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4)渝一中刑初字第50号

第一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4)渝一中刑初字第50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04）渝一中刑初字第50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刘庆冬，绰号“刘麻四”，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村7-12号。1991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996年10月7日刑满释放。1998年10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3年2月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03年10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5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重检一分院刑诉[2004]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庆冬犯贩卖毒品罪，于2003年2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温五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庆冬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3年10月19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刘庆冬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宏声广场附近贩卖一小包毒品海洛因给吸毒人员张智强，获毒资100元。2003年11月22日晚7时许，刘庆冬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重棉一厂附近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 1

公安人员捉获，当场收缴毒品海洛因105.9克。为证明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公安机关立、破案报告表、证人证言、称重记录及图片、提取笔录、捉获经过、被告人前科材料、刑事技术鉴定书、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犯有贩卖毒品罪，且系累犯，应从重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庆冬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提出有检举立功行为，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2003年10月19日15时许，被告人刘庆冬与吸毒人员张智强电话联络后，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宏声广场附近以人民币100元价格向张智强贩卖毒品海洛因一小包。

以上事实有控方举示，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刑事案件立、破案登记表证实，2003年10月19日本案的发案、侦破情况。

2、证人张智强证实：2003年10月19日下午3点多钟，他给刘庆冬打手机，说要买100元一包的毒品。刘庆冬要他到南坪宏声广场露天茶楼找他。两人见面后，他将一张100元面额的钱交给刘庆冬，刘从西服上衣口袋内掏出一包毒品给他。交易完成以后他就走了。

3、被告人刘庆冬供述，2003年10月19日下午3点多钟，张智强给他打电话，说要买100元的毒品。他让张智强到南坪宏声广场找他。见面后，张智强递给他100元钱，他将一小包大约0.4克毒品

交给了张智强。然后，张智强就走了。

合议庭评议认为公诉机关举示的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人证言与被告人供述在作案时间、地点、数量、价格以及其具体细节等方面完全一致，能够证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当庭予以确认。

二、2003年11月22日19时许，刘庆冬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重棉一厂附近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捉获，当场收缴毒品海洛因105.9克。

上述事实有控方举示，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破案报告表，2003年10月22日本案发案及被侦破情况。

2、证人张智强证实，2003年10月22日15时许，他给刘庆冬打电话说有一个合川的朋友想买100克毒品。刘表示同意，并讲好价格是160元一克，张智强从中每克赚10元。大约16点20分左右，他又用公共电话给刘庆冬打电话，问如何交货，刘让他先到南坪农机门口再给他打电话。他在响水路遇到刘庆冬后，一起坐出租车到南坪骑龙山庄，下车后，刘庆冬带他来到一个小饭馆，让他给“合川的朋友”通电话，通知他们到骑龙山庄来汇合。然后，刘庆冬拿出一小包毒品让他到侧所里面去验货。过了几分钟，“合川的朋友”来了，刘庆冬提出让他们先交6000元，取货后再交10000元，“合川的朋友”不同意。刘庆冬又让他们一起坐长安车往沙坪坝走，走到重棉一厂门前时，刘庆冬下了车，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又回到

车上，从随身的黑包里面取出一包用白色塑料纸包装的毒品海洛因与“合川的朋友”进行交易。交易完成后，他协助公安人员当场将刘庆冬捉获。

2、被告人刘庆冬供述证实，2003年10月22日下午3点钟左右，接到张智强的电话，说他有一个合川的朋友要100克毒品，他表示同意。双方讲定160元一克，张智强从中每克赚10元。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张智强又用公共电话给他打电话，问如何交货，他让张先到南坪农机门口再给他打电话。双方在响水路遇到后，一起坐出租车到南坪骑龙山庄，下车后，他带张智强来到一个小饭馆，让他给合川的买家通电话，通知他们到骑龙山庄来汇合。然后，他拿出一小包毒品让张智强到厕所里面去验货。过了几分钟，合川的买家来了，他提出让他们先交6000元，取货后再交10000元，合川的买家不同意，他们要现货交易。于是他们又一起坐长安车往沙坪坝走，走到重棉一厂门前时，他下了车去上家那里取货，大约过了七、八分钟，又回到车上，从随身带的黑包里面取出一包用白色塑料纸包装的毒品海洛因递姓李的合川人，他拿到毒品后，将16000元钱交给他。交易完成后，他被姓李的合川人及姓陈的驾驶员捉获。

3、捉获被告人经过证实的内容与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相吻合。

4、扣押物品清单证实：2003年10月22日下午，公安人员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捉获犯罪嫌疑人刘庆冬时，当场缴获海洛因105.9克、手机一部、黑色提包一个、现金16000元等物的情况。

5、称重记录载明：重庆市南岸区禁毒支队民警当着犯罪嫌疑人

刘庆冬的面，对其贩卖的毒品海洛因进行称量，重量为105.9克。

6、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鉴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对2003年10月22日下午抓获贩毒嫌疑人刘庆冬时，当场所缴获的疑似毒品物品100克、5.9克分别进行检验，从中均检出毒品海洛因成分。

7、提取笔录：2003年10月22日19时17分，公安机关在捉获贩毒嫌疑人刘庆冬后，当场从处李某某提取毒品海洛因一大包。从犯罪嫌疑人刘庆冬身上提取到毒品海洛因16小包，在其随身携带黑色手提包内提取到现金人民币16000元（壹万陆仟元）。

8、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1998）沙刑初公字第380号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人刘庆冬于1991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于1998年10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另外，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确认，被告人刘庆冬在2000年6月2日、2001年12月13日两次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减刑共一年十一个月。刘庆冬于2003年2月刑满。

以上证据均为控方举示，并经法庭质证，证据的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锁链，能够证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合议庭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庆冬贩卖毒品海洛因105.9余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依法惩处；且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刘庆冬提出有检举立功行为，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刘庆冬在被捉获后，虽向公安机关检举了其上家的贩毒行为，但因被检举人未被抓获，无法查证其毒品犯罪行为，故亦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立功行为；被告人刘庆冬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对其认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可予采纳。根据本案具体情节，可酌情对被告人刘庆冬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庆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甄 渝 江

代理审判员赵 永 华人民陪审员向 锡 铭

二00四 年二 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宋 韵 韵

第二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渝一中民终字第1787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4）渝一中民终字第17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渝北区玉峰山镇青林村。

法定代表人秦荣坤，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雷文彩，四川绵阳平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隆清，男，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沙坪镇街道。

委托代理人廖勇，重庆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堡公司）因债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04）渝北法石民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1年底至2002年初，付隆清为天堡公司运送矸砖，天堡公司支付了部分运费，2003年3月初，双方进行了结算，天堡公司尚欠付隆清运费17581.70元。同日，天堡公司出具委托书给付隆清，委托其向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取此款。之后，付隆清向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款未成，遂诉至法院，要求天堡公司支付运 1

费及逾期利息。

另查明：天堡公司在向付隆清出具委托书时，未通知重庆悦来建筑公司。审理中，天堡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与重庆悦来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为被告运送矸砖其运费经双方结算后被告未立即支付，原、被告间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出具委托书委托原告到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取已结算的运费17581.70元，原告持有该委托书说明原告同意到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取此款。因该委托只是原、被告之间的行为，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因此，对被告该债务的消灭只能是被告支付或者重庆悦来建筑公司代为被告支付，现原告向被告主张该债权，证明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未履行代支付，故原告主张的该债权理应由被告履行。因原告行使的是债权，故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运费17581.70元，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被告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于逾期付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只能以原告于2004年2月16日主张权利之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清止。遂判决：“

一、由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付隆清运费17581.70元；

二、由被告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以17581.70元为本金，从2004年2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原告付隆清至本清止”。宣判后，天堡公司不服，以付隆清只是要求变更收款方式而不是要求主张债权为由，上诉来院。

本院认为：付隆清为天堡公司运送矸砖后，天堡公司尚欠付隆清17581.70元运费未付，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其债权债务关系应予确认。付隆清接受天堡公司的委托前往重庆悦来建筑公司收款，付隆清行使的是委托代理行为，付隆清随时可以辞去委托，只要通知到达天堡公司即开始生效，不需经天堡公司同意，其辞去委托的行为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如果重庆悦来建筑公司代为天堡公司偿还了该笔债务，该债务才归于消灭，否则付隆清与天堡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没有消灭，现付隆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要求天堡公司履行债务，是向天堡公司主张债权，不是要求撤销委托，天堡公司的债务没有转移，也没有因付隆清接受委托而消灭，故天堡公司应依法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天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0元、其他诉讼费300元，合计1000元由重庆市渝北区天堡建材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审判长胡蓉 审判员谢长福 代理审判员方芳 四 年 六 月 十八 书记员张雪方（此页无正文）0 0日

第三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原告周伯遂，男，195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商业一路409号。

委托代理人王文渊，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1号。

法定代表人崔坚，主任。

委托代理人廖彬，重庆市公安局法制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革圣，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法制科干部。原告周伯遂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03年12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伯遂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文渊，被告市劳教委的委托代理人廖彬、李革圣到庭参加了诉讼。因等待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即2003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本院于2004年3月9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该中止事由消除后，本院即恢复了对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伯遂诉称，被告2001年2月19日对我作出的重劳教 [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 2001年6月16日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分别于2001年5月8日、2002年12月24日被依法撤销。由于被告作出的以上劳教决定，我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连续两次被关押、劳教长达659天。2003年7月16日，我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对我作出任何答复。故现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我被关押劳教659天的赔偿金32607.32元，我的装璜门市部的门面租金、工人工资、水电气等直接经济损失33.628999万元，我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24.136万元，我妻为我喊冤花去的路费和住宿费3498.5元，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72.385581万元。

被告市劳教委答辩称，原告周伯遂虽然于2003年7月中旬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因此我委未作赔偿决定。现我委只同意对周伯遂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一项，按照规定进行赔偿。被告在庭审中又辩称，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直到2003年12月29日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不应受理。

原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

1、市劳教委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从2001年2月6日起至同年5月10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2、市劳教委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书》、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书》及《关于变更周伯遂劳动教养期限的报告》，用以证明被告于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3、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01）渝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

4、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及邮寄该申请书的信封、挂号邮件收据，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

5、丰都至重庆的车、船票、住宿费及保险费票据等共176张，金额共3561.10元，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其申诉等造成的交通费等损失；

6、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重庆市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系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于2000年6月15日登记注册后，未按规定在次年3月30日前验照；

7、房屋出租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期间的门面损失；

8、证人曾淑玉、周伯顺、周万

五、周万烈、刘碧芳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的母亲余先池是因原告被劳动教养而死亡；

9、证人秦中平、胡长远、邓国琪的证言，用以证明因原告被劳动教养造成了工人工资损失；

10、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提交的行政赔偿起诉状，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10月30日即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

11、车、船票9张及保险费票据3张，金额共493元，用以证明原告因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用去了交通费等493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部分车票上无时间，不能证明这些交通费是因本案引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2003年7月14日至7月18日收发文簿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于2003年7月18日收到了周伯遂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当庭提供的收文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分别于2001年2月7日至5月8日、2001年6月13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于2002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予答复；证据5、11能够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此申诉及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用去了交通费等共4054.10元，被告的反驳理由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而不能成立；证据10能够证明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是2003年10月30日。以上证据证明的以上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于2001年7月18日收到了原告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与本案有关联性；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证据4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亦明确表示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对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原告当庭陈述其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告明确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1年2月19日，被告市劳教委以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周伯遂煽动闹事为由，决定劳动教养二年。周伯遂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5月8日作出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被告对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2月6日被传讯后即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同年5月10日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93天。

2001年6月16日，被告又作出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周伯遂以聚众扰乱生产秩序送劳动教养三年。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于2001年10月15日作出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将周伯遂劳动教养三年改处为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本院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2001）渝一中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6月12日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2002年9月8日期满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453天。

原告周伯遂被劳动教养后，其与家人因申诉、诉讼等多次往返于重庆—丰都，共用去交通费、住宿费、车船保险费等4054.10元。

2003年7月16日，原告周伯遂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劳教委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同月18日收到该申请书后，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也未给原告任何答复。2003年10月30日，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市劳教委对其错误实行劳动教养造成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因级别管辖原因，该案移送我院受理。

本院另查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年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55.93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2个月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递交赔偿申请后，在同年10月30日提起诉讼，符合该条的规定，被告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被告市劳教委对原告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周伯遂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被告应按每天55.93的标准，支付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原告在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及复议、诉讼过程中用去的交通费、住宿费等4054.10元，系因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门面损失、工人工资损失、水电费损失、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每天55.93元，共计30537.78元。

二、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4054.10元。

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34591.88元，限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付给原告周伯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平审

判

员

陈

波 审

判

员

邓

莉 二00四 年 六 月 七 日

书

记

员

蒲险峰

第四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

原公诉机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庄，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户籍所在地河北省＊＊＊。2009年12月12日因涉嫌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被刑事拘留，次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高子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审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0年1月8日作出(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庄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戴萍、代理检察员张丽、冉劲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李庄及其辩护人高子程、陈有西、证人龚刚模、龚云飞、龚刚华、吴家友、唐勇、吴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先后向该所支付了律师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顾问费150万元。2009年11月24日、26日、12月4日，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同年12月3日，李庄在重庆五洲大酒店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被告人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公司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同年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书。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江北区人民法院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龚刚模、龚云飞、龚刚华、程琪、吴家友、马晓军、李小琴、汪凌、陈进喜、张科、吴鹏、刘刚、唐勇等人的证言、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通知证人出庭通知书、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等。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通知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上诉人李庄上诉提出，龚刚模关于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并非受其诱导或唆使，龚刚模手腕有伤及其被审讯的时间等现有证据显示该供述有可能成立；其未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吴家友及龚云飞就此情节的证言相互矛盾，即使有此想法也未实施和影响审判；其未诱导龚刚模夫妇作关于龚刚模被樊奇杭敲诈的陈述；未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其未向相关司法机关提交任何证据；龚刚模系被告人，而非证人。综上，其行为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李庄上诉认为，证人均被羁押，其证言的收集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不采纳其辩护人举示的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资料违法，对其回避申请、申请证人出庭、调取新证据、延期开庭等申请未给予书面答复，程序违法。在本院庭审中，上诉人李庄明确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撤回上诉理由，请求二审慎重对待其上诉。上诉人李庄的辩护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首先是龚刚模的自述而非李庄教唆，龚刚模检举李庄的口供存在矛盾；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供述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将证人羁押后收集证言，属违法取证，且证人证言内容虚假、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关键证人未出庭，一审程序违法；龚刚模在李庄介入前多次供述其被敲诈，此情节非李庄编造；龚刚模手腕的伤未经进一步查实原因，不能排除其被刑讯逼供；认定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证据存在矛盾；李庄未实际伪造出有形证据和妨害证人作证，未造成妨害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的后果。因此，李庄的行为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庄无罪。辩护人还提出，一审法院驳回李庄的回避申请的程序违法；对其申请证人出庭、调取新证据、延期开庭未给予书面答复，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其举示的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资料不予采信于法无据。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9年11月22日、2 5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接受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兄龚云飞的委托，指派李庄与马晓军担任龚刚模被控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同年11月24日、26日、1 2月4日，李庄、马晓军先后三次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李庄在会见过程中，唆使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谎称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向龚刚模宣读同案被告人樊奇杭的部分供述，以配合龚刚模推翻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李庄又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以证明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虚假事实。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李庄指使龚刚模之兄龚刚华安排重庆保利天源娱乐有限公司（下称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遂授意保利公司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同年12月10日，龚刚模向公安机关检举李庄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李庄当庭认罪。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09]283号起诉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流程管理信息系统案件具体信息、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律师事务所函[09]第11号、李庄的律师执业证书（冀司律证字第93297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出具的《关于李庄、马晓军会见龚刚模的时间情况说明》、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证明、龚刚模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等证据证实，2009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根据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的委托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李庄、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2009年11月24日、26日及同年12月4日，李庄、马晓军在江北区看守所三次会见了龚刚模。其间，龚刚模向李庄出具了拒绝法院指定其他辩护人的委托书；李庄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程琪、龚云飞、龚刚华、林丽出庭作证的申请。

2．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入所、出所健康检查登记表证实，龚刚模于2009年6月20日进入南川区看守所及同年8月15日离开该所时身体健康，一切正常，伤情一栏为“无特殊”。狱医谭帮胜的证言证实，龚刚模在南川区看守所羁押期间，未发现其身体有外伤及患病情况。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证实，2009年8月16日，经江北区看守所检查，龚刚模体表无外伤，同意收押。3．《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证实，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看押人员每日巡诊登记表、证人刘刚、王丽敭、唐勇（均系医生）的证言及唐勇出庭作证时证实，2009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龚刚模在江北区看守所羁押期间，经医生每日对龚刚模进行巡诊，龚刚模未诉不适，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较好，没有受伤。唐勇出庭作证时还证实，在押人员入所检查时，着重记录其五官、体型、体表有无纹身，体表无手术疤痕、引起功能障碍的疤痕，重点记录有无新形成的外伤。巡诊以询问在押人员的主观感受为主。

4.证人吴鹏、杨永康、张科、何建洪（均系江北区公安分局民警）的证言及吴鹏出庭作证时证实，没有发现审讯人员对龚刚模讯问过程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现象。

5．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民警熊峰、周素露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案而讯问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6．重庆市公安局关于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立案决定书、捉获经过说明证实，2009年1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分局侦查李庄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一案；同月12日，李庄被捉获。

7．证人龚刚模的证言及出庭作证时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没有对他刑讯逼供，他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真实的，他是保利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他左手腕的伤是其案发前受伤所致。李庄、马晓军在会见他的过程中，李庄向他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说樊奇杭等人在李明航被杀案的供述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意思是让他知道李明航被杀的后果与他无关。还说从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看出他受到了刑讯逼供，又走到铁窗边靠近他小声地教他，并眨眼示意，要他在法庭上说自己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且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就提出对他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再担任他的律师，法庭就会休庭。法院让他找新的律师或为他指定律师时，他必须拒绝，只要李庄辩护，法院就开不了庭。李庄要他写了内容大致是“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的委托书。李庄叫他在法庭上大声回答问他是否被刑讯逼供的问话，胆子要大，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以此来翻供。李庄还说他以前的材料对他不利，只能说这些材料是被公安刑讯逼供出来的，来推翻以前的供述。李庄还说他的妻子程琪会出庭作证，证明他是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并不想借钱给他们，要他配合程琪的说法。他实际上没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李庄还要他在开庭时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的均说不知道。李庄告诉他告诉唐筱没有被抓获，在开庭时不要承认给樊奇杭40%的股份。

8．证人马晓军的证言证实，第一次会见龚刚模时，李庄向龚刚模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告诉龚刚模说樊奇杭等人在供述中没有提到龚刚模的名字。说从笔录材料中看出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和诱供，会申请对龚刚模作伤情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再担任龚刚模的律师。法院让龚刚模找新的律师或指定律师时，叫龚刚模说不要法院指定的律师，只要李庄担任辩护律师，并让龚刚模在委托书上写下“我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第二次会见时，李庄告诉龚刚模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说不知道，还小声教龚刚模在庭审时说被刑讯逼供，并假装演示过程。第三次会见时，李庄告诉龚刚模，保利公司从成立到现在，龚刚模第一不是法定代表人，第二不是股东，有什么资格把40%的股份给他人，唐筱在逃。还说龚刚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对龚刚模很不利，不推翻以前的供述必死无疑，让龚刚模在法庭上必须说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了，被吊了八天八夜，吊得大小便失禁，说得越夸张越好，以此来翻供，让以前的交代全部作废。李庄还告诉龚刚模，程琪会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被樊奇杭、李明航等人敲诈，龚刚模不是黑社会，叫龚刚模到时按照程琪的这种说法进行辩解。李庄还将教龚刚模如何翻供的事告诉了龚云飞。

9．证人龚云飞的证言及出庭作证时证实，2009年11月24日晚，李庄说会见时给龚刚模讲了在庭审中翻供，说被刑讯逼供，李庄会要求法庭休庭对龚刚模验伤。在南方花园逗号茶楼，李庄叫龚刚华给保利公司的负责人打招呼，在警察了解情况时说保利公司与龚刚模无关，龚刚模不是老板，老板是唐筱。11月26日，李庄又说给龚刚模讲了当庭说遭到了刑讯逼供，在法庭上做出被刑讯逼供的夸张动作，法官不同意验伤的要求，李庄就离开法庭。12月3日，在五洲大酒店801房问里，李庄说吴家友以前干过警察，要吴家友找几个办理龚刚模案的警察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是被警察刑讯逼供而作出的口供，要是能够找到的话，花几百万元也值得。李庄还让他、程琪、龚刚华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了，说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10．证人吴家友的证言及出庭作证时证实，2009年11月24日晚，李庄说会见时用打手势、做表情、反复问同一问题的方法示意龚刚模翻供，说被刑讯逼供。龚刚模看了李庄的眼神和动作后明白了，就说遭到了刑讯逼供。他和龚云飞、龚刚华、李庄在南方花园一家茶楼喝茶时，李庄让龚刚华去查保利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股份情况，让龚刚华给保利公司员工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而是唐筱。李庄第二次来重庆后，又讲会见时叫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边说边给他和龚云飞比划动作，说龚刚模表演被警察吊起，吊得大小便都流在裤裆里。李庄第三次到重庆后，说龚刚模的口供很重要，只要在法庭上翻供，定罪就比较困难。他在会见时隐讳地给龚刚模说过，要在法庭上夸张地回答李庄的提问，说到有没有刑讯逼供时要大声地说被刑讯逼供了，而且还要做一些动作，让法庭和其他人相信，那么龚刚模的口供就不算数了。李庄让他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案审讯的或是看见审讯龚刚模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花几百万元都可以。当时龚云飞也在场。他没有去找。

11．证人龚刚华的证言及出庭作证时证实，龚刚模在保利投资了1000余万元，是实际的老板。李庄说龚刚模就是因为保利公司惹的祸，要他给保利公司的员工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他随即告诉李小琴、汪凌、陈进喜，以后对外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而是唐筱。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龚云飞、吴家友等人在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喝茶时，李庄说会见时已教了龚刚模在法庭上说被警察刑讯逼供了，李庄就会申请对龚刚模进行伤情鉴定，如果法官不同意，李庄就走人，使法院无法开庭，并叫龚刚模只要李庄担任辩护人。李庄让他找看守所里的医生作证，还向吴家友提出给钱买通办案警察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他们拒绝了。

12．证人程琪的证言证实，李庄讲让龚刚模在开庭时大声说自己被刑讯逼供了，并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才有机会救自己。2009年11月底或12月初，李庄讲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他们找龚刚模借钱，实际上是敲诈龚刚模。李庄要她出庭作证，称龚刚模只是做生意的，惹不起李明航、樊奇杭这些黑社会的人，被迫借钱给他们，龚刚模被黑社会的人敲诈，不是黑社会。

13.证人李小琴、汪凌、陈进喜的证言证实，龚刚华叫他们把保利公司关了，不关门就让最早来保利公司上班的小姐走远点。警察问谁是保利公司的老板，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李小琴、汪凌后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即谎称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14．上诉人李庄的当庭供述。

上诉人李庄的辩护人对上列证据中的龚刚模伤情司法鉴定检验报告无异议，同时提出，上列第1项证据与证明犯罪无关，第2项证据内容不真实，第3项及第4项证据中证人刘刚、王丽敭、杨永康、张科、何建洪未出庭，且其证言内容不真实，证人唐勇、吴鹏的证言不真实；第5项、第6项证据内容虚假、违法；第7项至第13项证据暨证人龚刚模、马晓军、龚云飞、吴家友、龚刚华、程琪、陈进喜、汪凌、李小琴的证言不真实；羁押证人收集证据程序不合法；陈进喜、汪凌、李小琴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均不应采信。对于辩护人针对本案证据提出的意见，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认为，上列第1项证据证明了上诉人李庄作为龚刚模案件的辩护人的主体身份等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第2—4项证据证明了龚刚模在南川区看守所、江北区看守所羁押期间未因刑讯逼供受到外伤，且与龚刚模的证言相印证，内容真实；第5-6项证据证明本案的案发经过及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办的情况；第7-13项证据证明李庄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事实。上列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辩护人提出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应一律不予采信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认为，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针对上列证据发表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辩护人对上列证据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采信的龚云飞与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事务代理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二审庭审中，李庄的辩护人举示了下列证据：

1．李庄、马晓军三次会见龚刚模的笔录，欲证实是龚刚模首先向李庄陈述被刑讯逼供。2．龚刚模案件中部分证人的询问笔录、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十三份，欲证实公安机关经常夜间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张科等关于一般在白天讯问嫌疑人的证言虚假。

对于辩护人举示的上列证据，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认为，会见龚刚模的笔录虽由马晓军制作，但没有龚刚模签字，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查明；法律并未禁止夜间讯问，且该十三份笔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建议法庭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会见笔录未经龚刚模签字确认，不能证实李庄会见龚刚模时的真实情况，其记载的内容又与马晓军的证言相矛盾；十三份笔录虽证明有夜间讯问的情况存在，但只能证明张科等证言中“一般在白天对嫌疑人进行讯问”的内容不准确，并不能证实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同时，夜间讯问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不等同于刑讯逼供，且龚刚模的同案人是否在夜间接受讯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针对辩护人举示的上列证据发表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故对辩护人举示的上列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刑讯逼供首先系龚刚模自述而非李庄教唆，龚刚模检举李庄的内容相互矛盾，龚刚模腕部的伤未查清原因，不能排除被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没有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有其本人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的当庭供述及在本案中作证的证言、二审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唐勇、吴鹏的证言予以证明，且龚刚模当庭已对其手腕的损伤作出合理解释。李庄采取明示和暗示的方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的事实，有龚刚模的证言及与之能相互印证的龚云飞、龚刚华、吴家友、马晓军的证言予以证明，上诉人李庄亦当庭供认。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供述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辩护意见。经查，李庄向龚刚模宣读樊奇杭的供述，其目的是为教唆龚刚模推翻之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该行为实际是李庄伪造证据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羁押证人收集证言，属违法取证，关键证人未出庭，一审程序违法的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的龚云飞、马晓军等人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为收集其他犯罪案件的证据，向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收集证言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已依法通知证人出庭，证人拒绝出庭，在此情形下法院依法开庭审理，程序并不违法。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李庄未编造龚刚模被敲诈的事实的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只供述樊奇杭找其借过钱，但未供述受到樊奇杭敲诈。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并要求程琪出庭作伪证的事实，有龚刚模、程琪、马晓军等人相互印证的证言予以证实。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认定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的证据存在矛盾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龚云飞、吴家友均证实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与上诉人李庄的当庭供述相印证。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李庄未实际伪造出有形证据和妨害证人作证，未造成妨害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的后果，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辩护人将伪造证据、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犯意付诸实施，即构成本罪。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一审对李庄提出的回避申请直接予以驳回的方式违法的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所列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李庄在一审庭审中要求江北区人民法院集体回避于法无据，要求公诉人回避的事由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所列情形，一审法院对其回避申请当庭予以驳回并告知不得申请复议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当。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一审对其申请证人出庭、调取新证据、延期审理等未给予书面答复，属于程序不合法的辩护意见。经查，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该申请采用口头答复的方式，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一审不采信其举示的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资料，于法无据的辩护意见。经查，辩护人在一审及本院二审中均不能证明该录像资料能够客观反映龚刚模接受采访的真实情况，也不能证明该录像资料在后期制作中是否被剪辑、删节等，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且该录像资料证明的内容与本案现有证据证明的内容并不矛盾，是否采信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中，上诉人李庄尚能认罪。考量其认罪态度，依法可予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刑事判决的定罪部分，即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二、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

刑事判决的量刑部分，即判处被告人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三、上诉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12月12日起至2011年6月11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林

审

判

员

贺志伟

代理审判员

谢

懿

二〇一〇年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汪礼滔

第五篇：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一中民五初字第107号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一中民五初字第107号

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齐亚莉。

委托代理人李靖。

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张孜雄。

委托代理人王智勇。

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林娜公司）诉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玛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美林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齐亚莉、李靖，被告爱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爱军及委托代理人张孜雄、王智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美林娜公司诉称，一、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

（一）原告对爱玛文字在先使用。

原告于1994年3月2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自行车、儿童车、电动行车、电动三轮车驾叉及零部件等，自成立之初原告就一直使用爱玛商标。

爱玛并非常用词汇，作为臆造词乃原告所原创，并将爱玛商标在商品销售和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中进行使用。2006年3月21日，原告经中国国家商标局核准，在第12类商品类别上注册了爱玛MARINA商标，爱玛文字是该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标注册号3804083，核定使用的商品为：自行车、三轮车。

（二）原告的爱玛注册商标已广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爱玛作为原告的注册商标和商业标志使用始于2003年，经过数年的发展原告已经成为了同行业最大规模的制造商之一。原告及其商标所具有的良好商誉、强大的品牌宣传以及多年来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使原告的爱玛商标在相关公众中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三）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上传者知盟网 http://

1、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登记和使用爱玛企业名称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在2008年1月登记并使用的企业字号为爱玛文字，与原告爱玛商标文字完全相同。原告购买的被告生产的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各一辆，该购买行为经天津和平公证处公证，被告在其生产的产品上多出标注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字样，并在前处车筐处使用了与原告完全相同的粉色飘带设计，车后挡泥板处突出原告经常使用的心形设计，容易让消费者或同行业认为是原告的关联产品。被告在网站上以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名义经营并进行宣传，销售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商品。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不良影响。被告的行为属于利用其他方法，对商品的生产者和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综上，被告登记企业字号中爱玛文字与原告爱玛商标构成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2、被告具有主观恶意。被告成立的时间为2008年，远远晚于原告企业成立的时间1994年，晚于原告在第12类爱玛商标注册的时间2006年。因此，原告对爱玛商标的使用均早于被告对其企业名称的使用。同时，被告实际生产销售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与原告爱玛系列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相同，属于同行业竞争者。爱玛在天津乃至全国相关消费者中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相关消费者只要看到爱玛文字标志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就会认为这是原告的产品或者与原告有某种关联。基于公平的竞争秩序及商业道德，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不应将同行业中其他经营者的注册商标作为字号予以登记并使用。鉴于原告爱玛商标的知名度，结合本案中的实际情况，被告属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企业，应当知晓在同行业已有较高知名度的原告企业及其爱玛商标的产品，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天津登记含有与原告注册商标爱玛文字的企业名称，且该公司经营产品与原告经营产品及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这些行为足以使相关公众对被告与原告的关系产生误认，被告具有借爱玛品牌知名度提高自身影响获得竞争优势谋取商业利益的故意，主观恶意明显。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三项、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生产的产品上及其销售过程中突出使用与原告AIMA注册商标近似的AEIMA，构成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1、被告使用的AEIMA与原告注册商标AIMA构成近似。

依据《商标注册审查标准》中关于商标近似性判断的标准：外文商标仅有个别字母不同，无含义或含义区别不大，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认的，判为近似商标。显然，在本案中被告使用的AEIMA与原告注册商标，均包含A、I、M、A四个字母，并且排列顺序完全相同，单独字母E虽然是与原告商标的唯一区别，但排列在整个商标的非显著位置，且并未艺术化设计，相关公众极易上述两商标向混淆，并最终造成对产品来源的误认，从而丧失商标区别于不同生产者的功能。

2、被告将AEIMA使用在了原告注册商标的核定范围内。

原告第6525034号12类AIMA商标核定使用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车架；自行车轮圈；儿童自行车；车辆轮胎；送货三轮；自行车、三轮车或摩托车鞍座等商品上。经原告调查取证，被告将该商标使用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上，显然与原告上述商品构成相同。

综上，被告未经原告允许，在其生产、销售的自行车及电动车上突出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近似的AEIMA标志，构成了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已经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该为法律所禁止。

三、被告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原告企业及其商标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被告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当知晓原告企业及其商标，却仍然在与原告相同区域的天津登记爱玛企业字号，自2008年使用至今，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被告实施了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1、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含有“爱玛”字样的企业名称；

2、被告限期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与“爱玛”相同或近似的字样；

3、被告停止对“AIMA”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4、被告赔偿原告因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因调查、制止被告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合计人民币120000元整；

5、被告在《中国工商报》、《营商电动车》上登报刊登声明，为原告消除影响；

6、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用。

被告爱玛公司答辩称，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商标权，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自相矛盾。原告的注册商标“爱玛”是2010年2月21日核准，晚于被告企业名称合法注册的时间2008年1月，被告是合法注册，在其产品上合法使用自己的企业名称，也是规范使用，被告在其网站上使用企业合法注册的名称也是合法的。本案的事实证明原告的广泛宣传应该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晚于被告核准注册企业名

称的时间，被告不存在主观的恶意，也没有搭便车的故意。被告的商标AEMIA是图形加上英文字母，与原告的AIMA商标不构成相近似，被告从中国商标网查询到与原告同行业的企业商标HIMA与原告的注册商标仅差一个字母，商标局对这个两个商标均予以注册，也就是说，其中四分之三的字母相同的时候不能构成相近似。综上，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商标专用权，也没有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1994年3月2日成立的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企业。原告于2006年3月21日注册了“爱玛MARINA”商标，注册号为3804083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2类。于2010年2月21日注册了“爱玛”商标，注册号为6300468，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2类。于2010年3月28日注册了“AIMA”商标，注册号为6525034，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2类。依法享有

“爱玛MARINA”、“爱玛”和“AIMA”商标专有权。原告为促进其产品及品牌的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爱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在相关公众中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被告系2008年1月22日成立的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企业。被告在其产品及宣传中均标注了“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字样，被告在其产品及网站上突出使用“AERMA”、“AEIMA”字样。

2010年11月24日、2010年12月3日，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对购买被告产品及进入被告网站的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制作了（2010）津和平证经字第674号、675号、698号公证书。上述事实有商标注册证、公证书、广告合同等证据均经质证，连同开庭笔录入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在处理注册商标与注册使用企业名称冲突的纠纷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保护在先合法权益的原则。原告于1994年注册成立并于2006年、2010年取得了“爱玛MARINA”、“爱玛”和“AIMA”注册商标，通过长期经营和较为广泛的宣传，原告及其“爱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在相关公众中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告于2008年注册成立，与原告同为生产经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企业，其对原告的“爱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品及商誉等情况理应有一定的了解，但其仍然登记使用含有“爱玛”字号的企业名称，主观上有利用原告商誉的故意，足以使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以及与原告具有关联关系产生误认和混淆，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亦属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有权的行为。被告的产品与原告的产品为同类商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产品上突出使用与原告注册的“爱玛”商标相同的“爱玛”标志和与原告注册的“AIMA”商标相近似的“AERMA”标志，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有权，亦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综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有权，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应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问题，本院将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方式、范围、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停止侵犯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爱玛”和“AIMA”注册商标的行为，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爱玛”字样；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50000元；

三、驳回原告美林娜（天津）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天津爱玛自行车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金明

代理审判员 王晓燕

代理审判员 赵永华

二０一一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张荔颖