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第一篇：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2004年岁末，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诉讼把人们的目光集中到我国最大的彩电厂家四川长虹。在长达两年的沉默之后，长虹与美国代理商APEX Digital(下称APEX)发生了决裂，终于开始了追收40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的法律行动。而APEX正是在过去三年中为长虹带来巨额

出口、曾经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40亿这个

数字，相当于长虹对APEX全部销售收入的40%！

通过对长虹近几年的年报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APEX第一次出现在长虹的应收帐款前五名名单中，并列于榜首。而公司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11.14%，出口收入增长了10.89倍，由此可见2001年的产品出口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但出口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得到现金流的支持，当年公司应收帐款余额增长58.27%，而前一年是下降27.23%，由此可见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财务压力的增大。此外，公司应收帐款前五名的应收金额占应收帐款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显示公司应收帐款风险有集中的趋势。而APEX的欠款也逐年增长，欠款帐龄也有延长的趋势，这都预示着长虹海外货款回收的状况越来越不乐观。（具体数据见表一和表二）2003年业界就曝出“长虹遭诈骗”的**。当时长虹及APEX双方同声否认，但危机终于掩无可掩在2004年末爆发。APEX一如既往否认所有有关“诈骗”的指控，但是长虹此番终于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臵上。是否会有诈骗指控，尚待司法当局认定，而对于长虹来说，40亿元的教训已成事实。然而，“长虹事件”并不是一个被海外代理商欺诈的简单个案。实际上常有中国企业为了在海外拓展进行低价销售或者甘冒赊账

风险，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四川

长虹2000至2003年销售收入与出口收入变化情况

单位：元（RMB）

年份 销售收入 增幅 出口收入 增幅 出口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例 2000 10,707,213,900.00 7.97% 65,217,500.00 未披露 1%

2001 9,514,618,500.00-11.14% 775,943,800.00 1089.78% 8.16%

2002 12,585,184,700.00 32.27% 5,541,290,800.00 614.14% 44.03% 2003 14,133,190,000.00 12.30% 5,038,262,800.00-9.08% 35.65% 资料来源：四川长虹（600839）1999至2003年年报

一、产生问题原因

长虹事件所暴露的问题表面看是财务管理问题（应收帐款风险），而探其根源是企业的信用管理问题。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很多，以下三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厂商竞争激烈

家电行业是我国开放较早、竞争较充分的行业之一。在国内城镇市场日趋饱和而农村市场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家电企业利用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通过产品出口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更多利润成为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跨国贸易需要在国外市场建立销售终端，因此通过代理商来达到此目的成为投入成本相对较小、时间相对较短的一种方式。由于国际贸易往往运输时间较长再加之家电产品处于买方市场，国外的代理商必然要求一定的还款期（占压生产企业资金）来完成销售。这种结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必需的也是生产企业一定要警惕的。从“长虹事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心急而忽略了风险控制，导致应收账款大幅上升，产生坏帐的风险或事实。

2、完善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这是因为：（1）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社会信用体系正处在建设期，在诸多方面还不完善不健全，尤其表现为法律法规和个人、企业信用数据库的不完善，因此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此大环境下也处于探索阶段；（2）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在打破计划经济配臵资源和产品的大环境下，诸多行业逐步步入买方市场。

生产企业在生存压力下较难顾及销售的信用风险，仍停留在片面追求产值或销售收入的阶段；

3、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架构未完善

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架构主要是指负责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的部门设臵及与其它部门责权利的分配。企业信用管理是个动态过程，贯穿于原材料的采购、信用额度的设定、应收帐款的管理等生产经营全过程。而且它也与营销、财务管理相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企业的信用管理部门应该超然于营销和财务部门，这样才能摆脱销售压力的干扰，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控，科学地评价销售风险；而“超然”并不是把信用管理和营销、财务完全隔裂开，而是相互协调，以达到收益与风险最佳配臵的目标。

二、减少销售风险的措施

销售风险是伴随着企业非现金销售时刻存在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销售风险是可以通过多种措施来减少的。以下措施就是值得运用的：

1、资信调查

企业资信调查即企业征信，是指由专业化的信用管理或服务机构对有关企业资信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和评估，并按照市场化原则开放征信资料和数据、提供信用报告。生产企业可以通过资信调查，全面理解被调查企业对金融部门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情况、对供应商应付帐款的按期支付情况、对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交货期等履行情况、纳税、涉诉等多方面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资信调查，可以帮助企业与新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了解老客户的信用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作和销售风险。(对以上数据,如何真实有效收集,是个关键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客户不愿意提供此类信息,而银行部门也不会提供!)

国际上知名的提供企业资信调查的公司包括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公司、中华征信所等机构。它们拥有全球诸多客户的信用资料，并且定期更新，以满足企业资信调查的需要。在“长虹事件”中，长虹的美国代理商--APEX自2001年到2003年获得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

公司的信用评级多为3A4。3A指的是该公司的净资产在最高级别为5A中的排位，而4则是风险评级中最高的一级（1到4级表示信用风险由低到高）。根据评估，APEX的资产净值最高不过600万美元左右，这一评级代表着非常高的信用风险。因此给于该公司信用额度是十分危险的。

2、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的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性政策性保险业务。当出口企业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如出现买方由于保险合同列明的原因无法按时、足额地支付货款时，由卖方提供对方违约证明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核实后将按保险合同规定支付货款，同时求偿权转移给保险公司。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出口占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左右，远不及日本的50%，英国的45%，韩国的14%。在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如此之小的情况下，国内出口企业自己承担了过多的收汇风险。

3、结算方式的选择

在国际贸易中，不同的结算方式蕴含的收汇风险是有显著差异的。在几种常用的结算方式中，信用证结算由于以银行信用为基础，因此是收汇风险最小的；而托收以部分银行信用为基础的，其蕴含的收汇风险自然大于信用证结算方式。托收有两种基本形式：在光票托收方式下，出口商只是委托银行收回出口货物的价款，进口商提货的单据由出口商直接邮寄，银行对进口商支付货款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是很大的；而跟单托收在承兑交单(D/A)托收方式下，进口商只要在代收银行出示的由出口商签发的汇票上签章承认付款责任，即可取得可供其提货的单据，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也比较大。在跟单托收付款交单(D/P)方式下，进口商只有向代收银行支付了货物的价款，才能取得可供其提货的单据，因而所蕴含的收汇风险要小得多。汇付分为预付货款和货到付款两种形式，都是纯粹的商业信用形式。显然，预付货款基本无收汇风险，但在目前的竞争环境下除了稀缺的产品很难实现。而货到付款所蕴含的收汇风险非

常大。赊账销售（OA）是各种结算方式中收汇风险最大的。

4、保理

保理，即保付代理，是指企业把由于赊销而形成的应收账款有条件地转让给银行，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并负责管理、催收应收账款并进行坏账担保的业务。在买方市场的今天，生产企业想扩大对欧美市场的销售，就必须提供有利于进口商的条件，因此在支付货款方式上不免要采用赊销或D/A方式。在此种情况下，保理业务可以提供一定的风险保障。首先，在双保理机制下，出口商向出口保理商提出申请，由出口保理商委托进口商所在国的保理商（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并将结果通过出口保理商告知出口商。进口保理商还可应出口商要求，为进口商核定单笔或循环信用额度，从而降低出口风险；当出口商发货后，出口企业可以凭借出口单据要求保理商先行付款，从而加快资金周转；而一旦进口商未按期支付货款，出口商可以从保理商获得一定额度的赔偿。

虽然保理业务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但是在国外已广泛被使用。据统计，2001年全球保理业务量已达到了7200亿欧元，在西欧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该项业务发展尤为迅猛。

综上所述，随着WTO背景下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各种风险比在国内要大得多。因此，很有必要加强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提高发现风险、识别风险的能力，以使出口销售成为真正增加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途径。

●紫色为读后重点,与文章重点无关.●红色为读后反思,与文章内容无关.

第二篇：案例六：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案例六：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2004年岁末，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诉讼把人们的目光集中到我国最大的彩电厂家四川长虹。在长达两年的沉默之后，长虹与美国代理商APEX Digital(下称APEX)发生了决裂，终于开始了追收40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的法律行动。而APEX正是在过去三年中为长虹带来巨额出口、曾经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4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长虹对APEX全部销售收入的40%！

通过对长虹近几年的年报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APEX第一次出现在长虹的应收账款前五名名单中，并列于榜首。而公司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11.14%，出口收入增长了10.89倍，由此可见2001年的产品出口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但出口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得到现金流的支持，当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58.27%，而前一年是下降27.23%，由此可见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财务压力的增大。此外，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应收金额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显示公司应收账款风险有集中的趋势。而APEX的欠款也逐年增长，欠款账龄也有延长的趋势，这都预示着长虹海外货款回收的状况越来越不乐观。2003年业界就曝出“长虹遭诈骗”的**。当时长虹及APEX双方同声否认，但危机终于掩无可掩在2004年末爆发。APEX一如既往否认所有有关“诈骗”的指控，但是长虹此番终于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是否会有诈骗指控，尚待司法当局认定，而对于长虹来说，40亿元的教训已成事实。然而，“长虹事件”并不是一个被海外代理商欺诈的简单个案。实际上常有中国企业为了在海外拓展进行低价销售或者甘冒赊账风险，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长虹事件所暴露的问题表面看是财务管理问题（应收账款风险），而探其根源是企业的信用管理问题。从“长虹事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心急而忽略了风险控制，导致应收账款大幅上升，产生坏账的风险或事实。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目前社会信用体系正处在建设期，在诸多方面还不完善不健全；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架构也不完善。企业信用管理是个动态过程，贯穿于原材料的采购、信用额度的设定、应收账款的管理等生产经营全过程。而且它也与营销、财务管理相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企业的信用管理部门应该摆脱销售压力的干扰，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控，科学地评价销售风险，以达到收益与风险最佳配置的目标。

思考题：长虹事件得出什么教训？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第三篇：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2003年，一场“非典”突然袭来，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责任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令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非典”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去反省和总结，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

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而2003年的非典危机使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存在的欠缺，我们要正视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不足，不断改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以提升我国政府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

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比较淡薄。这次 “非典”疫情的扩大,除了受卫生技术条件的制约外,在初发时对“非典”的传染性和可控性认识不足,政府相关部门及普通民众缺乏危机管理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信息公开力度不大。在我国政府刚涉及非典危机时，信息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3.反应能力较为迟钝。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是难以明确的，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4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我国目前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权威性的应急法律保障不足，无 法 满 足 危 机 管 理的法律化及制度化要求。

二．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增强政府危机风险意识

对于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应该坚持“以防为主”的观念。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广泛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努力提高发现、捕捉、判断危机信息的能力，将对各种潜在风险的随时评估纳入危机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和监控系统，使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时刻做好防范危机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二．建立公共信息公开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向社会及时、准确地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应改变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并全面开放；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有关危机事件方面的知识，让公众能够迅速掌握、了解真实情况，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防止出现因为信息闭塞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无谓的恐慌。三．提高政府危机应变能力

我国政府危机应变能力不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行政效率低下所致。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保政令统一、职责明确、协调一致，以提高政府应变能力。首先，要加强统一指挥和控制，通过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层次，适当扩大相应管理幅度，提高行政组织的纵向沟通速度。其次，要加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根据事权的性质来恰当分配职能关系，避免各自为政、部门封锁。最后，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于上层的状况，把一部分决策权（如公共安全事务）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它们能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反应、及时处理。四．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在处理“非典”危机中，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样一个危机频发的时代,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综合应对能力,构建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体制,将是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必须履行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战略任务。我国政府应当逐步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提高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使整个社会都能有效发挥应对危机事件的作用,减少危机事件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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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

基于食品安全监管视角的 “三鹿奶粉”事件剖析

一、选题背景

“名以食为天”是永恒不变的道理，食品是人们生活及继续开展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是国家稳定有序的保障，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要求越来越高。1982年我国食品卫生检查合格率仅为161.5%，该年我国第一部食品卫生监督法面世——《食品卫生法（试行）》，该部法律面世以后，我国食品安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94年我国食品安全合格率提升至82.3%，2009年进一步提升至98%，2011年全国食品安全监测合格率依旧保持在90%以上。其中药品监测合格率为96.82%，抽检面覆盖211个品种近3万批次。从区域来看，上海市食品监测合格率为94.1%，食品中毒发生的概率控制在10万分之0.87以下，抽检样品每千人8件，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知情度得分超过80分。慈溪市食品安全监测合格率为98.11%，监测食品类4650批次，其中水产品合格率为95.9%、食用油合格率达到100%。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我国食品安全卫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依然甚嚣尘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都给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2012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注胶虾事件、“立顿”茶叶事件、柴鸡、过期鸡胗事件、硫磺竹笋事件、“地沟油”事件、“皮鞋酸奶果冻”事件、、可口可乐“含氯门”事件等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让人们呼吁食品监管部门的职责是什么？食品监管部门做什么事情去了？为什么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下依然出现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由此，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步伐不应该停止，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探究食品安全形成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案。

二、选题意义

虽然我国经济经历的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对于食品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食品安全事件却层出不穷，国内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无不让人们提心吊胆。因而本文立足现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国家食品安全监测角度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载体对当前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希望为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一定可行性方法。笔者首先对食品安全的理论及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从理论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丰富。除此之外，笔者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对当前食品安全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笔者为了深入探析当前食品安全的症结所在，首先对当前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文献的研究资料了解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2.案例研究法

本文不仅进行了理论分析，还选择“三鹿奶粉”事件作为载体，以具体案例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形成机理及监管中存在弊端进行了一一解读。3.比较研究法

笔者选择澳门食品监管作为比较研究法的载体，将澳门食品监管与大陆食品监管进行了对比，希望从对比分析中探析出大陆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具有可行性建议。

（二）创新点

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笔者不仅对食品安全理论进行了梳理，还将理论运用至案例中进行剖析，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第二，本文以澳门食品监管现状作为对比载体，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第三，笔者充分认识到案例剖析对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的意义，因而在本文分析中融入了“三鹿奶粉”事件进行了分析，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因而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然而由于社会价值管理、投机机会的广泛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广泛存在。

在国外，冯·布劳恩等（2002）研究认为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指食品本身安全，社会健康、卫生事业、社会弱势群体对食品安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而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其社会性。Anne Winlock等（2004）研究指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在培训、食品安全决策、食品安全系统建设与调整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它任何形式都很难代替的。Marion Nestle（2004）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将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监管中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及监督机构，同时食品监管涉及政府、公众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些群体总是在博弈中寻求最佳平衡点。Gizmo Valceschini等（2007）研究处处英国规制是产业链下游企业对供应商进行监督，利用零售商的市场影响力，进而对上游企业形成制衡。Laurie（2005）通过对欧盟食品安全规则进行研究，将欧盟统一食品监管的规则及将按机构在欧洲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剖析。

在国内，虽然针对食品安全研究的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关系国计民生，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了对此课题的研究。朱明等（2008）在《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中对国内外有关食品安全法规及食品安全管理资料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当前食品安全现状及国内监管体系，运用程序研究法对食品进入消费者家庭的全过程监管方法进行了解剖。谭龙飞等（2007）在《食品安全与生物污染防治》中对微生物在食品安全中对于影响进行了分析，对食源性疾病预防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周洁红等（2005）在《生鲜蔬菜质量安全管理问题研究》中对蔬菜的食品安全管理进行了研究，该该文中作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不对称及政府监管机制缺陷进行了解读，指出认证、标识、检测、市场准入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傻瓜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为生产者提供一定的激励。郭爽等（2007）在《澳门食品竞全管理透视》一文中对澳门食品监管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澳门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源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技术与人力资源匮乏及信息沟通滞后等因素。李南南等（2009）在《从“三鹿奶粉事件”评述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一文中对三鹿事件产生的客观原因与政府监管问题等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政府监管理念陈旧、监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监管责任不清是导致三鹿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作者还从立法角度、法律体系角度、责任追求角度等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总之，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一系列食品问题依旧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对食品安全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因而必须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结合时代因素进行研究，以此推动食品安全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五、主要内容及结构 引言

1.1选题背景 1.2选题意义

1.3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1.4主要内容及结构

1.相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梳理 1.1国内外研究现状

1.2食品安全的界定及特点 1.2.1食品安全的界定 1.2.2食品安全的特点

1.3食品安全监管的界定及特点 1.3.1食品安全监管的界定 1.3.2食品安全监管特点 1.4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2.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1澳门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2内地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3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差异性分析 2.3.1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差异 2.3.2社会参与机制差异 2.3.3食品安全监测标准差异

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3.1“三鹿奶粉”事件概述

3.2“三鹿奶粉”事件中透射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3.2.1相关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 3.2.2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渠道受阻 3.2.3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度较低 3.2.4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模糊不清 3.3存在问题的原因

3.3.1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 3.3.2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不力

3.3.3“三鹿集团”脱离实际的发展速度 3.3.4原材料收集中存在监管缺陷

4.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对策建议 4.1政策立法方面

4.1.1强化食品监管立法

4.1.2借鉴澳门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内地食品安全监管法规 4.2企业社会责任构建方面

4.2.1政府发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

4.2.2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4.3食品安全监管渠道建设方面 4.3.1构建食品安全危机管理渠道

4.3.2借鉴澳门高公众参与度的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渠道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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