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30周年看我国政府执政能力

第一篇：从改革开放30周年看我国政府执政能力

从改革开放30周年看我国政府执政能力

中国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

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当前中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中国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政府能力从职能性质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本文主要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来评价当代中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能力。

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看中国政府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国跟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二十多年的爆发式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证明了我国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的时候为3624.1亿元，到1997年为74462.6亿元，2001年为95933.3亿元，2002年为102398亿元，2003年为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运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0多年来增加了近8倍。在1978至2003年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其他几个主要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美国2.7%，加拿大2.6%，日本3.3%，印度5.2%，法国2.1%，英国2.2%。对比后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

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1980年我国为379元，1990年为1634元，2001年为7543元，2002年为7954元，增长了20多倍。1992年到2003年间平均年递增9.5%左右，而同期其他几个国家是：美国2.3，日本0.8%，德国1.0%，法国1.4%，印度4.6%。经济结构优化显著。1978-1997年，三次产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12%、10.6%，占gdp的比重也由28.1：48.2：23.7变为18.7：49.2：32.1。尽管我们的经济结构比例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却显著高于它们。而且，我国农业增速远远慢于gdp增速，工业、服务业却高于gdp增速，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扩张期。第一、对外贸易取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在增长，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5097.6亿美元，2002年的620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3.5%，不仅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高出近8个百分点。进出口差额由1978年的-11.4亿美元（逆差）扩大到1986年的-119亿美元，而后开始上升，到1990年扭转为顺差87.4亿美元，2001年为225.4亿美元，2002年的304亿美元，成为世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国际储备在1980年时为-12.96亿美元，到1990年110.93亿美元，1998年为1449.60亿美元，2001年为2122亿美元，2002年的286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

第二、利用外资数额大幅增加。198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44.6亿美元，到2001年496.7亿美元，2002年的550.11亿美元，增长了10多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排位前500名的跨国公司已有近四百家在中国投资。美国9·11事件和安然事件，促使大部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资本聚集的中心。这些外资的引入，不但使我国获得了相对稀缺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竞争机制和管理经验，同时也意味着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三、坚强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的凶猛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几个回合就把亚洲“

龙”和“虎”打趴下了。它震荡着亚洲，牵连了俄罗斯，甚至影响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西、美国。离风暴中心最近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国对外贸易承受了巨大压力，利用外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疲软，消费不振，通货紧缩现象日趋明显，外有金融危机影响，内有通货紧缩作祟，为挽危局，政府叫响了“积极扩大内需”的口号，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

措施：人民币不贬值、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依法治理金融，强化监督管理等等。中国经济成功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中国政府进行的“技艺高超的宏观经济管理”使中国成功的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四、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深化，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尽管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挥洒这把双刃剑，做到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条件，同时避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成功地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了我国当代政府的有效性呢？

第二篇：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的多发期。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公共事件处置失当，以致激化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时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几起群体性事件以极端表现形式给基层政府的执政敲响了警钟。

一、群体性事件正日益考验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

2008年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既有北京奥运会胜利举办、“神七”飞天这样的喜事，也有汶川地震、南方雪灾这样的天灾，同时还发生了许多起非同寻常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贵州瓮安事件。由于该县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的“自杀”鉴定结果不服。6月28日，死者家属在瓮安县城游行，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县政府，后转变为突发群体性bao力事件。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云南孟连事件。该县勐马镇胶农因橡胶林产权归属一事多次与当地橡胶公司发生争执和冲突。7月19日，勐啊村5位胶农被警察强行带走，数百名村民手持器械，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被围困达11个小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甘肃陇南事件。因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存有疑虑，11月17日，当地三十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随后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市委大门，并转变为打 za抢shao的突发群体性bao力事件。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503.8万元。

出租车罢运事件。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汽车全城罢工。7日，湖北省荆州市数百辆的士集体停驶。10日，上百名海南省三亚市出租车司机停止营运。同一天，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上百辆出租汽车集体罢运。18日，部分“挂靠”在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客车司机集体罢运，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全州的县际客运秩序一度濒临瘫痪。20日，广东汕头1000多辆出租车罢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出来，乃是多年矛盾蓄积而致。如企业改制不规范、职工权益难以得到根本维护，导致职工集体上访；由于拆迁、征地行为不规范、补偿标准不统一或补偿不到位，导致被拆迁和被征地群众集体上访，甚至发生群体冲突；由于拆违过程中宣传不到位、程序没履行到位，导致被拆群众集体上访；由于执法部门行为不规范，乱收费、乱摊派，甚至借助黑恶势力对付群众，导致群众集体上访，或者引起群体冲突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给我们基层政府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

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凸显出我国目前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欠缺

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其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说常常是无奈中的选择。当一个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借助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导火索，许多被压抑的利益要求集中表达出来。

实事求是地讲，绝大多数qun体事件的发生，都与政府行为不规范、政府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及时采取防范和化解措施有关。如果各级政府对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足够的认

识、足够的准备、足够的措施，那么，8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避免。换言之，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凸显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欠缺。

一是执政理念的偏差，没有真正树立起“执政为民”的理念。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qun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近些年，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农民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经常发生，完全忘掉了“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是处理方式僵化，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几乎多数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方政府在分析原因、教训时，总有这么一条，qun体事件的背后，总是“背后有坏人（不法分子或社会黑势力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认识逻辑。因为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有不满情绪、有自己利益要求的民众打交道，至今是我们政府能力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现在许多政府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形成的。而这种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的处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地打压，这是一些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习惯性方式。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人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而将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过激因素人为加以放大，甚至激化出某些过激行为，则很容易将这些事件纳入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三是解决手段单一，习惯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综观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一味地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四是没有依法行政，是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因素。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滋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以及在行政管理中养成的“衙门”作风、“四难”现象。此类不依法行政的种种行为，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同时社会风气、党风的败坏，腐败现象的恶化，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问题的屡禁不止，基层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等等，又加剧了干群矛盾。日积月累，受伤害的群众面越扩越大，矛盾越积越深，一旦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当或有把柄被抓住，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加上群众情绪激动，从而导致矛盾在短时间内激化进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五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沟通制度，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让老百姓有合理表达的渠道，是真心接受群众监督，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各级政府官员实行监督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却害怕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群众“有话有处说”，而是千方百计堵老百姓的嘴，结果导致矛盾越来越多，形成积怨，最后爆发，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定州事件等群体性事件都是深刻的教训。

六是没有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让负面信息左右了公众。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在“瓮安事件”应对过程中，作为谣言内容涉及地的瓮安县政府在危机早期并没有关注到民间流传的谣言，对个别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及时澄清。正是基层

政府对于信息舆论的敏感性和获取能力的不足，才使得谣言得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在社会上呈规模效应模式传播，最终导致区域性社会心理危机。可以说，对传闻的姑息是导致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正是存在这些不同程度的缺陷，才导致了许多基层政府未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因此，在寻找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中，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应成为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

既然许多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只有加强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尽可能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

（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是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其中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也是我们党执政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基层政府一定要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会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自然就会消失。

（二）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基层政府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要教育行政执法人员，使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衣食是人民给的；要使我们的工作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做到为民执法不动摇，达到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坚决杜绝失职不作为和越权乱作为的腐败行为。执法者只有依法执法，才有最广泛意义和最大程度的公正和文明，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偏差，减少执法矛盾。

（三）构建利益诉求机制，畅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基层政府要及时分析新形势下各种矛盾产生、发展的特点、规律，紧紧抓住矛盾的本质，积极寻求处理矛盾的方法、途径，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不同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利用信访、群团组织等窗口和桥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掌握矛盾的根源所在，及时、主动、稳妥地化解矛盾。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认真解决，不合理的要求要解释清楚，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把握准确，处置得当，这样才能把一些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中。

（四）加强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干群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干部脱离群众、贪污腐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有直接关系。因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督促基层干部廉洁勤政，切实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真正地沉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群众多沟通多交流，做群众的贴心朋友，倾听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准确地掌握基层的情况和呼声，才能发现基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采

取有效的措施，使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才不至于引发上访问题乃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五）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提高基层政府的信息处理能力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理念下，如果还是习惯于捂盖子、护短处，习惯于对民众需要知道的信息不公布或只是走形式，习惯于对各种传闻存疑消息不说明、不澄清，不仅仅是跟不上形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的问题了，还会掩盖矛盾、发酵矛盾、激化矛盾、升级矛盾。因此，作为地方基层政府，要充分保持对信息舆论的敏感性，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以最快的速度从掌握的信息中分析出社会公众的需要，制定出科学适当的危机公关策略。而要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必须转变“官本位”的治理理念，树立“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服务理念，建立“公众本位”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满足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打破谣言。

第三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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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网络监督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网络监督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开胸验肺”“飙车撞人”“钓鱼执法”„„当一起起事件因为网络监督，从扑朔迷离到迅速进入实情调查和解决问题的快速通道时，网络监督让人们一次次感受到它特有的力量。然而网络监督也因其发自草根、不受渠道限制、极易形成舆论压力，极大地考验着政府执政能力。

网络舆论对官员的监督，早期集中在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上，继而一些官员粗暴和草率的行为也逐渐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网络还将监督的视野扩展到公务人员的出格言行，如“替谁说话”等“雷语”。可以预见，未来来自草根的网络监督将取得更大成效，特别是针对政府官员和权力部门的监督，将更为集中有力，也将在更大程度上考验政府执政能力。“个别部门对于网络舆论事件的回应，多数是事后的、被动的，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由于失去向公众传达全面准确信息的第一时间，为流言和谣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间。”云南省一媒体工作者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说，面对网络舆论监督，官员要勇于直面网民的质疑并据实相告，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当场回应媒体及民众的质疑。可以说，能从容应对网络舆论监督，是政府官员执政理念成熟的重要标志。据新华社电

第五篇：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问卷调查样式

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问卷调查

·时间：＿＿＿＿＿＿＿＿＿＿序号：＿＿＿＿＿＿＿＿＿＿＿＿

·调查者基本资料

主持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承办单位：人文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调查员：＿＿＿＿＿＿＿＿＿＿＿＿＿＿＿＿＿＿＿＿＿＿＿＿＿＿＿＿＿＿＿＿＿＿＿＿

·被调查者基本资料

所在单位及工作部门：＿＿＿＿＿＿＿＿＿＿＿＿＿＿＿＿＿＿＿＿＿＿＿＿＿＿＿＿＿＿

工作名称、性质及内容：＿＿＿＿＿＿＿＿＿＿＿＿＿＿＿＿＿＿＿＿＿＿＿＿＿＿＿＿＿

说明：①问卷内容分为选择和简答两个部分。选择部分只需从所给四个选项（A～D）中选取您认为最恰当的答案（多选题只要求恰当），以√符号勾出即可。如果您还有其它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答案，请不吝将您的个人高见赐给我们，只需填在E选项后面横线空白处即可。简答部分希望认真填写，真实表达个人意识，要求言简意赅、切中要领即可。②以下问卷内容设计凝聚主办方辛勤劳动，恳请被调查者积极配合调查员的工作，认真填写相关问题，在此我们向支持本次调查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各政府机关表示衷心感谢！

1、您对党中央提出的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是否了解？

A、不了解B、有所了解，但对其具体内涵不是很理解

C、不仅了解活动的情况，对其内涵也有理解D、对这一思想有比较深刻的研究

2、您是通过何种形式了解这一活动和思想的？（可多选）

A、电视、广播B、报刊、杂志C、网络D、单位内部学习

E、＿＿＿＿＿＿＿＿＿＿＿＿＿（您认为还可以实行哪些可行的宣传形式）

3、你认为开展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活动是否必要？为什么？

A、没有多大必要，政府管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必要为了管好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B、有一定必要，政府只要保障人民吃穿住行有着落就行，现在政府执政能力已经很强；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可以摆摆样子，美化政府不断进取的形象

C、很有必要，政府不仅要保障人民有吃有穿有住有行，还要保障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行得好，现在政府执政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迫切需要改进。

D、无所谓，这不过又是一个口号罢了

4、你认为所在部门与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否息息相关？

A、没有多大联系，我们是清水衙门

B、有一定联系，但我们只是基层部门，谈不上执政能力建设，因此与此活动并不密切，C、息息相关，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全社会都要关注，所有行政机关和部门都要参加

D、不清楚

5、你认为所在部门对开展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所作的工作如何？

A、不好，根本没当回事

B、曾经当回事，但已停止，不过是应付一下上级而已

C、比较好，但力度不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摆上工作议程

D、很好，贯彻很深入，效果很明显

6、你对为什么要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如何认识的？

7、你认为加强政府执政能力与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8、你认为可以或必须从哪些方面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

9、你从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活动开展以来感受到身边的那些深刻变化？

10、你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做到以下几点：（可多选）

A、重程序、讲原则、守纪律B、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讲效率

C、热情服务、笑脸相迎、注重形象D、尽职尽责、廉洁奉公、恪守本分

E、＿＿＿＿＿＿＿＿＿＿＿＿＿（您认为政府工作人员还必须做到那些要点）

11、你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以下问题：（可多选）

A、机构设置不合理，过分臃肿B、人员权责不清，扯皮推诿现象存在C、利益分配不公，部门关系紧张D、人事关系复杂，心理负担沉重

E、＿＿＿＿＿＿＿＿＿＿＿＿＿（您认为现在政府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12、你认为政府工作有激情吗？为什么？如果觉得激情，是什么在吸引你？如果觉得不激情，你认为原因在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13、你觉得政府工作的本质是不是“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只是一个口号，或者已经过时？你有把这种思想落实到每天的工作中，化为工作的信念吗？

14、你是党员吗？如果是，请回答党员如何在政府工作岗位上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如果不是，请回答政府眼中的好公民与公民眼中的好政府各是什么样子的？主观的认识与客观的现实是统一的吗？

15、我国加入WTO以后，政府是首当其冲要进行职能转变和观念转变，作为政府工人员，你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和改进自己，以适应形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