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
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
法学
刘莉莉
04350046 东校区
一
希腊是一块神气而伟大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千年文明的萌芽,更出现了文明天下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大师,其崇尚的自由民主博爱精神知道着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希腊,这两个字注定了与荣耀相关。诚如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
希腊文化有如下的特质:
一、希腊人崇尚智慧
希腊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词源上的造诣登峰造极,更不必说那几个如雷贯耳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扒拉土,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他们的名字在古今都是一面不倒的旗帜。在希腊人的心中,掌管智慧的女神雅典娜神通广大。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希腊人用自己智慧的火光点亮了蒙昧时代的黑暗,走过文明前的甬道,前面一片光明。
二、希腊人尊重理性
恰恰因为对智慧的推崇和对文明的尊个,希腊人更加尊重理性的选择与权衡。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苏格拉底才会一遍又一遍的理性反思和追问,试图在逻辑和思考中寻觅出真理所在。
三、希腊人注重自由
自由是希腊人存在之本,也是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在宏观层面上,对自由的追求表现在希腊人最先于其他民族争取到了自由民的身份,同时在对城邦的征战中,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自己的城邦;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在对个体的尊重,尤其是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不尽一致的是,希腊人并不过于注重集体注意或者是身份关系,相反,希腊人看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表达和自由行动的权利。
二
其实纵观希腊历史,乍一看,似乎苏格拉底的审判与以上几边均不符合。
恰恰是因为苏格拉底在广场上对真理和智慧的探求惹怒了当时的权贵,而尊重自由的古希腊人却没有给予这位伟大的人一个自由和公平的机会。这似乎是对希腊最大的讽刺。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对于这场审判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也素的审判和处死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雅典的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但审判时,审判官未必全体出席。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者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并且,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山盘苏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是从雅典城中享有公民权的市民中通过随机方式抽选出来的,其中有贵族,有哲学家,但更多的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苏格拉底以渎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起诉。法庭审理的第一阶段,即顶罪阶段。500名法官,500张票,280票对220票,裁定罪名成立。第二次投票在一阵愤怒的吵闹声中进行,结果很快出来了,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也就是说,至少有80名陪审团成员在第一次投票时认定苏格拉底无罪,在量刑时却判处他死刑。
这是希腊历史上灰暗的一天,这个历史定论永远的为雅典城蒙上了一层阴影。可是这样的一天,到底为何而存在。现在,我们将目光移向古代希腊的民主和司法制度,去寻找背后的本质和源源。
三
从上段中对审判的描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古希腊的民主,是典型的直接民主,犹如罗马城邦民主制度一般。这种直接民主值得的提倡者首推卢梭,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的,只有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才是自我的实现。的确,将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少数的代表代议政治,到底能反应多少的民意?整个社会被少数精英掌控自然会有少数人暴政的可能。但是公意就一定是对的吗?大众做出来的决策是不是也有多数人暴政的可能?很多年以后鲜花广场上熊熊烈火中的布鲁诺就是最好证明。
直接民主建构的基础如下:城邦非常小,避免公民之间异质的成分出现;公民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且大体一致的,所有的公民都有相当同质的特征,包括财产学识等等。这样一种理想形式的民主,在古代希腊的背景下,其实是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并非错误。而这种民主一旦往错误的方向上走,恰恰是可怕的。
苏格拉得审判的可怕之处,不完全在于民主,而在于这种直接民主的思想渗透到了司法领域并且与司法制度相结合。导致了遗憾千年的结局。
以现代的司法观念来看,古希腊的司法制度显然是不太合格的。
其一,雅典的司法是一种大众的司法。而雅典的饿法官由抽签从所有的公民中产生,这样的司法不强调法官的知识的专业性,而强调人人的平等,给予每个人掌握权利和表达意愿的机会。雅典的法官任职只有一年,而且终身只能担任两次。这样的法官任职制度,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法官的专业性。
但是现代的司法理念强调,法官应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是精英人物。因为只专属于一个行业的人,才能深切地领会大它背后的精神所在。
其二,而雅典的审判是通过民主的形式进行的,每个作为法官的公民都有投票的权利。审判就是民主的投票,法官的判断在雅典即是大众的评判。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审判还不如说是由大众舆论主宰的一场闹剧。
现代的司法强调法官独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这种司法独立也是建构在法官的专业性上的,正是因为法官本身是一个精英才能从事的行业,其背后的法理思想及社会的价值需要深刻的理解,所以才需要排除舆论的干扰,或者说,排除民意的干扰。其三,审判团是由民众抽签决定的。而这一抽签必然不能保证审判团成员的公正与无私。当大审判团组成之时,苏格拉底就应该预见,他已经在劫难逃了。因为,在这个审判团中,有多少他曾经将对方诘驳的亚口无言的人,有多少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的人。这些人恨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而正是这些人,现在是以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官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他们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
在现代司法中,强调的是法官的公正性。因为只有法官无自己利益混杂期间才能以公心听,才能不偏不倚。正是因为民主产生的陪审制度,导致法官的组成有了太多的利益偏向,在审判之前就已经有了定论。
四
当民主遇上司法,矛盾产生。
民主要求的是就自身利益进行权衡和表达,而司法却要求判断。
任何人都可以看清自身的利益和取舍。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审判苏格拉底的501名法官坐在席上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并不是法律或公证,一开始涌现在脑海里面的,是苏格拉底是他们的敌人,曾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苏格拉底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人的老师,曾给过他们如此的恩惠。正如像柏拉图那样追随苏格拉底的青年决不会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一样,那些被苏格拉底嘲笑过的所谓智者也决不会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无罪。民主的司法已经不是理性的判断,更不是基于法律的决定,它只剩下多数人的声音存在。
判断是需要理性的,但是民主决定的感情却蒙蔽了人们的双眼。理性被感性掩盖的时候,剩下的东西就只有道德与情感。苏格拉底恰恰是输给了人们的情感。
在生命的最后,苏格拉底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劝说之下坚决不逃狱,以自己的生命坚守了法律的信仰和对民主的尊重。这并不是一场公正的审判,甚至不是一场理性的审判,但是人性的光辉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此绽放。或许,这就是希腊人更加值得自豪的一点。
希腊的文明,更多的不是存在于那些残存的建筑,雕刻和瓶画,更多的是他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精神与寄托。这是一种口口相传的类似神话一般的文化,更加是希腊的大师们和平民们心中的对真理的信仰和对宇宙的敬畏。也是由于这种信仰和敬畏,希腊人勇敢的承认了他们在千年前犯下的错误,重新将苏格拉底回归到大师的地位,将其捧上神坛。
或者也正是由于此,美国人谦虚地将第一艘飞到月亮上的航天器命名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美国难道没有杰出的科学家,伟大的政治家吗?但是在古希腊源远流长的文化影响力面前,连骄傲的美国人,也不得不仰视。
参考文献: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著《公共论丛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
后记:因为专业的关系,近来在看法律和民主相关的文章,所以论文选题的时候很自然的就选了这个。细看来可能和我们的课不完全重合,望老师体谅。
第二篇:孔子与苏格拉底之比较解读
东西两位先哲——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风铃草(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苏格拉底和孔子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先哲,二人在教育思想上有诸多的相似点。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现成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关键词:
孔子
苏格拉底
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基本上处在同一时代。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既是一位充满睿智的哲学家,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东西方还是彼此相互隔绝的,但是二人在教育思想上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在教育的对象上,二人都主张“有教无类”,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仍然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为贵族子弟垄断,一般的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孔子则大力在民间举办私学,求学者不分身份等级,来者不拒。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①。意思是说只要有愿行“束脩之礼”,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束脩”就是腊肉干,是当时拜见老师的礼物,这并不是说孔子向弟子受学费,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束脩之礼”并不是什么负担,一般平民也都出得起。这样以来,孔门的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都有。不仅如此,还有父子二人同为孔子门下弟子的,如孔子弟子中“七十二大贤”之一的颜回,与其父颜路,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更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对象的看法。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愿拜谒孔子门下,孔子竟然接受了。很多弟子非常疑惑孔子所为,孔子则耐心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②这就是说,只要他愿意进步,我们就应该接受他,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孔子的学生冉雍,其父“贱而恶”,冉雍却甚有德行,孔子以为,这样有德行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孔子坚持的“有教无类”原则。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雅典城邦民主制盛行的时代。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凸显了人的作用。当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滥觞意义的“智者学派”产生了,但他们讲学是要收学费的。与智者学派不同,苏格拉底不收学费,来者不拒,教无定所,广场、作坊、甚至市场上都是他从教的场所。苏格拉底说过:“我愿意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
③乐于奉陪,”“不仅不索取报酬,而且愿意听我讲,我愿意倒付钱”。苏格拉底一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弟子,如柏拉图、伊索克拉底、色诺芬等。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发扬光大,成为影响世界哲学史的宝贵资源;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年创办了一所专门教授雄辩学的学校,这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所以传授专业知识为宗旨,具有高等学校性质的 1 教育机构。色诺芬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一生作品众多,其历史著作是研究古希腊的重要资料。
孔子和苏格拉底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博大的胸襟将原本只属于贵族的教育无偿向平民开放,对于当时各自国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上,二人都高度肯定教育的重要价值,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的是人的天赋资质,天性,是人生来具有的共同本性。相近,指既不是完全相同,又不完全相异。“习”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特点,也就是指人性的社会化方面。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先天之性,人类是很相似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后天环境不同,使人与人之间的习性发生了重大差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孔子非常重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通过与冉有这段对话,孔子扼要地阐明了他的“庶—富—教”的治国施政大纲。从庶、富、教三者的关系上看,孔子已直观地认识到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有这三个条件。即劳动力、发展生产、进行教化和发展教育事业。孔子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一般的专业人才,而是要培养有德行,能够推行德政礼治的治国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
苏格拉底也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他认为:“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辨好歹,但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梭向往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④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苏格拉底眼里,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财富拥有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知识和智慧。在教育目的上苏格拉底也与孔子观点相类似,认为教育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当是德才兼备,具备各种知识。所以,苏格拉底特别重视各种专门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在判断是非善恶时应当受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所支配,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敬畏要甚于其他所有的人。
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为后世尊师重教树立了典范。
三、在教育方法上,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反对直接给出结论的灌输式教学。
“启发”一词,最早源于孔子的经典性论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到了因自己所知不足而愤懑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一个人没有到为求知而惆怅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告诉他一种道理,他不能举一反三,那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启发诱导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实行启发式必须抓住教育的时机,把握好施教的火候。“愤”和“悱”,都是形容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一种急切的心理状态。“愤”是受教育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就是经过思考理解了其中一部分含义,但又未能彻底弄清楚,很着急的时候。孔子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教师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一下,受教育者就有很大收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果受教育者还没有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没有急切的求知欲望,教师就先不必给学生讲课。“悱”是“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受教育者经过思考想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是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说不清楚,很着急。教师只有在这时候给予指点一下,才能对其有较大的帮助。如果受教育者不是处于这种状态,教师是不必告诉学生应当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的。
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它由讽喻法、归纳法、助产法等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经常佯装无知,向受教育者设下巧妙的诘问,⑤ 2 通过对话暴露对方观点的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第二步是定义,在反复诘难中引导受教育者进行归纳,从而对探寻的问题得出明确的定义或概念。第三步称为助产术,引导受教育者自己进行进一步的思索,自行得出要探寻问题的结论。苏格拉底自谦说,他虽无知,却能够帮助别人获得知识,就像自己的助产婆母亲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够帮助别人诞生新的生命。因此,苏格拉底这种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又被称为“产婆术”。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卢梭、布鲁纳等人提倡的“发现法”,也明显受到苏格拉底问答法的启发。
启发式教学是一种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学习的理念,他突出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是教育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通过以上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当时还处在相互隔绝状态,但是两位先哲在教育思想上竟然不谋而合,或许这就是教育的“自然法则”。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先哲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在探寻教育真谛之时,在厌倦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理念刺激之时,不妨去重温一下久远的先哲们对教育的质朴而又充满睿智的看法,或许我们会从中顿悟许多道理。
注释:
①出自《论语·述而》 ②出自《论语·述而》
③柏拉图著:《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④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转引自檀传宝著《西方教育经典导读》,开明出版社,2006.10.第一版 ⑤出自《论语·述而》
作者简介:
王周燕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刘松柏 吴江市盛泽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06级教育硕士
通讯地址:吴江市盛泽中学历史组
215228 EMAIL:zanny77@163.com
第三篇:从审判独立看检察监督
贵州律师论文
从审判独立看检察监督
【律师事务所】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作者姓名】赵梦
【摘要】在我国,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存在既矛盾又共生的关系,基于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原则,为确保审判独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笔者建议检察监督只能限于法官个人的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以及道德品行等情况,而不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所做出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监督对象。
【关键词】检察监督审判独立
在我国,检察监督是由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秩序监督、刑罚执行监督以及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组成的,形成了我国现有的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而与此同时,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原则,它与检察监督之间又存在着矛盾。本文是对两者的浅显思考。
首先来看检察监督,在检察监督制度中侦查监督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的法律控制。
就对侦查活动进行而言,这是由于侦查活动其本身具有对物和人的强制性,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活动可能对公民的正常活动和各种权利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其侦查方式和结果直接作用于审判,对能否有效且合法地追究惩治犯罪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就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的在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分为: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侦查次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若丧失这种监督在电影《第一滴血》中由史泰隆扮演的主角无辜被当地的警察拘留、审查,就是很好的例证。后者刑事侦查活动简单,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罚款监督。对本文而言,侦查监督因其还未进入审判阶段,所以其与审判独立之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但因其方式和结果直接作用于审判,在此也不能对其忽视。简言之,侦查监督在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按照逻辑流程下面应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监督,但由于其和审判独立有最直接的联系,因此下面先介绍刑罚执行监督。把其放到与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一起进行讨论。刑罚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中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据此可知,刑罚执行监督是对法院判决结果合法实施的保障。它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至此,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制度中与审判独立之间有着真正联系的是问中已经提及的刑事审判程序监督和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说这两者与审判独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就必须先了解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它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原则到宪法原则,再到司法审判活动准则的演变过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司法审判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和法院组织制度的基础;作为一项司法审判活动准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受到来自外在的不当干预、影响和控制,使法院的司法审判真正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可以这样说,没有审判独立,就没有现代
意义上的司法审判制度。审判独立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审判的权力方面的理解,就是“审判权独立”,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居于不依赖也不受行政权、立法权干预的独立地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分工,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它任何机关不得行使。二是从审判的裁判方面来理解,就是“法官独立”。在诉讼中,法官审核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裁判,仅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自主地进行,不受任何其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干预和影响。在特定具体事件之审理程序终结或确定以后,就其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或裁判内容当否,不允许对法官进行批评、调查或追究责任。,审判独立除制约和防止政府集权专制以外,它是社会正义,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审判权作为审理和裁决诉讼案件的国家权力,其行使不应受到任何外在权力的任何干涉,一旦审判独立受到影响或威胁,其结果必然是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就将影响这种权力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因此,审判独立必然要求排除任何权力,任何机关的干预和影响。审判权独立本身隐含着司法公正,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也就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外在表征。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实质就是以检察权(或监督权)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干预,目的是通过这种干预影响法院的裁判。作为一项司法审判原则,审判独立旨在确保法院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防止法官的审判受到来自外界的非法干涉,使法院审判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保障。具体何谓“审判独立”,各国理解并非完全相同。从目前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西方各国,包括前苏联、东欧各国都将审判独立理解为法官与审判员独立审判。以我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认为:审判独立乃法院独立。我国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由此可见,对“审判独立”的理解,我国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基础之上的,它注意和强调法院组织内部集体的智慧和作用。
从对审判独立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其本身和检察监督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检察监督却存在着相应的困境。根据行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享有抗诉职能,即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裁判,发现符合特定情形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的职能。由此观之,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抗诉职能的理论依据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应当说,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抗诉职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最近十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检法两家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认识分歧与实践冲突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出现步履维艰的局面。因此,对其予以重构已是迫在眉睫。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的基本出路应当是在保留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抗诉职能的前提下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范围等予以适当收缩。如在民事审判及行政诉讼监督中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检察院对维持原裁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若这种冲突不应最终由法院来裁决,而是由有些人提出的引入一个中立的裁判即当最高法院驳回最高检察院的意见后,检察机关应当有权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可这就完全否定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终局裁决权。因看到抗诉权和审判权的冲突而暴露出来的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提出“废除民事抗诉权是一种明智的抉择”。但是独立审判和对审判权的监督本身是一对矛盾,所以在对法官进行监督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法官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公众有权要求法官公正行事,正确审理和裁判;另一方面,法官的独立性也不应受到侵害。于是,有人认为对法官的监督是荒谬的,是自相矛盾的。西方的杰弗逊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审判的行使者,也就是法官若不加以约束,那么很难保证法官的权利不被滥用。
因此对审判的监督只能限于法官个人的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以及道德品行等情况,而不
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所做出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监督对象。所以,首先,应当加强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这是监督的基本前提,这也有赖于法官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调整监督对象,改变现行的对错误裁判的监督,将监督对象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及其他不当行为,把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归于法院自身的上诉、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来实现和完成。最后,在将监督对象集中于法官个人行为以后,把监督与司法惩戒制度结合起来,对违法、违纪及其他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均作为监督和惩戒的对象。
总之,从审判独立的角度看检察监督有一种特别的效果,由于两者天生的对立,使得双方相互制约,在这种制约中使两者可以在矛盾中共同发展完善,最终使我们的法制得以更加完备的建立。
作者:赵梦
2011年3月21日
第四篇:从《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看知识分子的使命(本站推荐)
一代哲人苏格拉底被标榜着自由与民主的雅典城邦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氏为自己做了辩护,但是仍被判处死刑。作为他的高徒,同时也是他学问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柏拉图将这些都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篇》。透过这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鲜活,也更加真实的苏格拉底。他身上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与高尚品德,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将已年近七十岁的哲人苏格拉底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慷慨激昂,用大无畏的精神为自己做了申辩。申辩先后进行了3次,即正式的申辩、提出刑罚后的申辩、判处死刑的诀别。以下为第一次申辩。
苏氏被起诉的罪名有两项,第一项是不信神。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不信本邦崇敬的神灵,另奉新的灵机。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不信神的念头与举动。不过,苏氏决意追寻的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雅典城邦的诸神,他所信奉的神仅仅是他自己的良知,是一种具有哲学色彩的信仰。雅典人同意释放苏格拉底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不得再钻研,不再搞哲学,否则就会处死他。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一条件,他说:雅典的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1]40。而且,他认为自己时常受到灵机的启示。这就是他被雅典人认定为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第二项罪名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自己却说,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1]41,他坚决反对当时在雅典存在的过分重视金钱,轻视自己灵魂的风气,认为那样是不对的。在他看来,美德不是由金钱产生的,恰恰相反,钱财以及一切的公私福利都源于美德。他做的只是把这一切告诉了青年人而已,又有何罪过呢?按照雅典城邦当时的规定,每位自由居民都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活动,然而苏氏却反其道而行,刻意回避政治生活,每日只是在外面闲逛,向青年们提问,开导他们,因而被认为是缺乏社会责任心,败坏社会风气,也教坏了大有作为的青年。
由于苏格拉底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同时态度又十分傲慢,结果在第一次申辩后被判决有罪,原告建议处以死刑。按照当时雅典的城邦法律,他可以自己选择刑罚,为此他做了第二次申辩。在第二次申辩中,他公开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的人[1]48。同时他也明确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是一个忠厚有余的人,所以他才要避开不能有益于别人同时也损害自己的事情,避免深陷于城邦的各项日常事务中。苏氏对于自身的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的四处游荡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雅典,提醒雅典的人们。他观察到了雅典城邦存在的问题,即居民比起关心城邦更关心自己,比起关怀城邦本身更关注城邦的琐事。作为一名每天不断思考的哲人,苏格拉底较之他的人民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出了雅典社会存在的弊病。正如后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为了拯救雅典和人民而到处奔走呼号,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正如苏氏所说,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1]32这个神道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正是他要承担和应尽的社会责任。然而苏格拉底的一腔热情却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反而加剧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憎恶。日积月累,矛盾最终爆发,结果就是三个不同职业的人联合起来,将他送上法庭,并最终判处极刑。然而即便明知等待他的是死亡,苏格拉底依然无法抛弃自己的信念原则,抛弃一颗为城邦服务的忠心。他在判决的最后这样说道: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1]55
二、苏格拉底:一只神派来的牛虻
苏格拉底所做的申辩中有这样的描述特别引人注意: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来顶替的,这个人附在城邦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好像牛虻粘在马身上,这匹骏马由于太大太肥,年龄未老就行动迂缓,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1]42这里,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而把雅典比作一匹又大又肥、丧失活力的骏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不断去叮咬骏马,使它保持清醒。自然界中,牛虻要是附在马或牛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尾巴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牛虻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知的,它附在马背上纯粹是出于本能。苏格拉底却是知道自己有被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一如如今他被雅典人民所厌烦起诉,甚至面临被放逐、杀死的命运。但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附在雅典这匹骏马身上,绝不离开。正如他在监狱中面对格黎东等朋友劝他逃离雅典时所说的: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1]60苏格拉底之所以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是神灵赐给雅典的,因此维护、拯救雅典城邦就是神赐予他的使命,也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众所周知,牛虻靠吸牛或马血为生,对牛、马是有侵扰的,犹如蚊子吸人血,有时是会把人从睡梦中弄醒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就有类似的效果:苏氏通过对他在路上遇到的雅典路人提问,找到他们话语里的漏洞,反唇相讥,从而促使他们反思自身,反省自己,并进而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一使命。可惜当时的雅典早已不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他的努力并未得到人民的理解,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即一只神派来的牛虻,一位坚持自身价值观的知识分子。
三、从苏格拉底之死看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为西方思想界的先驱,苏格拉底无疑在当时以及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千百年来,关于苏格拉底之死,引来众多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考证,有人认为苏氏是为真理献身的伟大哲人,有人却认为他是自取其辱,死有余辜。笔者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又勤勤恳恳的,他的死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操和真正风范,是人类良知的牛虻。
(一)苏格拉底之死是知识分子为了理想而殉道的壮举
演讲家埃斯金尼斯在公元前345年的《控蒂马尔克斯》文章中表明,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半个世纪中,人们的普遍看法仍是:苏格拉底是个老诡辩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2]6。中世纪及其之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众多神学作家倾向于同情苏格拉底。文艺复兴时期,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苏格拉底的死与耶稣之死一样伟大,是一种为了理想的殉道,苏氏在面对死亡时的淡定从容,恰似历史上的耶稣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慷慨赴死,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理想而殉道,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先驱。近代启蒙主义者更是将苏格拉底看作是自由、理性与捍卫信仰的化身,如黑格尔就认为他智慧、谦逊、俭约、有节制、公正、勇敢,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榜样;克尔凯郭尔则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对他的生的报酬[3]128-129。罗素对于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对死亡的平静对待,正是他的灵魂对肉体驾驭的最有力的证明。
(二)苏格拉底之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
苏氏在临死前对格黎东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格黎东,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1]287阿斯格雷彪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医药神,在雅典,通常大病初愈的人要献给医神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以示感谢。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所谓的献给医神一只公鸡,即作为一名医生,诊断人们心灵的疾病,为人类的精神康复贡献力量。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此。他给后世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光荣使命及历史传统,即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疗救人类精神,像一只牛虻一样去叮咬、去唤醒麻木的人民,去揭露社会的弊病,坚持不懈的奋斗。
从古至今,由西到东,众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无一不践行着这一使命,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榜样与追求。如古代中国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面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怀着抱道救世的一片热忱,先后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在四处碰壁后又专心教育弟子,整理五经,成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人。他虽然没有像苏氏一样以身殉道,但他对弟子们灌输了正直、仁爱、重视道德的思想。他的弟子中不仅有许多以身殉道的志士,如正冠而死的子路,更有治理好一个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仁人,如担任卫国宰相的子贡。
近代欧洲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面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他没有选择逃避与退让,始终坚定不移地研究资本主义问题,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罪恶,写出了许多经典著作,领导欧洲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
鲁迅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举行过一次名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其中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先进人群,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甘愿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自我利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四、结语
古往今来,历史上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怀着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不管遭遇多少困难,依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像苏格拉底一样,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绝不轻易向世俗社会妥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良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第五篇:从宪政的视角看基层民主
摘要: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宪政理论依据入手,简要介绍宪政的含义、构成要素、特点及建设宪政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本文接下来分析宪政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我国宪政建设对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宪政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纯粹的舶来品,但现今经过四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一种惠及全人类的文明遗产。经过对几百年的政治文明发展的研究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宪政制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政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重要成果,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制度。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研究它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宪政建设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能对我国的宪政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我国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行改革的今天,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宪政的基本理论
宪政,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宪政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其他政治制度无可比拟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可以说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迄今为止的最高产物
3.民主
宪政与现代的民主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宪政史对于人们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没有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就没有事实上的宪法,宪政就更无从谈起。民主政治要求主权在民,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法要受到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制约,这与宪政的核心理念即保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是相通的,但不能简单的把宪政理解为民主政治,有了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就实现了宪政,宪政除了民主政治之外,还需要法治的支撑。
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简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一国宪政建设的基石,具体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十四大、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基层民主的阐述,“基层”的范围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三个领域。十七大报告又将民间社会组织加入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范围。因此,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就应是村委会、居委会和民间社会组织,因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设刚刚起步,而宪法明确规定的主要的形式是居委会和村委会,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的也是这两种组织形式。
三、宪政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宪政精神的集中体现
1.宪政的民主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民主政治是构成宪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民主与人权是宪政秩序产生的驱动力,是宪政秩序的根本所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英国、法国、美国或苏联,都是革命成功了有了民主事实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虽然宪政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政治,毛泽东的说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说明了民主政治对于宪政建设的重要性。
民主的实现形式包括两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根据以往西方国家的宪政建设经验来看,似乎间接民主的民主代议制与宪政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多数的宪政国家都选择的民主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
我国应实行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种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但对于基层民主的关注远远不足,造成一些地方的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不能真切的跟受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2.宪政的限制政府权力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宪政产生的本意就是防止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反过来侵犯公民的权利,而通过制定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简言之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宪政主义限制政府的权力的具体做法是:权力制衡以及违宪审查等,而另外一种不可忽视的方法就是权力社会化。权力制衡是通过国家内部各个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达到相互制约,以防止权力一家独大。而权力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它是对于我国国家权力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而且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制约,它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行使以上的功能。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来自于选举它的基层群众,它负责的对象也是基层群众,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只能进行支持,帮助或指导,而不能干涉其内部工作的进行,这就在法律上防止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因此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了宪政的限权精神。
3.宪政的自由精神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东西,是人类对自己的终极向往,但它又是极度脆弱的,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过度的自由更是会造成混乱,反而无法实现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政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保护权利和自由。宪政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自由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提倡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个人自主决定个人是否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并认为个人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
自由主义理论是社会自治理论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原则,包括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这些理论也是我们建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不能一概而不加分辨的用于指导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防止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影响。
四、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现状中的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实行下去的地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我国的宪政建设,从建设市民社会入手,从宏观的角度在制度上和具体实施问题上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用宪政的自由民主限权精神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一)、对于居民委员会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的建设要好于农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于1990年,还要早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更加简陋只有短短的23条,大都是总括性的规定,但个地方人大大都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同时各个地方的居委会也创造出了不少的实施方法,总体的实施情况不错。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与农村相同的问题,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同样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同意规定居委会的地位于职责,居委会产生的具体方式方法,明确其独立性,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市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转变政府职能
要改变当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现状,光有制度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顺畅运行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需要在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下逐渐理顺个方面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转变其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入手,需要政府改变那种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看做自己的下属机关的观念,要从思想上承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的自治地位,改变自己以前那种搞搞在上的态度明确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式知道与协助的关系而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再把不属于基层群众行自治组织之策的工作强行分派给它们去做,不高不实际的检查评选。要想改变政府机关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要在建设宪政的过程中,对广大干部职工多加宣传教育,使他们尽快转变思想观念,理顺自己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利与之策,以配合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实施。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理当理论界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问题,本文的意图是应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放在我国宪政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利用宪政的民主自由限制政府权利精神去指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的宪政建设途径应是从基层入手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因此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就成为我国实现宪政的突破点,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我国的宪政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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