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第一篇：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不仅与周边一些国家的民族比邻，有些民族甚至跨国而居，随着多元文化与一体化的冲突加剧，变现为民族和宗教引起的冲突影响到国家稳定。本文从分析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及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民族冲突问题的社会影响到分析民族问题的原因，最后对中华民族政策做出评价。

关键字：民族冲突

社会影响

民族政策

团结平等

引言

拉萨事件、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等暴力恐怖时间后，人们意识到中国存在民族问题，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使西藏，新疆等地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使北京等城市成为恐怖袭击的可能目标，而且已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了今天，已成为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利益。建国以来宣讲的传统民族理论，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共同繁荣的口号和目标与我们面对的显示社会的民族隔阂有明显举例，建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似乎民族问题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的情况任在恶化。民族分裂和民族情绪需要高压措施予以震慑，以军队和金钱的大量投资解决不了实际的名族矛盾和现实问题。

一、民族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

民族问题特殊的、破坏性极强的表现形式、争端焦点对政府的致命性及其政治背景复杂性，导致它对我国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对我国政治都有强烈的震荡作用。

1、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民族冲突严重的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断滋事生非，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比如，2011年7月18日12时许，18名暴徒按照预先计划冲入纳尔巴格派出所，手持斧头、砍刀、匕首、汽油燃烧瓶和爆炸装置等，疯狂进行打、砸、烧、杀，杀害一名联防队员和两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众，劫持六名人质，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纵火焚烧派出所。

2009年7月5日晚上，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被毁车辆达260部，其中190部公交车，50多部民用车；受损门面房203间，民房14间，总过火面积达到56850平方米，全市共有220多处纵火点，有两栋楼房被烧毁。

继7.5事件后在新疆发生的民族分裂分子有预谋、有组织策划制造的公然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恐怖气氛的重大恶性案件新疆针刺事件。就在乌鲁木齐的街头人气渐增，商场生意渐好，社会气氛逐渐走出“7·5”事件阴霾时，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用一个小针头在群众中间制造出大恐慌，妄图挑起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激起全城市民的愤慨。

这些极大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不安。

2、危害生命、践踏人权

民族冲突形式或手段的血腥性，造成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无辜生命被残害，人权被肆意践踏。随便翻阅一下每场大规模民族冲突的统计数据，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2009年7月5日晚上，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2014年7月28日凌晨，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数十名维汉族群众伤亡。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2012年2月28日上午，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在其家中召集恐怖组织成员，确定实施暴力恐怖行动，当日下午18时许，带领恐怖组织成员到达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持刀、斧疯狂砍杀无辜群众，当场致13人死亡，16人受伤。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

3、威胁国家安全，冲击国家统治

民族分离主义者公然搞分裂活动，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极大挑战。民族冲突过程中，稍微处理不好，一则会使国家主权受损，另则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或集团浑水摸鱼，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比如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随着真实信息的披露和媒体报道的深入，“7·5”事件真相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场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是保障国家主权完整，保证国家安全。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一地区把民族分裂叫嚣得过热，可能成为民族分裂的带头羊，引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国家安全危机四伏。

二、出现民族冲突的原因

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由政策因素、结构性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文化和认知因素构成。

政策因素是指中国现行的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也是民族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谓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中国现在的民族政策是比较失败的。

结构性因素包括弱势政府、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以及族群地缘因素。

弱势政府是指一些政府天生软弱。例如，许多诞生于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是殖民者扶持建构的，缺乏政治合法性，因而难以名正言顺地对领土实行有效的管辖。另外，地方性腐败、行政管理能力不强、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政府变得越来越软弱。当政府组织衰弱时，暴力冲突就随之而来。

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也源于政府的软弱。当政府衰弱的时候，国家里的各个族群就感到必须加强自我保护，他们担心其他族群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但问题是，如果一个族群在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就可能对其他族群造成威胁，这会促使邻近的族群也采取措施以减少自身受到的威胁——这就是安全困境。

政治因素包含歧视性政治制度、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族际政治和精英政治几个方面。

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发生内部冲突，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体系的类型和公平有关。封闭的专制体系存在时间长了，会使一些族群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另一些族群的利益被践踏。即使是在比较民主的体制里，如果一些族群在政府、军队、警察、政党以及其他政治机构中没能获得足够的代表席位，不满也会产生，时间长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政府经常使用暴力、压制手段或政府正处于转型中，那么国内冲突就很可能发生。

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包括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公民身份的神圣化、个人机会的均等、公民化的教育、集体行动等，因此在国内事务上通常会忽视或侵蚀少数族群基于文化特殊性的权益，倾向于国家对少数群体采取同化政策。就其本质而言，公民民族主义依赖已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去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相反，族群民族主义不依赖制度而是依赖文化，它主要强调本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强调对本族群利益的维护高于一切，强调族群成员对族群内部事务的自主性，挑战多族群共存的国家，并在极端条件下形成分裂主义势力。

面对经济机会的不公平、占有资源的不平等、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等，受歧视的社会成员将其视为不公平和不合法。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人、一些地区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导致发展差距扩大。

文化和认知因素，包含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包括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使用和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时所受到的法律和政治上的限制，以及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此外，民族冲突的原因还包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易受蛊惑，所以一些人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不满因此而生。加之敌对中国势力的干涉支持及不法分子伙同各方的分裂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少数极端分子挂念陈旧，支持独立。比如新疆居住有很多少数民族，大部分人都安居乐业，但有少数的极端分子，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固执的认为是汉族群众侵占了他们的领土。

三、由民族冲突评价我国民族政策

我国的民族政策一再强调平等问题。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群体真正的平等问题。当你给某一个群体的成员给予集体性照顾的时候，这就是对其他群体成员的不平等。从长远来看，任何以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都是不平等的政策。但是，当一个群体曾长期处在被歧视的地位，现在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歧视，帮助这个群体达到有平等竞争的能力，在政策转换后的一个过渡时期内，实施以历史上的被歧视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必要的。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就看我们政策扶助的具体效果如何。以美国为例，如果过了一两代人之后，很多黑人通过了“肯定性行动”的优惠政策进入了一流大学，甚至可以当上议员、市长、大法官、国务卿、总统，黑人已经进入很多政府机构，出现了一个一定规模的黑人中产阶级，这时候有些白人就会提出，黑人的地位已经得到显著的改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对黑人在政策上给予特殊照顾？大学入学时为什么黑人有特殊名额，可以降分录取？当黑人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出来之后，主流社会的白人对这种优惠政策的反弹就会逐渐加强，认为这是“逆向歧视”，侵犯了白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平等竞争权利。在白人中出现这种声音是很自然的，因为群体优惠政策确实是不平等的政策。但是过了一代两代人之后，年轻的一代白人看到的社会现象是黑人在享受政策优惠，这些年轻一代就未必理解和接受。所以我觉得群体优惠政策只能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在实行了一到两代人之后，就会遇到多数族群年轻一代的反弹。

中国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实行许多年了，实际社会效果却不怎么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是应该的，我们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在教育和经济等方面发展起来，让青少年学生进入好的学校，在各方面逐步具有竞争能力。但是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这些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应当进行反思。

这样一种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是不是真正起到了帮助发展的作用，也需要对客观结果进行检验。比如在新疆，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例如2011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公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用民族语言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理科一本录取线比汉族低120分，而且数学录取分数线只有34分，大家知道150分是满分，90分是及格，同时文科一本的总分录取线比汉族低80分，数学录取分数线是31分。这样的录取分数线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是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既然这么低的成绩就能够进入大学，他们为什么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要那么努力学习呢？而且，在新疆的大学里维吾尔族学生跟汉族学生分班授课，维族班的录取成绩这么低，整个大学期间维族班的教学进度、考试难度必须照顾班里大多数学生，因此即使有一些数学成绩非常优秀的维吾尔族学生，他在这样一个班内的学习也要受大多数人的拖累。这样，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维族班和汉族班的差距会十分明显。因此高考降分录取的政策并没有把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调动起来，而且对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实际也有影响。

此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原来政治纲领中的联邦制相比，是个重要的改变，但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效果怎么样，还需要深入去调查研究。从历史上来看，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和作法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例如在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当时日本投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曾被伪满洲国统治，从1931到1945年伪满洲国统治了14年，培养了一批蒙古族精英，这些人是受日本人影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东北地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客观上非常需要团结内蒙古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为了更好地团结当地的蒙古族精英和普通民众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在当时的情况下，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另外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如果当时在协议里没有关于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承诺，这个17条协议也很难签订。以这两个为例，一个是19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是1951年在17条协议中承诺西藏的区域自治，这两件事对于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加快全国和平统一进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符合当时国情，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其他地区是不是需要建立这么多的自治地方，还可以具体进行讨论。

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第一代领导人在当时对于处理民族问题是缺乏经验的，许多作法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不要依据后来的实践效果去简单地指责他们。因此，我们过去在历史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宝贵的实践经验，摸着石头往前走，不能说后来我们调整了制度，就很简单地说前面做的都是错的。现在我主张要反思六十年来我国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制度方面的一些实践，也不是要简单否定过去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提出应当要认真地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对我们在历史走过的道路做一个系统和理性的回顾，哪些制度做得比较成功？ 哪些制度和政策实行得不那么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不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样的反思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2]朱伦:《民族自治与共治》，《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3]刘毅：《化解民族冲突的策略-民族接触与相互依存》，《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1期

[4]杨仁厚：《论民族冲突的影响、原因和消除—民族政治学的观点》，《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5]陈云卿：《论民族冲突形势的解决》，《管理科学文摘》2010年第6期

[6]张践：《“文明冲突论”新解—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中华民族报》2009年第4期

[7]徐桂兰：《从多元磨合到整合—以广西贺州民族关系为例》，《学术论坛》2009年第1期

[8]杨冬云：《解释民族冲突的三种理论图式》，《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9]杨仁厚：《中华民族冲突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10]时宏远：《民族冲突的根源、发展及前景》，《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第二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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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2003年，一场“非典”突然袭来，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责任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令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非典”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去反省和总结，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

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而2003年的非典危机使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存在的欠缺，我们要正视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不足，不断改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以提升我国政府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

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比较淡薄。这次 “非典”疫情的扩大,除了受卫生技术条件的制约外,在初发时对“非典”的传染性和可控性认识不足,政府相关部门及普通民众缺乏危机管理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信息公开力度不大。在我国政府刚涉及非典危机时，信息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3.反应能力较为迟钝。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是难以明确的，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4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我国目前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权威性的应急法律保障不足，无 法 满 足 危 机 管 理的法律化及制度化要求。

二．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增强政府危机风险意识

对于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应该坚持“以防为主”的观念。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广泛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努力提高发现、捕捉、判断危机信息的能力，将对各种潜在风险的随时评估纳入危机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和监控系统，使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时刻做好防范危机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二．建立公共信息公开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向社会及时、准确地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应改变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并全面开放；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有关危机事件方面的知识，让公众能够迅速掌握、了解真实情况，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防止出现因为信息闭塞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无谓的恐慌。三．提高政府危机应变能力

我国政府危机应变能力不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行政效率低下所致。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保政令统一、职责明确、协调一致，以提高政府应变能力。首先，要加强统一指挥和控制，通过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层次，适当扩大相应管理幅度，提高行政组织的纵向沟通速度。其次，要加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根据事权的性质来恰当分配职能关系，避免各自为政、部门封锁。最后，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于上层的状况，把一部分决策权（如公共安全事务）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它们能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反应、及时处理。四．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在处理“非典”危机中，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样一个危机频发的时代,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综合应对能力,构建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体制,将是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必须履行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战略任务。我国政府应当逐步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提高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使整个社会都能有效发挥应对危机事件的作用,减少危机事件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篇：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看我国债转股

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看我国债转股

1999年4月20日我国由财政注资100亿元人民币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运作其目的是收购1996年以前建设银行产生的不良贷款随后又有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处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对那些有发展、有望扭亏为盈的国有基础性企业、支柱企业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债转股在西方国家运用的相当普遍而在我国实施的两年中其效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那么债转股在我国是否可行这就需要我们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来剖析

一、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和发展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是7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它是将信贷资产流动将其从银行借贷向以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债务工具为载体直接融资使商业银行成为证券发行者和购买者并且使资金筹集和运用两方面的证券化运用比率上升它的产生是由美国经济环境所决定的由于西方国家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对银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表现在一是银行的资金产生分流金融市场的高收益吸引了大量资金；二是银行贷款非流动性加大了经营风险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及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期限不断延长使贷款风险不断增大贷款流动性成为各商业银行追求的

目标资产证券化不仅使信贷资产具有了流动性还使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具有了标准化和表外化的特点它缓解了商业银行保持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也使商业银行不再是单一的信用中介成为证券发行的组织者和服务者到90年代美国每项证券化业务均达上千亿美元为西方商业银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债转股是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开端债转股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将银行对企业的部分债权转换为股权的行为在西方国家它不仅能增强信贷资产流动性还可以化解银行与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的债转股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有条件不良资产收购下来然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原来的贷款转化为股份成为企业的股东帮助企业脱困；待企业扭亏为盈后将企业包装上市出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本收回不良贷款所占资金它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脱困的手段之一

（一）我国实施债转股的理论依据债转股的理论依据应从不良贷款成因说起1.大量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虽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定但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政府职能也没有彻底转变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而导致的不良贷款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也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占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十分可观2.经济转轨时筹资渠道单一是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形成的又一主要原因由于企业筹资渠道单一银行贷款是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从而

大量借贷资本执行着产业资本的职能企业过度负债导致了大量资产不能及时回流所以大量借贷资本充当产业资本这是大量不良资产产生的又一根源3.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理念滞后也是形成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因此企业则千方百计扩大筹资不计成本不计偿还能力而过度的负债导致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大量贷款不能回流从银行方面看也因放贷审查诸环节存在漏洞而导致大量不良资产形成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与西方国家不良资产存在着很大区别但也有相似之处从宏观经济看实施债转股可以改变由财政核销不良资产的单一方式从而减轻给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有利于财政职能的发挥从我国经济环境看金融市场发展已日趋规范特别是证券法的出台标志我国金融市场又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已为实施债转股企业的上市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国际发展趋势看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可以最大限度的活化沉淀资金而债转股恰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保证信贷资产的回流又增加了企业资本金所以说债转股的实施无论从银企关系上还是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经验上看都是具备可行性的（二）债转股的经济影响债转股是我国化解不良资产的又一重大举措国家对债转股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债转股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改善经济环境

所以说债转股的意义是深远的第一有助于“亏损经济”向“信用经济”转化从90年代开始国企陷入困境的势头日趋严重直至出现了净亏损致使我国经济一度陷入困境虽然我们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国有大型企业的脱困目标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脱困问题使原来就不正常的银企关系更加扭曲信用关系遭到破坏而债转股的实施就是为了解开银企债务链使信用关系正常化第二有利于推进经济深化改革从80年代开始我国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企业改革中注重借鉴西方国家的负债经营而忽视了企业必有足够资本为基础；注重给企业放权让利而忽视了企业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机制的建立；注重提高企业短期效益而忽视了企业长期发展潜力其结果使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80%有的竟高达100%.银行改革也是注重上规模、创业绩而忽视了深层次存在的问题如银行长期受政策性因素制约的问题；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银行产权制度不明晰、权责不明确的问题只有通过债转股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和国有企业负债比率解开银行与企业债务链才能以全新的面貌去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第三债转股是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众所周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金融业、企业是机遇也是挑战外国银行、外国产品将进入我国市场所以我们必须在外国企业、银行进入我国市场前这段时期尽快改变我国银行、企业被动局面债转股正是减轻银行、企业债务的手段之一

三、债转股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债转股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自我国实施债转股至今已两年13000亿不良资产的拨离目前看的确减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但是随之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债转股成为企业“逃债”的渠道债转股在企业的眼里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最后“免费晚餐”所以债转股实施后企业减轻了沉重包袱对于债转股的不良资产企业在管理上不予配合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受阻其结果是靠债转股的资产就难以活化

（二）不良资产收购价格不能体现供求阻碍了不良资产的活化债转股以11的比例收购不符合市场经济价值、价格规律的要求也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了过多的风险

（三）债转股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数量上的均衡性从西方国家债转股的发展历程看债转股应成为银行增强资产流动性的长期手段把流动性差的资产平稳地进行债转股而我国却一次性将上万亿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特别是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刚刚成立不仅体制上存在缺欠也不具备债转股的经验因而造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消化不良”使债转股成了一次数字游戏

（四）存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道德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同国有股份制企业一样体现不规范责权利不明确所以低价处臵资产包庇企业逃废债务的现象无法杜绝

（五）债转股缺少多方面配套改革目前我国企业体制改革不规范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更是缓慢再

加政府职能没有发生根本转变都成为债转股实施的巨大障碍导致债转股的失败

（六）债转股的对象不应以发生的时间为界应以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为限即对那些充当企业产业资本的流动性差、无法收回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而目前我们是对1996年前产生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这就难免对那些因企业管理差形成的和企业整体效益低下形成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其结果就导致债转股的资产不能活化基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国理论界也特别关注甚至有一种观点要取消债转股但我们觉得这一说法也有不妥其理由是1.资产流动性差这一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是经济的迅猛发展、银行业竞争的必然结果那么创造化解不良资产的手段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少的债转股恰是其中之一2.我国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化解的手段不能是单一的应通过财政核销、银行内部消化、资产证券化和债转股多种手段综合利用才能彻底化解大量不良资产3.我国实施债转股虽然效果不佳但不是债转股这一手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我国经济特殊状况导致的总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应将债转股发展下去并将其不断规范、完善使其成为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手段之一

第五篇：从旅游角度看我国商业街的发展

从旅游角度看我国商业街的发展

商业街的分类及特征

近年来随着商业地产的快速发展，商业街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商业地产催发了商业街的诞生，同时商业街也强力地拉动了商业地产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纵观我国商业街的发展，地域范围已从大城市扩展到了中小城市；街道长度正在从一两公里延伸到三公里甚至更长；建筑风格不仅仿古到唐朝汉朝，连西方的巴黎和威尼斯也搬上了街头；商业业态方面不仅有大型的综合业态也有独具特色的单一业态，比如茶叶街、花卉街等。可以说商业街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业街的发展趋势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一般认为人均年收入水平在8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时，人们的消费表现方式是一种满足消费，即追求商品品质，有休闲娱乐的动机。人均年收入在2000美元至4000美元之间，这时人们的消费表现方式是一种情感消费，即物质的消费和精神的消费。物质消费可以很容易在超市、综合商店得到很好的满足，精神消费的实现就需要商业街的一些辅助功能来实现了。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40多个大中城市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尤其是上海、北京和广州的人均年收入已直逼5000美元大关。可见原来的纯商业业态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已经存在差距了，商业街的发展必然要摆脱这一思路，将人们的情感消费纳入到规划范围之内。

有国内商界专家指出，我国商业街的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单纯的商业场所，光顾者以购物为主；二是更多体现以人为本思想，配套功能相继出现；三是成为社会活动中心，成为消费者和普通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目前我国的商业街，大都在朝着第三阶段的方向发展。新商业街的打造以及旧商业街的改造都在转换思路，力求从旅游的角度出发，重视文化、人文景观的打造，把商业、旅游和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实现商业街的休闲化、人文化、景观化，从而从精神上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一、我国商业街的分类及特征

从旅游的角度出发，我们整体上把商业街分为城市商街和景区内商业街。城市商业街根据功能、风格和依赖资源不同，又可以分为都市现代商街、文化旅游街、时尚休闲街和其他城市特色商街。根据所在位置的不同，可将景区内商业街分为古城古镇古村落内的商业街、出入口处的商业街以及其他类型的商业街，比如主题公园内的商业街等。

（一）城市商街分类及特征

1、都市现代商街

都市现代商街，一般位于城市中的核心商圈，服务本片区乃至全国，商业价值很高，是本地市民中高端购物以及外地游客体验城市的首选。功能上，往往是集购物、休闲、文化、娱乐、旅游、餐饮、商务、住宿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步行街。比如北京的王府井、西单，上海的南京路。这类商业街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活跃指数高。都市商业街是城市商业中最活跃的区域，并日益成为城市文化和性格的主要载体和城市形象名片；（2）有文化化、休闲化和景区化趋势。商业是核心，但文化、休闲、旅游越来越被关注，且从自发、被动到自觉、主动；业态也随之向文化化和休闲化提升；基于人本的景区化（游憩化、景观化、服务化）风潮也已来临；

（3）品质化升级的要求日益强烈，呈现出商业与商务结合的趋势。

2、文化旅游街

文化旅游街由于历史原因，一般位于城市市区之内，交通便利，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往往是城市文脉的集中体现；具有较好的观光本底，与其说是街区，不如说是以街区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氛围浓郁的、外地游客必到的特色景区。如杭州的清河坊，成都的锦里。其特征如下：

（1）以观光及旅游购物休闲游客市场为主，尤其是外地游客市场；

（2）和都市商街比，租金要低，但综合效益高，旅游氛围更足，老字号众多，业态多为旅游纪念品和特产品店铺、酒吧、客栈、特色演艺场；情景化与体验化趋势明显，绝活表演众多；往往具有吸引力强的特色活动和节庆；

（3）这类街区在建设中往往涉及文化保护、挖掘展现与开发的协调，应该注重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

3、时尚休闲街

时尚休闲街是现代时尚休闲的主流形式（酒吧、夜店等）形成的休闲聚集结构。北京的后海、上海的新天地就属于这一类商业街。其呈现的特征如下：

（1）以城市白领，尤其是夜间休闲市场为主，吸引消费者的主要是“洋气”十足的城市休闲方式；

（2）依托和聚集是成功的关键，如区位交通条件好的“洋人”氛围、传统街区、风景区等。

4、其他城市特色商街

除上述三种类型外，还有主题型、文化创意型、游乐型、产业或行业聚集型等其他特色商街。典型的是北京的马连道和798。

（1）这类商街是由特色产业、行业及其他聚集形成的商业街，也在日益沿着文化化、休闲化、景区化升级；（2）是对城市商业的有效补充，人气较旺但租金水平相对较低，适宜在地价较低的地方打造。

（二）景区型商业街的分类及特征

景区型商业街近几年发展的很快，也呈现出了多种类型。其中，古城古镇古村落的商业街按照功能划分，可以分为观光型、集散休闲型、复合型和都市（市郊）古镇型。景区出入口处的商业街主要是依托周围的景区和身为出入口的便利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可以满足游客购物、休闲和娱乐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人车分流，缓解景区周围的交通压力。

（1）古城古镇古村内的商业街及与其结合的市井生活观光和体验是这一类景区的核心载体，如平遥的明清街、阳朔的西街和丽江的大研古镇；

（2）其他景区则多依托景区人流以及相关的市口，尤其是出入口结构，形成特色休闲旅游购物街，如九寨沟的边边街；（3）观光型商业街内的业态多为餐饮和购物；集散型的则多为酒吧、餐饮和休闲娱乐；都市型既有古镇性质，又具有一定的城市文化旅游街区的性质。用旅游手法打造商业街

二、用旅游手法打造商业街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仅文化旅游街和景区型商业街这些与旅游有着天然契合关系的商业街在按照旅游景区的标准建设和提升，都市现代商街、时尚休闲街和其他特色商业街在竞争加剧和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也都呈现出文化化、休闲化和景区化的发展趋势。旅游是商业活动的催化剂，是街区品质提升的重要手段，用文化化手法对街区进行品质提升，有利于改善街区的服务质量、提高街区的环境品味、提升街区的整体档次，最终实现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景区化是指将整个商业街看成是一个景区，按照专业旅游景区的管理模式，对街区进行景区化经营管理、实施营销，内置各种休闲节点、标志性景观、街道小品、标识引导系统、交通系统、游线安排等，通过旅游六大要素的安排，丰富街区的休闲业态，提升街区的休闲氛围，为市民及游客提供良好的休憩场所；用景区标准完善基础设施，能提升街区的经营环境、基础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增加吸引力及满意度；休闲化是指将商业街由简单的购物功能打造为融观光、消费、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休闲项目的设置，将有效激发街区活力，使街区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具吸引力，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几年，我国用旅游景区的标准打造商业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全国首批66家5A级旅游景区中，唯一一家开放商业街形式的旅游景区；杭州清河坊历史文化特色街区2007被国家旅游局正式评定为“国家4A级景区”，成为全国首个获得4A级景区称号的商业街区。此外，还有部分商业街从景区化提升改造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成都锦里古街就是依托于武侯祠与旅游景区结合发展起来的商业街；夫子庙特色商业街依托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正在创建5A景区，是城市商业街朝着景区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尝试。

绿维创景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实战经验，提出了文化休闲名街打造的“三招四式”发展模式，即从“景区化、文化化、休闲化”三个角度，“景区打造与旅游总规编制、A级景区创建、城市文化名片打造、商业业态休闲化调整”四个方面进行“文化休闲名街打造”。任何商业街区都可依据自身需求特征，运用“三招四式”模式进行品质提升和改造。

绿维创景规划设计的盐镇水街项目，就是在借鉴相关经验基础上、采用这种模式、用景区化手法打造的一次全新尝试。我们以海盐文化为主题，独创了“散点透视民俗画卷法”，运用中国国画画卷手法，将海盐的生产、运输、经营、盐民生活、盐商等海盐文化的各个方面布局于街肆；我们还运用了景区化、情境化等手法，以创新激活文化，文化带动业态、业态促进地产，突出若干核心景观和游憩节点，完善游憩方式，从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融景观、文化体验、休闲于一体的景区化商业街，以此综合打造盐镇水街的盐文化名片。

维创景建议城市商业街以转型升级为导向，适应新社会形势下的需求，跳出商业做商业。从长远利益出发，将街区当做一个景区来全方位的打造，围绕创建计划做出策划、规划、设计和咨询服务的方案。如：超大城市的传统商业街区、文化特色街区可以打造提升为5A景区，一般特色街区可以打造提升为4A景区；中小城市的传统、文化特色商业街区通过景区化提升改造为3A景区，一般特色街区可以以1A、2A级景区为目标进行景区化升级改造。无论提升到何种级别的景区，Ａ级景区标准只是作为商业街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提升的准绳，在实际规划中还需要结合成熟的商业元素，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商业街发展新形势

三、商业街发展的新形式

如今的人们更强调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购物不只是为了物质需要，更多的是满足心理需要以及获取信息：约会，聚友，看新鲜的事物，参与社会活动，享受生活的乐趣，以缓解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商家紧抓消费者这一心理需求，标榜自己前卫的消费意识，以强调能够满足人们复杂的购物心态以及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复合的消费概念的形成是能够带动商业空间的多元化发展的。因为商家已经意识到，单一的商业业态已然不能满足购物人群的消费心理，人们更渴望的是融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商场。

于是，一种创新型的特色商街横空出世。这种特色商街是国际化都市中最时尚、最具潮流的新型商业形式的尝试，往往单个项目成街、街区乃至小城，如北京的蓝色港湾和三里屯village。他们在建筑形式上讲究创意，空间形式上实现多元化，引进众多国际品牌的旗舰店和环球店，目标是建立一个融合了时尚、美食、艺术、娱乐和旅游的国际之都，让顾客既可以在户外的商业街区随心漫步，也可以享受室内餐饮和娱乐的空间，从容消闲一整天。

虽然这种街区走在时尚的前沿，人气较旺盛，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由于是未来态的产品，且追求高品质，投入较大，招商困难，利用率较低，目前投资这一商业形态还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如何吸引更多外部商圈的人流前来消费，支撑起这么大的商业体量，在当前形势下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种城市休闲商业的方式到底会走向何处？会不会持久？是不是因为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开发商就应该避而远之呢？会不会因为庞大的体态，而走进资金的漩涡之中呢？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时间来回答的，毕竟任何新鲜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适应市场的阶段甚至是瓶颈期。不能因为存在着一些问题就匆忙否定。其实，从蓝色港湾和三里屯village的开业以来的发展来看，这种休闲商业还是朝着良性的轨迹发展的，店铺越来越多样，消费者也越来越多了。只要能够抓住消费者的心理，顺应市场趋势，一定能够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一个的独具魅力的形象，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