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正义看我国的司法改革

第一篇：从程序正义看我国的司法改革

从程序正义看我国的司法改革

刘 远

摘要：针对我国司法制度中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倾向，在剖析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正当程序与程序正义联系的基础上，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关键词：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正当程序；司法改革

一、我国司法制度中轻程序的主要弊端

程序正义是民事诉讼的主要价值之一，也是我国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如谷口安平所说，“程序是法律的心脏”，没有程序正义，再完美的法律都将是一纸空文。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中过多关注的是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上的工具价值，而对程序本身的内在价值则重视不够，即我们常说的“重实体而轻程序”。这一观念的形成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我国历来是一个重权力、轻权利的权力本位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集权主义特征突出；新中国建立以来，又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以“法治”和“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的现代民主的契机。显然，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作为国家制度一部分的司法体制必然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因此，我们所倡导的“程序保障机制”和“程序制约机制”也就难有栖身之地。对照程序正义的标准，我国司法制度中轻程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现行法律规范存在否定程序内在价值的现象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典和最高法院的适用意见中，存在着许多否定程序内在价值的法律规范。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原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换句话说，即使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程度再严重，只要它没有“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第二审人民法院也不再做出处理，这显然反映了重实体的立法倾向。与此相对的是，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如果诉讼程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其判决结果自然归于无效，而不论其是否“正确”。

2·司法独立性受损

司法独立是程序正义的前提，也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的现行司法体制下，程序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侵害：一方面，由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资源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因而导致“司法权地方化”。由此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形成了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危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就法院内部管理而言，由于我国法院的管理方式仍类似于行政机关的上下级关系，因而法官在对于个案进行审理时不得不顾及其所在法院的院长及所在庭庭长的意见；并且依照法律规定，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还必须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而法官对于讨论决定的结果也必须绝对服从。这种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使整个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法官的判决也并非完全是自身内心确信的反映，而是演变为长官的意志。

3·公开审判流于形式

公开审判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首先，在我国的大多数案件中，公开的只是审理过程和最后的一纸判决书，但是对于诉讼中最关键部分，也是当事人最关心的部分，即判决的产生过程和合议庭的讨论意见都予以保密，因而使公开审判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其次，在向当事人公布的判决书中，大多只有判决的结果，而缺乏判决的详尽理由及完整的论证过程，这就易于使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产生“不服气”的情绪，从而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且这也不符合现代法治对于程序正义的要求。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国的民事诉讼在审理期限、审级设置、当事人的地位及法官的选拔等方面也存在着不甚完善之处，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对我国程序正义的实现及我国的法制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基于程序正义的改革已经变得十分迫切了。

二、我国司法改革拙见

程序问题曾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改革的重点。本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了一场以程序为焦点的空前改革——即正当程序革命，它引起了美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原理的深刻变化。在德国，也存在着法律程序化的现象和主张，其中著名的法社会学家卢曼提出了“通过程序获得正当性”这一命题。他指出，在“正当程序”得以实施的前提下，程序过程本身确实能够发挥出给裁判结果以正当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而且在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中都可以看到。

各国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的改革指明了大的方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个体的特质往往有限大差异，因此程序正义的建设还需依我国的国情而进行。据

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些自己的拙见，供大家参考：首先，要在观念上摆正程序与实体的关系，克服“轻程序”的观点，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思想，目前尤为迫切的是弘扬程序正义、程序效益等价值，树立民事诉讼的权威。其次，要将程序正义的理念落实到实处。

1·从宪法的高度对程序正义进行根本性的保障，使程序正义得到宪法的确认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将程序正义写入宪法，一方面可以使人们从观念上加强对程序价值的认识，另一方面，被宪法赋予了最高效力的程序正义就可以对抗司法实践中的一切“非正义”，从而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得以缓解。尽管各国学者都认识到应当赋予程序正义以宪法的保障，但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却很少有直接规定程序保障的条文，一般都需要法学家对法条进行学理解释才可以作为程序保障的宪法基础。例如《日本宪法》第31条规定的法定程序保障，第32条规定的接受审判的权利，第76条规定的裁判官独立及第78条的身份保障、第82条规定的公开审理都包含有保障程序正义的内容。我国宪法中没有关于程序保障的直接规定，但有一些内容是与程序保障密切相关的。如《宪法》第32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25条关于公开审理等规定。笔者认为，从彻底解决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角度出发，应将程序正义作为一项内容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以保障其实现。2·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民事诉讼规则进行改革

(1)限制法官过大的职权。我国的诉讼模式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法官职权过大，并且缺少可行的监督机制。一方面这种体制使案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当事人的举证和辩论，而是依赖于法官个人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看法(例如，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而随意废弃自身所作的判决)。另一方面，法官的职权过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法官不会滥用这些权力，这对于保证裁判的正义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程序设计中对法官职权进行严格限制和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2)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平等的保障。公正的程序就是要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其平等的攻击和防御的权利，以及要求其在诉讼中平等的承担诉讼义务。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双方当事人公平参与的机会，充分发挥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作用，并最终对他们的诉讼利益予以充分保障。因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无论是一般公民还是政府执法部门，无论是追诉者还是被告人，都只存在诉讼角色的不同，而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分。

(3)减少、消除诉讼程序中的行政色彩。如前所述，行政运作方式与诉讼程序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只要在诉讼中采用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挥方式，许多正义的诉讼程序就不可

能进行。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修改有关由院长发动再审的不合理规定，限制审委会的职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规则来防止本法院内部的庭长、院长以及法院的法官对本法院以及下级法院的合议庭或独任庭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此外，在对于裁判质量的保障方面应当通过程序和制度的完善，努力实现裁判的正义，而不应该通过对法官的行政制裁来解决问题。

(4)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正如前述所说，效率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无休止进行的程序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也违反了程序正义及诉讼的固有规律。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我们要尽可能将程序简化，以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从提高效率角度实现程序正义。3·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推动我国程序正义的完善

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司法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对我国的影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使我国的司法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公平、透明、独立、统一和准确”原则已然为我国的程序正义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非歧视性待遇原则的要求。该项原则实行“内外无别”、平等对待国内外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及“内外相等”、平等对待所有外国企业产品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该原则要求我国法院严守中立，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平等适用法律，消除差别待遇，公平对待国内外一切当事人，同时要求我们更新传统的司法理念，将“中立”扩大到世界范围内。

(2)透明度原则的要求。透明度原则是指成员方必须予以公布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等。GATT第10条规定：成员方有效实施的„„以及关于影响进出口货物的销售、运输、分配、保险、仓储、检验、展览、加工或使用的法令、条例与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以使各成员方政府及贸易商熟悉。同时，世贸组织专门评审机构对成员各方的贸易政策定期轮流评审。由此可见，WTO的透明度原则及贸易审查机制的客体包括司法裁判。所以，入世后，我国法院的重要裁决将会受到各世贸成员国的监督，其质量要求的高标准自然不言而喻。除此之外，透明度原则还对于司法解释的公开、庭审程序的公开以及判决程序的公开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具复杂性，并且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以及现代法学研究的深入，其理论必将不断发展，所以，对于程序正义的理论不是一篇或几篇论文所能涵盖的。但是之所以落脚于该论题，笔者是希望通过对于程序正义基本理论的分析，能够对我国现在仍旧根深蒂固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点予以反击，并且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有关程序正义的改革尽一点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曹建明。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中国诉讼法学精萃[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4]王盼。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5]毕玉谦。中国司法审判论坛：第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6]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8]章武生。程序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关键[J]。中国法学，2003(1)。

[9]于东辉。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与司法改革[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2(6)。

[10]尹友中。论司法改革的程序公正[J]。行政与法，2001(2)。

[11]蔡彰。深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J]。当代法学，2000(6

第二篇：从司法型审计模式看我国审计体制改革

从司法型审计模式看我国审计体制改革

摘要：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国家审计体制出现了立法、司法、行政和独立等多种模式。其中，司法型因为其赋予审计机关司法权，大大强化了国家审计的职能，而在四种模式中独树一帜。因此，本文从司法模式的起源、特点和利弊开始，讨论了我国现行审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司法模式对改革我国审计体制的启示。

关键词： 司法型审计模式

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执行现状

启示

国家审计体制就是国家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宪法、审计法等法定程序，对国家审计机关的典型组织形式、领导体制以及其职权设置制度化的总称。按照国家机构组织的分权制，可以将国家审计体制分为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独立型模式等四种模式。其中，司法型因为审计机关被赋予司法权，大大强化了国家审计的职能，而在四种模式中独树一帜。

一、司法型审计模式概述

司法模式，因其起源于法国，又称法国派。在这种体制下，审计机关称为审计法院，隶属于司法体系，审计人员拥有司法权，即有直接对违反财经法规、制度的任何事项和个人进行处置和处罚的权力。法国堪称司法模式审计制度的最杰出典范。在创立这一模式的过程当中，法国在国家审计组织、制度和方法方面，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探索，从而在世界国家审计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丰富和补充的作用。

1、司法型审计模式的渊源

在法国，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王权是欧洲专制制度的典范。法国政府审计的司法特性的显示可追溯到14世纪初的封建制时代。早在1256年，法国国王颁布“伟大法令”，要求各城市市长、政府官员在11月11日的前一天携带城市收支账目来到巴黎接受审计。当时的审计官是国王任命的精通财经、法律和数学的教士。1318年法国国王颁布法令，其中规定：“我命令所有的账目必须每年审查一次”，并于1320年设立审计厅，作为皇家的行政法院。总的来看，法国是一个司法权力很大的国家，“法皇从来视司法为皇家最光荣的职责”，故常常亲自审判案件或亲临旁听。可见，在法国将审计置于司法系列更显示出审计的权威性。

然而，真正推行司法性审计组织建制的历史事件则是拿破仑执政期间的1807年法兰西共和国“审计法院”的设立，标志着法国首创的司法模式政府审计已具备较完善的结构，是对政府审计职能法制化的尝试。在当时有关该法院设立的法令中规定，审计法院以国家预算为依据进行的审计是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审计，财政部必须服从它所作出的判决；法令同时指出，“审计法院”的地位仅次于最高法院，它对一切经济案件的判决为终审判决。各级机构的公共会计官员均须向该院提交账目，反映一年的收支情况，违者罚款。审计法院经过审查，证明他们诚实地履行了自己的经济责任，在财政收支和遵守法律方面尽职尽责，就发一份账目清楚的证明书。否则就判决为结欠，勒令他们偿还所欠国库的款项。

不过，20世纪以前的“审计法院”仅仅解决了审计结论的司法性问题，在组织关系方面却尚未摆脱政府的束缚。即使在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后，尽管通过调整，其隶属关系依旧介于行政与立法之间。真正解决“审计法院”的独立性、权威性问题，并从法制上、理论上及审计实践 上确定它的司法性质，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1941年该法院的所有成员均被普通法所承认，并获法官之地位，享受终身制。这时，它的官员大都从国家所设“行政学院”遴选产生，而非由政府推举。审计法院判决实行集体投票制而不受外界干扰，其审计结论为法定终审结论，被审人无权上诉。50年代以后，“审计法院”的工作范围又有进一步扩大，如1967年规定，该法院有权“检查审计人员的管理质量”；再如1979年规定，该法院对一般公司也具有监督之权，其监督内容包括政策执行、劳资关系处理，以及成本计算与定价等方面所出现的问题。

现在的法国审计法院由首席院长、7位审计庭长、85名参事、l12名审核官、46名审计员和检查长组成，负责审计检查国家机关、国家公共设施机构、社会保险互助会机构、国营企业和各类公司的账目和财政管理，并保证这些机构的活动是按财会规则有效地运行。至今，每年所受理的案件总数已达20多万宗，其司法性审计已具有很大的威慑力。

司法模式的最初经验来自于法国，因其在加强审计机关独立性和权威性方面所做的贡献，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意大利、葡萄牙、欧共体的部分国家等。除以上国家外，另一个较有影响的选择司法模式的国家是德国。在世界审计史上，法德两国的国家审计合称“大陆派”。目前的联邦审计法院是根据1950年联邦德国颁布的关于联邦审计法院的设置和职责法规而成立的。同法国—样，审计法院院长和其他官员均为终身制，享有司法独立性；审计法院在执业中不受行政和立法部门干扰，只受法律的约束；该法院应向议会和联邦政府报送审计报告。德国国家审计制度与一般司法模式国家审计制度的最大区别，就是审计法院没有制裁权。这也是目前有人将德国排除在司法模式之外的根本原因。

这些国家在接受法国的司法模式的同时，还因地制宜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为司法型审计体制和现代国家审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如：澳门在1992年第一八／九二／M号法令第八条中规定“预先监察及账目审定”，这种事前审计，有权决定被审计事项或合同是否执行，其目的在于，使被审计事项或合同与现行法律相符合，支出与预算相符合，并且这种事前审计成为审计监督的基础。这对于以事后控制和处罚为主要特征的司法型模式是一种完善。

2、司法型审计模式的特点

凡是选择立法、司法和独立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设置审计机关的目的在于从经济监督的角度，为权力的分立构造一个相互制衡的机制，以保证国家资产的安全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廉政，但司法型国家审计与其他三种类型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机构设置的司法性。该种模式下，最高审计机构称审计法院或审计法庭，属于司法系列或具有司法职能。审计法院的最高领导称院长，其机构和人员设置参照司法机关的模式。院长和审计法院的高级法官实行终身制，使其能够不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强权的干预，从而能客观公正地履行监督职责。

（2）法律赋予其职责和权限。该种模式下，审计机关有权直接对违反财经法规、制度的任何事项和人进行处理、处罚，其审计范围包括政府各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一般公司，有的国家（如巴西）还包括议会、法院等。审计的内容主要是对国家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对公共事业部门会计账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及公共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审计。为保障国家审计工作有效进行，法律赋予审计法院如下权力：把审计公共报告上交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同时，有权将其刊登在法兰西公报（政府公报）上，以引起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造成社会舆论监督。（3）体制运行的高效性。该种模式下，审计机构被置于司法体系中，审计机关不仅具有处置和处罚权，而且拥有最终判决权，使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点是其他模式无法比拟的。

3、司法型审计模式的优势

在政府审计中，以法国发展为最早，它建立的司法型模式在国家审计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并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就是因为其具有的优势。其优点表现在：

（1）国家审计独立性强。该种模式下，审计部门具有司法权，因此国家审计对立法、行政等其他权利都具有独立性，其他权利都不得干涉。同时审计人员具有法官地位，受法律保护，可以独立行使职权。正是这种国家强制性的保障，使司法型国家审计与其他审计类型相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2）国家审计具有强制性。司法型国家审计是按照司法秩序活动的，它对审计事项和人的审查、裁决都具有强制性。并且按照法律规定，审计法院的生效裁决必须执行。

（3）职能法定，职责稳定。由于司法型的国家审计，是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进行的，因此审计法院只能依法审查和裁决，不能越权，不能任意扩大和缩小审计范围和对象。这就使得司法型国家审计有稳定的职责，只要法律不变，其职责就不变。

（4）一般能审计法律。从一些司法型国家审计实践看，审计可对法律进行审计，既可对新设法律审计，主要审计颁布的法律是否符合立法目的；又可对法律执行情况审计，主要审计法律制度是否贯彻执行和执行效果。这实质上是司法权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实行监督，只是这种监督是通过具有司法权的国家审计来实施的。

4、司法型审计模式弊端

但应该看到，同其它审计模式一样，司法型模式也存在着弊端，表现在：

（1）拥有司法权，削弱了审计独立性。司法型国家审计把审计权归并为司法权，使审计权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审计表现出的独立性是一种司法独立性，而不是审计独立性。

（2）国家审计缺乏灵活性。司法型国家审计，一般都是按成文法活动的，因此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刚性。例如在实行绩效审计时，审计的评价作用主要锁定在目标是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但这种审计评价过程有时很难与成文法的规定相一致，但审计事项的目标却符合公共利益和民众意志。尽管法国对绩效审计采取了非司法程序，但这种“灵活”性也是法定的灵活性，也是原则性的另一种表现。

（3）司法型国家审计虽然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由于立法机构的日趋强大，对行政部门进行严格监督和控制的意识日益增强，以及绩效审计得的迅速发展，而仅以事后审判和裁决为特征的司法性质的审计形式逐渐束缚了审计职能的充分发挥。

（4）虽然司法型国家审计具有司法权，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审计的职能，但国家审计既执行审查工作，同时又要对审查结果进行裁判，就如同法院和警察合为一体，有失公平，容易忽视对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

正是由于这些不可忽视的缺点，特别是将管理绩效—审计重点是提高被审单位经济效益作为审计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使得司法型模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而不能适应现代审计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无法成为当前国家审计体制的主流。

二、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现行的行政型国家审计体制，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建立起来的，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的，无论是领导体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还是审计管辖范围的划分等，都体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特点，并发挥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经过近20年的发展，特别是加人WT0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模式的缺陷日益显现，出现了“依法审计难、决定执行难、违纪处理难、关系协调难、结论落实难”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进而影响到审计职能发挥。因此，改革现行国家审计体制已势在必行。

纵观近几年的国家审计，会发现我国审计中存在这样的现象：

1.每年的审计内容如中央预算管理、中央基本建设预算管理都是前几年的老问题，是过去审计的延续。这就说明了，审计监督的震慑作用并没有发挥充分，没有使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在审计处理方面，地方政府比较倾向于直接处理当事人，比如，予以行政纪律处分，包括撤职。而有的中央政府部门侧重于针对问题本身，比如完善规章，而较少公布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理情况。

究其原因，按照目前的审计体制，审计机构尚不具备足够的监督权力，其公布的审计结果也多有含蓄。我国的审计机构则属于行政部门，审计监督权是一种行政监督权。因而，对于审计所发现的问题，只能以行政手段予以处理，举例来说，根据《审计法》等相关法规，审计机关可以向被审计对象或其上级部门建议纠正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通报或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建议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但对于审计对象存在的问题，审计机关自己直接处理的权限非常有限。然而，即便对于建议权的行使，审计机关也存在一些困难。原因很简单，国家审计在组织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同属行政部门，在面对与自己平级、甚至比自己级别高的行政部门，审计机关常常对事不对人，审计报告很少直接指出，具体哪个人应该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何种责任。

人们希望，审计机关不仅能够通过专业化的审计发现问题，而且应该将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这对于揭露腐败、约束官员滥用、挪用财政资金，都极具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增强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的同时，在研究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再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审计体制，来加强我国审计的监督力度和增强审计的权威性。

1、在我国现行审计体制下国家的监督力度不够，缺乏权威性，造成了目前“审计难、处理更难”的现状，而解决这一难题这正是司法型审计模式的优势所在。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审计机关拥有司法权，对单位和个人的审计结果拥有处理、处罚权，且具有强制性，增强了国家审计的监督力度和权威性。

因此，在建立新的国家审计体制时，应考虑赋予审计机关一定的司法权力，使国家审计机关既具有审计职能，也具有一定司法职能，当审计机关对某种重大审计事项作出审计处理决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强制执行，并将审计处理决定在不影响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前提下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解决“审计难、处理更难”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公务员在行使职责中所造成损失的责任作出判决，使审计与审计后的处理程序无缝链接起来，使国家审计借助司法权力来强化其监督效应，树立审计权威。

2、国家审计的独立性，除了表现在权力的独立性、法律的权威性以外，还有人员的保障性，即对行使权力的审计人员给予法律保护。法国在大革命以后，国家形势曾出现过几次动荡，政局 不稳，但是由于法国赋予当时的国家审计法院院长任期的终身制，使国家审计免遭劫难，在动荡年代仍能发挥作用。而在我国，审计人员没有保障性，他们是一般的公务员，除了规定审计机关最高负责人的任职期限不得超过两届以外，其他人的任期、监督手段、人身保障都没有特别的法律规定，使得我国审计人员行使审计职责时，不得不经常面对公正反映审计结果和自身利益的两难选择，从而影响国家审计职能的发挥。

为此，我们可借鉴司法型审计对于审计领导任职的经验：提高审计机关地位，使审计长达到与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同样的地位，以增强审计权威性；延长审计领导任职期，使审计长职务不受国家主席与政府任期的影响，在客观上有效地保证审计长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以上措施有利于审计政策的协调性、审计机构的稳定性和审计立场的一贯性。

我们研究司法型审计模式或者其他类型的审计模式及其历史渊源，并非要绝对的效仿，而是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并且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实际，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审计体制模式。

参考文献：

1、文 硕

《世界审计史》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0

2、张明明

王丹 《世界国家审计模式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审计理论与实践》2001.5

3、赵素琴 《探索审计体制的改革》 《经济师》 2002.9

4、曹 霞 《国家审计体制比较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1.4

5、湖北省审计体制改革课题组 《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湖北审计》 2003.9

6、李金华 《对当前审计工作的若干思考》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3.5.7、任德起

《回归前澳门审计制度管窥》 《审计文摘》 2000.1

8、郭道扬

《兴盛发展的二十世纪审计事业》 《财会通讯》 1999.11

9、王雅敏

孙家和

《论新时期国家审计模式改革》

《国家经贸探索》 2003.2

第三篇：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当前的司法改革进展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当前的司法改革进展情况

——读《比较法总论》有感

2008级在职法硕集中班 学号：08250521 姓名：黄海锭

在中国，外国法制史的概念被定义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各种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但在西方，则没有称为“外国法制史”(Foreign Legal History)的学科和课程。和我国法律制度相近的大陆法系，对外国法制史的教学，是通过比较法这门课来实现的，而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教科书，在法国有达维德(R.David, 1906～1990)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在德国则有茨威格特(K.Zweigert,1911～)和克茨(H.Kotz, 1935～)合著的《比较法总论》。

《比较法总论》被誉为研究比较法学中不可跳过的一本名著，书中从比较法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开始，详细述说了法国法、德国法、英国法、美国法、社会主义法系、远东法系的起源、历史变革与法制特点，充分比较了大陆法和普通法之间的特点与区分，其中对社会主义法系作了负责并有意义的研究，对于研究我国这个传承苏联法律制度的国家，研究探讨当代司法制度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比较法总论》由潘汉典教授译于1993年，当时贺卫方教授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师，负责翻译其中的第六、九、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转眼近三十年过去了，贺老已贵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笔者有幸在中大法学院复院30周年的法学论坛上，得以聆听贺老的讲话，现场感受了贺老的人格魅力，就贺老所提出的“中国当前的司法改革进程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贺老对现时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状况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现在的局势是，一些人要否定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的最基本的思路。他们认为，不能走专业化道路，要走大众化道路。”本文并不打算讨论何种道路的对错，而仅仅想从《比较法总论》的阅读中，表达自己对这问题的感想。

一、当前司法改革进程状况

①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法制建设的三十年，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的开

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较为被人认同的是时间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紧接着最高法院推出“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系统规划法院系统改革的开展。回顾过去的十年，司法改革给中国司法带来了众多突出的成就，尤其表现在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司法程序的制度化、司法功能的扩大、司法独立的增强等方面。然而，十年司法改革路，却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期待中的司法成效，司法公正的构建仍然步幅维艰，法院公信力没有真正建立，司法腐败层出不穷，案件申诉络绎不绝，人民对法院的满意度屡创新低。面对这种情况，司法改革必须要提出回应，2008年11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的《司法改革意见》，提出了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方案，着重布置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改革任务。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深化，有关司法职业化、司法精英化与司法民主化、司法大众化的论争也日趋激烈。在法院系统中，最高人民法院王胜竣院长按照中央的改革方

②③向要求，提出了“法院务必增强政权意识”，“人民法院要立足国情提高司法能动性”，①

② 贺卫方：《不走回头路》，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12日。王胜俊院长在《全国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座谈会》的讲话，华西都市报2009年8月31号 ③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１０日在“陇县法院‘能动司法模式’研讨会”的讲话

“法院审理案件要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等口号和说法，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重要性，重新宣传和重视过去曾被认为不符合程序正义原则和司法特性、已经过时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始自陕甘宁边区，由马锡五开创的一种走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归结为“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现时的司法改革，从学术和媒体的舆论来看，正走在了十字路口。以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性的第一阶段改革证明存在众多问题，而现时的司法改革却有往以前被论证批评的道路上回归，这不禁使众多法学家和实务工作者不仅产生了疑惑，司法改革路该往何方?

二、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的司法职业化

⑤左卫民先生曾经研究了十年司法职业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导致中国司法改革

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宏观层面来反思，可以将其中的原因归纳为‘应然改革主体的缺席’、‘改革理想的偏失’、‘改革条件的匮乏’等三个方面。”其中改革主体的缺席着重讲了“作为改革对象的‘司法’自身成为了推动改革的中坚主体，即主导与推动司法改革的主体是司法权力机关自己，民众不能发挥充分的影响力。”和“应为改革主体的“民众”，却在改革中明显缺席。”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论点一矢中的地道出了司法职业化改革中的症结所在。

西方国家的法制化进程，民众权利的觉醒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启蒙时期西方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对“自然法则”、“人的权利与生俱来”等思想的描述，使大众普遍接受了人的自然权

⑥利观（p126页）。民众权利观的觉醒，使西方法制建设走向了一条以人为本的道路。从民

法的契约自由，到刑法中对刑罚的规范，无不体现了人性之光，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的光辉，就是建立在人的权利确认和重视上，人的权利的重视，更是现代文明区分旧有的野蛮文化的基本标志。从法国法、德国法、美国法开始，所有接受了西方法律制度的国家，都是从接受其人的权利的基本哲学开始，但有所不同的是，大部分是由上而下，由国家和政府推动，而不是由下而上，人民权利意识的自我觉醒。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由上而下进行观念更新的国家。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开端是从外力的强迫下进行的。腐朽的晚清政权在外国的坚船利炮中感受到了末日的恐惧，知道如果不改革自己的法律制度，将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与西方列强相抗衡，因此一场由上而下的造法运动就随之开始了（p513）。然而，法律制度的移植较为容易，但是法律制度背后的精神和理念与国情、社会、民意等相契合却颇为困难。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广泛的群众权利意识觉醒过程来配合，这个觉醒只是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随着众多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的思想家的传播下，才逐渐地得以进行。此种情况一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西方的权利意识是以维护个人权利为主体的，法律的制度是保障人民能够自由的生活（p429）。社会主义的思想却是集体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理论中明确提出了个人需要服从社会（p428），根据马克思主义所建立的苏联法律制度忠诚地反映了这一点——“个人权利在任何时候服从于国家权利。”苏联人民从俄罗斯公国的灭亡到建立，其域内的人民就没有得到过类似西方的权利意识觉醒的洗礼。只不过是从封建主仆之间的奴役过渡到了个人服从集体的奴役。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时，大量参考了苏联的法律制度，而同样的建国理念，也使这里的人民难以得到权利的真正觉醒。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的平衡世界里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其法律制度洋溢着人本的理念。而在社会主义法系里，“法律作为计划和组织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工具来使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论，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得到了传承。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人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造法中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他们要服从整体，服从集体④

⑤④ 王胜俊院长在《全国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工作座谈会》的讲话，华西都市报2009年8月31号左卫民，《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

⑥ 以下对本书的引用和观点出处都只显示页数

主义。导致了国家造法往往是由上往下，涵盖了各种功利主义与策略主义的行为，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需要。而在司法中，以国家主义挂帅，以政策方针为司法的最大价值，在司法中随意侵犯人民的权利，不能落实个体权利的保护。在中国司法职业化的道路上，司法仍需为政治服务，必然对个体权利实行了侵害，然而学自西方的司法专业化运作，却没有与之配对的陪审员体系，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被隔绝，使民众在缺乏足够信息量的背景下，面对不满意的司法结果，产生了司法不公的印象。中国的司法职业化的进程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偏离权利本位的道路，产生了现实中的众多问题。

三、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的司法大众化

“关于法律问题的思考资料必须是：过去和现在的全世界的法律；以及同法律相关的地理、气候、人种；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战争、革命、建国、奴役；„„特别是对于一种国家和法律的理想的追求，都是起作用的。”（p49）法律决定于所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正确的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德国随罗马法去发展自身的法律体系，而英国、美国却从习惯法出发去构建普通法的原因。中国的职业化道路，过于偏重域外经验，而忽视本土资源，也是其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司法大众化的提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司法职业化道路中司法过程民众参与的匮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让司法制度的改革更多地回归其本土化资源。从中华民族的观念演变史上

⑦寻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打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无论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二十七章》），还是道家的“万物负则阴以抱阳”（《道德经•四十二章》），都是基于“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系卦》）的基本观点得出的。《周易》思想的影响，使中国人的思维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太极图式（阴阳鱼图）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并存；讲究迂回进入、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以退为进、物极必反„„这种辩证式的思维，从来都不是直来直去的，与西方线形因果思维截然不同。思维模式决定一个人遇到问题该如何去思考；遇到困难，该如何去解决。正是这种阴阳辩证的关系，才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和谐观和司法和谐论。在中国古代法典，几乎没有对有关商业以及商品的法律给予明显的注意（p511），这是因为统治中国古代思想的儒家学说认为：“一个人如果认为别人针对他的行为不符合‘礼’的规范，他应该采取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和平的协商寻求一个适当的解决，而不是固执其权利或对簿公堂而加剧已经存在的不和谐（p510）。”由此理念指导，大量的民事案件通过社区调停人（生活区域中德高望重的贤者）而解决。

在传统文化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今天，民族思维模式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提司法大众化，强调法院的人民性，着重建设调解制度，从本质上应是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是对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现时的司法大众化改革具有其有益的意义。

四、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的司法政治化

对所谓的司法政治化，学界没有明确的概念，一般体现为，在司法活动中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司法活动进行粗暴干预；或是强调司法管理社会的功能作用，以司法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现时的中国司法，也许并没有达到司法政治化的严重状况，但是从司法部门中类似“要对企业管理人士慎用逮捕”、“司法应该服从大局”、“司法应该服务经济发展需要”等言论表述，从中可以嗅到当中的倾向性味道。

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在中国，形成了“对法律的一般规则以及各种形式司法裁判的怀疑主义传统（p512）。”这种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上一直存在着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所有立法，但是，除了1950年的婚姻法外，法律领域里却无新的建树。在50年代的开明时期曾开始了许多法律的起草，然而只有到了文革后，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编纂法典的工作才生机勃勃地开始（p513）。中国的法制⑦祝和军：《读国学 用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页。

建设走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的法治建设过程，伴随的是“社会生活首先应当由客观的法律规则而不是仅由习俗、伦理或道德的规则来调整。（p507）”这个现代法制理念的建立。然而，司法的政治化，却动摇了法治理念的根基。当衡量司法的标准除了法律之外还有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司法的判决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最终要屈服于虚无的政治要求；集体权利的维护变成司法的最高标准，这无疑是法治建设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中，“法律完全是由它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拒绝接受法律的目的可能在于实现其他某些独立价值的观点，这类独立价值或者是由上帝赐予的自然法所确立，或者是由某种正义观念或者某些特定文化的特殊法律信条所确立。马克思主义尤其反对法律可以通过保障公民享受不受政府控制（即使根据政治和社会的要求和需求来看这种控制似乎是正当）的某些自由领域而对政治行为设置限制的观点”（p428）。以马克思主义建国的苏联和与苏联的法律制度有亲缘关系的中国政治体系，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理念，从而在体制内部存在着以法律为政治工具的司法政治化张力。这种张力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而有所减弱，但却随时有着加强的可能。

苏联的解体，已经从根本上判定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破产，计划经济不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要求；而中国的强大发展，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的成功和市场经济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成功，得益于意识形态的开放。司法政治化的强化，将削弱了市场经济赖以确立的法制基础，从而危害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法律规章外的标准，将使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更趋剧烈，司法公信力更难以确立，而这一切，都违背了现时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

五、结语

不能占有大量的材料，不足以对《比较法总论》一书的观点进行甄别和更正，只能从阅读中认为正确的部分，对当前的司法改革进程进行一些思考，而在这种背景下，这种思考也许是片面的。从总体看，新一轮司法改革坚持的原则中，比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从国情出发，明确提出，要“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这样一个方向，也是笔者认同的。司法改革中，建构与试错相结合，在循序渐进过程中，慢慢探索到法律制度与我国实际情况的最佳契合点，对这个最终结果的达成，笔者表示乐观。

参考文献

1、德k·次威格特 H·克次：《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2、祝和军：《读国学 用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贺卫方：《不走回头路》，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12日。

4、左卫民，《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

第四篇：我看司法改革

我看中国司法改革

法律，通过司法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司法，让法律的信仰根植于每个社会成员内心。

司法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司法制度，深深扎根在中国广袤的沃土。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加快推进，新形势、新任务、新期待推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开拓向前。

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并已在监狱服刑十多年的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而被宣告无罪释放。无论是几年前发生的佘祥林案件，还是赵作海案件，都考验着中国司法。

比如，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谈到死刑时曾说，当法院决定是否判处一个人死刑时，群众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排在其次的是社会形势，第三才是法律。这样来说，司法独立到底是什么。在中国，这是国情，司法受到感性的挑战。任何上层建筑都要受其基础的影响。

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尊重和保护人权”是至关重要的。案件错了可以改判，人误杀了怎么办。宽严相济司法刑事政策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发生一起奸杀案，当地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聂树斌。

随后，聂树斌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那时聂树斌年仅22岁，而聂树斌案的多名办案人员却因此立功升迁。

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荥阳警方在一砖瓦厂抓获可疑男子王书金，他向警方供述自己曾在河北省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

2005年3月16日，“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被媒体公诸于世，舆论哗然。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等大旗下，我们实在找不到拒绝为聂案平反的理由。惟一的理由就是，当年的办案人如今还活跃在当地政法机关，有的甚至担任要职。若是聂案平反，必伴随着一系列问责。

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撇清与一起冤案的关系，拖延就成了关联人物自然而然的选择。既然已经不能期待涉案法院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矫正自己，吁请最高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就是可行而又合乎法度的选项。从1994年到2005年，刑诉法已然换了新妆。难道现在仍要坚持有错不纠，有冤不雪，有法不依？

事实上，聂树斌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刑事司法进步的一块试金石。对于民众和具体的受害人来说，他们期待的进步不仅停留在法条的变化，更在于一案一正义的达成。司法公正的冤魂正在聂树斌的坟头游荡，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对于具体的当事人，以及正在流失的司法公信来说，迟来的正义也好过没有正义。

但废除死刑同时意味着社会成本的增加。这便体现我们国家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还是打击，还是威慑。唯有搞清楚这个，才能对死刑存废有个统一的认识。

对于一些经济犯罪，死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废除。各国必须考虑本国的实际

国情，采取适合自己的改革措施。

一次不公的裁判如同污染了水源；一次不规范的量刑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同一类案件，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在判决结果上会发生同案不同刑、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呢？法院在原则上可以受理各种诉讼，但在实践中却会出现许多阻力，如有时不允许律师的介入。要记住的一点是，法庭并不能将所有的事都处理得很好……如果新法官能力或经验有限。

能不能将量刑过程脱离案件的人文因素和地域因素，避免同案不同判呢？ 法院应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方法，使法官量刑从“估推”到“精确计算”决定刑期，避免因不同的法官由于学识、素养、经验不同，对案情相近或相似的案件，得出不同结果。

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次重要尝试。我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案例制度，将一些典型的案子做成案例，供下级法院使用。在具体上，案例不应一成不变，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很难做到全面。所以案例应当也有更新。任何法律的建立都是一个探索试用的过程，尽管某个法律在别的国家早已成熟。

关于再审制度改革。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发生一起奸杀案，警方迅速将18岁的报案人呼格吉勒图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60天后，呼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级法院都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他被匆匆执行死刑。

2005年10月23日，作案21起、身负10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供认曾于1996年4月在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内奸杀一名女性。2007年1月1日，赵志红被临时叫停执行死刑，但之后此案再无公开信息。

对生效裁判发现错误实行再审，其目的在于纠正司法错误、保护当事人权利，确有其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同时设计合理的条件和程序，则可能出现一些负面效应，导致有些案件无限申诉、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既判力；而申诉人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则可能把积怨发泄到司法制度上，影响司法公信力。在这个方面看来法律还是有些不很完善的地方，无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因此即使真正的司法独立了。

尽管我们的宪法和其他的法律都明确的规定了司法独立这样的原则，但是我们的司法独立大致上还只是一个我们的法院整体上独立与外部的干预，并没有规定法官个人的独立。法院在人事方面受制于他人,这个过程并不是透明的。

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公正性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尽管舆论的监督可能被错误引导，舆论的意见有时会有一些偏激，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作用。

在占相当多数的民意盛赞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的同时，另一些声音表达了担忧。一些法学专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昌奎案二审程序存在问题，启动再审是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是对民间舆论的迁就。

但我认为，在这件事中是司法本身没有底气，既然你是按照法律判的，那就该坚持。之所以会动摇，在于法律本身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部分是很难界定的。想要改变民众的想法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所认识的那样，改革需要一步步来。要求司法独立也会与现实相违背。

第五篇：我看中国司法改革定稿

我看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自主、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可见，推进司法改革是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前提。而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正确合理的解决各种纠纷矛盾、对受害公民提供充分补救、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也是当前的法制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

一、司法改革的重要性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腾飞发展，祖国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本应和经济制度一起发展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却明显发展滞后，很明显的阻碍了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不是我们没有改革，也不是我们的努力不够，而是由于很多客观和人为的原因使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本应和谐的发展有些许的脱节。经济的发展要由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而法律制度的规范形成也要由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来决定。经济在阔步前进，法律制度也要紧紧跟上并且要对经济的发展有实质的服务，只有如此，和谐的法律制度才会形成。

现在的中国，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改革，我们要不断探索也要谨慎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法律制度，非常重要的是要以我们的基本国情为准！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应该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量身定做，不要无边界无限度的引用外国制度超前发展，也不要固守中国旧的法律制度止步不前，我们需要的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会让我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让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明朗，越走越精神抖擞！好的法律制度也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要不断变革与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法律制度的新鲜的血液和强大的活力。因此我们得出，司

法改革由于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它已经成为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看中国司法改革问题

1，巩固司法理念，增强法理知识。

要坚信通过是司法改革，我们的制度会更完善，我们的社会更有

条不紊！这背后的理论就是我们要有深厚的法理学知识，我们用“法

律”的视角审视观察这个社会，找出社会的弊端，然后理论联系实际，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固守自己的法律传统,就不可能实现

法制现代化；而且中国法制是否实现现代化,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因为资本与文化的冲击并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生。当我们改变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以适应世界模式时,我们能够吸收

多少西方制度的成分,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保持

平衡,这些都不是通过学术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有待于社会的实

践。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理念既融汇了中国传统中以和谐为特质的文化资源,又融汇

了现代社会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文明理念,更凸显了现代人类以公平

为最终尺度的正义价值观。将和谐社会的理念导入法哲学研究势必会

引发法本质、法价值、法功能和法作用理论的变迁,进而势必会导致

整个法律观的解构与重建。

法理学界对法治与和谐社会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侧重的仍然是

外部视角的关系分析,而在内部视角上,也就是在和谐社会背景中法

治内在关系的和谐方面,受到的关注尚不充分。法治的内在关系和谐

主要指的是在法治背景中如何实现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以及权力

与权力的和谐,这三者关系的和谐是决定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所在。

如果离开这三者关系研究和谐,要么会不得要领,要么会游离到法理

学研究之外。这三者关系的和谐决定着法治的水准,而法治的水准又

决定着社会和谐的状态。权力与权利各自的边界何在、三者关系的互

动机制依照何种准则构建,将是法理学研究常新的命题。2，关于立法。

现在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的法律（除了宪法）都是由它制

定的。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我们都在说人民民主，我想问的是，我们离民主到底有多远？中国选举制度上的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四倍于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只是表面上的近乎不平

等的民主。那么关系到我们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法律制定呢，我们是

不是都行使了我们的权利呢？是的，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文

化，有我们的特殊国情，可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

里面必须包括公平、正义和民主。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我们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能够受到充分的重视。这就要求我们民主公

平的制定出民主公平的法律，作为衡量裁判我们行为的标准。也就是

说我们要的是良法，适合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最公平正义民主的法。这

是我们司法改革的前提。司法改革从良法开始，才会到达法治状态。3，关于人权的问题。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里面，第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死刑方

面的规定。这体现了我国政府充分注重了这个问题，并且在逐步发

展我们的人权事业。国际上有些国家会拿人权的幌子来抨击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听到了对

我们的不利言论，我们应该找出问题的所在。诚然，我们的人权事

业发展很缓慢，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正在朝着完善的方向努力前进。但是，我们需要解决得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走的路还有很长。最近国际酷刑禁止委员会批评我国酷刑太多，这又反映了一些实质问题。我们确实要通过一些改革比如司法改革来发展我们的人权事业。比如，对死刑的核准权加以限制，禁止变相刑讯逼供，等等。

4，法院的独立性。

在中国，我们有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法院体制。在欧美国家，法院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他们就是而且仅仅是裁判者，不受行政部门的干预。法官的唯一的信仰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主持正义。这体现了他们的一种法律精神，一种对公平正义的至上的追求，也体现了法院的独立性。而在我国，法院系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法院的财政需要政府拨款，这就严重制约了法院的裁判的自主性。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慢慢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法院不独立，法官没有按照法律的精神来裁判，这是严重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付出很大努力来解决。

当然，司法改革中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法官遴选制度，国家赔偿问题，违宪审查制度，案例指导制度，陪审员制度等等。司法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和代价的过程。司法改革无所谓先进与否，只要适应我们社会的发展，符合我们的国情就是成功的。我们希望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我也坚信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和谐。

我 看 中 国 司 法 改 革

院系：法学院

班级：08JM02

学号：082027190

姓名：夏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