整个讨论都是比较开放、充分的，也是比较深入的。专家参与座谈不是走过场，而是各种意见得到了充分吸收消化。”

社会听证和征求意见已成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的有效途径。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公共管理、公共事务，都积极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和形式，支持和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以全国人大为例，被称为“开门立法”的民主立法已经从尝试逐渐走向制度化。２００９年２月份至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侵权责任法（草案）、行政强制法（草案）、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统计法（修订草案）等１４部法律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并陆续结束征求意见。正在审议中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各界群众提出意见超过７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公众的关心和热情，体现了国家立法和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在公开征求意见的1个多月时间里，各地群众高度关注草案，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献言献策。

目前，“参与”“监督”“公开”“透明”这些词汇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百姓的政治生活中。

“瞧瞧村里一排排的新房，再看看刚铺好的柏油路，这都归功于‘4+2’工作法啊！现在村民们气也顺了，心情也舒畅了，谁还有心思上访告状？都一心扑在勤劳致富上了！”河南省邓州市张村镇朱营村的朱贵成老人说起“4+2”工作法，一脸兴奋和激动。

朱贵成口中的“4+2”工作法，即所有村级重大事项，包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基础建设、社会稳定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决策项目实施，都必须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即党支部会提议、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结果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群众的事群众说了算，在邓州，凡是村里重大事项决策，都按照‘4+2’工作法的程序进行，已经成了村里议事办事的‘铁规矩’。”邓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邓州市开创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得到了民政部充分肯定，并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据记者了解，２０１０年，民政部将继续推广河南省“四议两公开”的成功经验，深化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实践。

从传统参与方式到网民参政议政——民主参与渠道更加宽广

湖南省政府的新闻门户网站——红网论坛岳阳版的网民“错爱的我”和“ｘｗｊ云轩”，分别是湖南岳阳县新开镇车

塘村村民任岳军和县粮食局一名普通企业职工许伟军。他们两人长期在网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献策，近日被岳阳县政协增补为县政协委员，参加政协会议并提交提案。湖南首次增补网民为政协委员，使普通网民走上参政议政舞台。

对此，绝大多数网民表示支持，认为此举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新尝试。

两会一年间，从民主参与的渠道看，除了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交流沟通方式外，电视、网络、手机等载体被日益广泛应用。特别是网络已经成为民众民主参与的新渠道，成为党和政府听取民意的新途径。

——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截至１２月２２日，最高法院民意沟通邮箱已收到７６４１封邮件。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最高法院已对关于法院工作意见和建议的邮件予以了认真答复。

在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的带头示范作用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４００多家法院纷纷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网络监督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中国式民主”特有的力量。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统一开通，负责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报告，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

——在今年安徽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人们感受到网络问政、老百姓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巨大力量，老百姓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心愿和呼声，而政府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从关注法律制定和修改，到质疑“钓鱼执法”“躲猫猫”“欺实码”等，再到踊跃点击中纪委监察部的举报网站，无不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而能否从容应对网络问政，也成为各级政府执政理念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人们欣喜地看到，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公民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日益得到保障，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有序表达民主诉求，行使民主权利，“中国式民主”进一步扎根于中国大地。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阳光普照下，１３亿中国人民必将生活得更加幸福，也更加有尊严。（徐京跃、卫敏丽、崔清新）

袁国荣

第二篇：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摘要：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宪政理论依据入手，简要介绍宪政的含义、构成要素、特点及建设宪政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本文接下来分析宪政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我国宪政建设对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宪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纯粹的舶来品，但现今经过四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惠及全人类的文明遗产。经过对几百年的政治文明发展的研究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宪政制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政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重要成果，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制度。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研究它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宪政建设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能对我国的宪政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宪政的基本理论

宪政，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宪政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他政治制度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迄今为止的最高产物

3.民主

宪政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宪政史对于人们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没有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就没有事实上的宪法，宪政就更无从谈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约，这与宪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简单的把宪政理解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实现了宪政，宪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还需要法治的支撑。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简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具体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基层民主的阐述，“基层”的范围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三个领域。十七大报告又将民间社会组织加入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范围。因此，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就应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因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设刚刚起步，而宪法明确规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会和村委会，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的也是这两种组织形式。

三、宪政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宪政精神的集中体现

1.宪政的民主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民主政治是构成宪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民主与人权是宪政秩序产生的驱动力，是宪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英国、法国、美国或苏联，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实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虽然宪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泽东的说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说明了民主政治对于宪政建设的重要性。

民主的实现形式包括两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根据以往西方国家的宪政建设经验来看，似乎间接民主的民主代议制与宪政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多数的宪政国家都选择的民主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

我国应实行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种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但对于基层民主的关注远远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2.宪政的限制政府权力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宪政产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反过来侵犯公民的权利，而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简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宪政主义限制政府的权力的具体做法是：权力制衡以及违宪审查等，而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就是权力社会化。权力制衡是通过国家内部各个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达到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一家独大。而权力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它是对于我国国家权力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而且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制约，它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来自于选举它的基层群众，它负责的对象也是基层群众，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只能进行支持，帮助或指导，而不能干涉其内部工作的进行，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因此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宪政的限权精神。

3.宪政的自由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东西，是人类对自己的终极向往，但它又是极度脆弱的，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过度的自由更是会造成混乱，反而无法实现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政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保护权利和自由。宪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个人自主决定个人是否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并认为个人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

自由主义理论是社会自治理论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原则，包括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这些理论也是我们建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导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影响。

四、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现状中的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实行下去的地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我国的宪政建设，从建设市民社会入手，从宏观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体实施问题上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用宪政的自由民主限权精神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一）、对于居民委员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设要好于农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于1990年，还要早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更加简陋只有短短的23条，大都是总括性的规定，但个地方人大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同时各个地方的居委会也创造出了不少的实施方法，总体的实施情况不错。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与农村相同的问题，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同样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同意规定居委会的地位于职责，居委会产生的具体方式方法，明确其独立性，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转变政府职能

要改变当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状，光有制度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顺畅运行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逐渐理顺个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转变其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变那种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看做自己的下属机关的观念，要从思想上承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变自己以前那种搞搞在上的态度明确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式知道与协助的关系而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再把不属于基层群众行自治组织之策的工作强行分派给它们去做，不高不实际的检查评选。要想改变政府机关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设宪政的过程中，对广大干部职工多加宣传教育，使他们尽快转变思想观念，理顺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之策，以配合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实施。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理当理论界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问题，本文的意图是应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放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利用宪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权利精神去指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宪政建设途径应是从基层入手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因此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就成为我国实现宪政的突破点，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我国的宪政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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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总统大选看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

从总统大选看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

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时间11月7日落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第57届总统。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此次大选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呈下降趋势。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普世价值观受到质疑，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政治制度腐朽衰落的特征日益显现。此次大选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更是为美国推进海外民主和人权外交蒙上阴影。在新形势下看清美国大选本质，需要从以下三大方面理解。

美国选举制度和运作确保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选总统

首先，美国独立后，逐步确立了以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和与之相关联的政党制度。概括起来就是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政党为单位组织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当选、由选举人选举总统的制度。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是以这—制度作为规范的。我们从上述角度分析一下美国的这种选举制度，首先，由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以政党为单位组织选举，无法摆脱政党纷争的“顽疾”，所产生的代表也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选民人数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个组织来组织、动员选民，在这种背景下政党开始出现，并逐渐把动员日益增加的选民作为获得权力的手段。1800年美国成为第—个组建初具规模的全国性政党的国家，并开始通过选举将政权从一派转到另一派手中，两党制日趋制度化，形成了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主张的两大政党—一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般而言，民主党的力量核心主要是“少数民族、劳工阶层和各种族群的联盟；共和党更多地从大学毕业生、收入较高的家庭、专业人士或者商人那里获得支持”。这种制度有利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控制选举，排挤其他小党，左右选民投票倾向。

其次，竞选资金是赢得总统宝座的最基本条件，广大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真正代表不可能当选总统。总统候选人把筹款当做头等大事，并把金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谁占有更多资金，谁就占据优势。资金短缺的候选人往往在初选中就被击败，有人说美国总统当选是靠金钱托起来的。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共筹得将近10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其中奥巴马向支持他的320万名捐助者筹得高达6亿4100万美元的经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以投票率计算，平均每张选票的价值将近8美元。相比之下，2004年每张选票只值5.5美元。据人民网今年3月报道：2012年，美国将迎来史上最烧钱的大选。美国媒体估计，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体花费将达到创纪录的60亿美元。这个数额比东非国家卢旺达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美国的政治捐款愈演愈烈，选举成了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选举严重脱离人民此选举严重脱离了人民，两党候选人与选民的接触交流服从竞选策略需要，政策宣示和打民意牌的目的都是为了捞取选票，赢得大选。极其复杂的选举规则和程序为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赢得大选布下多层保险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劳动者难有作为。各州各异的法律限制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美国人民经过近200年的长期抗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赢得普选权。因选民登记手续繁难，至今仍有部分选民没有选举权。另外，奥巴马和罗姆尼口头上都表白为国家和人民竞选，行动上却始终把赢得大选放在首位，对当前急需解决的降低失业率、减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等问题，多的是相互攻讦，少的是有效的举措和对策。同时，美国国会成了共和、民主两党争权夺利角斗场美国的民意机构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2011年8月24日，美联社发表的民调显示，美国国会的支持率下降到12%，总体来说，87%以上的人不支持国会的表现。2012年1月16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网公布的民调，84%的美国人不赞同美国国会的表现，支持率只有13%。100多年来，投票率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均在63%以下。当选总统所得选票仅占适龄选民的40%以下。

选举制度腐朽，已不适应时代的实际情况，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选举制度的改革动力不足，步履维艰，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脱节。制宪者200多年前创立选举人制度意在维持总统与国会、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权利平衡，保障人口稀少的小州的权利。当时，政党政治尚未现身，竞选活动规模小，运行方式与现在相比也大相径庭。面对选举的严重缺陷，选民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呼声强烈。改革选举人制度和废除竞选中的政治捐款的要求尤为突出。但废除政治捐款改革，因最高法院裁定政治捐款属言论自由而被扼杀，其他改革也因事关美国根本民主制度，难以真正启动。

其次，选举对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作用有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长期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贫富两极化越来越严重，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被两大政党滥用，成为内斗工具。

第三，选举结果往往难以兑现竞选承诺、体现选民诉求。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政治、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在国会参、众两院简单多数、甚至三分之二多数和总统达成共识、取得一致后才能实现。目前，两党立场迥异，时常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选民利益之上，致使一些事关国家发展和选民利益的关键性议案胎死腹中。美国两党严重对立、党派利益至上理念愈演愈烈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在它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自我限制、自我破坏的腐朽特征。这种特征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下不会自动消失。

其实，为了限制富人操控总统选举，美国法律以前曾规定，个人向总统竞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00美元。但这个规定却因著名的“公民联合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而改变。这一判决结果，意味着对政治献金的限制被取消。可以无限额地为特定总统竞选人融资助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也随之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总统大选变成了彻底的、公开的“金钱选举”。“金钱选举”公开化使富人可通过手中的金钱来控制总统选举从而控制美国。目前，美国已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有363个，直接参与竞选广告投放的非营利团体有14个。其中，仅仅是共和党的同盟者美国商会这一个组织在最高法院刚刚开启大门后，就为2010年的中期选举投入了3000多万美元。

其实，剖析美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背离了孟德斯鸠、洛克和托克维尔等西方民主思想发展者的理想的“金钱选举”，其大行其道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美国社会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有产物和必然产物。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总统竞选时对于竞选捐款、筹款等就无矩可循，当时的美国民主政治也被人们调侃为“股权政治”“富人政治”。在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声中，美国国会迫于压力，终于在1907年通过《迪尔曼法案》，明确禁止银行、企业在联邦级别的选举中进行政治捐款。1910年，又起草了《联邦腐败行为法》，要求对政党进行监督和财产申报。192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联邦腐败行为法》修正案。而到了1947年，通过了《塔夫特－哈特利法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会又多次对《联邦选举法》进行修改。但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联邦选举法》虽然对正规筹款限制很多，却有意无意留出了不少灵活空间。对那些用于行政开支、旅行费用等选举中的所谓“非直接项目”，公司、工会和个人不仅依然可以随意捐款，竞选团队也可以自由开销。

“金钱选举”是由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怎么监管也无法根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候选人为了赢得总统大选，不得不四处筹款，尤其是要讨好那些身价不菲、影响力巨大的富人。而赢得总统大选后，就必须给予较好的回报，回报方式包括召入内阁、派驻条件优越的国家任大使以及制定有利于捐助者的政策等，这就是西方民主的“钱权模式”。这种“钱权模式”导致总统大选后权力向金钱倾斜。

“金钱选举”越来越大行其道使得富人们彻底控制了美国。《时代》周刊评论指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其经营的政策和候选人，同时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本化越来越严重，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社会。而富人则通过控制总统选举控制美国。

对于美国那所谓的“民主”，不知道美国当局有何认识，只是希望美国当局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还美国人民一个真正的选举权！

第四篇：从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看美国的民主

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与美国的民主

08 历史 张林 200810201

3摘要：总统选举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重头戏，也是美国国家运转的核心内容。美国的政治制度又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重要的一种。所以，本文试从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论证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存在的原因和必然性。

关键词：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民主

美利坚合众国从一建立便确立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总统共和制的政体，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博弈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一、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内容与历史演变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坚决反对总统选举实行普选制。他们担心将会使官职太集中。太强大，将会破坏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则。于是制宪者就设计出一种新颖的制度，叫选举人団制，宪法规定总统由各州选派的选举人选举产生。这是一种间接选举制度。

1787年宪法第二条规定的总统选举办法如下：

第一，正副总统由各州选派的选举人选出，而不是由选民直

接选出。

第二，第三，第四，各州选派选举人的方式由各州自定 各州选举人人数与该州在国会两院议员人数相等。选举时以州为单位，组成选举人团进行投票，获得过

半数票者当选。

第五，选举时正副总统由一张票选出，得票最多且过半者为

总统，次多者为副总统。

第六，总统资格的条件限制：本土出生的公民，年满35岁，在美国居住14年以上。

但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断的在完善，不断地提出宪法修正案，尤其是政党制度产生以后，总统选举又加进了许多党派因素，因此，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一直在改革。

首先是总统选举投票方式的演变。1787年宪法规定正副总统由一张票选出，得票最多且过半者为总统，次多者为副总统。但1792年政党政治出现后这个办法行不通了，因为这种方法有可能出现正副总统分属两个政党的现象，这时，会因为政见不同而造成混乱。另一方面，两人同属一个政党，遇有得票相等时，也会出现问题。这些说明宪法有漏洞，所以1803年提出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改为用两张票分别选举正副总统，同时规定，如无人得票过半，众议院由五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改为由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其次是总统候选人提名方式的演变。如何提名总统候选人，宪法并无明文规定。随着政党斗争的开始两党开始推举自己政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此后经历了国会核心会议提名制度、全国党代会提名制度和总统预选制度的演变。

二、美国总统选举的非民主

历来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在谈到美国选举制度时，都会指出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会导致种种非民主后果的产生：不能正确反映民

意、出现不公正的选举结果、破坏了人民的平等投票权。这是由美国总统选举中采用“选举人団制”、“相对多数票当选制”和“赢着全得制”所致。美国总统选举不是由普选投票结果产生，而是由选举人团投票选举产生。总统选举中实行“相对多数票当选制” 和“赢着全得制”。各州的选举人名单由各参选政党分别提出以供选民选择，各政党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列在该政党选举人名单上，选民一般直接投票给属意的总统侯选人，哪个总统候选人的票多，那个党的侯选人名单就全部当选。也就是说，一州内得普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就会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的票。不难发现，这种选举制度会产生不公正的选举结果：获得普选票少数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因获得多数的选举人票而当选为总统（因为各州人数不同）。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了三次：1876年，民主党候选人萨缪尔·提尔登得到接近51%的选民票，但他的选举人票（184）比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特·海斯（185）少一张，结果海斯以一票优势当选总统。而海斯的选民票得票率不足48%。1888年，民主党后选人格罗夫·克利夫兰获得选民票虽然比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的选民票高，但他得到的选举人票却只有168张，而哈里森得到了233张，结果克里斯输给了哈里斯。2000年布什胜戈尔也是这样。

其次大州和小州、两党实力相当和两党实力悬殊的州在选举中的作用不同，出现弊端。大州选举人票多，两党竞争激烈，而小州相反；两党实力相当的州，由于胜负难分，也竞争激烈；两党实力悬殊的州，多数党稳操胜券，不必竞争，故竞争不激烈。这样，那些在选举中处

于不利地位的小州（新罕布什尔州除外）和两党实力悬殊的州的民意，就常常被忽视。

三、美国总统选举符合美国的民主

当民主同美国选举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时，所指的民主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政治民主，对于这一民主的定义比较主流的观点有自由民主论、精英民主论、多元主义民主论等等，都比较准确。因此对美国的民主没有标准的定义。不过尽管侧重点不同，但从这些民主理论的共同之处中也可以发现美国民主的基本含义：其一，民主是被统治的民主，人民通过选举在相互竞争的诸领袖间选择统治者，统治者通过选举获得决策权；其二，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防止绝对权力、保证个人自由、实行分权和制衡。

首先，在美国选举中，选民在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之间投票选举总统，并将全国最高行政权力委托给当选总统。在选举中，公民没有对联邦政府政策的创制权和复决权，也没有对在职总统的罢免权，总统独立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既不受政党限制也不受选民约束。因此美国的总统选举正体现了被统治的民主的特点。当选总统处于竞选连任的需要，在制定政策时，必然要考虑选民对其政策的反应，对不同的选民群体进行安抚或满足其要求。所以，只要选举是自由的，定期举行的，那么人民能够通过选举对总统施加影响迫使总统对人民负责。

其次，自由主义民主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要求选举不得赋予任何统治者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要求最大限度的减少通过选举掌握国家权

力的多数人对少数人压制的可能性。因此在民主社会中，对多数原则的限制是保护少数的权利，尊重个人自由所必需的。那么，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是如何实现这种限制的呢？

第一种办法是在民主前面加上“宪政”二字。选举只能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宪政是指民主的选举的政府服从同等的法律，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等法律原则意味着当选总统的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来自选举中的多数意愿，同时也来源于宪法。政府之上的是宪法。因此，由总统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无论如何不得侵犯宪法的权利法案保护的个人自由；并且在行使权利时也不得超过宪法规定的范围。所以，尽管总统选举中会出现“少数票总统”，但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并没有实际危害；不论是多数的政府还是少数的政府都不会掌握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依靠宪法对统治者进行控制，反抗国家权力的压迫。

第二种方法就是最大程度的减轻多数原则的零和效应。在总统选举中，多数原则很容易产生零和结果。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可能会轻于维护全部公民的利益，而重于维护其代表的那部分公民的利益，这样不被其代表的的那部分公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当损害得不到补偿时，民主内部就会发生冲突。1860年总统大选，废奴主义者林肯当选引发内战就是一例。总体看来，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设计是有利于减轻多数原则的零和效应的。

四、总述

综上所述，美国的选举制度是不违反美国的民主的。这看似与前

面所提到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非民主矛盾。实则不然，这两个结论是并行不悖的。实际上，这两个结论是从民主的不同层次的含义中分别得到的、当我们提出美国总统选举没有准确反映民意，违反平等投票原则时，这一民主并不是政治实践中的民主，而是作为一个概念的民主，也就是说他是一种抽象的、理想上的民主。美国民主政治实践中的民主，描述了民主是什么；作为政治概念的民主，规定了民主应该是什么。所以，美国总统选举的非民主指的是其不能满足理想中的民主原则。但是“现实中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同理想中的民主一样；民主是从其理想与与现实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与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理想的民主没有指出限制多数的权力的方法，不能保护少数的权利。正因为这样，美国民主政治实践中，自由与民主联姻，个人自由对抗专制权力；形成事实上的多重的少数的统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就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长期存在而少有变化的原因。

第五篇：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2013年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

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届年会征文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崔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大国的领导党，政治协商更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

虽然中西方都有协商民主理论，但中国现实政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内源性。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当时还不具备进行全民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各方达成共识，由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担创建新中国的使命。协商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这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缔造政治合法性。经过60多年发展，政治协商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发挥着协调政治关系、优化决策方案、扩大政治参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功能。

政治协商的主体包括中共、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对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来说，政治协商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而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协商是将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贯穿于执政过程的一种形式，对于实现民主执政具有积极意义。

一、政治协商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将民主贯穿在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中，强调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① 政治协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强调：“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② 凡是重大议案提出，事先都经过各方协商、讨论是新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顺利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的政府“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③ 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协商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社会的横向结构为基础，政治协商制度以广泛的界别代表为特征，使新中国的政权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

今天，中共“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④ 作为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只有在执政过程中切实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执政党才会获得广泛支持和拥护。因此，执政党应更多地创造和搭建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充分了解各个政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社会整合。政治协商契合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内涵之一。

目前，我国政治协商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国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协各种会议、专题调研报告、政协委员提案等，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政治协商首先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对话机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党际关系模式，为一党执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过政治协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展开充分讨论，出谋献策，既适度满足了发扬民主、扩大参与的需要，也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增进社会共识，使党的方针政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可见，政治协商是执政党发扬民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的良好平台。自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政治协商规程》，推动了政治协商的落实和程序化。十八大召开前夕，广州市对试行3年的《政治协商规程》作了修订，细化了两种政治协商的程序，尤其是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的程序，并在民主党派的建议下增设“重大事项决策

协商信息公开制度”、“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目标就是推动政治协商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机制。

在实践中，每逢重大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出台前，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协商座谈已成为常态。每年年初召开的“两会”，更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民主盛会。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反映社情民意，广泛讨论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听政于民，问计于民，集中体现了我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托“两会”形成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现出执政党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执政方式。

二、政治协商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

一般来说，执政党组织政府后，其主要活动就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现党的基本目标。执政党的决策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决策，它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均衡地体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体系吸纳较多的输入资源（参与、支持、认同等）之后，输出的政治产品（政策）才具有较广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决策优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当中，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核心，“由于党处在国家权力系统的最高层级，这种最高的决策权、领导权、指挥权、否决权的运用，必然形成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中起着主导作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制定出具有综合指导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掌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形势呈现多变性特点，经济社会生活呈现多元性特点，利益关系呈现多样性特点，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党把决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上取得新的进展，民主参与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党和政府就明确地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的较完善的决策支持体系；另一条就是加强以政协为中心的民主协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领导提出要把政协建设成为改革创新的智库，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代表性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以及协商议事的民主氛围，为执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咨询和参谋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就能避免协商活动成为先有意向，后通过协商这一形式赋予其民意基础的形式主义的参与方式，使政治协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政治协商是中共实行科学决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共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政策输入模式。政策始于问题，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筛选问题，谁参与筛选问题，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我国政策系统主要属于内部输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系统中去，而是主要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证和利益综合的输入，政策问题的确认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政策问题构建环节上公众议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治协商平台，善于认识问题，适时提出问题，对突破传统政策输入模式，推动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价值。

其次，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决策方案。政治协商的各种制度安排使民主党派成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策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了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各民主党派都十分重视发挥集体智慧，对协商议题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力求在协商中提出能代表党派声音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意见。，从近年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情况看，各民主党派更注重以专业性研究成果支撑参政议政，使政策建议成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对于优化决策方案，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政治协商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意味着掌握了公共权力。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二是政党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权力对执政党的腐蚀和影响。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虽然民主被普遍理解为“人民的统治”，现代社会民主发展亦重视扩大参与，在现实政治中，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数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而是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受到社会监督，不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因腐败现象泛滥而招致人亡政息。尽管从客观上看，一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很大程度上要靠执政党自身，但建立起来自社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约束机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执政一方面是扩大参与，另一方面就是制约权力。

“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对政治协商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对民主监督的内在要求。”⑦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是合作共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实行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共是长期执政的大党，是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党，因此更加强调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属于从权利出发、以批评、建议方式进行的监督。同时又是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政府系统为活动平台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活动，影响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会监督，是在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在参政的独特空间内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

人们通常认为权力制约应该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权力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目前中共拥有8200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近90万成员，其政治地位、组织规模以及拥有的资源都不对称，监督和制约自然无从谈起。但我们看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作为非对称性权力制衡，对执政党的权力运作仍具有监督和制约功能，具体表现在：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途径，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各级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反馈，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提供信息，推动问题的解决；对公共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对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行为，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引起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解决。政治协商所蕴含的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力，关键在于监督的机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监督的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从成为执政党开始，就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只有置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它的运行才能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权力监督、中共的党内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司法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审计和统计部门的专业监督、媒体网络的舆论监督、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等构成的监督体系，目的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主监督作为政党间的一种政治监督，虽然不具有质询、罢免、弹劾等刚性约束，但它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为致力于共同目标和事业而展开的党际互动行为，它所拥有的高层次的政治话

语权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第7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第223-22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长江、姜跃等：《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第5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⑦ 林尚立、肖存良.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