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看我国债转股

第一篇：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看我国债转股

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看我国债转股

1999年4月20日我国由财政注资100亿元人民币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运作其目的是收购1996年以前建设银行产生的不良贷款随后又有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分别处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对那些有发展、有望扭亏为盈的国有基础性企业、支柱企业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债转股在西方国家运用的相当普遍而在我国实施的两年中其效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那么债转股在我国是否可行这就需要我们从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来剖析

一、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和发展西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是7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它是将信贷资产流动将其从银行借贷向以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债务工具为载体直接融资使商业银行成为证券发行者和购买者并且使资金筹集和运用两方面的证券化运用比率上升它的产生是由美国经济环境所决定的由于西方国家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对银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表现在一是银行的资金产生分流金融市场的高收益吸引了大量资金；二是银行贷款非流动性加大了经营风险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及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期限不断延长使贷款风险不断增大贷款流动性成为各商业银行追求的

目标资产证券化不仅使信贷资产具有了流动性还使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具有了标准化和表外化的特点它缓解了商业银行保持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也使商业银行不再是单一的信用中介成为证券发行的组织者和服务者到90年代美国每项证券化业务均达上千亿美元为西方商业银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债转股是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开端债转股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将银行对企业的部分债权转换为股权的行为在西方国家它不仅能增强信贷资产流动性还可以化解银行与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的债转股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有条件不良资产收购下来然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原来的贷款转化为股份成为企业的股东帮助企业脱困；待企业扭亏为盈后将企业包装上市出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本收回不良贷款所占资金它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脱困的手段之一

（一）我国实施债转股的理论依据债转股的理论依据应从不良贷款成因说起1.大量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虽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定但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政府职能也没有彻底转变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而导致的不良贷款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也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占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十分可观2.经济转轨时筹资渠道单一是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形成的又一主要原因由于企业筹资渠道单一银行贷款是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从而

大量借贷资本执行着产业资本的职能企业过度负债导致了大量资产不能及时回流所以大量借贷资本充当产业资本这是大量不良资产产生的又一根源3.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理念滞后也是形成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因此企业则千方百计扩大筹资不计成本不计偿还能力而过度的负债导致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大量贷款不能回流从银行方面看也因放贷审查诸环节存在漏洞而导致大量不良资产形成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与西方国家不良资产存在着很大区别但也有相似之处从宏观经济看实施债转股可以改变由财政核销不良资产的单一方式从而减轻给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有利于财政职能的发挥从我国经济环境看金融市场发展已日趋规范特别是证券法的出台标志我国金融市场又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已为实施债转股企业的上市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国际发展趋势看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可以最大限度的活化沉淀资金而债转股恰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保证信贷资产的回流又增加了企业资本金所以说债转股的实施无论从银企关系上还是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经验上看都是具备可行性的（二）债转股的经济影响债转股是我国化解不良资产的又一重大举措国家对债转股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债转股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改善经济环境

所以说债转股的意义是深远的第一有助于“亏损经济”向“信用经济”转化从90年代开始国企陷入困境的势头日趋严重直至出现了净亏损致使我国经济一度陷入困境虽然我们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国有大型企业的脱困目标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脱困问题使原来就不正常的银企关系更加扭曲信用关系遭到破坏而债转股的实施就是为了解开银企债务链使信用关系正常化第二有利于推进经济深化改革从80年代开始我国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企业改革中注重借鉴西方国家的负债经营而忽视了企业必有足够资本为基础；注重给企业放权让利而忽视了企业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机制的建立；注重提高企业短期效益而忽视了企业长期发展潜力其结果使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80%有的竟高达100%.银行改革也是注重上规模、创业绩而忽视了深层次存在的问题如银行长期受政策性因素制约的问题；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银行产权制度不明晰、权责不明确的问题只有通过债转股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和国有企业负债比率解开银行与企业债务链才能以全新的面貌去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第三债转股是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众所周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金融业、企业是机遇也是挑战外国银行、外国产品将进入我国市场所以我们必须在外国企业、银行进入我国市场前这段时期尽快改变我国银行、企业被动局面债转股正是减轻银行、企业债务的手段之一

三、债转股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债转股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自我国实施债转股至今已两年13000亿不良资产的拨离目前看的确减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但是随之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债转股成为企业“逃债”的渠道债转股在企业的眼里是他们可以获得的最后“免费晚餐”所以债转股实施后企业减轻了沉重包袱对于债转股的不良资产企业在管理上不予配合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受阻其结果是靠债转股的资产就难以活化

（二）不良资产收购价格不能体现供求阻碍了不良资产的活化债转股以11的比例收购不符合市场经济价值、价格规律的要求也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了过多的风险

（三）债转股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数量上的均衡性从西方国家债转股的发展历程看债转股应成为银行增强资产流动性的长期手段把流动性差的资产平稳地进行债转股而我国却一次性将上万亿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特别是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刚刚成立不仅体制上存在缺欠也不具备债转股的经验因而造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消化不良”使债转股成了一次数字游戏

（四）存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道德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同国有股份制企业一样体现不规范责权利不明确所以低价处臵资产包庇企业逃废债务的现象无法杜绝

（五）债转股缺少多方面配套改革目前我国企业体制改革不规范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更是缓慢再

加政府职能没有发生根本转变都成为债转股实施的巨大障碍导致债转股的失败

（六）债转股的对象不应以发生的时间为界应以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为限即对那些充当企业产业资本的流动性差、无法收回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而目前我们是对1996年前产生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这就难免对那些因企业管理差形成的和企业整体效益低下形成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其结果就导致债转股的资产不能活化基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国理论界也特别关注甚至有一种观点要取消债转股但我们觉得这一说法也有不妥其理由是1.资产流动性差这一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是经济的迅猛发展、银行业竞争的必然结果那么创造化解不良资产的手段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少的债转股恰是其中之一2.我国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化解的手段不能是单一的应通过财政核销、银行内部消化、资产证券化和债转股多种手段综合利用才能彻底化解大量不良资产3.我国实施债转股虽然效果不佳但不是债转股这一手段本身存在问题而是我国经济特殊状况导致的总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应将债转股发展下去并将其不断规范、完善使其成为化解不良资产的有效手段之一

第二篇：从次贷危机反思资产证券化.

从次贷危机反思资产证券化

【摘 要】本文结合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诱发原因，进行反思，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辩证地看待资产证券化，建立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的平衡机制。

【关键词】次贷危机 资产证券化 次级贷款

“如果你有稳定的现金流，它将证券化。”这是流行于美国华尔街的名言。所谓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指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的行为，使其具有流动性。是通过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行证券筹资的一种直接融资方式。其目的在于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前变现，解决流动性风险。在市场繁荣时期，资产证券化在提高金融机构资产充足率，提高资金流动性方面体现了无以比拟的独特魅力。然而，当市场急转直下，利率上升时，资产证券化隐藏的巨大风险便开始暴露，蔓延，2007年4月爆发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实际上就是次级贷款证券化的危机。

1.美国资产证券化的机制简单概括是这样的：从事次级抵押贷款的公司接受借款人的贷款申请后，为了提高资金周转率，与投资银行一起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BS）后出售给投资银行以转移风险；投资银行与抵押贷款公司签署协议，要求抵押贷款公司在个人贷款者拖欠还贷的情况下，回购抵押贷款。投资银行再将抵押贷款进一步打包成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出售给保险基金、养老基金或者对冲基金等投资者。而广大基金购买者就被卷入了这场危机之中。原本由银行承担的放贷风险转化为由广大投资者承担的投资风险银行还会购买一些信用违约互换合约，即购买一种对抗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的“保险”，来进一步分散自己的风险。

在市场繁荣，利率保持低水平，房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个经济主体都充分享受这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巨大收益。（1）对借款人来说，在预期房价会上升的情况下，即使自己不能按期还款，也可以通过高价出售房产的价差或再融资来偿还债务，如此往复下去。（2）对发放次级贷款的机构来说，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繁荣，激发了投资者贷款的热情，贷款收益激增，同时贷款债券良好的信用也促进了债券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即使借款人违约，发放次级贷款的机构也可以通过拍卖抵押回笼资金。（3）对投资银行和其他各类机构投资者来说，在精美的包装和高级别的信用掩盖下，一切风险好像都被规避了。总之，在耀眼的房地产繁荣光环下，各利益主体利用资产证券化享受了巨大的收益。

然而，孰料到，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走向萧条和不断加息，市场行情直转直下。（1）对借款人而言，由于大部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实行浮动汇率，利率的上升大大加重了其负担，而且随着房价的下跌，贷款人无法通过将房产出售或抵押获得再融资，从而导致大范围的贷款拖欠。从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映，从源头上切断了次级贷款利益转化机制。（2）对发放次级贷款机构来说，由于借款人无力还款，使得次级贷款出现大量坏账，呆账，违约率的上升使评级机构也相应的降低了其信用级别，使得次级贷款证券的市场价值大幅度缩水，更加增加了放贷机构的损失。（3）投资银行自身持有的CDOS贬值，购买了ABS和CDO保险、养老、医疗基金等纷纷受损，尤其是对冲基金将手中的CDO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创新出了CDO，CDO，„„杠杆率越来越高，当出现还款危机时，多家对冲基金陷入巨额亏损，甚至破产。

2.对资产证券化的反思

首先，资产证券化不是万能的，它只可能分散风险，但是无法防范风险。次贷危机表明，资产证券化只是力争在模型上做到了风险分散的完备性，而不是针对市场做到风险防范的有效性。从理论上讲，只要利益各方都履行自己的义务，资产证券化将是一种近乎完美的风险分担模式。但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如MBS或者CDO等，毕竟是在市场中实现交易的，必然会受到市场这一外生变量的约束，可以使资产证券化的利益链条发生断裂或者扭曲，从而引发危机。所以，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完善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担及防范机制，是今后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次，推进资产证券化应避免盲目性。资产证券化并不意味着什么样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证券化的资产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即能产生可预见的未来现金流。“证券化”的不是资产本身，而是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这是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和精髓。以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例，借款者每个月缴纳的房贷，是抵押贷款证券（MBS）产生的载体，MBS证券的定价实质上也就是将抵押房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的过程。那么，安全、稳定的现金流就成为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前提。反言之，能带来安全、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才是可证券化的资产。

最后，应该看到，资产证券化有积极的意义。尽管次级房贷引发了此次危机，但迅速发展的次级房贷,为美国中低收入者带来两方面的巨大便利：一是使大批原本买不起住房的中低收入人群买得起房了，提早实现了“居者有其屋”，二是提供了中低收入人群利用住房反向抵押获取流动性的渠道。这对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改善我国居民住房水平，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同时,MBS等证券化产品对于连接信贷与资本市场是积极有益的,对于改善金融体系是有好处的。针对我国银行存款储蓄率过高，流动性不足的现状，如何在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之间寻求平衡是关键的问题。通过严格房贷申请资格的审查。在比较成熟的抵押贷款市场上,通常以“3c”原则为基础制定指标来考察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这里的3c指品质(Character)、能力(Capacity)和抵押(Collateral),所涉及的指标包含借款者的诚信品质、偿还能力、资本实力、财务状况、抵押品,等等。我国银行业应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制定和完善贷款资格审查细则,加强银行征信系统的建设,加大对住房贷款的审查力度。改变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凭借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材料进行决策的做法,尽量将违约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第三篇：从西方公共制度的演变看我国公务员管理法治

从西方公务员制度演变看我过公务员制度

行政092班 刘海龙 09122212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首创于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民主较发达的英国，并以其文官政府的廉价高效著称于世。此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竞相效仿，先后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掀起了近代人事制度的一场革命。公务员制度建立时，曾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一些东西，以后逐步发展完善，成为现在一整套包括分类、考试、录用、培训、奖惩、工资、福利和保障等完整的法律化管理制度，公务员制度即是这些制度的总和。公务员的定义、范围在西方国家不大一致，本文取广义的公务员范围，不仅包括事务官即所谓的文官，而且包括政务官，以便我们从总体上了解公务员制度的共同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一、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公务员

“要想得到一流的人选，必须求助于竞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谓的人才主义原则，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政府都把通过公开竞争考试，然后择优录用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也作为选拔国家公职人员的主要依据。英国政府首先施行。实行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和人事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考试制度也并非是十全十美，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考试的内容中，对能量化的文化知识水平易于测评，而对于应考者的创造力和思维灵活性等难于量化的部分尚无精确的测定办法，有时也带来负效应。

二、建立严格的培训制度，重视文官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建立严格的公务员培训制度，是更新公务员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以及工作效能的重要环节，而这种素质的更新和提高又是文官系统更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随着西方各国政府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干预的日益增多，政府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政府的管理。为此，西方各国对于新录用的公务员在其任职前后都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并建立了相应的培训制度，使培养出来的文官人员既有“知识化”又有“专业化”。

三、职位常任和“政治中立”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政务类公务员，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它包括各级立法机构的议员（有的不包括）、各级行政部门的首长及政治助手等。这一类由民选产生，有任期限制，一般为1—7年，连选连任。二是事务类或业务类公务员，主要负责执行决策，处理政府日常事务和经常性的业务活动，他们主要靠考试择优录用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党派斗争中，取得了不少的痛苦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既不妨碍党派斗争又有利于政府工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方法，这就是在实行政务类公务员任期制的同时，实行业务类公务员的职位常任制，即“职位常任”或“终生官员”。其内容就是指文官一经录用，无过失行为，可不受免职、停职等处分，并一直工作到退休，不与政党共进退。这样，公务员的身份就获得了法律的保障，也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基本稳定。

“政治中立”是与职务常任密切联系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斗争的产物。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所谓“政治中立”，就是指公务员不参与党派政治斗争活动，不参加党派竞选，不成为某一执政党政治目标的工具，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忠诚地为国家服务。

四、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健全和保障公务员制度

为了保障公务员制度的顺利进行，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健全公务员制度。这些法律条文都明确规定了文官或公务员的职责范围、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公务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守法纪，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禁止兼任其他有报酬的公职或私职，若违反纪律，将受到警告、降职、减薪、强制退休、撤职等处分，严重者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同时也规定公务员享有各种合理的劳动报酬、津贴、假期、退休金和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这样使他们能够摆脱失业及家庭经济生活的困扰，一心一意为国效力。英国政府也明确规定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一律不准经商，不准从事与本部门业务有关的任何赢利事业，并特别强调文官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批评国家政策与措施的意见，否则将受到各种纪律的惩罚。总之，文官若不违法失职、渎职，将不会受到免职、停职等处分。反之，文官或公务员的行为一旦超出法律授权范围或违反法律的规定，便是违法渎职，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见，西方各国政府都是十分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健全和保障公务

员制度的，而公务员制度的法制化反过来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文官系统。运用法律作为强制力使公务员循规蹈矩，并以法律为手段来保障公务员的切身利益，既维护了公务员制度的严肃性，也调动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保障了文官系统机制的正常运行。

然而，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的，同时又改革了传统的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官制度，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比较，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和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而西方文官制度则标榜“政治中立”。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说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党的组织路线，而西方文官不得参加党派活动，不得带有政治倾向。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西方文官制度要求公务员与“党派脱钩”。我国公务员制度根据党的组织人事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坚持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国家公务员是由各级常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考察，依法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决定任免。西方文官制度对公务员的管理强调“与党派脱钩”，公务员职务晋升不受政党干预。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德才兼备，西方文官制度缺乏统一的，全面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在录用中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对思想政治方面要求严格。在晋升中注重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因此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色。

四、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一个独立利益集团，而西方文官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奖惩、晋升等都要考察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会等组织同政府谈判，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公务员制度与传统的人事制度比较，也是有差别的：

1、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科学化、法制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很大的提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分类管理的一种制度，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的一整套规范。它除了有总法规，还有若干个配套的单项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实施方案，从而形成一个健

全的法规体系。

2、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管理机制上比传统人事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强化。(1)国家公务员制度有竞争择优机制。在公务员考试、考核、晋升、任免等方面都体现了优胜劣汰机制，保证每个职位都有最优秀的人员来担任。(2)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廉政勤政保障机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公务员的义务、纪律、考核、奖励、回避等方面都加以严格约束，并通过监督来加以保障。(3)国家公务员具有能上能下、新陈代谢机制。国家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进行考核，如不能胜任工作要免职。并实行不同职务的最高任职限制、年龄及部分职务的聘任制度。公务员在录用和调任上严格把关，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另外，还实行人员交流、竞争上岗、职位轮换、和职务聘任制，打破终身制，增强行政机关的活力。

3、国家公务员制度在队伍优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新的突破。(1)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推行的。(2)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人员精简基础上建立的。

4、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工资、福利、保险上比传统人事制度科学合理。公务员实行新的职级工资制，按不同的职能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

第四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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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2003年，一场“非典”突然袭来，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责任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令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非典”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去反省和总结，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

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而2003年的非典危机使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存在的欠缺，我们要正视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不足，不断改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以提升我国政府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

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比较淡薄。这次 “非典”疫情的扩大,除了受卫生技术条件的制约外,在初发时对“非典”的传染性和可控性认识不足,政府相关部门及普通民众缺乏危机管理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信息公开力度不大。在我国政府刚涉及非典危机时，信息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3.反应能力较为迟钝。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是难以明确的，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4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我国目前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权威性的应急法律保障不足，无 法 满 足 危 机 管 理的法律化及制度化要求。

二．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增强政府危机风险意识

对于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应该坚持“以防为主”的观念。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广泛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努力提高发现、捕捉、判断危机信息的能力，将对各种潜在风险的随时评估纳入危机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和监控系统，使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时刻做好防范危机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二．建立公共信息公开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向社会及时、准确地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应改变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并全面开放；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有关危机事件方面的知识，让公众能够迅速掌握、了解真实情况，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防止出现因为信息闭塞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无谓的恐慌。三．提高政府危机应变能力

我国政府危机应变能力不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行政效率低下所致。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保政令统一、职责明确、协调一致，以提高政府应变能力。首先，要加强统一指挥和控制，通过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层次，适当扩大相应管理幅度，提高行政组织的纵向沟通速度。其次，要加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根据事权的性质来恰当分配职能关系，避免各自为政、部门封锁。最后，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于上层的状况，把一部分决策权（如公共安全事务）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它们能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反应、及时处理。四．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在处理“非典”危机中，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样一个危机频发的时代,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综合应对能力,构建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体制,将是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必须履行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战略任务。我国政府应当逐步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提高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使整个社会都能有效发挥应对危机事件的作用,减少危机事件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